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令人难以相信的贺捷生

余汝信


一、原叶办工作人员的声明

2012年8月31日下午，得知原叶剑英办公室工作人员发表了一个声明，全文如下：

关于贺捷生同志《以女儿的名义》一文的郑重声明

201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贺捷生同志题为《以女儿的名义》一文。该文第5段描绘了徐、叶两位老帅在徐帅家中会面并交换了有关长征途中张国焘那封“密电”的意见。作为长期在叶帅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经过认真回忆，仔细核查，证实“文化大革命”后直至叶帅逝世，叶帅从未到过徐帅家。徐、叶两位老帅“相约当面交换意见”并在徐帅家中达成所谓的“协议”纯属虚构。

原叶剑英办公室工作人员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声明指向的，是官方人民网登载的贺捷生《以女儿的名义》一文的这段话：

记忆最深的那次是在他家里。当时我和老伴李振军在军事科学院负责《叶剑英传》的编写工作，确定选题后，被告知徐叶两位老帅对长征途中张国焘的那封密电有不同看法。他们相约当面交换了一次意见，最终达成协议：此“公案”宜粗不宜细。幸运的是，这次交换意见的整个过程，我们作为项目负责人和实际操作者，始终在现场，不禁为两位元勋的赤诚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折服。叶帅离开后，徐帅留下我，拉住我的手说：“闺女啊，我们的话你都记住了吗？”我说，我都记住了。他又说：“我和叶帅都是经历过的人，这些历史我们在世的时候要搞不清楚，后人就更搞不清楚了。我们搞清历史，不是为了去追究哪些人的责任，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警醒后人。”

贺捷生的文章，发表于今年一月。叶办工作人员的声明，值得研究者重视。

从现有资料来看，贺捷生所谓两位元帅对密电“最终达成协议：此‘公案’宜粗不宜细”的说法，确实令人产生严重怀疑。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不能不介绍一下贺捷生文中的“老伴”，据贺称两帅交换意见时“始终在现场”的李振军。

众所周知，1967年2月后被视为“二月逆流”干将的叶剑英，1969年10月至翌年7月在中苏关系紧张时，在中央统一安排下被疏散至湖南长沙、湘潭等地。时任驻湘陆军第47军排名第一的副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李振军，与其他同志一道，对叶剑英的生活尽其所能给予照顾，使其得以克服生活和疾病等方面的一些困难。李振军雪中送炭，使叶深有感触。

47军北调后，李振军留湘先后担任过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副政委。

1978年，丧妻后的李振军经邓颖超、帅孟奇介绍，与曾经两度离异的贺捷生结合。

我们不知道李振军后来如何评价他与贺捷生的这一段婚姻。据贺捷生后来对人说，李振军“他大我十多岁，但是当时瞒着岁数，他说比我大八岁，我也相信了。” 贺的说法，外人听起来怎么都有点不太厚道。李振军出生于1920年，1937年入党，1965年45岁时任陆军第47军副政委。按此算来，李十七岁入党，如再隐瞒几岁年龄，李入党时岂不是儿童？如果李以减少党龄以求年龄造假，他如何向贺解释，在论资排辈的军队里怎么能担任当时省军级的职位？贺非农村妇女，李振军的资历职务，她不会掉以轻心，怎能骗得过去？

二、两帅协议一事，真的没有

我们还是进入正题吧。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并没有忘记曾经帮助过他渡过一段困难岁月的李振军。1979年12月，李调任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副主任，随后，担任叶剑英传记编写组组长。

李振军在军事科学院任职，也就三年半的时间。1983年3月，他调至重新组建的武警部队，历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这是后话。因贺捷生称事情是发生在李振军在军科负责《叶剑英传》编写工作时期，可以推断，她指的只有是1979年12月至1983年3月此一时间段。惟李振军在军科期间，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记载他参加过什么两帅相约当面交换关于“密电”的意见一事（另据了解，李振军在军科任职期间，贺捷生尚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及《基建工程兵报》工作，此期间，她既非与李一同负责《叶剑英传》的编写工作，更非该项目的负责人）。今天，原叶办工作人员更坚称所谓两帅“相约当面交换意见”并在徐帅家中达成所谓的“协议”纯属虚构！

恰恰相反，历史资料所记载的是，在李振军负责叶剑英传记组工作期间，叶剑英曾经同军科有关负责人和传记组人员多次谈话，详细地回顾了长征，更重点地、详细地谈及了获取“密电”的经过：
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 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 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 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 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以上写入军科所编《叶剑英传》及《叶剑英年谱》的叶在1981年至82年间的谈话，是我们否定当年有所谓两帅协议的有力旁证，此其一。

1995年出版、由军科《叶剑英传》编写组编写的《叶剑英传》，更对“密电”前后详情作了交代，此为没有所谓两帅协议的有力旁证二：

1935年9月8日深夜，中共中央和右路军领导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7人开会，着重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却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示：“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定，并作出了部署。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认为张给右路军南下电令“完全不适宜”，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张国焘不但不听毛泽东等人的劝告，反而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第三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进行紧急磋商。党中央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潘州镇汉官衙门）以后，又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找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二件，给带领宣传队在包座三十军慰问演出的红三军宣传部长刘志坚发报，要他见电立即返回红三军驻地。

就在中央决定北上的那天夜里，张国焘在命令右路军南下之后，于9月9日24时又致电党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声称：北上会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红军南下更好，提出“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要求中央考虑。实际上张国焘这时已经下令右路军南下，此电提出的所谓建议，显然是为了欺骗中央、掩盖其胁迫整个右路军南下的企图。党中央于9月10日凌晨率第一、第三军出发北上。

1991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作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之一正式出版的《徐向前传》，从另一角度详细叙述了此一“公案”尤其是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的说法：

与此同时，即 8日22 时，张国焘以朱、张的名义电令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接电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左右两路军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由陈昌浩将他们的意见报告了中央。党中央当天再电“国焘同志并致徐、陈：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9 日，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党中央，仍坚持南下。声言：“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无效，命令也无效，9月10 日，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

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实际上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再说什么，遂告辞而归。

这时，一军团已在俄界，党中央连夜率三军团开拔，向俄界集中。10日凌晨，徐向前、陈昌浩才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徐向前传》及徐向前本人的有关叙述，可视为没有所谓两帅协议的有力旁证三。
本文原不准备评述“密电”问题，但为了批驳贺捷生有关两帅“协议”的谬言，不得不详加引述以上叙述。由此可见，关于这段“公案”，叶、徐两人在1980年代以后都是各自详细表述的，并没有什么“宜粗不宜细”。

此外，更重要的是，《叶剑英传》后记中提及：“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百科研究部）领导莫阳、郭树元、贺捷生等先后分管传记编写工作，尤其是贺捷生重视组织领导，帮助解决困难，作了大量工作。”《叶剑英年谱》后记中称：“原军事百科研究部的贺捷生……，对本书的编写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帮助。”面对两书中大量关于“密电”的文字，据了解，贺捷生当年并没有提出过不同意见。可见，所谓“宜粗不宜细”的两帅协议，是贺捷生在李振军去世后，今年初才杜撰出来的谎言。
贺捷生杜撰这段谎言的目的，外人不好猜度。但她自称是徐向前的“女儿”甚至是除林彪之外九位元帅的“女儿”，“以女儿的名义”杜撰此事，至少是对叶帅的不敬！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叶帅外出不可能孤身一人，此为常识。对贺文所说的两帅“交换意见”的整个过程，叶帅身边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更没有一个人随叶去现场。贺捷生却对根本没有的事说成自己“始终在现场”，甚至说两位元帅“最终达成协议：此‘公案’宜粗不宜细”，绘声绘色地、无中生有地把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帅说成仿佛在做一笔政治交易，这种丧失中共党性原则之事，两位老帅断不会为。贺以“元帅女儿”身份，将此不实之词强加于两位元帅身上，到底意欲何为？！

三、揭发父亲这事，真的有

我们说贺捷生难以相信，还有她今年三月“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时的一些话。据报载：
昨天，贺捷生在发言时，哽咽着给大家讲起自己的遭遇。“在网络刚兴起的时候，突然贴出一张‘文革’中冒充我名义，写我父亲的大字报。”贺捷生说，当时她因受父亲牵连，根本没有写大字报的权利。“面对某些利用网络对我的诬陷，我束手无策，一直背着写我父亲大字报的黑锅。”贺捷生哽咽着说：“我已经成了老人，再也不愿意沉默下去。我敢以人格担保，那张所谓的大字报，完全是在伪造！”

同日的《南方都市报》写得更为详细：
针对这份网络上传的“大字报”，贺捷生回忆了当初的情形是：“在网络刚兴起的时候，我正在总政治部主持编纂军事大百科全书。这时，网络上突然贴出一张‘文革’中冒充我名义写我父亲所谓的大字报，并注明‘青岛大中学红代会《红卫报》’。”
贺捷生说：“虽然是有人在背后操纵，实际情况是‘文革’一开始，我作为一个小单位的一名小干部，因受到我父亲贺龙冤案的牵连，被打成反对江青的‘反革命’，丈夫也被迫分离，二女儿不能容忍这种侮辱，所以自杀了；自己在单位被监视居住，每天在专案组的呵斥下接受劳动改造。”说到此处，贺捷生哽咽无语，流下了眼泪。
稍后，贺捷生继续说：“这种情况下，（我）根本就没有写‘大字报’的权利，出没有上台批判我父亲的资格。直到‘文革’后期落实政策，在平反结论上，还写着‘不能与家庭划清界限，属不可教育好的子女’。”

贺捷生最后说：“但几十年来，面对利用网络对我的诬陷，我诉讼无门，一直背着黑锅。现在我已经成了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再也不愿意沉默下去，因此在这个严肃的场合，我敢以人格担保，所谓的‘大字报’完全是伪造的。”
事实绝非如贺捷生所言！

我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其实，很多人对贺捷生曾经揭发过她自己的父亲贺龙元帅，记忆犹新。的的确确，所谓揭发的“大字报”，并不是贺捷生本人亲自所写，但以大字报、或传单、或小报等多种形式流传的此一揭发材料，却千真万确是贺捷生本人所讲，别人所记录下来的。这些材料，明眼一看都很清楚：除了贺捷生这样与贺龙关系密切者，其他人编造不出来。
以《打倒军内反党篡军大头目贺龙（三）采访贺龙女儿贺捷生》为标题的揭发材料，最后署名是“总政文工团话剧团‘追穷寇’革命联合造反团”，落款日期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该材料全文约九千字，甚长，所以，又流传有许多字数不等的“缩写本”，贺捷生提到的青岛大中学红代会《红卫报》刊载的，只是缩写本的其中一种。


揭发材料开头便说：
四十年来贺龙一直是一个没有改造的大土匪，是一个反党篡军的三反分子。为了把这个反党的大野心家揪出来，让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除掉埋在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边的这颗定时炸弹，我们访问了贺龙前妻所生的女儿，贺捷生同志。
贺捷生同志生长于长征前十八天，出生后便随红军长征到延安，寄养在农民家中。三反分子贺龙，前军阀部队中所结拜的兄弟，国民党旅长秦光远，团长瞿玉屏。二匪，抱着升官发财的目的，来到贺部。军委不同意贺龙将二人按插在贺部，并指示贺龙，秦、瞿二人如愿参加革命，必须先到抗大学习改造，再由学校统一分配工作。贺龙对这一指示不满，对二匪说：“你们俩个回去吧，现在共产党里，我无权安排你们的工作。”并将贺捷生交与秦、瞿，二匪带到白区“教养”。由此便可看出，贺龙的反动本质。一、贺龙认为白区比解放区保险，二、封建的结义兄弟，比共产党还可靠。
贺捷生到白区后，先后住在秦匪家，秦死后又到瞿家伺候瞿匪全家老小。直到解放初期，贺捷生亲生母亲，经过重重困难，才将贺捷生找回。三反分子贺龙得讯后，强行要去；并扬言说：“她是贺子贺孙，应回贺家。”后母薛明（贺龙现妻）对贺捷生倍加歧视，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贺、薛二人并限制与其亲生母亲通信。逼得贺捷生曾跳井自杀未遂。贺捷生曾想上告；贺龙知道后对贺捷生说：“你要告我吗？我在公安部挂号了，我在总理那挂号了，我也在毛主席那儿挂号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是副总理，我是元帅，你这个小孩，小党员，告不倒我。让你姨与你妈，都去告我吧，她们也告不倒。要告的话，我就对他们不客气。”贺龙经常用这些话，来威胁贺捷生，使其有苦无处诉，敢怒不敢言。直到这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贺捷生逐渐打消了顾虑，离开了贺家，回到了亲生母亲的身边，站出来揭发三反分子贺龙反党篡军的罪行。贺捷生表示：“谁敢反对党中央毛主席，谁敢反对社会主义，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坚决与三反分子父亲贺龙划清界线，坚决站在党和毛主席这一边，彻底揭发批判这个罪大恶极的三反分子贺龙，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坚决打倒反党篡军分子贺龙。”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小标题之下，揭发材料称：
贺捷生揭发说：‘在我和三反分子贺龙接触的十几年中，从未见他学习过毛主席著作。经常见他手不离卷、赞不绝口、形影不离的书是：“七剑十三侠”、“小五义”、“罗成征西”、 “说唐”、“老残游记”、 “济公传”、“西游记”、“佘赛花”……等武侠神怪小说。三反分子贺龙所到之处，都放着这些书，以便他随时翻阅，如床头上、办公桌上，甚至在他的厕所里都摆着许多小人书供他消遣。三反分子贺龙经常在厕所里看小人书；有时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一天当我为此向他提意见时，薛明说：“你懂什么？大首长都是这样，这是第二办公室。”’
‘有一次，不知怎么把“罗成征西”和“佘赛花”这两本书丢了，于是三反分子贺龙就命令聂占薪（贺的看家狗，大管家）打电话询问全市所有的书店是否有这两本书。最后还给各旧书店打电话叮嘱说：“如果发现这两本书，赶快打电话告诉贺办。”’
‘平时对我们这些年青人也进行土匪教育，他贯输给我们的是：“绿林好汉”“江湖义气”等封建阶级的反动思想。三反分子贺龙平时对我们的考试题中就有：“浪里白条是谁呀？”“穿山虎是那一个？”“闹东京的五鼠是那五鼠？”被考试的贺鹏飞目瞪口呆答不上来；站在一旁陪考的姐妹们提心吊胆不敢作声，知道的也不敢提词。’
贺捷生同志接着说：‘三反分子贺龙把这些宣扬封建鬼怪的小说视如珍宝，奉若神明，他可以把一些革命历史小说及一些现代革命小说随意丢在地是，堆在字纸箩旁；可是，对黑帮分子邓拓的“燕山夜话”却当成珍品，加倍爱护，整齐的摆在玻璃书橱内供人欣赏。’
‘三反分子贺龙不仅自己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让我们学。一次他问我：“你在学什么？”我说：“在学毛主席著作”。他不满地说：“你在宣传部门工作，不能犯错误太多，特别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你这个小党员要好好看看，研究研究，你就是政治嗅觉不灵，干不了什么大事，一定要向《论共产党员》请教。’
‘另一次他还对我说：“你的毛病就是吃不了亏，皮气不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么！’
‘六六年我去大连养病前，贺问我都带些什么东西，我说：“我带了毛选四卷和主席语录，准备读一读”。贺却强调说：“你应带《论共产党员修养》，你这个小党员应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不学怎么能行呢？’
‘有一天三反分子教训我说：你们要忍耐，好汉不吃眼前亏。’
┄┄

在“大土匪头子贺龙，广结党羽，阴谋政变”的小标题之下，揭发材料称：
薛明与贺龙结婚是彭真的大媒，这已是众人皆知的丑事。他们之间在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勾勾搭搭更是由来已久。贺捷生同志揭发“我母亲在延安”时，就对贺龙说过：不要与彭真拉拉扯扯。贺龙对此，不仅不听，反而把这些话告诉了彭真。可见他们之间的反党活动并非今天才开始的。贺龙与彭真开会经常坐在一起，散会又同乘一车回来。贺常把钓来的大鱼送给彭，这绝非生活小节。
贺捷生同志揭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贺龙曾对我谈起，彭真这个人很能干、很聪明，虽是高小生能文能武。”并且说:“他是被培养的接班人”之类的话。
当“三家村”黑幕被揭出来之后，有一次贺问我（捷生）“文件你看过了没有？”并十分痛心的说：“二十多年的老相识，没有看透他，使人不明……。”革命的同志们！谁能相信三反分子贺龙的鬼话呢？！难道他真没有看透彭真阴谋搞颠覆活动的本质吗？难道他是真的不明真象吗？不是的，他们是反党的黑伙伴，贺龙所惋惜所痛心的并非是二十多年的相识彭真欺骗了他，他惋惜的是他的黑伙伴一个个的被揪了出来，他的变天美梦从此便成泡影，他惋惜的是自己的狐狸尾巴再也藏不住了，等待他的是王朝末日即将到来。
63年整风开展了“洗手洗澡”运动，有一次薛向我（捷生）“你们那里也在搞整风吗？”我说：“正在搞整风”，薛明大为不满的说：“我们都作了检讨”，并且还说：“×××与×××也作了检讨”。薛明散布的这些言论露骨的攻击党中央毛主席所提出的整风运动，这与黑帮头子彭真的“错误言论人人有分”同出一辙。
罗瑞卿与三反分子贺龙的关系极为密切，贺捷生揭发：罗常到贺家去，有时常要电影带到贺家去放，一起看电影，谈笑风生，其感情之深是不难理解的。
罗对贺的讲话是逐字逐句的记录，但贺心中有鬼，怕罗泄露机密。贺捷生曾听见贺龙曾叫秘书何家为给罗的秘书打电话说：“来嘛，随便谈谈，不作什么指示，以后不必作记录了。”由此看出贺龙真是作贼心虚。
贺龙是个“黑武将”，吴晗是个“臭文人”，他们之间关系非常密切。贺与吴在一起打乔牌、争上游、钻桌子、钓鱼、打麻将，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吴晗写的书送给贺龙，他在书上恭恭整整的写上：敬爱的贺“元帅”、“总理”、“同志”请指正”。贺对此非常欣赏，其用心很明显，就是让吴晗等人通过文艺作品为其阴谋篡党篡军作舆论准备。
贺捷生揭发：“文化大革命后，有一次我见贺办的人用小汽车将大字报送致清华大学。并听贺办有人讲：“要在小树林密密与贺鹏飞等人接头。”我问薛明：“小龙干什么？”薛说：“小龙忙的要命，他领导着好几千人在干，他是文革主任委员”。薛还得意的说：“我们不要给孩子划‘框框’，让他自己闯，就闯出来了。”薛明甚至还把许多重要的中央文件给贺鹏飞看。贺鹏飞此人喜欢篮球，贺龙语意双关地讲：“我是你们的领队，你妈妈是你们的政治指导员”。由此可见贺鹏飞等人的后台老板究竟是谁不是很清楚了吗。
革命的同志们！贺鹏飞等一小撮反中央文革的小坏蛋，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言人、传声筒，是谭立夫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反动封建血统论的顽固执行者，他们企图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贺龙、薛明如此苦心孤谓地培养和支持这一伙反动家伙，一针见血地道破了，贺龙就是要把他们的后代培养成像他们自己一样的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妄想使我们国家改变颜色，世世代代专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其用心何其毒也。
贺捷生揭发：“当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被揪出来后，革命群众欢欣鼓舞、敲锣打鼓，庆祝新市委的成立，报喜祝贺时，三反分子贺龙却感到大难临头，敲起了死亡的丧钟。在家中气愤愤的说：“烦死了，吵的我睡不着觉。”一句道破，贺龙这个大野心家，大土匪，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着刻骨的仇恨。
┄┄

在“腐化堕落，任意挥霍人民血汗”的小标题之下，揭发材料称：
贺捷生揭发说：“三反分子贺龙，生活上充满了资产阶级腐臭味。只要贺龙的起床电铃一响，贺家全体工作人员就顿时为他一人忙碌起来，公务员赶忙进屋给他穿衣裳、穿袜子、穿鞋、系鞋带，医护人员急忙前来量血压，炊事员立即做美味的早餐。（他每餐的饮食都要保证一定的热量，为此特让北京医院营养科的人来贺处精密计数食物的含热量。）”
“他每天至少有两三次散步活动，还要老婆，秘书，警卫员，护士等人陪同。因怕冬天在院内散步冷，花了国家数千元，特将原来的走廊全都按上了大玻璃，专供冬季散步用。夏天，闲院太小，有时要到体育馆去散步；但又闲人多吵闹，就将体育馆的人全部轰出来。”
“贺龙是从来不看文件的，重要文件就让秘书讲给他听，而且每次不得超过半小时。他从不爱提笔写字，有时连签自己名字都不愿动手，因而经常家里人就代替他签名。（家里人都会仿他的字体。）他最热衷的是什么呢？打麻将，打扑克，争上游输了站桌子。离开西南时，贺龙，邓小平特意把一个所谓打了一二十年的“台球专家”××调来北京，专门陪他们打台球消遣玩乐。”
“这个挥霍无度的贺龙，喜玩猴子，还给猴儿吃香蕉吃桔子。一次从东北带回来一只价值几千元的警犬玩。狗病了还请医生看，吃药，打青梅素针，甚至还住医院。狗吃的饭比人还好，顿顿有鱼有肉。”同志们：堂堂的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竟对猴子和狗充满了感情，为此关怀备至，真是天下的奇闻，这跟西方自由世界的大资本家，大富翁，整天无所是事玩猫玩狗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最爱钓鱼，经常与罗瑞卿，彭真，廖汉生，吴晗一起钓鱼，一钓就是一天。在困难时期，一年内光买钓鱼票就花了五百元，还在家里专门修了一个养鱼池。还有人照管鱼池。他钓不着鱼回来，大伙就等着挨骂。他最爱借饭菜不可口而大骂炊事员，只有三个人他不敢骂，一个是他老婆，一个是他儿子，一个是他的医生，他说：“医生是杀人不见血的。”在云南时，贺因钓不着鱼，便用手榴弹到河里去炸鱼，因为次数多了，引起了群众极大的不满，登报批评了他，他不仅不认错，反而大骂群众。这是何等霸道！？
“贺龙这个三反分子，是个老跳舞迷，在西南时，特地找了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来教舞。战斗剧社经常为了给他伴舞，连节目都要停排，如果稍加怠慢，就要骂人。当时西南剿匪任务很紧，他却要去云南休养，在休养期间特调了战斗文工团的两名女同志专门陪着他跳舞消遣，伴舞的唱片是‘拷红’、‘何日君在来’等黄色歌曲。
他吃了饭没事干，大捧旧戏子程砚秋。程砚秋化上装，按上小胡子，拍马的说：“贺总，你看我化上妆多像你呀！将来我要在银幕上扮演你……”。贺听了之后昏昏然，十分欣赏。程又将其化妆的照片送给贺，上面写着：贺将军，您看我像您吗？您的小兵程砚秋。贺对程就更加赞赏大肆吹捧。
贺龙与陈播，董小吾，陈其通，严寄洲这些黑帮分子经常来往，互相吹捧，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借文人之笔为自己扬名。
三反分子贺龙像“候鸟”一样，每年冬天要避寒，夏天要避暑。在西南时，每到夏季便带着家属及随从人员去南温泉、北温泉、昆明、安宁温泉去避暑。在北京时期，他冬季上广州、四川，夏季到北戴河、青岛。
“贺龙与薛明睡觉时飞机从他屋顶飞过都不行，有一点声音他都要发脾气，并命令在他睡觉时不许飞机从他屋顶飞过。真真岂有此理，简直是恶霸土皇上。
……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贺捷生的揭发，涉及到很多人。在自己的家庭里，除父亲贺龙之外，还涉及到继母薛明、同父异母的弟弟贺鹏飞。给其父安上的罪名，除“三反分子”、“反党篡军分子”外，还有什么“生活上充满了资产阶级腐臭味”、“挥霍无度”，甚至是“恶霸土皇上”！

诚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象贺捷生此类揭发父辈之事，并非仅此一例。更著名者，是刘少奇前妻所生的女儿刘涛。此类伦常乖舛之事，在那一种特殊的政治高压气候和氛围之中，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四十多年前不堪回首的往事，已渐渐被人们所淡忘。唯贺捷生在其晚年并不以此为人生教训，反而不甘寂寞，主动挑起事端，不仅对自己早年的所为万般抵赖，还将网上的偶有议论定性为“境外敌对分子有意为之”！无论贺捷生所为是出自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这都是万万不可原谅的一种愚蠢行为！试问，自文革迄今散落民间的文革小报，何止万万千千？你“净化”得完吗？你封杀得完吗？你“屏蔽”“删除”得完吗？你是否因为你曾经干过的蠢事，就非要在中国再来一次“焚书坑儒”才能安心？今天的中国，还会听你贺捷生的，再来一次“焚书坑儒”吗？！（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