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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值得一读的《唐平铸文革实录》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3月 28, 2019 8:5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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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读的《唐平铸文革实录》

余汝信

唐平铸是文革初期的《人民日报》代总编辑,是当时舆论、宣传工作中的一个重量级人物。2019年新年伊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唐平铸两个儿子唐炎明、唐亚明撰写的《〈毛主席语录〉的诞生及其他:唐平铸文革实录》,内中披露了不少珍贵的新史料,值得文革史研究、关注者一读。

一、一个军队知识分子的命运

唐平铸1913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年轻时就读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4年赴日本勤工俭学。1936年在东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同盟。1937年回国后参加红军,同年入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加入中共。曾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宣传部长,二野十二军三十四师政委,十二军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调解放军总政治部,任总政宣传部新闻广播处处长。1954年参与筹办全军性报纸——《解放军报》。翌年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并被授予大校军衔。

自1959年新军委成立,唐平铸受军委主要领导所器重,作为军队的笔杆子,多次参加了中央军委重要文件、军委负责人讲话和有关各项指示、命令的起草以及军队条令条例的编写等工作。如:1960年,他是毛泽东批准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主要执笔人;1962年,他在为林彪撰写“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稿时,目睹了持反对意见的罗瑞卿与叶群面对面的激烈冲突,林彪重新拉了“条子”;1964年,他根据林彪接见刘志坚和他本人的口述,起草了经毛泽东肯定的、林彪著名的“突出政治”指示;1965年,他参加了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一文的起草,他是林彪署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的撰稿人之一;1966年,江青、康生主持中央文革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进行修改和补充,军委让他代表军队参加了整理。此外,他还主持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许多重要社论、文章和文件的起草、送审。

1961年2月起,任解放军报社党委副书记,名义上为报社第二把手,实际上多时为第一负责人。1966年3月,参加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

1966年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拟派陈伯达率中央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在外地的毛泽东当日批准同意。6月8日,陈伯达对唐平铸说,他将于次日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由唐平铸来代理《人民日报》工作。6月16日,陈伯达宣布吴冷西停职反省。6月20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唐平铸代理《人民日报》总编辑。

从此,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首先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信息由《人民日报》发布,改变了文革初期许多重大问题先由《解放军报》报道的局面。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的“小小政变”是满意的。此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和评论,基本反映了毛泽东指导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的思想,表明了他要彻底肃清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决心。《人民日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天出报,从没有间断过。唐平铸说,毛泽东不赞成《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他指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人,三分之一下乡劳动,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工作。”一天夜间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吃工作夜餐时,对在场的唐平铸、胡痴说:“我看你们《解放军报》的干部可以一分为三,一部分留下办《解放军报》,一部分来《人民日报》,一部分去新华社。”

1966年8月28日,毛泽东专门召见了唐平铸和《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9月后,人民日报社改编委会为党委制,任临时党委第一书记,再后任临时工委负责人。1967年1月,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员。

1967年1月17日,唐平铸受《解放军报》“一·一三”事件牵连,被人民日报社造反组织关押。

唐平铸的妻子陈友孟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林彪是校长。那时女同志少,她又是医生,由于工作关系,和许多领导人比较熟悉,和叶群也有交往。唐平铸被关押之后,陈友孟四处写信申诉,分别寄给了周恩来、林彪、萧华及中央办公厅,还寄给了她早年认识的江青,可是全都石沉大海。

在唐平铸被揪走近一个月后,唐亚明搀扶着母亲陈友孟去“闯”林彪的住地毛家湾。

当时林彪出去“转车”了(林彪有时在震动的汽车里才能休息好,林办的人称之为“转车”),叶群在家。工作人员领母子俩穿过回廊,进了客厅。不多久,叶群进来,和母亲拉了拉手,寒暄了几句,习惯地称她“陈医生”(她在延安女大任卫生科长时,叶群是该校干部科长)。叶群听了陈友孟述说的情况后,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表态,只是收下了她带来的信。
2月27日,唐平铸被释放,恢复了在《人民日报》的工作。1967年5月1日,按照周恩来批准的名单通知,唐平铸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林彪见到他时只说了一句话:“陈医生的信我看到了。”当天各大报上登出的名单中,又出现了唐平铸的名字。

家里人以为唐平铸的命运就此转危为安,但时隔一年,1968年9月17日,被中央专案组正式逮捕,由中央二办专案组立案审查,1975年5月25日释放,前后被监禁了近七年。
唐平铸被释放后,仍带着“反党分子”的帽子。1975年6月2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在《关于反党分子唐平铸的审查结论》的末尾写道:“唐平铸是个反党分子。按照毛主席‘调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原工资照发,由总政安置农场劳动教育”。直到1980年2月,经军委批准,总政才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认定其遭受诬陷,撤销原中央专案组结论,“属于冤案,应予推倒”。1985年7月20日在京逝世,终年72岁。遗言丧事从简,遗体捐献用作医学病理研究。

文革前与唐平铸同为大校军衔的军队笔杆子,著名者还有姜思毅、钱抵千、陈亚丁等。姜思毅1960年前为总政宣传部部长,受谭政事件影响降为副部长。文革中因是“死老虎”反而少受冲击,后历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钱抵千是《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主要撰稿人,时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受冲击。1975年恢复工作后历任安徽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政治学院副院长、国防大学副校长。姜、钱1988年均被授予中将军衔。陈亚丁文革前为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为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主要执笔人。因被认定为江青的人,粉碎“四人帮”后不知所终。总的说来,唐平铸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在文革中、文革结束后的际遇比姜思毅、钱抵千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不管怎么说,却还是比陈亚丁强得多。


二、《唐平铸文革实录》的主要看点

《唐平铸文革实录》全书共437页,其目录页如下:
自序
第一章 《毛主席语录》诞生、传播始末 1
附:《毛主席语录》主要版本目录 45
第二章 “批罗事件”的前前后后 53
第三章 李讷在《解放军报》夺权 133
第四章 扑朔迷离的“揪军内一小撮” 169
第五章 《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喉舌 217
第六章 政治斗争漩涡中的《人民日报》 261
第七章 唐平铸的“罪行” 299
第八章 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333
第九章 有关林彪与林彪事件 357
附录 生命的漩涡:我们的父亲唐平铸 395

由《解放军报》编辑的毛泽东著作中一些语句的选编本——《毛主席语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奉为“红宝书”,几乎达致全国人手一册,占有特殊的地位。唐平铸是《语录》编辑出版的主要负责人和编者,是署名林彪的“再版前言”的起草人。本书如实地写出了《语录》产生的背景及经过,由军内内部发行到全国、全世界公开发行的简要过程,写出了是江青提出用林彪的名义写再版前言,并与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人修改、审定的事实,以及《语录》给人们的启示、教训和借鉴。

“罗瑞卿事件”是文革爆发前中共高层政治斗争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也是军队高层开始卷入文革的一个重要标志。本书披露了1966年3月北京京西宾馆“批罗”会议的内幕,包括唐平铸保存多年、鲜为人知的邓小平主持的“批罗”会议记录,罗瑞卿的检查,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京西宾馆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将帅们的发言等——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动用“枪杆子”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笔者从历史角度探讨一大批党和军队领导人参加“批罗”的深层原因,并分析毛泽东如何用“批海瑞罢官”和“批罗”,从一文一武开刀,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另外也展示了“批罗”会议后,《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七篇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及相关背景。

本书引用了胡痴亲笔记述的经毛泽东同意、江青把女儿肖力(即李讷)安插到解放军报社的详细经过。在毛泽东的支持和江青的谋划下,肖力制造了震惊军内外的“一·一三”事件,从此走上了神坛。这个刚从学校出来的27岁年轻人,把《解放军报》牢牢控制在手中,一跃成为了全军、全国瞩目的人物。唐平铸也为此遭到了厄运。

“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文革期间的一个重要口号。1967年8月,毛泽东突然要求停止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又将提出该口号的责任推到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等人头上。时至今日,对这一问题仍然众说纷纭。本书用史料及唐平铸的经历揭示了这一事件的内幕,指出了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分析了毛泽东晚年的心态和党内民主的症结。

《人民日报》是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单位。本书剖析了文革初期《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的重要社论、评论及文章的起草、定稿及审批过程。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统领着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导向。在指导这场运动的全局性文章、文件中,不仅有他的口述,有他发出的最高指示,有他亲笔写的评论和段落,有他亲自删改、添加的文字,而且重要的社论大多是由他签发的。

本书记述了《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对“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并记述了唐平铸由想紧跟、跟不上,到不理解、有抵制,直至被批斗、监禁,在那“如火如荼”的岁月里被政治漩涡吞没的全过程。书中也出示了康生、江青相互批示,密谋除掉唐平铸的亲笔信内容。

唐平铸是《解放军报》创始人之一,从创刊起一直担任副总编辑,实际主持了军报的日常工作。他和他几十年的战友胡痴(曾任《解放军报》副总编、总编)留下了大量的笔记、会议资料、申诉信、平反材料日记等遗物。作为唐平铸的子女,本书作者与父亲有过许多次长谈。在唐平铸去世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本书作者也陆续采访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当事人。本书即根据这些史料和采访内容,揭示了文革初期中央内部和新闻界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事件、问题做了材料补充,有的提出了质疑。本书作者认为,为历史留下负责任的记录,有助于对那个特殊年代的研究。


三、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不是林彪写的

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总政领导上报军委后,由唐平铸将《毛主席语录》前言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按照这次全会的决议重新进行了改写,并报请总政和中央军委批准。

文革中被监禁近七年的唐平铸,在释放出来一年后,于1976年10月6日给总政党委的信中写道:“1966年10月间,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江青看到《解放军报》编辑的、用总政治部名义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受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她提出改为林彪主持编辑,并令我和胡痴报告总政,把原来的前言改为林彪写的前言。其实这个《语录》编成后,请林彪题字,开始他还不愿意。用林彪名义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是康生、陈伯达和江青主持修改定稿的,有些话是康生加进去的”。

1976年11月10日,原《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在给总政党委的信中写道:“1966年底左右,江青在中央文革一次会议上说:‘《毛主席语录》的前言要改一下,用林副主席的名义重新发表,这样影响更大。’陈伯达马上附和。江青遂让唐平铸写了个初稿。江青、陈伯达等亲自主持修改。林彪签阅后,让新华社转发全国各报发表。”

1966年12月1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主持讨论修改过的《毛主席语录》前言。据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刘志坚(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回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张春桥、刘志坚、王力以及唐平铸、胡痴等人参加了讨论。会议以唐平铸起草的前言为基础,边议边改。唐平铸做了记录。陈伯达、康生发言最多,成为修改工作的中心。周恩来也多次发言,提出了重要意见,比如“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全面”和“全世界”这两个词,就是周恩来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强调写上的。

相比原版的《前言》,修改后的《再版前言》做了重大改动。比如:原版中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伟大”前加了“最”字;增加了“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段评价。唐平铸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的提法。

《再版前言》删去了原版中“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段话。唐平铸说这是康生的意见。增加了林彪“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话。

刘志坚说:“江青提出要把《毛主席语录》的前言改成林彪的名义,在讨论时我内心是不同意的,因为写有总政名义的前言《语录》影响很大,不但军队人手一册,而且已发到全国。在会议期间没有找到林彪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著作的系统论述,只好让唐平铸写了个初稿。我参加了中央文革对初稿的审查,主要是江青、康生、陈伯达谈。以林彪名义的前言是中央文革讨论后决定的。”

根据江青的意见,决定将修改过的前言改名为《再版前言》,署名林彪,落款日期为1966年12月16日。自此以后,再印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带有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的新版了。该版可以算作《语录》的第三版,它标志着《毛主席语录》由军内发行转向公开发行。原版中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面又加了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与1965年总政治部的《前言》相比,《再版前言》把对毛泽东的评价提到了更高的高度,把号召全军扩大到了号召全国人民。《再版前言》强调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再版前言》还写道:“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希望每个同志认真地、刻苦地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66年12月17日,《解放军报》全文刊登了以林彪的名义写的《再版前言》,19日又发表了《句句熟读 句句照办》的社论。社论说:“在我国人民喜爱的宝书《毛主席语录》再版的时候,林彪同志为它写了前言,号召全国人民认真地刻苦学习,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唐平铸在交代材料中写道:“我奉命于12月16日晚赶到林彪处,请他审定和签阅由中央文革主持、以林彪名义写的《再版前言》。其实,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开始时连为《语录》题字都要我们一再请求,再版前言也不是他写的。军报12月19日社论里林彪的一些话,是我到毛家湾请示时,林彪当面说的。回到报社后我立即向刘志坚作了汇报,并报军委总政和中央文革。当晚,我主持起草了《句句熟读 句句照办》的社论。12月17日,《解放军报》全文刊登了以林彪名义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12月19日军报社论见报。”

举一反三,可以想见,几乎没有任何以林彪名义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章、指示,是林彪本人写的。这些讲话、文章、指示里,有多少真正是林彪本人的东西?值得研究者认真深入探究。


四、《唐平铸文革实录》中最具价值的材料

唐平铸参加了1966年三四月间京西宾馆的批罗筹备会和大会。作为《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和军内的笔杆子,他被要求参加会议和听取讲话。在他保留的京西宾馆会议和领导人讲话记录里,记载着林彪对会议的具体指示,详细记录了邓小平、周恩来、彭真、叶剑英和一大批将帅的多次发言,以及罗瑞卿的检查和申诉。这是文革期间,唐平铸的亲属在他被揪斗、抄家时秘密转移到外地的一本保密笔记。这个本子现场记录了只有少数人才能参加的筹备会和高层会议的情况,与目前所看到的一些有限的回忆、分析和口述文章的区别在于,在罗瑞卿档案未予正式公布解密之前,这个记录本真实、详细披露了会议情况,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事件的发展脉络。另外,唐平铸还保留了些与该事件有关的材料、文件,这些都是研究“罗瑞卿事件”,研究毛泽东依靠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史料。

上述有关发言证实,到了1966年2月至4月期间尤其是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后期,在毛泽东的引领下,对罗瑞卿问题基本上已形成党内、军内最高层一致的批判性共识。

官方有关罗瑞卿生平的代表作,首推以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名义撰写、作者署名黄瑶、张明哲的《罗瑞卿传》。据官方称,该书由总参谋部批准撰写,在总参政治部具体指导下,历时八载,采访一百多人,查阅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档案而成。书稿经中央军委审定批准,1996年4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体现了文革结束后官方为罗瑞卿辩护、正名的立场和观点。强烈的倾向性使该书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严重扭曲了史实。而唐平铸工作笔记所披露的中央、军委有关领导人的讲话,使被颠倒的历史得以再颠倒过来,使原来的历史图像得以真实再现,是对《罗瑞卿传》的有力批驳。

(一)《实录》披露了毛泽东对罗的严厉批评

《罗瑞卿传》在论及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批评时称,“(1965年)12月8日,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召开。毛泽东依据林彪、叶群提供的材料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但是,他又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后来,到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曾作自我批评说,他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 《罗瑞卿传》又称,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以后向罗传达过毛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首先,《罗瑞卿传》故意没有引全毛对罗的批评。据唐平铸工作笔记,毛的批评全文是:“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对林、老帅不尊重。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是个野心家。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林带了几十年兵,难道他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仗都是打的政治。要注意防止罗的地下活动,注意搞八司马 。”毛又说,“要恢复突出政治的原稿。”

其次,《罗瑞卿传》完全无视毛在上海会议以后对罗的多次严厉批评。这些批评包括但不限于:(1)1965年12月23日,毛泽东与彭真单独谈话时提到调查罗瑞卿问题,要彭真回北京后找公安部和中央军委同志谈,注意“地下活动”,并说:在党内军内永远不准搞地下活动。 (2)1966年1月5日,毛在南昌与江西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问题时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3)1966年6月10日,毛在杭州会见秘密来华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谈及彭、罗、陆、杨问题时称,“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二)《实录》披露了林彪等军队高层对罗的严厉批评

对罗的批判,军队最高层尤为激越。如林彪称,揭露罗的问题,是“取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罗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他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 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或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就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黄 危险得多。过去是枪归他指挥,现在背着枪也归他指挥。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全国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可以造反的人,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的团结。”林的说法比上海会议的结论“与彭黄有别”更进了一步。

叶剑英称,“揭露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病人的样子,不要挡路啊!我是当接班人拥护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转弯。这种人拿了军权就要拿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的集中表现。要用这件事情教育全党全军,要靠四十二条柱子 撑着。”

聂荣臻称,“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会变色,适当时候要作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会完全拥护中央、主席、林总。”
徐向前称,“这是个危险人物,林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

(三)《实录》披露了邓小平对罗的严厉批评

《罗瑞卿传》在引述了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发言后又称,“邓小平感到叶群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死,是‘死无对证’。对林彪向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表示不满意。”

所谓“林彪向罗瑞卿搞突然袭击”,其实是毛泽东向罗搞突然袭击。邓岂能“表示不满意”?! 邓在会议开始时对罗有一定程度上的袒护,这恐怕不是邓一个人的意见。甚至不排除邓曾经说过“死无对证”一类的话。邓称,“实事求是,对罗也是一看二帮,任何人准许革命,允许他们申辩。彭在62年还有八万言书,我们本着党的传统,不是过去有的,是毛主席树立的好传统。会议搞主要问题,实事求是,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同意就不同意,党从来不强制哪个人承认错误。”

罗瑞卿自杀未遂,使中共最高层对其问题性质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罗瑞卿自杀未遂后的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后期,邓的态度如很多人一样发生了突变,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邓4月8日北京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之中。邓称,“对罗的问题,过去我不知道,到上海还不知道,只知道他作风不好,但思想还开放。现在揭发出来,特别他这一跳,就更没有话说了。”“我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我认为,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主席亲自关怀、指导这个斗争。罗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比上海估计的还严重得多。”邓又称,“罗瑞卿的错误性质,同意报告中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军内的反映。他对毛主席思想是反对的,当公安部长时就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十无运动。到军队后又同林总唱对台戏,一个稿子修改七八次,真不可理解,就是要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还到处讲话,煽动,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反对林总的正确领导。”“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邓称林彪首先察觉罗的问题,“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又批评罗“同林总唱对台戏”,“反对林总的正确领导”,这些话,除了表现了邓对林的颂扬和肯定,丝毫找不到其对林“不满意”的情绪。

(四)《实录》披露了彭真对罗的严厉批评

彭真是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罗瑞卿传》提及,“彭真在小组会议和工作小组会议上提出:发言时要讲大的问题,不要讲枝节问题;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涉别人;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要讲无把握、站不住脚的材料。他说:‘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七分,是七分不讲成十分。’他还针对在会上有些人表现得很激动的情况说:‘现在愤慨的人,将来冷静下来是会失悔的,人在火头上和冷下来的时候不一样。冷下来时,人们还想说什么,很难说。’彭真这些话可谓语重心长。”

唐平铸工作笔记记录了彭真的两次讲话,均无以上尤其是所谓“失悔”的内容。虽然彭真在1966年4月下旬被叶剑英等指为在批判罗会议过程中表现“恶劣”,但实际上彭真在当时也不得不紧跟毛的步伐,只不过是说过“材料不可靠的就不要”一类稍稳重一点的话而已。唐平铸记录的彭真讲话称,“这次会议取得了大的胜利。其实他一跳就作了结论,目的是为了消毒。军队干部,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军队,军队一定要掌握在忠实于党的人的手里,决不能掌握在罗那种人手里。用这件事作反面教员来提高我们的觉悟,把我们头脑武装起来。这个会开得好,方法好,领导得好。有人说太文了,我们是抓大问题,不抓细节,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严肃性。材料不可靠的就不要,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罗善于造谣、抵赖,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也无法抵赖。我们这样做,不是怕伤了他,而是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处理党内问题方针、政策和作风。我们的事实根据够不够,会不会有点出入,有一点出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主要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可靠的,甩不了的。将来是不是罗会说冤枉了他,我看不冤枉他。说他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说他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品质恶劣,逼林总让位,篡军反党,是不是事实。这些问题也是逐步升级的 。他能推翻哪一条,我们可以取消。但是根本的、主要的问题,恐怕是准确的。”

(五)《实录》披露了贺龙对罗的严厉批评

罗瑞卿与老帅的关系大都不怎么好,独与贺龙走得还比较近。《罗瑞卿传》在述及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前夕总参党委一位负责人向贺龙反映,指罗是已靠边站的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的后台,被贺否定,又问贺“现在你能不能担保罗总长没问题”时,“贺龙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不会反党。’这位负责人问贺龙:‘您这个话能不能传达?’贺龙答:‘我既然说了当然可以传达。’”

《罗瑞卿传》没有也不会提及的是,上海会议召开以后,贺龙一旦知道毛泽东抛弃了罗,其对罗的态度也有了180o的变化。因为曾经走得比较近,贺龙对罗的家庭情况,包括有多少电话机子,有多少枪支,均十分知情。一旦知道毛的态度,贺对罗的揭发批判也是十分无情的。根据唐平铸工作笔记,贺在1966年2月至4月间对罗有过两次批评,其一为贺称:“这个人很坏的,什么怪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林总和中央的暗情要注意。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贺说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灭证据。(他现在要严看)要儿子学射击,家里26个电话机子。还有一个无号码的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务工作,特别林的安全。”其二仅为一句话:“这个人没有改造的人。”

综上所述,笔者不能不认为,《唐平铸文革实录》中抄录的有关京西宾馆批罗会议的发言材料,无疑是《实录》一书中最为精彩、最具史料价值之处。
(2019年1月)


原载《昨天》第126期 2019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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