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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戚本禹回忆录》指谬(一)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0月 15, 2016 10: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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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指谬(一)


余汝信


一、我与戚本禹的交往

笔者本世纪初即认识戚本禹。2003年首次对其访谈,并征得其同意作了笔录,写成《与戚本禹面对面》,翌年1月首发于加拿大华人电子杂志《枫华园》。因为是较早公开披露戚恢复公民权后状况的文章,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初次见面,对戚印象尚好,为此,笔者予其“为人倜傥大度”的评语。但《与戚本禹面对面》文中亦暗示了笔者当时所能感觉到的与戚的思想差距:“以上有关毛、江个人品格的观点,戚声言为其本人近距离观感,余未予置评。而至于毛、江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治国理念及因此给国人来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余虽感同身受,惟因时间关系,未及与戚展开讨论。话题转入了一些戚当年经历过的事件。”

此后,笔者又见过戚多次,感觉戚随着年华逝去,“回到文革”的思维却愈渐强烈。到了2011年3月,笔者因事到沪,戚到笔者下榻的酒店见面。那一次,戚对笔者说,他想用两三个月时间,找两三人,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回忆录的口述、整理工作。言下之意,希望笔者能够协助。事出突然,笔者称需考虑一下再答复他。当时主要顾虑两个因素:一是时间上他太乐观,没有两年时间搞不出来;二是观念上的分歧。他是彻底的维护文革派,笔者则是否定文革派,估计完全不能磨合,况且他的思想倾向必然会极大地影响回忆录的准确性。故此,笔者一直没有正面回复他。很快,我得知他找到别人帮他运作此事,再后来,还知道他为此花了超过四年的时间。

虽则如此,还是一直与他保持着朋友关系。2014年初,有朋友托我将出版戚著《评李秀成》所用的李秀成自述影印件带还给戚,我照办了。不料同年10月戚来信问我此物是否还在我处,我心想,戚的记忆力怎么衰退到如此地步!今年1月,戚吩咐出版人将他回忆录稿的其中两章交我过目,阅后我明确表示大失所望,必须推倒重来。后有朋友传话说,戚承认这两章都是别人代笔的。

三个多月后,戚去世,他的回忆录还是出版了。这里头,到底有多少是他本人整理的,又有多少是别人代笔的,我们无从知道,也无需知道。我们只需要判断它的内容离真实的历史有没有距离、有多大的距离就可以了。

戚在回忆录后记中称,“《回忆录》是留给历史的我的最后作品。《回忆录》中表明的我的立场、我的观点、我的价值取向是鲜明的,读者看后都会了然。但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史料的真伪应是研究历史的人最为看重的。我对《回忆录》中我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负责。但大家知道的原因,我已没有查证档案材料的条件,和访谈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能力,仅凭记忆,难免有不准确、不完整,或是遗漏的地方。如有不妥、错误之处,请知情人指正。但我更希望将来文革档案的解冻与公开,能有相关的档案材料,佐证我《回忆录》中描述的全部事件与事实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我相信有一天,即使不同意我的立场、观点的朋友,也会承认我说的那些事都是真的。”

诚然,不少档案资料特别是文革的档案资料至今未能公布于众,给研究工作带来困难。但当今世界,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凭借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已就可以对戚回忆录的大部分内容进行检验,以观察它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会给澄清历史真相带来帮助,还是给文革史研究帮倒忙?

对《戚本禹回忆录》的评论,议题本来可以很广泛。但窥一斑而知全豹,举一反三,指出要害即可,似不必面面俱到。故此,下文仅重点讨论该书第二、三章的若干主要问题以及第十五章的张霖之问题。

二、关于毛泽东批评彭真

1.彭真指责上海
戚文:1966年3月,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受张春桥委托,到北京来办事。他见到许立群的时候,许立群对他说,姚文元的文章,你们上海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就发表了,连个招呼也没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杨永直回上海后,就把北京的批评向张春桥汇报了,春桥又报告了主席。【1】

指谬:这一段话并非戚的原创,而是从“五一六通知”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脱胎而来。《大事记》载王年一选编、以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名义于1988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不难查到。戚对《大事记》原文作了改动,内涵与原意已大不相同。

《大事记》原文是:

许立群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同志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在讲这两点的时候,彭真同志又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

将《大事记》与戚文相比照,最大的差别是“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等对上海市委的批评,是彭真说的,不是许立群说的,许立群充其量只是传达彭真的话。共产党其实也是很讲等级的,什么级别说什么话,不可逾越。中宣部与上海市委平级,作为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没有资格指责上海市委,只有彭真这一级别的,才有可能这样做。戚也在“中央”层面呆过几天,怎么不懂这个道理?

近年官方出版的《彭真年谱》,与大事记的说法基本一致:

3月11日 晚,许立群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来北京询问“二月提纲”中说的“学阀”何所指的情况向彭真作了汇报。在电话中告许立群:第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也不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通气?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许立群将彭真的 答复用电话转告了杨永直。【2】

2.毛泽东建议出小册子

戚文: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不加理会,拒绝转载。为打破封锁,毛主席建议上海新华书店出版小册子,向全国征订。北京只订了几本样书,又不发行。【3】

指谬:新华书店只有图书发行权,没有出版权。更重要的是,北京同意订购姚文元单行本后,不是“只订了几本样书,又不发行”,而是订了五千本【4】。
“五一六通知”附件二《大事记》的说法自然比戚文准确得多: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各报刊,在十八天内,都未转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转载。彭真同志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同志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上海市委因北京各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姚文印成单行本。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

3.康生传达毛谈话精神

戚文:1966年3月28日、29日,毛主席在上海同康生谈话。3月30日下午,毛主席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在谈话中,毛主席对“二月提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指的就是中宣部以及背后主使的彭真等人,“小鬼”就是指关锋和我一些人。
3月31日康生奉主席之命回到北京。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由康生传达毛主席在上海的谈话精神。康生在会上说,主席说,北京写了那么多文章都不请示他。为什么姚文元写一篇文章就一定要请示他们呢?是我代表中央?还是你北京市委代表中央?【5】
指谬:首先,毛与康生等人谈话大意,戚文做了改动,如彭真是说应“跟中宣部打招呼”而非“请示”;毛也没有说过“是我代表中央?还是你北京市委代表中央?”准确的表述,看看“五一六通知”附件二《大事记》即可: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同志谈了两次话,然后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了一次话,批评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 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对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的问题,毛主席要彭真同志向上海市委道歉。

其次,康生回北京后,并无“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这回事。《大事记》称康生在两个场合传达了毛的指示:一是3月31日向周恩来、彭真单独作了传达;二是在4月9日至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传达。

4.中央书记处会议

戚文:这次会议,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人都出席了,我也列席了。就在这个会上,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重新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6】

指谬:所谓“这次会议”,戚文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实际应为中央书记处会议。《大事记》称: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然后,彭真同志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夸耀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却继续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同志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同志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党委批准。

戚文的主要错误是:一、这次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还未有决定撤销五人小组,撤销五人小组是4月16日毛泽东在华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才定下来的;二、根据戚本人的说法,他4月1日已从北京去了上海,4月中旬继续留在上海【7】,他怎么可能在此期间同时列席北京会议?再说,其时别说中央文革小组,连文件起草小组都尚未成立,戚以什么名义列席会议?

三、关于“五一六通知”

戚文:“五一六通知”的正式定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是在5月16日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的,所以后来一直被称为“五一六通知”。

在中央下发的正式文件里,主席在修改时所加进去的话,都用加粗的黑体字印刷。【8】

指谬:作为当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戚本禹本来不应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五一六通知”附件二《大事记》称,1966年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中央的《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这就清楚表明,“五一六通知”的正式定名,仅就是《通知》两字。

关于“五一六通知”的定名,康生在1966年5月5日说过一段话:“顺便解释一下,这么重要的一份文件,叫《通知》好不好?我同伯达考虑过。少奇同志和陈总都考虑过,问主席,主席讲还是叫《通知》。”

此外,“在中央下发的正式文件里”,毛在修改时所加进去的话,并没有“都用加粗的黑体字印刷”。《通知》改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及毛的修改处用黑体字,是1967年5月《通知》公开发表时的事。

四、关于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通知

戚文: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单,最后是由出席会议的中央常委们开会商量决定的,在196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闭幕大会上通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1966年5月28日由中共中央向全党发了这个名单的通知:

《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9】
指谬: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将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名单以中发[66]281号中共中央文件通知至全国县团级以上党组织。该通知原文并无标题。《“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编者在将此文件编入时,自拟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这一标题而未加说明,未能核对原文的读者,很容易误认为这就是原来的标题。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本应熟知这一文件,为何也犯了照抄《“文化革命”研究资料》的错误?类似这样照搬的文字,本来应该注明出处,并加以一定分析,否则,好像这样炮制出这个标题的人错了,你也跟着错,还美名其为自己的“回忆”,也就露馅了。

五、关于戚与中央办公厅

以上种种,尚勉强可以归结为记忆错误,但戚有关他在中办任职的叙述,就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记忆问题了。

1.关于中办秘书局

戚文:1966年5月1日,我回到了北京。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汪东兴向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这个时候田家英的事情还没有公开。后来总理把我找去,他对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童小鹏和我负责领导秘书局的工作。童小鹏主管机要处,让我主管信访处。【10】

指谬:田家英的问题暂且不表,关于中办秘书局,周恩来有没有对戚说过那些话,就大可存疑。

据童小鹏和其他知情人后来称,1966年6月初,中办机要室和秘书合并组成秘书局,调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任中办第一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调国务院农办副主任曹幼民、原机要室副主任赖奎、朱德原秘书曹全夫为副局长,戚本禹亦挂名为副局长【11】。所以,“让童小鹏和我负责领导秘书局的工作”这样的话按道理周是不会说的,还有另外三个副局长不用干事吗?此外,其时秘书局机关下设文电处、秘书处、信访处、档案处、收发处等,偏偏就没有机要处【12】。周让童小鹏主管根本不存在的机要处,谁信?

2.“现在办公厅就咱俩了”?

戚文: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现在办公厅就咱俩了,我水平不高,能管好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吧。我知道他是担心我分了他的权,就对他说,汪主任,我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已经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再说我还要忙着写文章,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怕他还不放心,就又跟他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名。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他看到我的态度很诚恳,也就表示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13】

指谬:这也是一段查无实据、存在颇多疑点的话。

戚接替田家英工作,是在1966年5月中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尚未正式成立,戚本禹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局级干部。此前,除主任汪东兴外,中办的副主任有曾三、邓典桃、龚子荣、田家英、李质忠五人【14】。即使1966年5月田家英自杀、曾三受审查、龚子荣受批判,副主任在职的还有邓典桃、李质忠,还有大量与戚本禹同级的局级干部在,怎么会“现在办公厅就咱俩了”呢?况且5月份秘书局尚未成立,李质忠还兼机要局长,汪东兴怎么会说“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吧”?到了6月,中办第一副主任兼秘书局童小鹏到任,7月,副主任兼档案局局长杨青(原中南局组织部副部长)到任,8月,中办政治部主任(相当于副主任级)王良恩(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到任,那就更不会是“现在办公厅就咱俩了”。既然“现在办公厅就咱俩了”并非事实,戚涉嫌编造这段话的目的何在?他不知道类似的谎言在一个海量信息时代是很容易被揭穿的吗?(2016年7月)

注释:
【1】《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70。
【2】《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版,页472-473。
【3】《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70-371。
【4】《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48。
【5】《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71。
【6】《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71。
【7】《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75。
【8】《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90。
【9】《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92。
【10】《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82。
【11】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
【12】参见“老陈史海沉浮的博客”:《从机要室到秘书局——中南海纪事之十五》,2013年11月9日。
【13】《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89。
【14】《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六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页68。

【2016年9月30日《记忆》总第169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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