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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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7月 17, 2018 9: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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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节 全军文革改组


一、抛出刘志坚

在叶剑英检讨后,军队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并未罢休。1967年元旦过后,几十个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群众组织在京人员策划在1月5日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实际上是想再次将批判斗争矛头对准陈毅、叶剑英。1月3日,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大会筹备处人员。4日,全军文革小组院校组了解到大会要指名批判的有陈毅、叶剑英、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天焕,并指名谢镗忠、李曼村等人一定要到会。当晚,周恩来、康生、江青、萧华、杨成武等再次接见大会筹备处全体人员,对他们召开大会竭力进行了劝阻,并力求将其注意力引向全军文革小组和刘志坚,以保护陈毅、叶剑英。周恩来在讲话中称:

四、问题怎么造成的呢?关键的问题是军队文革小组,刘志坚只是初步的检查,你们的揭发,对我们很有帮助。全军文革小组放在总政之下,不伦不类,刘是中央文革副组长,应该向中央文革请示,(康生插话:既不请示,又不报告)如关于文艺单位的“三点指示”,今天才查出来,江青同志是顾问,又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也没有向她报告,也没有请示林副主席,这三条是完全违背紧急指示的,全军文革组织形式不对,必然有问题,上不向主席、林副主席请教,也不请教中央文革,刘志坚每出席中央文革会议(江青插话:大多数会议他参加了)不说,林副主席、萧华同志不在京,他就派了工作组,叶剑英同志他管军事多,管政治工作、院校文革少。彭、罗、陆、杨的影响还要肃清,罗是参谋长、军委秘书长、副总理、中央书记,集党政军于他手中,他是两面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彭、罗、陆、杨他们的特点,要在关键时期才能发现他们,罗瑞卿不是没有手下的人,(萧华、杨成武插话:萧向荣、梁必业、王尚荣、雷英夫、史进前、陈鹤桥、谭友林……)过去罗把叶副主席放在一边,元帅们都是受打击的,刘志坚的检讨是初步的检讨,中央文革有过批评,你们这样大揭发,我们才看清楚,刘、邓派工作组,他也派,主席回来要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八月五日林副主席从外地回来,萧华同志八月八日从外地回来,他才撤,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是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中提出的,然后提出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全国文革跟不上,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揭发了,主席已经三次接见了,十一月就不需要单独接见了,大可不必了,林副主席是不同意的,大家积极要求见,也起了点作用,林副主席要管全国全党的事,不能使他太劳累了,只好请其他副主席出来,把我找来,绕场一周,这两次接见是多余的,一说话,没有准备好,即席讲话,言多必失,陈伯达同志说过,祸从口出嘛,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谦虚谨慎,四位副主席讲话都没讲路线,稿子是全军文革起草的,林副主席和我们都不知道,没有认真的讨论要不要开这样的会,这事情本身就不慎重,但是不能把他们两位作为刘邓路线的代表,他们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坚决反对彭、罗、陆、杨,反对刘、邓路线的,关键是全军文革小组负责,全军文革也有反对派,唐平铸、胡痴、谢镗忠、李曼村都提过反对意见,他根本不听,你们有人提议,陶友鉴同学提出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这有道理,我和萧华同志商量,可以考虑(康生插话:全军文革不像真革命),中央文革有这么高的威信,这是因为干革命,这从实际斗争中得到证明,刘志坚躲在机关办事,上不请教,下不接近群众,冲国防部,叫他去,他睡了不去,他没有关心群众的精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就没有按着林副主席的要求,吃透两头,全军文革要检查,我就不说了。

五、明天的大会,我们不赞成,不是不支持你们造反,我们不能参加你们的会,我们的任务是来劝大家不要开这个会,我们把你们的话听得差不多了,激愤的情绪也接受过来,你们的大会不宜开,因为于全军不利,攻击矛头错了,所以劝你们不开,这不等于停止这个斗争,还要继续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此来衡量本单位的领导,分清两类矛盾,就全军来说,我们比你们清楚,希望你们不开这个会,当然我们不能强加于你们,你们要开,我们中央、中央文革、军队负责的同志不能出席,(康生插话:责任是刘志坚的,刘志坚矛头搞错了,责任不在你们)对,关键在全军文革刘志坚身上,(康生插话:责任是刘志坚的,刘志坚不是折中主义、和稀泥,而是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学生提出:刘志坚停职反省)你们要求停职反省,一个人的反动路线还是先批判,依靠你们挖深挖透,不要过早停职反省。(学生提出:我们明天开会的票都发了,来不及了)来得及,八、九月间我说服两个十万人的大会不开,有这个经验,(江青插话: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调查研究,立于不败之地,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学生提:延期开,准备批判刘志坚,我们回去商量)(江青插话:你们也可以批判本单位的问题,我们不包办代替)你们自己商量,要批判刘志坚,你们同全军文革联系。(江青插话:全军文革应设在中央军委之下,最近我们要他们汇报一次,我个人对刘志坚帮助过好几次,今天他初步作了些交代,今天以前,不知他干了些什么)【1】

周恩来讲话中有三点值得注意:(1)周称,1966年11月两次十万人大会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的讲话,“稿子是全军文革起草的,林副主席和我们都不知道”。(2)周称,“全军文革小组放在总政之下,不伦不类”。有学员提出全军文革要改组,“我和萧华同志商量,可以考虑”。全军文革小组改组,由此被提上议事日程。(3)刘志坚虽“不要过早停职反省”,但可以批判,“要批判刘志坚,你们同全军文革联系”。

1月4日晚,刘志坚作了“初步检查”,承认其“犯了许多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刘的检查,披露了过去一年军队文革的若干内情,如:“我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八月前文革小组经过几次变动,最早是谢镗忠当组长,但萧华同志不在总政,我也是在总政主持工作的,都是我负责的,我犯了许多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我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应该受批判的是我,这一阵虽中央文革同志多次批评过我,但是我觉悟得太迟。我长期停留在军队和地方不同、军队要稳一些,强调十六条中的第十五条。”“今年六、七月间,我经常参加刘、邓所召开的汇报会,一个礼拜二、三次,那时萧华同志不在家,我去参加,军队一个是叶副主席,一个是我,我经常去参加汇报会,受到他们反动路线的错误影响,同他们站在一起了。六月底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情况,伯达同志提出少派或不派工作组,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来领导文化大革命,钓鱼台参加讨论时,我是同意的,后来在刘、邓召集的汇报会上,我没有支持伯达同志,这是严重的动摇,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在后来做了检查,在中央全会上也做了检讨,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政治错误。”“怕字当头,自己不上第一线,不出头,特别是接见问题,接见外地学生让陈、叶副主席讲话,很仓促,仓促上阵,我要负责任,把他们推到第一线,仓忙上阵。第二,发生冲国防部事情,我当时没有挺身而出,七日晚上听说技术工程学院学生要开控诉会,要找李天佑同志,要找王新亭同志,在国防部南门口。我在中央文革开完会议后,没有挺身而出作政治思想工作,第二天早上五点冲国防部了,我了解了一下,所以没有马上到现场,在叶副主席那里汇报后出来,当时下午一点,应不吃午饭就出来,到群众中去做政治思想工作,我没有去,二点,总理叫到这里来,所以又没去。以后中央文革伯达同志叫戚本禹、张春桥二同志去,很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当时不但不感谢,反而有一种很不好的情绪,认为他们不应该去告急,我们正在研究处理,没有按我们研究处理的方案去做,这是非常错误的。”【2】

刘志坚随即成为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商定的舍车保帅的牺牲品。1月8日,由萧华批准,袁子钦经手办理,将刘志坚送到北京卫戍区“监护”。10日,“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分裂为两派,一派要“打倒刘志坚,火烧叶剑英”(称“一筹”),另一派只提打倒刘志坚(称“二筹”)。12日,新军委文革召开成立大会,支持打倒刘志坚的口号,江青当即指定由关锋和谢镗忠协助“二筹”做好斗争刘志坚大会的准备工作。18日晚,谢镗忠、李曼村与“一筹”代表座谈未能谈妥,19日,“二筹”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斗争刘志坚大会,被“一筹”冲击会场。【3】

二、改组全军文革小组

自周恩来、江青1月4日放出风声称,“全军文革组织形式不对”,“全军文革应设在中央军委之下”,全军文革的改组,已是势在必行。1月9日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接见军内革命群众时称,“全军文革已经改组。最近一两天就公布,有些问题还要做些调查研究。”“全军文革小组已经成立了,一两天就要传达了。”在场的胡痴【4】插话称,“全军文革小组已经成立,江青同志是顾问,他们很快就要领导运动了。”关锋接着称,“他们还要研究军队的文革方针政策,他们会到你们中间去的,他们是受双重领导,即受军委领导,又受中央文革小组领导。”【5】

1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全文如下:


为了加强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现将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公布如下:

组长:徐向前

顾问:江青

副组长:萧华 杨成武 王新亭 徐立清 关锋 谢镗忠 李曼村

组员:王宏坤 余立金 刘华清 唐平铸 胡痴 叶群 王蜂 和谷岩 张涛【6】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7】



上述小组成员共18人。以萧华为首的总政系统9人,刚好占小组人数五成,其中解放军报社更有3人之多。但是,人数的多寡,却始终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的成立,宣告总政失却了军内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地位。总政从此走向衰落。

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后,逐步完善了其内设机构。小组后设办公室、秘书组、机关组、院校组、简报组和联络站。内设机构人员从全军京内外单位调入。办公室成员曹宇光、沈辰、郑汉浩、丁克明、张立宪、夏光亚、冯达【8】。秘书组组长郑汉浩,机关组组长王蜂,院校组组长李曼村,简报组组长江清飞,联络站组长曹宇光。【9】

三、“新官上任三把火”

徐向前在担任了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之后,一时间踌躇满志,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多番点名批判军内有关领导。

1月13日晚,徐向前、江青、杨成武、关锋、谢镗忠、叶群等接见空军机关、院校的群众代表。徐向前在讲话时点了空军刘震、成钧、何廷一【10】的名,又批判了刘志坚。徐向前称,“刘震原来是四方面军的,他家是湖北孝感的,很小参加革命,以后在徐海东的部队里,照理说应该是革命的吧!可是到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就不行了,过不了这一关了,这不仅对你们是教训,对我们也是很大教育,军队中有一批牛鬼蛇神,他从革命的立场上转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刘震这个人,去年七月间,他自己承认他夺权,成钧去年七月是要停职的,我们去保了他的。何廷一是坏蛋,杨尚昆的死党,事情明摆着的,昨天我讲了吴法宪同志的情况,说我是保吴法宪同志,你们说,我不保吴法宪同志,难道还保成钧、刘震吗?吴法宪同志是一方面军的,刘震是四方面军的,为什么保一方面军的不保四方面军的呢?这有个标准,就是看谁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杨成武插话:成钧在防空军时是副司令,我那时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那个时候成钧就不好,这个人很阴险,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是有后台的,这一点你们都很聪明,是……)(众高呼:打倒贺龙)所以我们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分清敌我友,不然就要打错了方向。”“最高军事机关,他们的工作都很紧张,不能冲击,这点要明确,革命不能搞错方向,这些机关中都有牛鬼蛇神,要把牛鬼蛇神都揪出来。牛鬼蛇神不仅空军有,海军、总参、通讯兵、每个部门都有,靠你们去揪。”“刘志坚的情况,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刚刚接见后,他还要我们接见部队院校革命师生。我们说:不要了。他不听,非要我们接见不可,(叶群插话:林彪同志不赞成接见)林副主席的话他也不听,还要我们四位副主席都讲话,我们要他搞出讲话稿,在军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他是要在讲话了,才把稿子送来,叫你连看都没有时间看(叶群插话:搞突然袭击)对!搞突然袭击。陈毅副主席本来不准备讲话,他临时也拉上去讲。 这仅是我最近对他的一些感觉,你们应该恨,应该气。恨谁气谁呢?不要把目标搞错了,就象飞机扔炸弹,不要扔到自己人的头上来,但有的同志打错了,应该向打得准的同志学习。我们就是把我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11】

江青在徐向前讲话后,当即表扬了徐向前,称“徐副主席要讲山头的话,他人最多,山头最大,但他没有私心,带病出来工作,担任全军文革的组长,他坚决斗刘震、成钧、何廷一,要坚决斗倒、斗垮、斗臭他们。”【12】

1月15日,徐向前在接见军内造反派时再次批判了刘志坚:“就是过去刘志坚这个坏蛋没有很好请示中央文革小组,他有些事情也不和军委成员报告,对待中央封锁,在总政他是一言堂,好多同志对他有批评、斗争的,他不听,所以这样搞下去把我们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坏了。”【13】

1月16日晚,徐向前在接见解放军测绘学院革命造反团部分人员时,保了王新亭,批了张清化【14】。徐向前称,“王新亭是个老干部,解放战争时,在打太原等地立了很大战功,好同志在平时工作中并不是没有错误的。我在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改嘛!他在总参工作,有一阶段杨代总长病了,工作都是落在李天佑,王新亭几个副总长身上,要备战,又有其他工作,他的错误犯在工作组上,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工作组的许多事情归叶运高直接指挥,王副总长分在总参机关,有几十个单位,管的工作很多。”“十七年来,刘、邓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一小撮干部慢慢蜕化变质,变成牛鬼蛇神,变成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这些人,只是一小撮人,整个解放军干部也是一小撮。目前我们的任务是打击一小撮,我们就要看他的言论,行动,看他历史。张清化搞了好多鬼,把你们打成‘反革命’主要就是他,所以分析张清化是牛鬼蛇神要斗倒斗臭他,不要把目标打错了。”“我再一次讲王新亭是个好干部,我们的目标是张清化。”【15】

1月17日,徐向前谈及海军问题时称,“最后讲海军问题。主要讲苏振华的问题。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林副主席给海军的信,不知为什么落到刘邓手里去了。并且经过修改。苏振华要斗倒、斗垮、斗臭。海军文革要改组,萧劲光任组长,王宏坤任第一副组长,李作鹏任常务组长,以那些人组成,他们三人提出。”【16】徐向前讲话后第二天,海军党委召开第174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由李作鹏主持常委日常工作。同时会议还统一了对苏振华的认识,即苏是彭黄漏网分子,是刘、邓、贺龙、罗瑞卿安在海军的一个钉子;是海军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海军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李、王、张表示,要坚决支持左派,“斗倒、斗垮、斗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振华”,同时提出要力争斗争面不要搞宽了。会议据此印发“纪要”,要求各级党委掌握。【17】

1月25日晚至26日凌晨,徐向前在听取了总后勤部系统61个群众组织代表“汇报了三反分子邱会作初步揭发的材料”以后称,“(1)全军文革热烈支持你们的造反精神。(2)希望你们继续揭发批判邱会作的问题。(3)王蜂那天去了解情况说了错话,我们全部收回。(4)邱的性质问题,你们继续揭发批判,根据揭发材料,你们再来定性质。”徐向前最后称,“(1)谢镗忠有问题,决定叫他回原单位作检查。(2)在太行山工作时,我对杨恬【18】这个人一直是不喜欢的。”【19】

注 释

【1】 参见总字664部队(整理),大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驻京联络站印:周总理接见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代表讲话,1967年1月4日。载佚名编:《一月革命风暴》,1967年,页26-29。

【2】 参见海军学院毛泽东思想青年红卫队、金猴造反团整理:刘志坚一月四日夜的初步检查,载北航《红旗》翻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1967年4月,页48-50。个别文字根据其他资料作了订正。

【3】参见谢镗忠:《萧华、刘志坚及其同伙培植操纵保守势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谢镗忠的交代材料》,1967年10月26日,总后机关、院校、科研、设计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李曼村、谢镗忠小组印,1967年11月。

【4】胡痴,时任解放军报社代理总编辑,1967年1月9日由陈伯达、王力宣布其代理新华通讯社社长。

【5】关锋同志接见炮兵第二研究所、装甲兵研究院革命群众的谈话记录,1967年1月9日,载《中央首长讲话》(1),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3月,页74-75。

【6】唐平铸,时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中共人民日报社临时委员会第一书记。王蜂,时任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和谷岩,时任解放军报社记者处副处长。实际主持军报内部文革运动。张涛,原总政干部部干部任免处处长,时任总政直属政治部代理主任。

【7】《解放军报》,1967年1月12日。

【8】曹光宇,时任总参动员部副部长。沈辰,时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郑汉浩,时任军委办公厅(兼总参办公厅)副主任。丁克明,时任空军第一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立宪,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夏光亚,时任陆军第二十三军政治部主任。冯达,时任海军旅顺基地政治部主任。

【9】《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指南》第二册,解放军档案馆编,2003年3月,页1-2。

【10】何廷一,时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月13日后被揪斗。1973年方从流放地回京,1975年10月重新工作后任空军副司令员。

【11】参见:全军文革徐向前、关锋、江青同志接见空军机关、院校革命群众代表讲话,1967年1月13日,载《一月革命风暴》页182-183。

【12】《一月革命风暴》页183。

【13】全军文革小组领导同志接见部队科研单位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1967年1月15日,载《一月革命风暴》页210。个别文字根据其他资料作了订正。

【14】张清化,时任总参测绘局局长。

【15】徐向前副主席接见测绘学院革命造反团部分战士的讲话,1967年1月16日,《一月革命风暴》页216-217。

【16】徐向前同志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载《中央首长讲话》(1),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3月,页148。

【17】海字208部队红色造反团、海字205部队红色造反司令部翻印:《海军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博斗和海军直属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李凯同志一九六八年六月在海军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报告》,页24。

【18】 杨恬,时任总后党委常委,总后司令部参谋长。

【19】徐向前同志接见总后勤61个革命组织代表讲话,1967年1月25日,载《一月革命风暴》页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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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节 解放军报社权力更迭与萧力

1月13日,化名萧力的毛泽东与江青的独生女儿李讷,与其他七人以“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名义,在解放军报社贴出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称,“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放军报》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曾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起了先锋作用,受到军内外群众的普遍赞扬。但是,从六月下旬以后,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在刘志坚的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报纸的宣传和社内的文化革命,就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了歧途。”“目前,全国发动了对刘、邓路线的总攻击。刘邓路线在我军的代表人物刘志坚已被揪了出来。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全军文革小组重新改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在这种形势下,军报为此发表的社论,却是一篇空洞无物,毫无热情的官样文章。社论只字不提军队内部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讲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也没有表达出全军同志对伟大领袖关怀的满腔热情。这样的时候写出这样的社论,是报社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解放军报》的耻辱!”“几个月来,军报宣传的方向偏了,报社内部的文化革命也相当一段时间冷冷清清。党委一开始就为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继而又整理黑材料,抓扒手,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派工作组到工厂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直到广大革命群众纷纷起来革命的今天,社党委仍然以正确者的姿态出现,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军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这一段,报社党委在思想上贯彻了刘志坚的一套黑货,在组织上包庇了一批犯有反党罪行的,有严重错误的人,把他们放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冯征【1】过去是反党野心家彭德怀的吹鼓手,也是罗梁【2】反党集团的爪牙,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文化革命中,上窜下跳,大捞政治资本,在群众强烈要求罢官的情况下,依然稳坐副总编的太师椅。王焰【3】,彭德怀的忠实走狗,是反党分子华楠【4】的走卒。张秋桥【5】,反对记者学毛主席著作,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采通处革命群众写了许多揭发他的大字报,他并不作检查交代,这样的人,却代表党委领导全社文化革命。吕梁【6】一贯右倾,软弱无力,却主持报社的日常工作。另外,还有不少犯有严重错误的主编和处长,在党委的包庇下,也没得到充分的揭发批判。请问,报社具体工作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在这样一些人把持下的《解放军报》,怎么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怎么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的历史使命,怎么能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将被革命的群众唾弃,以至彻底垮台。”【7】

李讷,1940年生于延安。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6年7月,以“萧力”之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同年11月,根据毛泽东、江青的意见,到解放军报社“锻炼”,在《快报》组任记者。

1967年1月4-6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左派”夺权。对此,毛泽东1月8日明确予以肯定称,“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8】萧力等人的大字报,就是在“一月革命”这个大气候下的产物,正如大字报中称,“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闯将的革命精神,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

萧力等人的大字报,毫不客气地连续点了解放军报社胡痴、冯征、张秋桥、吕梁、王焰等主要领导的名。更直接导致了包括胡痴、和谷岩、宋琼【9】等人在内的“胡痴阴谋小集团”的垮台。

萧力领头造胡痴等人的反,必然有着我们至今尚未十分清楚的更深层次的背景。胡痴和宋琼,昨日还是频密进出钓鱼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红人,胡痴、和谷岩两人,刚刚在1月11日才被军委任命为改组后的新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瞬间即被打入另册,其个人命运变化之快,令人唏嘘。1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宣布,胡痴不再负责新华社的工作,这离1月9日陈伯达、王力宣布胡痴代理新华社社长,亦仅只有一周的时间。【10】

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大字报一出,报社上下,都知道了萧力的来头。“胡痴阴谋小集团”垮了台,类似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行动是否会在解放军报社重演?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事隔四天之后,1月17日,林彪给解放军报社的“革命同志们”写了一封信。这封得到毛泽东书面认可“同意,这样答复好”的信函,全文如下:

同志们:

解放军报社由萧力等八位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解放军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的火焰。你们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坚决支持你们!

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为了照顾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解放军报社的问题要采取“内批外帮”的方针解决。在报社内部,革命的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但在形式上不能采取像《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解放军报发表像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这样做,完全是个阴谋,必须给对以彻底的揭露。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萧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评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审阅。

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他机关干部,不要到办公大楼上去。你们可以在办公大楼外边设立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林 彪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11】

碍着“伟大统帅”的面,林彪对萧力的大字报不得不表示支持。惟同时在信中对萧力的造反行为划定了一个明确的范围——“为了照顾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解放军报社的问题要采取‘内批外帮’的方针解决。在报社内部,革命的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但在形式上不能采取像《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解放军报发表像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

林彪明知萧力背后是何人,仍直截了当地对其行为划定框框,有所约束。林彪能这样做,亦算尽了责任。

虽然林彪在信中提出“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他机关干部不要到办公大楼上去”,解放军报社仍然受到了冲击。1月20日凌晨,总字212部队(装甲兵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头头,得到他们派驻首都高校联络员的报告,称北京高校造反派正在接管人民日报社,已经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红色造反团的头头接报后认为,既然地方院校红卫兵能接管《人民日报》,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也应该接管《解放军报》,便马上联络串连了总字152部队(炮兵技术学院)等几个正在北京的军队院校造反派组织,发动和纠集了一千多人,先在装甲兵机关大院召开了准备接管军报的筹备和策划会议,成立了一个“接管解放军报社临时指挥部”,20日中午大队人马出现在解放军报社大院。

军队院校造反派派出212部队王澍及152部队隋振兴与报社内群众组织交涉未果。午后,军队院校造反派开始冲击报社大楼,报社内群众组成人墙阻挡外来造反派的冲击。双方激烈对峙期间,陈伯达两次来电话均未能有效阻止外来造反派的行动。傍晚,关锋来到报社,与军队院校造反派最终谈妥,让各自的队伍撤离报社,留下代表与关锋继续“谈判”。在关锋联系、请示之后,深夜,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率北京卫戍区武装人员抵达现场,将王澍及隋振兴逮捕。自20日中午开始的冲击军报风潮,至此总算完全平息。【12】

1月21日凌晨6时15分,关锋在解放军报社称,“有些单位冲《解放军报》社,不听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这里面多数同志是要革命的,承认了错误,我们欢迎。其中有两个恶意攻击,我们就要专政。西城区纠【察】队早就镇压了,什么等运动后期处理!”【13】

“一一三事件”并未能使萧力即时得益。4月,在萧华的再三请求之下,陈伯达同意将原已转业到马列主义研究院任党委副书记的赵易亚【14】,调回总政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4月10日,军委公布赵易亚的任职命令。4-5月间,张志、杜越凯【15】先后任副总编辑。

到了8月23日,在萧华已被打倒的情势下,萧力、李志高、金锋三人署名,以“新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名义,又写了一张题为《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剥开假革命反革命赵易亚的画皮》的大字报。该大字报声称:“经过反复的调查和了解,我们认为赵易亚是个冒充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他是个打着红旗反红旗,在报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破坏总政文化大革命的极其危险的人物,下面我们就几个问题,剥开他的画皮,看看他的反动本质。”“他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今年七月一日,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对军报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他老人家说:‘解放军报记者不要呆在家里,应该马上下去。’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解放军报社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是我们解放军报社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办好报纸、保证部队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光荣任务的伟大措施。而赵易亚这个危险分子,却千方百计地抵制、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指示。首先,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一伟大指示公然进行篡改。他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党委会上竟把主席的指示篡改为:听说记者在报社搞整风,他们应该马上下去。妄图给他搞的所谓党委开门整风贴金。当萧力同志对他的所谓传达提出疑问时,他说要请示萧华,几天以后,他向全社传达这一指示时,就变为:听说解放军报记者在家里呆了很久, 要他们下去,到群众中去锻炼。他把主席指示中最关键的二个字‘马上’去掉,这是一个阴谋。他妄图用这种卑鄙的手法,把记者长期拖在家里,蒙蔽记者群众,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拒不执行林副主席的指示。今年一月十七日林副主席给解放军报社革命群众一封信中指出:‘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又说‘在报社内部,革命的烈火烧得越旺越好’。并指示对胡痴小集团的阴谋要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军报只有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按着这个指示办事,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可是,赵易亚竟敢违背林副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妄图扼杀报社文化大革命。”“赵易亚是个什么人呢?他是萧华的死党,他是萧华的‘秀才班子’中的得力干将,他去马列主义研究院是萧华和刘志坚推荐的,他来报社又是萧华点名要来的,他与萧华有着非常密切的、极不正常的关系。奇怪的是这次摇身一变为反萧的‘英雄’。这就很值得人深思和怀疑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就是想搞假革命,真包庇,送葬总政文化大革命。”【16】

打倒了赵易亚,萧力最终得偿所愿。8月24日凌晨,以萧力为组长、王素之【17】为副组长的解放军报社临时总编辑小组成立。萧力终于坐上了正军级别的解放军报社第一把交椅。这一年,她27岁。

8月24日凌晨,陈伯达来到解放军报社,对萧力等表示支持。他在讲话中称:

我完全支持刚才宣布的以萧力同志为首的《解放军报》新总编辑组。一年多来《解放军报》有许多变化。推翻胡痴的领导,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现在接着推翻赵易亚的领导,是又一个很大的胜利。就是因为有萧华、胡痴、赵易亚这些人作怪,使我们《解放军报》受到很多阻力。现在把他们推翻了,还要继续揭露。关于赵易亚的问题,我希望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同志们揭露赵易亚,到你们这里贴大字报,使大家晓得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真面貌,通知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同学【18】到你们这里来贴大字报,充分揭露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真面貌。因为到你们这里来他还有很多伪装,有很多内幕你们不清楚。他到马列主义研究院一年多,斗争相当激烈,时间长一些就暴露多一些。过去没有以很大注意力来揭露他,现在借这个机会可以让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同学【19】来大量揭露他。公开揭露他,到你们《解放军报》贴大量大字报。希望你们紧紧团结在以萧力同志为首的临时总编辑组周围。我再说一遍,这个报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非常关心的,你们一定要以很大的力量来做工作,不辜负毛主席对《解放军报》的希望,不辜负林副主席对《解放军报》的希望!

庆祝你们胜利又胜利!【20】

萧力的临时总编辑小组组长一职,名义上从1967年8月一直延任至1969年8月。惟1966年底奉调与萧力一起工作、曾同她朝夕相处约十个月、后又被隔离审查清除出军队的宋玉芬,近年在《我曾陪伴过萧力》一文中写道:“从8月23日掌握军报全部大权,到1967年底,萧力因劳累过度病倒,遂回家休息。病愈后即留在中央文革工作,听说她担任了办事组长。但她在军报的职务,依然保留着。她从钓鱼台对平安里三号实行遥控。”“1968年,是解放军报社极端恐怖的一年。李××【21】等人根据萧力的意图,或者自以为是萧力的意图,或者出于对萧力的无限忠心,或者为了表示对萧力的无限忠心,在报社内大抓反革命。除了批斗‘胡痴小集团’和赵易亚等当权派及其‘同伙’之外,他们还把矛头对准报社另一些造反派,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从1969年党的‘九大’前后,萧力便彻底离开了报社,她在报社的所有领导职务,都被免除了,同报社造反派的联系也割断了,原因不明,可能另有高就。1973年,中央发文件任命她和谢静宜等人为北京市委书记。她在报社的‘小将’们,曾到北京市委找她,但没有找到。报社同志也已多年见不着她了。”【22】

注 释

【1】 冯征,时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

【2】 罗指罗瑞卿,梁指梁必业。

【3】 王焰,时任解放军报社总编室主任。曾任彭德怀办公室主任。

【4】 华楠,解放军报社原总编辑,1966年6月免职,12月任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社长。

【5】张秋桥,时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弟弟。

【6】 吕梁,时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

【7】 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队星火燎原报编辑室:《星火燎原》第二期,1967年1月13日。个别错字及大字报署名根据其他资料作了订正。

【8】 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65。

【9】 宋琼,时任解放军报社记者处副处长。1966年12月调至中央文革小组任办事组组长。

【10】 新华社大事记编写组:《新华社大事记1950-1976》修改稿,页90。

【11】 林彪: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1967年1月17日,载中国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资料组:《林彪同志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7年7月,页91。个别字句根据其他资料作了订正。

【12】 参见卢弘:《“红太阳”的影子——毛泽东和他身边人的故事”》,香港:七星书社有限公司,2010年11月版,页110-118;《总字212的文革大事简略回顾与反思反省》。

【13】 总字六四二部队一五革命造反团等九个组织:关锋同志讲话,1967年1月21日,载北航《红旗》翻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1967年4月,页279。

【14】赵易亚,1961年前历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总政宣传部副部长。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同年因病休养。1965年5月正式免职。同年12月经萧华、刘志坚建议,转业至由1964年组建、陈伯达任院长的马列主义研究院,主持该院日常工作。1967年8月后被非法关押近八年,妻子林静亦受牵连冤死狱中。1979年恢复工作后曾任解放军报社顾问。

【15】张志,原陆军第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杜越凯,原解放军报社理论主编。

【16】 二二零七工厂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第20期,1967年8月24日。

【17】 王素之,原解放军报社军事宣传处处长。1967年后又被打成“反革命”受关押审查。1973年平反恢复工作后历任解放军报政工处、军事处处长,国防科委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

【18】 原文如此,似应为“同志”。

【19】 原文如此,似应为“同志”。

【20】 二二零七工厂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第20期,1967年8月24日。

【21】 原文如此,应指李志高。

【22】 宋玉芬:《我曾陪伴过萧力》,载《往事》第117期,2012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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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7月 28, 2018 11:1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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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节 贺龙问题简述


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代表中央与临时在中南海周恩来住处躲避的贺龙“正式谈话”。据官方撰写的《贺龙传》称:

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1】

事实上,从踏出周恩来住处那一刻起,贺龙即失去了人身自由。

1927年南昌暴动失败后,在共产党最背运时(贺龙语),贺即追随共产党并加入其中,按理说周对其应十分了解。追随四十年的结果,是绝情地将其弃之如敝屣,对此突而其来的打击,贺一句“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道尽了心中的悲愤。

一、周恩来“正式谈话”前的贺龙

自1965年12月上海锦江饭店会议之后,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事务工作,贺龙的军内地位明显下降。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均提为政治局委员,形式上与贺龙已平起平坐。正当此际,贺龙问题浮出水面。据王年一称:

吴法宪1980年9月4日交代:“1966年8月中旬,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有一天上午林彪约我去汇报情况,即汇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情况,我说:‘据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等人交代,会议期间他们曾到贺龙家去谈过,说: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和领导会议,问题很多,又不积极,对开会采取消极态度。贺龙同志回答他们,那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开嘛,继续把会开好。’林彪接着就大肆污蔑贺龙同志,林彪说:‘这不是明明指示他们夺你的权嘛,我早就知道贺龙插了手,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贺龙早就想叫成钧当空军司令员。你叫傅传作他们把材料写出来给我,并且写一个报告给我。’然后林彪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我就回来了。我回来后就叫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他们写材料,他们材料写好后交给我们,用吴法宪、余立金两人名义向林彪写了一个报告,将材料送给林彪。”

吴法宪、余立金给林彪的这个报告写于1966年9月3日。报告中说:“大概是6月19日晚饭后,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等三人到贺龙同志家里,贺龙同志主动问及空军党委全会情况,说了一些看法,和林副主席、叶副主席的看法是对立的。”报告中转述了吴富善1966年8月20日对贺龙的“揭发”,然后说:“我们觉得空军党委这次全会所以在会议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贺龙同志在上面的幕后活动有很大关系的。”林彪将此报告和所附材料报送毛泽东。【2】

1966年9月8日,林彪就贺龙问题向军队高级干部正式打招呼。王年一称:

1966年9月8日上午,军委常委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林彪、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刘志坚、邱会作列席。据会议记录,主持会议的林彪说:“今天谈谈贺龙同志的问题。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参看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33页、34页——引者注),只选看了一些综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找各位元帅谈一谈。主席已找贺龙同志本人谈了,要他以后不要这样搞,人家不满意。贺龙同志说,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主席找我、剑英、陶铸同志谈,主席说贺同主席的关系不好。”“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外,贺是最不好的一个。”“过去早有苗头了,因为不那样紧急,所以拖着没有谈。我从没有同主席谈过。这次他搞到总参来了,利用外事局这样小的一件事,要把杨成武同志搞掉。要打掉杨成武,换上许光达。”“在空军大闹要搞掉吴法宪,就是他煽动的。打掉吴法宪,替成钧开路。”“空军开会期间,贺那里是地下司令部。”“海军他想扶苏振华,搞掉王宏坤、李作鹏、张秀川。”“材料很多了,总参、空军、海军、工程兵、政治学院、国防工办、公安部、卫生部,到处发现他伸手夺权。……他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关系很密切。”“现在主席说要向高级干部打一个招呼。”这是个打招呼会。会上没有异议。【3】

此后,打招呼的范围有所扩大。据谢镗忠1967年10月的交代材料称:

去年十月上旬左右,正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有一天下午散会时,在人大会堂门口,萧华当面通知我吃过晚饭到他家里去一下(即景山公园的家)。大约下午七点多钟,我到达他家。那时他正在吃晚饭,李曼村、胡痴比我先到,王新兰拿了一盘花生给我们吃,然后萧华就出来了,他说:“有一个问题先和你们说一下,就你们知道,便于掌握宣传报导工作。 ××或××××【4】(具体记不清了,现在我认为是萧华借口,也是萧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恶劣手法)对我们的十个元帅作了分析,象贺胡子(重复了一句,贺龙),是土匪出身,是湘西有名的大土匪头子,大革命失败后投机参加革命的,这是个坏人。这个人打仗也不行,解放十几年来没有做什么工作。这个人是有野心的,是搞阴谋活动的,一有机会就要在部队中安插他的亲信,象谭友林、廖汉生、武汉军区有他的亲信(当时他没有指名,现在我认为他是否指××了的×××【5】),沈阳军区也有他的亲信(未指名)。”【6】

贺龙问题,毛泽东称“要向高级干部打一个招呼”。打招呼之后如何处置,毛没有交代。1966年8-12月间,贺龙表面上如常参加了多次重要的公开活动,此期间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包括国庆十七周年庆祝活动),贺龙均有出席,并名列党和国家主要负责人之中。8月31日第二次接见时,据新华社讯,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贺龙同志,由谢富治、杨成武同志陪同,乘着敞篷汽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敞篷车绕场一周后,林彪、贺龙紧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贺龙最风光的一次。

1966年11月13日,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老帅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师生大会,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先后在大会上讲话。全军文革小组为贺龙准备讲稿,生怕节外生枝,授人以柄,提出以推荐空军第十七航校的“搞好文化大革命的10点建议”为贺龙讲话内容,叶剑英、贺龙都表示同意。贺龙这次讲话,没让人抓到辫子。11月29日,在同一场合召开同一大会,没有再请贺龙出席。【7】

1966年12月18日,贺龙出席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声讨美帝轰炸河内和热烈庆祝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六周年”的十万多人集会。这是贺龙最后一次公开露面。【8】

据《贺龙传》:“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到新六所没有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不得已,贺龙暂避于中南海周恩来家中。【9】

1966年底至1967年1月初,贺龙问题呈公开化。

1月9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称:

刘志坚主张接见革命师生,把几个老帅推向前线,推到第一线当“炮灰”,……这几个老帅是好同志,他们是作工作不是不作工作,是正派的不是不正派,是光明磊落的不是不光明磊落,把他们炮轰打倒了,对军队是不利的,相反真正要打倒的并未打倒。在军内并未有炮轰贺龙,他到处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贺龙,他是不正派的人,是搞两面手法的……我们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是资产阶级进行反扑,刘、邓、陶、刘志坚他们向无产阶级挑战。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但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到处伸手。

贺龙搞比武是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用送礼、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的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他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里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进党内捞资本。【10】

同日,周恩来在接见解放军政治学院部分群众组织代表时称,“我本来不管军事,把军事也推到我身上了,今天要是贺老总,就不行,七十多了,经不了几下子,他错误也是有的,等他的身体好一点。中央决定我和他谈谈,还没有谈。这是中央决定的。”“当然贺老总的错误是严重的,主席讲,还是内部的,你们要体谅主席的意思。你们一斗就不行,我的身体比较好一点,要斗也不行。”【11】

同是一天内的讲话,周恩来的口径与林彪则略有不同。周此际明显地对贺龙态度上还有所保留。

贺龙历史上曾参与创建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战争年代历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西南军区司令员。1966年下半年贺龙问题浮现后,其旧部中高级将领如王尚荣、谭友林、刘转连、黄新廷、许光达、廖汉生、成钧、唐金龙等广受牵连。

1月13日,杨成武在徐向前讲话时插话称,“成钧在防空军时是副司令员,我那时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兼防空军司令员,那个时候成钧就不好,这个人很阴险,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是有后台的,这一点你们都很聪明(众高呼:打倒贺龙)。”【12】

1月17日,徐向前称,“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13】

二、亲友的叛离

有关揭批贺龙的材料,自1967年1月即纷纷出现在军内外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上。

有小报披露了贺龙的秘书、贺龙办公室副主任何家为的“初步揭发材料”称:

前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篡军反党分子,是贺龙的老部下。他们关系很好,文化大革命中,王尚荣、雷应【英】夫给张爱苹【萍】副总长写了张大字报,我们办公室的王秘书等人看了后,说他们风格高,敢于给领导写大字报,而军委办公厅还没有给领导贴大字报。回来后,他们就起草了“炮轰办公室【厅】党委”的大字报,虽然不太长,但是攻击性的,矛头指向了紧跟林副主席的杨成武代总长(杨成武是军委办公厅党委书记),说什么军委办公厅同志要向王尚荣、雷应【英】夫学习。

当时总参外事局局长×××【14】是有问题的,外事局群众不同意让×××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杨代总长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个问题,周总理同意不让他陪同毛主席接见。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但外事局群众敲罗【锣】打鼓报喜,说毛主席支持革命群众,杨代总长不支持,并给杨成武同志写了大字报。这件事王尚荣是知道的,但这个家伙怀着篡军反党的野心,鼓动作战部群众写大字报攻击杨代总长,妄想把杨代总长打下去,达到他夺权的目的。

我们的大字报正好在这个时候,同样起到了攻击杨代总长的作用,大字报除了贺龙、薛民【明】(贺的爱人)外全部都签了名。贺知道写这张大字报但对大字报的内容不很了解。后来,一传达王尚荣、雷应【英】夫犯了错误,贺龙才让他的爱人薛民【明】到办公厅党委去做检查(薛民【明】是办公厅党委委员,贺龙在这里面是大有阴谋的,他是总参夺权事件的后台!——记录者)。

在同一“揭发材料”中,何家为还称:

上海会议是保密的,以后批判罗瑞卿贺龙就没再参加。六五年十二月中旬,他到广州去了。斗萧向荣的过程中,王新亭副总长领导,罗瑞卿为萧定调子,说他与彭德怀、黄克诚没什么关系,问题不大。王新亭向贺龙反映说,群众怀疑萧向荣有后台,贺龙却说:“不要怀疑,罗瑞卿是紧跟林总、紧跟毛主席的。”以后罗瑞卿的问题一揭发,贺龙就按人家的调子唱,在揭发罗瑞卿中没有任何贡献。【15】

1967年1月间,总政文工团话剧团一派群众组织,采访了贺龙与前妻蹇先任所生的女儿贺捷生,整理了九千字的材料。该材料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贺捷生逐渐打消了顾虑,离开了贺家,回到了亲生母亲的身边,站出来揭发三反分子贺龙反党篡军的罪行。贺捷生表示:‘谁敢反对党中央毛主席,谁敢反对社会主义,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坚决与三反分子父亲贺龙划清界线,坚决站在党和毛主席这一边,彻底揭发批判这个罪大恶极的三反分子贺龙,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坚决打倒反党篡军分子贺龙。’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小标题之下,揭发材料称:

贺捷生揭发说:“在我和三反分子贺龙接触的十几年中,从未见他学习过毛主席著作。经常见他手不离卷、赞不绝口、形影不离的书是:‘七剑十三侠’、‘ 小五义’、‘ 罗成征西’、‘ 说唐’、‘ 老残游记’、‘ 济公传’、‘ 西游记’、‘ 佘赛花’……等武侠神怪小说。三反分子贺龙所到之处,都放着这些书,以便他随时翻阅,如床头上、办公桌上,甚至在他的厕所里都摆着许多小人书供他消遣。三反分子贺龙经常在厕所里看小人书;有时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一天当我为此向他提意见时,薛明说:‘你懂什么?大首长都是这样,这是第二办公室。’”

在“大土匪头子贺龙,广结党羽,阴谋政变”的小标题之下,揭发材料称:

薛明与贺龙结婚是彭真的大媒,这已是众人皆知的丑事。他们之间在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勾勾搭搭更是由来已久。贺捷生同志揭发“我母亲在延安”时,就对贺龙说过:不要与彭真拉拉扯扯。贺龙对此,不仅不听,反而把这些话告诉了彭真。可见他们之间的反党活动并非今天才开始的。贺龙与彭真开会经常坐在一起,散会又同乘一车回来。贺常把钓来的大鱼送给彭,这绝非生活小节。

贺捷生同志揭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贺龙曾对我谈起,彭真这个人很能干、很聪明,虽是高小生能文能武。”并且说:“他是被培养的接班人”之类的话。

当“三家村”黑幕被揭出来之后,有一次贺问我(捷生)“文件你看过了没有?”并十分痛心的说:“二十多年的老相识,没有看透他,使人不明……。”

在“腐化堕落,任意挥霍人民血汗”的小标题之下,揭发材料称:

贺捷生揭发说:“三反分子贺龙,生活上充满了资产阶级腐臭味。只要贺龙的起床电铃一响,贺家全体工作人员就顿时为他一人忙碌起来,公务员赶忙进屋给他穿衣裳、穿袜子、穿鞋、系鞋带,医护人员急忙前来量血压,炊事员立即做美味的早餐。(他每餐的饮食都要保证一定的热量,为此特让北京医院营养科的人来贺处精密计数食物的含热量。)”

“他每天至少有两三次散步活动,还要老婆,秘书,警卫员,护士等人陪同。因怕冬天在院内散步冷,花了国家数千元,特将原来的走廊全都按上了大玻璃,专供冬季散步用。夏天,闲院太小,有时要到体育馆去散步;但又闲人多吵闹,就将体育馆的人全部轰出来。”

“贺龙是从来不看文件的,重要文件就让秘书讲给他听,而且每次不得超过半小时。他从不爱提笔写字,有时连签自己名字都不愿动手,因而经常家里人就代替他签名。(家里人都会仿他的字体。)他最热衷的是什么呢?打麻将,打扑克,争上游输了站桌子。离开西南时,贺龙,邓小平特意把一个所谓打了一二十年的“台球专家”××调来北京,专门陪他们打台球消遣玩乐。”

……

三反分子贺龙像“候鸟”一样,每年冬天要避寒,夏天要避暑。在西南时,每到夏季便带着家属及随从人员去南温泉、北温泉、昆明、安宁温泉去避暑。在北京时期,他冬季上广州、四川,夏季到北戴河、青岛。

“贺龙与薛明睡觉时飞机从他屋顶飞过都不行,有一点声音他都要发脾气,并命令在他睡觉时不许飞机从他屋顶飞过。真真岂有此理,简直是恶霸土皇上。【16】

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称,“我们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17】毛泽东这两段话,为贺龙问题一锤定音。9月13日,毛泽东同意对贺龙立案审查。

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学习班学员时称,“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6月14日,原由中央办公厅保护的贺龙改由中央专案二办作为审查对象实行监护。12月30日,周恩来作关于使用贺龙历史材料的批示:“同意。使用这些材料,应与当时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并鉴别真伪。”1969年6月9日,贺龙在监护期间病逝。【18】

注 释

【1】《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版。引自该书电子版:http://lz.book.sohu.com/book-7808.html,最后访问:2014年4月18日。

【2】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

【3】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

【4】 原文如此。应为“主席或林副主席”。

【5】 原文如此。应为“自杀了的唐金龙”。

【6】 谢镗忠:《萧华、刘志坚及其同伙培植操纵保守势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谢镗忠的交代材料》,1967年10月26日。

【7】参见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材料》。

【8】 新华社18日讯,《解放军报》1966年12月19日。

【9】《贺龙传》电子版,http://lz.book.sohu.com/book-7808.html,最后访问:2014年4月18日。

【10】林彪同志在军委的一次讲话摘要,载北航《红旗》翻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1967年4月,页22。

【11】周总理接见政治学院部分革命组织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1月9日,载《一月革命风暴》,1967年,页97。

【12】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领导同志接见空军机关、院校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1月13日,载北航《红旗》翻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1967年4月,页198-200。

【13】徐向前同志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载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1967年3月,页148。

【14】 原文如此。指潘振武。

【15】军队院校、文化团体红色造反者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根据记录整理:《打倒篡军反党分子贺龙!——贺龙的部分罪状》,载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队星火燎原报编辑室:《星火燎原》第三期,1967年1月18日。

【16】 总政文工团话剧团“追穷寇”革命联合造反团:《打倒军内反党篡军大头目贺龙(三)采访贺龙女儿贺捷生》,1967年1月24日。该材料标点符号等多有错误,本书原文照录没有更正。

【17】 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1967年2月3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18】 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974年9月13日《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问题的报告》及其附件。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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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周三 8月 08, 2018 9: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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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节 “大闹京西宾馆”与“烧掉”杨勇、廖汉生


一、“大闹京西宾馆”

自1月4日刘志坚被“揪出”后,总政机关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成立了几十个战斗组织,揭发了刘志坚大量的问题,其中不少涉及到萧华。

1月19日下午,在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萧华受到了陈伯达、江青的严厉指责,并要他到斗争刘志坚的万人大会上作检讨。[1]主持这次会议的徐向前多年后在回忆录中称,“因为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萧华的问题,我们又不知道江青、叶群[2]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我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但散会后,杨勇同志回北京军区作了传达,风漏出去了。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记录本未保存好,被群众组织偷看,知道了会议内容。于是,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便抄了萧华的家,抢走了不少文件。萧华同志从后门走脱,跑来找我,因见我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又转到傅钟同志那里,坐车去西山住下,才免遭揪斗。我得知此事后,当晚令全军文革立即追查。发现杨勇传达了会议内容,我打电话找他,他表示诚恳接受教训。”[3]

杨勇回北京军区传达的详情,当时任郑维山秘书的杜辛在化名写作的《还历史真面目》一书中称:

十九日晚九点,杨勇司令员急忙赶回军区机关,让军区党委秘书林国栋通知未回城里而在机关的副参谋长、副主任以上的首长开会。当时机关异常混乱,为防造反派冲击,会议没有在三楼常委会议室开,改在四楼郑维山的办公室开。郑维山当晚在城里家中,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上,杨勇司令员首先传达中央文革指示,把廖汉生立即送工人体育馆,说那里正斗罗瑞卿,让廖去陪斗。接着传达了江青、叶群讲的萧华的“问题”。并分工由参谋长、主任向司、政机关传达;由政治部副主任姜林东、张正光分别向文工团和石家庄步校来军区住在“六一”学校的几百名造反派传达。姜副副主任因文工团大字报污辱他“姜大麻子”,而不愿去文工团,于是姜、张改换传达分工,由张副主任去文工团。张正光当场写了一个传达条目,请杨司令员过目,杨说“可以”。

不料,张正光向文工团传达了杨勇司令员传达的江青、叶群讲的萧华问题,文工团的各战斗队,立即行动,联络总政、海政、空政文工团同观点的一派;加之总政机关也知道了下午会上江青、叶群所讲的萧华的问题,便紧急出动,一路人马沿着长安街贴“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大标语;另一路由战友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同观点战斗队,和总政机关的造反派去抓萧华。[4]

至于杨勇的积极性为什么这么高,甚至公然违抗徐向前宣布的纪律?徐向前、杜辛却均未加以解释。

范硕称,19日的会议尚未结束,叶剑英与聂荣臻即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叶并马上将会议情况报告了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毛主席同意保萧华,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赶快制止,总政治部主任是能乱批的吗?’”[5]

徐向前称,“次日上午,继续在京西宾馆开军委碰头会。杨勇同志来到后,我又当面说了他。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在那里火上加油。这时,萧华来了,并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我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了地上。叶帅气愤地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拍了桌子,把手骨都拍伤了。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就是这样。事后,成了‘二月逆流’的一条主要‘反党罪行’。”[6]

有知情者称,徐向前拍桌子,是认为萧华四处躲藏是“胆小鬼”,怒其不争而生气;叶剑英拍桌子则是针对徐向前对萧华的态度有所不满。此说较为符合实情。

毛泽东对萧华问题表态,周恩来理应即时告知徐、叶和陈伯达、江青。叶剑英在20日会议上态度强硬,想必已得知毛是保萧的。唯根据当时群众组织的材料,直到20日上午,徐向前在三座门接见军队造反派谈到萧华问题时还称,“我不能表态,我还有这个权力,中央没有让我表态,我是党员,我要负责,还要请示军委、主席,关于他的问题,我们已经开了两天会,问题是很严重的,但扩展到什么范围还没有决定。”“我看总政党委必须改组……。”[7]不知为什么徐向前会比叶剑英慢了一拍?

1月20日,北京西单贴出《最新消息》:“陈伯达、江青同志关于萧华问题的讲话:‘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对中央文革不尊重,解放军的威信下降,把无产阶级军队变成资产阶级军队。’”“打倒萧华!”“砸烂萧华的狗头!”“把资产阶级的大绅士萧华揪出来!”[8]同日,杨成武传达陈伯达、江青关于萧华问题的指示称:

一、传达和记录一律收回烧毁。

二、凡是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传单都盖起来。

三、萧华同志的大字报不准上街,因为他是总政主任,有国际影响,中央未定性质。

四、向外传达了的,告诉他们不要相信。

五、中央文革办事组准备发声明,对陈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有很大的歪曲和造谣,传到那里,从那里追回。[9]

实际上19日晚传出的陈伯达、江青讲话并没有什么“歪曲和造谣”,只是毛泽东对萧华问题发话之后,显得十分不合时宜而已。另据当时的有关材料称,“一月二十一日,萧华给袁子钦打电话时说:‘陈伯达同志讲:我的心情很难过,一夜没有睡好觉,违犯了纪律,在政治上造成很不利的影响。’以后,萧华又散布说:‘伯达、江青同志在会上作了检讨。’‘伯达同志向我道了歉,说他不了解部队情况,上了谢镗忠、李曼村的当。’”[10]

1月21日凌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各军兵种机关、学校、科研等单位九百余名四清工作队员代表,在谈到萧华问题时周恩来称:“萧华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完全是军委内部讨论的,完全是人民内部问题,领导上还没有批准,为什么把他公布?党的纪律,军队的纪律,都有些废弛,应该采取措施,予以加强。因为,现在军队、院校和文工团同地方一样看待,它就漫无边际。现在,有些人不该问的也问,不该向外传的也向外传,甚至成立专门的泄密队,在军队是不允许的。我们现在应该采取一些措施。”[11]

1月22日,毛泽东、林彪在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时,作了长篇重要讲话。有关萧华问题,毛称:“萧华这个人有绅士派头,不交心。我在武汉同他谈过话,像打机关枪一样,听后没有印象。”[12]

同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与北京大专院校师生座谈,江青谈到萧华问题时称:“萧华同志不是不可以批评的,但他与刘、邓不同,是在军委内部讲的,不知道谁传出去了,当天抄了萧华的家,这是别有用心的。萧华同志不是刘志坚的后台,你们不了解他么,我们也不了解他。有人别有用心的把我们的话歪曲了。党中央军委内部问题,但坏人传出去了,有人想引起混乱,搞垮我们,这是办不到的。”[13]

同日晚21点至23点,谢镗忠在接见军队院校等单位代表回答对萧华的看法时称:“同志们,我只发表个人的看法。同学们都知道,他从整个问题来讲,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大家知道,萧主任在内战、抗战、解放战争中都有功绩。解放以来,总政曾有三个主任,罗荣桓、谭政、萧华这三个同志比较,应该说萧华同志比他们两个工作做得多,成绩比他们大。萧华从去年八月八日回到北京,由于认识上不够,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点缺点、错误的。杨勇、袁子钦同志无组织无纪律,不经组织允许泄密给大家是决不允许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意见、批评是应该的。现在毛主席、林副主席还没做出结论,我们不能定性。另外在大街上的标语、大字报一律要覆盖。要保证萧华的安全、健康。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关于江青、陈伯达讲话的传单,是个反动的传单,应该立即收回销毁。我想对这个问题再谈一下,这两天来都看到这个情况,现在用大字报、广播正在辟谣。”[14]

众人讲话之后,萧华问题暂时得以平息。


二、北京军区:“烧掉”杨勇、廖汉生

1967年1月,按军委的部署,北京军区领率机关是开展“四大”的大军区领率机关之一。首先被“烧掉”的,是军区第二政委廖汉生。据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陈先瑞后来回忆:

1967年1月初,……林彪面示杨勇司令员:“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烧掉廖汉生。”杨勇同志感到很为难,于是请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问他怎么办,萧说由他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有了答复,说由上面派人到北京军区贴大字报、点火,这样,机关的“四大”就可以乘势展开了。

5日,杨勇主持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林彪关于“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的指示,但没有传达“烧掉廖汉生”这句话。这时,廖汉生政委正在保定驻军参加“四好连队”年终总评工作,没有参加这次党委常委会。

会后,按照党委讨论决定,通知廖汉生政委务于6日回北京。同时,机关做好搞运动的准备工作,起草一个召开动员大会用的讲话稿。准备8日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向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同志交代军区司、政、后机关开展“四大”,要他们抓好部队工作,保持部队稳定。

7日夜间,总政治部值班室通知说,上面去人到军区大院贴大字报,要军区迎接,帮助张贴。8日凌晨,大字报贴在了军区办公楼主楼横梁上。大字报中污蔑廖汉生“是贺龙的人”,捏造了数条罪状,署名的人都是中央文革或军委文革小组的成员。[15]这张大字报,煽动性极大,如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军区机关大院。早上一上班,机关干部就看到了,顿时议论纷纷,秩序大乱。

8日上午,军区党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是在北京城里定阜大街原军区政治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的。我对夜间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按照通知去参加会的。当我走进会议室时,看到与会者人人表情沉重,一种不详之感在我头脑中产生。

……

杨勇看到人已到齐,便宣布开会。他还没讲几句话,军区文工团的造反派来了,要廖汉生到西山军区大院看大字报。会议骤然沉寂,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廖政委看到这种情景,便问:“你们看怎么办吧?”杨勇司令员说:“我看还是去看大字报,正确对待群众嘛。”廖说:“好吧,我看你们是商量好了。”边说边掏上衣口袋里装的小本,把记有机密的小本往皮包上一放,说:“小眼镜(戴眼镜的党委秘书),交给你!”然后,昂首挺胸地走出会议室。廖汉生就是这样,以看大字报为名,回到军区大院,遭受批斗,被非法关押起来的。[16]

廖汉生被“烧掉”,与其被视为“贺龙亲信”很有关系,何况他还是贺龙的前外甥女婿,杨尚昆的亲妹夫。此后陆续被“烧”的,还有军区副司令员吴先恩,副政委张南山、王紫峰,军区政治部主任吴岱等(连郑维山也被“烧”了一阵)。最后,借前述1月19日杨勇泄漏萧华被批消息一事,“烧掉”了杨勇。

即使没有1月19日的事,杨勇恐怕也是在劫难逃。郑维山后来称:“一九六六年十月以后,叶剑英同志和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曾向我说,杨勇也有问题,要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烧着看。我当时认为杨勇要倒台,我当军区司令的机会来到了。因此,十二月各军干部来军区开会时,我迫不及待地向部分同志打了招呼,说‘廖汉生是贺龙的人,杨勇也有问题’,实际上是告诉大家,我已经掌握了军区的领导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同志和萧华、杨成武向我布置要‘火烧杨勇,把他烧焦’,我在急于当军区司令的思想支配下,没有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报告,就连夜亲自布置了火烧杨勇的大字报,并派军区文革到杨勇家查封了材料。”[17]

“一一九事件”为“烧掉”杨勇找到了最好的由头。有关“烧掉”的详情,杜辛后来称:“二十日晚上,军委叶、徐、聂三位副主席,召集驻京各大单位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召开紧急会议,因为杨勇司令员把萧华‘问题’捅出去了,叶帅办公室直接通知郑维山参加会。会议的主题是传达下午召开的军委碰头会的精神,要求各单位做好稳定军队的工作,不能因为发生了‘一二事件’,就怀疑萧华,要支持萧华和总政治部的工作,这是大局。会后,叶帅根据‘上峰’的意图,当着徐、聂副主席和军委办事组杨成武、萧华的面,布置‘火烧杨勇’,并且指示郑维山回去传达,郑维山因为不知道杨勇捅出萧华的事,感到副司令员传达‘火烧’司令员,很为难。散会后在京西宾馆等到天亮,待到老帅们起床后,再次说明苦衷,并建议军委发文件或由军委、总部派人传达。在得到老帅‘你先按开会布置的传达,文件随后发’的指示后,二十一日晨才回到军区机关向军区领导和‘文革’办公室负责人传达了‘火烧’杨勇的指示。杨勇由此被司令部、政治机关和住在机关大院里的文工团‘揪出来游斗’。”[18]

“烧掉”杨勇、廖汉生之后,中央力保与聂荣臻、杨成武同为“华北山头”的郑维山。1月24日,周恩来在全军文革召集的三军各群众组织代表会上讲话时称:“如郑维山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是北京军区副司令,是个老红军,不讲别的,只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一千二百万,毛主席十次接见都是郑维山和傅崇碧同志主持的,有时首都同时集中近三百万,保证了首都安全,这样艰巨的组织指挥工作,做得好,我们信任郑维山同志,对这样好的同志,现在批评他时,把他扣起来是不公道的,还一定要徐副主席下命令才能解决,这就影响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19]


1月29日凌晨,周恩来、徐向前由郑维山陪同接见了北京军区“燎原”、“新燎原”、“重上井冈山”、“火炬”、“革命青年”及“革命敢死队”等几个群众组织的部分人员,在谈及北京军区杨勇、廖汉生、郑维山和总政萧华、刘志坚等人的问题时称:

□周恩来:他们做了几件事。大斗廖汉生,抄廖汉生的家,这是一件事;和军区大楼串联,后来发生分裂。(郑维山:捉廖汉生后就分了。)得了萧华同志的消息,要捉萧华同志,后来转向杨勇。这以后就扩大了,连郑维山都不信了,政治部一个组织扣郑维山,你们都参加了没有?(答:没有。“新燎原”的一个同志说:捉杨勇我们也没去。)没抄杨勇的家吧?(有人说:那是机关捉的、抄的。郑维山:没抄。)除去郑维山,其他副司令员、副政委还有没有被扣的?(答:有张南生、吴岱、吴先恩。周一一记下。)岱是一个代字下面一个山吧?他兼没兼副政委?(答:没有。斗他们三人是按三反分子斗的。“新燎原”一同志:那个会不严肃,让步校给砸了。)我问你们要不要继续扩大下去?(“燎原”一同志:不应扩大,要用材料说话。)

徐向前:扩大,我听说北京军区常委要一个一个来。(“燎原”一同志:我们不同意,那是秘书处一个组织的意见。)

□周恩来:刚才讲了,不管任何一个人民,一个战士,有权向林副主席提议罢杨勇、廖汉生的官,只是方式值得考虑。……廖汉生、杨勇的问题,要批深批透,由大家先揭发,不仅是军区大院内,北京是个大军区,又在首都,下面这么多部队,这么严重的错误,下面不理解,有人会问的。八号贴出了廖汉生的大字报,才二十多天;杨勇是二十一日才揪出来,时间这么短。当然有些人弄不清,首先要在军区范围内,知道他们错在什么地方,要揭深揭透,不急于罢官,这是主席一贯的方针。对各部、各省都如此。现在知道廖汉生在北京军区一向不突出政治,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按林副主席指示办事,不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不认真学“老三篇”,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所以全国比,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北京军区表现最少,你们想想有多少?你说华北部队不强,不是,我可以作证,去年我两次到邢台,那里地震,看了,部队很好。

□徐向前:你们认为斗杨勇、廖汉生到时候没有?(答:没有。)没到,什么时候到?(徐很气愤站起来)你们认为阻力是什么?(答:爪牙没抓出来。)你们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你们这样搞会把打击面扩大,杨勇、廖汉生这样的活老虎毛没拔一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得很,刘、邓路线,刘志坚……。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少数。凡是斗群众,凡是犯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都是斗争目标?哪个军区、哪个部队没执行过?为什么对杨勇、廖汉生这两只活老虎一根毛没拔?要扩大?要打多少人?杨勇、廖汉生你们斗过几次?我劝你们把廖汉生斗斗,杨勇是个什么东西,斗斗去。我非常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不斗杨勇、廖汉生,要去抓郑维山,造郑维山的反,方向错了。你们造反,对,造什么反?要狠造杨勇、廖汉生的反,这个反不造,你们要扩大,就会扩大到你自己头上,如都搞成杨勇、廖汉生的爪牙、走狗,这就不得了啊!要集中火力,一个是对杨勇、廖汉生要斗垮、斗臭、烧焦;一个是团结到批评到团结,不要打击自己的朋友,……

……

周恩来: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的很紧。如果他政治上很强,几个老帅就会帮助他。我们原来对他抱有希望,所以中央提拔他,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务,很信任他,但他没起好作用,竟向相反方向发展。

徐向前:搞独立王国。

周恩来:例子很多,比如,主席接见红卫兵,照片很多,为什么北京军区印的画页要加上贺龙的,贺龙就那么一次嘛!主席、林副主席的照片很多,为什么不用?这是对林副主席不尊重。

徐向前:政治局会议,林副主席关于夺权斗争防止政变的讲话,他不传达,只传达刘、邓和其他人的,企图何在?你们好好想想,你们去调查研究,我说你们目标搞错了,不然走下去错误更大。你们可以去作详细调查。

周恩来: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来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当然杨勇也揭了点廖汉生的问题。你们问我时方法也有问题,你们把郑维山与杨勇并提,我只能讲他们是好同志,这个话我讲过。我要守纪律,你要问,陶铸你也讲过,那是有人讲他是四号人物,这个不对,怎么能说几号人物?政治局一改选,国务院北门就有人贴他的大字报,是私人有意见,那时我只能说信任他,没有了解他现在这么多材料。杨勇也是这样,不能讲,讲了等于小广播。那么郑维山是不是这样,郑维山我们一直信赖,不是他组织几次接见,我们还会犯很多错误,经常下半夜决定接见,上百万的人,八个小时全出来检阅,工作那样紧张,没有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是不可能的。刘志坚问题揭出来,他在总部,在总政,萧华同志有责任,他只发现一部分。……萧华同志犯错误,是内部矛盾,解放军建军他是有功的,他是个红小鬼上来作总政主任的,养病几年,刚回来工作,有错误主要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一棍子打死,萧华与刘志坚不同。

刘志坚六四年在广东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那主要是叶群同志的功劳,林副主席得到第一手材料,提出突出政治,所以重用他,才有六五年底到六六年初的文艺座谈会,那个座谈会,实际上是江青同志主持,是她的功劳,刘志坚是召集人,当然也有刘志坚一份。让他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就骄傲,放松自己的缺点,对全军文革和中央文革,他两头推,军委文革找他,他说中央文革有事,中央文革找他,他说军委文革有事,特别是冲国防部大楼那次,他应去,不去,我过问时,他还没去,结果其他人去解决不了,越挤越多,天亮了他还不去,越挤越凶,他把老帅请去开会想办法,伯达同志让张春桥、戚本禹去,去就解决了,他如果早去早就解决了。两条路线问题提出来,《红旗》发表社论,主席接见,林副主席讲话,军委紧急指示发了,问题本来解决了,他十一月还把老帅推向一线讲话,不需要嘛,他片面反映情况,只反映阴暗面,接见军队院校学生,连我也拉去奉陪,我那时忙的不行,只是转一圈。他说在天安门上看不清,还不是去了。他们讲话,讲的什么就不晓得,实际上是他制造圈套。他本身思想右,所以偏右。他本身过去有问题,投靠张国焘;和李伯剑演反毛主席的戏,抗战时被捕,那时是王任重管他。在钓鱼台他和王任重一起,不揭发王任重。他个人主义极重,他支持一司,他女儿在一司,三司他就不去。(郑维山:我拉他才去了一次。)你拉他才去一次。全军文革是直属军委的,他放在总政以下,由他管,不是对军委负责。这个人够三反分子。

这时杨勇出个主意,把矛头对向萧华同志,这完全是错误的,搞的一部分人,有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爬门进去到萧华同志家里把东西拿出来,送给我,我怎么能收?萧华同志的爱人给叶群打了几次电话。她也是个红小鬼。这是个大方向问题,说明杨勇要把水搞混,他自己可以逃脱。他和刘志坚有关系。我就怀疑抓廖汉生是他布置的,你们很认真,来问我,你们应当揭。(贾全仪等几个人说:是他布置的。郑维山:这是个阴谋,他不揭发廖汉生的问题,王尚荣问题出来后,一天他问我,我无意讲了王有后台,他马上跑到杨代总长那里,要揭发廖汉生,要见林副主席,杨代总长问我,我才知道。)他总是不到林副主席那去,在这个情况下才去。他告诉你们,来试探我们,我们察觉,是否他来考察我们的态度,他有意把郑维山同志拖到一起。(有人讲:他是摸底了,第二天找我们,问我们信不信得过他。)那次,你们一走,我就打电话找他,有一刻多钟找不到他,总机讲,他在一个小屋,没有电话,找不到他。一个大军区司令,找个没电话的地方躲起来,(郑维山:后来我知道他在空军找个房子躲起来,心里没鬼躲什么?)拿你们来侦察党对他的态度。我说这些青年,你们问我,把郑维山与他一起提,我讲你们可信,你们高兴了。郑维山同志在,杨勇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有人讲:据我们知道,出廖汉生那张大字报就是杨勇搞的鬼。)

徐向前:唐平铸……(郑维山:他们要求贴大字报,不告诉杨勇,告诉我,要我通知西山,我过去和他们都不熟。)

周恩来:唐平铸、胡痴、和谷岩这些人是太行的。宋琼不是。(马国光:当时周广祥怀疑是杨勇搞的鬼,就被打成反革命了。“新燎原”贾全仪:这个话我说的,他当时说不能斗廖汉生,要等中央讲话……)

徐向前:讲清就行了。

周恩来:杨勇要转移目标。怎么传的那么急。一下子传到东北,东北军区政治部一下子就贴出大字报,围攻陈锡联。有些人坚决要保护,陈锡联是中央决定的,萧华同志代表去讲的。

□周恩来:你们开始闯司令部,人家受委屈,现在你们多受了点委屈,要看大前提。杨勇、廖汉生是罪有应得,还有很多老将被罚跪,南京军区,许世友以下的,他们文工团都把他们拉出跪下,他们就跪,共产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群众要跪嘛,俯首甘为孺子牛。……

军区出这么多的事,是有阴谋的,今天揭露了杨勇搞的阴谋,安排抓廖汉生,抄了萧华同志的家,现在揭露出是杨勇搞的。现在要集中目标,要对杨勇、廖汉生挖的深,挖的透,再作结论。……郑维山没有阴谋,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郑维山同志回去会做工作的,我委托文工团开个大会,请郑维山给你们做个报告。不要让外单位乱冲机关大院。……你们只有大方向一致,团结一致,才能把杨勇、廖汉生挖深挖透,才能把刘志坚的问题批倒批臭,不要扩大范围,你们方向就作对了。……你们斗郑维山,我就不见你们。这是为什么?是郑维山把你们找来见我,你们还这样,怪事!完全意气用事。[20]

2月3日,毛泽东称,“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萧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山几个都倒了。”[21]毛的讲话,使北京军区的权力纷争终于尘埃落定。3月,军委批复,“责令杨勇、廖汉生停职反省” [22]。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郑维山代理军区党委书记[23]。


注 释

[1] 参见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筹备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会议纪要》,1967年9月18日。这一次会议,有材料称之为“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又有称之为“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本书从后者。出席会议的有军委领导人,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参见范硕《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112-113。

[2]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提及叶群在会议上发言批判萧华,惟事发当年的资料并未提及叶群。

[3]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转引自《陈先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月版,页442。

[4] 石言、木辛:《还历史真面目》修订版,香港:三次坊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2月修订版,页281。

[5] 范硕:《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114-115。

[6]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转引自《陈先瑞回忆录》,页442-443。

[7] 北航《红旗》翻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1967年4月,页263-264。

[8] 彭健飞:《十年浩劫日记》第一卷,自印本,2006年4月,页248。

[9]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1967年3月,页176。个别文字根据其他资料作了校正。

[10] 总政治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筹备处:《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罪行的初步报告》,1967年10月15日。

[11] 北航《红旗》翻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1967年4月,页276。

[12] 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筹备处:《总政机关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100),1967年12月30日。

[13] 北航《红旗》翻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1967年4月,页287。

[14] 海军指挥学校红色革命造反团印:谢镗忠同志接见三军代表的讲话,1967年1月22日,载《一月革命风暴》页292。

[15] 署名者一说以谢镗忠为首,“1967年1月8日,郑维山一面串通谢镗忠等人在军区大院抛出了揪廖汉生同志的大字报;一面以在北京卫戍区开会为名,当场就把廖汉生同志抓了起来。”(见北京军区党委文件:《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将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汇编之六:郑维山在林彪授意和支持下篡夺北京军区领导权》,1974年4月29日)。一说为唐平铸、胡痴、和谷岩、宋琼等(见周恩来、徐向前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的讲话,1967年1月29日)。

[16] 《陈先瑞回忆录》页440-441。

[17] 郑维山:《我的检查》,1971年1月26日。

[18] 石言、木辛:《还历史真面目》修订版,页288。

[19]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1967年3月,页224。参考其他资料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20] 参见:周总理、军委徐副主席接见北京部队几个革命组织的讲话,1967年1月29日,载《一月革命风暴》页367-374,个别遗漏或不准确处参考其他资料作了订正。

[21] 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1967年2月3日。

[22] 杨勇、廖汉生在1967年1月先后被关押及批斗。嗣后两人均失去自由长达5年之久。杨勇于1972年5月、廖汉生于1973年12月方重新恢复工作。

[23] 1969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郑维山为军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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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8月 16, 2018 9:1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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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节 正式介入地方文革


一、毛泽东:“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1月21日,南京军区党委向林彪并军委报告称,“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15万到20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林彪即将报告转予毛泽东,当日,毛泽东批复林彪称: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毛 泽 东

一月廿一日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1]

同日,林彪批示:完全赞成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

第二天,毛泽东在接见军委碰头会议扩大会议人员时,要求高级干部“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批评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一无是处,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林彪在1月23日接见军委碰头会议扩大会议人员时称:军队对文化大革命过去不介入,是时机不成熟,现在正式介入,公开介入,尽管左派不成熟,人数不多,也要支持。[2]

根据毛指示精神,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分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我军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这一指示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3]

事实上,在中央支左决定发布之前,部分地区的军队领导人(典型的如山西的张日清、贵州的李再含、黑龙江的汪家道)已经介入了地方文革。中央支左决定的发布,使介入更为名正言顺,范围更为广泛。

二、夺权典范地区的支左行动

1967年1月,发轫于上海的“一月革命”,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夺权的风暴。在省、市一级的夺权中,被毛泽东及中央肯定的并不多,仅先后有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包括青岛)和上海。这些地区的夺权被承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了当地驻军不同程度的支持。

(一)山西夺权[4]

山西夺权的头面人物,是文革前被贬任山西省副省长的刘格平,并且得到了山西省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第二政委张日清[5]的积极支持。

1966年12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与刘格平谈话。周对刘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6] 1967年1月4日,王力、关锋在北京饭店与刘格平谈话,要刘格平回山西去,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革命领导干部,把山西省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还说毛泽东表扬了张日清,说省军区党委九个常委只有他一人主张支左,他是少数,可他是对的。你回去后要取得张日清的支持。[7]

刘格平1月6日回到太原,经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刘贯一介绍,与张日清谈话。此前,受刘格平委托,刘贯一与张日清联系并称:“我们都是新四军的老同志,彼此可以随便说说心里话”,“山西的领导权基本控制在走资派手里”,“山西的领导干部虽然派系很多,什么太行、太岳、晋西北、晋察冀,但是基本路线上是一致的。”他还向张日清介绍了刘格平的情况,又称有几位革命领导干部准备站出来“和群众一起革命”。张日清表示:“你们站出来革命,我支持你们,省军区支持你们”。

1月12日傍晚,山西左派组织联席会议在刘格平宿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3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和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守中,以及刘志兰[8]、丁磊[9]等人。刘格平称,今天晚上请来大家,是要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认为夺权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非解决不行。今天我们向大家宣布,我们几个人,有贯一同志、张政委、袁振同志[10]、守中同志已经成立了一个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代行省委职权。但我们核心小组每个人都不参加总指挥部,我们核心小组是总指挥部的顾问机构,我们当你们的顾问。张日清也在会上表态支持总指挥部夺权。[11]

经与会者一致同意,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推定杨承效[12]为总指挥。当晚夺权过程中,张日清命令省军区在省委、省人委担任警卫工作的部队全部撤走。夺权的造反组织如入无人之境,查封办公室的文件档案柜,取走印章。

13日晚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下属各组织的代表一千余人在省委礼堂集会表示坚决支持夺权。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称,“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晚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卫恒等反党分子的巢穴”。

1月20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向中共中央并中央文革小组呈送《关于夺权前后十天工作的报告》。同日,张日清以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的名义给中央军委提交请示报告,反映山西省军区支持左派的情况,并提出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和支持左派的意见。

1月24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传大胜利》的社论。社论称:“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

1月25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五一广场召开《革命派大联合夺权誓师大会》。张日清代表驻山西的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宣布:“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和革命造反派,如果你们需要部队支持,我们立即派出部队,支持你们,援助你们。”还称:“我们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我们坚决进行还击。”26日,省军区和陆军第二十一军指战员在五一广场武装集会,支持“一一二夺权”。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

2月10日,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增补徐志远、刘志兰、胡炜[13]、陈永贵为组员。

2月25日,陈伯达、王力、关锋将经整理成文的张日清一次汇报发言送林彪审阅时写道,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约张日清同志写的。我们认为很好,拟最近发表,并想建议军委把此文印发军级干部会议参考。”林彪将张日清的文章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于27日l0时在送审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张日清的署名文章发表在2月28日的《人民日报》和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上,题目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章称:“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实行了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三结合’,在联合夺权的斗争中,解放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3月12日至18日,在太原召开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产生山西临时权力机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刘格平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郭永彪[14]、谢振华[15]、焦国鼐、陈永贵任副主任。3月19日,在五一广场举行庆祝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二)贵州夺权[16]

贵州省夺权的主导性人物,是时任贵州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的李再含。

1966年6月11日,经西南局批准,中共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任组长,李再含等为成员。当时李再含身为省文革小组中的军队代表,给贾启允先后写了六封信提意见。12月3日,西南局同意增补贵州省省长李立和李再含为省文革小组副组长。贾启允被揪斗后,陶铸来电,同意撤销贾省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职务,由李立主持,李再含协助。从成为省文革小组成员后直至1967年1月,李再含避开省文革小组向中央先后发了18份电报,反映了贵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王力觉得李再含能这样做很不错,便向毛泽东推荐。据说毛泽东曾赞誉“军队出了个李再含,地方出了个王效禹”。

1月17日下午,贵州工人红卫军出动二十余车人到省委大楼去夺省文革小组的权,因大楼内无人,未达目的,留下二十多人守候大楼,至18日凌晨1点多,发现有两名武装流动哨兵。红卫军增派一车人来,并问:“是谁派你们来的?军委有命令,解放军不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你们为什么要保旧文革?”双方发生了冲突。红卫军抢了手枪1支,子弹24发和军大衣1件,并拍了照片,作为军队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证据,打电话要求李再含处理。李再含拒绝答复,并于1月20日向总政并中央文革发出“对李铁乃总部一小撮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的电报。

1月21日,毛泽东对李再含的报告作出批示称:

总理: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一日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17]

根据毛泽东批示,1月24日,周恩来派飞机接李再含、何光宇(省军区司令员)等贵州代表团12人到达北京。

1月25日,贵州省和贵阳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次日,《新贵州报》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宣布:“为保证贵州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向全省人民庄严宣告:自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起,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1月31日,毛泽东看到了贵州的这个通告后批示称:“恩来同志:这个通告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如何,请酌。”[18]2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通告,并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称贵州的夺权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

2月2日,据新华社电:贵州省军区隆重举行誓师大会和示威游行,“进一步表示全力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决心”。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宣读了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省军区政委石新安讲了话。[19]

2月10日,省革委筹备小组连续几次开会讨论省革委的组成人选。会上学习了《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社论称,“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会上同意由李再含任省革委主任。对常委名单分歧意见较大,同意由李再含圈定。

2月14日,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召开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宣布,报经中央同意,李再含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原省物资局局长张明为副主任。

2月17日,陈伯达向毛泽东报送四份新闻稿,分别是:《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span>告全省人民书>》、《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贵州省材料四份,内容较丰富,关于三结合的经验也说得好。请主席审阅。如认为可以发表,名称是否简称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请批示!”2月20日,毛泽东批示:“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20]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前三篇新闻稿;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第四篇新闻稿。这四份新闻稿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一词,发表时均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三)黑龙江夺权[21]

1965年10月方调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及黑龙江省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司令员汪家道,堪称黑龙江省夺权的双子星。

1967年1月16日,在潘复生、汪家道的支持下,哈尔滨工程学院等三十多个总部的“红色造反者”,宣布成立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声言“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

1月18日,中共中央电告黑龙江省委,立即停止八八团、赤卫队和红旗军联合反扑,并逮捕几个头头(10人左右)。如不制止,出现流血事件,由省委负一切责任。潘复生、汪家道即派军队镇压,工人组织赤卫队、学生组织八八团及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简称三军一团一队)被解散。

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在哈尔滨北方大厦广场举行。大会宣布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并发表第一号通告,宣称: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停止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10万名“红色造反者”、驻军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了大会。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决支持红色造反者”的讲话,潘复生发表了题为“让我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讲话,汪家道发表了题为“坚决用实际行动支持红色造反者”的讲话,领率机关驻哈尔滨市的陆军第二十三军军长游好扬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红色造反者的坚强后盾”的讲话。

2月1日,新华社报道了黑龙江省造反派夺权的消息。同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召开会议,决定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为班长,游兴懋(哈尔滨工程学院学生)、刘雪峰(哈尔滨石油配件厂教员)为副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为顾问。

2月2日,《人民日报》就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称“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的作用。”

2月9日,毛泽东在看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2月7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390期上登载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后批告陈伯达称,“请与小组同志研究,此文可否公开发表,并予广播?是否有要修改的地方,也请酌处。”[22]同日,新华社发布黑龙江这一材料,内称,“潘复生同志和省军区负责人,主动找到哈尔滨市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研究如何夺权;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在考虑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时,主动提出让潘复生同志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同志参加。”[23]

3月17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建议,会议决定,省革委会设委员51人,常务委员19人;班长改称主任。由潘复生担任主任委员,汪家道为副主任委员。3月23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四)青岛、山东夺权[24]

山东省的夺权是从青岛市开始的。青岛、山东的夺权,分别得到海军北海舰队、陆军第六十七军和济南军区的支持。

1月18日,《青岛日报》发表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25]的文章《坚决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1月22日,青岛东方红等二十多个造反团体在汇泉广场举行夺权大会,宣告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26],正式接管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并发布《告青岛全市人民书》。同日,王效禹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

1月28日,按照军委指示,驻青海军北海舰队和陆军第六十七军举行武装游行,公开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

1月29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青岛市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的消息。

1月30日,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印发《最紧急呼吁》,号召山东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肯定和支持了青岛夺权。《解放军报》同日予以转载。

1月31日,王效禹率“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一行22人到达济南。济南军区负责接待。

2月2日,由25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2月3日,济南召开十万人大会,宣布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夺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和王效禹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告全省人民书》和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令》。《通令》宣布:前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自即日起,全部归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所有,停止前山东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及活动;原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各部委负责人,原山东省人委省长、副省长、各厅局办委负责人,三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到,听候处理。

2月7-14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先后增补北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胡汉生、六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耿焕林、海军胶县场站副政委刘同善、六十七军政委陈继德、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张元培、青岛市人民武装部部长何传修为常委。

2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山东赴京代表团,听取了山东夺权斗争情况的汇报。2月22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再次接见山东代表团。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指示:山东要建立一个以王效禹为首的领导核心,王效禹从青岛到济南工作;山东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三结合”,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名单报中央批准。2月23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3月2日,驻济部队和二十五万群众在济南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庆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效禹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大会上讲话。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祝贺山东省夺权成功。5月9日,根据中央决定,省革委会公布: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得志任第一副主任。


(五)上海夺权[27]

从1月中旬到2月初,上海先后发生过四次造反派群众组织自发组织的夺权行动。受毛泽东委派自1月4日已回到上海处理文革事宜的张春桥、姚文元,对这四次夺权均采取了冷落及不予承认的态度。可以说,这四次夺权均以失败告终。

张、姚的态度,引致了部分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不满。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为代表的部分组织,自1月中旬开始调查、搜集张春桥的材料,而后决定“炮打”。他们将突破口选择在与张、姚关系密切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徐景贤身上。1月27日深夜,红革会多人将徐景贤劫持到复旦大学,要徐交代张、姚的问题。

复旦的学生抓走徐景贤后,留下三十余人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继续搜查,“他们搜查吵闹了近一小时,解放军驻沪部队赶到现场。部队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请来的。解放军到后除封锁现场外,没有采取其他任何行动,便立即召集各方代表进行调查。凌晨五时,几方面达成协议,派郭仁杰同志随同解放军去复旦大学接徐景贤同志回来(郭仁杰同志去后,复旦大学红革会头头不仅不放徐景贤同志,反将郭仁杰同志也强行扣押下来)。但市红革会负责人劳元一又气势汹汹地挑衅,责问:‘谁调动军队镇压红革会战士?’提出要上海警备区完全、彻底承认错误。当部队主动撤离时,复旦大学同学又挡住去路,逼问部队究竟是谁调动的。相持半小时多,才让他们离开。但又强行把带队的师政委和参谋留下,围攻追逼近一天。到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半,数十名复旦大学同学又将他们拥到上海警备区大吵大闹,到二十九日上午才离开。”[28]

1月29日,中央文革小组以“特急电报”告“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们并转复旦大学的同学们”,内称:

(一)复旦红卫兵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复旦的某些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扣押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29]

1月30日清晨,徐景贤被放出。同日,据新华社电,“军事院校、部队文体单位的红色造反者和驻上海陆海空军部队指战员,一月三十日隆重举行军队支持上海市革命左派群众夺权斗争誓师大会,再次表示最坚决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最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最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最坚决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会后,驻沪三军、军事院校、部队文体单位和公安战士分成三路,威武雄壮地举行示威游行,表达他们坚决支持上海革命左派广大群众的坚定决心。”[30]惟新华社的电讯并没有说明是否有上海驻军负责人参加此一大会。

据徐景贤称,2月4日晚,张春桥、姚文元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群众组织议决,建立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到会人员一致举手通过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并确定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由张、姚作主要讲话,“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代表驻沪三军、王洪文代表工人、夏桂伯代表农民、徐景贤代表机关干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陈敢峰代表红卫兵,在成立大会上发言。”[31]

2月5日下午,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宣读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宣布“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张春桥在大会上称,“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32]

2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延至2月27日,新华社方公布了上海2月5日夺权并建立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及2月24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全市规模大会的消息。而无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官方消息并没有明确是否有军队负责人参与其中。据官方材料,除张、姚之外,上述两机构的组成人员,“只是由各个参加夺权的造反组织派出代表组成,并未上报中央批准。”[33]这与同为中央承认的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新的权力机构组成状况,大有不同。



注 释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197。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页19。

[3]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107-110。

[4] 主要参考资料:余汝信、曾鸣:《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载《华夏文摘》增刊,第514、517期,2006年7月24日、8月27日。

[5] 山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为省委第一书记卫恒。1967年1月上旬卫恒被造反派群众组织关押后,张日清实际已为省军区第一把手。1967年1月30日卫恒自杀身亡。

[6] 刘格平:对山西省委审查结论的书面意见,1983年3月15日。

[7] 山西史志研究院编:《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纪事1949.10—1976.1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版,页400。

[8] 刘志兰,前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遗孀,后改嫁陈守中。时为省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

[9] 丁磊,省人委办公厅信访处干部,刘格平夫人。

[10] 袁振,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

[11]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一·一二”篡党夺权事件的专题资料(送审稿)》,1987年8月25日,页121。

[12] 杨承效,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工人,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总负责人。“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3] 胡炜,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稍后,因率二十一军移防陕西,中央未批准胡炜为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中央决定六十九军调防山西后,2月25日回电山西核心小组:“中央同意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名单”,“驻军六十九军的参加核心小组的同志,由你们同军队议定,并报中央和中央军委。”3月,中央批准六十九军政委曹中南为中共山西核心小组组员。

[14] 郭永彪,山西省军区副政委。

[15] 谢振华,陆军第六十九军副军长。

[16] 主要参考资料:《贵州文革大事记》,载地方文革史交流网difangwenge.org。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194。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215。

[19] 《人民日报》1967年2月5日。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238。

[21] 主要参考资料: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黑龙江省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24。

[23] 《人民日报》1967年2月10日。

[24] 主要参考资料:青岛史志办网站 http://www.qingdao.gov.cn/n15752132/;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1978年12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3月版;齐晋华:《齐鲁三年枭雄王(文革风云人物王效禹)》(自印本)。

[25] 王效禹,时为中共青岛市委实际负责人之一。

[26] 3月1日,改名为青岛市革命委员会。

[27] 主要参考资料:上海文化革命资料联合编辑部:《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1967年6月;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6月版。

[28]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以红革会某些负责人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纪要》未定稿,1967年3月,页11-12。

[29] 徐景贤:《十年一梦》,页68。

[30] 《人民日报》1967年2月3日。

[31] 徐景贤:《十年一梦》,页74-83。

[32]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工人造反报》第七期,1967年2月9日。

[33] 这种状况,延续至1970年1月。参见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编:《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页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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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周六 8月 25, 2018 7:4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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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节 领率机关遭受冲击与“军委八条”的颁布


一、阎红彦等相继自杀

进入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军队面临的冲击亦愈加严重。据官方资料称,“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人遭到越来越猛烈的围攻或揪斗,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逼得东躲西藏,奔赴异地。军事机关被围攻冲击的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国防科委、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领导机关,13个大军区、12个省军区、4个警备(卫戍)区、24个军分区的领导机关,7个陆军军部、1个要塞区、8个师部(工区)、1个空军军部、4个军区空军(空军指挥所)、2个海军舰队的机关等。”[1]

因受到严酷冲击,1967年1月里,曾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阎红彦、陶勇、唐金龙和吕炳安相继自杀身亡。

(一)阎红彦自杀

阎红彦为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资格甚老。1955年,已主要从事地方工作的阎仍被授予上将军衔。1967年1月初,昆明军区、云南省委均受到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冲击和占据。1月4日,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的阎红彦,躲避至地处昆明市郊的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据有关资料称,1月8日凌晨,陈伯达给电话阎红彦,要其到群众中去。黎明前,秘书发现阎红彦已经去世。事后查明,阎是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的。

周恩来一星期后指责阎红彦“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周恩来在1月14日一次讲话中称:

云南问题须要解决。可是一月四日,云南工人和学生中的革命造反派召开大会,要求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参加大会。他拒绝了参加革命造反派的大会,同时他也不参加保守派召开的大会,想站在中间、哪里都不支持,实际上是支持了保守派。省委也说过支持造反派,但实际行动不是这样,因而引起了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学生和南下同学的极大愤慨。他们要求工人检讨是合理的[2]。若省委是革命的,支持革命行动的,就出来嘛!躲着干什么?过去犯了错误,出来受点批评是应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我们在大风大浪里经受锻炼,行动证明,云南省委是害怕革命,害怕群众,怕轰自己,怕做群众的学生,不敢与群众见面这不得了,这违背了毛主席的要在群众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指示,由于这样的原因,调职工,革命造反派进驻了昆明军区大院,他们所以进驻是激于义气,想以此行动来唤起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注意,但阎红彦更加害怕,不挺身而出反而坐山观虎斗,离开昆明躲到西山去了。这说明他是害怕群众,与群众对立,……

……

因为六日出了这事情,情况就变了,七日没进入军区、八日阎红彦就躲到西山去自杀了。可耻的叛徒,北京去的法医检查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现在公开给你们讲,这与进入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毫无关系。对保守派的工人学生也没有关系。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件嫁祸于人,那是空想,任何人要想造谣污蔑都不行。造反派要继续调查是可以的,有新材料就上报中央。同时我们,省委、军区进行调查、有的材料也要向中央、军委报告。

对阎红彦要一分为二,他过去有很多贡献,昆明有人说他是高岗的人,他是不满意高岗的,受高岗压制,是刘志丹的人,与刘志丹在一起。他也不满意李井泉,说李井泉不民主,垄断,我到昆明时,他也详细给我汇报过李井泉的情况,他向中央很多领导同志也讲过。但为什么他自己的下场更可耻,这是个什么原因?我要讲一讲对青年人是要教育的。不管他过去有多么大的功劳,中国有一句俗话:“不进则退”,不合乎林彪同志说的吃透两头,把自己置于中间地位,也不愿意学习,他说那是那的,这是根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因此他落后了,成了可耻的叛徒。[3]

周恩来在同一天不同场合的另一次讲话中再次批评阎红彦称:

阎只批评李井泉而根本不批评自己。他和高岗不一定相同,他是以和高岗不同自我标榜,上不请教主席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的道路上去。他给他父亲鸦片烟吃,张思尧我们是为了利用他向蒋帮做工作,可以给点鸦片吃,革命干部的父亲为什么要给鸦片吃。反高岗使阎背负上了包袱,平时也只是抓生活不抓阶级斗争,思想历史根源如此必然要走上绝路,对红卫兵不欢迎是防是挡,十月工作会议后还是依靠保守派压左派,对造反派不相信不支持,十月以后支持造反派是对的。元月四日左派冲向军区大院,阎红彦、周兴[4],一起逃跑,逃到西山,后又在西山开省委会,要周兴去见群众,群众叫周兴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更不敢出来了,把军区暴露在群众面前,冲向了大楼,把赵健民揪出来,一说群众是反革命,二说阎红彦的去向知道也不能告诉群众,群众烦了把他押在车上游街了三、四钟头,住到医院去当防空洞,扬言干部听到泣不成声,不吃晚饭。

我也犯了个错误,听说李葆华同志[5]在稻香楼被围四昼夜,签了许多条子,陶铸讲了后,中央通知叫李回来,造反派同意了,结果叫保守派放出来逃难到肥西县,发生了三天打架,这是什么样的感情?赵健民完全歪曲事实,咎由自取。叫阎红彦出来见群众,陈伯达同志打的电话,阎听后,问周兴说怎么办?周说睡觉吧,明天再说。我们这里急如星火,不负责任,如此威风,吃眠尔通几十片就自杀了。这么大的事,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是反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6]


(二)同一天自杀的三位将军

1月21日,星期六。陶勇、唐金龙和吕炳安三位将军相继自杀身亡。

陶勇 新四军名将,1955年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1967年1月21日,时任海军东海舰队党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被发现死于舰队上海招待所的一口水井内,终年55岁。陶勇死后,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以舰队党委名义签署发出《开除叛徒陶勇党籍、军籍,取消一切革命军人待遇》的电报,上报海军。[7]

对于陶勇的死因,多年来有各种猜测,但从未发现任何他杀的依据和痕迹。陶勇死于自杀应是迄今为止较为合理的判断。

唐金龙 红二方面军名将,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至1965年任红二军团的余脉——解放军第一军(后称陆军第一军)军长。1965年8月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1月20日,被军队院校造反派指为“贺龙的黑干将”,扯去了领章帽徽,戴了高帽子批斗。翌日凌晨,在家中吞枪自尽身亡。

吕炳安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文革前为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文革初兼任军区文革办公室主任。1967年1月21日上午,在军区招待所被发现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身亡。

上述阎红彦等四人都经历过严酷的战争考验。惟在文化大革命的滔天浊浪中均不堪一击,过不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成为当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反面典型,令人扼腕!从阎红彦等四人之死,亦可窥见文化大革命对军队高级将领同样有着强大的冲击力。

二、林彪救出邱会作

出身四野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早于1966年下半年即被以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为首的总后院校、机关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批斗,主要是指责邱“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1月17日,邱会作在连续十多个小时的大会批判中昏倒在会场上,随即被送到三一医院抢救,后又被送到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休养。[8]据邱会作自己称,“我病了住在医院,然后林副主席叫我去休养,到了一月十七日[9],徐向前这个家伙直接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今天不是以全军文革小组长的名义向你打电话,我是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下命令,你应当立即出去。我接着就按他的命令,六点接电话,八点出去了,不到九点就被当时的所谓造反派关起来了。一月十八日林副主席知道了,向徐向前下了三条命令,第一条要我能够领导总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条,不许关起来,一定要保证我的自由;第三条,只准开小会批判,不准开大会斗争。徐向前不执行。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四十分派了全军文革副组长汪峰跑到我们机关[10],找了几个不三不四的人,传达徐向前的三点‘指示’,第一条说,邱会作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第二条说,同二医大的‘红纵’商量把他放出来;第三条说,邱会作、饶正锡都有错误,都可以批判,都可以斗争。”[11]

在被拘禁及批斗期间,1月24日,邱会作利用洗澡机会给林彪、叶群写了一封求救信,讲述了其挨斗的情况,又称,“我在文化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过不了关,向林总请罪!并向林总求救!今后要同过去一样,只要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听说,现正筹备机关、院校联合的更大规模的斗争会,还会更难过。总之,求救!”

求救信托人送至林办,与此同时,胡敏千方百计给林办打通了电话,报告了邱被揪斗的情况。邱会作称,“二月[12]二十四日晚上八时到二十五日凌晨四十分,伯达同志亲自写的手稿,林副主席签了字,派叶群同志到我们机关把我抢救出来了。”[13]邱会作再次被送到西山休养。

徐向前事后称,“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今天我还是这样看,尽管他有错误、缺点,作了些错事,说了错话,但不是反革命,这我们军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历史,他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的,是属于好人的,你们要认清什么是敌人,这两条路线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指向牛鬼蛇神和他们搞政变集团的那伙人。我们军队过去以彭德怀为首搞阴谋,以及罗瑞卿、廖汉生、梁必业等,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搞了许多坏东西,刘志坚也对中央封锁消息,不请示汇报,搞了许多私货,他搞独立王国,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那时候刘少奇、邓小平是以中央名义,下面只好执行,如不执行不就是反党了吗?如刘志坚搞三名黑指示,下面的这些人都执行了,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他们有的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对邱会作我们并没有看成是三分子,我以前是这样看,现在这样看,以后还是这样看,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材料说明他是三反分子,从你们揭发的材料来看,都是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的问题。不能说明他是刘邓的人,这些并不是我说的,军委对这些干部还是了解的。”[14]

3月30日,总后大院的混乱局面有所控制,邱会作的身体也有所恢复。这一天,周恩来率陈伯达、江青一干人,领邱会作回总后工作。周恩来在当天召集的总后机关干部大会上力挺邱:“在这个地方,我简单回述一下子。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经过长征的,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差不多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认识,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地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后方的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也就参加后方工作、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每天几乎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共事最密了,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的,那时候青年有为,是个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觉得我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没有看错。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后勤,然后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解放战争,转到东北,然后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后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的时候,他又来做总后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红军战士,老战士。这是他整个历史的主流嘛,好的方面嘛!但是不是没有缺点,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有严重的缺点。所以,毛主席的学生,林副主席的战友,不可能在我们一生不犯错误,我就一个嘛,也犯过多次错误嘛!但是有决心,有了错误,敢于正视错误,而且决心改正错误。”[15]

三、“军委八条”的颁布[16]

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称,“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决不准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在幕前或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负全部责任。”

1月23日,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全体军队干部,就军以上(不含军)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向毛泽东、林彪提出六条建议,内容如下:

一、大军区、省军区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分期、分批进行,要同地方文化大革命错开。何时开始,要经中央军委批准。日前,尚未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军区、省军区,宣传、文化、报社等重点部门的文化大革命,一律暂停,将来同机关其他部门一块搞。

二、坚决按十六条办事,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一定要遵照主席指示的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不许抓人,不许动手打人,不许戴高帽,不许游街,不许抄家。

三、军队不准夺权。如确有需要改组的,要经中央军委批准,按中央军委指示进行。罢官问题一律放到运动后期处理。

四、在外地串连的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的革命群众,一律于1967年春节回到本单位,搞本单位的斗批改。

五、运动一定要坚持党委领导的原则。如个别单位或个别成员问题严重,需要改组或撤换的,群众可以提出意见,但必须按照组织手续审批。

六、除坚决贯彻中央1967年1月14日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外,军队院校、文艺单位、医院、工厂、科研单位的革命群众,一律不许冲击和占领领导机关,以保证战备、指挥和日常工作的正常进行。

六条建议的基本思想是稳定军队。如果把六条建议和几天后的“军委八条”比较一下,可以说,“六条”和“八条”的基本思想一致,是“八条”的雏形。

1月24日晚,徐向前前往林彪住地毛家湾,向林彪陈述军队的混乱状况,反映出席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军队高级干部的心情和愿望,提出要搞几条规定。林彪听了,表示军队不能乱,同意由军委发一个文件。林彪还当即讲了一些意见,其内容既有徐向前的意见,也有前一天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的建议,经秘书记录、整理,形成九条。接着,根据先期到达的陈伯达的建议,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到来,继续谈了这些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发出新的稳定军队的指示,并对“九条”共同斟酌,反复念了几遍,形成了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九条规定。

旋即,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等人带着“九条”到中央文革小组征求意见。为了增加支持的力量,徐向前还打电话请来了陈毅。参加讨论的除中央文革成员外,有周恩来、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杨成武。经过激烈的争论,在“九条”的基础上“写出七条规定”[17],拟以中央军委命令的形式发出。

“七条”和“九条”相比,主要是删去了“九条”中“军以上机关……一概不能成立战斗小组”的内容,一些内容作了合并和调整。“九条”的基本内容得以保留。

25日上午10时,徐向前给林彪一信,再次重申:“总之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徐向前在信中还提出:“全军文革工作,或直由中央文革领导进行,由你直接挂帅抓总。层次不宜多设为好。否则甚易误事。我只能作一点具体工作,免吃老本。”同日,林彪将“七条”呈送毛泽东审阅,并给毛泽东一信,报告了“七条”产生的过程。

毛泽东对林彪的信和“七条”十分重视,在林彪的信上多处划了着重号。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同时附有五个附件。这些附件同样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附件一是1月25日上午10时全军文革办公室一工作人员的电话记录,内容是:“乌鲁木齐第二造反司令部、军区步校造反团、新疆军区参加五大的代表共五六百人,1月23日到司令部大楼,要开大会,罢官夺权。”

附件二是1月25日上午,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及其秘书的电话记录。9时,许世友的电话内容是:“现在军区很乱。全国三军院校各造反团体,都在南京闹。军区3个常委被罚了跪,政治部正副主任都罚了跪,后勤部正副政委被拳脚踢。司令部把张才千副司令抓走了,现在下落不明。”10时,许世友秘书报告了“昨天下午,军区首长被罚跪、撕掉帽徽、领章”的具体人员名单。这个电话记录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大关注,多处都划了杠杠。

附件三是1月25日下午1时40分南京军区王必成副司令员的电话记录,内容有二:

一、许司令来电话说,可调一个营的部队,保护军区机关,如果有坏人来搞,可以自卫。

二、如果有人来搞我们军区的指挥所,如何处理。

附件四是邱会作给林彪、叶群的信和邱会作妻子胡敏的电话记录,反映了邱会作被总后造反派揪斗的情况。

附件五是前述徐向前于25日上午10时给林彪的信。

毛泽东对“七条”采取了支持的态度。1月26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并在林彪的信上作了旁批:“附件都已看过。”同时毛泽东还以“又及”的形式作了补充:“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停一周后再回去。”[18]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七条”很快修改成“八条”。新增加严格管教子女的第八条,同时,第五条对于冲击军事机关问题,按毛1月26日批示作了修改。1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审阅了修改稿。在修改稿上,毛泽东又将第五条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修改为:“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同时,将打印稿上的“所定七条,很好,照发”的“七”字改成“八”字,变成“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原落款的“一月二十六日”的“六”字,改为“八”字,变成“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天,“军委八条”发出,全文如下:

中央军委命令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展开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19]


“军委八条”的颁布,使军队自以为拿到了对付军内外造反派的“尚方宝剑”。然而,这柄剑却是双刃的。它在力图保护军队免受冲击的同时,必然会借机对冲击的一方——一部分激进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进行无情镇压。冲击与反冲击、镇压与反镇压相对峙,使进入2月以后的全国局势更形混乱。

注 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12。

[2] 原文如此。

[3] 周总理接见云南各战线赴京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1967年1月14日凌晨,载《一月革命风暴》。1967年,页191-192。根据其他材料对个别字句作了订正。

[4] 周兴,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省长。兼任昆明军区副政委。

[5] 李葆华,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南京军区第六政委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

[6] 周总理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1967年1月14日,载《一月革命风暴》,1967年,页196-197。根据其他材料对个别字句作了订正。

[7] 王彦、张小勇编著:《东海雄风》(内部赠阅),2002年1月,页46。

[8] 《邱会作回忆录》(上),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485-486。

[9] 《邱会作回忆录》(下)页502为1月19日。

[10] 据核查,应为1月23日,派去的是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王蜂。

[11] 邱会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的讲话,打印本。

[12] 应为1月。

[13] 邱会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的讲话,打印本。

[14] 徐向前副主席接见总后系统造反派部分代表谈话记录,1967年2月1日,载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2)》,1967年3月,页15。

[15]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3)》,1967年4月,页303-304。

[16] 主要参考资料:胡长水:《中央军委<</span>八条命令>的产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6期。

[17] 林彪关于“七条”给毛泽东的信,1967年1月25日。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03。

[19]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1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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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节 二月镇反(一)


1966年底至1967年初,地方造反派因地方党委按中央要求“把重要档案材料,电台机要人员和机要交通人员,暂时转移到军事机关”的过程中,“有一些地方党委,却借此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塞进军事机关”[1]等原因,冲击军事机关,引致了军队与造反派的严重对立。周恩来为此在2月中旬指责各地造反派称:“近来到处出现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昆明冲过军区大院,进驻了军区大院内,使我们军区很难堪,杭州也是这样。大概,正是这样,你们以为什么地方都可以冲。现在冲军事机关成了风,这怎么能行呢?长沙冲了,贵州贵阳要缴解放军的械。我们说有坏人指挥,长沙不仅冲了,而且占了军区大楼,最后我们下令抓头子。是‘红旗军’和‘湘江风雷’合起来搞的。广州、南京是军事院校文工团冲的,沈阳也是这样,萧主任去解决的。不久又扩大了,他们要捉我们几十年转战南北的陈锡联同志,还抄了家。北京冲中南海,冲三座门,不仅抄了萧主任的家,还要找徐向前同志出来辩论。一直搞了五、六天,那怎么能行呢?这是我们绝不答应的。”[2]

1月28日的“军委八条”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惟中央以至毛泽东本人,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何谓“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何谓“右派”,何谓“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并没有公布一个严格、统一的划分标准(事实上也难以有一个客观的划分标准),这就为各地军事机关留下了充裕的操作空间,换言之,划分标准全凭各地军事机关主观地自行掌握。而各地军事机关(包括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以至人武部)一般来说,与群众组织中所谓“组织成份较纯”、“出身好”、党团员较多的保守或稳健派思想接近,关系亲和,这就难免与保守派的对立面造反派,或造反派中稳健一派的对立面激进一派,感情疏离以至产生对立情绪。1月底至3月间,各地普遍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激进派的大大小小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又以新疆、福建、湖南、内蒙、广东、四川、湖北、江苏等地为甚。

一、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石河子“一二六事件”,指1967年1月26日发生在新疆石河子市、造成百人死伤的重大流血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首次有准军事部队参与的开枪事件。关于该事件的经过内情,历来争议颇大。

王年一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1967年1月26日发生了流血事件[3]。石河子是解放后新建城市。当时这里驻有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工二师、独立团(兵团武装部队)、汽车二团、毛纺厂、农学院等17个单位,近30万人。从1967年1月17日到1月27日,先后有七个“造反团”冲击了武装部门,有八个单位的造反团强行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1月25日下午,毛纺厂等八个单位的造反派约2000人,进入汽二团配合该团造反派夺权,汽二团掌权派请求独立团支援。当独立团的92名指战员赶到汽二团时,汽二团造反派抢夺枪支,夺去步枪19支、冲锋枪7支、手榴弹64枚、子弹1307发。1月25日下午7时,造反派增至4000余名。1月26日零点,在夺枪与反夺枪中,双方开枪,11人伤亡(5死6伤),当日,农八师武装处将一部分部队调进师部,对师机关进行保护。造反派要进入师部,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死2人,伤27人。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双方进行枪战。这一天,双方共打死24人,打伤74人。……关于这一事件,新疆军区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说法完全相反,军区认为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中央文革小组认为这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4]

此后,公私著述对造反派是否有枪、是否独立团单方面开枪意见不一。

1994年官方编纂出版的《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称,“1967年1月,石河子地区以兵团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牵头的一派和以兵团汽二团‘八一野战军’牵头的另一派,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在各单位纷纷进行夺权。1月26日,两派于夺权中发生矛盾,农八师及兵团驻石河子单位的武装部门调值班连支持‘八野’派,两派严重对峙。下午3时许,值班部队采取火力突围,射发枪弹,投掷手榴弹,造成死亡26人、伤79人的震惊全国的石河子‘一·二六’事件。”[5]

同样为官方编纂的《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则称,“1月26日在石河子兵团农八师的夺权中,两派发生了激烈冲突,掌握武装的一派组织开了枪,打死打伤数十人,酿成新疆‘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大规模流血事件。”[6]

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新疆有关人员谈到石河子问题时称,“关于石河子死伤人的问题,即使是反动的群众组织,也不能开枪,只能揪住头头,我立即起电报,给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命令停止撤出部队,立即派调查组去那里调查。新疆那位大学生死了,成了无头案,这次石河子事件,不能搞个无头案,一定要调查清楚。”谈到张仲瀚[7]问题时,周恩来称,“张仲瀚我本想挽救他,但他不努力,我在石河子,看到那样铺张浪费,批评了他,本来想调他,但考虑再给他个机会,他自己不想挽救,不接受批评,这次运动来,就把他的问题搞出来了。王震保张仲瀚,又保自己,王震调了一个学生团体来保护他。”[8]

同日,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率部进驻石河子,成立新疆军区驻石河子指挥部,随后,对石河子实行军事管制。[9]

1月28日,中央军委致电新疆军区党委称:军委认为王恩茂、郭鹏、左齐、张希钦、徐国贤、熊晃、丁盛、裴周玉[10]等八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贺龙分子,望你们向大家作和善解释。

1月31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照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石河子问题作出电示,全文如下:

新疆自治区党委、人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

(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如有群众夺取部队武器,首先应该劝阻;不听,也应向天放枪以示警告。对武装反革命分子和过境窜入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敌人首先开枪时,才能自卫还击。

(二)新疆军区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值班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务。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在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区已经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该立即停止和劝阻,已经抓了的群众,必须立即释放。[11]

2月7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告林彪、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有些问题处理得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2月7日、8日,周恩来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新疆夺权条件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

2月10日 新疆军区一派群众组织,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围斗军区参谋长何家产,强行戴高帽子,进行变相体罚。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拘留了这一事件的策划者和肇事者。2月11日,自治区夺权指挥部组织几千名学生和群众包围了军区大院,并“命令”军区将何家产停职检查,把军权交给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领导人。中央军委及时制止了这一行为,并明电指出:“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的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否则一切后果,由冲击新疆军区的人员负完全责任。”决定将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和四个部长调北京学习。事件得以平息。[12]

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内称:“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和战备的需要,决定在文化革命期间,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事管制。”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许干预和串连。”“由革命领导成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共同组成生产建设兵团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兵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新疆军区文革小组直接领导。”[13]

3月26日 新疆军区党委批复兵团党委,同意裴周玉、丁盛等36人组成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裴周玉为主任,丁盛为第二主任,李荆山、王振东为副主任。3月28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恩茂等出席成立大会。[14]

3月,“一二六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认定是“武光[15]、张仲瀚等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有组织、有计划制造的,是他们妄图在新疆实行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严重步骤”,“是农八师副政委刘炳正、李光及师政治部副主任杨廷柱等人直接策划和指挥的”,并拘押杨廷柱。由此,以搜查武器、抓“黑头头”等名义,拘捕干部、群众49人,株连千余人,进行刑讯逼供,逼死6人,伤残数十人。[16]

二、福建:福州“一二六事件”[17]

1月18日,福州军区在福州市召开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从20日起,就有人对这个大会的方向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批判军区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1日下午,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的南下学生出动宣传车到大会会场并张贴大标语,声称“坚决反对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文化大革命对立起来,坚决反对脱离激烈的阶级斗争空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23日及25日,北广的学生两次到会场外要求军区负责人和韩先楚本人出来接见,均未果。

1月26日,根据中央最新精神,福州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安排进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声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会议上午即受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南下造反队领头,有福州军区卫生学校革命造反团(“革”字派)、军区话剧团和歌舞团、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等单位造反派群众组织约二百余人参加的冲击。下午,星火燎原南下造反队向军区党委“勒令”四条:1.暂由星火燎原南下造反队接管大会的领导权;2.军区党委靠边站,当权派随叫随到;3.代表一个不能走,否则由军区负责;4.不按以上三条的,一切后果由军区负责。大会被迫中止。

当日下午,福建医学院东方红战斗团与军区卫校“革字派”五六十人冲入福州军区司令部大院,要求见韩先楚。军区机关派出负责人与之协商,同意派少数代表商谈。不久有首都三司的几个人出面居间调停。由于这几个人未能说服在场的造反派,他们征得军区同意给周恩来打电话报告情况,但未打通。以后韩先楚给徐向前打电话请示,徐的秘书接电话后答复需要研究。首都三司的几个人要求韩先楚一起等待徐向前的电话答复,他们便一直等到27日天明。

北京方面的电话答复一直没有等到。僵持之下,军区方面作出让步,由韩先楚在军区大院大门外接见了全体造反派学生。接见一直到27日下午五时多才结束。

对造反派的接见刚结束,对立面军区卫校“红字派”80人赶到,强行冲入军区大院营门一百余公尺处被拦阻。不得已韩先楚接见了其中的六个代表,其余人由廖海光副政委接见,一直与廖纠缠至28日凌晨将近四时才离去。[18]

1月29日晚,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军区卫校“革字派”等再次冲进大会会场,破坏大会的设备等。30日,军内外一些造反派又抓走了几个军队干部,对他们进行了批斗。

“军委八条”发布后,福州军区态度变得异常强硬。1月30日晚,军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措词严厉的《福州前线部队公告》,并连夜印刷,次日清晨便在福州街头张贴、散发,同时上报中央军委。

2月6日,军委将公告转发至“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基地,并各总部”,“望参照执行”。公告称:“最近,正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实行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正当前线部队加强战备的时候,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进行造谣诬蔑、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事机关,他们违背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规定,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两次冲进会场非法夺取大会领导权,破坏会场设备,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特别是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公布之后,三十日仍然有人明知故犯,乱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实行体罚,侮辱人格等等。公开违抗最高统帅毛主席批发的中央军委的命令,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应当受到纪律制裁。”“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19]

公告发布后,福建两派反映各异,激进造反派立即发表声明批驳公告。2月8日,福州街头贴满《北京来电——陈伯达同志的4点表态》:1.“一·二六”事件是革命行动;2.韩先楚可以炮打;3.支持《福建日报》造反夺权;4.支持“首都三司驻榕联络站”的革命行动。[20]韩先楚不敢等闲视之。他立即打电话到北京,冀以求得指示。2月9日,林彪回电称:“陈伯达同志托王力同志的来电是造谣。中共中央军委批转《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是经过周密的研究,要一字一句往下发。”陈伯达也赶紧给韩先楚发电报指出:传单纯粹是无耻的恶意造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是支持韩先楚同志和福州军区的,根本没有也不会发出这样的电话和电报。请警惕敌人的造谣中伤和挑拨离间。并说:如果你认为必要,此件可以广为印发张贴。[21]

2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支持福建前线部队(福州军区)的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翌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有了中央的支持,韩先楚等军区领导开始旗帜鲜明地支持“保韩”派,压制打击“反韩”派。在军区的支持下,逮捕了王泉金、姜观、杨德桢[22]等“一二六事件”中的首要人物。

据统计,福州地区在批判“一二六事件”期间,中、小学均未抓人,五所大学共逮捕9人,拘留21人。省军区公开支持群众组织取缔了中医学院两个组织(职工造反团、赤旗舞),解散了六个组织(师院革委会分部、红九二、教工赤卫军、艺术前线兵团、附中66915、中医学院革联总部)。[23]此外,福建日报、省电台、省公安厅被打成了“三家村”;“三司榕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革命委员会”、“福州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福建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被打成了“四家店”。

福州军区后来称,据福建省军管会统计,“全省各地由军队和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共逮捕和拘留两千多人,取缔和解散了八十多个大小组织。”“以军内四大单位和军区机关中少数人违反军委‘八条命令’问题的处理,逮捕八人,拘留六十五人,解散了几个组织。”[24]

三、湖南: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前后[25]

1967年1月,湖南造反派分裂的两大组织——激进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湘江风雷)与稳健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势同水火。

1月17-19日,与湘江风雷关系密切的跨地区、跨行业复转退军人组织——湖南红旗军,以湖南省军区窝藏省委“黑材料”为由,冲击省军区并封了军区部分办公场所。1月20日凌晨,省军区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到湖南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来电指示称,“军队负有战备任务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任务,不能允许外人冲入指挥、保密等系统,不许接管。‘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军区负责人应挺身而出,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午后,省军区开始逮捕湖南红旗军负责人。当晚,湖南红旗军总部被高司捣毁。

1月21日,湘江风雷与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在东风广场召开两万人大会,抗议湖南省军区镇压湖南红旗军,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翌日,湘江风雷得知中央对红旗军的指示是真的,立即再发表严正声明称,“红旗军、红导弹的少数头目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区,冲入指挥保密系统,并扬言‘夺取军权’,这是一次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纵队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元月二十日凌晨的指示。”

1月25日,湘江风雷总部再次通知停止发展组织,此时,湘江风雷号称已发展到93万人。

1月30日,湖南省军区举行武装游行,声言“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坚决打倒反动组织红旗军”。

1月31日-2月3日,湘江风雷方面称,青年近卫军多人被高司“非法绑架”至中南矿冶学院。湘江风雷集结队伍到矿冶学院“营救被非法扣留的阶级兄弟”,冲进矿冶学院,与高司发生严重冲突。省军区调停失败。2月3日晚,省军区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称湘江风雷准备搞暴动,冲军区,要抓军区首长云云。

2月4日上午七时,全军文革办公室向省军区传达中央文革小组批示称,“湖南省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

2月5日,湖南省军区宣布全省戒严,出动飞机散发《“湘江风雷”一小撮反动头目的反革命罪行》,叶卫东[26]等湘江风雷负责人被捕。

据称,“湖南省军区统一部署,全省各级同时行动,三天内全省逮捕了‘湘江风雷’及‘红旗军’大小头目一万多人,其中大多数在当时问明情况,没有什么大的罪行,就立即释放了,真正关押起来的只有一小部分人。”[27]

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通告(第二号)”发布。内称,“一、‘湖南红旗军’和‘湘江风雷’,自中央指示宣布之日起,应一律停止活动,解散所属各级组织。不得招牌换记,改头换面,名亡实存。废止使用一切文书印信。如发现公开或暗地利用原组织从事活动,将严厉制裁。原为‘湘江风雷’、‘红旗军’所蒙蔽操纵的一般群众,必须分化,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通过个别申请的方式,参加革命组织。在二月五日宣布中央文革小组批示之前,正式发表声明,成建制地脱离‘湘江风雷’的,不予追究。”“二、‘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中、小头目,如罪恶多端、民愤很大,或本来就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应采取专政措施,逮捕法办。如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民愤不大,愿向人民低头认罪,可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由本单位左派组织和革命群众酌情处理,但暂不得吸收参加革命组织,必须通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才能酌情吸收。对经过人民解放军和地方专政机关教育释放的中、小头目,如在释放后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扑和有其他破坏活动者,必要时重新逮捕,从严惩处。对在中央一月二十日和二月四日指示发布之前,已脱离‘红旗军’和‘湘江风雷’的中、小头目既往不咎。中央指示公布之后有立功赎罪表现的中、小头目可将功折罪。”

同日,中央军委发布通知称,“最近在湖南长沙,解放军艺术学院三人参加了反动组织‘湘江风雷’,进行反革命活动,还有部分学生特别是艺院‘星火燎原’在湖南、沈阳、福州等军区造谣,抄家,任意抓人,带头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进行残酷武斗,抗拒毛主席批准的八条命令。为了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以护军纪,保卫文化大革命,军委决定:艺术学院所有人员,限五天之内返回本校进行整风,违者以军纪处分。”同日,驻长沙的工程兵学院(总字341部队)红色硬骨头战斗队李长元等十多人被摘掉领章帽徽,以“湘江风雷的死党”罪名,游街示众。

四、内蒙:“二五开枪事件”[28]

1月11日,内蒙古日报东方红战斗队查封并接管了报社,宣布夺了报社的各项大权。1月18日,东方红的对立面红卫军总部在报社内进行了又一次夺权。嗣后,报社东方红串连呼和浩特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呼三司),再次酝酿反夺权,在此过程中,与已掌权的红卫军总部发生武斗。掌权的一派到军区请求支持。主持军区工作的副司令员萧应棠与其他领导商议后,决定先请示军委。1月22日,军区接到徐向前的答复:一、军队不得动武;二、对两派群众组织情况不明时,不要轻易表示支持任何一派;三、如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派部队徒手前去劝解。

此时,内蒙古日报社的武斗正趋于激烈。军区领导决定派一个连赶往报社制止武斗。去制止武斗的部队支持了报社掌权的一派,激怒了对立派呼三司。1月29日,呼三司集合了几千人,包围了内蒙古军区南大门并静坐示威。为防止意外事变,军区在南大门修筑了临时工事,在楼顶架起了机枪,枪口直对南大门外。

2月5日,内蒙古军区大院已被呼三司、河西公司[29]八一八等造反派群众组织围困多天。下午时分,内蒙古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手持话筒,正在喊话,被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用手枪开枪击倒在地,经抢救无效身亡。

内蒙古军区发生枪击事件迅速上报中央。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内蒙各方发出特急明码电报称: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均请军区转):

在内蒙古军区发生的事件,应该立即停止,事态不要扩大。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四方面各派3—5名代表来北京商谈解决。我们于二月六日派飞机来呼市接你们的代表。

据悉,军区周围有一师范学院同学中弹致死,如确,应严追凶手和指挥者,查出后应予法办,并向死者家属致唁和予以抚恤。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30]

2月10日,周恩来与萧华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周详细询问了打死韩桐的经过,称要派人进一步调查,“中央派法医去检验,内务部去一个部长或副部长,带上个秘书和两名工作人员,乘飞机去。”第二天,内务部部长曾山立即带领技术人员飞抵呼和浩特。经过调查,查清了柳青开枪打死韩桐的全过程。柳青遭到拘押。

从2月10日到4月13日,为了解决内蒙古问题,周恩来等六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最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作为中发[67]126号文件下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军以上单位。


注 释

[1] 《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

[2] <</span>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讲话纪要>1967年2月16日晚至17日凌晨,载《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有关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1967年5月30日,页20。

[3] 王年一原注:以下关于这一事件的资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生报社庄雪华提供的。

[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页202-203。

[5] 农八师石河子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页506。

[6]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编:《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下册,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页11。

[7] 张仲瀚,原新疆军区副政委兼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

[8] 周恩来同志接见新疆“12·19”绝食斗争革命造反派代表讲话(纪要),1967年1月27日,载北航《红旗》翻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1967年4月,页336。

[9] 《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页28、506、599。

[10] 王恩茂,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委;郭鹏、张希钦、徐国贤,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左齐、熊晃,时任新疆军区副政委;丁盛,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裴周玉,时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兼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三政委。裴、丁时为生产建设兵团实际负责人。

[11] 新疆红二司《新疆红卫兵报》编辑部编印:《红日照天山:关于新疆问题中共中央文件及中央首长的讲话》,1968年10月。

[12] 参见《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下册,页12。

[13]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311-318。1968年5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京负责人时称,“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我的意见,完全是主席的。主席看的材料比我们多,主席从头到尾把情况告诉我们。王、关、戚几次想翻石河子的案,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干,石河子问题是主席亲自处理的。生产兵团成份不纯,石河子就是有陶峙岳(原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的人在里边,有张仲瀚的人,去的劳改犯多,有盲流,情况复杂,边境还闹事,对保卫边疆不利,才决定军管,这是主席告诉的,所以才起草了二月十一日的文件(十二条)。是你们(指丁裴等)起草的,我修改的,中央文革讨论的,主席、林副主席审定的。”

[14]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下册,页14。

[15] 武光,原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

[16] 《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页506。

[17] 主要资料来源;郑小娟:《福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二六事件——关于军队介入文革的作用与意义之个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1日。

[18] 郑小娟:《福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二六事件——关于军队介入文革的作用与意义之个案研究》。郑小娟原注:以上有关内容主要参考:福建文革小报中有关文章,如:福州部队支持革命左派群众接待站发表的《关于1月26、27日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指挥机关受到冲击的事实经过介绍》,福建医学院东方红战斗团发表的《一·二六事件的经过》,厦门八中八·二九公社《永朝东》战斗队发表的《一·二六事件中的几个真相》,福州军区卫校红色教工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发表的《把造谣者抓住——简评军区卫校“革”字派的“一·二六事件真相”》等。郑小娟:《福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二六事件——关于军队介入文革的作用与意义之个案研究》。

[19]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306-310。

[20] 张正隆著:《战将韩先楚》,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版,页236。

[21] 《八·二九战报》,第2期,1967年2月12日。

[22] 王泉金,福建师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九二总部负责人。姜观,福建日报革命职工造反队负责人。杨德桢,福建省公安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勤务组负责人。

[23] 福建省军管会文革办学校组:《福州地区学校平反情况》,1967年6月9日。

[24] 《福州军区党委常委关于在福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转引自叶青:《“文革”时期福建群众组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10月。

[25] 主要参考资料:湖南省长沙市高校风雷挺进纵队编:《光辉的斗争史——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司令部大事记》,1967年7月;长沙市十中劲松、战优酣战斗队、长沙教联、湖南省直党群政法联络站、湖南人民出版社红色出版兵革命造反团编:《湖南长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草稿)1966年3月-1967年8月》,1967年9月15日。

[26] 叶卫东,原名叶冬初,长沙市第一中学教师,湘江风雷政治部主任。

[27] 李振祥:《四十七军在湖南“三支两军”纪实》,湘新出准字(2004)第021号自印本,页21。李振祥,文革中为陆军第四十七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28] 主要资料来源:任亚平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志·共产党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邢野、宿梓枢主编:《内蒙古文化大革命通志》,香港:中国科学教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出版社,2005年1月版;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

[29] 即中国河西化工机械公司,为1965年迁至呼市的七机部第四研究院的对外名称。

[30] 《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有关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一集,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1967年5月30日,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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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周三 9月 26, 2018 9:0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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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节 二月镇反(二)


五、广州:“二八冲军区事件”[1]

1月12日,军队院校部分造反派冲进广州军区司令部,逼迫军区文革负责人当场签认“军区彻头彻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封闭了军区文革办公室。1月中旬,全国各地军队院校师生先后十批到广州串连。解放军体育学院、军区步兵学校、卫生学校和北京来的“南下串连队”等单位的13人强行进入军区司令部,查阅和抄录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密码电报30份,有的被翻印成传单在社会上散发。1月21日,军区所属院校、文艺团体以及外地来穗串连的部队人员共一千五百多人,在军区礼堂联合举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当场批斗了参加会议的军区副司令员梁兴初。26日,军区步兵学校一些造反派为了取得攻击军区的材料,集合数百人冲进军区司令部,要求军区党委常委立即同意他们查看军区司令部1966年的大字报,梁兴初不同意,就被他们戴上高帽批斗,并推倒在地。是日及28日,军区文艺团体和军区院校的造反派还以查阅军区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和“黑材料”为由,相继抄了军区文革小组前任和现任负责人相炜、文年生的家,抄走了相炜保存在家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机密文件。[2]

1月28日晚,军体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联合造反团南下造反团、军区战士歌舞团千钧棒战斗队等组织,抄了部分军区领导的家,并把萧元礼副政委带走了。1月31日,军区造反派又冲击军区政治部。当晚,他们要在军区礼堂召开斗争胜利大会,并要军区副参谋长以上干部和警卫部队连以上干部参加。当时谣传陈伯达对桂林步校的人说,广州军区应撤销一切警卫部队,给革命师生一切方便,使造反派兴奋不已,中大八三一发表了一份支持军区造反派的声明。

2月5日下午,广州军区部分文体工作者和军体院学员,联合了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等二十几个群众组织共四五百人,冲击军区第二门诊部,直到次日清晨才陆续离去。2月7日,军区卫生学校革命造反联络站等单位,包围冲击了军区后勤部和陆军医院。

2月8日凌晨,军内的造反组织在军区礼堂抓人打斗,气氛相当暴烈。事情的起因,是战士杂技团在一次开会,大家喊“毛主席万岁”时,有一名演员不喊,并说“不搞形式主义”。凌晨3时,军区派出部队,拘留了二十多名闹事人员。军区部分文体工作者和军体院学员两千多人,在军区门外举行静坐示威,并得到北航红旗、“哈军工”、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等组织的支持。

2月8日白天,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和警卫营的大门外,聚集了大批群众,他们来自省革联属下30多个组织。据说,是接到七中红旗的通知,说军区把千钧棒的人抓走了,于是赶来声援千钧棒的。

当日,广州军区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公告:

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竟敢公然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命令,知法犯法。他们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假借中央负责同志名义,造谣惑众,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企图把斗争锋芒引向军队;他们随便搜家抓人,侮辱人格,实行体罚,甚至捆绑罚跪,毒打群众;他们到一些担负战备任务,按照中央军委指示暂不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或实行正面教育的单位去煽风点火,强行逼迫那里的群众和领导立即开展“四大”;他们还提出一些无理要求,愿意刁难和要挟领导干部,甚至恶意诋毁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命令;等等。这是公开违抗最高统帅毛主席的命令、严重违犯纪律的行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战备的行为。

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人民利益的最忠实保卫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忠实保卫者,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忠实保卫者,谁违抗毛主席的命令,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当晚,中央军委曾两次来电制止事态发展。第一次是在傍晚5时30分:

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

我人民解放军应该坚决捍卫和执行最高指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昨晚部分同志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和无命令自由抓人打人, 是直接违犯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的,是一种错误行为。广州军区坚决维护军委命令,是完全正确的。希望你们分清是非,立即离开军区机关营区。

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

昨晚所发生的事情,纯属于军队内部的事情,请你们不要介入。请你们自觉捍卫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立即离开军队营区。

第二道命令是在晚上8时30分下达的:

军队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

今天下午17时30分,军委已经下了命令,要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你们没有执行,现再命令你们,立即撤退。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立即向北京打电话或派代表来北京解决。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

广州面临港澳,情况非常复杂,希望你们提高警惕,不要介入这场冲击,应坚决拥护最高统帅的八条命令。

在中央军委三个小时内两次严令之下,冲击人员方于晚上10时前怏怏离去。

对冲击军区的军内外造反派的打击,随之陆续到来。

2月9日,军区派飞机在市内散发中央军委昨天下达的两项命令。调走军体院原警通连,同时一个加强连配带报话机进驻军体院,门岗从原一人增加四至六人,院内派巡逻组;武装接管电话总机,对出入人员严加审查盘问,断绝军体院、话剧团、歌舞团和军乐团之间的互相联系。
3月1日凌晨,广州警备司令部(广州警司)在公安机关和民兵配合下,捣毁了参与一系列冲击军区行动的跨行业、转业复员军人组织——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地区总部及下属各分部,并宣布其为反革命组织,拘捕“首要分子”243人。

3月4日清晨,广州警司出动部队、公安及民兵,包围了珠影东方红,三名头头当场被捕,上午6时,宣布解散珠影东方红及其下属组织。

3月5日上午,中山大学武装部召开中大师生员工两千多人大会,宣布警司对冲击军区的造反派中坚力量——中大红旗、八三一实行打击的命令。警司派出全副武装的两个连进驻中大。中大红旗工人赤卫队未几被令取缔。此前后被取缔的地方造反派组织还有:电台东方红、红色广播兵、石井小坪红农友。

3月16日,广州警司宣布战士歌舞团千钧棒战斗队为反革命组织,逮捕其五名“首恶分子”。

六、四川:军委“二一七公开信”[3]

1月29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分团以查抄“黑材料”为由,冲击成都市公安局,并扣押公安局长等人员。次日,成都军区出动军队,协助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造反派头头13人,将其游街示众后,关进监狱。成都地区军内造反派对地方造反派冲击市公安局的行动表示声援,并对军区镇压地方造反派提出抗议。

2月11日凌晨,成都军区逮捕战旗文工团、空字028部队红总等军内造反派五十余人。当日下午,川大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团等地方造反派组织大规模游行,抗议军区“无理逮捕革命造反派战士”。他们到军区大院门口要求军区副司令员韦杰[4]接见,遭到拒绝,于是开始在军区大院南营门和东营门外静坐示威。

2月12日,成都军区发布《成都部队紧急公告》称,“一,凡公开违抗最高统帅毛主席批发的《中央军委命令》者,就是反对毛主席,坚决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不准围攻、架走我军人员,不准拦截军车,不准破坏、抢劫军用物资,不准散发、张贴反动传单和漫画,丑化、侮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戒严是一种军事行动,由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根据需要决定实施,各群众组织一律不得擅自实行戒严。四,现在强行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领导机关营区的外来人员,必须在本公告后迅速离开。否则,将采取必要措施。今后,军内外任何人员,未经许可,一律不准住在军事机关营区内。五,凡违背以上各条者,坚决依法惩处。”惟造反派群众组织未听劝阻,静坐持续了七天七夜。

2月14日,八二六战斗团在成都散发传单,称成都军区“用枪杆子为李(井泉)家王朝抢权、保权”,提出“成都军区黑司令部是李家王朝最后一张王牌,我们拿定了”,“成都军区黑司令部,我们砸定了!”“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等口号。在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战斗团围困成都军区的影响下,四川省各地造反派开始把矛头指向军分区和人民武装部及驻军部队。

2月16日,解大联总[5]发出《紧急通知》,称成都军区“已经成了西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李、廖死党展开全面夺权的最大障碍”。通知所属组织于2月17日下午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砸烂韦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并要求所属各组织“开动所有宣传工具,制作大字标语,广为张贴”,为冲击和围攻成都军区“准备舆论条件”。2月17日,解大联总在成都召开“砸烂以韦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2月18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叶剑英17日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应革命群众的请求,派出部队协助公安机关逮捕抢劫成都市公安局几名首要罪犯的行动,是正确的,你们应给予支持。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区内极少数严重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人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这是军队内部的事,请你们不要介入,不要干预。请你们自觉执行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和最高统帅毛主席所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不要围堵、冲击军区,不要干涉军人行动的自由,以利于部队执行国防战备任务和保卫四川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相信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分是革命的师生组成的,一定能够做出执行最高统帅命令的榜样。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同日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飞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广播不久,围困军区的造反派开始撤离。下午,八二六战斗团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全团“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血战到底,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不达胜利,死不瞑目。”

2月19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至22日,仅成都市公安机关就收容337人。

2月28日,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颁布。《布告》宣告:四川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时,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张贴、散发反革命标语传单,成立反革命组织,打着“造反”旗号,煽动群众,冲击军事机关和公安机关,抢劫武器弹药,盗窃国家机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工农业生产。为了彻底粉碎这股反革命逆流,各地公安机关应协同解放军,依靠广大群众,“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坚决取缔反革命组织”,以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保障工农业生产的安全,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布告》对“镇反”作出了五条具体规定。到3月4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5000余人。从2月17日至3月底,绵阳地区取缔造反派组织19个,逮捕538人,拘留1158人。

3月2日,四川省公安厅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向四川省各市、专、州、县发出《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此后,全省取缔造反组织700多个。

3月5日,成都市公安局发布《紧急通告》。《通告》指出:造反兵团、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造反兵团、川棉红旗战斗师的少数造反派头头,“打着造反派旗号,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四川省各地都宣布取缔了一批造反派群众组织。

3月26日,成都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反动组织的批准权限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自即日起,凡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反动组织,一律由成都军区批准。各地对需要取缔的反革命组织和反动组织,应先将材料报市、专公安局、处和军分区审查同意后,送省公安厅审查,转报军区批准后,再由当地公安机关明令公布执行。

据官方统计,到3月底,四川省各地“镇反”中抓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乐山地区抓3975人,成都市抓3845人,温江地区抓3808人,内江地区抓3190人,重庆市抓2105人,涪陵地区抓3201人。全省总计抓32554人。在成都抓的3845人中,大部分属造反兵团、八二六战斗团及其所属166个组织的骨干分子,其中63%是造反派支队长以上成员。[6]

七、湖北:“二八声明”与“二一八声明”[7]

2月8日,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工总)、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九一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后字248部队(后勤学校)红色造反野战军、红卫军、红工兵、大专红教工、中学红教工、《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北航红旗、西军电临委、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站等十二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声明提出要向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发动总反击、总清算,“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要丢掉幻想,投入战斗,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等等。“二八声明”把部分造反派群众组织说成是“机会主义”派别,因而,围绕拥护和反对“二八声明”,造反派分裂成了“香花”和“毒草”两大派,矛盾开始激化。

2月13日,武汉军区宣布,停止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

2月18日,经全军文革小组同意,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武汉部队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声明强调,武汉军区派部队到红旗大楼,是为维持正常秩序,防止发生械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某些军内个别人在这个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该声明用宣传车、直升飞机在全市和部分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严正声明》是武汉部队介入湖北省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份表态文件。它一发表就遭到发表“二八声明”的造反组织的激烈反对,攻击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

2月20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指出,凡是军事机关、部队或实行军事管制、守护的目标,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围攻和冲击;对于已经封存的民兵武器、弹药,不准任意启封,更不准抢夺、窃用,否则定予查究处理,对顽抗者或主谋人,则予以逮捕法办。

2月21日凌晨,军区副司令员杨秀山和副政委叶明,率二十多个连队,包围了汉口高级步校,宣布高级步校红旗、红色造反团为反动组织,强令五个造反派群众组织解散,抓走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十六人,其余的负责人交群众监督。2月23日,湖北省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对后勤学校进行军事管制。2月24日,武汉军区空军派出部队包围武汉军区卫生学校(武字202部队),向该校派驻工作组。同日,军区召开军区文工团、体工队、军乐队大会,会上,十几人被揪上台示众。

3月6日,湖北省军区在红山礼堂召开省直机关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陈再道在会上讲话时称,“为了实现大联合,必须彻底批判二八声明,把二八声明的幕后策划者和炮制者揪出来。在二八声明上签名的组织,支持二八声明的组织,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必须作公开检查。”会议之后,掀起了批判“二八声明”的热潮。

3月12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率三个营的兵力,前往河南信阳空军高射炮兵学校(空字005部队),宣布该校红色造反团为“反动组织”。其后连续三次逮捕该组织十四人,拘留二十九人,宣布看管九人,还把逮捕、拘留的人游街示众。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逮捕工总勤务组包括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8]在内的全部九名勤务员及各分部以上头头,“据说这天逮捕近500人”。[9]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强令工人总部解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简称“三二一通告”)及附件《“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通告称,“‘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湖北省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互相勾结,干尽了坏事。”“特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一、对这个组织的反革命分子及其后台,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立功赎罪的政策,区别对待,彻底查处。”“二、这个组织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头目,凡自动投案,彻底坦白认罪者,允许他们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给予从宽处理。抗拒、破坏或畏罪潜逃者,定予严惩。”“三、参加这个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牛鬼蛇神,一律不准改换姓名,伪造历史,再混入任何革命组织;如有破坏行为者,将依法严办。”《“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共有十条,第一条即称,“‘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坏分子当权,大肆网罗牛鬼蛇神。这个组织‘总部’的九个头目有四个原来就属于坏分子,有的被判过七年徒刑;下属的‘分部’、‘兵团’的头目,不少的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牛鬼蛇神。‘市电信局分部’控制要害部门的三十八人,全系国民党员、伪军官、特务、地主、封建把头、右派分子等社会渣滓。”[10]

3月21日,武汉军区派出部队包围空军雷达学校(空字006部队),当场逮捕十八人,并宣布该校红色造反总部为“反革命组织”。翌日,又包围武昌高射炮兵学校(总字151部队),宣布该校红色革命造反团为“反革命组织”,上午逮捕了六个主要负责人及十一名一般成员,下午又召开控诉红总罪行大会。

3月28日,陈再道、钟汉华在军区与武汉三司、新华工、新湖大等负责人座谈时,陈再道称,“工人总部号称四十万,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解散工人总部对你们就是很大的支持。”“工人总部九个头头,七个是政治严重不纯分子,干了许多坏事,破坏文化大革命。”“二司成员绝大部分是好的,但二司做了许多坏事。工人总部干了的他干了,工人总部没有干的他也干了。他们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现在的总部在实现了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大联合以后,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钟汉华称,“二八声明的出笼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一些坏人搞的鬼,是反对革命派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方针的。对二八声明还没有批判透,你们一定要高举批判二八声明的大旗。”

八、江苏:军内造反与抓人[11]

1967年1月,南京军区一如沈阳、北京、广州、福州、武汉等大军区,也开展了自发的文化大革命。

1月18日,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人员,按照“志同道合,自愿结合”的原则,分别成立了“只争朝夕”与“捍卫东”两个群众组织。《人民前线》报社成立了“风雷激”战斗队。

1月26日,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分人串联了后勤司令部、政治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等,自行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后勤首长澄清问题。大会由军械部王家恩主持,被请到会场的有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等。会上,群众要求郭、钟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两人没有满足群众的要求,对大会召开也没有表态支持,引起与会人员愤慨和不满。突然有一批不相识的军人冲上主席台抢话筒,在一片喧闹声中,这些不速之客要求给郭、钟两位戴高帽子并要求他俩下跪。各业务部部长都被勒令到会,站立两旁陪斗。冲会场的那些人和部分群众要求到会首长戴高帽子游街,运输部周乃馨出来打圆场,劝说群众改为游办公大楼。钟贤文被迫游了办公大楼。后来知道,前来冲击会场的人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南下造反队。

1月27日,宣传部、文化部和《人民前线》报社几个战斗队,联合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南京军区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出席大会的军区领导有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委鲍先志,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副主任史景班、符确坚。各位领导在主席台上站成一排,接受群众批判。会议进行中,从会场外突然闯进了几十个人,声称是军区政治部“三团两队”(前线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的造反派,还有从北京南下的军内造反派。这群不速之客,指责批判大会右倾,没有“火药味”。他们强令王必成、鲍先志等低头、弯腰、“赎罪”。“只争朝夕”、“捍卫东”、“风雷激”对“京派”行为十分不满。“京派”意犹未尽,又强迫王必成、鲍先志等领导人下跪,接受批判,老将军不服,他们就动手强迫他们跪下,引起与会干部、战士反感,人们纷纷离开会场,批判会中断。

此期间,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杜平都在北京开会。得知司政后机关召开大会,批斗首长,搞戴高帽子、下跪、游楼等,许十分恼火,打电话给在家主持工作的王必成,要求对造反的骨干分子执行纪律。然而,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三人没有执行许的命令,对起来造反的人员,坚持采取劝说和教育的做法。杜平也不同意许世友过激的断然措施。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第二天,南京军区机关自发的文化大革命,遵照八条命令停止活动。但是,驻宁各军队院校、文艺团体,和北京南下“点火”的解放军艺术学院造反派这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对军区机关的冲击起了重大的作用。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除许世友一人外,都不同意抓人。许世友说:“王老虎你大胆干放手干,把造反的通通抓起来,出了事我承担”。并威胁王必成“你不敢抓就给我滚蛋!”2月春节刚过,许世友命令王必成首先在政治部抓人。首批抓了宣传部的艾汉美、文化部的方泽甫、人民前线报社的洪期钧、高丕忠四人,并对抓人的事件要人人表态。第二批抓人更多,抓了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战士教育科科长杨炳仁、新闻科副科长李少白和摄影记者施关彬等人。不久,孙海云、杨炳仁、洪期钧、方泽甫被逮捕。后来,又扩大到秘书长卞庸中、青年部部长季遐年。被抓的军以上干部,有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再后来扩大到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许世友说他们三人是“黑后台”。许世友抓人抓红了眼,军区司、政、后下属单位,如:“三团两队”、军人俱乐部、各医院、仓库、科研所等均大批抓人,仅军区总医院就抓了五十八人。

2月9日,发生了八一医院事件。全副武装的一个团(缺炮营和迫机炮连)上了刺刀,包围了八一医院,与军队院校造反派对峙,引起了军内外群众强烈不满。

2月26日,军区后勤部张祥副部长宣布,“对一小撮违反纪律的人员采取断然措施,实行行政看管”。后勤司令部被看管的有傅跃宗、张德隆,军械部被看管的有王家恩、薛桦、朱祖祚、陈登泉。运输部、油料部被看管的有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赵玉祥。物资部被看管的有沈文琛、王树雨。除财务部、军需部没有人被看管外,各部、下属直属队都有人被看管,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被看管的人更多。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邵彬泉、马永来、龙启明、李克昭、居秀萍、柯如仙),胸外科著名主任医生沈威廉均被“看管”。所谓“行政看管”,实际上就是逮捕关押。

2月抓人之后,许世友以“支左”为名,把政治部二百五十多名干部作为“坏人”流放到浙江边远山区劳动改造。这批干部离开南京之后,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杨映雪打电话给浙江省军区,说:“这批干部我们不要了”。

2月军区后勤部党委奉许世友之命抓了370人,许世友不满意,认为后勤部政委郭金林“老右倾,豆腐渣”,部长谭友夫“胆小怕事,说软话,顾虑多”,副部长汪运祖“小病大养占着茅坑不拉屎”,副政委喻新华、张希才“同情造反派列为审查对象”,副部长张祥、参谋长王子乔,政治部主任徐放“同情支持平反”,副政委黎同新“伸手要官不干活”。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所以要“解散后勤党委”。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1968年1月5日写给中央的“检讨报告”,反映了1967年2月军区在军内外抓人的情形:“在南京,我们抓住地方革命群众组织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错误地把十个革命群众组织,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抓了三百三十二人,把一些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二、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的所属部队,共逮捕二十二人,看管、隔离反省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它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更为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 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 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夭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 风雷激’,说成是反革命组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的‘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 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视。”“我们对驻南京的某些军队院校冲击军区机关,看的过于严重,借口维护八条命令,对他们进行了压制。责令一些同志写检讨,并看管了十六人,特别对第一工校革命造反总部等革命群众组织,冲击八一医院事件,错误地定为‘ 极为反动的反革命事件’,使这些单位的革命同志,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遭到了各方面的压制和打击。”

注 释

[1] 主要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史》中册,2006年6月;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自印本。
[2]《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史》中册,页636-637。
[3] 主要参考资料: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合编:《四川二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大事记》,1967年6月。
[4] 时军区司令员黄新廷,第三政委郭林祥已相继“停职反省”。根据周恩来和叶剑英指示,韦杰与军区第四政委甘渭汉、军区副司令员李文清共同主持军区日常工作。
[5] 即解放大西南革命联合造反总部,以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首在2月5日宣告成立。
[6]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页312。
[7] 主要参考资料: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1949.5-1993.12)》,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版;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七月)》,1967年8月。
[8] 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胡厚民,武昌造船厂工人。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
[9] 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7月)》,1967年8月,页28。
[10]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 年10月版,页128-130。杨道远,1966年为武汉测绘学院学生,后为武汉“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1] 主要参考资料:爱新觉罗•里霜:《许世友与大民主》,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read/201401/433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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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9月 26, 2018 9: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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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节 “二月逆流”


一、 收紧军内文革的一系列措施

“军委八条”发布之后,军委对于军内文革,总的来说,采取了“收”的态势。为此,密集地颁布了一系列文件,以求达致目的。

1月28日,在“军委八条”发布的同一天,军委作出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称:“帝、修、反正在加强反华,蠢蠢欲动,蒋匪也想乘机袭扰。因此处在反帝、反修第一线的军区(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新疆)和有随时策应各军区任务的武汉军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应照前次指示暂缓进行[1],把自己稳定起来,以便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何时开始,听候军委命令。”[2]

2月8日,军委发出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称:“为切实贯彻执行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军委决定: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机关、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同志一律于二月二十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再在外地逗留。革命群众组织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也一律撤销。各单位的接待站,从二月二十一日起一律停止接待。凡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差旅费。凡违反上述规定者,一律按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给以纪律处分。”[3]

2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以军委名义,发布《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内称:

二、军以上机关(各总部、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区空军、海军舰队)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由军委决定已经展开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军委决定暂时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必须进行正面教育,何时开始,必须听候军委命令。

三、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海、空军的飞行学校,北京卫戍区,上海、天津、旅大警备区,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

四、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帝、修、反加紧反华,我军更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的指挥。因此,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部门)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五、根据古田会议决议和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所确定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党委个别成员问题严重的,可以撤换,党委不能领导的,可以改组,但都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这些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对党委有批评和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4]

据范硕称,军委“七项规定”制定和颁布之后,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声言,“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5]

2月16日,军委发布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对于军队内部的夺权问题,作出明确的界限划分:“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那些要夺权,那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如果领导权确是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的,要坚决夺回。”“各学院学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这些分队的指挥权,应按军委二月八日的规定移交各驻地军区或部队。”[6]

2月18日,《中央军委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通知》称:

军委二月八日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下达后,外地来京人员已大部返回,但近日仍有一些人来京。为切实执行军委通知,特重申如下:

一、请各单位大力宣传军委通知精神,要求全体人员严格执行军委规定,不再外出,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有什么问题,应报请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解决,也可以写信向上级机关反映。

二、今后各单位来京和到外地去的人员,必须经军以上党委同意,报告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批准。来京人员,要报经全军文革小组批准。未经批准外出的,各地接待站一律不予接待,各单位也不予报销差旅费。[7]

2月27日,军委又对2月11日发布的《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作出如下补充规定:

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颁发后,得到全军广大革命同志的热烈拥护。军委决定暂停四大的单位,有的已经转入正面教育,并撤销了文化革命战斗组织。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广大革命群众按照保持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要求,也自动撤销或改组了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为了保持军队领导机关严密、完整的指挥体系,进一步贯彻军委指示,特决定:

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8]

3月19日,《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称,“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9]

二、“大闹怀仁堂”

所谓“大闹怀仁堂”,并非是突如其来的偶然事件。究其前因,其实由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所引致。

据此一事件的亲历者王力回忆称:

一、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毛主席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开会,就突然宣布打倒陶铸的问题,批评陈伯达。重要的话有“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不是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接着批评江青说:“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没有别人的事!”

二、这次会上,我注意到,毛主席虽然没有指名,但是面对着林彪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有事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10]毛主席还说:“总理除外,有重大问题,他是向我报告的。”

三、这次会上,毛主席做了两个决定:第一,由王力负责立即把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调来,开文革小组会议,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对陈、江错误问题,只准在他这里和文革小组会上讲,不准在别的场合讲。第二,以后在这里开会,增加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和叶群。[11]

党内一些老人[12]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到了1967年1月全国夺权阶段已发展至强烈不满。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严厉指责,正中这些老人们的下怀。据官方称,毛的指责及中央文革小组按毛的要求开会批评陈、江,“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也“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13]


中南海怀仁堂

关于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王力称:

七、二月十六日下午,总理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例会[14],这次通知议程是讨论经济问题。(不是聂文中所说的“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在我一九六七年八月被打倒之前,总理一次未主持过常委会。)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以上政治局正式委员依次坐在总理右首,座北朝南。其他有谢富治(候补委员)、余秋里、王力,坐在对面。张春桥、姚文元因经济问题同上海有关临时参加,也坐在朝北的这边。聂文中所列举的出席人名单中,有四个人并未出席这次会议,即聂荣臻[15]、谷牧、关锋、戚本禹。在座位上也并没有如聂文所说的“两军对垒、阵线分明”。聂总是记错了。他老人家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执笔者根据臆测和传说来描写,这就不符合事实了。还有一个插曲:陈伯达不敢坐在原来位置上,一个人躲到后边桌子角上去了,总理还命令他坐在原来位置。

八、这次会议没有开始讨论原定的议程,总理就宣布散会了。副总理们(除谢富治)和老帅们对文化大革命提出批评,你一句,我一句,持续三小时。最尖锐的是陈毅,他直接指向林彪(不指名),也批评到了主席。陈总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怎么样了?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又怎么样了?”最激烈的是谭震林,他最恨江青,也反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和华东的所作所为。(会议开头就是从上海打倒陈丕显问题和汛期要渔船停产闹革命问题同张春桥顶撞而引起的。)徐向前严厉地拍了桌子,提出:“还要不要解放军?”叶剑英、李先念都提出原则性的批评意见。李富春未发言。唯有谢富治不断说:“谭老板,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王力没有发言。我是同意老前辈们的意见的。有我写的《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红旗》社论为证。[16]

根据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事后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会议经过大致如下:

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日程“抓革命,促生产”。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陈毅同志说: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17]

根据以上记录,谭震林在会议上态度最为激越,陈毅次之,李先念、余秋里再次之。谢富治和稀泥。无论聂荣臻有无出席会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没有记载下他及徐向前、叶剑英的发言。

据王力称,2月16日会议结束后,他和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了未参加会议的江青,随后又马上报告了毛泽东:

九、会后,姚文元发起,说:“今天是一场大的斗争,王力,你要站稳立场。”张春桥说:“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我们先对对情况。”我说:“可不能随口乱讲,要如实,要准确。”这次对情况我记下了一个文字要点(这不是后来的“记录”,也没有用任何文字形式“上告”。)因此,聂文所说:“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当天……整理了一个记录,上送告状……”,并无此事。

十、张春桥说:“先找江青。”在十一楼江青那里,张春桥夹叙夹议地讲了一通,江青的“病”立即好了。江青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总理、康生、陈伯达是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江青立即拿起电话,要徐业夫报告主席:“张、姚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一会,主席通知、叫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立即到北京厅来。

十一、在谈完正题之后,张春桥向毛主席报告怀仁堂会议情况,他大体上是照着“要点”说的。开头毛主席听了直是笑,说到陈总的话以后,再也不笑了。张春桥突然告了总理一状:第一,说李先念讲打倒干部是从十三期《红旗》社论开始的,总理也对这篇社论没有送给他审查不满。毛主席说了气话:“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送常委审查哟!”第二,张春桥又说:“主席还记得去年总理送的一个文件吗?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打倒干部,是他们这些人搞起来的,总理还说这个文件很好哩!”毛主席对张说:“你把这个文件马上找出来,送给我再看看。”

十二、毛主席最后说:“现在是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干部;第三要抓地方;第四经济上一要抓煤炭,二要抓铁路。”因张、姚要回沪,主席叫王力告诉林彪、周恩来和文革小组。[18]

王力先报告了周恩来,然后报告林彪:

十四、我要向林彪报告,江青说必须经过她。二月二十日下午[19],江青约我和她同车到京西宾馆,叫我在那里等着,她先到林彪那里去了,然后又来接我去。我向林彪的报告,同向总理讲的内容一样,叶群作记录。林彪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另一句是:“陈伯达只是一个书生。”我谈完以后,江青叫叶群派车把我送回去,她自己留下了。这晚江青回中南海。当时我不知道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直截了当地称江青是“当代武则天”。(谭震林给陈伯达的那封暗示骂江青的信我是看过的。总理也看过。)[20]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脾气,讲了一些在气头上分量很重的话。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21]据王力称:

十五、当天,二月二十日下半夜,即二十一日凌晨[22],康生突然来到我的房间,说:“我知道你还不会睡,先告诉你。我刚从主席那里开会回来。出了大事了。我从来没见主席发这么大脾气。立即找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不在)传达。等江青起床后,我单独去跟他谈[23]。”主席召开的这次会到会者有:叶群(代表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谢富治。主席召开的这个会我未参加,我所听到的不是第一手材料,是康生的传达。(我所记忆的间接材料,文献研究室已向我作了详细调查,因此不讲了。)按照康生的记录,毛主席骂人确实很凶。这次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由周恩来、李富春同陈毅谈话,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同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谢富治同徐向前谈话。[24]

《毛泽东传(1949-1976)》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25]

王力则称:

十六、从二月下旬到三月下旬[26],总理主持,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地抽空开批评会。到会者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王力(这是二月十六日到会者),新参加者有江青、叶群、关锋、戚本禹、谷牧、萧华、杨成武、汪东兴。因为许多人新到会,总理叫王力整理一个二月十六日的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清样由总理和康生审定修改(有档案可查)。总理叫王力先在会上读一遍,核对情况。只有陈老总提出,有一句话他没有讲,要求删掉。总理说,讲是讲了,不要删了。这样就定稿印发了。陈老总这句话不删,历史更证明他正确。这才是现在档案中的《记录》。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会议情况不必说了,只说一点,本来没有李富春的事,但他主动承担责任,说副总理们的意见,都是在他家里议论过。因而他被康生攻击为“俱乐部主任”。这次会上,以康生和谢富治骂人最凶。[27]

“政治局生活会”之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28]在军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的权力不同程度受到削弱,徐向前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叶剑英的军委秘书长等实权性职务从此不再被提及。与此同时,3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为中央军委常委[29]。谢富治进入军队最高领导层,萧华、杨成武的军内地位亦得到相应的提升。


注 释
[1] 1967年1月18日,军委下发《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强调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规定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七个军区推迟或暂停文化大革命。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15-16。
[2]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1988年10月,页263。
[3]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234-235。
[4]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129-137。
[5] 范硕:《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130。
[6]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141-146。
[7]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149-150。
[8]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138-140。
[9]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176-177。支左,即支持地方“革命左派”;支工,即支援工业生产;支农,即支援农业生产;军管,即军事管制;军训,即对大中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师生进行军事训练。
[10] 王力称,毛泽东这句话是指责林彪。见《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页974。
[11]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29-30。王力原注:“本文原题:对《聂荣臻回忆录》中《所谓‘二月逆流’》一节的说明,写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12] 主要指八届十一中全会保留或新增的政治局成员中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及叶剑英。
[13] 《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80-1481。
[14] 会议记录称此次会议为“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毛泽东传》亦将此次会议称为“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81。
[15] 《聂荣臻传》及《聂荣臻年谱》均称聂出席了这次会议。
[16] 王力:《历史现场:文化大革命纪事》页31-32。
[17] 根据宋琼、孙浩刚、邵一海:《所谓“二月逆流”的历史真相》(原载《解放军报》1979年2月26日,转引自《“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页307-308)及《毛泽东传(1949-1976)》、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综合整理。
[18]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32-33。
[19] 王力所述时间有误,见林彪时间应在2月18日。范硕《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为2月18日上午,见该书页142。
[20]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34。有关谭震林2月17日给林彪写信,据《毛泽东传(1949-1976)》称:“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
[21] 《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82。
[22] 王力所述时间有误,应为2月19日凌晨。《王力反思录》所述毛召集会议时间为2月18日深夜,见该书下册983。
[23] 原文如此,“他”似应为“她”,即指江青。
[24]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34。
[25]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对 “二月逆流”分别作了检查和检讨发言。陈毅称,“在‘二月逆流’中,我所犯错误性质最为严重,起的作用最坏,我对党对人民犯了罪。”(中共九大《会议简报》总334号,1969年4月9日)徐向前称,“在大闹怀仁堂的严重反党事件中,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充当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中共九大《会议简报》总270号,1969年4月8日)聂荣臻称,“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政治错误,不但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的错误,而且还陷入了反党的‘二月逆流’,是这股逆流中的一员。”(中共九大《会议简报》总228号,1969年4月6日)。
[26] 据《毛泽东传(1949-1976)》,具体时间为2月25日到3月18日。
[27]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34-35。
[28] 《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83。
[29]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上册,页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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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9月 26, 2018 9:0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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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节 三个野战军的调防与支左初段


2月15日,军委以作字80号命令告北京、兰州、沈阳军区称:

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二十一、六十九、三十八军的部署作如下调整。

(一)调二十一军进驻西安、宝鸡地区,归兰州军区建制。军部率六十一师进驻西安地区,六十三师主力进驻西安以西和宝鸡地区,以一部进驻天水,具体部署由兰州军区确定。驻甘肃省平凉地区之步兵六十二师[1],归还二十一军建制。

调六十九军进驻山西,接替二十一军防务。二十八师接替六十一师防务,一零七师接替六十三师防务。军部位于太原。

调三十八军归北京军区建制,进驻高碑店、保定、定县一线地区,接替六十九军防务,具体部署由北京军区确定。

(二)以上部队接到命令后,应迅速做好行动准备,尽快开动。二十一军、六十九军务于三月五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三十八军务于三月八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三)……[2]

此为文化大革命以来野战机动部队的第一次大规模调防。接到上述命令后,三个陆军野战军立即行动,按时全部到达指定地点,并随即介入驻地的地方文化大革命。


一、二十一军移防陕西甘肃

陆军第二十一军前身为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1958年后驻防山西,隶属北京军区。接到调防命令后,该军即率所辖陆军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三师,由山西移防陕甘地区,由北京军区转隶兰州军区建制,成为兰州军区辖内唯一一支军级野战机动部队。军领率机关由太原市移驻西安市,原代号4897部队改8133部队。军长胡炜,政委施义之[3],副军长彭思忠、苏锦章、刘江亭,副政委刘建功,司令部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梁济民。

陆军第六十一师,由山西雁北、大同地区移防至西安、咸阳地区。师部驻西安市,原代号4731部队改8118部队。师长徐春阳,政委孙长兴,副师长刘正昌、尹庆丰、马学俊,副政委费龙山、姬从周、洪意宁,司令部参谋长许效民,政治部主任王克卿。所属步兵第一八二团移驻咸阳、兴平地区,原代号4804部队改8157部队;步兵第一八三团、一八四团[4]移驻西安市东、西郊,原代号4726、4736部队分别改8158、8159部队;炮兵第三四一团移驻临潼地区,原代号4762部队改8160部队。

陆军第六十二师,3月5日起归还二十一军建制。师部驻甘肃平凉县,代号8037部队。师长姜玉安,政委李天冲,副师长徐洪学,副政委孟移山,司令部参谋长魏尚友,政治部主任赵书堂。该师归建后,所属步兵第一八一团(代号8046部队)赴兰州市支左;步兵第一八五团(代号8047部队)、第一八六团(代号8048部队)仍在宁夏青铜峡、固原地区驻防;炮兵第三四二团(代号8050部队)在宁夏执行垦荒生产任务。8月,师部移驻宁夏银川。二十一军对该师只管部队工作,其“三支两军”任务由兰州军区直接领导。

陆军第六十三师,由山西榆次地区移防至陕西宝鸡、甘肃天水地区。师部驻宝鸡市,原代号4558部队改8145部队。师长孙玉水,政委魏宏武,副师长魏新民,副政委刘建德,司令部参谋长魏骑象,政治部主任朱恭文。所属步兵第一八七团移驻歧山县,原代号4559部队改8163部队;步兵第一八八团移驻宝鸡市,原代号4560部队改8164部队;炮兵第三四三团移驻宝鸡县,原代号4577部队改8166部队;步兵第一八九团移驻甘肃天水地区,原代号4576部队改8165部队,其“三支两军”任务由兰州军区直接领导。

二、六十九军移防山西[11]

陆军第六十九军为原董其武所部绥远起义部队改编、缩编而成,1950年代初从朝鲜回国后驻防河北保定地区。接到调防命令后,该军即率所辖陆军第二十八师、第一○七师,由河北保定地区移防山西。军领率机关由保定市移驻太原市,原代号4642部队不变,隶属北京军区不变。军长董其武,政治委员曹中南,第一副军长萧选进,副军长谢振华、冯梓、钟辉琨、李金时、王一,副政委张宗文,司令部参谋长曹西康,政治部主任戴秉孚。

陆军第二十八师,由河北新城地区移防至山西雁北地区和大同市,接替陆军第六十一师的防务。师部驻大同市,代号4661部队不变。师长张广有,政委罗国斌,副师长杨茂林,副政委吕树品,司令部参谋长王怀保,政治部主任刘一元。所属步兵第八十二团移驻太原市北营,代号4662部队不变;步兵第八十三团移驻大同市,代号4663部队不变;步兵第八十四团移驻阳高县,代号4664部队不变;炮兵第五八五团与坦克第二三三团移驻大同市,代号4665、4666部队不变。1967年5月至1968年1月,八十三团、八十四团和八十二团二营在张广有、吕树品指挥下,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担负“三支两军”工作。

陆军第一○七师,由河北满城县移防至山西,接替陆军第六十三师的防务。师部驻榆次县,代号4655部队不变。师长丁汝勤,政委刘新田,副师长靳万起,副政委李华,司令部参谋长张恒才,政治部主任周云涛。所属步兵第三一九团移驻祁县,代号4656部队不变;步兵第三二团移驻临汾地区,代号4657部队不变;步兵第三二一团移驻洪洞县,代号4658部队不变;炮兵第五八六团移驻太谷县,代号4659部队不变;坦克第三一二团移驻榆次县,代号4660部队不变。

2月15日,北京军区电令,北京军区工程兵第一工区(代号京字412部队)改归六十九军领导(仍隶属北京军区工程兵建制)。工区主任任云鹏,副政委周发言(1967年4月任政委),副主任胡玉肃,副政委李兴智、夏一超,司令部参谋长严兆和,政治部主任朱德辅。

1967年上半年,山西省的支左由山西省军区负总责。参加山西支左的部队,统一在山西省军区党委领导下参加支左工作。当然,其中起主导的作用是张日清。山西省军区陆续发布了十七个军管布告,对一些厂矿企业、交通运输单位、报社、公检法、金融、邮电和重要仓库实行军事管制,共计614家。执行军管任务的是省军区、各军分区、各市县区人民武装部;二十一军于1967年2月20日以前参加了部分军管工作,六十九军移防山西后参加支左工作。军领导以军党委书记、政委曹中南负责支左,谢振华、李金时、张宗文协助,萧选进负责军内工作。曹西康、戴秉孚先后参加支左。

3月10日,六十九军以4642部队名义,和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山西省军区共同发出《关于军队管理工业、企业、事业单位的通知》,对上述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同月,经中央批准,曹中南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又经中央批准,谢振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宗文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三、三十八军移防保定[12]

陆军第三十八军前身为东北野战军主力第一纵队,号称东野“三虎”之一。朝鲜战场表现突出,获“万岁军”美誉。1958年从朝鲜归国后驻防吉林通化地区。将四野谱系的该军接替非嫡系的六十九军拱卫京畿,扼控华北,当合毛、林心意。接到调防命令后,该军即率所辖陆军第一一二师、第一一三师及第一一四师,由通化地区移防河北保定地区,由沈阳军区转隶北京军区建制。军领率机关由通化市移驻保定市,原代号3072部队改4800部队。军长李光军,政委王猛,副军长李忠信、刘海清、牟立善,副政委邢泽,司令部参谋长范天恩,政治部主任萧健。

该军军史称:“奉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第38军于1967年2月18日至4月由吉林省通化地区移防河北省保定地区。2月18日19时30分至3月6日4时30分,前梯队(驻营区及附近执行生产、勤务的部队)分乘85个列车(军的部分主要领导于2月15日乘飞机先期到达)、后梯队(家属、物资、留守人员)分乘26个列车于3月9日至29日顺利到达保定地区。在沈阳军区执行伐木任务的两个营(第338团2营和第339团2营)乘两个列车于4月归建。整个移防工作比较圆满,部队没有发生逃亡、人身死亡等重大事故。”“2月15日4时许,第38军受领移防马预先号令,16日零时15分受领沈阳军区转北京军区‘部署调整’电令。18日19时12分先头部队——第334团1营乘火车离开通化。从下达预先号令,到第一列车发出,中间只有三天时间,特别是离开营区执行生产、训练、施工、执勤的部队,零星分散,交通不便,更为紧张。”[13]

陆军第一一二师,由通化市郊移防至河北保北地区。师部移驻新城县高碑店,原代号3073部队改4793部队。师长朱家礼,政委刘鸣鹄,副师长刘庆贤、丁纪元,副政委苗敬芬,司令部参谋长陈向善,政治部主任姜国政。辖步兵第三三四团、第三三五团、第三三六团,坦克自行火炮第三一七团,炮兵第三九二团。

陆军第一一三师,由吉林通化地区移防至河北保定地区中部。师部移驻满城县于家庄营房,原代号3079部队改4886部队。师长朱月华,政委孙玉山,副师长裴飞正、王向清、尚鸣鹤,副政委宋树仁,司令部参谋长钱巨胜,政治部主任王宪升。所属步兵第三三七团、第三三九团移驻满城县;步兵第三三八团、坦克自行火炮第三一八团与炮兵第三九三团移驻望都县。军指示该师除抽调部分人员在军领导下参加省、地、市“三支两军”外,将高阳、清苑、完县、望都、博野等五个县的“三支两军”交给该师。

陆军第一一四师,由吉林通化地区移防至河北保南地区。师部移驻定县,原代号3085部队改4891部队。师长李连秀,政委王丕礼,副师长张成招、李宝贵,副政委王志远,司令部参谋长刘成斋,政治部主任陈培民。辖步兵第三四、第三四一、第三四二团,坦克自行火炮第三一九团,炮兵第三九四团。

保定市为河北省会[14],又是辖22县1市的保定专区所在地。1月23日,由河北保定红色革命造反者联合总指挥部发起,一举夺取了省、地、市三级领导机关的党、政、财、文大权。驻保定的河北省军区及六十九军介入文化大革命之后,表面上肯定了这一夺权的大方向。

2月6日,反对一二三夺权的河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筹备委员会成立。参与一二三夺权的部分群众组织认为,该委员会得到了省军区及六十九军的幕后支持。

2月11日,省军区和六十九军经过秘密布置,突然宣布参与一二三夺权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八一总部)为反动组织,出动了27个连队的兵力,在省、地、市三级公安机关及部分群众组织配合下,对拥有三万多人的八一总部予以武装取缔,逮捕了骨干分子1200余人,关入监狱238人。随后,又成立河北省保定地区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指挥部,在全区城乡大张旗鼓地展开肃清八一总部流毒的活动,凡参加八一总部或与其关系密切者,都必须请罪认错,导致180多个大小群众组织连带被整肃。

三十八军抵达新驻地后,于2月24日奉命与省军区一起担负保定地区的支左任务,成立支地办公室。军党委分工,第一书记、军长李光军管支左,常委刘海清、邢泽辅之,并主管保定市支左,挡在第一线。第二书记、军政委王猛管军内,对外不出面。

介入保定地区支左之初,三十八军尚无一定之见。军党委曾要求参加支左人员对友军(省军区及六十九军)原先支持的所有群众组织,一律予以无保留的支持。惟自4月初“军委十条”发布之后,三十八军主张为八一总部平反,省军区却持不同意见,坚持八一总部是反动组织,不准平反。由此两军关系出现裂痕。与此同时,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群众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挤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主动对新来乍到的三十八军示好,寻求支持。三十八军与河北原地方当权势力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亦倾向于工总派,与工总派一拍即合。

三十八军与省军区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抒己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相容。与省军区倾向一致的北京军区,对三十八军颇有微词。保定两派也各恃有军队方面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于6月22-23日发生在保定市内的河北农业大学,两派近万人大规模混战,虽得三十八军和省军区赶至现场试图平息,但未能奏效,造成7人死亡,近300人受伤(其中部队数十人)。

为解决保定问题,8月,中央通知保定两派代表进京汇报。期间,两派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三十八军李光军、刘海清,签订了双方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武斗稍歇,惟两派矛盾未能根本消弭。

注 释

[1] 六十二师1960年11月脱离二十一军建制,改归兰州军区直辖。

[2] 本命令的引言、第(一)点二十一军部分及第(二)点,根据二十一军组织沿革资料,其余部分根据其他非官方资料整理,其余部分的准确性未能确认。

[3] 施义之于1966年12月已调任国家公安部政治部主任。1967年7月,刘建功接任政委。

[4] 1960年与步兵一八一团对调建制。

[5] 胡炜:《特殊情况下执行的特殊任务——二十一军在陕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始末》,载《征程纪事(续集)》,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据《陕西省志·军事志》:1967年3月2日,军委任命黄经耀为陕西省军区司令员。是日,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西安地区驻军支援左派统一指挥部成立,黄经耀、胡炜、杨焕民任指挥。

[6] 据《陕西省志·军事志》:3月7日,西安地区驻军支左统一指挥部改称为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不久又改称陕西省军区、驻陕部队支左委员会。

[7] 指西北电讯工程学院。

[8] 据《陕西省志·军事志》:3月8日,西安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训练指挥部成立。由陕西省军区、8133部队、兰州军区空军、总后驻西安办事处联合组成。指挥部领导成员8人,刘江亭任组长,办公室设在8133部队。

[9] 胡炜:《特殊情况下执行的特殊任务——二十一军在陕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始末》。

[10] 东方红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主办:《东方红战报》第48号,1967年6月11日;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18-320。

[11] 主要资料来源:曾鸣:《1967年上半年山西省军队支左的大致情况》,未刊稿。

[12] 主要资料来源:余汝信:《文革旋涡中的三十八军》,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439期,2004年2月27日,第440期,2004年3月5日;邵宝殿、宋永佳:《猛将王猛》,北京:香港商务旅游出版社,2008年6月版。

[13] 《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打印稿),页793。

[14] 1950年代初,河北省会、省军区六十九军军部同驻保定。1958年,省会、省军区搬至天津。1966年4月,中央酝酿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会、省军区再由天津回迁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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