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
　　　　　　　　　　　　　——《吴法宪回忆录》述评

　　　　　　　　　　　　　　　余汝信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之前，吴法宪是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９·１３”一夜之间，使这位中央要员直从天上跌到地下，并因１９８０—８１年两案审判被列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刑十七年，从而成为“臭名昭著”的反派人物。

　　“９·１３”十年之后，１９８１年９月，吴法宪走出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保外就医”，被安排至山东济南居住，过上了普通人的小日子。可幸的是，此后十多年间，他的思想并未因地位的巨大改变而颓废、而萎靡不振，相反，他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数十万字的回忆录。近日，这部《吴法宪回忆录》终于在作者病逝两周年之际，在香港面世。〔１〕

　　作为文革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当事人和见证人，吴法宪的个人回忆值得研究者期待。且不说在一个走向法治的时代，即便作为被告，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更何况吴法宪早已在上世纪结束之前便已恢复了公民权，他当然有从个人的角度去述说他经历过的历史事件、表达他个人感怀的自由。正如回忆录的作者自己所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历史事件，是由很多的侧面来展现，完善的，在我的回忆录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历史事件，我所经历和反映的只是一个侧面，还需要其他的史料来印证，也算是一家之言吧。”（《吴法宪回忆录》自序，页Ⅱ）〔２〕

　　　　　　　　　　　　　　（一）

　　《吴法宪回忆录》的时间跨度几近七十年，记述了作者自１９１５年出生、十五岁参加红军、直至１９８０年代“保外就医”后到济南的人和事。全书分上、下两卷共十六章。笔者对上卷前九章兴趣不大，关注的是下卷的后七章：第十章　“文革”的前奏，第十一章　风风雨雨闹“文革”，第十二章　九大前后，第十三章　九届二中全会，第十四章　“庐山会议没有完”，第十五章　阶下囚，第十六章　保外就医到济南。

　　吴法宪以至整个“林彪反革命集团”之“罪”，盖因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而起。罪名之中最重的罪名，是这几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坚持者的本意，就是“抢班夺权”。在回忆录第十三章“九届二中全会”中，吴法宪对设国家主席一事的经过如是说：

　　　　　　一九七○年三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泽东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
　　　　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杭州。当天晚上，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在会上传达
　　　　说：“毛主席提出政治局研究一下，文革时间长了，要考虑恢复政府机构，准备召开四
　　　　届人大。一是通过人大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二是成立和恢复各级政府；三是要
　　　　研究发展经济和战备问题；主要是这三点意见。”他还传达说，毛泽东指示，关于宪法
　　　　问题，要政治局研究成立修改宪法的起草小组。另外，还要准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这几件事要立即着手做。

　　　　　　最后，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
　　　　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
　　　　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没有讨论，会议就结束了。

　　　　　　会后，汪东兴找到叶群，想到毛家湾去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但因为林彪已经
　　　　按照平常的习惯，在晚上八点钟服用安眠药睡觉了，所以汪东兴没有去成，只好请叶群
　　　　转达。

　　　　　　毛家湾去不成，汪东兴就请叶群、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一坐。
　　　　于是，我们一行从中南海的新华门进去，一直到了靠水边的小楼，汪东兴的家。我们下了
　　　　车，随后一起在客厅里闲谈了一会儿，接着话题就转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这时，汪东
　　　　兴又对我们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这个话，
　　　　我们听了都感到很高兴，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特别的信任与关怀。当时汪东兴也很兴奋，
　　　　因为“九大”以来他同我们一直是搞在一起的。

　　　　　　那天晚上，汪东兴很高兴，一定要请我们吃饭。吃什么呢？是红薯。因为那时已经到
　　　　了三月份，红薯已经很少了，但是他家里保存有。我们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才各自回家。
　　　　（页７７５—７７６）

　　吴法宪接下来说，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３日晚９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指示精神。这次会议，除在外地的毛泽东、林彪以外，中央政治局成员都参加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首先成立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小组，由周恩来牵头，成员由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接着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由康生任组长，成员有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等共六人。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问题，留待宪法修改小组研究。此后该小组对宪法修改草案进行了多次讨论，惟对国家主席设置与否意见不一。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谈及了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态度：

　　　　　　在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我想着重说一说林彪的意见和态度。一九七○
　　　　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因林彪准备带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去向毛泽东汇报军委的工作，黄
　　　　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就先到林彪住处汇报工作。我们向林彪说起，军委办
　　　　事组已派吴法宪和李作鹏参加了宪法修改小组的工作。我们还说起，关于设不设国家主
　　　　席，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是设，一个是不设，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
　　　　彪同志才能当”。

　　　　　　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
　　　　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
　　　　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
　　　　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
　　　　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
　　　　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

　　　　　　林彪当面对我们表示的这个意见，口气非常肯定。我至今仍然认为，林彪的意见比
　　　　较中肯。他的这一番话，是出自内心的，也比较合乎情理。像以后有些人所说的那样，
　　　　“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急于抢班夺权，急于分裂党，反对九大路线”，我感到实在是
　　　　牵强附会，缺乏根据。我有几点理由：

　　　　　　第一、当时国家主席的位置是一个虚职，当时国家代主席的职务是由董必武同志担
　　　　任的，而董必武同志连中央常委都不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是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
　　　　里。在九大，林彪当选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最实际的权力。而且在
　　　　党的九大党章中和宪法草案中已明确的规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在
　　　　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林彪根本没有必要去争这个国家主席。

　　　　　　第二、当国家主席是个出头露面的事情，而林彪对搞出头露面的外事活动是很少感
　　　　兴趣的。这从他建国以后极少参加外事活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再说他的身体不好，也
　　　　没有条件参加各种外事活动。

　　　　　　第三、刘少奇是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被打倒的，这是前车之鉴。林彪是个聪明人，
　　　　看到了这一点以后，他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了同毛泽东的适当距离。这一点，有很
　　　　多事例都可以证明。（页７７７—７７９）

　　需要说明的是，吴法宪上述这番话有一点不准确：林彪在九大是当选为唯一的党的副主席，但不是唯一的军委副主席。此后，宪法修改小组上继续的争论，吴法宪电话告之了叶群而未直接秉告林彪，有关争论的情况及叶群的反响，吴法宪说：

　　　　　　由于我们军委办事组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来就分成两派，
　　　　这个问题，也反应到宪法修改小组里来了。从一些小的问题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两派，
　　　　陈伯达、李作鹏和我是一边；康生、张春桥是另一边。在讨论问题时，大家都是放开讲
　　　　话的，就时常有些争论之词，有些争论还非常激烈。如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这个问题上
　　　　，我们坚持了林彪的意见：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国家主席，考虑到毛泽东
　　　　不便出国访问，可以设国家副主席，总之要设国家主席；康生和张春桥则不同意设国家
　　　　主席，而且人大也不设委员长，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顶
　　　　牛了。为了缓和矛盾，康生曾提出在宪法上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当时，林彪和叶群住在北戴河，事后我把这种情况通过电话反映给叶群，叶群回电
　　　　话说，林彪很赞成你和李作鹏的意见。要说服他们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
　　　　家没有一国元首，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说，各国宪法都有总统、
　　　　主席等领袖人物为国家元首。我国开国以来，毛主席就是我们国家主席，后来有刘少奇
　　　　主席。现在取消不好，引起世界人民怀疑。叶群在电话中对宪法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
　　　　班人表示高兴。

　　　　　　以后叶群在北戴河对宪法修改工作很关心，常来电话询问讨论的情况，并告诉我们
　　　　林彪的意见：要在国家的指导思想一条上加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人大常委会
　　　　只设主任不设委员长，林彪认为不妥。这一点康生是最不满意的。（页７７９—７８０）

　　关于国家主席设立与否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当年８月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着重谈及了汪东兴在此问题上初始的态度，及“９·１３”后吴交待叶群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句话的由来：

　　　　　　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
　　　　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
　　　　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
　　　　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
　　　　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
　　　　，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
　　　　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
　　　　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
　　　　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
　　　　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
　　　　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
　　　　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
　　　　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页７８８）

　　根据吴法宪以上回忆，可以得到的信息是：（１）林彪是赞成设立国家主席的，林说：“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２）“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据说是汪东兴讲的话。这里所谓的“据说”，因为不是吴法宪本人亲自听汪东兴说的，而是程世清告诉吴，汪东兴说过这样的话。（３）吴法宪此处的回忆亦应有误差，根据程世清未正式发表的回忆录，汪东兴类似这些话，是时为江西省军区副政委文道宏转告给程世清的，文道宏当时参与庐山会议接待工作，与汪东兴住在一起。

　　吴法宪说，迫于当时种种巨大压力，他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今天看来，这当然不是一个经历过严酷战争考验的军人的正确所为。但吴法宪说，他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倒是可以查证得到的。“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可见于当年大量印发的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即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吴法宪亲笔交代的影印件原文为：“（二）七○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在“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九个字下边，吴法宪确实加了“……”的重点符号。〔３〕

　　看来，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他当年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这倒不是假话。

　　　　　　　　　　　　　　　　（二）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以大量的篇幅谈及了当年与张春桥的斗争。如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４日的宪法修改小组会议：

　　　　　　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
　　　　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论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
　　　　后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
　　　　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
　　　　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
　　　　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导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
　　　　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是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
　　　　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
　　　　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
　　　　张春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份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
　　　　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
　　　　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天才地
　　　　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
　　　　夫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追问他：“毛主席在哪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
　　　　一时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我又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
　　　　？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风，刮到下面就会愈刮愈大。今后中央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为
　　　　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们不准称天才，你想
　　　　借口毛主席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这时康生也很不冷静
　　　　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我说：“我是
　　　　个人的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的成员，有权提出个人意见。
　　　　”康生说：“对、对、对，写上、写上。”以后他们两个再讲话，我都不吭声，索性连
　　　　话也不说了。

　　　　　　看来，张春桥的话不简单，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几个文人，他们说打倒谁，就打倒谁
　　　　，打倒了那么多的老同志，现在又公开把矛头指向了林彪，我心中真是气愤不过，林副
　　　　主席有什么错，难道又要打倒吗？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经过几十年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考验
　　　　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你张春桥之流能啃得动的吗？！打倒林彪，靠你张春桥能打仗和
　　　　支撑国家吗？现在想起来，给张春桥扣上“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
　　　　这顶帽子，也有点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但当时我在很多事情上对张春桥不满，积怨甚
　　　　深，也就借题发挥，这样吵了一通。我和康生、张春桥在这次会议争吵的情况，李鑫都
　　　　作了记录。（页７８１－７８２）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在周恩来宣布完会议议程，康生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之后，毛泽东宣布，请林彪讲话。

　　　　　　林彪那天的讲话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他讲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
　　　　，场面非常热烈。

　　　　　　林彪讲完话，毛泽东就宣布散会。此时不光我们几个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
　　　　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许世友，对林
　　　　彪的态度最为热烈。许世友对张春桥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感，曾多次对我说：“别看张春
　　　　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是他什么都不懂，一个兵也调不动。”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他们走了以后，我们还都留在礼堂内议论。大家兴致都很高，
　　　只有张春桥等几个人的情绪不太正常。张春桥这个人是很高傲的，一向都看不起我们，平
　　　时很少主动同我们搭话。这时他的态度也变了，主动过来问我有没有记录林彪的讲话，并
　　　说我记录得比他好。这真是笑话！

　　　　　下午，我们见到叶群，问起林彪讲话的事。从叶群那里知道，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
　　　毛泽东说由他主持会议，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康生作修改宪法的报告。接着，他又
　　　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着说：“有一个问
　　　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争议，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
　　　，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
　　　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自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
　　　的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
　　　一个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
　　　刺。”林彪把八月十四日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这时周恩来也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回
　　　事。毛主席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主席又问林彪准备怎么
　　　讲，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
　　　。”毛主席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

　　　　　叶群还告诉我们，林彪当时对毛泽东只点了张春桥的名，没有点康生的名，这一是因
　　　为康生在场，另一个则是因为毛泽东很器重康生。这就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的
　　　缘由。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页７９２
　　　－７９３）

　　吴法宪高兴得太早了！对张春桥的攻击，无疑得到了林彪的首肯，也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惟未讲究策略，操之过急，引起江青、张春桥的极大反弹。更重要的是，军人们当时决未有料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的关爱之情，甚于对林彪的所谓“战友”之情！两日之后，形势逆转，风云突变！

　　　　　　刊载各小组讨论情况的简报发下来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看过以后就不是一般
　　　　的紧张了。二十五日上午汪东兴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事前没有
　　　　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
　　　　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
　　　　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主席
　　　　对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他不知道，但他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叶群叫他给我打电
　　　　话，要我沉住气。

　　　　　　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我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情上，毛泽
　　　　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

　　　　　　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各小组继续讨论。这天讨论的情况比较平静，没有
　　　　那样像二十四日那样热闹了。许多小组都已经一致通过了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我所在
　　　　的西南组也没有再讨论，就一致通过了这个意见。这样一来，这一天的全会又形成了一
　　　　边倒的局面。

　　　　　　午休后，我去参加西南组下午的会议，没有见到小组长、四川省委书记兼革命委员
　　　　会主任张国华。我问副组长、云南省委书记谭甫仁，他回答说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去了
　　　　。这一下我觉得有点奇怪了，通常都是毛主席先召集政治局会议，怎么这次直接召集各
　　　　小组长会议呢？而且我们一点都没有听说这件事。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问题了。（页
　　　　８００－８０１）

　　　　　　下午四点多钟，张国华回来了。回来以后，他立即在小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他说：“毛主席在下午两点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
　　　　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
　　　　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
　　　　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
　　　　，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副主席。天才的问题也不准再提了。
　　　　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这真是风云突变！我当时在心里想：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
　　　　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但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带着这样一种心情
　　　　，吃过晚饭，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处，想了解一些情况。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
　　　　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会议可能要休息几天，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你们没
　　　　有来过庐山，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散散心嘛。”叶群说的这些话，是在安慰我还是真
　　　　的不在乎，我不知道，总之她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的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
　　　　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
　　　　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这个事情，林彪对我说得很简单，看来他也很沉得住气，但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不安
　　　　了。

　　　　　　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各组的汇报。在这个会上，康生他们又
　　　　神气十足起来，气势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毛泽东变过来了，站到他们一边去了
　　　　。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又一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休会两天，换换空气。”（页
　　　　８０１－８０２）

　　　　　　两天之后，继续开会。毛泽东已完全站在江青、张春桥一边。首先是将陈伯达抛出
　　　　来。江青等说陈是叛徒，背叛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陈投靠军委办事
　　　　组，把“林副主席”绑在陈的战车上。紧接着又追查军委办事组诸人等在小组会议上的
　　　　发言情况，逼迫他们承认犯了错误，作出检讨。吴法宪说，康生总结了四句话：吴法宪
　　　　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以后，毛泽东亲自保下了汪东兴，陈毅
　　　　等被认为是受骗上当，而对军委办事组诸人及林彪是穷追不舍。为此，李作鹏说：“从
　　　　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李作鹏这句话，算是说对了。

　　吴法宪如此这般对庐山的这场斗争进行了总结：

　　　　　　我们当时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江青、康生、张
　　　　春桥、姚文元一边。

　　　　　　现在想起来，毛泽东在庐山上搞我们，这里面也是“事出有因”的。“九大”以前
　　　　，由于“文革”的冲击，所有的地方政权基本上瘫痪了。毛泽东决定军队以“三支二
　　　　〔两〕军”的形式，接管了各级地方政权。毛泽东靠军队稳定了全国秩序，从而使军队
　　　　在国家事务中起了一种特殊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是当时客观条件造成的，当时如果没
　　　　有军队的介入，很难设想国家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
　　　　军队干部占了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
　　　　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
　　　　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
　　　　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
　　　　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据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曾多次向毛主席进言说
　　　　：军队现在的势力太大了，这样下去是一个威胁……。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
　　　　“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
　　　　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地保卫他的“文化大
　　　　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
　　　　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

　　　　　　当然，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会认识到的。当时我们都认为，我们这些人，大
　　　　老粗，没有政治生活的经验，所以这次上了当，翻了船。这也就是李作鹏在飞机上说的
　　　　：“我们这些人太不适应中央的政治生活了！”（页８２２－８２３）

　　笔者倒认为，１９７０年庐山的这一场斗争，是中共党内相对健康力量与文革极左派的又一次较量。因为文革极左派的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党内健康力量以失败告终，甚至如林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惟仅仅五年之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文革极左派失去了毛泽东这座硕大无比的靠山，变得不堪一击。在某种意义上说，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中南海之变，不过是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这场斗争的继续。以打倒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而言，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胜利者们与其说是继承了毛泽东的遗志，倒不如说是继承了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失败者林彪的遗志——尽管１９７６年的胜利者们决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然而，这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三）

　　吴法宪以颇大的篇幅述说了“９。１３”当日以及前后的详情。根据吴法宪所言，他不仅没有参与“林彪外逃”的一切行动，且对有关的一系列行动未有感觉到一丁点儿的预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八时，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我参加了，周恩来在
　　　　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之前，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全会要
　　　　补选中央委员，如姬鹏飞等。还要补选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因为陈伯达倒台了。

　　　　　　开完政治局会议，已经是九月十二日凌晨一点左右了。我回到西山住地，告诉陈绥
　　　　圻，快要召开三中全会了，看样子还得准备在会议上再作一次检讨，所以要很快再写出
　　　　一个检讨来。由于当时我们所有的文件，包括前两次检讨稿，都保存在空军大院的家里
　　　　，因此我告诉陈绥圻，准备第二天回大院，开始准备九届三中全会上的检查材料。

　　　　　　九月十二日起床，吃过午饭，我就和陈绥圻及秘书张启尧等人一起乘车下山，回到
　　　　了空军大院。我按照周恩来前一天晚上的指示，开始阅读中央政治局印发的、周恩来准
　　　　备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好在讨论时提出意见。陈绥圻则是根据
　　　　我的吩咐，开始找我过去的两次检讨，准备写新的检讨的材料。

　　　　　　看完《政府工作报告》，我想再抽出一点时间来处理一些空军的事情，当时空军正
　　　　好在召开航校工作会议，于是我约王辉球和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司令员薛少卿一起，
　　　　在晚饭后找八航校的校长和政委谈话，解决他们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我们一起到了办
　　　　公楼的三楼，找他们谈话。然后，我看还有时间，就又会见了刚刚从部队调来空军政治
　　　　部文工团的六个指导员，想解决一下空政文工团里的派性和团结问题。

　　　　　　就在与空政文工团六个指导员谈话中间，大约是当晚的十一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
　　　　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我回答说：“没有。”周恩来再次追问
　　　　：“究竟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
　　　　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到空三十四师，问师长时念堂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
　　　　。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并说：“是胡萍副参
　　　　谋长调去的。”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
　　　　，但是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我立刻问
　　　　：“胡萍在哪里？”时念堂回答：“在西郊机场。”

　　　　　　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
　　　　。”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有答复。我告诉胡
　　　　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

　　　　　　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我当即告
　　　　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

　　　　　　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以及我要
　　　　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
　　　　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了胡萍。（页８６１－８６２）

　　按吴法宪以上说法，不过是表明：胡萍对三叉戟的调动原因是知情的，并有意对吴法宪说了假话，而吴对此却一无所知。胡萍是否说了假话？他为什么要说假话？此外，周恩来为什么“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周恩来是否还知道了些什么而没有向吴法宪透露？看来，这一切都值得再研究。
吴法宪接着说：

　　　　　　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
　　　　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
　　　　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
　　　　就说要请示我。”

　　　　　　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
　　　　也好。”我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带是让时念堂去吧？
　　　　”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我告诉
　　　　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
　　　　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

　　　　　　放下电话，我就带着秘书张叔良、警卫员薛邦喜，直接从办公室去西郊机场。这时
　　　　，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零点左右。（页８６２－８６３）

　　以上周恩来的电话表明，即使没有“９·１３”事件发生，且林彪虽还是名义上的“副帅”，但其行动已经没有多少自由。不管叶群是否“私自”调动了飞机，林彪一家的行动都要征得周恩来的同意，虽然这种“同意”的方式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的，但实质上林彪已形同被软禁，吴法宪究竟是否听明白了周恩来话中的“微言大义”？

　　　　　　我到西郊机场时，胡萍还没有回医院，正在和空三十四师的龙副参谋长谈话。见到
　　　　我，龙副参谋长就走了。接着，我问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
　　　　。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
　　　　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
　　　　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
　　　　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
　　　　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页８６３）

　　在吴法宪的眼中，潘景寅充当的角色及其本人的立场，都是值得怀疑的，否则，为什么潘“满口答应”后飞机最终还是起飞了呢？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
　　　　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三十日凌晨一点钟。周恩来要我注意看
　　　　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
　　　　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三十四师准备了两架
　　　　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
　　　　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
　　　　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
　　　　十五分钟，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
　　　　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
　　　　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
　　　　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
　　　　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
　　　　不见了。

　　　　　　不久，周恩来又来电话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
　　　　，你我都要掉脑袋。”我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
　　　　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我当即打电话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要他打开
　　　　所有的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准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
　　　　，并把它打掉。

　　　　　　紧接着，周恩来下达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不准起飞，如果要起
　　　　飞，必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电话向北空的李际泰、沈空的张雍耿传达了禁航的命令。其它军区空军
　　　　，我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作了传达。当时我找司令部参谋长梁璞没有找到，因为国庆节
　　　　即将来临，他到天安门组织国庆节预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个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
　　　　传达的。

　　　　　　随后，我又向空三十四师的时念堂当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师在西郊、南苑、沙河三
　　　　个机场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要立即传达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两点多钟，周恩来又打来电话问我在那里，我说还在西郊机场。周恩来说：
　　　　“我叫杨德中到你那里来。”我说：“好。”杨德中随后就赶到了机场，和我在一起
　　　　。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页８６４－８６５）

　　吴法宪的政治生命，也就在“９·１３”这一天走到了尽头。今天看来，他说自己对林家的活动一无所知，应该是事实，但当日谁又敢相信他呢！“９·１３”后第十一天，他在人民大会堂被正式逮捕。此时此刻，他心里所想的是：文革开始后，大概这样办过了很多人，“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这几个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四点，我的秘书张叔良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
　　　　要我上午八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接到通知以后我问黄永胜，
　　　　准备开什么会，黄永胜说他也不知道。这时我就估计，很可能是要处理我们的问题了。
　　　　想到这里，我就更加急于修改我的检讨和催办周恩来所要的空军全部实力的报告，以便
　　　　即刻上送，了却在收审我之前要办的两件事情。待检讨报告送出，吕秋振也把空军实力
　　　　报告的收条拿回来以后，我才放心了。这时天已经大亮了。

　　　　　　早上六点钟，我要警卫员薛帮喜帮我打一点早饭，并要张叔良通知陈绥圻到我的办
　　　　公室。陈绥圻来了以后，我说：“这么多天了，我一直在办公室没有回家，主要是怕下
　　　　面的部队出事。我马上要到人大会堂开会，现在有几件事情要交待一下。第一、我的皮
　　　　包里存放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你统统带回去保存一下。第二、我去
　　　　开会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来，我已经请求中央对我进行审查，我相信自己是经得起审
　　　　查的，我自己了解自己。第三、今后孩子要靠你抚养照顾，我可能见不到他们了。”

　　　　　　陈绥圻的回答很简单，她说：“你的问题我最清楚。你放心，中央会实事求是的。
　　　　我相信你，要经得起考验，千万要活着！”

　　　　　　我告诉他〔她〕，我整晚都没有睡觉，很疲劳，要她先回去。她拿着皮包就走了，
　　　　表现得非常稳重而安定。我一直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看着她走回宿舍去。接着，我要
　　　　张叔良把九月十二日晚上的记录整理好，因为那个记录可以清楚地说明我在这天晚上做
　　　　了什么。

　　　　　　七点半，我前往人民大会堂开会。汽车一到北门，就有中央警卫团的人员下来拿走
　　　　了薛帮喜手中的皮包。进门以后，他们把我带到了门房里，告诉我说，毛泽东有命令，
　　　　今天开会不准带枪。接着，就搜了我的身，把我身上的眼镜、钢笔都拿走了。

　　　　　　我到了福建厅以后，看到有两排坐椅对放着，一排是沙发，一排放的是藤椅。警卫
　　　　让我坐在第一排的藤椅上，后面坐了一个彪形大汉看着我。邱会作比我先到，黄永胜、
　　　　李作鹏跟着我进来，都受到了与我同样的“待遇”。我心里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大概这样办过了很多人，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这几个了！

　　　　　　我们四个人到齐以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刘贤权、张才千，以及北京卫戍
　　　　区的吴忠、杨俊生，公安部的李震，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等也都来了。他们坐下以后，
　　　　周恩来说：“你们四个人同林彪的关系至今都没有交代，中央等了你们十天。毛主席和
　　　　党中央决定，停止你们的一切职务，给你们每个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地反省检查自己
　　　　的错误。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会有人照顾。你们的老婆、孩子只管放心，组织上会
　　　　照顾他们，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

　　　　　　接着，他就对黄永胜说：“你是怎么搞的，毛主席对你是非常信任的，你怎么搞成
　　　　这个样子？”黄永胜一声都没有吭。周恩来说：“好，你去吧。”说完后，周恩来、叶
　　　　剑英、李德生三人同黄永胜紧紧握手，由吴忠把黄永胜带走了。

　　　　　　接着，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呀，会给出路的
　　　　。”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我说：“我没有做亏心事
　　　　，我自己最了解自己。”这时李作鹏大声说：“晓得你搞了些什么名堂！”我没有回答
　　　　。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又和我紧紧握手，让杨
　　　　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我们坐电梯到了地下室，我看到地下室有一排车，我上的是二号车。很快，我们这
　　　　几辆车就从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向外驶去。（页８７９－８８１）

　　当时上午，吴法宪被送到了北京卫戍区警卫二师驻通县的一个连队。午后吃了点东西，由于过度疲劳他很快就睡着了，到了将近傍晚，他一觉醒来，警卫二师的一个团长叫他搬到另一间屋子里，到那里一看，整个屋子的窗户都焊上了铁条，门上还加了锁。这是专门为吴焊好的铁窗、铁门，成了一间单人牢房。从此，吴法宪过上了长期的囚徒生活，先在北京卫戍区被关押五年，后在秦城监狱又再呆了五年。

　　　　　　　　　　　　　　　　（四）

　　吴法宪自十五岁在江西永丰家乡参加红军。在中央苏区、长征以及东北解放战争、挥师入关南下诸时期，一直在林彪麾下。对林彪，他可以说是崇敬莫名。文革中他虽进入中央高层，但仍未脱军人本色，而绝非一名成熟的政治家。正因有这两方面的原因，才有在庐山上为维护林彪的政治地位而抗争的举动，固然，那抗争的时机是很不成熟的，力量对比由于对方背后有毛泽东的存在而显得非常悬殊。

　　对于林彪，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评价：

　　　　　　这里，我想说几句心里话。林彪这个人肯动脑子，点子非常多。战争年代，他曾提
　　　　出了不少这样的条条。和平时期，他又提出了这一套一套的政治工作原则。我们不说这
　　　　里有多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而且这里形式主义的东西也肯定不少，但是我感到这些东西
　　　　很实用，很务实。说是“土政策”也可以。可是这些“土政策”对我们军队的工作和建
　　　　设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经历了建国前后解放军建设几个历史时期，比较而言，林彪主持
　　　　军委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军队工作是最好的。从当时的物质生活和军事装备来说，肯定
　　　　是比现在差得远。但是当时的部队，政治思想素质，精神面貌，却比现在要好得多。那
　　　　时候部队高度的集中统一，官兵一致，从而产生了高度的凝聚力，团结在军委领导的周
　　　　围，为着共同的目标拼命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当时的各项工作，包括政治思
　　　　想，军事训练，国防战备都是很有生气，很有起色的。这一切也为以后在“十年动乱”
　　　　中人民解放军经受得起考验，成为稳定全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当时
　　　　的人民解放军是很有战斗力的，这段历史是不应该予以抹杀的。这一时期军队工作的成
　　　　绩，也不应该轻易予以否定。（页５４３－５４４）

　　对于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所抛弃的陈伯达，以及毛泽东整人的手法，吴法宪则如是说：

　　　　　　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周恩来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又谈起我检讨的事
　　　　情。他把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拿给我看。

　　　　　　看了《我的一点意见》，我心里就在想：陈伯达完了！但是我又感到想不通，感到
　　　　不好理解。陈伯达这个人，我认识多年了，他为人胆小，处理问题不果断，甚至有些懦
　　　　弱，不过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的文人。“文革”开始后，他虽然身为中央
　　　　文革小组的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是康生、江青说了算。陈伯达在组里没有
　　　　什么威信。

　　　　　　据我所知，陈伯达从一九三九年起就开始给毛泽东当秘书，三十年多来一直在毛泽
　　　　东的身边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帮毛泽东写文章，为此他在延安就当了中央委
　　　　员。解放后，在毛泽东“四大秘书”的班子里，陈伯达是头一个。

　　　　　　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
　　　　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
　　　　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
　　　　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利交给了陈伯达，
　　　　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

　　　　　　但现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
　　　　”。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
　　　　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帐，算老帐，一得罪就是罪
　　　　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
　　　　哪！（页８１０－８１１）

　　在回忆录中，吴法宪提及在１９６７年２月期间据说林彪有一次“痛斥江青”的情形：

　　　　　　二十日上午，叶剑英也向林彪汇报了那天晚上会议的情况，以及后来发生的抄萧华
　　　　家的问题。林彪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到毛家湾来一趟。

　　　　　　下午三点，江青来到了林彪的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不料林彪一见
　　　　江青就火冒三丈，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地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
　　　　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
　　　　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
　　　　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
　　　　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
　　　　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
　　　　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
　　　　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在林彪说话的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
　　　　等林彪稍一停，江青立即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
　　　　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
　　　　，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的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
　　　　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江青回答说：“昨
　　　　天晚上，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不过，陈伯达对
　　　　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
　　　　也是真的。”

　　　　　　听到这里，林彪更加火了。他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说道：“什么叫清规戒
　　　　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
　　　　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

　　　　　　愤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参谋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
　　　　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这时，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
　　　　一见又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
　　　　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
　　　　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
　　　　“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种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
　　　　。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接着她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太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
　　　　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
　　　　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
　　　　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
　　　　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
　　　　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
　　　　要再闹了吧。”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
　　　　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页
　　　　６５３－６５５）

　　以上情节，并非吴法宪本人亲身经历。以吴法宪１９６７年２月时的身份，他不可能身处现场。那么，这样“详尽”的、绘声绘色的事情经过，是否当事人告之吴的？吴没有特别交代。上述引文中有一处提及“叶群事后告诉我”，联系上下文意，林彪怒斥江青一事似乃叶群事后对吴的转告。但这样经过第二手的转述是否存在偏差、走形或夸大，尚需研究者予以详加考证。

　　一如吴法宪自己在“自序”中所言，回归普通人身份后，“缺乏一些最基本的写作条件（比如无法到有关部门查阅相关的原始档案和文献），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慢慢地，自己去回忆和思考”，加之晚年记忆力衰退，回忆录中某些叙述与事情的本来面目多少会有些偏差，此一缺陷，在吴法宪的回忆录中也是存在的。

　　较为典型的，如对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会议的回忆。吴法宪开头就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时会议正式开始”，（页５５８）惟根据１９６６年４月３０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及会议参加者陈丕显的回忆，罗瑞卿女儿罗点点的著述〔４〕，上海会议召开的时间应为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至１５日。

　　会议的第三天晚上，周恩来交代吴法宪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接罗瑞卿到上海来。吴法宪说他当即报告周恩来，“准备派空军运输十三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页５６０）其实，时念堂当时是空三十四师（专机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后来记述了执行这次特殊任务的过程称，吴法宪亲自向他交代：１、专机上午１１点半准时在上海虹桥机场落地，不准提前，也不能延迟；２、专机从昆明起飞后直飞上海，中途不能有转弯点，更不能落地；３、机组人员全部配备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时，你们要听中央的。空中要注意监视他们的行动。〔５〕这些生动的情节，尤其是吴法宪本人交代机组人员全体配枪，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却恰恰没有提及。当然，时念堂的回忆也有失实之处，如专机抵达上海的时间，即应为下午２时多。

　　吴法宪回忆道：“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接罗瑞卿的飞机回到上海。按照周恩来的规定，我和陈丕显、谢富治一起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飞机降落以后，我看到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罗瑞卿一起走下机舱。罗瑞卿的脸色很难看，显得很紧张，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同我们握手以后，就同陈丕显坐一辆车向市区驶去。陈丕显把罗瑞卿带到锦江饭店里的一个小院。”（页５６１）

　　这短短一小段，在史实上却有多个问题：１、据陈丕显回忆录及罗点点的书转述她母亲郝治平的回忆，罗瑞卿到上海的日期是１２月１１日，根据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上海会议的时间为１２月８日至１５日，罗也不可能在会议结束一周后才到达上海。２、陈丕显及郝治平（与罗同机到上海）的回忆，都没有提及谢富治到机场接罗。谢富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地位高于陈、吴，况且又负责全国公安工作，他如果在机场出现，肯定会引起罗更大的疑惑。３、陈丕显和郝治平都没有提及秦基伟和罗瑞卿同机到达上海。秦基伟如果在该专机上，更有奉命押送罗的味道了，事情就更具戏剧性，但事实并非如此。４、陈丕显及郝治平的回忆一致说，陈丕显是将罗送至建国西路的一个小院子（或曰一栋花园洋房），此即现编为建国西路６１８号的波兰驻上海领事馆馆址。吴说将罗带到锦江饭店里的一个小院，显然有误，锦江饭店内也没有什么单独的小院。

　　类似上述这般史实方面的误差，书中还有一些，因本文篇幅关系，恕不一一指出。这样的误差，在不少老人的私人回忆录中往往所在多有，难以避免。本书作者已经去世，正文已难以更改，如将来有机会再版，尚望编辑者可以注释方式给予更正，以臻完善。（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注释：

〔１〕吴法宪著：《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９月第一版。
〔２〕以下所引文字，仅注页数，不再另行说明者，皆为出自《吴法宪回忆录》一书。
〔３〕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１９７２］２４号《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一九七二年七月），页６－７。
〔４〕上海会议的情况，可参考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６６］２６８号《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第一版；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庭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９９年第一版。
〔５〕时念堂：《我的专机生涯》（自印本，２００５）页２８１－２８２。


华夏文摘增刊 第五四一期 二○○六年十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