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陈锡联回忆录》的弦外之音

　　　　　　　　　　　 余汝信

　　文革十年，陈锡联主政东北五载。当其时（文革中及文革后），能进入中央核
心圈子长达十年以上，连任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未包括候补委员）
而屹立不倒者，仅为五人，即两位元帅—叶剑英、刘伯承，两位上将—陈锡联、许
世友，加上一位李先念而已（后三人同为出身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而文革中又长期
得毛庇护，毛用人之道奥妙之处,有时确值得后人好生揣摩）。陈于1999年6月去世
，今年1月，根据其生前口述整理、记录其一生经历的《陈锡联回忆录》出版。初览
此书，以为文如其人，四平八稳，未得惊奇。及后再三细读，方察内中亦别有深意
，不过，须十分留心，才能品味出来。

一、“陈赖首长”

　　建国后自1950年10月到1959年8月，陈锡联在京担任军委炮兵司令员，风平浪静
地过了九年。

　　“1959年8月，总政负责干部工作的徐立清同志给我透风，说准备变动我的工作
，让我到东北去。一天，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找我谈话，说现在中央确定，要你到
沈阳军区当司令，你准备一下，尽快去报到。”[1]

　　林彪为什么要陈锡联到沈阳，陈没有说明。实情是，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
议，宣称彭德怀反党外还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邓
华上将，涉及其中。9月，中央正式撤销邓华职务，未知何故，平日与心高气盛的邓
华不大咬弦的军区政委周恒上将，此际却也受到牵连，被免去职务并调出军队系统
，降为有职无权的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故此，当年10月，陈锡联被正式任命为沈
阳军区司令员，人称“赖胖子”的北京军区政委赖传珠上将，同时调任沈阳军区政
治委员。

　　自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全部返国之后，沈阳军区辖下共有八个野战军的编制
，为当时十三个大军区中拥有部队、兵员最多者。陈说：“东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
工业基地，是首都的屏障，与苏朝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沈阳军区部队多，许
多老部队战功卓著，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我到东北工作，
深感责任重大”。[2]

　　赖传珠是井冈山上下来的，论资格比陈还老。虽然，陈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委
而赖未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在1959年11月新调整的沈阳军区党委内，赖排名于陈前
，赖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陈为第二书记。陈不仅对此安排表示服气，且时时处处
表现得对赖十分尊重，“‘陈赖首长’是军区的同志们对我们两个人的习惯称呼，
在他们看来‘陈赖’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3]

　　“1965年12月14日，赖传珠政治委员患急性黄胆萎缩性肝炎住院。接到报告，
我立即返回军队。赖传珠同志在战争年代3次负重伤，解放后又长期负重工作，积劳
成疾，不幸病倒。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们请了北京及军内外十几位专家和医务人
员来沈阳诊治。尽管用尽了一切办法，终因回天无力，1965年12月24日，赖传珠同
志因急性肝功能兼肾功能衰竭，病逝在工作岗位上，终年55岁。

　　“赖传珠同志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中央军委特致唁电表示哀
悼，并对赖传珠同志及沈阳军区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几年，沈阳
军区各项工作成绩突出，尤其政治工作搞得好，是和陈锡联、赖传珠同志分不开的
’。

　　“我对赖传珠同志的不幸去世感到非常难过，为失去一位好搭档、好政委而哀
痛不已。赖传珠同志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跟随毛主
席上井冈山，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同志。他年长我5岁，我们在一起工作，配合非常默
契，彼此非常信任，相互非常支持，步调非常一致。……正是在我和赖传珠同志紧
密团结的影响下，我们军区领导班子非常团结，进而带动军区各级领导班子都非常
团结，上上下下工作劲头很足，办事效率很高。

　　“为了表达我对赖传珠同志不幸逝世的悲痛心情，我专门写了悼念文章：‘我
和他在一起工作，始终感到非常亲密，非常融洽，非常合拍’”。[4]

　　前面有四个“非常”—“配合非常默契，彼此非常信任，相互非常支持，步调
非常一致”，后面是三个“非常”—“非常亲密，非常融洽，非常合拍”，前后七
个“非常”，凸显出陈赖关系非同凡响的“非常”！

二、陈赖关系衬映下的陈宋关系

　　陈锡联忆述至此，太着痕迹，笔者感到他是有意着力褒扬赖而去冷落另一个人
，这“另一个人”，就是——宋任穷。

　　陈锡联调至沈阳军区的翌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设立华北、东北、华东、
中南、西南、西北六个中央局，其中，东北局代表中央领导黑、吉、辽三省党的工
作，驻沈阳，调国务院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任东北局第一书记。

　　其时，遵循毛泽东“党指挥枪”的原则，各大区第一把手均兼任所在地大军区
的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或政委）。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1960年11月兼北
京军区政委（未设第一政委），翌年2月,增补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一书
记柯庆施，前于1958年在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任上即兼南京军区第一政
委，1960年兼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1960年起兼兰州军区党
委第一书记、军区政委（未设第一政委）；而在军队兼职历史最早的是中南局第一
书记陶铸和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他们于1955年在广东省委书记和四川省委第一
书记任上即分别兼任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和成都军委党委第一书记、
政委（未设第一政委）。

　　宋任穷是中央局一把手中唯一被授予过军衔的（1955年在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
任上被授予上将军衔），惟未知何故，1960年他仅被任命为沈阳军区第一政委，迟
至1964年沈阳军区召开第三次党代会时才经中央批准，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比其
他中央局一把手晚了至少三年。与此同时，赖传珠从第一书记降为第二书记，陈锡
联从第二书记降为第三书记。[5]
在叙述文革前那数年经历的回忆录第十五章“在沈阳军区（上）”里，陈锡联在谈
及学雷锋题词时，仅有一处，也是全书唯一的一处，提及了“东北局第一书记、军
区第一政委宋任穷同志”，[6]而在同一章里，提及赖传珠却不下二十处！陈不仅对
赖推崇备至，对军区其他同僚，如副司令员曾绍山、曾思玉、肖全夫及副政委杜平
也多处提及、赞扬，如称赞曾思玉“是个‘东北通’，对东北战区的地形、设防要
点很熟” ，还称许其为“曾师傅”，又赞“曾思玉、肖全夫等同志顶风冒雪，奔驰
在白雪皑皑的黑土地上”，唯独对宋任穷这位军区第一把手，陈却未着半字评价。


　　陈、宋其实都曾在二野呆过，陈锡联更是二野有名的战将，曾任二野三兵团司
令员，宋任穷建国后也曾在云南任二野四兵团政委。与陈不同，宋是典型的政工干
部出身，在任华野第三副政委时就说过自己主要还是在地方从事支前工作，军内职
务是挂名多于实际，任四兵团政委时，也是以云南地方工作为主。文革前，宋虽然
名义上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但陈亲近出身于红一方面军——四野的赖
传珠远胜于同在二野呆过的宋任穷，陈与赖抱成一团，等同一人，宋基本上对军区
的事插不上手，难以过问，陈宋之间自然也不会有什么过节，两人心存芥蒂，还是
在辽宁文革当中。

三、文革背景下的陈宋关系

1966年8月以后，沈阳地区红卫兵矛头首先指向的是辽宁省委，9月中旬，省委第一
书记黄火青、第二书记黄欧东已先后被批斗。毛泽东此时还是保宋任穷的，当年8月
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宋还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年1月，黑龙江成立临
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周恩来让宋去参加，并安排其讲
话表态，宋以后认为，周的用意很明显是想为他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1967年2月16日，“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在沈阳
宣告成立，宋任穷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以示支持。“辽联”以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
想红卫兵”等学生造反派为主体，思想较为活跃，得到了相当大一部分机关中下层
干部和已经“站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辽联”反对沈阳军区1966年下半
年后对军内造反派和1967年1月介入地方文革后对地方造反派的压制，陈锡联在回忆
录里提及的“炮轰延安里，火烧陈锡联”（延安里是军区领率机关所在地）、“打
倒陈、曾、曾”（指陈锡联、曾绍山、曾思玉）恐怕也就是压制产生的反弹，随之
成为“辽联”派主要的政治口号。[7]

　　同年4月21日，东北局书记处发表“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三点
意见’”，其主要内容为：1、最近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的“东工红旗造反团”、
“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是保守组织；2、他们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是违
反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2月21日的通知的，是非常错误的，希望他
们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2月21日通知精神撤出；3、我们坚定不移地站在以
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同他
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三点意见”引起了冲击东北局的较保守一派学生组织的强烈不满。5月4日，
这一派组织在沈阳市人民广场召开大会，批判“三点意见”，会场上与保宋任穷的
“辽联”派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5月10日，冲东北局一派在沈阳南站前广场召
开“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辽革站”）成立誓师大会，声讨和批判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东北的代理人”，予头直指“宋
、马、顾、喻、徐”（指当时尚未打倒而又与“辽联”观点一致、受到“辽联”支
持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第三书记马明方、书记顾卓新、候补书记喻屏和辽宁
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

　　6月5日，以辽宁大学“八三一”为主体的辽宁“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八三一”）成立。至此，辽宁地区三大派三足鼎立、相互抗衡的局面形成。
三派观点鲜明：“辽革站”—“保陈打宋”；“辽联”——“保宋打陈”；“八三
一”——“既打宋，又打陈”。一般认为，“辽革站”是保守派，“辽联”与“八
三一”是造反派，不过，“辽联”是造反派中较稳健一翼，而“八三一”是造反派
中更激进一翼。

　　“三点意见”使本应长于政治斗争手腕的宋任穷本人及其为首的东北局书记处
事与愿违，陷于被动。虽然，宋于7月4日被迫以他个人名义收回了“三点意见”，
但已于事无补。8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东北局停止对东北各省市领导的决定”，
“决定”标志着毛、周在权衡利害后最终放弃了保宋，从此，辽宁以至整个东三省
为年初已介入“三支两军”的沈阳军区所左右。

　　1968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关于成立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决定省革委会主任由陈锡联担任。在省革委会委员中
，军队干部占16%，地方干部代表占22%，三派群众组织代表占62%，虽然在人员构成
上表面是“军干群”三结合且军队干部最少而群众组织代表最多，但实际上是军队
干部主持了大局。

　　自1968年后，正当盛年的陈锡联春风得意。这一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
免去宋任穷在沈阳军区的一切职务，三个月后，陈锡联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使
陈不仅成为辽宁第一把手，而且名正言顺地成为支左部队遍布全东北的沈阳军区第
一把手，实际上也就正式坐上了全东北的第一把交椅。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
员对调，陈调任位置更显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后，成为负责处理军委日
常工作的军委六人小组成员，直至1975年2月成立军委常委会，为常委之一。同年1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2月2日，叶剑英被宣布停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改由
陈主持，10月，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次年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再次当选中
央政治局委员并再次担任中央军委常委。

　　而自1968年，却是宋任穷比较倒霉的时候。说是“比较倒霉”，那是因为其在
“走资派”中待遇尚不算差。早在1967年中，宋已被中央接到京西宾馆，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了群众组织的剧烈批斗。1968年4月，宋虽被转移至条件较差的海运仓总参
一所，但在5月辽宁省革委会成立的中央批示中，点了马明方、顾卓新、喻屏、周恒
的名，却对宋是留有余地，没有点名。翌年10月，又再疏散到辽宁39军“二五农扬
”劳动，分配的工作是喂猪，农忙季节收庄稼，同时写交待材料，且不时被拉到沈
阳、阜新、朝阳、凌源和大石桥等地批斗。在此期间，宋任穷可没有得到他曾任第
一政委的军区部队的任何关照，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段日子给日后复出的宋心灵上
留下了长长的阴影。[8]

　　1974年9月，宋任穷回京，交中央组织部管理，虽然视为已被“解放”，但未有
分配工作。文革结束后复出，1977年10月出任国务院七机部部长，次年12月十一届
三中全会，接替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掌控中央组织大权，地位渐见吃重。

　　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是陈、宋地位变易的分水岭。此次全会决定
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已是71岁高龄的宋任穷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仍兼中组部
长），而陈锡联此际却被视为凡是派大将之一员，“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
决定批准他的辞职要求”。自1968年后，陈、宋似乎一直都在暗地里较劲，而在他
们人生的晚年，也似乎最终决出了胜负，后笑者，应该是宋任穷。

四、“少壮派”的命运

　　赖传珠最为沈阳军区的老人们所称道的，是思想开明，不墨守成规，放手培养
接班人。因赖之故，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批四十余岁、抗战后参加革命的“三
八式”干部，走上了正军以至更高的领导岗位。

　　正军以上，如李震，1937年8月加入中共，1962年48岁提为军区政治部第二主任
，两年后改任主任，再后于1965年提为军区副政委；李伯秋，1936年入党（刚挨上
“抗战前”的边），1938年参加中共抗日武装，1965年49岁提为军区政治部主任（
接替李震）。

正军级多人：
田维新，1939年加入中共，1964年48岁由陆军第16军副政委提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

汪 洋，1937年加入中共，1964年46岁由陆军第16军副军长提为军长；

王淮湘，1937年加入中共，1963年43岁由陆军第16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张 午，1937年加入中共，1964年46岁由陆军第23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于敬山，1938年加入中共，1964年45岁由陆军第38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李光军，1937年加入中共，1963年44岁由陆军第39军副军长提为第64军军长；

张 峰，1939年加入中共，1964年42岁由陆军第39军副军长提为军长；

陈绍昆，1940年加入中共，1964年43岁由陆军第39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刘光涛，1938年加入中共，1961年41岁由陆军第40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刘振华，1938年加入中共，1964年43岁由陆军第40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郭玉峰，1938年加入中共，1964年45岁由陆军第64军副政委提为政委。[9]

　　李 震、李伯秋是1955年授的少将，田维新以下十一人，均由沈阳军区提名于1
964年晋升少将。这一批“少壮派”军人，除李震、于敬山1966年调离沈阳军区，李
光军、郭玉峰1967年分别随部调离或奉调中央机关工作外，其他各人在文革中继续
受到陈锡联的重用。

　　“珍宝岛作战前，军区班子只有我、政治委员曾绍山、副司令员唐子安、江拥
辉、肖全夫、参谋长汪洋、政治部主任李伯秋7人，第三政治委员潘复生兼任黑龙江
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参与军区工作。由于人员少，难以适应准备打仗的需要。1969
年8月，经军委批准，调整充实了军区的领导班子，我仍任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
记，曾绍山任政治委员、第二书记，潘复生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在唐子安（常委
）、江拥辉（常委）、肖全夫（常委）后，增加了邓岳（常委）、刘永源、游好扬
、张峰、汪洋（兼参谋长、常委）、吴习智（兼后勤部长）、汪家道（兼黑龙江省
军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有李伯秋（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邹衍（常委）、陈
绍昆（兼政治部主任、常委）、刘振华（兼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李少元（兼黑
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王淮湘（吉林省革委会主任）、刘光涛（兼黑龙江
省军区政治委员）。调整后的班子成员，战争年代先后担任过兵团、军、师的领导
职务，年富力强，富有作战指挥经验。1969年底至1971年初，田维新、汪洋、陈绍
昆，刘振华先后调出、刘德才（兼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曾雍雅任军区副司令员，
张午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0]

　　虽然陈锡联的回忆有不大准确处,如珍宝岛作战时期沈阳军区参谋长仍为肖全夫
兼任，汪洋是在作战后（1969年8月）方调升为军区参谋长，另1969年江拥辉、肖全
夫、李伯秋三人不仅是军区党委常委，且是党委副书记，王淮湘、刘振华亦为党委
常委而汪洋却不是，[11]惟陈锡联提及这些当年的同僚、部属，口气显然是赞许的
：“年富力强，富有作战指挥经验”。

　　受到陈锡联肯定的这一批文革中军区的主要领导，凡红军时期入伍的，留在军
队未到地方支左的，以后全都平平安安在军队安渡晚年，而凡抗战后参加革命而又
奉派至地方支左一线者，日后却历终坎坷。如李伯秋，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辽宁
省委书记，曾绍山之后的辽宁第二把手，1977年3月停职审查后被开除党籍；王淮湘
，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1977年已调任武汉军区副政委而被吉林地方
揪住不放，终被勒令停职审查，后降级退休处理并开除党籍；刘光涛，黑龙江省革
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1977年后被令转业并降职使用；陈绍昆，国务院冶金工
业部部长，1977年后免职，受留党察看处分。

　　有老人说，这些人的处理，与宋任穷在文革中与军区结下恩怨，利用执掌中央
组织大权以报一箭之仇多少有些关系。对李、王、刘、陈的处分是否含有个人恩怨
的成份，我们没有事实依据，不好评论，但从宋任穷对“少壮派”之一的郭玉峰的
态度，倒多少可以看出些端倪。宋在回忆录中提及郭时曾说道：“康生讲，郭玉峰
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因此把他调来当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康生从1970年起
曾3次提名郭玉峰任中组部部长，第一、第二次都未获毛主席和党中央同意，第三次
才被认可，可见当时中央和毛主席对郭玉峰任中央组织部长，并不是康生一提就同
意的，而是有过较长时间的犹豫的”。[12]

　　郭玉峰是陈、赖赏识提拔的干部，文革初，是军部地处辽宁本溪山沟里的陆军
第64军政委，在经沈阳军区推荐、奉派至北京之前，与在中央工作的康生根本不认
识更没有任何联系，郭是否优秀，只能是沈阳军区向中央的反映和评介，就算康依
据沈阳军区的反映说过郭的好话，那也不能就此说明郭就是康生线上的人吧？总不
能凭康生说过这么一句话就宣判了郭下半生的命运吧？而根据宋任穷的逻辑，却就
是如此荒唐推断。

　　据老人们说，1967年10月，郭玉峰奉命到京，本来说是到中央参与专案工作，
后因原中组部业务组负责人、总政干部部副部长朱光要调回部队，要郭接任朱的职
务（文革中，中共中央各部仅中组部没有采用军管形式，而是由军队派人组成业务
组，为中组部最高临时权力机构，不是宋所说的部长），郭为人老实听话，到中组
部是身不由己，以后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也是奉命行事，并不见有故意整人、打
击报复、落井下石、投机钻营之所为。到中组部后，曾三次给中央、毛、周去信要
求回部队，委任为中组部部长后又为回部队事再次去函毛、周，均未获准。1977年
免职后，关系还在64军，直至1980年被令办理转业手续，未几被关进秦城监狱，翌
年2月在陈云、邓颖超过问下得以释放，1983年被开除党籍，下放河北邢台安置，每
月发给生活费150元，2000年因病去世。在“少壮派”中，郭可称晚景最凄惨者。


　　对“少壮派”中上述一些人的晚年处境，有老人希望陈锡联向中央作实事求是
的反映，不知陈说了没有，但即使他说了，估计也不起什么作用。陈能在回忆录中
对他们的过往加以肯定，多少算是已尽本心，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些什么？

五、备受质疑的三件事

　　文革期间，陈锡联最备受质疑、为人诟病之事有三：一是指其与毛远新关系非
同一般，被质疑将毛远新奉为辽宁以至东北的“太上皇”；二是辽宁的粮油副食品
供应严重不足，陈被戏称“陈三両”（指每人每月限供三両食油）；三是取代叶剑
英主持军委工作。前两事发生在辽宁，陈在回忆录中略去未提，后一事发生在调京
工作之后，陈在回忆录中作了解释。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经毛同意以中发[1976]1号文发出通知，内容有二：一
是经毛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是经毛提议，中
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
作”。

　　那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初期，叶剑英多少也受到猜疑，但又未能抓住他
什么辫子，毛只好以生病为由让其“休息”，可是谁来接叶的“负责主持中央军委
工作”呢？

　　“当时，既是军委常委又是政治局委员的人有我、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等
人。毛主席说陈锡联从小参加革命，会打仗，带过兵团，管过炮兵，国务院也有个
职务，就让他管一下吧。中央开会的时候，我见到毛主席，主席当时眼睛不好，视
力比较差，我就对主席说：我是陈锡联。主席拉着我的手说：你要挂帅啊。会议结
束时，毛主席又拉着我的手说：你要挂帅啊。后来政治局开会，一致同意毛主席的
提议。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
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华国锋同志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
助我处理国内的事情，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他要我收回了报告。这样一
直到1977年3月中央正式发文件，宣布叶剑英同志的身体已经康复，经中央政治局讨
论通过，今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由叶剑英同志负责主持，陈锡联协助。

　　“在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经常向叶帅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叶帅也时常
过问军委的事情，支持我的工作。

　　“当时，一些同志由于对情况不了解，对我存在一些误解，说了一些批评、指
责的话。我对此是能够完全理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
说明，原来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弄清了事情的经过，消除了对我的误解。记得有一次
我在301住院，粟裕同志也在住院，他来看我，对我说：原来不了解情况，现在搞清
楚了，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小平同志在找我谈话时也说：我是了解你的，你是没有
野心的。”[13]

　　陈锡联的能力，搞好一个军区大抵没有问题，但不足以主持军委工作。至于其
以上“解释”是否能真正消除“一些同志”的误解，不知道。无论如何，这段事儿
始终对其本人形象产生了负面作用，却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惟以今日眼光平心而论
，陈当时的处境，大概也是身不由己的罢。

　　至于陈在辽宁的两件事，沈阳军区的老人们另有说法，笔者听后觉得也有道理
。

　　先说毛远新一事。早于1967年1月，毛远新已是黑龙江省临时权力机构“黑龙江
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此前，将黑龙江的造反经验传授至吉林延边
，其伯父毛泽东本人对此举大为赞赏，批告周恩来：“总理：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
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布署一下。毛远新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
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14]

　　1968年5月8日，中央同意成立辽宁省革委会，在中央的批示中，毛远新列名为
副主任，排名第七。经查证档案资料，毛远新被安排至辽宁任职，并非沈阳军区或
陈锡联本人主动提出，前于4月22日，陈锡联向中央、中央文革并军委办事组提交“
关于筹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初步意见（第二次修改稿）”，这是陈关于此问题的
最后一个报告，共有三大点意见，提出了省革委会中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众组
织代表的人选，其中完全没有提及到毛远新的名字。[15]

　　不过话说回来，中央安排毛远新至辽宁任职，陈锡联当然是求之不得，这与“
攀龙附凤”的想法大概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当时即使陈锡联这样高级别的干部，也
难以捉摸透北京的所谓“中央精神”，有毛远新这样能直达天庭的人在身边，也就
应无走错路之
虞。

　　陈锡联1973年12月调离沈阳军区，一个月后的翌年1月20日，军委突然任命毛远
新为沈阳军区空军政委，不及一月（2月12日），又免前职再任命其为沈阳军区政治
委员，后又由中共中央批准增补为军区第三书记，不过，其时李德生已到任军区司
令员，这些帐无论怎样算已不能算在陈锡联头上。[16]

　　再说“陈三两”之绰号（估计是“辽联”和“八三一”派封之）。辽宁是一工
业省，城市工业人口众多而农业相当落后，文革前，粮油食品大多由外省调入。文
革中，调入困难，造成供应紧张，加之陈为一赳赳武夫，经济工作从未沾手，很是
外行，以此角度思之，由于客观原因他没有做好他所不熟悉的工作，也是情有可原
，未可求全责备的了。（2004年7月，文革史读书札记之四）

注释：
[1]、[2]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月），页405
。
[3]、[4]同[1]书，页431—432。
[5]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附卷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
0）。
[6]同[1]书，页438。
[7]本文有关辽宁文革的进程，主要参考高峰主编：《中共辽宁党史大事记（1949.
10—1989.12）》（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组织史资
料（1923—1987）》（沈阳，1995）及其它文革小报资料。
[8]宋这段时期的经历，参见其本人所著《宋任穷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
版社，1996）。
[9]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四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
995），沈阳军区部分。
[10]同[1]书，页448—449。
[11]同[9]书，第五卷，页106,
[12]同[8]书,页27。
[13]同[1]书，页474—475。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95。

[15]辽宁省档案馆存档，缩微胶卷档案号：501—5—27。
[16]同[9]书，第五卷，沈阳军区及沈空部分。
[11]同[9]书，第五卷，页106,
[12]同[8]书,页27。
[13]同[1]书，页474─475。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95。

[15]辽宁省档案馆存档，缩微胶卷档案号：501─5─27。
[16]同[9]书，第五卷，沈阳军区及沈空部分。


原载《枫华园》第四五九期 二零零四年七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