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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问题多多的《徐向前年谱》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2月 22, 2017 10: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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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多多的《徐向前年谱》


余汝信


由国防大学《徐向前年谱》编委会(前称编写组)经八年之久编纂而成的《徐向前年谱》,2016年8月正式由解放军出版社公开出版。令人颇感奇怪的是:作为一项好不容易才完成的原解放军总政治部赋予的“重大科研任务”,此书出版半年来却一直寂寂无闻,不仅未见官方给予任何与这位开国元帅地位相适应的宣传,且在公开渠道也难寻其踪迹。
笔者近日好不容易购得此书一套,同时,还购得以国防大学“《徐向前年谱》编写组”名义于2012年9月初编的《徐向前年谱》(1950-1976年部分)一册。细读之下,发现存在问题颇多,举例如下。

一、只字未提“张国焘密电”

首先,笔者最感兴趣的,自然是此书对1935年“张国焘密电”的表述方式。
对于此一中共党史、军史界多年来争议不休的扑朔迷离事件,2002年8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 》如是说:
(1935年)9月9日 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中央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叶剑英看到张国焘的密电,立即赶往毛泽东住地报告。毛泽东抄下电文,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叶剑英立即返回前敌指挥部,把电报交给了陈昌浩。叶剑英走后,毛泽东同张闻天、秦邦宪等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当晚,在红三军驻地阿西,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三军立即北上。【1】
2007年出版以军事科学院名义编纂的《叶剑英年谱》的表述,与《毛泽东年谱》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仅少了阿西两字):
(1935年)9月9日 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中央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叶剑英看到张国焘的密电,立即赶往毛泽东住地报告。毛泽东抄下电文,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叶剑英立即返回前敌指挥部,把电报交给了陈昌浩。叶剑英走后,毛泽东同张闻天、秦邦宪等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当晚,在红三军驻地,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三军立即北上。【2】
2013年出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1971年8月28日晚毛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时称:
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3】当时叶剑英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先给了我,我们才走了的。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4】
《徐向前年谱》在1935年9月9日条目中,完全没有上述“张国焘密电”的相关内容,这就差不多等于否定了《毛泽东年谱》、《叶剑英年谱》在这一问题上对张国焘的指控。
从《徐向前年谱》的笔法中我们可以意会到:由于根本没有(或换一个说法,是徐向前不知道有)此“密电”,徐对毛等率红三军于9月10日凌晨秘密离开阿西向俄界进发大感意外(可能,还有不满)。《徐向前年谱》的正式表述是,“晨,与陈昌浩接到下面报告,说党中央已连夜出发,率一、三军团北上,参谋长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还放了警戒哨。听后大为震惊。”年谱引用徐向前晚年回忆称,“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那天上午,前线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5】
徐向前实际上隐晦地告诉我们:如果有“密电”,陈昌浩还激动什么!?
时至今日,关于“张国焘密电”,官方党史、军史界实际上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一为持肯定说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派,另一为持否定说的国防大学派。前一派的表述虽然得到中共高层认可,但是,在可见的将来,两派意见恐怕还是各不相让,争论不止。官方在重大党史问题上形成两派,未尝不是好事。惟国防大学派似属势力偏弱一方,《徐向前年谱》出版后不好作宣传,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为尊者讳”

“为尊者讳”是官方出版物的通病,《徐向前年谱》也不例外。
建国之初,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徐向前任总参谋长。未几,因须在青岛治病休养,中央指定聂荣臻代行总参日常工作。1954年10月,重组中共中央军委,总长一职改由粟裕担任,徐向前此后再未担任什么实质性职务,直到文革中的 1967年1月,突被毛泽东指定为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担任组长后的活动,年谱有较为详细的叙述。惟年谱隐去了此一时期徐积极地多番表态,连续点名指责军内领导同志的有关事实。如1967年1月13日晚,徐与江青等接见空军机关、院校群众代表时,在讲话上点了原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成钧,副参谋长何廷一的名,又点了总政副主任、原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的名。徐还称,“牛鬼蛇神不仅空军有,海军、总参、通讯兵,每个部门都有,靠你们去揪。”【6】1月15日,徐再次点了刘志坚的名,称“刘志坚这个坏蛋没有很好请示中央文革小组,……”。1月16日晚,徐在讲话中虽然保了副总长王新亭,却又将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抛出,称“张清化是牛鬼蛇神要斗倒斗臭他”。【7】 1月17日,徐向前谈及海军问题时称,“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苏振华要斗倒、斗垮、斗臭。”【8】
年谱称,1月20日“上午,在京西宾馆继续参加军委碰头会。江青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萧华到会后,讲了昨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对萧华被抄家,极为愤慨,怒斥陈伯达等人。萧华被抄家,说明昨天的会议内容被透露出去了。因此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震落到地上。叶剑英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了手指骨。随后,两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的事被传扬开来。”【9】
其实,有知情者称,徐向前、叶剑英两人拍桌子,既非针对陈伯达,亦非针对江青。徐向前拍桌子,是对萧华四处躲藏的“不争气”行为的训斥,而叶剑英拍桌子,则是为徐对萧华的训斥态度的不满。当日,徐在三座门接见军队造反派谈到萧华问题时还称,“关于他的问题,我们已经开了两天会,问题是很严重的,但扩展到什么范围还没有决定。”“我看总政党委必须改组。……”【10】

三、明显的硬伤

《徐向前年谱》“出版前言”称,“国防大学历届党委高度重视《徐向前年谱》编纂工作,专门召开校首长办公会专题研究,责成学校副政委李殿仁中将牵头组织编委会,具体由科研部原编研室负责编纂。”2008年,编研室开始年谱编纂档案资料收集整理。“经过初编、改编、增编、重编、校订,于2013年1月形成《徐向前年谱》(征求意见稿),分别呈送徐帅亲属、编委会领导、科研部领导和有关专家审读,大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4月26日,编委会主任李殿仁中将召集执笔同志和编写顾问及相关人员,集中在一起,逐年、逐月、逐条对年谱书稿进行审查把关,国防大学科研部和编研部领导也一同参加了审查工作。按照各级领导、专家及徐帅亲属的意见建议,执笔人又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加工核准,于2014年1月形成《徐向前年谱》(送审稿)。经国防大学科研部研究并报校长政委批准,组成以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肖裕声少将为组长的专家评审鉴定组,成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教授齐彪,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张星星,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薛国安,军事博物馆馆长董长军。评审鉴定组专家用数月时间对《徐向前年谱》(送审稿)进行了仔细审读。7月26日,召开评审鉴定会,专家们对书稿进行了评审鉴定,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一致认为达到了公开出版要求。编委会根据评审鉴定意见责成执笔人对书稿作修改正式定稿。”【11】
虽说有以上这么多看似繁复的审核程序,《徐向前年谱》还是硬伤累累。以笔者较为关注的1965年1月至1967年3月这一时段为例:

1. 贺龙给萧华打电话的时间

年谱“1965年2月26日”条目称:
下午,贺龙副主席给萧华打电话,说二十六日下午,贺、聂、徐三位副主席一起讨论了关于新军委组成名单:(1)苏振华是军委副秘书长,应参加军委办公会议,作为成员。(2)赵尔陆不作为办公会议成员。【12】
这一条目表面上就存在两个问题:(1)徐向前1965年尚非军委副主席。(2)新军委成立于1959年9月,至1965年2月已近五年半时间,应难称之为“新军委”。翻查年谱2012年9月初编稿,此条目原来还有“(3)军委委员增加陈赓,‘他是老十五军部队的,是老同志,也很能打仗。’”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新军委一成立陈赓已是军委委员,且陈赓早已于1961年3月16日去世,按常理年谱编者应可判断这一条目的出处、写法都有问题,且绝不可以放在1965年。令人称奇的是编者在定稿时竟然仅将第(3)条删去,却仍将此条目其余部分保留并仍放于原处!

2. 《关于增加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通知》的发布时间

年谱有关该文件的内容竟短时间重复了三次:(1)“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条目中称徐“出席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2)“1966年1月8日”条目称,“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军委副主席的通知》。……”(3)“1966年3月1日”条目称,“中发(66)15号文件,中央决定增加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按常理年谱编者应可判断,为此事中央不会三次发出内容相同的通知,三次中应只有一次为实。事实上,中发(66)15号文件是1966年1月8日发布的,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党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和党组,中央军委各部门,各军种和兵种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各省军区党委:
中央决定,增加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上述决定对外不公布。对内地方可传达到县委,军队可传达到团党委。
特此通知。
中 央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14】
该文件以国防大学的级别很容易在档案中查到,为何会犯如此不该犯的错误?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还是中共中央《通知》?

年谱在“1966年4月16日至25日”条目中称,“会议基本通过经毛泽东多次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案)》和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名单。”“1966年5月4日至26日”条目中称,“十六日,会议通过了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1966年5月16日、18日”条目的注释中称,“《五一六通知》,……全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以上三处均不准确。只要年谱的编者认真查阅中共中央文件的原件,即可知道这两次会议通过的文件正式名称是中共中央《通知》而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笔者多次发表文章指出,五一六通知的原文标题是《通知》,落款是中央;1967年5月《通知》对外公布时才改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至于“五一六通知”,则是对这一文件的简称。

4. 关于张立宪的职务

年谱“1967年3月8日”条目提及,徐向前向军委呈送全军文革小组拟增补几名办公室成员的书面报告,内称成员之一张立宪为“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查阅多种资料如《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此时的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名义上还是相炜,而张立宪从未任过此职。张后来是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官方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清楚列明他“1964年9月起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工作部部长。”虽然该部在文革前夕已经撤销,但张未任新职。翻查年谱2012年9月初编稿,张的名字后括号内即为“广州军区政治部原国防工业工作部部长”,但在此职务后印了一个问号,说明年谱编者(或审稿人)中有人以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对张的职务有所怀疑。编者未作进一步查证,反而在定稿时草率地将其改为错误的“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更离谱的是,这样将对的改错,谱主呈送的书面报告就并非原样。擅自随意改动原件,是编辑工作之大忌。编者偷偷摸摸这样做了,还有什么规范可言?!

四、人物注释上的低级错误

抛开条目正文不谈,《徐向前年谱》在本来简单的人物注释上也犯了不少本不应犯的低级错误。还是以笔者关注的1965年1月至1967年1月时段为例:

1.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
原注:罗瑞卿,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准确应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原注为什么不是提罗重要的军委秘书长一职,实有内情(见下文有关杨尚昆注释)。

2.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
原注:叶群,林彪妻子,时任林彪办公室主任。
应为: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党委常委,林彪办公室主任。

3. (1966年5月2日)
原注:陶铸,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
应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时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另有其人。

4. (1966年5月4日至26日)
原注:彭真,时任北京市市长兼市委书记。
应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

5. (1966年5月4日至26日)
原注:罗瑞卿,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
应为:1965年12月前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5年12月调离军事方面的领导岗位。

6. (1966年5月4日至26日)
原注:陆定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
应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国务院文化部部长。

7. (1966年5月4日至26日)
原注: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
应为:1965年11月前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杨1945-1948年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建国后至1965年已不再任此职。1961年11月后也不再兼任中直机关党委第一书记(且中直机关党委1965年10月已撤销)。
建国后至1966年的历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中已列明,年谱编者为何还会犯此错?给人的感觉是连权威的工具书也懒得查找,更别提原始档案资料了,才会将罗瑞卿此一职务张冠李戴加于杨头上。

8. (1966年5月4日至26日)
原注:康生(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应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9. (1966年5月4日至26日)
原注: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
应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周扬1954年9月起已不再兼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一职。

10. (1966年8月16日)
原注:温玉成,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参谋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
应为:时任中共广州军区党委常委,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据《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时广州军区参谋长为陶汉章。另温的地方职务为兼职,不是其主要职务,可不注,而军内的军区党委常委一职却应注上。

11. (1966年10月1日)
原注:萧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全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应为: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时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是刘志坚,萧华从未兼任过此职务。

12. (1966年10月13日)
原注:谷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应为: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1975年1月谷牧方任国务院副总理,年谱将他的这一职务提前了八年多。

13. (1966年10月17日)
原注:廖志高,时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
应为: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二政委。
廖为地方干部,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为其主要职务。

14. (1966年10月17日)
原注:李雪峰,时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应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
李亦为地方干部、华北局第一书记为其主要职务。

15(1967年1月11日)
原注:关锋,时任《红旗》杂志编委会委员。
应为: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

16.(1967年1月11日)
原注:唐平铸,时任解放军报社党委副书记、副总编。
应为:时任中共人民日报社临时委员会第一书记,解放军报社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

17.(1967年1月1日)
原注:胡痴,时任解放军报社代理总编辑。
应为:时任新华社代理社长,解放军报社党委副书记、代理总编辑。

18.(1967年1月11日)
原注:王蜂,时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部副主任。
应为:时任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
王蜂文革后1981年10月方任后勤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年谱将他的这一职务提前了十四年。

19.(1967年1月11日)
原注:和谷岩,时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
应为:时任解放军报社记者处副处长。实际主持军报内部文革运动。
和谷岩文革后1977年方担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年谱将他这一职务提前了十年。

20.(1967年1月11日)
原注:张涛,时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党委书记。
应为:时任总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代理主任。
据《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时解放军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名义上还是已靠边站的华楠。张涛从未在解放军报社任职,在担任总政直政代理主任前,他是总政干部部干部任免处处长。文革后的1970年6月,张涛调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副政委。他的简历可在总后政治部1997年5月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领导干部名录》中查到。

人们不禁会问:年谱编者为什么会在人物注释上犯那么多低级错误?笔者推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为其本身对人物历史生疏而又不负责任地贪图方便,抄袭现成的不准确的公开资料而又缺乏判断力。如“杨尚昆”条,在百度百科上查杨的履历,即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与年谱相对照,几可断定后者是照抄前者,仅将“历任”改为“时任”,将“中央副秘书长”拿掉。而年谱的审核机制又形同虚设,那么多专家、教授组成的“专家评审鉴定组”,用数月时间都未能看出这些问题,令人叹息!(2017年2月)

注 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页471。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页108。
【3】原书注:1937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密电中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页394-395。
【5】国防大学《徐向前年谱》编委会:《徐向前年谱》1901-1949(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8月版,页235。此外,《徐向前年谱》1950-1990(下卷)页451引徐1982年的谈话明确称:“‘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是没有看到过的。”
【6】全军文革徐向前、关锋、江青同志接见空军机关、院校革命群众代表讲话,1967年1月13日,载《一月革命风暴》页182-183。
【7】徐向前副主席接见测绘学院革命造反团部分战士的讲话,1967年1月16日,载《一月革命风暴》页216-217。
【8】徐向前同志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载《中央首长讲话》(1),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3月,页148。
【9】《徐向前年谱》1950-1990(下卷),页185。
【10】北航红旗翻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1967年4月,页263-264。
【11】《徐向前年谱》1901-1949(上卷)页2-3。
【12】《徐向前年谱》1950-1990(下卷),页126。
【1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五十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版,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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