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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赵紫阳与广东文革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月 03, 2016 10:5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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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与广东文革


余汝信


一、亦步亦趋的1966年

1965年2月,四十五岁的赵紫阳,接替比他年长十二岁的陶铸,就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一级党委第一把手。
翌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突袭中国。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通知》,以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声称:“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此等言词,振聋发聩,不能不引起以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委的极大震动。
三天之后,5月19日,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大会上作了文化革命的动员讲话。会后,广东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得不跟随着中央的部署,亦步亦趋地展开。
随着“彭、陆、罗、杨”先后倒台,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陶铸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6月1日,陶铸离穗北上,惟广东问题,尚在陶的关怀注目之下。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及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大党委的消息同时由新华社公布。在赵紫阳的督促下,6月7日,广东省委决定;立即从省直各机关单位抽调干部900人,组成工作队,分赴各高等学校帮助和领导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并提出要坚决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将思想领域重要阵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1] 同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与中南局主管的《羊城晚报》同时发表署名文章《全面系统地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株大毒草——评秦牧的〈艺海拾贝〉》,批判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6月9日,省委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指示》,指出:“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尤其是文教战线各部门,大大落后于形势,跟不上群众要求,甚至处于被动的状态。这是异常危险的。”指示决定大学停课一个月至一个半月,高中停课一个月参加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其斗争锋芒应集中指向那些党内党外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2]后由于运动发展远超预期,大、中、小学实际上长期“停课闹革命”。
6月22日,陶铸从北京打电话给赵紫阳,请他研究大、中学校里的夺权问题。陶铸提醒省委,派到学校里的工作组,要处于省委的严格控制和监督之下。学校里一哄而起的学生运动,一定要由工作组加以控制。他还特别指出,要慎防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敌人夺权。6月26日,赵紫阳召集广东省委派驻各单位的工作组组长会议,传达了陶铸的指示。[3]赵紫阳还称,“我们头脑要清醒,对形势要有正确估计。现在是有一些不健康的苗头,有些乱,还要准备继续一个时期。一些学校的运动,我们掌握不了领导权,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占了上风,个别的甚至可能为坏分子所操纵。……总的来讲,除了个别单位以外,至今我们还处在被动状态。所谓被动状态,就是说,这个运动我们还未真正领导起来,运动的领导权还未真正抓到手,学生还不太相信我们;或者有些是工作队已初步取得了领导权,但很不巩固,还时刻有脱离领导的危险,学生有一股革命热情,但缺乏经验,盲目性大,判断是非能力还差。我们跟不上去,他们就会离开工作队的领导。”[4]
7月2日,据《南方日报》报道:省委决定撤销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田蔚(已被责令停职反省的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王匡的夫人)的一切职务,并派工作队进驻电台领导运动。翌日,据《南方日报》报道:省委决定撤销中山医院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柯麟和党委副书记刘志明两人的一切职务,改组学院党委,指他们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
7月12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重新部署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鉴于文化大革命战线太长,部分地区出现动乱,为了稳定局势,决定缩短战线,重点放在中等城市以上的文化、教育部门,已揪出了“牛鬼蛇神”的单位,应组织力量进行批判,转入专案处理。并规定,不论机关学校或其他单位一律不许搞自发夺权,力求将运动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7月15日,在北京的陶铸针对当时出现的乱斗乱搜乱抄家的严重状况,指示省委:“搜查主要是反革命,政治性的,藏有武器和反动信件。此外,便不要搜查,不是一般的不搜,就是不搜。”还指示“战线太长,同意收缩;宗教,暂不搞;文物不动。”[5]
7月18日至20日,全省地、市委文革小组组长会议,讨论运动情况。会议指出,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应着重解决三个主要问题:揭发右派;组织左派;暴露隐蔽的假左派真右派,从而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暴露的新高潮。7月21日,赵紫阳在广州高等院校工作队长会议上称,“要让各种人物登台表演,要有意识地乱一阵,给予表演的温度和条件。”“要把假左派、真右派引出来,要让‘红皮白心’的人跳出来,抓住它,聚而歼之。”[6]
北京的风向,很快就发生了变化。7月下旬,在南方半年多后返京的毛泽东,对北京地区文革表示极不满意,提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此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北京市委发出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7月29日,李雪峰在“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读了这个《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讲话,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称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在主席台上露面,以此表示他对这个决定的肯定和支持。
7月30日,正在北京准备列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赵紫阳及准备出席全会的中央候补委员、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区梦觉,得知毛泽东已在工作组问题上明确表了态,遂匆匆写信给省委,对撤退工作组作了紧急布置:从现在开始,就要把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逐步地交给革命师生员工中的积极分子去领导,放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前一段群众中对工作队不太满意,工作队压抑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情况,工作队要主动进行整改,主动改变作风,可召开小型座谈会主动征求意见,甚至主动登门道歉。隔了一天,8月1日晚,赵紫阳又打电话给广东省委,指示尽快解决工作组问题。因为北京已经宣布撤销工作组,广东也应这样做。他说:“工作队可以集中,也可以不集中。一个系搞好了撤一个系,一校搞好了撤一个校,陆续撤。不用等我回来一起撤。”他还解释说:“所谓搞好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能够领导运动了。”8月6日,省委遵照赵紫阳“工作队马上撤出”的指示,匆忙作出了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7]
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着重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很快就要烧到各地各级党委头上。陶铸在这次全会上虽然跃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央的“第四号人物”,惟中南各省、区党委却不能因此有更多的受惠,从而逃脱受冲击的命运。
8月7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中央全会。毛的这段文字,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立即改变了全会原有的议题和日程。敏锐的赵紫阳闻风而动,通过电话亦口述了一份题为“欢迎大家贴我的大字报”的大字报,由广东省委的工作人员于8月8日贴到省委办公大楼入口处,表示“引火烧身”,欢迎群众贴自己的大字报,揭露、批判自己的错误。翌日,区梦觉、林李明、尹林平等广东省委的书记、常委们,也联名写出一张内容大体相同的大字报,以表示欢迎群众揭发、批判自己及省委的错误。[8]
8月17日晚,从北京回到广州的赵紫阳在省委常委会议上称:“机关很快要起来了。机关压制民主的不少,有些已有严重问题,有些就是屁股摸不得。文革小组这一段主要抓学校,学校还未转上轨道,还要相当一段。”“当然,机关也要管,但这一段,主要是抓学校的。”“厅、局、部委贴省委的大字报,可贴在省委,机关是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9]
8月31日,北京清华大学南下串连的两名学生给广东省委贴出一张与毛泽东的“大字报”同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该大字报称,“广州的文化革命冷冷清清,很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其矛头直指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赵紫阳曾讲过,广东省委派出的工作队的问题没有北京那么严重,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该大字报则说,华南工学院出现的群众相互对抗的现象应由省委负责。赵紫阳曾提出,选举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要由各派代表组成。大字报则认为,委员会一定要由坚定的革命左派组成,决不能搞各派都参加的议会制。最后,大字报的作者断言,广东省委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害怕革命的造反。[10]
9月3日,广州市红卫兵第一次大会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与会者有四千多人。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军区、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陈郁、赵紫阳、郭成柱、焦林义等分别代表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军区和广州市委在会上讲了话表示支持。[11]在此前后,全省大中学校革命造反组织蜂起。
9月15日,一名广东省委的普通干部,在省委大院贴出一张针对赵紫阳的大字报,揭发赵紫阳出身地主,父亲于土改时被处死,要求将此事搞清楚(赵父于1947年土改中受过火冲击后在家乡发病去世,并非如大字报所述被处死)。[12]
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中央的批语则称,“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紧急指示》下达后,因所谓“黑材料”问题,广东省委陷入更深层次的被动挨打状态。
11月4日,赵紫阳被迫代表省委作检讨(当时全国大部分省、区的党委都作了检讨)。赵不得不承认省委犯有“方向、路线的错误”,承认省委在运动中“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冲破旧秩序,定了许多框框,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消极限制的措施,严重束缚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但赵也辨解道:省委并没有把学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没有挑动学生斗学生,没有挑动工农群众斗学生。赵紫阳代表省委检讨后,广州和外地来的一部分红卫兵并不满意,认为检讨是假的,是阴谋,是为了蒙蔽群众。[13]
中南林学院红卫兵在10月成立了陶铸问题研究小组。11月,他们就“黑材料”问题,和省委负责人展开长达三天三夜的辩论,要求赵紫阳等立即交出“黑材料”。11月5日,赵紫阳请示陶铸:“材料问题,很尖锐。什么叫打成反革命?排个队也叫打成反革命?现在两派都往省委冲,说我们抗拒中央军委指示。”陶铸在11月6日以电话答复:“鉴于目前两派争执不下,处理材料有困难,材料暂时由你们保管,中央将有一个关于材料的补充规定,四五天之后就发下来,你们再按这个补充规定处理。”[14]
11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内称,“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此前,11月9日,已有学生冲击了省委专案组、秘书组、地区组,抢走了一部分材料,省委组织部档案被封。此后,11月23日,大批红卫兵从下午3时至清晨6时,包围和冲击省委大院,围困赵紫阳长达15个小时,勒令他交出“黑材料”。赵紫阳在打给陶铸的电话中焦急地说:“现在广州情况越来越紧张,问题的焦点还是材料问题,很难处理。现在少数派(全市约一千多人)激烈得很。”“因为材料问题,省委同少数派的关系闹得很僵,本来从北京开会回来后是准备同少数派在一边的,但现在无法做到,反而越来越糟……平反问题,也与材料问题有互相联系,纠缠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关系自然紧张,我们每天的时间,自己无法支配,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15]
11月27、28两日,本地和外地的红卫兵,继续冲击省委,搜查省委的“黑材料”。28日,省委被省直联络总部一些人和华工红旗、中大八三一、珠影东方红、北航红旗驻穗联络站、地质东方红、哈军工和中南林学院等八个组织抢走文件、刊物378份,笔记本23本,包括有组织部记载干部调动方案的笔记本。12月3日,赵紫阳以电话向陶铸报告:“最近学生到省委抢材料很历害……在学校,少数派与职工多数派关系也很紧张。现在广州各大专学校的少数派联合行动,很容易冲突起来。”12月10日,赵紫阳向陶铸汇报说,造反派的火力,“现在集中攻省委在十一中全会后和工作会议后,仍坚持反动路线,材料处理不下去,平反问题中央补充规定传达得晚,省委挑动群众排外,机关运动停下来等等。”12月11日、14日,部分群众组织连续两次召开十万人参加的“批判广东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大会,赵紫阳被揪去大会接受“批判”。[16]

二、在夺权风暴的风口浪尖上

进入1967年1月,陶铸最终被打倒以及发源于上海肆虐于全国的“一月风暴”,使已饱受造反派冲击蹂躏的广东省委,陷入更深重的危机之中。
陶铸的地位在1966年12月下旬已岌岌可危。1967年1月4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并作”重要指示”。陈伯达称:“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这些话,在场的周恩来未有异议。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就陶铸问题表了态,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
1月5日,陶铸被揪出的坏消息传到广州,赵紫阳对其他省委书记和常委说:“陶铸被揪后,红卫兵小将对省委的看法将会根本改变,省委书记处的同志,特别是我本人,可能会被揪来揪去,今后省委书记处碰头的机会更少更困难了,希望大家独立作战,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同一天,在省委碰头会上,他还讲道:“看陶铸的问题是什么性质,广东省委就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陶铸被揪,省委很快就会瘫痪了。我是重点人物,准备被打成黑帮。”[17]
1月7日,省委发出一封题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致省内各级党委、红卫兵组织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的信,承认“省委过去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示“坚决支持造省委的反的人”,同时希望“同学坚决揭露和批判省委的严重错误”。[18]同日,省委常委、副省长王阑西被指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经中央批准,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三十二个造反团体的贺电。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及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前此,1月8日,毛泽东就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被夺权说过,“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几天以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为明朗。1月15日,新华社播发《红旗》杂志1967年第2期的评论员文章,内称,“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评论员文章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广大群众,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1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翌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在开头即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起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广东的夺权,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19]
1月20日,中大红旗、红旗工人、珠影东方红、暨大东方红与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省直站)等本地群众组织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等外地组织驻穗联络站在中山大学开会,商讨夺权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先夺省委、公安机关、广播电台和报刊的权。
1月21日下午,省委机关的群众组织在省委党校礼堂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赵紫阳参加了大会。会后,中大红旗、中大八三一将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根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拉到中山大学。当晚,赵等人被留住在中大。一些造反派问赵对夺权有什么感觉,赵说,夺权问题要由革命造反派决定,一种是派代表监督,一种是夺权。
1月22日清晨六时许,中大红旗的两名代表把赵紫阳单独叫进另一房间,宣布:“从现在起,我们造反派夺了你们省委走资派的权!”然后宣读了省革联《夺权通告》。
当日在《南方日报》发表的《夺权通告》声称:“我们庄严宣告:今天,我们革命造反派夺了广东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权!”“长期以来,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下的省委,结党营私,招降纳叛,阳奉阴违,欺上压下,干尽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勾当,把广东省搞成了他们的独立王国。……”为此,“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广东省委的一切权力归我们革命造反派所有,任何人不得有敌视,破坏的行为。”[20]
同日,省革联发出《通令》,宣布:“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接管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接管后,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决定均须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通过后方能生效。”[21]
学生念完《夺权通告》后,问赵紫阳有什么意见,并要他把省委、省委办公厅和省委文革办公室的印章交出来。学生说:“以后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22]
赵紫阳表示,夺权是毛主席的号召,夺权要由革命造反派决定,你们夺权我支持。他当即给在省委值班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林李明写了一张条子:“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这是革命行动。请把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他们。”(大意)
林李明看到赵的条子后,表示交印的事最好由省委做个决定,并要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未待得到北京答复,林李明已被揪到中大,同时,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云也到了中大。
林李明1967年2月3日和省委机关红旗革命造反兵团讲述夺权经过时说,他向赵紫阳提议,最好告诉中央一下。然后,红卫兵一个个问他们同不同意交印,大家都同意交印,他也说了同意,但要报告中央一下。赵紫阳说,考虑到请示中央也不能马上答复,就决定一边请示中央,一边交印,在场的书记都签了名。
当大家同意交印以后,由赵紫阳亲笔起草,在座的省委书记处成员共同签署了一份交印协议。协议称:“省委书记处(一部分同志未到会)决定省委大印立即冻结(短时期),办公厅、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监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监管并一律转移地方。上述印章在使用时,必须在造反派派出之监督人员同意时方能使用。钥匙掌握在造反派派去的人手里。”赵紫阳还口头强调:“不是交印给他们带走,是派人监督使用。”
“交印协议”与林李明所称赵紫阳给他的条子的口径显然有很大区别。“交印协议”强调省委大印只是“冻结”,办公厅、省文革的印章只是“由造反派派人监印”,而并非直接将“三个印交给他们”这么简单。
参与了省委夺权全过程的中大八三一负责人黄意坚后来称:“广东省革联的夺权与全国都不同。是‘我听毛主席的话,你听我的话’。它只派监督小组进驻省委,省委书记处是不解散的,还要继续工作,整个省委没有瘫痪……老周(指周恩来)看到后如获至宝,因为上海的夺权方法,老周是不能接受的。22日上午,那天我在八三一,老周办公室打电话来:你们的形式好。”黄意坚说:“老周是点了头的。”[23]
惟没有实行“三结合”的广东“一二二”夺权,中央最终并没有予以肯定。
1月22日下午,赵紫阳等被造反派“释放”。省委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起草广东省委《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同时决定当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各部委、各战线负责人出席,省革联也派代表出席。会议主要是表明省委对这次夺权的态度,并要求各部委、厅局支持这次夺权。赵紫阳在会上作了三点指示:(1)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对此错误长期以来觉悟得慢,认识得差,改正不够。(2)各级党委在造反派提出夺权时,只能接受,不得抗拒抵触。(3)我们不仅要像过去一样工作,而且要更加努力工作,各部门干部都要坚守岗位,机关工作、接待工作照常进行,不能瘫痪。赵强调,夺权以后,要继续积极工作,否则就是对抗夺权。[24]
1月23日,省委发表由赵紫阳审阅、省革联监督小组通过并批准印发的《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
该书称,“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由于我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认识很差,改正很慢,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恶果。现在,省委置于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下,将更有利于我们改正自己的错误,更有利于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更有利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强调:“省委郑重表示;我们在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去所犯严重错误带来的巨大损失。省委在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后,一定要更加积极工作,决不消极怠工,敷衍塞责。我们认为,任何消极怠工,敷衍塞责,都是同革命对抗的犯罪行为,是决不允许的。”[25]
1月28日,省委机关三个由一般干部组成的战斗队,“勒令”赵紫阳和省委书记处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搬出省委东一楼,将东一楼让给他们作总部。赵紫阳冷静地对他们说:“你们的革命行动本应支持,有些具体情况是否可以商量一下,因为省委书记处在东一楼集中办公是与省革联商定的。”“夺权是象征性的,当时我们在中山大学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象征性夺权,由小将们监督,二是我们彻底靠边站。小将们选定了第一个方案。现在省委是在省革联监督下工作,既然还需要工作,那就还要有办公地点。”赵明确表态后,“勒令”也就不了了之。[26]
2月8日,省革联发动属下三十多个群众组织冲击广州军区领率机关大院,以示支持受到压制的军内造反派组织,提出“万炮齐轰广州军区党委”、“打倒黄永胜[27],解放广州军区”等口号。省革联与已介入地方支左的广州军区关系迅速恶化。延至2月21日,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宣布省革联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广州军区表态后,2月23日,赵紫阳在省委大院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对于“省革联”问题的声明》,内称:“1月22日,‘省革联’向省委夺权,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一、认为夺权是大势所趋,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造反派起来夺权是革命行动,应当支持;二,当时出面的是中山大学‘八·三一’和红旗公社,武汉大专院校驻穗联络站红卫兵,还有哈军工和北航‘红旗’驻穗联络站等,我一向认为这些单位是造反派,既然是造反派夺权,我认为只能支持,不能抗拒;三,对当时广州地区造反派的大联合,我是不清楚的。听说他们有很多单位参加。根据当时情况和我处的地位,不可能先问他们大联合的情况,然后再去决定对夺权是否接受;四,在1月22日之前,《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关于夺权的一些重要社论和一些省的经验,当时没有公布夺权是怎样夺法,我心中无底。”[28]
同日,广州军区就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等问题,给中央军委等写了报告。次日,毛泽东就此报告写了一段批语给周恩来:“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29]、黄永胜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30]毛泽东似对赵紫阳站出来参加三结合寄予一定期望,赵等随即到京。
2月27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称: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广东方面同志有黄永胜、陈郁、赵紫阳、陈德[31]、区梦觉等七人。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阅后批道:“同意这样做。”[32]周恩来表态之后,赵紫阳站出来短时间内已无可能。他也没有如某些省、区第一把手留在北京受到保护的运气,很快就被令回到广州,继续接受批判。
3月15日,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广东省的权力中心正式转移到广州军区。中共广东省委彻底瘫痪。
4月中旬,周恩来为处理交易会事到广州,多次与广州各群众组织代表进行了座谈。在4月18日的座谈会上,周恩来谈及了广东“一二二”夺权和原广东省委等问题。周恩来称:
广东一·二二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应该说“省革联”和一·二二夺权是有极严重错误的。我们要指出,我们很坦率,现在要说清楚,二月底三月初,我们当时看到广东省的工作已瘫痪了一个月,急得很,觉得非要找赵紫阳,陈郁同志,还有林李明同志,寇庆延同志,还有区梦觉这些人不可(当然陈郁是已经到中南局了),军区同志也找了几位,主要是陈德同志,把他们找到了北京,黄永胜同志当时在北京。主席看到这种情况就叫我们办了。那种夺权不能继续下去。虽然大方向对,实际上这个大方向对是抽象的,实践的结果证明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你不能够这样面向前方(前边所说的两种情形,特别第一点所说的情况),不仅面临港澳,还有美帝、蒋帮、日本军国主义等敌人,不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使革命领导权中断,所以一定要也只有建立军管。赵紫阳、区梦觉他们是犯了严重错误,他们是一种问题。小将们犯了严重的错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把它弄清楚。到了北京,果然弄清楚了。在我们看,一·二二夺权前后,旧的省委以赵紫阳、区梦觉他们两人为代表,当然还有其他人,那次尹林平(到中山大学谈判交权)去了没有?去了嘛!签字有他嘛!中大同学可以证明。赵紫阳靠边站以后,还要尹林平召集书记处会议,是不是这样子?(中大同学答:是。)所以至少这三个人应该提出来吧,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他本来叫林平,是老红军,他是江西人,兴国佬,后来不知怎么转到南方留下转到地方工作,然后七转八转,到抗日战争就转到东江纵队),前省委以他们为首,在我们看来那是起了作用的,至少是利用了这次夺权。
……
一·二二夺权当时就犯了错误了,成了一个秘密夺权,不公开的,参加夺权的只有两个学校的革命左派组织,一个工人联合的组织,一个机关的造反组织,加一个珠影,就是五个单位,加外地四个单位来支援,九个单位。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的方式,就是一个要印,一个让印,就是让权。这种形式是不足为训的,不可效法的,是错误的。夺权的方向是对的,但办法是不可取的。我们不愿意公开来指责,因为在南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谈判,安徽也是这种方式。所以对夺权的方向我们都没回答。……赵紫阳和旧省委利用了这个错误,是他的责任。他很善于说话,到北京以后,我们批评这个让权不对,没有去强调夺权的问题。强调让权不对,你是省委书记,中央还没有免你的职,你怎么可以在一个小范围会议上,在中山大学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谈判你就签字,就让了印了呢?革命的小将要夺印还有根据,咱们有出《夺印》的戏,掌权掌印嘛!那是戏里形象化的名词。真正的彻底的夺权,那个印有什么要头。所以后来夺了印的那些革命派,印拿到身上也没有办法,后来把印交给军区,代为保管了。
……
所以,应该说赵紫阳他们懂得,这不能够怪学生。因此我们说他让位不对。人家要印是有权利要的,你为什么让呢?你不签字,我们相信革命的学生也不会把你怎么样。比如开群众大会,群众大会就是斗嘛!你不交他也没有办法,而且你可以说要请示中央嘛,就解决了。你也不请示中央,连书记处、常委都没开会,就交了,这不失职呀!是极其严重的。旧省委的领导犯了很多的反动路线的错误,当时还说到反动路线。赵紫阳在回答的时候,他就集中到让位让印这个问题上,他说这是一个反革命犯罪行为。这句话他说了以后,我当时没有注意,回来一想,这个不妥。因为省一级的让权的很多,至于地委、各个企业、部门里头被人家把印抢去的更多得很。如果凡是把印交给人家就叫犯了反革命的罪,这个就不胜其数了。所以,在他走以前我就打了个电话,我说这件事可不能叫反革命罪,是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因为让位让印这一件事,就叫反革命现行犯,这个案办起来也没有多大办头嘛!其它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套通通可以不管了?当时我没有觉察,后来一想,他这句话有点很调皮哩!所以我同时打一个电话告诉黄永胜同志。那晓得他回来以后,就把我说的让权不是反革命罪这句话扩而大之,说他没有犯反革命罪。这样他就躲开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都可以躲开了。现在看起来,他很调皮咧,所以,你们问我到底说了没有,我是说了。我是指的那一件事情不能说叫反革命罪,因为这类事情多得很哪,如果这一件事就说是反革命,实际上是避重就轻了,是不是?这件事,我应该把它说清楚。
……
在这个地方,要严防前省委的复辟的逆流。譬如说,刚才说的这些人,特别是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安知他们不利用另外一个机会搞复辟,当然那也不一定同一个对象,他可以找另外一些左派,另外一个对象,你们要警惕,严防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的复辟的逆流。[33]
赵紫阳得知周恩来讲话之后,给黄永胜写了一封信,说他没有讲过类似“反革命犯罪行为”这样的话,可能是总理记错了,请黄司令员帮助回忆一下。以赵当时的处境,并没有寄希望黄会帮他证明,只是想申明一下而已。几天后,黄的秘书来电话,说黄让他告诉赵,黄的印象与你(赵)是一致的。黄为人正直,此举令赵颇为感动。[34]
今天回过头来看,周恩来对广东省委及赵紫阳本人的指责,实在很难令人信服。(1)正如赵紫阳在2月23日声明中所申述,夺权在当时“是大势所趋,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周恩来自己也说“广东一二二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广东省委及赵紫阳本人没有理由公开抗拒,只得承认“造反派起来夺权是革命行动,应当支持”;(2)周恩来既然说“人家要印是有权利要的”,又说“你为什么让呢?你不签字,我们相信革命的学生也不会把你怎么样”,这段话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为避免与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革命群众”发生冲突,赵紫阳等人只能出此下策。正如周恩来自己所说,“因为省一级的让权的很多”,“在南京也是用这样的方法谈判,安徽也是这种方式”。如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般以死抗争的。毕竟是唯一的例外,但未见得周恩来是要求各省、市、区第一把手以卫恒为榜样吧?!(3)周恩来指责赵紫阳“你也不请示中央,连书记处、常委都没有开会,就交了,这不失职呀!是极其严重的。”事实上当时并非没有请示,而是中央(中央办公厅)没有答复。此外,交印时,在场的书记都签了名。四、赵称,中央“当时没有公布夺权是怎样夺法,我心中无底”,此为实情。如果说要追究责任,周恩来也有他自己的一份。况且,所谓交印,其实只是监督使用,“办公厅、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监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监管”,赵还强调,“不是交印给他们带走,是派人监督使用。”黄意坚更说,省革联“只派监督小组进驻省委,省委书记处是不解散的,还要继续工作,整个省委没有瘫痪”,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已是最好的处置办法。

三、被“监护”的日子

1967年5月5日,周恩来向广州军区下达了“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的指示,并令黄永胜将执行情况上报。三天之后,执行监护任务的广州警备区向军区提交了题为《对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实行监护斗争的措施》的报告。报告称:
“为贯彻总理5月5日关于‘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的指示,经有关革命组织协商,广州市警备司令部于5月5日22时30分之前,已将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三人送往监护驻地(军区白灰场特务营营房)。警司确定,由工交武装部政委负责,并抽调参谋、干事三人,警卫战士三人,在警司成立一个监护组(简称二组),采取二对一的办法实行监护,另由特务营抽调一个班负责驻地警卫。对赵、区、尹在驻地的活动采取半自由式,即可以外出散步,但不能走得过远,三人之间不能互相往来和交谈。在某单位拉去斗争时,监护人员同行,斗争结束即返回驻地,监护人员主要负责安全、生活、思想活动,并及时向上反映。给每人订阅两份报纸及《红旗》杂志等。三人的伙食,每天按八角至一元开支。监护中应注意的问题,初步考虑有五条:一,保证安全,不许武斗,有去有回;二,要做好斗批的准备;三,事先看好会场;四,研究确定往返路线;五,掌握斗争时间。”[35]
实行军方所执行的“监护”之后,赵紫阳等人虽未“定性”,但已失去人身自由。惟比起在造反派手中无休止的批斗,他们的人身安全却有了最基本的保障,生活上也有了最低限度的安定。批斗已受到一定的约束和节制,有军队监护人员在场,起码可以做到“掌握斗争时间”,“保证安全,不许武斗,有去有回”。
关于赵紫阳等人的态度,警司的报告称:“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到警司后,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分别与他们谈了话。赵、区反映较好。他们认为:‘这样很好,对于人身安全、生活学习都有较好的保证’,也愿意考虑自己的问题。”惟“对赵紫阳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曾经斗争、批判了五个通宵,但收效甚微。他对搞经济主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表示承认。群众在斗争时喊‘打倒赵紫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赵紫阳’时,他也举手,但群众在斗争时喊‘打倒刘邓陶’口号时,他坚持不举手。”[36]这也就从侧面说明,在恶劣的环境之下,赵紫阳仍对原则有所坚持。
自此,赵紫阳在军队监护、禁锢的氛围中度过了整整三年的光阴。
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除军队干部及群众代表外,原中南局陈郁(第三书记)、王首道(书记处书记)作为革命干部结合进省革委领导班子,成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原广东省委常委林李明、罗天、赵卓云、寇庆延四人结合为省革委常委。成立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电,黄永胜、刘兴元(广州军区政委)等在大会上的讲话均点了陶铸、赵紫阳的名,称之为“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及其在广东的代理人赵紫阳之流”。唯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广东省革委会成立而发表的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仅以陶铸“在广东的代理人”指代赵紫阳,稍留有余地,没有直接点名。
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1968年2月3日,赵紫阳在“专案组”的要求之下,写了一份一万余字的《我的检查》。在检查中,赵紫阳只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及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执行了刘邓陶的路线,并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和“三反分子”。赵紫阳承认自己没有突出政治,没有狠抓阶级斗争,只注重生产而忽视革命等等。在与陶铸的关系上,他承认,由于陶铸对自已长期重用和支持,自己对陶有好的印象,长期形成“盲从”,并在文革中接受陶的指示,成为陶在广东的代理人。 [37]
在谈到自己“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时,赵紫阳写道:“我之所以犯这样多、这样严重的错误,我的立场和世界观之所以长期没有得到改造,最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有问题。我没有真正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对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是‘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去努力理解’。这是我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根本态度上的不忠。我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很差,没有下苦功夫,没有坚持学习的毅力,不是如饥似渴,至今对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还是粗枝大叶,一知半解,很不熟悉。因此当解决问题时,对于毛主席的教导,不是忘掉了,就是根本不知道,还是凭自己的‘想当然’去办。”[38]
赵紫阳接着检查道:“我过去对待许多重大问题,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处理问题时,往往不是首先去对照一下,看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着重地去考虑根本的、长远的、政治方面的后果,而是多从眼前的效果、特别是眼前经济方面的效果出发去考虑,依靠自己的‘感想’自作聪明地去想一些小方法,打一些小主意。结果就不能不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39]
赵紫阳在检查中写道:“对待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我理解了的,合乎自己的想法的,执行起来坚决、迅速,抓得紧,但遇到不理解的和不合乎自己的想法的,执行起来就不那么坚决,抓得不那样狠,不是立即抛掉自己的想法,彻底排除自己思想的干扰,紧紧跟上坚决执行。更严重的是,我有时不是努力领会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和实质,按毛主席本来的意思去理解毛主席的指示,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带着自己的倾向去接受毛主席的指示,把毛主席指示中某些合乎自己思想的话,片面孤立地加以强调,这样形式上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却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更是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不忠诚。”[40]
当时的赵紫阳,是怀着某种负疚的心情来作检查的。凡是经受过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的老干部,大都经历过这么一个思想阶段。赵紫阳在自己的检查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一点。赵紫阳的检查,并不能使他免于被批判。相反,他的检查变成了射向他本人的箭靶。
1968年4月14日,广东省革委会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声称“特别值得广东省四千万革命人民警惕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紫阳,与‘二月逆流’翻案妖风北呼南应,于今年二月抛出了他的的所谓《我的检查》的万言翻案书,向全省四千万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这说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你不把他彻底批倒批臭,打翻在地,他就要反扑。”电话会议“号召全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紧急动员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增强阶级斗争观念,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掀起深入持久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打一场革命大批判的‘人民战争’,迎头痛击广东党内头号走资派赵紫阳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翻案的妖风,把混进党里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两面派统统揪出来,批倒批臭,彻底粉碎他们的翻案复辟阴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41]
于是,一场对赵紫阳的“革命大批判”骤然而至。赵紫阳以往的言论被精心收集、断章取义,编成所谓的《广东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赵紫阳的反动言论摘编》,对赵紫阳的指责,可以说,是极端的牵强附会。例如,赵紫阳于1966年10月在北京开会时曾对一位领导干部半开玩笑地说:“在天子脚下嘛,京官难做。”这被说成是“恶毒地反对毛主席”。赵紫阳于1965年8月在广东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上讲:“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自觉自愿,不能强制,奉命学习,那是徒劳无功的。”这被说成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赵紫阳于1959年1月说:“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焦点。”这又被斥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物质第一”。赵紫阳讲“产量责任制是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能调动农民个人生产积极性的最好措施,是经营管理方面的新发展,可以把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这被指责为“鼓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推行。三自一包”。赵紫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这被斥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42]
在广州“工人纠察队”组织的批斗赵紫阳的大会上, 有一个干部上台揭发了一件所谓的“赵紫阳疯狂反对毛主席”的事 例,即1962年秋,当赵紫阳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时,一位干部在下面讲了一句“刚刚好了一点,又来了”,当场即有“忠于”毛主席的干部站起来,指出这是反对毛主席的行为,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只说这是认识问题,没有追究。这就构成了赵紫阳的“反动问题”了。[43]
这场对赵紫阳的“革命大批判”,从1968年4月开始,搞到五六月份,即成为强弩之末,揭不出什么“爆炸性”的问题,只好草草收场。
1969年4月20日,九大召开期间,负责赵紫阳专案的广东省军区第五办公室,向广东省革委会报送了《关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赵紫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开头便称:
“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明广东党内头号走资派赵紫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勾结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又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广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44]
该报告在历数了所谓赵紫阳破坏文化大革命,死保陶铸等“罪行”之后,又专门讲到赵紫阳的“假让权,真反扑”:“1967年初,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广东四千万革命人民,坚决响应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奋起向以赵紫阳为首的广东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赵紫阳看到他疯狂镇压、笼络利诱革命群众的种种阴谋已经遭到破产,资产阶级司令部开始全面崩溃,特别是看到他的主子,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已经被揪了出来,更加惶恐万状,眼看‘权’保不住了,但他又不甘心失败,出于其反革命的‘寸权必争’的反动本性,打着‘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旗号,于1月22日玩弄一个假让权真保权的阴谋。结果,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和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伟大方针,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赵紫阳反革命修正主义真正目的一次大暴露,是他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疯狂反扑。”[45]
省革委会将《审查报告》报到北京后,一直未得到中央批准。赵紫阳的问题被“掛”了起来,没有结论。
后来,赵紫阳曾与家人谈起文革旧事,说他最感绝望的阶段,是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奇党籍时。他当时认为,随后将会轮到像他这样的各省头号走资派,相继被开除党籍。他说:“我当时曾想过,如果通知我参加省党代会(当时以为刘出席了全会),我是否还能走得动?想的结果是,还是走得动的。”[46]

四、重新工作的五年

赵紫阳没有被开除党籍。且所幸的是,1970年6月间,赵紫阳的政治生命迎来了一线曙光。在失却自由整整三年之后,赵紫阳被解除监护,下放到工厂参加劳动。此一处置办法,标志着赵的问题起码已按“人民内部矛盾”看待了。
这一年的6月30日,赵紫阳化名赵明,下放到湖南省涟源县境内的地方军工企业——981厂(国营湘中机械厂)劳动。同行的还有夫人梁伯琪和两个十六七岁的子女。在车间的欢迎会上,赵紫阳恳切地对工人们说:“我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今后大家就叫我赵老头吧!”[47]
赵紫阳以为,在下放劳动一段时间后,中央可能会安排他在湖南当地工作。譬如,到一个县里,担任抓农业的副手,把一个县的农业搞好,已心满意足矣!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不到一年,他的命运又发生了重大转折。1971年4月底的一个深夜,赵紫阳突然被通知连夜乘汽车到长沙。行车一夜,深思一路,不知祸福。最后认定不致太坏,否则会有人押送。到长沙,广东省革委会一军人处长已在等候,即陪同换乘火车赴京,问何事,答一概不知。火车一进北京站,直接被拉到人民大会堂去见周恩来。甫一见面,赵诚惶诚恐地对周说:“我过去对自己的问题认识不深,……”周摆了摆手,打断他的话,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一致同意,让你到内蒙工作,马上走,内蒙的党代会马上就要召开了。”赵说:“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周说:“已经为你准备了文革以后的全套中央文件。”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到北京饭店住下,赵一宿未眠。[48]
1971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同意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部党的领导小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补台”工作的请示报告》,同意尤太忠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增补徐信、邓存伦、赵紫阳为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两天后,内蒙古“三大”在呼和浩特召开,尤太忠当选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涛、徐信、邓存伦、赵紫阳当选为自治区党委书记。这样,赵紫阳成为了内蒙第五把手,分工主管全区的农牧业生产。
与赵紫阳同时被毛泽东“解放”的文革前夕的省一级党委第一把手还有两位:谭启龙,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被安排到福建任省委书记;张平化,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被安排任山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虽然未“官复原职”,比起那些仍被关押审查的原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大批干部,三人已属相当幸运!
1972年3月,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半年之后,经毛泽东同意,广东第一把手刘兴元调四川主持工作;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调赵紫阳回广东,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此时,排在赵前面的省委书记,还有孔石泉(广州军区第二政委)、陈郁、王首道。与在内蒙的地位相同,赵紫阳仍为第五把手。
3月24日,赵紫阳出席回到广东后的首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孔石泉在会上说:“丁盛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是个好班长;赵紫阳同志回省里工作,我们一致表示热烈欢迎。赵紫阳同志在广东工作了近二十年了,经验很丰富,我们要向他学习。”王首道也说:“赵紫阳同志回广东担任省委书记,是非常恰当的,也是必要的。”[49]
在常委会上赵紫阳也讲了话。他说:“向同志们交心。我是犯了大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都犯了错误。毛主席、党中央要我到广东来工作,对我是宽大,是信任,也是寄予希望,给我在哪里犯错误就在哪里改正的机会。”“我身体还好,有积极性,过去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嗅觉不灵、模糊。今后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努力做好自己分工的工作,鼓足干劲,振作精神,以功补过,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50]
随后,在省委分工中,赵紫阳分管工农业生产和科技工作。
7月4日,赵紫阳在广东省农林科技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先说了些套话:“一定要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农林业生产和科研领域中,要清除他的流毒。”“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把批林整风和各个领域里的路线问题结合起来,同三个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同各个领域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批得深。”[51]
接下来,赵紫阳着重讲到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他说:“目前我们广东,总的来讲粮食还是偏紧,群众的口粮还是紧张,市场也比较紧张,归根结底反映了什么问题?反映农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跟不上去。所以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和加快农业发展速度。一些同农业没有直接关系的,还没有那样迫切的工业基本建设战线,还应当进一步的缩短,这样我们才可以挤出资金和材料支援农业,我看这是考虑农、轻、重关系中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还讲到农业和副业的关系问题:“关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问题,必须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单纯搞粮食不搞经济作物,不搞林、牧、副、渔,不搞其他。其实,只搞粮食,粮食也是上不去的,就是上去了也是不能够巩固的。这是辩证的,不能有片面性。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这一点。另外也有实际问题,粮食如果绷得很紧,搞得群众一个月吃三十斤粮食,再讲发展也发展不起来。农民首先考虑的是吃饭问题,所以粮食如果搞得很紧张,农民担心口粮问题,他就没有心情去搞多种经营。”[52]
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论述秋收分配问题。文章写道:“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的分配政策,是搞好秋收(年终)分配工作的保证。”“要坚持贯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要处理好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的关系,要认真搞好粮食分配;要进一步解决超支户的问题,切实兑现分配。”[53]当时,对于农村的分配问题,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1973年1月26日,广东省委作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继续贯彻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允许社会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等政策,认真加强经营管理工作,要遵重生产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生产、收益分配等自主权。[54]
3月18日至31日,省委召开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在会议结束时赵紫阳讲道:“批判林彪一伙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和谬论,教育干部、群众坚持‘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批林整风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既要批判‘政治可以冲击其它’也要批判‘生产就是最大的政治,防止在克服一种倾向的同时,掩盖着另一种倾向。”[55]这无非还是一些套话。作为省委书记,在公开讲话中,不能不使用当时的通行语言,情有可原。
8月,赵紫阳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十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
12月,中共中央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各大军区司令员不再兼任地方党政职务。翌年4月4日,中央决定:赵紫阳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赵又一次成为广东的第一把手(而且是党政第一把手)。从1967年5月被监护到今天,赵紫阳离开这一岗位整整七年。
吸取文化大革命中整人的血的教训,重新成为广东省第一把手前后,赵紫阳在他力所能及的权力范围之内,对某些人和事采取了较为人性化的、宽容的处理。
原广州旗派头头之一、“华工红旗”负责人高翔,1968年2月曾作为“广州三司”的代表被结合进省革委会并担任了常委职务。当年8月,被令回校接受批判审查,翌年被免去省革委常委一职,后被分配到广东省翁源县工作。1973年,任县革委工交办副主任。
1974年3月22日,赵紫阳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孔石泉在广州找高翔谈了一次话。[56]
一开始,赵紫阳向孔石泉介绍高说:“他们在广州是最早造反的,就是那个‘北京来信事件’。那时还没有‘八三一’他们。以后,对北京来的人在广州写的那篇文章(指《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也是最早批判的,敏感性比较强......”高翔想不到赵紫阳会对他做出如此善意的评价。这个开场白就像在介绍一个老朋友给别人认识一样,语气中还略带一点赏识之意。
当高翔谈到广东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时,赵紫阳说:“七千人问题,我总有个考虑,你们怎么能调查到这个数字,我不是说七千人这个数字不准,我也没有调查。只是感到你们没有条件进行这个调查。”孔石泉说:“非正常死亡还不止这个数字。”高说:“我的数字是各地参加旗派人员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当地旗派组织报的,不是全部人员。”赵紫阳说:“这些被杀的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杀的?是一派杀了一派还是怎样?”孔石泉说:“当时的形势很乱,有个历史条件,其中有坏人挑动。”高说:“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只有一派有力量杀人。”赵紫阳说:“我了解潮阳县杀了几百人,其中百分七十是一派的人。梅县地区就搞不清楚杀的主要是什么人,那个地区杀人最多的。”这时高感到赵紫阳是以平等的姿态在和他讨论问题,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了。
在高翔谈到干部问题时,赵紫阳说:“干部问题还有这么个情况,希望你们考虑一下。整个干部队伍中,大部分的骨干对文化大革命是不理解的,看不惯,但这些干部一贯表现很好。有些干部虽然支持了旗派,但一贯以来表现不一定很好。广州的干部中,一贯较好的,支持旗派的较少,这是个基本情况,能不能笼统地说支持旗派的干部得不到重用呢?如湛江地区又不一样,那里的老干部支持旗派的较多,站出来的也较多,那里东风派很有意见。”高说:“干部问题主要存在的是对同一类型的干部,却有不同的两种态度。反对过黄(永胜)的就抓得紧一些,小事变大,大事变性。反过来又不一样。”赵紫阳说:“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我认为是存在这种情况的。但支持旗派的干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贯表现好,运动中又支持旗派的;一种是一贯表现不好,有不满情绪,运动中支持旗派的,不能说明他们的路线觉悟高。”孔石泉说:“当前干部确有对新生事物看不惯,对新生力量看不惯的思想。这就要做长期的工作,而且将来还会有这种人。”高说:“一般情况下,这是认识问题,但也应该看到这种思想反映的是路线问题。在当前来说,这种思想妨碍了政策落实,正是这次运动要冲击的。不完全是慢慢来,长期教育的问题。广州的问题是对那些一贯表现好,文化大革命支持了旗派,路线觉悟较高的干部的看法,还不如一贯表现一般而支持了东风派的干部。”在干部问题上,赵紫阳先是引导高看干部不能只看他是否支持旗派,还要看他的一贯表现。针对高的这段话,他又进一步分析說:“支持旗派的干部分三种,一种是一贯好,开始支持旗派,路线觉悟高,后来比较清醒;二是一贯好,支持旗派,但后期跟着旗派犯了错误的干部,对他们的错误看得过于重一点;三是一贯不很好,支持旗派的干部。”他层层深入的分析令高信服。
谈到落实政策的问题时,赵紫阳提出说:“落实政策不够全面彻底,和林彪、黄永胜路线的流毒问题是否有一条界线,是我们的工作做不到家还是林黄流毒的问题。”高翔说:“政策的落实是现象,阻碍政策全面落实的根源是林黄路线流毒的影响。”赵紫阳接着说:“‘一打三反’、清查‘516’都是中央有指示、有部署搞的,与黄永胜在广州的路线之间要有一个区别,恐怕不能认为是黄的路线,这提法上要慎重考虑。”孔石泉说:“清查‘516’在北京总理、康老、江青等同志都是讲了话的,我们是按照中央的。”高翔说:“同样是中央传达下来的精神和部署,但各个省贯彻起来都有差异,如卜占亚在湖南搞‘一打三反’和清查‘516’就有路线错误的问题。”赵紫阳说:“有七、八个省份都有这些问题,但这些省都点出了上贼船的人,广州没有点出这些问题来。”高翔说:“中央也沒有表态说广州没有问题。中央文件有指出黄永胜‘对反对过他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草菅人命等’,他在广东的具体表现是否存在呢?他的清查对象是对着一派革命群众组织,而这个清查方向一直到‘913’事件以后还不变。”赵紫阳说:“‘一打三反’、清查‘516’能不能认为是黄永胜搞的还是值得考虑。”孔石泉说:“有些具体的情况你们不清楚,中央是有精神的。”高翔说:“省委对整个情况也未必很清楚,可能有人背着你们两位干一些事情也不一定。在发动群众揭开盖子之前,我们都不必先有一个统一的意见。我是倾向于广东会揭发出一些问题来的。”赵紫阳说:“我倒倾向于广州再揭也揭不出太大的问题。对刘兴元、丁盛中央讲了话,我是相信中央的,今天还是这个看法。”孔石泉说:“是要发动群众,对黄永胜问题,另立中央问题等群众有怀疑,有看法应该发动大家揭发,揭发以后还没有什么问题,这怀疑就解决了。”
谈到揭盖子的问题时,赵紫阳说:“考虑解决揭盖子的问题,我们最担心的是重新挑起两大派矛盾。68年时有个历史条件,那时毛主席对几个学生领袖的讲话,在北京开串联会的问题中央有表了态,正是旗派犯错误的时候解决派与派的问题条件较有利。这次最好避免像四川那样翻来翻去的局面。这两大派的问题是当前比较难解决的。既要揭发矛盾,解决矛盾,又不希望走太大的弯路。老实说,我是有点留恋目前比较平稳正常的形势的,有点怕乱了。”
这次谈话,虽然他们之间的观点不尽相同,有时还近乎在辩论。但高翔感到了赵紫阳的坦率和诚恳,平添了对他的信任。
最后,赵紫阳还对高翔说:“我们还准备找你们这边几个人座谈,省委的同志也多来些。多听几方面的意见都是有好处的。”
3月26、27日赵紫阳、孔石泉、王首道等10位省委领导,两次与刘继发、丘学科、周焱等10位旗派的代表开座谈会。
以后,孔石泉调回军区,赵紫阳和王首道、林李明、焦林义、寇庆延等还多次找群众组织的代表开座谈会。
4月22日,省委二秘通知高翔晚上7:30到赵紫阳办公室开会。高去时,见到只有赵紫阳一个人。这次他和高谈到深夜。谈话的主要内容是:(1)赵详细地询问高对一些干部以及各派群众组织负责人的看法;(2)赵提出为了发动群众又防止两大派产生矛盾,打算由旗派的刘继发和东风派的孙亦武成立联合办公室,参加领导运动;(3)对广州问题严重性的估计,赵强调说:“对广州的问题要有一个基本的估计,中央对广州的问题是有处理的,残余势力总不能比原来的更严重吧。”最后,赵紫阳谈到恢复广东省革委常委的问题,问高有什么打算。高的回应是:(1)我是作为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省革委的,我自然要为他们解决问题。广东的遗留问题很多,希望省委认真落实政策。(2)我愿意协助省委维护广东的安定局面。我和一些东风派负责人的私人关系也不错,可以做联合两派的工作。
高翔说:“赵紫阳在广州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与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开座谈会,面对面的直接对话,既听取各方意见,又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他的这些做法对保持社会的安定局面是行之有效的。”
1974年9月,高翔被安排到广东省第二工业局(军工局)任副局长和党的核心组成员。
1974年11月初,广州的李正天等三位青年署名“李一哲”,在市内北京路口先后贴出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序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长篇大字报。大字报名为批林彪,实质批江青,并对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提出了与官方口径不同的独特见解,一时引起哄动。广东省委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各种压力,于12月初印发了署名“宣集文”的批判“李一哲”长篇论文,下发各单位。当月,广州市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全文印发“一张反动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和长篇按语,并与一些批判发言一道汇集成册,分发群众,人手一册,以供批判(其实无形中也扩大了“李一哲”大字报的影响)。
根据赵紫阳的指示,有关方面对李正天等人采取了让其讲话、不限制其人身自由等较为宽松的政策,召开了一百多场让其讲话的“大辩论”大会。当时流传一句话:“上面发了话,对李正天不要抓,不要杀,让他讲话,看你们有谁能把他驳倒。”
李正天后来称许道:“在四害横行的当时,在很多大是大非问题被他们搞得混乱不堪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明知我们是反对江张姚的,他既不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也没把我们投进监狱,相反,他对批判会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保护了我们的公民权利,这在当时是有胆识、有魄力的。”[57]李正天所说的“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指的就是赵紫阳。
1974年,广东全省夏粮丰收,征购入库比1973年同期增长28%。全省三千多亩早稻大面积丰收,平均亩产量和总产量都比前一年同期增长一成多,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在当时各省的政绩中是名列前茅的。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赵紫阳卓有成效的内行领导关系甚大。1975年,广东的农业生产在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取得早稻丰收,全省三千多万亩早稻,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保持了1974年大丰收时的水平,改变了历史上大雨大减产的状况。赵紫阳在这场抗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无庸赘言的。[58]
赵紫阳在广东取得的成绩,受到当时仍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的重视。1975年10月,邓小平对赵紫阳、韦国清说:你们俩换一个地方,紫阳到四川,国清到广东。邓特别叮嘱赵:四川搞成这个样子!希望你能三年改变面貌![59]赵随即到成都,就任中央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不负重托,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已使四川的面貌基本改观。(2012年4月初稿,2015年6月改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页205。
[2]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05。
[3]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06。
[4] 赵蔚:《赵紫阳传》,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2月版,页131。
[5]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06-207。
[6]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自印本,页28-30。
[7]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07-208。
[8] 参见赵蔚:《赵紫阳传》,页138。
[9]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37。
[10] 赵蔚:《赵紫阳传》,页142。
[11]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09。
[12] 赵蔚:《赵紫阳传》,页143。
[13] 赵蔚:《赵紫阳传》,页144-145。
[14]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04。
[15]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08-109。
[16]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09-111。
[17] 赵蔚:《赵紫阳传》,页151-152。
[18]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12。
[19] 以下夺权经过,主要参考了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48-156。
[20] 《南方日报》,1967年1月22日。
[21] 《南方日报》,1967年1月22日。
[22] 赵蔚的《赵紫阳传》则称学生的这句话是在1月21日晚对赵说的。
[23]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56-157。
[24]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57。
[25] 赵蔚:《赵紫阳传》,页156。
[26] 赵蔚:《赵紫阳传》,158-159。
[27] 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28] 赵蔚:《赵紫阳传》,页162。
[29] 时任中南局第三书记,广东省省长。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页242。
[31] 时任广东省军区政委。
[3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43。
[33] 《周总理四月十八日在广州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页17-22。
[34] 访问赵五军记录,2012年2月26日。
[35] 赵蔚:《赵紫阳传》,页165。
[36] 赵蔚:《赵紫阳传》,页165-166。
[37] 赵蔚:《赵紫阳传》,页170。
[38] 赵蔚:《赵紫阳传》,页170-171。
[39] 赵蔚:《赵紫阳传》,页171。
[40] 赵蔚:《赵紫阳传》,页171-172。
[41] 《南方日报》,1968年4月15日。
[42] 转引自赵蔚:《赵紫阳传》,页172-173。
[43] 转引自赵蔚:《赵紫阳传》,页173。
[44] 赵蔚:《赵紫阳传》,页175。
[45] 赵蔚:《赵紫阳传》,页175。
[46] 访问赵五军记录,2012年2月26日。
[47] 中国·娄底网站,www.huloudi.gov.cn/Item/61594.aspx
[48] 访问赵五军记录,2012年2月26日。
[49] 赵蔚:《赵紫阳传》,页190-191。
[50] 赵蔚:《赵紫阳传》,页191。
[51] 赵蔚:《赵紫阳传》,页192。
[52] 赵蔚:《赵紫阳传》,页193。
[53] 《南方日报》,1972年11月11日。
[54]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50。
[55] 赵蔚:《赵紫阳传》,页194。
[56] 关于赵与高翔谈话及交往情况,资料来源自高翔:《文革往事——追忆我人生轨迹中的赵紫阳》(未刊稿)。
[57] 李正天;〈在“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大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6日,载《李一哲事件》,香港:中国焦点出版社,2010年12月版,页309-310。
[58] 赵蔚:《赵紫阳传》,页203、205。
[59] 访问赵五军记录,2012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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