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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拘禁江青:四位当事人的四种不同说法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01, 2009 7:0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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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拘禁江青:四位当事人的四种不同说法

                余汝信


  三十年前的“粉碎‘四人帮’”,标志着十年文革的最终落幕,更令举国一片欢腾!惟笔者近日在阅读有关资料时发觉,不同的当事人,对“粉碎”的具体过程,叙述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是岁月使记忆发生了错位,还是另有隐情的故意扭曲?分析一下这些差异,以及这些微妙的差异意味着什么,倒应是颇为有趣且有一定意义的。

  本文以拘禁江青的过程为例。涉及的四位当事人分别是:

  张耀祠,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
  武健华,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政委;
  邬吉成,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
  马晓先,女,江青处工作人员,护士长。

  当事人回忆的差异主要是:1、武健华是否参加了拘禁江青的行动?2、江青在被拘禁过程中的表现。她有没有说话?说了什么话?

  一、武健华是否参加了拘禁江青的行动?

  1、张耀祠的说法

  “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汪东兴主任通知我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到他办公室,正式给我们交待任务:‘中央决定在今天晚上8时统一行动,粉碎‘四人帮’。你和健华逮捕江青。’

  “汪东兴同志还交待了逮捕方式:‘你去了向她说: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交出文件柜钥匙,不准打电话。’并说:‘对毛远新实行保护审查……你也一并解决。’”〔1〕

  “时间到了,我同武健华和一中队指导员李连庆十几个干部出发了。江青当时住在中南海201号楼,这个地方过去经常去,每个角落我都很熟悉。晚上八时,我们先到毛远新住所,进到他的办公室,他们正在看电视。毛远新见到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立即站起来,关了电视机。

  “我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中南海),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文件和材料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指导员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待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送中央。’

  “我宣布完后,毛远新骄横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没有再说了。他不主动交钥匙和手枪,我们一位干部上去收缴了他的手枪和钥匙。

  “江青离毛远新住地很近,我和武健华同志在20点30分钟来到她的住所。” 〔2〕

  2、武健华的说法

  “10月6日下午3时,张耀祠和我到了汪东兴南楼办公室,他要同我们商定当晚处置江青和毛远新的实施办法。汪东兴对张耀祠说:‘今晚8点钟,由你带上李连庆那个行动小组的四个人,先去把毛远新监护起来。你现在回去后,先找李连庆研究布置具体执行方法。处理完毛远新的问题后,你在丰泽园值班室等武健华带人来,然后你们一起去春藕斋拘押江青,由你向江青宣布中央的决定,对她进行隔离审查。你看这样可以吗?’张耀祠说没有问题,领受任务而去。” 〔3〕

  “押送张春桥的车上路后,我转身回到正厅。按预案,下一步就是速去中南海春藕斋执行拘押江青的任务。

  “我急促地对汪东兴说:‘我和耀祠同志现在就到春藕斋去了!’

  “汪东兴说:‘去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同我们联系。看国锋同志、叶帅还有什么意见?’华、叶表示没有意见。

  “我一路小跑离开怀仁堂,直奔宝光门,跳上隐蔽在那里的汽车,不到一分钟,就在丰泽园后门停下。对付江青的行动小组,现正隐蔽在这条马路的一侧。我向他们打了个招呼,就进入丰泽园值班室。室内无人,我意识到毛远新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急忙经过菊香书屋门前,径向颌合堂走去。只见毛远新两眼直视地坐在正厅的一把椅子上。张耀祠在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并下掉了毛远新的手枪后,正在训示其必须老实服从管理规定。我从侧后轻声地对张耀祠说:‘时间很紧了,我们走吧!’

  “他回头看到我,又向在一边的李连庆低声交代了几句,我俩就迅速出了丰泽园后门,并肩直奔春藕斋。行动小组的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紧随其后。三辆轿车也徐徐开进春藕斋东侧广场。

  “我们直接进入春藕斋前厅。这里是秘书、警卫、医护、司机人员聚会和休息的地方。我们到来时,他们有的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有的在弯腰捋袖洗衣,有的在前倾后仰地玩扑克。看到我们来此,虽然不明原委,但都是几乎天天见面的熟人,既不生疏,也不紧张,一一都咧嘴微笑。

  “张耀祠跟在场的工作人员笑嘻嘻地说:‘在吧(指江青)?’大家都会意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我把为江青开车的老申同志叫到一边,‘请你把停在门前的车,马上开回交通科’。又对开保险红旗轿车的史友令说:‘你把车停靠在门前明廊上车处。’他们都一一立即照办了。接着我告诉原在江青处工作的警卫参谋周金铭:‘小周,你前面带路。’我确知,晚饭前汪东兴已给周金铭透了一点‘风’,小周心里是有数的。回转头我又跟站在我们身后的女护士马晓先说:‘你也来!’室外应该准备的事情打点就绪后,张耀祠和我及行动小组,不动声色地推门进抵春藕斋正厅。”〔4〕

  3、邬吉成的说法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先后进了怀仁堂,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然后依次被抓起来,一个一个地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红旗车里。

  “我在怀仁堂外面看见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了一会儿开出一辆红旗车,共开出了3辆,但当时开去哪里了,我并不知道。

  “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随后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这里,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他对我说:‘汪主任说了,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我们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我把张耀祠的话告诉了武健华,武健华说:‘都完了,那咱们也去宣布吧。’我们一起走向王、张、姚等随从人员集中的院子。”〔5〕

  4、马晓先的说法

  “马:我记得10月6日是个星期四,那天不是我值班。大约是下午临近黄昏的时候(按张耀祠的说法是约8点钟的时候),我正在宿舍里洗衣服,脚上只穿了一双拖鞋。忽然,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张耀祠来到我身后。

  “我看见他时还说:‘呦,张团长怎么来啦?’张耀祠说:‘有点事,你跟我来一下。’我以为是工作上的事情,就说:‘今天不是我的班啊。’他说:‘那也得让你去一趟。衣服就别洗啦,快去换换衣服,换换鞋。’当时不知是怎么的,这么匆匆地被他叫走,分明地感到有些异样,但内心却一点也没有感到突然和惊异。

  “我跟着张耀祠走到江青所住的中南海201寓所的外门,就看见有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这种情况是以往在江青身边从来没有过的。我感到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但我仍然没有产生特别意外的感觉。

  “当然,看到这种阵势,我心里也不是没有思考。我记得刚刚到钓鱼台,被安排到江青身边工作的时候,江青曾经对我说过大致这样的话:你们到我这来工作,要有思想准备。我要不就上去,干一番大事业;要不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我此刻下意识地感到,江青当初所预计的那第二种情形降临了。”〔6〕

  为马晓先作口述回忆记录的王凡,亦是邬吉成口述的整理者。他为整理邬的口述,曾参考了张耀祠写的回忆录,他发现,张在回忆录中称,对江青实行拘禁时,是与武健华一起去的,可是,邬吉成在叙述中却十分肯定武参加了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的拘捕行动,行动结束后,武从怀仁堂出来,还要邬给张耀祠打电话,问江青那边的行动结束了没有。因此,王凡认为张、邬两人的回忆,必定有一人出现了偏差。故而王凡要求马晓先仔细回忆一下,武健华究竟有没有参加拘禁江青的行动?马回答道:“我清楚地记得,武健华当时并没有到江青这儿来,他没有和我们一起行动。当时我们这边在现场的领导,只有张耀祠一人。” 〔7〕

  5、简单的综合

  四位当事人中,称武健华参加了对江青行动的两人——张耀祠、武健华本人。惟两人的说法中又有细微的不同:张耀祠称他是与武一起先直接到了毛远新处,再一起到江青处;而武健华则说他是在参加了拘禁王洪文、张春桥的行动后(武称拘禁姚文元是在拘禁江青之后他才单独去处理的),独自一人赶到丰泽园毛远新住处与张耀祠会合。

  指武健华并没有参加拘禁江青行动的也是两人——邬吉成及马晓先。

  2:2的局面,使我们十分为难——让我们相信谁?

  然而,武健华有没有参加此一行动,难道真的那么重要么?

  是的,表面看来,并不重要。但因为武健华坚称自己在场并为后人留下了详细的“我在现场”的记录,故而,联系到下一个问题,他是否真的在场,也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二、不同版本的拘禁江青过程的“现场记录”

  1、武健华的“现场记录”

  “行动小组的成员进屋后,迅即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仍然坐在那里,一副愤怒、凶猛、铁青可憎的脸上,显现出忐忑不安的惊惧。瞬时又故作镇静,木然地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侧着头面向张耀祠和我,‘你们要干什么’?她首先发问。

  “张耀祠站在江青的左前方,他以习惯的军人姿态,威严地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张耀祠又责令江青,‘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要遵守纪律,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江青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问道:‘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

  “我不耐烦地叱责她:‘中共中央是什么,你难道会不明白?’

  “江青改口:‘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

  “张耀祠立即明确地正告于她:‘我们是奉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我说:‘快!马上离开这里。’

  “江青:‘那我这里的文件呢?’

  “张耀祠:‘我们会有人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

  “江青:‘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张耀祠:‘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转交。’

  “江青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上身前倾,用铅笔在一张信笺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她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她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笺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粘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顺手把信交给了张耀祠。

  “我急得火燎燎的,再次督促她‘走!快走!’

  “江青拿掉了膝盖上的小被子,整理一下衣服,两手按着沙发扶手慢慢地站起来。临出门之前,她又要上卫生间。江青尿急尿频的毛病,由来日久,不以为怪。为防不测,我叫女护士马晓先同她一起进去。本来她过去到卫生间,有时也要护士陪同。

  “离开春藕斋正门,穿过十几米的暗廊到达前厅。这里靠墙停立着一个多功能的衣架,江青取下一件深灰色的披风,马晓先帮她戴上帽子,系好带子,走向停车处。

  “江青固然是个为人奸狡刁猾、残忍刻薄、心毒手辣、则天武后之心不死的野心家,但在今天这些凛然、魁伟的军人面前,她又拿出了巧使顺风船的本领,虚伪地夹起了尾巴。既然她肯于俯首顺从,照指示行动,且无力反抗,也就没有加铐于她。

  “行动小组人员,把重重的保险车门打开,江青坐在后排中间,黄介元、马盼秋分坐两侧,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面对着江青,组长高云江就坐于司机旁。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我坐在后车的指挥位置上。我们都身带短枪。前后车上的警备人员,并备有速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三辆车迅速驶离原‘居仁堂’广场。

  “带路车司机张中臣,是一位经常开先驱车的驾驶员,为紧随其后的两辆车开道。江青坐在保险红旗轿车,驾驶员是沉着老练、技术娴熟的史友令。

  “北京主要街道的交通警察,个个目光犀利、精明机灵,他们知道保险红旗的‘身份’,中央只有几位核心领导人才得乘坐。但他们哪里晓得,今天却是令局外人意想不到的例外,一路绿灯,车开得很快,只用了不到5分钟,就到达预定关押地点。

  “江青下了车,惶惑地打量着四周,想搜寻着记忆,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自言自语地说:‘这地方好像我来过。’可是,最终她都没有找出答案。行动小组没有让她停留,随即把她带进隔离室内。

  “江青被带进隔离室,我便告诉司机吴增彬掉转车头,飞快赶回怀仁堂。华国锋和叶帅坐在正厅外间,飘忽不定的思绪,看上去镇静中显得有些心焦。我急速地过去向他俩报告:‘江青已顺利拘押。’正准备向站立在西边的汪东兴报告,这时他已走过来,我又照样复述一遍。

  “汪东兴带着戏谑的口气问我:‘江青又张牙舞爪地表演了一番吧?’

  “我说:‘她见风转舵,还算顺从听话。’

  “华国锋和叶帅听后,嘴角布满笑意。看得出,他们绷紧的一颗心,片刻显得舒展。三个人又从容地坐下,交谈处置‘四人帮’中最后的一个——姚文元。”〔8〕

  2、张耀祠的“现场记录”

  “一进她的办公室,她正坐在沙发上。我向她宣布:‘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由于我对江青的极大愤恨,我当时说‘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是我临时加上去的。

  “在我宣布的时候,江青双目怒视,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听着,未发一言。她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会有这一天的。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在地上打滚。

  “我宣布完后,江青站起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拿了一个信封,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将信封两头用密封签贴好,顺手交给我。这时武健华同志上前领着江青出来。外面专门为她准备的红旗保险轿车在等候着,江青以一种惯常的姿态上了车,将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没有给她戴手铐,没有人向她扔纸团、吐口水。”〔9〕

  3、马晓先的“现场记录”

  “这时,张耀祠吩咐那些全副武装的军人守在外面,而让我和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几个人跟着他一起进到房间里面。这时,我想起了此刻在江青这里值班的护士应该是江慰琴。

  “进了江青的办公室后,我看见江青正坐在沙发里。通常江青在办公室的时候,就习惯这样坐在沙发里,把脚放在跷脚墩上。张耀祠走到她面前,对她说:‘江青,我接到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自己回忆说:组织上交代的说辞中,并没有‘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纪律’。这是他自己临时加进去的。

  “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但她的内心绝不可能是平静的。她等张耀祠把话说完,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钉书器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

  “这一连串的动作,江青做得不紧不慢,看似镇定自若。在这之后,江青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卫生间就在办公室的边上,张耀祠同意了,江青走了进去。张耀祠立即要我把江青的东西收拾一下,准备离开这里。

  ……。

  “然而,当我把东西收拾好了之后,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张耀祠也觉得时间长了点,就让我进去看一看。我进卫生间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显然她在思考着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就出来了,江青随后也出了卫生间。

  “我们一起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我和江青坐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我记得轿车好像在地上走了一段,就驶入了一条地下通道,我也不记得走了多长时间,最后到一个安置江青的预定地点。那是一座地下建筑,她在那里住了半年之久。”〔10〕

  三、对不同版本“现场记录”的几点辨析

  1、江青在被拘禁时究竟有没有说话?说了什么话?三个版本的“现场记录”存在不同的说法。张耀祠说,自他们进入江青的办公室直至押送她上车,江青“未发一言”;马晓先说,江青只讲了一句话——“我没有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如将提出要去洗手间也算一句,那么总共就是两句);而武健华版本,江青说了不下四、五句话,即“你们要干什么?”“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那我这里的文件呢?”“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等等。

  如将未发一言与仅讲了一句话归为一类,那么,与说了多句话的说法是2:1,前者略占优势。

  2、江青的表现。张耀祠记忆中当时的江青除“未发一言”之外,也“没有大吵大闹”,临未上车时是“以一种惯常的姿态上了车。”马晓先也说,“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这一连串的动作,江青做得不紧不慢,看似镇定自若”。笔者认为,两人记忆中的,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江青。而武健华笔下的“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说了那么多废话的江青,显然是以“为人奸狡刁滑、残忍刻薄、心毒手辣、则天武后之心不死的野心家”(武健华语)模式塑造出来的脸谱化的江青,这并非是生活中真实的江青。而今天在绝大多数媒体上出现的往往就是脸谱化的江青,真实的江青,难得一见。

  3、有趣的是,被邬吉成和马晓先质疑并非在拘禁现场的武健华,他的“现场记录”反倒是最详尽、最生动、最活灵活现的!而这样的“现场记录”却是最令人生疑的。试问,当时现场行动这么紧张,事后怎么能将房子里的摆设都回忆得如此详细:“……身前摆着一张长方形不高的办公桌,桌上铺垫着白色的桌布,摆放着台灯、茶盆、茶杯、各类办公文具,还有几份文件。膝盖部位盖着一床小方毛巾被,脚底蹬着一块专门制作的脚垫板。地板上铺满厚厚的墨绿色羊毛地毯,房间周围停靠着几个书橱和铁皮文件柜。天花板正中吊着一盏形似花辨屈伸的大型玻璃顶灯,放射着金黄色的灯光。”〔11〕

  此外,他还提到江青当场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内称:“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12〕

  张耀祠及马晓先都提到江青将钥匙放入一个信封里交华国锋,但绝无提及有这么一封信。而且,即使有这么一封信,武健华是否有权去看这封所谓给华国锋的亲启信还难说,匆忙中又如何能将这四五十字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4、笔者倾向于相信马晓先女士的说法——武健华并不在现场。王凡曾问马,如果说武不在现场,“那怎么武健华的回忆文章,怎么能对拘禁江青这边的行动有那么详细的描述呢?他怎么了解得那么清楚呢?”马晓先回答道:“哦,在武健华写回忆文章期间,曾向有关的人员询问过我们这边行动的情况,他还向我询问过相关的问题。如果他当时在场的话,就没有必要向我们询问了。”〔13〕

  武健华为什么要询问相关情况?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写回忆文章”?

  当然不是。笔者注意到,有关10月6日晚对“四人帮”的拘禁,张耀祠称武参加了对毛远新、江青的行动;邬吉成称武参加了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行动,没有参与对毛、江的行动;而据武健华自己所称,他既参加了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行动(对姚宣布隔离审查和实行拘禁,武声称还是他单独完成的),又参加了对毛远新、江青的行动。这在中央警卫团中是绝无仅有的,言下之意,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这一夜里,他最忙乎,功劳,自然也就最大。

  这恐怕就是武健华要涉嫌虚构那些事实上并不存在而又号称“我在现场亲眼所见亲自行动”的场景的真正原因吧!

  将本来没有的事情加以虚构,“无中生有”,甚至将自己放进一个虚设的场景中去,并“记录”了(实则伪造)详细的“现场记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名人回忆录,这就是目前中国大陆造假成风而不以为耻的一个真实侧面。

  然而,为什么张耀祠也坚称武健华在拘禁江青的现场?却是十分令人不解的。

  一件本来不难核实的事情,也弄得如此面目不清,真假莫辨,这,也就是我们对当下那些名人回忆录抱有十二分戒心的原因。

  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学家如何去描述“粉碎四人帮”的这一个夜晚?笔者倒认为,最保险的是略去一切细节,只剩下一句话:

  “1976年10月6日晚,中央警卫团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命,拘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毛远新,过程顺利,未遇顽抗。”

(2006年6月)


注释:

〔1〕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页239。张耀祠文中对武健华当时的职务叙述有误差。中央警卫局于1969年改称中央警卫处,故而武当时职务应是中央警卫处副处长而非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处迟于1977年11月方再改称中央警卫局,参见《关于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和中央警卫团组织调整体制改变问题的通知》,中央军委文件[1977]16号,1977年11月7日。
〔2〕〔9〕同〔1〕书,页240-242。
〔3〕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的实施过程》,原载《中华儿女》国内版2001年第10、11期,转引自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二编(成都: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页263。
〔4〕同〔3〕书,页271-272。
〔5〕邬吉成口述 王凡整理:<我参与抓捕“四人帮”的细节回顾>,《中华儿女》国内版,2001年第3期(总第166期),页35。
〔6〕王凡:<马晓先女士谈江青>,《历史学家茶座》2006.1总第三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2),页111。
〔7〕〔13〕同〔6〕书,页113。
〔8〕〔11〔12〕同〔3〕书,页272-275。
〔10〕同〔6〕书,页111-112。


华夏文摘增刊 第五○九期 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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