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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香港,一九六七》序言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9月 04, 2012 6: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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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九六七》序言

余汝信

本书的缘起,出自一位资深出版家的提议。

香港本身,是一本难以读得懂的书。笔者旅居此间已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未敢说读懂了其中百分之一二。笔者更深知对1967年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做一公正描述之不易,更遑论做出评价!十个香港人,或许就有十种认识,而这些认识往往又是相互对立抵牾,不可调和。正如有人称之为“反英抗暴”,有人称之为“六七暴动”,有人称之为“左派骚乱”,更有人称之为“港式文化大革命”,等等,不一而足。唯笔者乐意接受这一可能失败的任务,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毕竟是那一场“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多少对这一段历史有着一定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本着对历史学的偏爱,亦有意试图做一次基础性的史实重建工作,借此机会,以还原其本来面目,澄清或更正一些对此段历史的误传误读。

未可否认,香港和内地的不少学者,以往已曾对这段历史作过一定深度的探讨,亦有了不少成果。唯由于对史实缺乏认真的查证,内地学者通常会犯对这段历史描述部分失实的错误。

如上世纪末作为汕头大学人文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之一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一书,称1967年8月港英政府“又查封了《文汇报》、《大公报》等3家报纸。中国方面也采取强硬的反措施,7月以间谍罪名软禁了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安东尼•格雷(Anthony Grey)。” (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页378。) 我们知道,1967年8月港英政府查封的是《香港夜报》、《田丰日报》和《新午报》三家外围左报。7月限制格雷行动自由,是对港英政府判处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入狱两年等举动的报复性措施,并没有使用“间谍罪名”。而且,限制格雷自由一事在前,查封三报事件在后,前者如何能成为后者的“反措施”?

又如,2006年出版、作为世界知识出版社“百年中外关系系列丛书”之一的《百年中英关系》,重复了《20世纪的中英关系》的错误,称“中国方面则以间谍罪软禁了路透社驻京记者格雷”,“8月,港英当局采取进一步措施,查封了《文汇报》、《大公报》等3家报纸。” ( 王为民主编:《百年中英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9月版,页260。)

再如,内地有出版物称,“8月20日后,斗争升级为中英两国间的外交斗争。中国外交部愤怒谴责港英当局,要求英国政府在72小时之内撤消对三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8月23日,在外交部造反派的指挥下,北京红卫兵和干部群众一万多人,同时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并火烧了代办处,酿成了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版,页61-62。) 以上这段话,有三处史实错误:一、外交部当时提出的期限是48小时,不是72小时;二、发生火烧英代办处的时间为8月22日晚,不是23日;三、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行动与外交部造反派并无关系。

香港本地的出版物,则往往由于对内地的情况了解有限,或忽略了内地政策对香港左派的影响力,或描述内地情况时极大地偏离了史实。

如霍英东在其回忆录中称,“当时,主政中国军务的林彪,已经下令派出两个师的兵力进驻香港,当部队进入沙头角,准备进入香港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紧急要求撤兵。” (霍英东口述,冷夏整理/执笔:《世纪回眸 霍英东回忆录》,香港:名流出版社,2010年6月版,页122。) 这是将当时中共最高层的关系与决策过程严重演义化了。切莫忘记,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还是毛泽东,林彪只是副主席。如此规模的军队调动尤其涉外军事行动,毛泽东是牢牢紧抓在手不放的,当时,绝不可能有未经毛允许林彪私调兵力进驻香港的事情发生。

即便是当时港澳工委的某些负责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也有不少并非实事求是的套话。如《香港六七暴动内情》的作者张家伟在访问前港澳工委常委、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梁上苑时,梁称,“中央的政策本来很明确,港澳工委也很清楚,但当年的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却对香港工作常加干扰,他们也掌握了一些舆论阵地,例如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管了《人民日报》。”又说,“林彪集团和港澳工委就此钻了反英抗暴的空子,结果便产生无人负责也不能追究责任的局面。”(张家伟:《香港六七暴动内情》,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年9月版,页269。) 笔者认为,目前并无林彪曾对香港工作加以“干扰”的任何证据。“四人帮”在当时则远未形成(“四人帮”形成应为在1973年中共“十大”以后),更无从“干扰”。而且,在文革初期,《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大多经过周恩来的审阅,如《人民日报》1967年6月3日的社论,就是经周恩来修改后批准发表的。文革中极左路线的形成,首要负责的应是毛泽东。这是全党性的错误,不能往林彪、“四人帮”头上一推了事。

有鉴于以上种种,1967年5至8月间香港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史实重建工作,看来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将史实重建的原料,分为香港与内地两大部分。

香港部份,主要依靠的是香港中央图书馆收藏的中文报章缩微资料。这些报章,涉及到1967年这一时期的,有以下七种:《大公报》、《文汇报》、《明报》、《星岛日报》、《星岛晚报》、《华侨日报》和《工商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是著名左报(当时的左报还有《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但今天已难寻踪影),对左派的活动有详尽的报道。《明报》1959年由查良镛和沈宝新创办,强调客观和中立,文革期间,刊登大量文革消息,并对内地政局时有中肯评论。其余四份报章,被视为右报,而且部分版面损毁严重,字迹多难以辨认。故而,本书大量引用了较为客观、中立的《明报》的报道和短评,涉及左派活动方面,引用的是《大公报》、《文汇报》的报道。少量引用了星岛报系及《华侨日报》的报道。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发现,《大公报》、《文汇报》在报道中通常是两报共用同一的新闻稿,本书引用了其中之一,即代表了两报的共同立场。同时,为公允起见,本书对于同一事件可能会引用左派报章和《明报》观点、角度不同的报道,以资读者鉴别。

内地部分,除新华社发布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社论及外交方面的动态性报道外,主要还有:已公开的部分档案材料;时任广东省军管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所提供的“反英抗暴”有关问题的材料;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负责人吴荻舟家属收藏的吴荻舟个人材料,等等。相信内中不少材料是第一次公开披露,对还原历史真相应有所禆益。

香港与内地两部分原料,对于史实重建来说同等重要。两者之间是密切不可分的,缺一不可。从分量来说,本书香港方面的材料会多一些,事件毕竟是发生在香港。内地材料相对较少,但尽量做到少而精,有时一份报告,则能说明很多问题。

由于时间和条件所限,未能扩展收集更多的原材料。唯笔者认为,目前所能展现的这一部分事件发生当时所形成的材料,已基本可以重组1967年5至8月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起因、过程与结局。

本书力图以史实本身去说话,不做主观描述,在展现材料时少加评论甚至不加评论,而将笔者个人对事件的整体评论放在最后的结语部分。材料本身是客观存在,而推导出来的结论可以因人而异,笔者的评论,仅为一家之言,欢迎识者批评指正。

感谢蓝真、萧滋、吴辉、马海甸、陈博文等前辈、友人以及天地图书公司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2012年6月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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