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吴法宪1971年4月9日检讨解读

余汝信

1970年8-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吴法宪最早于9月29日、叶群于10月12日各自作了一次书面检讨。延至次年3月中，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分别作了书面检讨。4月9日，吴法宪、叶群又分别作了第二次书面检讨。4月11日，毛泽东批示予周恩来而非林彪称：“恩来同志：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4月15日，黄、李、邱的书面检讨和吴、叶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在中央批（《吴法宪回忆录》封面）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印发。“九一三事件”后，又于1972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与吴、叶的首次书面检讨一并再次印发，并为各省、市、自治区大量翻印，以供批判。

上述书面检讨材料，是从一个侧面较为真实地反映了1970年间中共高层政治斗争内情的原始文本，颇有史料价值。而其中吴法宪1971年4月9日的第二次书面检讨（以下简称《检讨》），又为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种。

一、《检讨》文本对《吴法宪回忆录》的勘正

《吴法宪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无疑为近年出版的极受文革史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著述。未可否认，该部回忆录在诉说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心声的同时，也澄清了一些历史疑团。然而，在追寻历史真相的求索路途上，给予我们最可靠帮助的应该是原始文本而非回忆文本。况且，原始文本更可勘正由于各种原因而产生的回忆文本的失实与偏差。

以下，我们试以《检讨》中涉及1970年8月13日一天内的活动为例，对《回忆录》个别失实与偏差处作些必要的勘正。

1、《回忆录》：“一九七○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页780-781。下文仅注明页数。）

《检讨》：“去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在康生同志召开宪法工作小组讨论修改宪法问题的会议上，我采取了极其错误的做法。”

吴法宪在写回忆录时应未能参阅自己当年的检讨，但在《回忆录》之前早已公开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毛泽东传》、《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均已明确指出这一天为8月13日。这一天对吴来说理应十分重要，不应记错，不知为什么偏偏记错了。

对照《检讨》，《回忆录》同样记错了日期的，还有“八月十五日晚上”，（页783）据《检讨》应为“八月十四日晚”；《回忆录》“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晚上，我来到陈伯达的住处”，（页795）据《检讨》应为“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回忆录》“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陈伯达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那里去一下”，（页802）据《检讨》应为“八月二十六日黄昏，陈伯达打电话给我，说他到了主席那里，主席要他找我和作鹏、会作同志谈谈。”

2、《回忆录》：“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页781）

《检讨》：“在宪法讨论稿的序言部分有这样一段内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同志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

根据《检讨》，吴法宪与张春桥有争议的是在序言中写不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后来在宪法修改草案定稿时从序言部分移至第一章总纲第二条内），而不是《回忆录》所称吴提议在国务院“这一章”（实际上国务院在草案中只是一节而非一章）中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而且，提出异议的只是张春桥一人而非康生和张春桥两人。

3、《回忆录》：“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页781）

《检讨》：“后来又听张春桥同志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我情绪就更加激动。”

根据《检讨》及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西南组的发言，张春桥在当时并没有提及赫鲁晓夫。吴在西南组发言中的说法也仅是“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张在当时提及赫鲁晓夫，吴会气得比发抖更发抖，在发言中不会不大批一通。

4、《回忆录》：“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追问他：‘毛主席在那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页781）

《检讨》：“当时张春桥同志非常冷静，没有反驳我。”

看过张在两案审判时的表现，我们就会相信《检讨》的说法。张此时只会不动声色，深藏不露，他既不会去反驳吴，也不会急，根据《检讨》，更没有透露他“所说的那句话的来由”。

5、《回忆录》：“我按照陈伯达的意思，首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周恩来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我又告诉总理，‘张春桥说，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周恩来问：‘他是这样说的吗？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还告诉我，‘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出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页782-783）

《检讨》：“我完全忘记了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主席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圈了，也没有搞清楚张春桥同志所说的那句话的来由，……直到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以后，经总理指出，才弄清楚张春桥同志的那句话，是主席在接见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讲的。”

这一段，我们要质疑的主要是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周恩来支持他的坚决态度。根据《检讨》，吴在陈伯达家确实给周恩来打过电话。但：（1）既然争论的不是“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周有没有说过“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就很值得怀疑；（2）吴说自己完全忘记了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毛将三个副词圈去了，周恩来也忘记了吗？而且，三个副词是“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吗？周在1970年会称邓为“邓小平总书记”且会对别人说邓“很英明”吗？（3）周恩来“从来没有听到毛说过这样的话”吗？吴在晚年似乎忘记了他当年检讨时已知道，周恩来告诉过他毛是说过类似的话的。

毛接见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的时间，是1970年6月11日下午。据新华社电讯，毛与罗客人“进行了长时间亲切友好的谈话”，陪同接见和谈话的，是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虽然我们今天还不能见到这次谈话的全文，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毛在谈话中借批赫鲁晓夫对林彪进行了又一次隐晦的敲打。毛类似谈话记录，按惯例事后都会发至政治局成员。张春桥看出了毛话中有话（所以他才那么有底气），吴法宪没有看出来，但在现场的林、周、陈、康、黄难道也都听不出来吗？周抑或听出来了却另有所图？（所以他在吴法宪打电话当日没有表态而在“九一三事件”后的1971年10月才“指出”来？）

6、《回忆录》：“当时还想和林彪、叶群通个话，但是夜已经很深了，所以电话没有打。”“第二天下午，我才和叶群通了电话。”（页783）

《检讨》：“因为时间很晚，打完电话很快就回到家里，又急忙用电话把我的错误意见报告了叶群同志。”
据叶群1971年4月9日检讨，吴法宪给她来电话反映的时间也是“八月十三日晚”。


二、《检讨》并无任何涉及“国家主席”的只言片语

《检讨》主要“检讨认错”的，是对张春桥的“错误情绪”与自认为“陷进了陈伯达的圈套”，上了陈伯达的当。

关于张春桥，《检讨》称在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由于平时对张“积累了一些成见”，所以对张提出可以不将“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写进序言很反感，后来又听张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情绪更加激动，对张进行了“顶驳”，给张扣上了大帽子，把会议气氛搞得很紧张，会后，将情况向周恩来、黄永胜、叶群作了反映，在九届二中全会8月24日下午西南组发言时，又把矛头对准了张春桥。《检讨》称对不起张，已向张认错道歉，“由于我主观武断地反映了错误的情况，影响军委办事组的几位同志在庐山犯方向、路线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

关于陈伯达，《检讨》称8月13日会后陈“抓住我的错误情绪，乘机挑拨”，“经他这么一挑一捧，就中了他的毒，更加头脑发热”，“到庐山之后，陈伯达利用我八月十三日对张春桥同志这个错误情绪，更进一步进行挑拨和煽动”，“总之，我违背了‘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站到陈伯达反‘九大’路线一边，给陈伯达当了帮凶和义务宣传员”。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陈、吴等与张春桥的矛盾与论争，是庐山会议前夕及庐山会议期间双方斗争焦点之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该《检讨》，还是吴的第一次检讨、叶群的两次检讨及黄、李、邱的检讨，都没有任何涉及“国家主席”问题的只言片语。我们不但从《检讨》中看不到在庐山会议上吴法宪、叶群等在“国家主席”问题上与张春桥等有过争议，而且也可以由此想见“国家主席”问题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也并不是林彪及黄、吴、叶、李、邱的罪名，否则，毛怎么会御批“我已看过，可以了”？“国家主席”问题成为一个罪名，当在“九一三”之后。

首先被利用的，还是吴法宪。吴在1971年10月21日即“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到四十天就“亲笔交代”称：“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七○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有了吴的所谓交代，官方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罗织罪名：“林陈反党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权力再分配’的会议，阴谋利用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他们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要设国家主席。他们反党的理论纲领，是坚持天才的观点。核心的问题，是要设国家主席，是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

虽然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声称，关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句话，“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页788）但令人十分奇怪的是，在《回忆录》中吴却又多处提及林彪、叶群及吴自己在庐山会议前夕及期间多次坚持设国家主席。如：“我们坚持了林彪的意见：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国家主席，考虑到毛泽东不便出国访问，可以设国家副主席，总之要设国家主席；康生和张春桥则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顶牛了。”（页779-780）“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赞成你和李作鹏的意见。要说服他们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元首，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名不正，言不顺。”（页780）“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论不下。”（页781）“不到一小时，叶群的电话来了。她说：‘林彪同志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即以毛泽东思想为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坚持设国家主席）。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页783。据叶群检讨，吴向她反映的只是有人不同意写“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及说什么“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林彪听了电话内容以后，只是说要给毛写信，并没有说对吴支持的话，而林要给毛写信一事叶从旁劝阻了）。

可以肯定的是，《回忆录》中上述有关“国家主席”问题的“回忆”，是与《检讨》的内容对不上号的，我们相信，与当时的事实亦大相径庭。但是，吴法宪为什么在《回忆录》中自己要再次把水搅浑呢？为什么要林彪、叶群再次背上“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黑锅呢？这却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

三、毛泽东袒护江青之一例

《检讨》中提及一件事：“去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永胜、作鹏、会作同志和我两次在一起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永胜同志和我一起向主席作了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

黄永胜在1971年3月21日晚的检讨中也有类似说法：“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涉及的人和问题比较多。当时，我们感到问题较大，所以法宪、作鹏、会作同志和我曾两次在一块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我和法宪同志便到主席那里去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问题也没有说清楚。两次四个同志在一起商量，而德生同志没有参加，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

吴、黄检讨均语焉未详。此事内情究如何？为什么吴、黄在事情过了几近一年之后还要在检讨中再次提及？

其实，这是黄、吴、李、邱与江青一次未算成功的斗争。

官方编纂的《周恩来年谱》，对此事经过作了如下简要的表述：1970年5月17日，“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人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同时吹嘘自己是很成熟的领导干部，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会上，江青还说黄永胜等人在搞军党论。会后，黄、吴、李、邱分别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江青的言论，认为她要抓军权。毛泽东批评了江青。”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详细述及了5月17日这件事，但他把日期记错为“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上午”了（页753）。另《回忆录》说江青一共召来了六位政治局委员，据黄永胜检讨及《周恩来年谱》应为七人，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姚文元、谢富治、李德生。

据知情人称，黄、吴、李、邱从江青处回来后感到问题较大，商量由黄、吴到毛家湾向林彪汇报（后林办来电话召李、邱也去），林听了汇报后说：“江青把政治局大多数都攻击了，今天是直接攻击了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经毛同意，黄、吴从毛家湾直接到中南海向毛作了汇报。他们以为毛会大发江青的脾气，未想到毛只说了三句话：“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是可以的”，“江青也是一霸”，“你们今天到这里来，不要叫江青知道，你们今天和我说的这些问题，也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同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

《周恩来年谱》说毛批评了江青，是为毛作掩饰。毛表面应付说说“江青也是一霸”是假，实质上其实认为江并没有什么错（“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是可以的”），甚至还有一种可能，没准这一次是毛利用江放出的试探性气球？毕竟三年之后，不是毛领着批周的吗？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几近一年，为什么庐山会议之后在黄、吴的检讨中又被翻了出来？毛不是说不要叫江青知道吗？一检讨，江青不就知道了，黄、吴、李、邱不就“不好混了”吗？是黄、吴在此际主动公开（似有向江青示意以请求原谅之意。吴的《检讨》开头就有“在林副主席、总理、康生、江青同志多次严厉批评和耐心教育下”的话，将江的位置放在其他政治局成员之上），还是在某种压力之下被动公开的？向毛反映事情经过为何说成是“干扰”了毛？因当事人已全部离世，我们也再难追寻其缘由了。但无论如何，毛的态度十分清楚地表明，他是袒护江青的，袒护江青，也就是袒护着如张春桥之类的文革极“左”派。1970年5月17日向毛汇报的结果完全出乎黄、吴、李、邱等的意料之外（事后还被认为是干扰了毛），但他们似乎未有看透毛的内心世界而未能认真吸取教训，直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吴法宪向张春桥叫板而败下阵来之后才发现，毛其实是可以不要林彪这个接班人却不能失去江青、张春桥之类他的真正的思想继承者的！惟这一发现，对于吴法宪等人来说，为时已晚。

2009年4月稿
2012年6月改定


吴法宪1971年4月9日的检讨

主 席：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林副主席，干扰了九届二中全会，破坏了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背离了党的“九大”路线。由于我的错误，给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每当想到这里，我内心十分沉痛。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最深刻的教训。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主席多次亲切关怀，谆谆教导，严格批评和耐心教育下，在林副主席、总理、康生、江青同志多次严厉批评和耐心教育下，经过反复学习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一光辉文献和主席、林副主席最近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批示，特别是学习了主席对我检讨的批示，和主席对军委座谈会的批示，使我受到极大的震动，逐步提高了认识。深深感到，主席一系列的教导和批示，完全打中了我错误的要害。越学，越感到主席的教导无比温暖，是在政治上对我最大的爱护，最深刻的教育，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我。去年十月向主席写的检讨，就事论事，强调客观原因多，觉悟实在太低。因此，再次向主席诚恳检讨认错。我一定带着犯错误的沉痛教训，把主席的批示作为我一生思想革命化的指针，经常学，反复学，并通过实践，改造自己，坚决改正错误。

一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所犯的错误。
一、去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在康生同志召开宪法工作小组讨论修改宪法问题的会议上，我采取了极其错误的做法。
在那次会议上，对宪法的写法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在宪法讨论稿的序言部分有这样一段内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同志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这个问题本来是提供讨论的，是正常的。由于我平时对张春桥同志积累了一些成见，所以对张春桥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反感，后来又听张春桥同志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我情绪就更加激动，自以为是，非常主观，错误地顶驳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下图：吴法宪在天安门上）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还极其错误地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我完全忘记了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主席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圈了，也没有搞清楚张春桥同志所说的那句话的来由，就主观片面地给张春桥同志扣上了大帽子，把会议气氛搞得很紧张。这是完全错误的。当时张春桥同志非常冷静，没有反驳我。我还错误地认为是讲对了。在会中休息时，我离开了会场，用电话把我主观片面的错误意见，报告了黄永胜同志。直到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以后，经总理指出，才弄清楚张春桥同志的那句话，是主席在接见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讲的。
八月十三日那次会，由下午三时半一直讨论到下半夜一时半左右才结束。这次会，陈伯达也参加了，中间他溜走了，到我发言快结束时才回来。散会后，在怀仁堂门口，他问我今天发言为什么这样激动，当我要给他讲的时候，他说这里不好谈，要我到他家里去谈一下。于是，分别坐车到了他家里。在他办公室，我就把会议情况和发言的内容告诉了他。陈伯达洋洋得意，抓住我的错误情绪，乘机挑拨，吹捧我“能坚持原则，风格很高”。经他这么一挑一捧，就中了他的毒，更加头脑发热，就用陈伯达家里的电话把我的错误看法报告了总理(当时未向总理说明是在陈伯达家里打的电话)。因为时间很晚，打完电话很快就回到家里，又急忙用电话把我的错误的意见报告了叶群同志。
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我没有向主持宪法工作小组会议的康生同志请示，也没有弄清情况，就匆忙地向总理、永胜、叶群同志反映。尤其严重的是，没有把陈伯达乘机挑拨、吹捧的话，向总理、康生、永胜、叶群同志报告，直到去年十月十八日，总理、康生同志找我们谈话时，我才作了交代。
八月十四日晚，在政治局会上，我又重复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康生同志当即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我对康生同志的批评，听不进去，仍然坚持己见，表现对康生同志极不尊重。
我在八月十三日会上和会后的这些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从此陷进了陈伯达的圈套，种下了犯错误的种子，也对不起张春桥同志，我已向张春桥同志认错道歉。由于我主观武断地反映了错误的情况，影响军委办事组的几位同志在庐山犯方向、路线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
二、到庐山之后，陈伯达利用我八月十三日对张春桥同志这个错误情绪，更进一步地进行挑拨和煽动。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在政治局会议后，他来找我和作鹏、会作同志。这次谈话，主要是攻击和污蔑张春桥同志，煽动性很大。陈伯达谈了一九六七年处理安亭事件和上海夺权的经过，说是他派张春桥同志去处理安亭事件的。他说当时情况很紧张，陈丕显要找他讲电话，他就不接，后来张春桥同志给他打电话，他就接了。说他是支持张春桥同志，不支持陈丕显的。是他写了几条办法，由张春桥同志宣布，才解决问题的。然后又在上海开了一个群众大会，讲话的内容也是由他打电话告诉张春桥同志的，结果大会开好了，夺权成功了。以此吹嘘他自己，贬低别人。他还攻击张春桥同志既没有读多少书，写什么文章，还好表现自己。他还谈到关于“天才”问题，我们就问他有没有马、恩、列、斯关于天才方面的论述?他说有，回去查查书，给你们找一些。他回去后，过了一段时间打电话传给我七条(第一次三条，第二次两条，第三次两条)，在电话上我同他逐条进行了校正，然后交给秘书打印了几份，第二天给了作鹏、会作、叶群同志。但是没有给李德生同志，在这里也表现出一种宗派情绪。事后看来，陈伯达这次找我们谈话，主要是利用我们对“天才”问题的无知和对张春桥同志的错误情绪，挑动我们在会上为他发起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欺骗同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充当帮凶。这次陈伯达对我们说的一些黑话，我都听进去了，当时既没有顶回去，又没有向组织报告，还把陈伯达搞的那个材料给了作鹏、会作和叶群同志。这是违犯党纪的非法活动，是犯罪的行为。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我在九届二中全会西南小组会上的发言是极其错误的。一是把我在八月十三日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极端错误的看法进行了传播，虽然没有指名，但实际上是把矛头对准了张春桥同志。二是引用了陈伯达搞的那份断章取义的材料。在我的发言煽动下，造成西南组同志的思想混乱，影响了会议的正常进行，对反党分子陈伯达搞突然袭击、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起了煽风点火，积极支持的极坏作用。
八月二十六日黄昏，陈伯达打电话给我，说他到了主席那里，主席要他找我和作鹏、会作同志谈谈。我们到他那里以后，他说主席看了他二十四日在华北组的发言稿，严格地批评了他。后来他又到康生同志和江青同志那里，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还说主席也批评了我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吞吞吐吐的不肯说，只说以后再不同我们来往了。我们三人当时都回答说，主席的批评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和教育，批评什么我们都接受，坚决改正。当时陈伯达说话神态异常，吱吱唔唔，对主席的批评毫无沉痛的心情，没有一点悔改的表示，我们当即要他把找我们谈话的情况报告总理。在那里呆了一会就回来了。事后分析，他这次找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想再骗我们一次，以挽救他自己。
总之，我违背了主席的教导，违背了“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站到陈伯达反“九大”路线一边，给陈伯达当了帮凶和义务宣传员。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毫无正大光明的气概，欺骗了许多同志，做了有党以来没有见过的大坏事，给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大最深刻的一次教训，内心深受责备，十分悔恨，永远也不能忘记。
三、今年二月的军委座谈会，我本应对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方向路线的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清理思想，教育自己，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同时，通过自我检查，进一步揭发和批判陈伯达，认清他的反革命罪行和反动的本质。但我没有这样做。在二月十九日传达主席批示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又没有进行检查，失去了两次极好的自我教育机会，一错再错，造成被动，心情更加沉重。这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私心杂念、患得患失，怕揭怕批，因而几次都不能争取主动。
四、去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永胜、作鹏、会作同志和我两次在一起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永胜同志和我一起向主席作了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

二
犯错误的原因。
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陈伯达、惯用特务手段，用谣言和诡辩欺骗人，毒害人，其险恶用心，实在狠毒。但是骗人是一回事，受骗又是一回事，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我之所以掉进陈伯达的泥坑，主观原因是主要的。
一、同陈伯达有共鸣之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和陈伯达没有接触过，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才开始有所接触。过去认为他虽然组织能力很差，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但觉得他“读的书多”“懂理论”“会写文章”，迷信他，相信他。
在对张春桥同志有意见这个问题上，我同陈伯达在思想上共鸣。去年八月十三日会议上，陈伯达利用我的错误言论进行挑拨，我却把他的别有用心，看成是对我的支持。因此，八月二十三日他在庐山散布攻击和污蔑张春桥同志的黑话，我就听进去了。
自己一向不读马、列的书，也不懂马列。对于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个根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相信陈伯达的所谓“天才论”。对他搞的那个材料，不分析，不鉴别，如获至宝，予以传播，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同志。
由于思想上有共鸣之处，我还毫无原则地吹捧过陈伯达是什么“穷秀才”、“老夫子”、“理论家”，等等。被他伪君子，假谦虚所迷惑，对他装出的一付可怜相表示同情。对领导上分配给他的工作，他不负责任，却又常发牢骚，说他没有多少工作，要求下放等错误言行，听之任之，没有进行任何斗争。
主席在“九大”前期曾经对陈伯达进行过极为严厉的批评，中央其他同志在会上也批评过他，但是由于自己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政治上缺乏敏锐性，对主席给他的批评，没有深入思考，只认为他是政治上一个时期犯有错误，没有警惕他是三十多年来一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学习了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一光辉文献，才使我恍然大悟，但是已经后悔莫及。
二、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主席一贯教导我们：“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我这次犯错误，是由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所决定的。在八月十三日的那次会上，我凭着主观武断的感觉，不调查，不研究，不和张春桥同志谈心，不弄清情况，不加分析，就随意下结论、扣帽子，匆忙上报。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西南小组会上，又把这些主观片面的错误意见，传播扩散。这完全违背主席的教导。
三、骄傲自满，尾巴翘上了天。“九大”当上了中央委员，自以为得意，锋芒毕露，忘乎所以。唯我独革，好象只有自己最革命，最热爱毛主席。本来自己水平很低，却不懂装懂，自以为是，对有的同志的一些不同意见，听不进去，动不动就无限上纲。由于骄傲自满，在团结问题上，不顾大局，总理曾经给打过招呼，同张春桥同志要搞好团结，我没有听进去。无组织、无纪律，在庄严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对这样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就拿到小组会上去讲，完全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
喜欢吹捧，不仅喜欢人家吹捧自己，自己也喜欢吹捧别人。除了吹捧过陈伯达外，也曾不适当地吹捧过一些别的同志。
四、我所以犯这样大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地联系自己的实际，活学活用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也没有读马、列的书。没有把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没有把“九大”团结胜利的号召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陈伯达一挑一捧就上了劲，把“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头脑中占了上风。完全忘记了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要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不要心血来潮就忘乎所以”的教导，忘记了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忘记了“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不听主席的话，反而听信了政治骗子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这是对主席最大的不忠。

三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在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的指引下、在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的面目，清除了党内的一个大隐患，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通过半年来的学习，又看了陈伯达的大量罪行材料，进一步认清了，陈伯达出身于“四代书香”，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一贯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他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疯狂反党乱军，挑动武斗，这次又挑动我们为他反革命阴谋服务，都是由此而来。我们同陈伯达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一场保卫主席，保卫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保卫“九大”路线的斗争。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在这场斗争中，我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钻进了陈伯达的圈套，掉在陈伯达的泥坑内，犯了背离“九大”路线，破坏党的团结的罪行。在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教育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保证今后一定坚决改正错误。
一、遵照主席“批陈整风”的指示，带着对陈伯达刻骨的阶级仇恨，坚决批判叛徒、特务、老反共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进一步认清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和危害，通过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同他彻底划清界线，肃清其流毒。
二、一定牢记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教导，反对主观主义，加强调查研究，尊重客观，尊重实践，坚持唯物论、辩证法。向上反映情况一定真实准确，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认真吸取这次犯错误的教训，坚决克服头脑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三、坚决克服骄傲自满和宗派主义情绪。这次犯了严重错误，才使我真正懂得，骄傲自满是执行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敌，是团结的大敌，如不彻底克服，还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今后一定遵照主席“力戒骄傲”的指示，谦虚谨慎，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地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和教育，同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坚决克服宗派主义情绪，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五湖四海的同志共同革命。
四、加强党性，加强组织纪律性。坚决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集中和统一。一言一行努力做到以党的利益为出发点，识大体、顾大局，大事小事注意请示报告，一切行动听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号令。
五、遵照主席“认真看书学习”的指示带着自己犯严重错误的教训，刻苦学习主席著作，认真读马、列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
我一定牢记主席关于“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的教导，深刻记取这次最沉痛的教训，把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教育变成自己实际的行动，永远跟着伟大导师毛主席继续革命。
以上检查，恳请主席批评指示。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吴 法 宪
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

【资料来源：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秘书处翻印，1972年7月】（余汝信提供）


原载《记忆》第85期，2012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