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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回望(上)
·余汝信·
《“九一三”回望》原是我主编的2013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我想将它作为这次讲座的主题。2013年迄今,“九一三”的研究有一些新发现的材料,我们的认识又大大向前了一步。今天,我想以近年来的一些新材料为依据(以及对一些旧材料的新认识),讲一下文革走到“九一三”这一步的过程。这是以我个人的理解对这一事件的史实回顾,至于发生这一事件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剖析,恐怕不是这一次讲座就能完成的。
一、九届二中全会毛、林分道扬镳
“九一三”这一结局,实际上是毛泽东、林彪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九大是林彪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他走下坡路的起点。九大一年多后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使毛、林之间的裂痕加深,毛、林从此分道扬镳。
九届二中全会毛、林分歧的表面原因是,对毛的宣传,毛自己要降温(毛内心真正的意思是,不要把对我的宣传变成宣传你自己),而林坚持不降温。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毛想换接班人了,而林却坚决维护自己接班人的地位。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吴法宪通过叶群向林彪报告了8月13日他与张春桥在修改宪法问题上的争论(关于这次争论,吴法宪在1971年4月9日检讨时称:在那次会议上,对宪法的写法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在宪法讨论稿的序言部分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我平时对张积累了一些成见,所以对张提出这个问题很反感,后来又听张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我情绪就更加激动顶驳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我完全忘记了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主席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圈了,也没有搞清楚张所说的那句话的来由,直到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经总理指出,才弄清楚张的那句话,是主席在接见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讲的)。吴法宪的报告,促使林彪在8月23日下午大会宣布开幕后,发表了不点名地针对张春桥的即席讲话。
林彪在讲话中称:“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革命嘛,毛主席几十年写的东西,我们现在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比我的水平高,是有创造的。不但说是科学社会方面可以是创造的,自然科学里面你看那一天不在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嘛,社会科学嘛,解放人民的科学嘛,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嘛。他处在新的时代嘛,当然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说是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说事物是不发展的,思想也是不发展的。这是过去的思想,已经结束的思想,毋用发展嘛,只要旧的就行了嘛。……,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具体化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他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的,他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是不动的,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生命的,可变化的,而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1〕
林彪在这里其实是将他对毛“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重新阐述了一遍。问题是张春桥的意见并非是个人自作主张,毛在审阅九大党章时即圈掉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林彪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仍坚持己见?
林彪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及设国家主席问题。林在讲话中说,“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提法,是与在全会前已定稿的宪法草案相一致的,只不过“国家元首”这一称号在宪法草案中是表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
8月24日下午,分组讨论林彪讲话,以华北组的发言和讨论最为激烈。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时引用了林彪关于天才问题的三段话后,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称:“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汪东兴接着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对张春桥的不点名批评,并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陈、汪发言后华北组群情激愤的情况,充分体现在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上:“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8月25日中午,毛泽东听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各组对全会第六号简报的反应。下午,根据毛的意见,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
九届二中全会的最终结局是:陈伯达被清洗;李雪峰、郑维山受牵连相继倒台;汪东兴检讨过关(事后证明,汪是毛氏家族的最大威胁之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林彪一系从此不被毛信任,处于被动挨打状态。
从本质上说,陈伯达、汪东兴都是对江青、张春桥有所不满的。1970年,他们都想借林彪的力量去扳倒张春桥(还不至于要直接向江青发难)。他们误以为,如果挺林反张,毛肯定会支持林彪。他们错了,他们连带误导林彪一系将领也错了。毛泽东是宁愿不要林彪这个名义上的接班人,也要他自己的老婆,因为在毛的心目中,江青、张春桥才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真正传承者。
二、毛对叶群检讨的严厉批注
1970年9月22日,周恩来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泽东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给林看,提议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林彪表示同意由周恩来、康生约黄等谈。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
10月12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叶群与吴法宪一样,也不得不向毛泽东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称“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她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10月15日,毛泽东对叶群的检讨作出严厉的、不留情面的批注。叶群在检讨中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在“是路线性的”几个字下面画了横线,批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叶检讨中说:“没有注意核实情况。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画了横线,批注:“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叶检讨中说:主席讲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批注:“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叶检讨中说:“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浮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毛批注:“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叶检讨中说:“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毛批注:“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叶检讨中说:“自己虽然没有参与搞那个语录”,“但由于自己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它,这就间接地被坏人陈伯达利用了”。毛在“间接地”后面打了“?”,并批注:“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叶检讨中说“过去对他(指陈伯达——编者注)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毛批注:“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检讨中说:“陈伯达可能是个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分子”,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开完大会回家,陈伯达来见林彪同志。我们劝他回去了,“现在看来他这次闯来是别有用心的,是想趁机搞阴谋的”。陈伯达的老婆“在运动初期就坚决拒绝参加严慰冰专案组的工作,这件事也是很可疑的”。毛批注:“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叶检讨说:“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尤其是主席的哲学著作),并按主席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毛在“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下面画了横线,批注:“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毛在叶的检讨结尾处批注:“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2〕
不给叶群面子,不就是不给她的丈夫林彪面子吗?!毛泽东给高级干部的检讨写下如此详细、如此严厉的批语,从1959年那一次庐山会议批“彭黄张周”后从未有过!林彪、叶群表面上不得不服从,惟对毛泽东的怨恨,必然悄悄在内心滋长。
三、《“571工程”纪要》
大量事实证明,林彪唯一的儿子林立果及其身边几个人的反毛情绪,自九届二中全会后愈发积蓄滋长。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们在1971年3月间草拟的《“571工程”纪要》。惟他们的能力与其计划、目标相差甚远。无论如何,林立果及其身边几个人,是导致“九一三”发生的重要因素。
据官方称,《“571工程”纪要》是“九一三”后“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的。官方又称,经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刘世英(空军党办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党办一处秘书)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空军党办副处长)的其他记录本笔迹核对,证明是于新野手记。目前,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林彪、叶群知道及看过该《纪要》。
《“571工程”纪要》中称:
▲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 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3〕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 要 性、必 然 性 B-52〔4〕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5〕
1971年11月14日,经毛泽东批示“照发”,中共中央通知将《“571工程”纪要》发至省、军级党委。该通知称:“中央在审查林陈反党集团案件中,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证明,林彪一伙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现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全文及原件影印本编号发给你们,供你们阅读研究。此件只限于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的成员阅读。”〔6〕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将《“571工程”纪要》扩大发放至全体干部群众。
有人说《“571”工程纪要》是毛与康生等人编造的。我不相信这样一个文件,能在“九一三”仅仅两个月以后就能编造出来。
四、林给毛的一封信
1971年5月23日,林彪向秘书口授了给毛泽东的一封长达一千一百多字的信函,全文如下:
主席:
五月二十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我要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紊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映。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到了以下的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评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对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命。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命,则其本人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绝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
第四,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以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的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
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一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
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付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这一份已誊清的信稿,末尾没有署名,没有落款日期。
2016年3月31日,我在北京见到了原林彪办公室保密员李根清和林办机要秘书于运深,向李、于两人展示了林彪信稿原文的影印件。
李根清称,信稿是他的笔迹,毫无疑问,这份信稿是他誊清的。于运深也说,信稿是他记录的,其中“对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这一句话,是他对照林彪口述记录稿,发现李根清的誊清稿漏了这么一小段,于是由他添写上去的。
我注意到了林彪信中有关“乱命”〔7〕的提法。林彪称,“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命。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命,则其本人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林彪声称“除主席以外”,恐怕是语带双关的“客气话”,恐怕林内心所指,其实也隐含了毛在内。
以当日情势而言,林彪致毛信中用上“乱命”这样强烈的带刺激性的语言,所表露的对“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的担忧,不无道理。林在这里提出的“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是因陈伯达问题无辜牵连至李雪峰、郑维山有感而发,所涉不仅包括黄、吴、叶、李、邱和林自己,还应包括陈锡联、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等一批高级将领以及汪东兴等人。
林信中“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表面上是避嫌,其实是直接宣示了对毛的不满。三十八军是毛手上打击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有力工具,正如毛所称,“我捡了两块石头,一是三十八军的报告,砸了一家伙,这一下子与陈伯达划清了界限。这块石头,我砸出去以后,起了一些作用。……三十八军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他(指陈伯达)讲了几次话,文件在那里,都清清楚楚。”林明知毛所好而欲要其弃之,明知事不可为而言之,以林对毛了解之深,为什么他还要这样说?窃以为,这恰恰反映了林最后对毛的抗争心态。毛、林走到此时,裂痕不可愈合,已是必然。
李根清称,他与于运深都记得,当时做了两份誊清稿。只是为什么搞了两份?个中缘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现在看到了誊清稿的复印件,才豁然省悟——原来信稿誊清后,于运深发现漏了一小段,就给补上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件,是不应该有这样的修补文字的,李根清便又工工整整誊清了一份。于是,信稿就有了两份誊清件,一份可以送毛,另一份存底。
据此,可以大胆假设:重新誊清的另一份信稿,很有可能最终由林彪签名并署上日期送了给毛。
无论这封信最终是否送到了毛的手中,林彪在信中所表达的对“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的担忧是明白不过的。这封信是林彪思想的明确表达,是林毛歧见的一份重要证明。5月20日,林彪已与周恩来谈过并要周“考虑和请示主席”,周极可能不敢隐瞒林的要求而随后报告了毛。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不排除毛在当时已经知道林的这些想法,但没有理会林的建议,反而加紧了围剿林的行动。
五、毛南巡讲话〔8〕
在北京的政治气氛表面风平浪静了一段日子之后,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一场更猛烈的黑色风暴悄然降临。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从北京出发,南下中南、华东等地“巡视”,就庐山会议“没有完”的问题向沿途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亲自发动各地诸侯,为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以彻底解决林彪一系问题。
为此,毛泽东在沿途各地的谈话,无一不是尖刻地、明白无误地针对林彪及黄、吴、叶、李、邱。毛这些谈话,成为林彪出走的直接诱因。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昌。在武昌车站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汪东兴谈话。17日,毛在武昌与刘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河南省委书记王新和汪东兴谈话。
毛在讲述了中共的历史后,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称: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在座的人纷纷检讨自己犯了错误。)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毛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
毛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8月25日晚,毛在武昌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谈话称: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8月27日,毛再次给刘丰讲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称: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毛又说: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还称)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生气地称)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开二百来人的会议。毛还对刘丰讲: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8月28日晚9时,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汪东兴参加。毛在谈及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历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后接着称: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接着称: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
(毛对丁盛、刘兴元、韦国清称,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毛称: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8月30日,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去南昌之前,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毛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称: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答:没有)。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毛专门强调他的谈话与批陈整风会议是不同的)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毛对刘兴元、丁盛称)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8月31日晚,毛在南昌住地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和汪东兴进行了谈话。9月2日,毛准备离开南昌,临行前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了40分钟。9月3日,毛泽东专列到杭州后,找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二十军政委兼省军区政委南萍,省委书记、二十军军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省委书记、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9月10日下午,毛专列由杭州出发,晚抵达上海。9月11日上午,毛与许世友、王洪文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9月12日中午,毛的专列驶抵丰台。毛在车厢里与应召前来的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话。16时多,毛的专列抵北京站,毛乘车回到中南海住地。此时,离林彪、叶群、林立果登机出逃,已不到八个小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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