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回应程光


余汝信


一、与程光的交往

程光文中说，“现在我回看他这些年来向我表示‘可以完全信任’和索要珍贵资料的电子邮件（数十封），感到困惑不解。”又说，“余先生2006年与我交往，得知我这儿有父亲回忆稿后想看，我给了他02稿的一些文革前部分，文革后的我没给，因为父亲还没有最后审定，我持慎重态度。”
事实真相是，程光主动与我交往最早还是在2005年。与其确有数十封电子邮件往来，但，一，我没有向他“索要”什么“珍贵资料”；二，回忆稿是他主动提出要给我看而并非是我“想看”的。
幸好，这些往来邮件至今还保存着。
程光的回忆录稿，一看就明白，确实是费了很多心血。惟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修改的痕迹太重，与我后来看到的邱会作回忆录文稿相比，他几乎是在重写。他将邱会作的东西基本上都磨平了，令我兴味索然。老实说，他给我看建国后部分也好，不给我也好，我不至于主动去追他。
待到他给我看建国后部分的时候，已经是一年多以后了，而且，也还是他主动先联系的。
程光发来的回忆稿，是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中部分。这一部分，我的感觉，还是程光修改的痕迹太重，故而，我在电话中有些不客气地直接对他说，“书稿到底是你的，还是你父亲的？”因为当时没有看到邱会作的亲笔原稿，没有一个参照物，我心中的确没有底，只是一种深度的怀疑。但是，我还是用心对书稿的每一段都提了修改意见。
对我所提的意见，程光没有说对，还是不对；没有说接受，还是不接受。
时间很快，又过去了两年。2011年1月30日，程光主动来信称，有事要给我说。接着，他把《心灵的对话》全书电子版发了给我，要我提提意见。2月11日，我看了一部分后，将我的看法告诉了他：
前天回来，马上阅读了你给我的《对话》。同时，再次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总的感觉，你是下了大功夫的（修改了十七次），也很不容易。因为看得比较匆忙（毕竟有七十万字），其中有些史实上的问题，待在今后几天与你商讨。只是总体上的一些感觉，想先与你交换一下本人的不成熟意见，供你修改时参考。
一、根据你的介绍，《对话》应脱胎于你父亲的书面的回忆录稿。据我所知，《邱会作回忆录》已于近日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正式出版面世（我前两天在港时亦已购得一套）。该书没有列整理人，只注明是邱会作著，外人会认为，它是你们全家人的精力结晶，似乎不会看作是你哥哥一个人整理的产物。在此前提下，《对话》所体现的邱会作的思想与行为的细节，似应与《回忆录》相一致，使人感觉到《对话》是《回忆录》思想上的延伸，或者说是它的补充和解读，这是最为理想的。
二、《对话》应有一个特定的时间背景，如定格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直至邱老去世前（2002年）。这样，对话就必须注意这一时间背景，如不能出现2002年后以后才面世的材料（如多次提及的陈伯达回忆，成书是在2005年），另如说文革“结束二十多年了”是可以的，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以来”就成疑了（1978年至2002年，只有二十四年）。
三、《对话》应有对话形式的口语特点，有些只能或通常仅诉诸于文字表达的字眼、字句，不要放在对话中，即要特别注意口语化，注意用口头语言去表达。
四、《对话》中一些邱老的话，并不象一位少年时代即参加红军，在枪林弹雨中成长的老一辈革命者的用语，这一点，希望能引起特别注意！因为有些政治术语等，老一辈的人别说口头上不会讲，写文章也不会用。这些话，读者可能会感觉到是“子”加诸于“父”的，而不是本来就是“父”的。有一些思想如果你觉得非要表达出来，不如干脆就作为是你本人说的，不必强求非得是邱老本人说的，这样，可能更自然一些。这样对邱老也是一种保护，因为《对话》中，以“父”表达出来的思想，有些还要推敲。
《邱会作回忆录》的语言，我个人认为还是基本上保留了邱老的语言特点的。如果人们以后拿这两本书相比较，可能会有判断，那一本的语言，思想更真实一些？
直白地说，就是不要过于有意识地去拔高邱老的思想，而使读者感觉到这并不像邱老本人所思所想所言，这样做，会适得其反。69年“九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接触到很多的党内大事，但他是在“办公”而非“决策”的位子上，71年就倒台了，在高端也就两年半的时间，因此，这样厚重的总结和反思，我认为不可出自邱老之口，稍有不慎就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五、上述的四点，修改起来并不难，将邱老的一些话还原成你自己的话，作为是你讲的就行了。你怎么想，怎么讲，我倒认为是可以较自由发挥的，没有局限性的，而老一代人，则有很大不同。
为此，我想倒过来，先将思想性较强而不需要核对多少史实的最后一部分“反思和总结”看了，并在文中以加注形式提了些个人见解，还是那句话，仅供参考而已。
其他部分，将陆续发去给你。
同一天，程光复信，主要是辩解（原信略——本刊注）……同一天，程光共给我发了四封信（原信略——本刊注）……
既然程光说已经上机，再动员他去改其实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给他看了两章，同样提出了修改意见。
2月18日，我将附了修改意见的“七二○”事件一段发给他，以示对他负责的态度，并写了一短函：
因近日时间较紧，我只改了“七二○事件”一小段，供你参考，其他的还在看。
全书稿类似问题所在多有，我想原因有几个方面：
1、问题说得太细。太多的细节容易出错，很多事情细节不必交代，不如大而化之。
2、 由于过程了解不大准确，结论就会跟着不准确，不要轻易下断语、结论。
3、 尤其是作为你父亲的话语，必须慎重处理。总的感觉是父亲的话太多，多就易错，且不应该什么都涉及，什么都懂,什么都了解(实际是不可能的)，像是一位文革的百科专家，这样的权威性反而下降了，如林彪平时的话就不多，但应句句是精炼、简洁、有力的，你父亲应该是那样的人。

二、与路光的交往

认识路光，比认识程光迟了大概两年。
路光年长于我且乐于助人。为此，他力所能及地提供过不少重要材料、重要线索给我。程光文中指责“编辑者（余注：似乎是指我）为《邱回忆》加上了别人已发表的东西，当成了邱会作本人的回忆”，提及我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引用的叶剑英批罗讲话，认为是我给《邱会作回忆录》整理人提供的。这里他恰恰搞反了，叶剑英的讲话，正是路光在我到京时送给我的“见面礼”，条件是想要我写一篇文章。路光说：“看过你写的多篇文章，比较实事求是。现在关于罗瑞卿的问题，谎言很多，包括杨成武这样的批罗积极分子，也在说谎。我父亲生前说，只要找到叶帅讲话的全文，一切都说明白了。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也充实到父亲的回忆录中去了。父亲回忆录中原来就引用了叶帅的讲话，只是没有这么全面，这么有条理性，现在好了，可以完成父亲的一个心愿。但父亲的回忆录还在整理中，到正式出版至少要两三年。我们应该让世人尽快了解事实真相。我把叶帅的讲话复印一份给你，如果你认为它对讲清罗瑞卿问题有用，请你写一篇文章为好。”
这就是我写《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的背景。简单地说，叶剑英讲话，是路光给我的，而非《邱会作回忆录》的整理人之一路光“抄”我的。
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是谁“抄”谁的，而在于：一、1966年4月，叶剑英有没有这个讲话？答案是：叶剑英这个讲话，是上了正式文件的；二、既然叶帅讲了话，参加会议的邱会作又在场，邱会作的回忆录原稿上也有这一内容，只是记得不全不完整，那么，邱会作的未亡人、《邱会作回忆录》的整理人将其整理充实到书稿中，这又有什么错？在不违背回忆录作者的原意及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任何回忆录的整理者都有权进行类似的整理工作，更不用说这样做的是作者的亲人了。

三、关于《心灵的对话》与《历史的回顾》

程光说，“余先生《真相》一文开始就武断地宣称，我父亲和我没有进行对话”，程光在这里是偷换了概念。我不是说程光与其父没有进行过一般性的对话，而是“邱会作生前其实没有与程光进行过如此系统的、长篇大论的、囊括一切的文革‘百科全书’式的谈话”！
程光在《回复余汝信》中也说：“有他坐下来长谈，父子问答的内容，有他茶余饭后的三言两语，有陪他散步闲聊时的即兴议论，有他和别人聊天中的内容，有他和我对一些问题的探讨”，这样零敲碎打的谈话，可以形成几十万字的一本书吗？“他和别人聊天中的内容”，也可以化为“父子对话”的内容吗？
程光的所谓“对话”，其实就是口述历史。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运用音传（录音）、进而运用像传（录像）手段记述历史的方法。几十万字的内容，以陈旧的文传（以文字记录）方法能记载下来，记录者又没有经过速记训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程光又说，“也许有人认为，让父亲坐在那里作个一问一答的完整录音录相，才算是真正的‘对话’”，是的，只有这样做，才符合现代口述历史的起码的技术要求，符合口述历史的一般规范。程光自己提及的“社科院来录的”，就是这样操作的。但程光自己却根本拿不出这几十万字《对话》的父子交谈的录音!
程光的《对话》，其实是将邱会作的回忆录文稿深加工转换而成。程光在《回复余汝信》中也说了，“父亲还委托我把他回忆录后半部分整理好，由他最后定稿”，“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反复研读了四个稿子”，这也说明，退一万步说，即便其父有委托，也是委托他整理回忆录，而不是另起炉灶搞什么《对话》。
试想邱会作生前已经写有一百多万字的回忆录文稿，有待进行的只是文稿的整理工作，邱会作有什么必要把文稿的内容从头至尾重新“对话”一遍？
将回忆录文本转换成口述（对话）文本，这种转换存不存在什么问题？我以前对此是认识不清的，因而，才会在今年初还替程光修改《对话》。而后，我请教了口述历史方面的专家，他们认为，这样的转换，从程序上说就是错误的，不合符规范的。因为这样的“对话”场景是编造的，本身没有进行过真实意义上对话，那么，完全可以不看内容，“一票否决”！
《对话》是以回忆录文本转换而成的一个佐证，是与《对话》同时间出版的程光的另一本书----《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
程光说，“《历史的回顾》从父亲参加革命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按他个人经历的时间顺序，若干‘历史问题’随文于其中，有的抽出来单独说。这次突出了父亲谈的，我更加是一个倾听和记录者，有一些段落很长，都是记录着他的忆述和议论，一口气说完，这样读起来流畅、连贯、紧凑，更容易理解他要讲的内容。”（《历史的回顾》，页2）
程光说的不是事实。对话体的《历史的回顾》，是用邱会作回忆录文稿整体改写的。程光整理的邱会作回忆录文稿，几年前他是发过给我，要我提出修改意见的。在这本《历史的回顾》中，我提出的修改意见痕迹还在（只是程光看了我的意见之后，偷偷改了，而从不反馈给我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如“第十五章 工作在中南军区”一章：
1、原文稿“1951年春”，余改“据组织史资料为1950年12月”，《回顾》已改为“1951年冬”（页263）；
2、原文稿“兵团又兼广东省军区”，余改“广东省军区应为广东军区”，《回顾》已改为“兼广东军区领导机关”（页264）；
3、原文稿“兵团领导和广东省军区的领导是互相兼任的”，余改“兵团领导兼广东军区职，但广东军区领导并不兼兵团职，不好说‘互相兼任’”，《回顾》已改为“兵团主要领导兼任广东军区的职务”（页264）；
4、原文稿“他（余注：指叶剑英）是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省委书记、省长”，余改“叶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时广东工作由分局直接领导，未另设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回顾》已改为“他是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由分局直接领导，未另设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页264）；
5、原文稿“1951年秋”，余改“应为1951年5月”，《回顾》已改为“1951年春”（其实5月也不是春天）（页264）；
6、原文稿“受中央军委和中南军区（驻武汉）双重领导”，余改“时无中央军委，只有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回顾》已改为“受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南军区（驻武汉）双重的领导” （页264）；
7、原文稿“华南军区管辖广东、广西、海南岛行政区三个省军区……”，余改“华南军区仅辖广西军区、海南军区、粤东军区（第41军兼）、粤西军区（43军兼）”，《回顾》已改为“管辖广西军区、海南军区、粤东军区、粤西军区四处省级军区”（省级军区为程光误加，当时只有一、二、三级军区之分而无省级军区一说）（页264）；
8、原文稿“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余改“华南军区叶不兼政委，政委由中南军区第三政委谭政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在1951年12月兼第二政委”，《回顾》已改为“华南军区司令员为叶剑英，政委由中南军区政委谭政兼，陶铸兼第二政委” （页264）；
9、原文稿“解放初期，军队在一个地区起的作用很大，以上这些人就是华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物”，余改“似不好这么说，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张云逸、第三书记方方（陶为第四书记）均未在军区任职，还有古大存、易秀湘、何伟、赵紫阳等主要常委也不是军队的”，《回顾》删去了原文稿的这段话。
举以上这些例子，已经足够说明：一、《历史的回顾》就是以邱会作回忆录文稿（程光整理版）改写的；二、程光说他父亲的东西是不能改的，是假话，是只针对别人而言的，他自己则大改特改，甚至连整个体例，都要从回忆录文体改为口述对话文体！
邱会作真正的“对话”，应该是与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人员在2000年6月10日至9月14日十六次的“对话”，历时三个多月，也只有十几万字。这些“对话”，有录音记录保存。

四、中央政治局开会宣布林彪死讯的时间

关于中央政治局开会宣布林彪死亡的时间，目前公开资料最权威的是《周恩来年谱》所述的1971年9月14日晚。
《回复余汝信》以“查阅了父亲的回忆录”（不是“对话”了）、“又找出了父亲2000年9月一次录音”（有录音的话，也是研究人员访谈的录音）、“还查看了父亲在1990年《回忆周恩来》手稿”等及吴法宪回忆为理由，坚称为9月15日晚。
《周恩来年谱》所认定的时间，是依据文献档案、周的工作日志，这些当时已经形成的材料，应比邱会作、吴法宪等人的个人回忆准确得多。程光坚持己见，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邱会作、吴法宪等人的记忆是否就是客观标准？二、是应该以《周恩来年谱》等准确的材料，去修正邱会作不准确的记忆，还是反过来以邱会作错误的记忆为标准，从而去指责《周恩来年谱》是“伪档案”，是“造假”？

程光的书稿公开出版后，我本不准备再说些什么。但是，可能是有点儿“名人之后”的效应吧，《心灵的对话》出版后，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故而，我认为，应该将自己对程光的私下批评有所公开。有人说，这不过是私人恩怨，不宜公开。惟正如一位我所尊敬的前辈所言：书一出来，就是社会产品，要接受社会的检验，这是大局，也是客观事实，其他事情（不管什么事情），都没法和它相比，都不起什么作用。这，也就是我写《谁离真相更近?》的初衷。这样做，势必要“得罪”程光，朋友做不成了。然而，想深一层，更重要的是，我们都要对得住历史。在历史真相面前，“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朋友之间，容不下真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那么，朋友不朋友，也就无所谓了。
（2011年11月）


《记忆》第八十一期，２０１２．２．２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