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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丁盛将军回忆录》公开出版 附 丁盛将军申诉书(余汝信先生提供)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01, 2009 8: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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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盛将军回忆录》公开出版

                ·余汝信·

  由丁盛口述、金光访问记录、余汝信整理编注的《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近日在香港公开出版。

  本书为根据丁盛生前于1990年代中期两次长时间谈话录音整理而成。谈话录音经金光转换成文字稿,曾于2001年自行印刷,在战友中内部传阅。受丁盛将军亲属的委托,编者近一年来对自印本进行了史实和文字上的订正,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记录将军一生征程的珍贵历史照片及生平大事年表等附录文字。广州军区老同志、原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迟泽厚老人,为本书写了情深意切的《—腔悲愤谁诉——记丁盛同志晚年》一文,并对全书整理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校阅。

  丁盛文革期间曾先后担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重新整理后的回忆录共分为十四章,其中涉及文革部分四章,分别是第十一章新疆岁月、第十一章军区司令(一)、第十二章军区司令(二)和第十三章飞来横祸。这一部分语言质朴的文字,揭露了文革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内情,反映了一位为共和国立下赫赫战功的高级将领在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困惑与磨难。



          丁盛将军申诉书(余汝信先生提供)

               •丁 盛•

              给组织的一封信

×××同志:

  你(们)好!我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相信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的态度,再一次将我的问题以及目前处境向组织详谈。望组织明察,重新审理,早日澄清我的不白之冤!

  仅凭我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一个晚上的谈话(马、徐、王就此捏造出的假口供详情见附页),就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据这假口供判定我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罪,这与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相违背的。

   早在七七年三月,华国锋在未经任何调查与核实的情况下,就在全军工作会议上平白给我定了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的基调。以后便照此办理。三月二十六日宣布停 职审查,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将我先后关押两次,长达两年之久。六年内除专案组具体办事人员外,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没有任何人找我核实材料。八二年六月, 我向总政检察院、法院三名干部反复详谈了8月8日和9月3日的谈话内容,并一再声明绝对没说马、徐、王捏造的口供,也不可能说类似的话,他们还是强行宣布 我触犯刑法93条,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罪,免予起诉。

  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军区政治部王副主任给我念总政电话通知:“退出现役,每月生活费150元,享受一般干部待遇”。十一月由专案组一名干事口头通知:“开除党籍”。至今我没见到处理我的正式文件,我几十年的党籍、军龄便告此结束。冤枉!我想不通。

   八四年六月,军区勒令我月底离开南京前往江西居住。我年逾七十,身残体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生活不能自理。孑然一身,日子实在艰难。苦苦支撑三个月, 心力交瘁,九月十九日突然昏厥休克,脑部摔伤。周围群众竭力奔走呼救,经抢救我有幸复生,但有关人员在我入院救治问题上百般限制,所住医院无脑外科,脑伤 得不到医治。实在无奈,被家人接到南京治疗。今年来我又两次住进医院,病中虽能得到亲人护理,但因我的供应关系在江西,在住院、看病用车、医疗费用以及食 品供应等问题上均无着落。我三○年参加红军,遭坏人诬陷落此下场,令人心碎。我希望组织接受我两个恳求:

  一、重新审理我的问题,弄清真相,请允许我去京。向组织呈述我的意见。

  二、我已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请求组织将我的关系转回南京,与家人团聚,度此余生。

  致
         敬礼

见附件一份
          丁盛(签名)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

  与马、徐、王谈话的真情及我的自白

(一)去上海的目的以及76年8月8日与马、徐、王怎么见面的。

  七五年我心脏病复发,遵叶帅的指示,从九月至七六年二月,一直在南京中山陵养病。讹传我不听叶帅招呼,去了上海治病,这不是事实。

  七六年八月,军区八九月份要在上海、杭州湾搞陆、海、空演习——这是由总部批准,有各大军区及总部的人参加,军区领导也全部参加的活动。这样,我因工作去了上海。

   七月三十日,我离宁经上海视察演习部队及附近海岛部队。八月八日坐了一天海船到长江口大小洋山,李宝奇(上海警备区政委)到那儿接我。抵达上海,李宝奇 问我:“你来了上海,要不要告诉上海市委?”我说:“不要。”九点多,我在延安饭店准备休息,秘书陈长顺告我:廖汉生政委的张秘书来说:“廖政委明天请上 海市的医生会诊,要我给上海市委打个电话,以引起他们的重视。”陈秘书因我劳累要休息,想请党办李主任打这个电话,张秘书说还请司令打好,我就按这一要求 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不久,陈秘书告我:“市委来电话说马、徐、王要来看你。”十点左右,他们来了,闲谈了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去看了廖政委。

  就这样,客观因素促成我意外地见到马、徐、王,决非我有意安排要见他们,而达到所谓密谋的目的。

(二)八月八日晚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一见面,彼此寒喧:“你们这么晚了,还来看我。”“应当。”“从哪儿来?”“从海岛来。”

  我说了视察海岛的感受:“从长江口以东以南的地形看来,屏障多,兵力密度大,敌人(指外来侵略者)若想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老路,肯定要失败的。而长江口以北,以东的地形我从没去过,但听说水网地区,没山作屏障,兵力密度小,这个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要去看看。”

  我说:“这次我们部队要搞演习,要来很多干部,在车辆、交通秩序、副食品供应上都希望市委协助解决,要麻烦你们了。”

  马说:“应当,不成问题。”

  我说:“进长江口,水浅,大货船进不来,李先念同志讲过:每年罚款多少亿,你们挖个深水港多好呀!”

  我问:“你们很忙吧?”

  马说:“很忙,搞生产,忙给唐山运物资,这次唐山地震很厉害。”

  马、徐、王主动提起:“军区七月份党委扩大会议开得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是检查部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工作的会议,是错误的)。你们军区领导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吧?”

  我说:“是一致的。”

  马问:“魏金山(六十军政委)怎么没参加这次会议?”

  我说:“他有病,住院了。”

  马说:“上警的一个副司令董常云思想不通,他现在出差了,等他回来后,我们要批评他的。”

  马又问:“李宝奇同志是怎么来上海警备区当政委的?”

  我说:“是军委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党委提议来上警当政委的。”

  马问:“李宝奇这个人怎么样?”

  我说:“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你看怎么样?”

  马说:“李说话圆滑些,他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过,他和刘耀宗不一样(上警另一政委),刘是直筒子,有什么说什么,对就对,错就错。”

  马又问:“刘耀宗哪儿去了?”

  我说:“他有病,在黄山休养。”

  马说:“欢迎刘耀宗回上海工作。”我没答话。

  我说:“我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经常发作。”

  马天水指著徐景贤说:“可以安排他去华东医院检查一下。”

  “好,谢谢。”

  坐了近一个小时,我们一块去看了廖政委。

  他们有意打听上警干部及军区会议的情况是别有用心。当时我只把他们当上海市委领导看待,没能识破他们反革命面目,失去警惕和防范,这是我的错误。

(三)九月三日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九月三日,十点左右,马、徐、王没打招呼,突然来延安饭店我的住处,我问:“你们来干什么?”马说:“最近有两批较多的外宾要来,看延安饭店的宴会厅是否容纳得下。”我说:“可以去看看。”

  他们坐下来,我说:感谢上海市委给予军区这次演习的支援和帮助,马天水说不用感谢这是应该的。

  马说:“市委给你们转去一封信,是无锡部队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四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你们收到这封信没有?”

  我说:“收到了”。

  这时我告诉他:“我们也收到了一封信,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给某医院护士的。”他在信上说: “毛主席百年后要打内战。”我说:“打内战可不得了,我们已将这封信送中央了——送给陈锡联同志。”

  马天水说:“我们也收到了类似内容的一封信,也送中央了。”

  这事就说了这么几句。

(四) 军事检察院的免予起诉书(下简称“决定书”)说:“八月八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他们 说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布置。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 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发了 各种枪支弹药。这就构成我参与密谋武装叛乱罪。

(五)下面请组织听取一个老战士对党的自白:

  (1)关于六十军的问题:“决定书”上说:“我最不放心六十军”“六十军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事实上八月八号晚谈话,除问到魏金山(六十军政委)哪儿去了之外,根本就没有提到六十军。

  至于我说的长江口以东以北的地形,完全是从上海的海外防御角度说的。与在上海以西京沪线上的六十军没有任何关系。马、徐、王的供词说我对六十军“很担心”,这完全是移花接木的栽赃,彻头彻尾的捏造。

  说我说:“这个军我指挥不动……在宁沪线上,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我身为大军区司令,对下属部队根本不存在调动调不动的问题,事实上,我刚顺利完成了对六十军的调动。

  我感到六十军的一个师配置在交通条件较差的淮阴一带,便提出将该师调到无锡市,经军区党委讨论,总参批准,七六年上半年该师调防,六十军军部也从江浦调到镇江。若说:“对上海是个大威胁”,这个”威胁“不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吗?真是无稽之谈。

  (2)“决定书”上说我表示:“准备杀头”,这更是荒谬绝伦。我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有职有权,工作顺心,上下团结,情绪很好,心情愉快,神志清醒,我怎会 出此悲观的混帐话呢?八月八号的谈话,除相互吹捧,并没有议论中央领导,也没有谈论全国的形势,我想的是演习,谈的是演习。我没有,也不可能说:“准备杀 头”之类的话。

  我在谈到什么问题时说“准备杀头”?它的前言后语是什么?它总不会是孤零零的一句话吧?

 (3)“打 内战”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信的内容,怎么成了我和马、徐、王谈了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本是九月三日晚上的谈话,硬不顾客观事实,给安在八月八日晚 上;是为了证实八月十一日马、徐、王的突击发枪,是谈及“打内战”而引起的,好加予我策动叛乱的罪名,这样又制成一个错案。

 (4)我和 马、徐、王的关系:我和马、徐、王过去不认识,七四年调南京军区工作后,在上海接触过三次,第一次是七四年三月,从舟山视察部队回南京,路经上海,晚上我 们初次见面;第二次是七五年一军和二十军调防路过上海,王秀珍请我吃过一顿饭;第三次就是七六年八月八号晚和九月三日晚的两次谈话。在这前后,我们既没有 工作上的联系,也没有任何书信、电话及私人交往。九月六日接到毛主席病重的电报,要我返宁,我去市委告别,如有谋反之意,这是密谋的最好时机,可我只告别 一声就走了。从那以后,没有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请组织详细调查我这一个多月的活动情况(从九月三日到十月八日)。

  粉碎“四人帮”, 我才认清了马、徐、王的真面目:他们蓄谋叛乱,早就狠抓上海民兵多次发枪。马、徐、王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武装叛乱,搞武装叛乱是他们反革命思想本质的 大暴露,怎能无端归罪于我的一两次谈话受我的影响呢?反革命分子马、徐、王的口供决不可信,他们为减轻罪责,妄图嫁祸于我,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总政检察院、法院的三名干部在八二年六月审理我的问题时,不听我叙述的事实,而相信马、徐、王的口供,他们说:“毛主席说审查干部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你的问题虽没别的证据,而马、徐、王的口供就是证据。”

  请组织相信一个老红军战士的自白,绝不要轻信马、徐、王造反派的为减轻罪责,而嫁祸于我的假口供。

   我今年已七十二岁,去年摔伤后三次住院近况不佳,身体很虚弱。承受“反革命分子”的精神枷锁,殃及家属孩子。更痛苦的是多次申诉,无人受理,给组织的 信,都石沉大海,我越来越感到生命危在旦夕,渴望在瞑目以前能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过问。让我去北京澄清自己的问题,并盼望解决我目前生活上的困境,党虽在 组织上处理了我,可我仍坚定不移地相信党,依靠党,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解决我的问题。


华夏文摘增刊 第六七一期 二○○八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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