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节 正式介入地方文革
一、毛泽东:“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1月21日,南京军区党委向林彪并军委报告称,“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15万到20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林彪即将报告转予毛泽东,当日,毛泽东批复林彪称: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毛 泽 东
一月廿一日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1]
同日,林彪批示:完全赞成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
第二天,毛泽东在接见军委碰头会议扩大会议人员时,要求高级干部“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批评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一无是处,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林彪在1月23日接见军委碰头会议扩大会议人员时称:军队对文化大革命过去不介入,是时机不成熟,现在正式介入,公开介入,尽管左派不成熟,人数不多,也要支持。[2]
根据毛指示精神,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分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我军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这一指示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3]
事实上,在中央支左决定发布之前,部分地区的军队领导人(典型的如山西的张日清、贵州的李再含、黑龙江的汪家道)已经介入了地方文革。中央支左决定的发布,使介入更为名正言顺,范围更为广泛。
二、夺权典范地区的支左行动
1967年1月,发轫于上海的“一月革命”,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夺权的风暴。在省、市一级的夺权中,被毛泽东及中央肯定的并不多,仅先后有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包括青岛)和上海。这些地区的夺权被承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了当地驻军不同程度的支持。
(一)山西夺权[4]
山西夺权的头面人物,是文革前被贬任山西省副省长的刘格平,并且得到了山西省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第二政委张日清[5]的积极支持。
1966年12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与刘格平谈话。周对刘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6] 1967年1月4日,王力、关锋在北京饭店与刘格平谈话,要刘格平回山西去,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革命领导干部,把山西省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还说毛泽东表扬了张日清,说省军区党委九个常委只有他一人主张支左,他是少数,可他是对的。你回去后要取得张日清的支持。[7]
刘格平1月6日回到太原,经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刘贯一介绍,与张日清谈话。此前,受刘格平委托,刘贯一与张日清联系并称:“我们都是新四军的老同志,彼此可以随便说说心里话”,“山西的领导权基本控制在走资派手里”,“山西的领导干部虽然派系很多,什么太行、太岳、晋西北、晋察冀,但是基本路线上是一致的。”他还向张日清介绍了刘格平的情况,又称有几位革命领导干部准备站出来“和群众一起革命”。张日清表示:“你们站出来革命,我支持你们,省军区支持你们”。
1月12日傍晚,山西左派组织联席会议在刘格平宿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3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和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守中,以及刘志兰[8]、丁磊[9]等人。刘格平称,今天晚上请来大家,是要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认为夺权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非解决不行。今天我们向大家宣布,我们几个人,有贯一同志、张政委、袁振同志[10]、守中同志已经成立了一个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代行省委职权。但我们核心小组每个人都不参加总指挥部,我们核心小组是总指挥部的顾问机构,我们当你们的顾问。张日清也在会上表态支持总指挥部夺权。[11]
经与会者一致同意,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推定杨承效[12]为总指挥。当晚夺权过程中,张日清命令省军区在省委、省人委担任警卫工作的部队全部撤走。夺权的造反组织如入无人之境,查封办公室的文件档案柜,取走印章。
13日晚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下属各组织的代表一千余人在省委礼堂集会表示坚决支持夺权。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称,“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晚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卫恒等反党分子的巢穴”。
1月20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向中共中央并中央文革小组呈送《关于夺权前后十天工作的报告》。同日,张日清以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的名义给中央军委提交请示报告,反映山西省军区支持左派的情况,并提出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和支持左派的意见。
1月24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传大胜利》的社论。社论称:“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
1月25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五一广场召开《革命派大联合夺权誓师大会》。张日清代表驻山西的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宣布:“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和革命造反派,如果你们需要部队支持,我们立即派出部队,支持你们,援助你们。”还称:“我们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我们坚决进行还击。”26日,省军区和陆军第二十一军指战员在五一广场武装集会,支持“一一二夺权”。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
2月10日,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增补徐志远、刘志兰、胡炜[13]、陈永贵为组员。
2月25日,陈伯达、王力、关锋将经整理成文的张日清一次汇报发言送林彪审阅时写道,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约张日清同志写的。我们认为很好,拟最近发表,并想建议军委把此文印发军级干部会议参考。”林彪将张日清的文章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于27日l0时在送审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张日清的署名文章发表在2月28日的《人民日报》和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上,题目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章称:“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实行了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三结合’,在联合夺权的斗争中,解放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3月12日至18日,在太原召开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产生山西临时权力机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刘格平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郭永彪[14]、谢振华[15]、焦国鼐、陈永贵任副主任。3月19日,在五一广场举行庆祝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二)贵州夺权[16]
贵州省夺权的主导性人物,是时任贵州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的李再含。
1966年6月11日,经西南局批准,中共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任组长,李再含等为成员。当时李再含身为省文革小组中的军队代表,给贾启允先后写了六封信提意见。12月3日,西南局同意增补贵州省省长李立和李再含为省文革小组副组长。贾启允被揪斗后,陶铸来电,同意撤销贾省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职务,由李立主持,李再含协助。从成为省文革小组成员后直至1967年1月,李再含避开省文革小组向中央先后发了18份电报,反映了贵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王力觉得李再含能这样做很不错,便向毛泽东推荐。据说毛泽东曾赞誉“军队出了个李再含,地方出了个王效禹”。
1月17日下午,贵州工人红卫军出动二十余车人到省委大楼去夺省文革小组的权,因大楼内无人,未达目的,留下二十多人守候大楼,至18日凌晨1点多,发现有两名武装流动哨兵。红卫军增派一车人来,并问:“是谁派你们来的?军委有命令,解放军不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你们为什么要保旧文革?”双方发生了冲突。红卫军抢了手枪1支,子弹24发和军大衣1件,并拍了照片,作为军队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证据,打电话要求李再含处理。李再含拒绝答复,并于1月20日向总政并中央文革发出“对李铁乃总部一小撮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的电报。
1月21日,毛泽东对李再含的报告作出批示称:
总理: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一日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17]
根据毛泽东批示,1月24日,周恩来派飞机接李再含、何光宇(省军区司令员)等贵州代表团12人到达北京。
1月25日,贵州省和贵阳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次日,《新贵州报》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宣布:“为保证贵州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向全省人民庄严宣告:自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起,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1月31日,毛泽东看到了贵州的这个通告后批示称:“恩来同志:这个通告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如何,请酌。”[18]2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通告,并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称贵州的夺权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
2月2日,据新华社电:贵州省军区隆重举行誓师大会和示威游行,“进一步表示全力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决心”。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宣读了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省军区政委石新安讲了话。[19]
2月10日,省革委筹备小组连续几次开会讨论省革委的组成人选。会上学习了《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社论称,“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会上同意由李再含任省革委主任。对常委名单分歧意见较大,同意由李再含圈定。
2月14日,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召开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宣布,报经中央同意,李再含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原省物资局局长张明为副主任。
2月17日,陈伯达向毛泽东报送四份新闻稿,分别是:《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span>告全省人民书>》、《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贵州省材料四份,内容较丰富,关于三结合的经验也说得好。请主席审阅。如认为可以发表,名称是否简称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请批示!”2月20日,毛泽东批示:“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20]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前三篇新闻稿;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第四篇新闻稿。这四份新闻稿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一词,发表时均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三)黑龙江夺权[21]
1965年10月方调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及黑龙江省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司令员汪家道,堪称黑龙江省夺权的双子星。
1967年1月16日,在潘复生、汪家道的支持下,哈尔滨工程学院等三十多个总部的“红色造反者”,宣布成立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声言“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
1月18日,中共中央电告黑龙江省委,立即停止八八团、赤卫队和红旗军联合反扑,并逮捕几个头头(10人左右)。如不制止,出现流血事件,由省委负一切责任。潘复生、汪家道即派军队镇压,工人组织赤卫队、学生组织八八团及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简称三军一团一队)被解散。
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在哈尔滨北方大厦广场举行。大会宣布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并发表第一号通告,宣称: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停止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10万名“红色造反者”、驻军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了大会。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决支持红色造反者”的讲话,潘复生发表了题为“让我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讲话,汪家道发表了题为“坚决用实际行动支持红色造反者”的讲话,领率机关驻哈尔滨市的陆军第二十三军军长游好扬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红色造反者的坚强后盾”的讲话。
2月1日,新华社报道了黑龙江省造反派夺权的消息。同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召开会议,决定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为班长,游兴懋(哈尔滨工程学院学生)、刘雪峰(哈尔滨石油配件厂教员)为副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为顾问。
2月2日,《人民日报》就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称“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的作用。”
2月9日,毛泽东在看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2月7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390期上登载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后批告陈伯达称,“请与小组同志研究,此文可否公开发表,并予广播?是否有要修改的地方,也请酌处。”[22]同日,新华社发布黑龙江这一材料,内称,“潘复生同志和省军区负责人,主动找到哈尔滨市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研究如何夺权;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在考虑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时,主动提出让潘复生同志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同志参加。”[23]
3月17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建议,会议决定,省革委会设委员51人,常务委员19人;班长改称主任。由潘复生担任主任委员,汪家道为副主任委员。3月23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四)青岛、山东夺权[24]
山东省的夺权是从青岛市开始的。青岛、山东的夺权,分别得到海军北海舰队、陆军第六十七军和济南军区的支持。
1月18日,《青岛日报》发表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25]的文章《坚决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1月22日,青岛东方红等二十多个造反团体在汇泉广场举行夺权大会,宣告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26],正式接管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并发布《告青岛全市人民书》。同日,王效禹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
1月28日,按照军委指示,驻青海军北海舰队和陆军第六十七军举行武装游行,公开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
1月29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青岛市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的消息。
1月30日,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印发《最紧急呼吁》,号召山东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肯定和支持了青岛夺权。《解放军报》同日予以转载。
1月31日,王效禹率“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一行22人到达济南。济南军区负责接待。
2月2日,由25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2月3日,济南召开十万人大会,宣布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夺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和王效禹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告全省人民书》和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令》。《通令》宣布:前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自即日起,全部归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所有,停止前山东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及活动;原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各部委负责人,原山东省人委省长、副省长、各厅局办委负责人,三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到,听候处理。
2月7-14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先后增补北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胡汉生、六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耿焕林、海军胶县场站副政委刘同善、六十七军政委陈继德、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张元培、青岛市人民武装部部长何传修为常委。
2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山东赴京代表团,听取了山东夺权斗争情况的汇报。2月22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再次接见山东代表团。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指示:山东要建立一个以王效禹为首的领导核心,王效禹从青岛到济南工作;山东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三结合”,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名单报中央批准。2月23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3月2日,驻济部队和二十五万群众在济南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庆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效禹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大会上讲话。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祝贺山东省夺权成功。5月9日,根据中央决定,省革委会公布: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得志任第一副主任。
(五)上海夺权[27]
从1月中旬到2月初,上海先后发生过四次造反派群众组织自发组织的夺权行动。受毛泽东委派自1月4日已回到上海处理文革事宜的张春桥、姚文元,对这四次夺权均采取了冷落及不予承认的态度。可以说,这四次夺权均以失败告终。
张、姚的态度,引致了部分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不满。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为代表的部分组织,自1月中旬开始调查、搜集张春桥的材料,而后决定“炮打”。他们将突破口选择在与张、姚关系密切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徐景贤身上。1月27日深夜,红革会多人将徐景贤劫持到复旦大学,要徐交代张、姚的问题。
复旦的学生抓走徐景贤后,留下三十余人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继续搜查,“他们搜查吵闹了近一小时,解放军驻沪部队赶到现场。部队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请来的。解放军到后除封锁现场外,没有采取其他任何行动,便立即召集各方代表进行调查。凌晨五时,几方面达成协议,派郭仁杰同志随同解放军去复旦大学接徐景贤同志回来(郭仁杰同志去后,复旦大学红革会头头不仅不放徐景贤同志,反将郭仁杰同志也强行扣押下来)。但市红革会负责人劳元一又气势汹汹地挑衅,责问:‘谁调动军队镇压红革会战士?’提出要上海警备区完全、彻底承认错误。当部队主动撤离时,复旦大学同学又挡住去路,逼问部队究竟是谁调动的。相持半小时多,才让他们离开。但又强行把带队的师政委和参谋留下,围攻追逼近一天。到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半,数十名复旦大学同学又将他们拥到上海警备区大吵大闹,到二十九日上午才离开。”[28]
1月29日,中央文革小组以“特急电报”告“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们并转复旦大学的同学们”,内称:
(一)复旦红卫兵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复旦的某些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扣押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29]
1月30日清晨,徐景贤被放出。同日,据新华社电,“军事院校、部队文体单位的红色造反者和驻上海陆海空军部队指战员,一月三十日隆重举行军队支持上海市革命左派群众夺权斗争誓师大会,再次表示最坚决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最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最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最坚决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会后,驻沪三军、军事院校、部队文体单位和公安战士分成三路,威武雄壮地举行示威游行,表达他们坚决支持上海革命左派广大群众的坚定决心。”[30]惟新华社的电讯并没有说明是否有上海驻军负责人参加此一大会。
据徐景贤称,2月4日晚,张春桥、姚文元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群众组织议决,建立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到会人员一致举手通过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并确定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由张、姚作主要讲话,“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代表驻沪三军、王洪文代表工人、夏桂伯代表农民、徐景贤代表机关干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陈敢峰代表红卫兵,在成立大会上发言。”[31]
2月5日下午,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宣读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宣布“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张春桥在大会上称,“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32]
2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延至2月27日,新华社方公布了上海2月5日夺权并建立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及2月24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全市规模大会的消息。而无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官方消息并没有明确是否有军队负责人参与其中。据官方材料,除张、姚之外,上述两机构的组成人员,“只是由各个参加夺权的造反组织派出代表组成,并未上报中央批准。”[33]这与同为中央承认的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新的权力机构组成状况,大有不同。
注 释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197。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页19。
[3]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107-110。
[4] 主要参考资料:余汝信、曾鸣:《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载《华夏文摘》增刊,第514、517期,2006年7月24日、8月27日。
[5] 山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为省委第一书记卫恒。1967年1月上旬卫恒被造反派群众组织关押后,张日清实际已为省军区第一把手。1967年1月30日卫恒自杀身亡。
[6] 刘格平:对山西省委审查结论的书面意见,1983年3月15日。
[7] 山西史志研究院编:《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纪事1949.10—1976.1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版,页400。
[8] 刘志兰,前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遗孀,后改嫁陈守中。时为省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
[9] 丁磊,省人委办公厅信访处干部,刘格平夫人。
[10] 袁振,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
[11]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一·一二”篡党夺权事件的专题资料(送审稿)》,1987年8月25日,页121。
[12] 杨承效,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工人,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总负责人。“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3] 胡炜,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稍后,因率二十一军移防陕西,中央未批准胡炜为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中央决定六十九军调防山西后,2月25日回电山西核心小组:“中央同意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名单”,“驻军六十九军的参加核心小组的同志,由你们同军队议定,并报中央和中央军委。”3月,中央批准六十九军政委曹中南为中共山西核心小组组员。
[14] 郭永彪,山西省军区副政委。
[15] 谢振华,陆军第六十九军副军长。
[16] 主要参考资料:《贵州文革大事记》,载地方文革史交流网difangwenge.org。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194。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215。
[19] 《人民日报》1967年2月5日。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238。
[21] 主要参考资料: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黑龙江省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24。
[23] 《人民日报》1967年2月10日。
[24] 主要参考资料:青岛史志办网站
http://www.qingdao.gov.cn/n15752132/;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1978年12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3月版;齐晋华:《齐鲁三年枭雄王(文革风云人物王效禹)》(自印本)。
[25] 王效禹,时为中共青岛市委实际负责人之一。
[26] 3月1日,改名为青岛市革命委员会。
[27] 主要参考资料:上海文化革命资料联合编辑部:《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1967年6月;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6月版。
[28]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以红革会某些负责人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纪要》未定稿,1967年3月,页11-12。
[29] 徐景贤:《十年一梦》,页68。
[30] 《人民日报》1967年2月3日。
[31] 徐景贤:《十年一梦》,页74-83。
[32]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工人造反报》第七期,1967年2月9日。
[33] 这种状况,延续至1970年1月。参见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编:《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页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