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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平罗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学校旧址——文革遗址考察散记(一)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8月 29, 2019 9: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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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罗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学校旧址
——文革遗址考察散记(一)

余汝信

文革50年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基本上已荡然无存。但宁夏石嘴山市境内的这所号称当年全国第二大的干校,由于受到当地官方的保护,较好地保存了原貌。

一、历史沿革

所谓国务院直属口,当时包括国务院秘书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房产管理局、国家编制委员会、计划生育办公室、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国务院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等单位。1967年12月2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对国务院直属口派出军代表的通知》,决定派出军事代表对国务院直属口进行领导。任命丁江(总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1960年大校)为国务院直属口军事代表,山桥(总后勤部出版社社长)、刘笃庆(后勤学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为副军事代表。1968年夏,“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开始后,又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财贸办公室、文教办公室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划归直属口军代表领导。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各种形式的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12日,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派人到宁夏进行勘察,经商得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意,并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将宁夏潮湖农场两个分站作为国务院直属口的五七学校(该校直到1972年10月迁校河北后才更名为国务院办公室五七干校,不过后来在提及宁夏平罗时期的该校时,一般都按全国流行说法通称五七干校)。

潮湖农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所属的劳改农场,位于宁夏北部平罗县境内,东靠包兰铁路,西抵贺兰山麓,南距银川市80公里,北距石嘴山市37公里。农场可耕土地较多,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水利工程配套,全部可耕土地可用黄河水自流灌溉,还有一部分住房、棚圈和仓库。11月22日,孙景林(军代表工作人员)、李梦夫(原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高富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等6人前往宁夏办理农场交接事宜,并解决口粮、种子等问题,随后,国务院秘书厅和国管局抽调24人为先遣队,由李梦夫带队进行办校的筹备工作,12月16日,第一批下放人员228人到达平罗,随后于1969年4月又分两批下放, 11月又组织部分干部、工人、家属下放劳动,截至1970年12月,五七学校的在校干部职工达1,160人,此外,还有家属532人,知青119人,共1,811人(不含未成年子女)。

干校共有八个连队和一个直属排。八个连先前分为四个营,不久改为两个营。军代表为丁江、山桥、刘笃庆,其中山桥到平罗呆的时间最长,其他人因为属于整个国务院直属口的军代表,因此到平罗的机会不多。日常工作由校长尉书明(军代表)、副校长李梦夫、刘毅(原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副主任)负责。校部下设生产组、后勤组、政工组。生产组组长田耕(原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副组长丁凤岐,后勤组组长王荣(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副组长段志谦,政工组组长刘毅,副组长王守贤。

干校成立以后分两大块:一块是农业,一块是工业。干校的管理施行军代表管理制,干校的运作基本上处于半军事化状态。干校的农场主要生产小麦、水稻、高粱、玉米以及水果蔬菜等。所有这些农产品干校基本上做到了自给有余。由于经营有方,干校很快便发展起了养殖业和多种经营,主要饲养牛、马、猪、羊、鸡等家禽家畜,并发展了以保障生活自给为基础的醋酱加工业。随着农副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大量麦草的出现,加上周边村队麦草的剩余,随即发展起了干校的造纸业。

1972年4月24日,中共国务院办公室核心小组在《关于“五·七”干校调整搬迁工作的安排》中指出:根据中发〔1971)22号文件精神,今后干校的任务,将逐步转向以轮训在职干部为主,适当安排一些年老体弱人员,并作为机关战备后方。《安排》的内容是:一、校址迁至河北石家庄附近的高基。原因是:(一)平罗地处西北边沿,一有情况,学校与机关很难联系,发挥不了战备后方的作用。(二)干校现在规模较大,土地面积4万多亩,耕地七、八千亩,可容2,000多人。今后干校人员减少,势必荒芜大量耕地。(三)平罗海拔较高,对年龄较大,身体较弱,特别是患有某些慢性疾病的同志,不易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不利于干部学习锻炼。二、高基原是河北省林业研究所的一部分,现为河北省委五七干校高基分校。该处往西约三、四十华里,即进入平山县山区,有利于战备疏散。……三、迁校时间,拟于10月开始。迁入新址后,更名为国务院办公室五七干校。从1973年起,以五七干校为依托,又实行机关干部轮流下放劳动,一直到1978年10月五七干校方得以停办。

二、干校名人

据石嘴山市筹建平罗五七学校博物馆工作人员调查和其他有关资料整理,当年下放到平罗五七学校的国务院直属口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及文化名人大略如下:

(一)领导干部

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1975年任教育部部长)
赵鹏飞(国务院副秘书长,文革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杨放之(国务院副秘书长,文革后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稼夫(国务院文教办副主任,文革后任中顾委委员)
张孟旭(国务院文教办副主任,文革后任教育部顾问)
孙正(国务院文教办副主任,文革后任商业部副部长、北京商学院院长)
魏今非(国务院财贸办副主任,文革后任国家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屏(中共中央外事政治部副主任,文革后任装甲兵副政委)
刘毅(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文革后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
李梦夫(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文革后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田耕(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1972年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叶籁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刘冀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1971年含冤病逝)
王致中(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侯春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1971年后任原职)
金树望(国家编制委员会副主任,文革后任原职、劳动人事部顾问)
彭则放(国家房产管理局副局长,1973年任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丁雪松(外办秘书长,文革后任中国驻荷兰、丹麦大使)
李后(外办宣研组副组长,文革后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党组书记)
钱李仁(外办社会主义国家组组长,文革后任中联部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
吴凡吾(外办西方组组长,文革后任外国专家局局长、党组书记)
王晓云(外办日本组副组长,文革后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日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孔筱(外办港澳组副组长,文革后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
吴荻舟(外办港澳组副组长,文革后任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
武博山(财办财金组组长,文革后任财政部副部长、建设银行行长)
季龙(财办计划组副组长,文革后任轻工业部副部长)
林彬(财办轻工组组长,开国上将杨勇夫人)

(二)文化名人

周有光(1955年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全面的科学的阐释,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林汉达(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原教育部副部长,1958年被错划“右派”)
陈光尧(1956年我国颁布《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被誉为“提倡简字运动最勇敢的,且成绩又最惊人的一位急先锋”)
倪海曙(著名语言学家,几十年始终致力于文字改革工作,为汉字的改革、文字改革史的研究及语文现代化的事业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杰出代表)
高景成(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国家汉字编码标准主要起草人,有中国古文字的“活字典”之誉)

下放人员在五七干校普遍都经受了诸多磨难。比较典型的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刘冀平冤案。刘冀平是河北省阜平县人,1938年参加中共。1966年受到冲击,1967年军代表进驻后被隔离审查,1968年被诬陷为国管局“五一六”黑后台,1969年4月被送往平罗五七学校继续“审查”、“改造”,1970年被打成所谓国务院直属口、国管局“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黑后台,1971年6月2日被捕入狱,在被审查和关押期间遭受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9月23日,因晚期食道癌被送进宁夏人民医院,12月13日含冤病逝,终年51岁。
又如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夫人林彬及其子女。1967年1月杨勇被“隔离审查”后,作为“三反分子”家属,原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工作的林彬,在1969年的集体下放大潮中,领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冀平、北北、京京(杨菁),从京城来到平罗“西大滩”五七学校。四人在干校相依为命,其苦难历程后来充分反映在杨菁《往事》(解放军出版社,1985)一书中。

三、亲历者言

事隔整整半个世纪,今天,与其用自己生涩的文字去描述我们并不熟悉的生活,不如引用亲历者的笔墨或口述来得更为真切。平罗干校的亲历者中,还数周有光的口述最值得推崇。
以下为2010年11月12日凤凰网转载《北京青年报》发表的周有光的口述摘要:

1969年,北京各机关单位的职工下放农村。“文改会”是国务院直属单位,国务院“五七干校”在宁夏的平罗。平罗原来叫平虏,在贺兰山东侧的缺口处。南北走向的贺兰山像天然屏障,挡住西面腾格里沙漠的风沙。古代,这个缺口是少数游牧民族和汉民族拼杀的战场。

周先生说,他们离开北京时是深秋季节。事先,有平板车把各家的行李搬运到火车站。傍晚快吃饭的时候,“五七战士”们集合步行去火车站。一路上没有人说话,不仅“黑帮”不说话,所有的人,包括造反派。就这样默默地、一声不响地走进火车站,走上车厢。车厢里一律是硬板座席,旅客全是下放的人。在车上仍然没有人说话。火车开到哪里?沿途经过哪些地方?没有人关心这些细枝末节,一切听任安排。

周先生已经记不清在火车上过了两夜,还是更久?只记得是凌晨到达目的地。一眼望去,白哈哈的一片。是什么?是霜。四周没有人烟,没有草,没有树,没有一点点绿色。下了火车,已经有大车等在那里。大家把行李搬到车上。然后,跟在骡子拉的大车后面慢慢地走,走向他们要去的地方。前行的队伍仍然没有人说话,人们的心情似乎和周遭一样死寂。大概走了二十多里路,看见矮矮的围墙,接站的人告诉他们马上到了。

围墙里面是一排排的房子,墙是泥的,屋顶也是泥土造的。屋顶有一点斜坡,因为当地很少下雨,坡度很小。房间不大,一铺大炕可以睡六个人。屋子里取暖的炉子也是泥巴造的。炉子修造得很好,烧起来暖乎乎的。

出乎大家预料,竟然有电灯。本来这里不通电。筹建干校之初,国务院派人把青铜峡水力发电厂的电引过来,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五七战士”办的好事情之一。周先生说他们运气好,不但有电,干校还打出一口甜水井。宁夏这地方能凿出一口供人饮用的水井很困难。打出的井多半是苦水,有的连浇地都不行。

……

“五七战士”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情是举手向党、向毛主席宣誓:在这里扎根一辈子。

“文改会”研究员杜××,他从小向往革命。北京大学没毕业就投奔革命,几次被国民党逮捕。解放后,他成了脱党分子,但他的一切行动都按党员标准去做。“文革”中他的罪名是“老叛徒”。杜××在学习会上发言说,我从小向往共产主义,今天真正看到共产主义了。平罗“五七干校”就是我向往的地方,我一生一世不回去。

听了他的话,大家惊诧,是真话,还是假话?他讲了这话,会不会受到处罚?周先生说,很奇怪,他没有受处罚。周先生说经过学习、表态,大家明白,不仅所谓的“黑帮”要待在这里,就是那些革命群众,乃至造反派们都要一生一世生活在西大滩。这里,是他们共同的归宿。

这个冬天,他们除了学习也搞基础建设。他们铺设管道,把围墙外面那口井的甜水引进来;修建一座大洗澡房。周先生说,“的确是优待我们,有煤、有电、有水,水还很好。”平罗有三个煤矿,其中一个矿就有两万多矿工。煤的质量非常好,筛选出的精品煤销往日本。当地人买煤很便宜,干校自己出车,拉一车混有煤矸石的煤只要五角钱。

按照上面要求,下放干部还要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改造。第一批,选派二十几名政治可靠的干部去农民家。差不多一个月后,他们回来。从此,再不派干部下去了。周先生他们慢慢知道,当地农民太苦,吃的口粮主要靠政府配给的面粉。当地人只吃白水煮面条加点盐,没有酱油、没有蔬菜。后来,干校种的圆白菜丰收了就送给农民,他们问:怎么吃?多数人不懂吃菜。从前,西大滩盛产滩羊,滩羊皮是上好皮毛,很值钱。后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牧民不能随便养羊。

周先生说,平罗的春天是随青铜峡开闸放水才到来的。青铜峡每年“十一”关闸断水,水没了,草枯了,水沟旁边的树变成树干干。一瞬间都死掉了,没有一点光明,没有一点希望。“五一”过后开闸放水,水流到小河里、流到小沟里。眼前豁然开朗,原来看不见的树看见了,青草也钻出地面。塞外变江南,人们的心情也像从地狱回到天堂。

平罗地区因为缺水,本地不让种水稻,“五七干校”是例外。周先生说,“有生以来第一次赤着脚踩在泥水里插秧,虽然插得不好也很慢,但是能坚持。”因为冬天特别冷,这里的水田没有蚂蟥,其它传染病也很少。周先生说在水田里干活,最困难的是挑秧。秧苗,湿辘辘的很重。田埂只有五寸宽,甚至不足五寸,上面全是水。赤脚踩在湿滑的田埂上,走快了踩不稳,要跌下去。跌下去不但满身泥浆,而且要被骂;走得太慢也不行,太慢,脚就粘住了。要掌握好速度,还要维持身体平衡。

四十年后谈起往事,周先生说:“我那时已经65岁,还能挑秧走那又滑又烂的小田埂,不让自己倒下去,至今都觉得满意。”

……

快到秋收的时候,周先生和七十一岁的林汉达老先生去十几里外的土岗子上看高粱地。林汉达是教育革命家、文字改革研究者。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教育部副部长,1958年被打成“右派”调到“文改会”搞研究工作。他一生做了许多工作,编写历史故事,提倡成语通俗化,向传统教育挑战。

周先生说,看高梁地是有规矩的:不许坐下来;不许站立不动,要走来走去;不许聊天,要一人在东,一人在西。他们所在的土岗子地势较高,四下望去清清楚楚。周围没有人家、没有人影儿;没有人来偷庄稼,也没有人来看守他们这两个“看秋”的老头儿。一连三天,他们规规矩矩。第四天,他们不规矩了。走一走就停下了,不仅停下来,还坐下聊天了。聊着聊着,两人竟放大胆子躺下了。

周有光说林先生知识渊博,脑筋好,肚子里面有趣的故事特别多。

只见林先生仰望长空,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成‘拔苗助长’,‘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

停了一会,他问周先生:“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周先生开玩笑地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忽然,林先生笑了起来,他想起一个故事。解放初期他问扫盲班的学员,什么叫遗孀?一名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像白玉霜、蝶霜什么的。林先生追问,这个“孀”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先生对周先生补充说,普通词典里都没有“遗孀”这个词儿,查了几种都没有,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谈得起劲,他们坐了起来,声音也越来越大,像对着上万棵高粱讲演。二人都同意语文大众化必须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周先生举例说,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周先生说,那一天,天上没有云,地上没有风,宇宙之间似乎只有他和林先生两个人。他们断断续续谈了许多有哲理的笑话。

…………

周先生说宁夏空旷,人烟稀少。秋天,常常有西伯利亚飞往印度洋越冬的大雁。一队雁群至少2万只。距离他们“二站”大概三十里有一个很大的芦苇塘,是大雁迁徙的中间站。有的雁群直接飞过去,有的飞到这个芦苇塘,休息几天后再起飞。“文革”时期局势紧张,常有空投特务,“五七干校”夜间要值班巡逻。据巡逻的队员回来讲大雁的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夜晚的守卫有三道防线。你一旦闯入它们的警戒线,第一道守卫先发出叫声,声音不很大,大概有十来只的样子。你再走近一点,第二道守卫也开始叫,好像有上百只,你更靠近时,就有千八百只一起鸣叫,叫声吓人。巡逻队员带有电光很强的电筒,就用电筒向它们照了看。这一照,不得了,大雁起飞了。雁群拍打翅膀的声音惊天动地,脚下的大地都在震动。巡逻队员害怕,赶快离开。

有一次,通知所有人第二天清早在“二站”广场听报告。这里的秋天,早晨很冷,但中午太阳还是很晒。周先生担心挨晒,出门时戴了顶大草帽。正在开会,一群大雁密密麻麻,铺天盖地飞来了。周先生说,“飞到我们头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听头雁一声怪叫,倾刻间大雁集体排泄。雁便就像雨一样落到草帽上、肩膀上。幸亏那顶大草帽,落到身上的不多。可是没戴帽子的人就惨了,不仅衣服上,头发里面全是。雁便黏糊糊弄到头发里,洗也洗不净。这样的怪事,从来没有听说过。”大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集体行动?是惊恐还是向这些战天斗地的“五七战士”抗议、示威?人们不得而之。

在平罗买不到手纸,“五七干校”用各单位带下去的福利金办一个小造纸厂,派人从上海买来小型造纸设备,利用当地麦草、麦杆当原料。生产出来的纸非常好,舍不得拿来做手纸,就供应当地做文具用纸。据说到80年代,这个工厂还在生产。这是“五七干校”为当地百姓做的一件好事。周先生说,“这个工厂我没有去看过,也没有条件为这个工厂劳动。去工厂劳动就变成工人阶级,身份就上升了。我这样坏阶级出身的人,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劳动。”

…………

1972年春天,周先生结束干校生活回到北京。领导给他们开会说:你们是一些社会渣滓,共产党讲人道给你们饭吃。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那时,周先生每个月领30几元的生活费。家里生活主要靠借债和变卖旧物,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卖了500元。

周先生从身后小书架上,拿出一本1980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字声旁读音便查》的书给我看。他说,说起来是个笑话。改革开放,吉林出版社编辑找周先生要书稿,准备出书。他说没有书稿,只有一些研究资料。编辑说,资料性的也可以当书出版。稿件拿走,很快付印、发行。周先生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一看,三个大橱窗没什么新书,只有这本《汉字声旁便查》摆得到处都是。周先生这本“五七干校”偷生出来的作品,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后,在没有任何书籍可供出版的空档,出了一次风头。

作者在后记里写到:“这本小字汇原来是为了研究‘声旁有效表音率’而整理的一份初步加工的资料(1965年初稿,1973年后修改),当初没有打算作为独立的小书来出版。经过‘四人帮’之乱,丢失了许多书稿,而这一小本稿子竟偶然存在,现在又能出版,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周先生对我解释说:“‘文革’刚刚结束,不能涉及‘五七干校’的背景,那是犯忌的。所以文字记载,因为某种原因常常不符合实际。”

四、旧址现状

2007年,宁夏石嘴山市委、政府作出开发保护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旧址的决定。由官方作出开发保护一个纯为文革期间社会活动遗址的决定,是笔者所知的全国首例。

根据石嘴山市人大调查组当年5月的调查,干校遗留物如下:

1.造纸厂厂部全部及部分机械。占地数百亩的厂部、数百间的厂房基本保存完好,特别是后来由知青建造的办公室依然在发挥作用。
2.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干校干部家属住过的旋窑两排十余间,以及具有时代特征的标语、口号、五角星等物件数十处(件)。
3.干校干部家属住过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干打垒式的住房近二百间,由干部及家属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修建的住房三排约七八十间(隆湖一站,二站)。
4.干校干部住过的六十年代的三合院一处,约七十余间(隆湖三站)。
5.干校干部家属的打麦场一处,篮球场一个,以及用来生产和生活的石头磙子等器物若干件(个)。
6.被网民(干校)经常在网上提起和回忆的种植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长四公里的沙枣林带一条。

石嘴山市委、市政府按照“原汁原味、再现旧貌”的原则,决定对上述遗迹进行保护、开发。石嘴山市文化旅游局积极筹划建设,在大量征集旧物的同时,对旧址、旧物进行了维修、复原,同时也新建了部分建筑。在此生活过的许多老干部、知青及他们的家属听到了这个消息都很兴奋,有些人还十分慷慨地赠送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图片、文字资料以充实展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闻讯后也赠送了价值4万多元的办公用品及工作用车。

2008年8月,坐落于原隆湖一站的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博物馆落成。博物馆分原址馆和综合馆两部分。

原址馆是一个看似平常的院落。砖砌的大门上是一个半圆形的钢架,上书“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几个大字。此一院落是当年的校部核心区域。院内几排砖瓦房是当年军代表、政工组长等办公用房,共计六十间,均是五十年前的旧建筑。六十间房子里复原出了当年下放的高级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在此生活、居住、学习的原貌和场景。另院内还有大礼堂、露天会场、食堂、供销社、医务所等。

在原址馆旁边,是2008年新落成的“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博物馆”,也被称作博物馆的“综合馆”。馆藏的内容分为9个篇章,23个单元,陈列展出的实物500多件、图片1200多张、文字资料500份。实物和资料不仅是平罗五七干校的,还有全国各地五七干校的。

2010年1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原址”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以笔者孔见,类似这样题材的、大型而又是官方主持的博物馆,全国可能仅此一间。博物馆内的解说词一般来说算是较为中性。其综合馆最后展示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段话,应该反映了当地官方对这一段历史的态度:“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今天,能公开展示这么一段话,也算难能可贵。


原载《昨天》第133期 20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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