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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谁离真相更近?──《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细节差异浅析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3月 05, 2012 11: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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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离真相更近?
──《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细节差异浅析

余汝信

一、叶说的还是林说的?
◎ 父:1965年8月初,叶帅把我叫到他的家里去,对我发牢骚说:(余注:黑体字部分为本文作者所改排,下同)“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 叶帅说,他刚从大连林总那回来,两人谈了,认为罗瑞卿变了,不注意自己参谋长的身份,专横霸道,独揽大权,俨然已是军队的统帅了。-------《对话》上,页10
◎ 叶谈话的要点如下:
……
林总还说:罗这个人很会装自己的“腰包”。在南京军区着手总结的郭兴福军事训练方法,他开始不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批示,他就打主意了,把功劳硬抢过去了。
郭兴福教学法是叶帅发现、总结出来的,罗抢了过去,并以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为由,在南京召开了全军军长以上的会议,除一个军长因病未到会之外,所有军以上的军事干部都到会了。这是一次兴师动众的“抢功”大会,大会之后并非搞军事训练,而是搞全军大比武了。------《回忆录》上,页378-379
同一句话,分别在《对话》里是叶剑英本人所说,《回忆录》中是叶剑英转述林彪的话。
叶剑英是熟谙历史、极具睿智的大政治家。《对话》中他对部下发这样的牢骚,有以元帅身份与大将罗瑞卿争功之嫌,想必这决非叶之所为。但如果像《回忆录》中叶剑英传达的是地位比他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的原话,此事就如同由林作了仲裁。不以自己作评判而以林彪作评判,这就显露了叶高超的政治造谐。比较起来,《回忆录》所述显然合情合理得多。

二、上海会议的特点
◎ 父:上海会议是按党内生活方式开的“神仙会”,有三个特点,一是没有当面斗争,是 “背靠背”,罗瑞卿没露面。二是畅所欲言,与会者可以发言也可以不发,罗瑞卿自己也可以辩解,他承认搞“大比武”不妥,但不承认反林总,罗说他曾长期在林总的领导下工作,从无二心,“这辈子跟林总跟定了,棒子打也打不散”。三是没正式组织结论。会议结束时,刘少奇召集大家说:“这次会议开得好,大家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没有搞过火斗争,用谈心的方法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回北京后,中央军委还要开会,也要依照上海会议的精神办。”-------《对话》上,页11
◎ 回想起来,上海会议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没有过火斗争。在会议期间,对“长子”都是背靠背地批判,他本人根本没有露过面。小组会议只传达过“长子”两点意见:—是承认大比武是不对的;二是不承认反对林副主席。他说:“我对林副主席向来都是拥护的,从来没有过二心。在林总领导下工作,我是最愉快的。”这样的传达也只有一次。
第二,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任何负担。在小组会上,可以说话,也可以不说话。
第三,没有结论。会议结束时,刘少奇、邓小平召集全体人员开了半小时的会议。刘少奇说的主要内容是:“这次会议开得好,大家都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没有搞斗争。回北京后,中央还要继续开会,也依照着上海会议的精神办理。”------《回忆录》上,页395-396
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是文革前夕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毛下了大决心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对会议作了周密策划,会议“扩大”到什么人?怎么派专机接罗?谁去机场接罗?罗住什么地方?罗住处如何警卫控制?周、邓与罗如何谈话?都一一安排有序。会议充满肃杀之气,与会者人人精神紧张,如何会是《对话》所述的“按党内生活方式开的‘神仙会’”?
《对话》说“罗瑞卿没露面”,这倒没有错,但没有参加会,何以“罗瑞卿自己也可以辩解”?其实,《回忆录》所述是准确的:“小组会议只传达过‘长子’两点意见”而且“这样的传达也只有一次”。
上海会议其实是由知情者对罗瑞卿的问题进行揭发,使与会者了解罗的错误及其严重性,会后先行免去罗瑞卿的军内职务。怎能如《对话》所称刘少奇说这次会议“用谈心的方法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与谁谈心?如何谈心?
《对话》称刘少奇说,“回北京后,中央军委还要开会”也是错的,回到北京后于1966年3月至4月召开的京西宾馆会议,是中央召集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不是由中央军委召集的,《回忆录》所述“中央还要继续开会”是准确的。

三、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与京西宾馆会议
◎ 父:上海会议刚结束,肖华主持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批判罗瑞卿,调子要比上海会议高得多,要求各大单位不仅要“批罗”,还要揪出和批判“罗瑞卿线上的人”。罗瑞卿问题在军内公开并且升级了。肖华在军委秘书长的事上不如意,以积极地批罗,和他划清界线。
1966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托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罗”,邓小平总书记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为此专门召开的“批罗”会议开始,他指定叶剑英为会议领导小组组长,与肖华、杨成武等人一起领导“批罗”。那天,邓小平以不愉快的口吻说:“会议怎么开?按照刘主席在上海讲的办。”说罢他就走了,再也没参加会。对毛主席交办的事敢于公开甩手,邓小平有这个胆量。
子:这次会议的与上海会议有什么不同呢?
父:起初四十几个人,后来增加了一些军兵种首长参加,九十几个人吧。会议是“三有”了,有文件,有记录,有简报,罗瑞卿到场“面对面”地批判。大家发言很激烈,许多人还揭发贺龙与罗瑞卿的关系。林彪得知后立刻指示,所谈问题不许超过罗这条界线,于是就没人再提贺了。------《对话》上,页14-15
◎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继上海会议之后,在北京召开了会议,称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开罗瑞卿的会都是在主席的指示下,由邓小平、彭真他们牵头,成立中央工作小组进行工作的,……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时间进行了一月有余,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大约有两周时间,主要是军队参加上海会议的领导同志,大概有四十多人,罗本人也参加了会议;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人,除军队参加上海会议的全部人员之外,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总共有近百人参加会议。
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书记处的领导,组织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开始的时候,总书记邓小平把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接到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我记得总书记邓小平说了两句话,他说:“对会议怎样开,上海会议结束时,少奇同志已有交代,我就不说了。另外,我提议成立一个会议领导小组,具体领导会议的进行。”接着邓指定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苏振华组成领导小组并由叶剑英同志主持会议。
邓、彭也多次找罗谈话,邓小平叫他从“关系、工作、个人作风、思想意识、组织纪律”五个方面作检讨。
……
因为林总有话在先,叶剑英说服了大家,整个会议没有直接涉及贺龙的问题。------《回忆录》上,页398-399
1、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965年12月29日-1966年1月18日)是总政为贯彻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而召开的。在中央还没有统一口径,统一部署的情势下,会议断不可能如《对话》所说“全面部署批判罗瑞卿,调子要比上海会议高得多”,相反,正如以后(1967年9月)斗争萧华时所“揭发”,萧华在这次全军政工会议上说,“不要搞什么揭盖子,包括罗瑞卿同志在内”,“不要去找小罗瑞卿”,“不要追究责任”。(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筹备处:《斗争萧华会议纪要》,1967年9月)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更没有使“罗瑞卿问题在军内公开并且升级了”。罗瑞卿问题传达到全党全军,是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发出及中央批转《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之后。
2、《回忆录》指出,邓小平在批罗时起码做了三件事:一是由邓与彭真牵头成立了中央工作小组;二是“指定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苏振华组成领导小组并由叶剑英同志主持会议”;三是“多次找罗谈话,邓小平叫他从‘关系、工作、个人作风、思想意识、组织纪律’五个方面检讨”。并不是如《对话》所称“对毛主席交办的事敢于公开甩手,邓小平有这个胆量”。毛在世时,邓从来没有“敢于公开甩手”的“胆量”。
3、京西宾馆会议分两阶段进行,第二阶段增加的人员是《回忆录》所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及“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并不是如《对话》所言“后来增加了一些军兵种首长参加”。
4、关于贺龙的问题,京西宾馆会议根本没有丝毫触及。《回忆录》所述是对的,“整个会议没有直接涉及贺龙的问题”;《对话》声称“许多人还揭发贺龙与罗瑞卿的关系”,完全错误。

八、新疆战略勘察
(本节应作者要求删略)

十一、求救信
◎ 父:你走了以后,我想了想,决心向上写信,我想用笔写,但手臂的筋受伤握不住笔了。我用嘴咬着笔,用手扶住,趴在地上写了一张纸,大意是,“本月十七日,我被二医大‘红色造反纵队’关起来之后,每天都要对我进行武斗。前天下午,今天(24日)上午,公开进行了两场残酷的大武斗。我现在被打的不能动了,只有左手还勉强能写字。又确悉,明天还有一场更残酷的武斗。我已命在旦夕。我请求救我出来,只要生命能存,我就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海枯石烂也不变心!”写好了已是下午2时,我着急怎样才能把这封信送出去。
子:我离开你那不久,一个被造反派叫去协助看押你的警卫员小蒋来了,他偷偷带出了你那封简短的信,我们赶紧打电话联系。在天刚刚黑的时候,林彪办公室派车来人把信拿走了。-------《对话》上,页99
◎ 当时,我是由总后保卫队的战士看管的,看管我的造反派从外面回来时,看管我的战士回去吃饭了,他看到只有我一个在房子里,以为保卫队把人撤了。于是,他们立即打电话到总后保卫队,要派人来值班。保卫队的人真是聪明,他们派的人,恰好是我的警卫员蒋平安,我告诉小蒋,我要给毛主席写信,小蒋很机灵,他在楼道里转了一会,找来一个大前门的烟盒和一个铅笔头。我的右手被打得不能动弹了,左手还勉强可以动一点,于是,我用左手给毛、林、周写了一封很短的信。信的内容大意是:“每天对我武斗。明天死活难测,请救我一命,我会同过去一样,跟毛主席革命到底!”信写好之后,小蒋立即把信藏到棉帽的夹层里,他回去换班时,跑到我家里把信交给我的炊事员刘玉胜。刘在解放战争中就是我的炊事员,我们有几十年的革命友谊,他立即把信交给我的两个小儿子光光和毛毛并叮嘱他们把信转送到通信兵部胡敏那里去了。------《回忆录》下,页507-508
1967年1月邱会作被批斗时写求救信,《对话》及《回忆录》均有提及,但细节上有较大出入。《对话》是先电话求救再写求救信,《回忆录》是先有求救信再电话求救。笔者相信《回忆录》的真确性,所以将写求救信一事的分析放在前面。
《对话》称邱由于“手臂的筋受伤握不住笔”,所以“用嘴咬着笔,用手扶住”写信(但《对话》的求救信中又称“只有左手还勉强能写字”),用嘴咬着笔如何能写字?而且在被监视的情形下一写就是120多字。此外,在被监视的情形下如何能搞到笔和纸?这些,都是令人生疑的。
而《回忆录》称看管邱的恰好换了邱的警卫员蒋平安,是蒋“找来一个大前门的烟盒和一个铅笔头”,邱用左手给毛、林、周写了一封很短的信(32个字),信写好后,由蒋在换班时带出。两相比较,《回忆录》此过程细节的可信度高于《对话》。

十二、电话求救
◎ 子:那天武斗场上高音喇叭的呼喊,藏在附近的妈妈她泪流满面几次要冲到会场,说是要死就死的一起,被我们拼命拦住。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打电话求援。军委通信兵总机很帮忙,第一个电话打到肖华处,办公室回答:“应当正确对待群众。”再打到杨成武处,值班员非常重视,说“首长不在,会记录下来报告。”我们只好再向上找人,打到林彪处,秘书回答说首长有交待,“对邱部长要保护,要注意动向,叶主任(叶群)嘱咐叫你们放心。”时间这么紧迫,再等下去就是死!我突然想起了正在北京的京西宾馆“躲反”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妈妈立刻打电话去,黄永胜一听就泣不成声了,说:“还电话记录什么,人都快被整死了。我这就赶去林总那,你们设法叫老邱坚持住。”------《对话》上,页98-99
◎ 我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多次并被霸占,成了“全军批判彭、黄、贺、罗造反联络站”的办公室。胡敏被赶到通信兵去了,她当时是通信兵卫生处处长。通信兵与总后是一墙一路之隔,总后武斗现场的大喇叭不断传出揪斗我的情况,胡敏心急如焚,不断到处打电话求救。当时通信兵主任江文同志,通信兵后勤的郭政委,军委一号台的同志们,还有胡敏的两个助理员,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胡敏。
胡敏首先打电话到杨成武处,她知道我和杨关系很好,但赵志珍接了电话给推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杨还没有听到毛、林、周的声音,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导致自己的垮台。胡敏只得把电话打到叶帅处,值班秘书很负责、很着急,叫胡敏不要放电话,立即用另一部电话找叶帅,但一时联系不上。胡敏又打电话到京西宾馆的黄永胜处,警卫员说:“首长在上厕所,请等一会再打。”黄听到后,没有上完厕所就跑出来接电话,胡敏说:“能不能请黄司令给徐帅求求情,叫造反派不要把邱往死里斗。”黄说:“徐那里我不便去,去了也未必能讲通。你不要急,我马上想办法找到叶帅,并亲自到叶帅那里去。”黄果然找到了叶帅,叶帅当机立断,一方面命令卫戍区准备抢人,同时火速到毛家湾向林总报告。此时,我的求救信也到了胡敏手上。说来也巧,我的信到时,胡敏刚好要通了林办的电话,林办秘书郭连凯一面安慰胡敏,一面说马上派人去取我的信。这样我的信送给林彪办公室了。------《回忆录》下,页508
据胡敏老人讲,1967年1月24日批斗邱会作时,程光并不在其身边。既然不在现场,那么,《对话》中上述有关电话求救的具体情节,可以说,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杜撰的。
比如,《对话》称:“藏在附近的妈妈她泪流满面几次要冲到会场,说是要死就死的一起,被我们拼命拦住”。据当时在场的当事人称,这样的情节并不存在。如《回忆录》所述,“胡敏心急如焚,不断到处打电话求救”,但并没有“几次要冲到会场”又“被我们拦住”。胡敏要是冲到会场被抓,连打电话求救的机会也没有了。
既然程光不在现场,“最好的办法是打电话求援”就不可能是他提出来的。据《回忆录》,胡敏打电话的顺序是杨成武处、叶剑英处、黄永胜处及林彪处,并没有如《对话》所说给萧华打电话。打到杨成武处,赵志珍(杨的夫人,也相当是杨成武的办公室主任)“接了电话给推了”。打到叶剑英处(《对话》未提及打给叶,叶是当时军委日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平时对邱甚为关心,邱回总后前又是到叶处道别,不向叶求救,不可思议),未找到叶。打到黄永胜处(这也并非程光“突然想起”的),黄称“马上想办法找到叶帅,并亲自到叶帅那里去”,但并没有如《对话》所说“泣不成声”。一个战火中锤炼了几十年的战将,听后愤怒倒符合实情。给林办打通了电话,秘书郭连凯只是安慰胡敏不要着急,并没有说什么“首长有交待”,“对邱部长要保护,要注意动向”等等。邱会作还没有求救之前,林彪何以知道邱会作的困境?何以交代“对邱部长要保护,要注意动向”?胡敏最后这个电话及邱的“求救信”是最有效的,促使林彪采取了保邱行动。

十三、叶剑英派人接邱到西山
◎ 子:我记得25日当天晚8时,叶剑英派人到翠微路招待所接我们回西山。我看到沿路重兵戒严,防止造反派抢人。车子停在我们的住处时,叶剑英、聂荣臻、肖华夫妇、黄永胜等人早在门口等候了。叶帅急忙走上几步俯身朝担架上看你,扶住你想起来的身子,叫你不要动。
父:我心里难受呀,像受了委屈的人见了兄长一样放声大哭,哇哇地哭了。叶帅忍不住也哭了起来,在场的人全放声哭了。
子:我记得,聂帅噙着眼泪大声说:“法西斯!法西斯!我看对造反派坏头子不抓几个不行!”
父:我深深感谢老首长和老战友对我的安慰。
第二天,刘伯承元帅来看我,他眼力不行了,就用手摸我,把我从头摸到脚。当他的手触到我的伤处,我本能地反应,我颤抖,他的手也在颤抖,立刻把手放轻。刘帅流泪了,说:这是个啥子文化大革命哟!明明是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整好人。毛主席、林总察觉到了问题,派人去救你,是对你个人的关心,也是对全体老干部的关心。你受了伤、挨了打,换取的是更多的人不挨打,不被斗。这与你过去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受伤是一样的,是你的贡献。
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减轻痛苦,刘帅讲起了长征中我这个军委机关里年青的科长和他这个顶头上司、红军参谋长每日在一起行军、工作的往事。但是说着说着,又说回了文化大革命,一贯待人厚道的刘帅连声不断地骂起了造反派。------《对话》上,页100-101
◎ 晚上,叶副主席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杜海舟科长带了三辆汽车来把我接回西山去了,我住在21号。我们的车还没有到,叶副主席、聂副主席和西山的工作人员,已在我住的房子等候我。当把我由车上抬下来之后,有的工作人员哇哇地哭起来。叶帅摸着我的手(伤势过重,不敢拉手)向我慰问,一直把我送到床边。聂帅一个劲骂造反派:“法西斯!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这是革命家庭的温暖,这是首长对下级的爱护!这也是长者对晚辈的关心。
二十六日下午,刘伯承副主席、汪大姐来看我。刘帅的眼睛不好使了,只能听我讲和用手摸我的全身。当摸到我身上的受伤处我有反应时,他把手势放轻,并边摸边说:“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害好人的。毛主席察觉到了问题,断然派人去抢救你。这既是对你的关心,也是对部队干部的关心。”接着,肖华、刘志坚、黄永胜、陈锡联和正在叶副主席处开会的各军区、各军兵种首长都来看我了。------《回忆录》下,页510
据了解,邱会作被叶群接出来后,是总参管理局政委严峻的夫人把胡敏和邱会作的大儿子邱路光接到翠微路邱会作处,后又由杨成武的王副官和邱路光到总后把警卫员蒋平安接出来,并一起上西山。程光当时并不在场,所以也不能“看到沿路重兵戒严,防止造反派抢人”。《回忆录》说“有的工作人员哇哇地哭起来”,并不是如《对话》所说邱会作、叶剑英、聂荣臻都哭了。
《对话》中聂荣臻所说:“我看对造反派坏头子不抓几个不行!”刘伯承所说“你受了伤,挨了打,换取的是更多的人不挨打,不被斗。这与你过去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受伤是一样的,是你的贡献。”这些话,以及刘伯承讲长征的事、骂造反派,在《回忆录》中都是没有的,《对话》中的这些话,都有臆造之嫌。道理很简单:如刘伯承,对军外之事所知甚少,对造反派没有感性认识,为人又十分谨慎,他明知毛泽东支持造反,在1967年1月这个时间,刘伯承是不会骂造反派的。
这样看来,《对话》总说些过头话,安在某些重要人物身上。要知道,“过犹不及”,说话一过了头,就不真实。

十四、军委八条
◎ 子:为了了解这一段历史,我们访问了不少老同志。一位当年担任一个兵种司令员的老同志说:那个《八条命令》好哇!它可是用赵尔陆的命和你父亲的半条命换来的!
父:当时叶群就对我说:“林总提的几条,主要就是根据你受迫害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我才体会到刘伯承元帅对我说的,“你用自己所受的痛苦,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军委又颁布了一些命令,颁布了制止武斗的《布告》多次,根据部队在执行中的偏差,或紧或松做过些调整,但基础的都是《军委八条命令》。------《对话》上,页107
◎ 经林总、叶帅、聂帅、杨成武(杨成武虽然大力巴结江青,但对稳定部队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等人的努力,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林总亲自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军委《八条命令》对稳定大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六七年一月底军委《八条命令》颁布和三月全军高干会后,中央军委决定对部队的“造反”分子一律实行军纪制裁,这对部队的稳定,保持战斗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忆录》上,页456
据切实了解,《军委八条》1967年1月28日颁布时,邱会作刚到西山三天(邱1月25日被接到西山),还在疗伤,卧床不起。他对《军委八条》的形成过程并不太了解,所以,在《回忆录》中说得很简略,更没有可能认为《军委八条》是因自己遭遇而引发,将自己的作用看得那么重要。《对话》称叶群对邱说,“林总提的几条,主要就是根据你受迫害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的”,应非事实,因此期间叶群并没有来看过邱会作,只是打过一次简单的问候电话。
《对话》称“那个《八条命令》好哇!它可是用赵尔陆的命和你父亲的半条命换来的!”这也是明显的杜撰。《军委八条》1967年1月28日颁布,而赵尔陆是67年2月2日凌晨去世的,即《军委八条》颁布在前,赵尔陆去世在后,仅因果关系就不符合事实。
同时,《对话》称刘伯承说“你用自己所受的痛苦,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亦非事实。据当时在场的邱会作警卫员蒋平安回忆,刘看望邱时没有说这样的话。

十六、周恩来对邱会作的评价
◎ 子:那篇讲话在军内外反响很大、广泛流传。但是“九一三”后,对这篇讲话又收缴销毁。周恩来这么重要的一个讲话居然在文献资料中没有了踪影。好在还有人收藏着它,否则今天就看不到了。
父:周恩来说到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斗争形势后说,“我们战友邱会作同志,经住了这次考验”。这句话把我说得面红耳赤。我的地位比周总理不知道低多少,怎么能被他称作“战友”呢?
子:他在讲话中说: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我在江西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到现在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特别到了陕北,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工作,我们差不多每天几乎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所以那一阵子共事最密了。我觉得他是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有为的,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周恩来点名道姓地点评了军队历任总后勤部长后,说你“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很出色的后勤部长,是历届后勤部长最好的一位。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对话》上,页127-128

◎……周总理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感人肺腑的讲话。总理说:
……
“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地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就参加了后方的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几乎每天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我们共事最密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有为的,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证实,……最后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的时候,他又来做总后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红军老战士。……应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是历届后勤部长最好的一位。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回忆录》下,页515-516
周恩来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文革期间收集在群众组织所编印的各种“中央首长讲话集”中,流传颇广。“九一三”后,此类文革资料大都没有如《对话》所说被官方“收缴销毁”(即便《林彪文选》之类有关林彪题材的资料,官方也没有强令收缴过),民间中收藏如恒河沙数。如笔者手中,周的这次讲话,就有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1967年4月编的《中央首长讲话》等数个版本。
《回忆录》所引用的上述周恩来讲话,比较全,原汁原味,估计也是摘录自群众组织编印的类似“首长讲话集”。惟《对话》引用的周的讲话,就不是那么“原汁原味”,如《回忆录》中有一句“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对话》中变成“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在前线作战”,把“林彪同志”去掉了。《回忆录》中另一句“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对话》中也变成了“跟着毛主席走”,把“林彪副主席”抹去了。我们对比后发现,《对话》中引用的这一段话,是一字不差地抄录自2010年落成的邱会作陵墓里的石刻《人民总理周恩来的评价》(该石刻照片见《邱会作回忆录》下,页995)。而陵墓中石刻的文字,并不是周恩来讲话的原文,而是经邱会作家人压缩、调整过的。石刻中两处将“林彪同志”和“林彪副主席”删去,是邱会作家人为了顺利下葬,采纳了当地领导的意见的妥协性结果。
《对话》引用邱会作去世多年后由于客观因素作了删减的周恩来讲话这段文字,反倒成为邱会作生前并没有作过这样的父子对话的有力佐证。

十七、“五一三”事件
◎ 父:对军委机关里发生这些新的情况,林彪当然不愿意,他原想就这么拖着,让事态再扩大一些,让造反派闹得再厉害一些,问题反倒好处理了。如同当年向毛主席争取《军委八条命令》时那样。
林彪可以这样耐心地“等”,但是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压力就大了,他急呀。从我和周恩来的接触中感到,毛主席也不想让军队再发生什么乱,他要求军队,特别是领导机关尽快稳定,以利完成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
既然他们三个人对结束军队这种状态看法一致,那就是找个事由作为契机吧。
子:5月13日晚,以海军为主的驻京军队机关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展览馆进行文艺演出,和造反派发生了冲突。
父:军队文工团里小知识分子成堆,平日纪律也差,成了造反派“打、砸、抢”的主力军,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能组织一次演出是在显示力量。
……
父:此事被称作“五一三事件”。5月16日,杨成武、吴法宪、叶群等去海军、空军总医院慰问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冲突中被打伤的人,《解放军报》作了报导。从此各单位纷纷揭露造反派的罪行。我记得好像是在6月中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汇报演出,林彪、周恩来及中央碰头会全体成员、在京的党、政、军领导出席观看,肖华和全军文革的头面人物没有参加。这一天等于透露出全军文革、肖华有问题了。
子:我查阅当年的报纸,大会堂演出是6月9日,肖华没有出席。可是8月1日的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新华社的新闻中有肖华出席,还提到全军文革。
父:那恐怕是最后一次吧。没有几天,中央就研究了肖华的问题,全军文革几位骨干成员因支持造反派冲击军委领导机关而被审查了。-------《对话》上,页135-136
◎ 当时,空政文工团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务,该团的演员刘素媛,有机会同毛主席说话,她把为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在京的部队各文工团想联合演出的事对毛主席说了。毛对刘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把此事告诉叶群。
这件事叶群报告了林总,林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下就抓住了机会。什么机会呢?林总和军委不是通过发指示的方式,而是通过支持谁搞文艺演出的方式表明林总和军委的态度,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领率机关迅速稳定下来,从而使各大军区及全军部队迅速稳定下来。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过:“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
叶群马上答应约见刘素嫒等人。刘素媛说起她们想搞庆祝《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文艺演出,并表示要联合各派共同演出。叶群明确表示不要联合军队内搞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可以联合北京军区、海军、二炮等其它军兵种文工团的革命派组织共同演出。叶群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叶群还说:“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冲击的是刘邓司令部,军队冲击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使有坏人也不许乱冲击。”叶群的话等于林总已经对军队的大局亮相了。
吴法宪、李作鹏和其他驻京机关的领导得知这次演出得到了林彪的支持,非常振奋。空军、海军、北京军区和各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称“三军党委”)除了炮兵外均表示支持,并成立了“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总后没有文工团,因此“五一三”没有参加进来。但我的态度和他们是一样的。
造反派得知这一消息也不示弱,认为这是“老保翻天”,他们联络清华“井岡山”等地方造反派发表声明:如果对方胆敢单方面搞演出,就要冲击演出会场,砸烂会场。武斗一触即发,这一派以后被称之为“冲派”。
萧华听说以后,感到问题严重,分别给两派群众组组织做工作。避免激化矛盾。现在看来,也不能说萧华就是错,但林总的决心是军队不能存在造反派!萧华抓了芝麻,林彪要的是西瓜。
……
当时,毛主席还是支持造反派的,还是相信造反派有力量的。展览馆“激战”时,刘淑媛在毛主席处,她告诉主席说革命派胜利了,主席说:“你高兴个屁!过一会造反派还会翻过来。”但毛主席是支持刘素媛的,幸好刘素媛是个革命派,是拥护空军党委和吴法宪的。如果刘素媛是个造反派,毛主席也会支持她,那军队的情况就会更复杂、更恶化了。所以林彪支持革命派的确是一步险棋。------《回忆录》下,页527-529
关于“五一三”事件,《对话》与《回忆录》细节不同处在于:
1、《对话》说,“林彪可以这样耐心地‘等’,但是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压力就大了,他急呀。从我和周恩来的接触中感到,毛主席也不想让军队再发生什么乱。他要求军队,特别是领导机关尽快稳定,以利完成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既然他们三个人对结束军队这种状态看法一致,那就是找个事由作为契机吧。”言下之意,《对话》认为“五一三”是毛、林、周共同找的“契机”。而《回忆录》强调的是林彪的作用,“林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下就抓住了机会”,“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他支持刘素媛可以被林彪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林彪支持革命派的确是一步险棋”,而周恩来在“五一三”事件过程中其实是有点后知后觉的,总之,“五一三”并不是毛、林、周三人通过气所致。
2、《回忆录》强调了空政文工团刘素媛在整个“五一三”事件中所起到的重要媒介作用,可以说,没有毛对刘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没有叶群马上约见刘素媛等以示支持,就没有“五一三”。惟《对话》则对刘只字没提。
3、“五一三”当晚参加演出的“驻京陆海空三军文体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余注:实为“保守派”,也即邱会作所称的“革命派)群众战斗组织有:海政文工团、军乐队红色造反舰队,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北京军区空军文工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第二炮兵星火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北京军区军乐队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八一”体工队红旗革命造反队,空军体工队革命造反队,北京军区体工队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他们号称为“驻京陆海空三军革命文艺战士”,亦即《回忆录》所说海军、空军、北京军区、二炮等军兵种文工团的革命派组织的共同演出,与《对话》所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概念有所不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五一三”事件后才形成的,它所涵盖的范畴比“三军文艺团体革命派”要广得多。
4、1967年6月9日,林彪、周恩来等在京观在了“三军革命文艺战士”(不是“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队”)的联合演出。此前,《解放军报》从未报导过有关“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任何消息。这一天并不“等于透露出全军文革、肖华有问题了”。萧华此后出席过多次公开活动,如6月20日欢送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前往阿尔巴尼亚,7月25日首都支持武汉地区革命派的百万人大会,7月31日晚国防部庆祝建军四十周年的招待会,8月2日欢迎红卫兵代表团访阿归来的大会等,新华社都有公开报导。同时,研究界至今未曾见过任何“中央就研究了肖华的问题”的有关材料。

二十一、杨成武问题
◎ 父:……我曾想,中央可能会把杨成武放一段时间再说。不料当日深夜,中央碰头会在人民大会堂就讨论了杨成武的问题,我列席了。周恩来决定由副总长王新亭和李作鹏把杨成武从家中弄出来,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团解决杨成武家驻守的卫戍区部队。行动前,王新亭有些唯唯诺诺。周恩来叹了口气,环视一周,把目光落在我这说:“王新亭办事不泼辣,会作,你对杨成武家熟悉,那里文件很多,你心又细,你也去。”我心里明白,周恩来这样是做给江青看的。
我们到杨的住宅时,中央警卫团一个中队包围控制了院子,原来警卫部队已被缴械撤出。
子:那天随同你去的警卫员说,中央警卫团剪电话线时,误剪了相邻的除向前元帅住处的线路,那的工作人员发现后,以为中央要清算“老机会主义分子”了,急忙批判除帅,叫他交办公室的钥匙。杨成武那么“红”,谁会想到他要下台呀!
父:我们进了院子直接上了杨成武宿舍的二楼,进到他的卧室兼。几日不见杨成武,他的胡子、头发又长又白,没像平日一样修饰,显得苍老多了。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杨成武凄凉地问:“你们要把我搞到哪里去?”李作鹏说:“总理请你去大会堂开会。”杨成武坐着,头向下低得都快碰到膝盖了,至少有五分钟没人说话。突然他抬起头来,悲怆地说:“老邱,你要讲良心呀!”我想,若是吴法宪来带杨成武走,他不会生疑,可是这么亲近的人来了,他没有想到。我也难过极了,心里抱怨周恩来给我派这个“鬼差使”。我想对杨成武说,我被当成了你的同党,还要打倒我呢!但忍住了,心中想:老杨呀,你的事情我会尽力办好的,我是一个对得起朋友的人。
一会儿,中央警卫团领头的副团长进来说,“总理打电话催了”,要进来带人。在门开启时,我听到了外面杨成武的爱人和孩子们那儿发出的凄惨声。……
我们下楼时,杨成武的家属被集中在门口的会客厅,警卫团的战士排成“人墙”隔成了通道,让我们直接出去。杨成武的二女儿突然站在“人墙”背后的橙子上说:“爸爸你放心吧,不要惦记家里,这里有我们呢!”说罢唱起了国际歌。我示意制止了想对她动手的警卫团战士。------《对话》上,页177-178
◎ 三月二十三日晚中央碰头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专门讨论处理杨成武的问题。我和李作鹏列席了会议。
会议决定:(一)先把杨成武从他家搞出来;(二)在中等城市安置,对外保密;家属由总参管理,不准受歧视。这些事都布置好了之后,周总理决定把杨成武搞到大会堂来,他先派王新亭带中央警卫团的人去把杨成武家的警卫部队换掉,把杨的家全部控制起来,杨成武家原来是由北京卫戍区警卫的。王新亭和杨成武的关系不错,可以说他平时对杨毕恭毕敬,此时他有些唯唯诺诺,表示很为难的样子。总理看了王新亭一眼,叹了一口气对着王说:“你怎么搞的?”我同李作鹏离总理不远,我们靠在柱子上闲谈,总理看到我立即招手把我叫过去,总理对我说:“你们两个人去,把杨成武带来,你过去和杨成武关系融洽,就说我让他到大会堂来开会。让他(指王新亭)先把警卫部队换掉,你去带杨成武。”我跟杨成武关系很好,我同样也有些为难,我对总理说;“我叫他,他能来吗?他都‘歇工’一二十天了。总理给我打个条子,我把人给你领来。”总理看了我一眼说:“你去吧,就说我通知他到大会堂开会。对杨成武只字不留。”我只好从命了。这时李作鹏也凑过来,他报告总理说,“杨成武那里有大量的机密资料,要搞丢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总理:“对呀。”他想了一下对李作鹏说:“你也去,要负责保护杨成武不发生意外,也要保护文件,先封存,现在就去办理。”
……
杨成武坐在一个长沙发上,头向下低得几乎要同膝盖相连了。至少有五分钟以上,我们互相连一句话也没有说,房间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杨住的房子是元帅宿舍,质量非常好,只要不开门,外面的一点声音也听不到。静静的房子里好像空气一点都不流通,杨成武一直没有说话,但突然拿起电话要打,电话早被王新亭他们掐了,他把电话一摔,杨成武突然大声说了一句:“你邱会作对我也要有良心呀!”
此时,我和李作鹏坐在那里都没有说话,对杨成武说的那句话,我心里很难受!我心想,今天真是不该来。过去,杨对我的工作很支持,个人关系的确是很好的,对他的问题,我应当不沾边就好了。我当即暗下决心,今后对杨的问题,在自己可能做到的范围内,一定做好一点,以向他表示我邱会作是对得起他的!
王新亭把杨成武的全部家属:母亲、妻子、儿女等都集中在楼下会客厅里后,就来通知我们。临走之前,杨要去看一下家属,我们同警卫团的一个副团长商量之后,同意了他的要求。杨离开家的时候,他的二女儿在家属群中站在一个凳子上,大声地向她爸爸说:“爸爸!你要吃好饭、睡好觉,不要惦记我们。家里的事,我们可以管好的。”杨成武的二女儿,很泼辣,很坚强,我看到之后,甚为感动!------《回忆录》下,页556-558

关于安排将杨成武带到人大会堂的过程,《对话》与《回忆录》有如下细节的差异:
1、《回忆录》说,周恩来先派王新亭(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去,王“有些唯唯诺诺”,表现很为难的样子,周再叫邱会作与王新亭“你们两个去”,王的任务是“先把警卫部队换掉”,邱的任务是“你去带杨成武”,最后,周听李作鹏说到文件问题,叫李“你也去,……”。
而《对话》则称周是先要王新亭、李作鹏去,且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团解决杨成武家驻守的卫戍区部队”。王有些唯唯诺诺,周再叫邱一起去。《对话》不合理处在于如周是先要王、李去,王表现有畏难情绪,但李并没有畏难,为何周再叫邱去呢?且王的任务就是换警卫部队,何必又叫汪“指挥中央警卫团解决杨成武家驻守的卫戍区部队”?“换掉”的含义与“解决”不同,“解决”就有处理之意,能将卫戍区的部队处理掉吗?
2、《对话》前面说“中央警卫团剪电话线时,误剪了相邻的徐向前元帅住处的线路”(实际上无此事),《回忆录》中说“电话早被王新亭他们掐了” ,即杨成武家的电话线剪了,应是事实。《对话》又说“中央警卫团领头的副团长进来说,‘总理打电话催了’”,电话线剪了,总理怎能打通电话,前后有矛盾。
3、《对话》中说“我也难过极了,心里抱怨周恩来给我派这个“鬼差使”。我想对杨成武说,我被当成了你的同党,还要打倒我呢!但忍住了”。
在68年那样的时期,“杨余傅” 事件是重大事件,总理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邱会作,显然是对邱会作的信任,邱会作应当也会有这样的认识,何况“这时李作鹏也凑过来”,因此邱会作心里当不会“心里抱怨周恩来给我派这个‘鬼差使’”。另外,江青想把邱会作化为杨成武同党整治,是在解决了杨成武问题后,清理杨成武的人脉时,提到了邱会作,而不是在之前。如果去抓杨成武之前,邱会作已有杨成武同党“之嫌”,智慧老道的周恩来怎么会派邱会作去抓杨成武呢?

二十四、黄永胜不当常委
◎ 子:我注意到了,参与中央“组阁”的三个人中,只有黄永胜不是政治局常委。
父:黄永胜说:他进常委,总理、康生都建议,主席也同意。政治局常委原定是七人,毛、林、周、陈、康、他、张春桥。主席对张春桥犹豫,觉得他进常委会,反对的人多,不利于党的团结。还是林总揣摩出了主席的心思,提出来,我和张春桥都暂时不进常委会,主席同意了林总的意见。
子:黄永胜说的是,林彪以牺牲他来阻挡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父:就是这个意思。再说,黄永胜也谨慎谦让,那么多老资格都没进嘛。------《对话》上,页260
◎ 邱:“你参加了‘组阁’工作后,我们曾经议论过,你将是中央常委之一。”
黄:“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曾经定了七个人的名单:毛、林、周、陈、康、黄,还有江青或张春桥等七人。但是我推掉了。”
我真是有点生气,忙问:“为什么呀?”
黄爽快地说:“那么多老资格,人家会戳你后背。另外,我当了江青也会闹着当,因此,我不当也不能让江青当。”------《回忆录》下,页650
黄永胜不当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据《回忆录》叙述,是黄永胜本人推掉的,而《对话》说是林彪提出的。
我们前头已经说过,在文革中,对于中央的负责人,林彪从来没有先于毛泽东做出表态。在毛泽东未有明确态度之前,说“还是林总揣摩出了主席的心思,提出来,我和张春桥都暂时不进常委会”,有违林彪之性格。
笔者为此曾询之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据其称:当年听我父亲说,他推掉进常委的候选人,是他自己的决定,与林彪无关,更不是程光所说“林彪以牺牲他来阻挡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这里顺便指出,在《对话》有大量邱会作与当时的中共领袖人物毛、林、周“密切”关系的表述,也有大量邱会作与当时中央重要人物如叶剑英、叶群、汪东兴等人“密切”关系的表述,从而使读者初读《对话》,有窥见中共高层秘密的感觉。然而,从当时邱会作的地位、以及文革中严峻的政治环境来说,这种关系(透露“尖端”消息、交流心里话、无时无刻不诋毁江青等)都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这反倒是《对话》最大的失实之处。

二十五、江、叶进政治局的影响
◎父:起用江青,成了毛主席说不清楚的问题了。你说他“不同意”,好像是。可是你说他要是真不同意,江青又怎么能进得了政治局呢?!
子:官方的材料说:由于“林彪与江青相勾结”,江青等人才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借此权力进行了大量“反革命”活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父:那是不顾历史事实胡说!这事又不是没有证据,筹划一中全会的原始材料都在国家档案里!可以公布嘛,如果暂时不便公布,也不要乱编假话骗人嘛。
对此,我到是有几点看法:第一、江青进入政治局,责任在毛主席。第二、江青进入政治局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没造成重大的政治问题。第三、江青进入政治局,毛主席不是为了依仗她重用她,江青在政治上帮不了他什么大忙,毛主席也没想依靠她办什么大事。如果想靠老婆作什么事,那他就不是毛泽东了!他那么作是不是对调节他们的家庭关系有所考虑,我就说不出来什么了,它成了毛泽东说不清楚的问题。-----《对话》上,页261
◎ 江青、叶群进入政治局,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对党的团结不利,也是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尤其对老同志来说,主席的威望相当有损。
那么,江青进入政治局应当作何解释比较合符历史情况?虽然在组成政治局的过程中,负责组织工作的三人小组,自始自终都是建议江青进入政治局的,但这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毛主席,不管毛主席愿意不愿意,没有毛主席的点头,江青是绝对进不了政治局的。但是有人认为,毛主席是因为个人因素把江青塞进政治局,这也不对。毛主席不会这样做,我认为他点头让江青进入政治局,还是从文化大革命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也有主席对今后政治格局的考虑。至于叶群进入政治局,无须多说,她是江青进入政治局的“陪衬”。江青不进入政治局,叶群连边也沾不上。江青、叶群进入政治局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为个人谋私利。但九次大会的中央主席、副主席的老婆都同时进入政治局就是大问题了。当然,这个责任在主席,总理也很迁就主席,林彪是没有什么责任的。------《回忆录》下,页658
文革前期,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是中央文革的实际掌门人,而中央文革小组是隶属于政治局常委的,故而,可以说,毛泽东在文革一开始就将江青这枚棋子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尔后,江青是中央碰头会的主要成员。江青进入政治局应当说是顺理成章的。1969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政治地位高于邱会作,邱进政治局就合理,江青进入政治局就值得非议,这个道理似不通。笔者认为:
1、江青进政治局,是文革历史的必然,也是毛政治上的需要。《回忆录》说,“毛主席是因为个人因素把江青塞进政治局,这也不对。毛主席不会这样做,我认为他点头让江青进入政治局,还是从文化大革命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也有主席对今后政治格局的考虑。”这是比较客观的评价。而《对话》含混地借邱会作的话说,“江青进入政治局,毛主席不是为了依仗她重用她,江青在政治上帮不了他什么大忙,毛主席也没想依靠她办人什么大事”,甚至说出“他那么作是不是对调节他们的家庭关系有所考虑”这样没有政治水平的话,这与《回忆录》中的邱会作俨然判若两人,显然,《对话》中的邱会作的话是其作者自己杜撰而安在邱会作头上的。
2、“政治问题”与“政治影响”是相互相承的,《对话》说,“江青进入政治局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没造成重大的政治问题” ,其实,政治问题才可能产生政治影响,政治影响就是政治问题。还是《回忆录》说得对,“江青、叶群进入政治局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为个人谋私利,但九次大会的中央主席、副主席的老婆都同时进入了政治局就是大问题了。”

二十八、 李必达事件
◎ 父:……
李必达是学法律的大学生,入伍后在基层部队,该部队领导是黄永胜原来的老秘书,把他推荐调到了军区司令部,审查和看了一段时间后给黄永胜当秘书。李必达受到军区司令部参谋长温玉成的喜爱和器重。
子:1968年初,温玉成调入北京,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不久前刚提升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这次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父:林彪察觉杨成武与中央文革关系过于密切,有些多少带有防范性的考虑,其中之一是把温玉成调到北京任职。当然,温玉成离开广州还另有原因,他在那的“人缘”不很好。黄永胜向林彪建议把温玉成调到北京,换个环境。1968年3月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而温玉成兼任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为实权人物。温玉成能有如此进步,与黄永胜的提携分不开。李必达随黄永胜到了北京,当机要秘书,时常与温玉成往来。
从红军时期开始,林彪麾下有一批战将和骨干。全国解放以后,刘亚楼、赖传珠相继病逝,邓华、肖华、杨成武等人先后垮了,林彪和黄永胜的关系就突出了。在林彪的意图之下,黄永胜同吴法宪、汪东兴,加上后来的李作鹏和我,形成了抗衡江青的力量。温玉成早就知道这个秘密,认为江青在中央里有特殊权力,反对她无异于在“玩火”,便与黄貌合神离。而江青则有意扶植温玉成,以便她在解放军里有人,这引起了黄永胜对江青的厌恶。可黄永胜万万没想到,自己身边的机要秘书李必达倾心于温玉成,成了窥视他的“坐探”。
……
父: ……
我们议论他们,外人听不见,即使偶尔听到一两句也不明白。可是李必达有意在听,还偷听黄永胜打电话。后来我查看了收缴李必达的几大本记录发现,……这些李必达都记了下来,他不仅想以此当“政治把柄”要挟黄永胜,还要扯进汪东兴等人,胃口可算大了。
……
父:……
“九大”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阁”中央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属于绝对机密。李必达从黄永胜的文件中发现,碰头会成员都进入了政治局,唯独排除了温玉成。李必达向温泄露了机密,说想揭发黄永胜,没有受到温的批评和反对。李必达把揭发材料送到了钓鱼台十一楼江青那。
……
父:温玉成害黄永胜还说不到,他只是想借江青的帮助进政治局。
4月27日凌晨,黄永胜有事找李必达没有找到,偶然发现他向江青写了信送了揭发材料,……
……
父:……温玉成后悔呀!他被江青耍弄了,很痛苦呀。他倒过来揭发了江青胡作非为、反解放军的行径。为慎重起见,对温的揭发录了音,还有文字材料。我听过录音也看过材料,温玉成说了这样的话,“江青那儿就是个是非窝”,“中央要是没有江青就太平无事了,有一个江青就鸡犬不宁!”
子:但是温玉成并没有得到原谅,被贬出了北京。
父:你可不知道,进了一个事非圈子,想出去就难了。温玉成能够揭发江青,知道错了,林彪也豁达大度,决定免去他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调到成都军区当副司令员。
子:既然豁达大度了,又何必如此?
父:因为江青说了几次,要整温玉成。林彪给温玉成出路,也怕有人对他下毒手,把他保护在外地,防止江青像以前对杨成武那样把人整垮,关起来。林彪留下温玉成当一个“活证据”,控制在自己手里。——《心灵的对话》上,页395 -401。
◎ 李必达事件是发生在九届一中全会将要举行的时候,但事件起始在九大的准备过程中。
……
黄永胜无疑是拥护毛主席的,但他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下有序进行。文革一乱,那么多老干部受冲击,黄永胜看不惯,六七年初在京西宾馆开会,他当着江青的面就说:“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话!”那时他们就结下了仇。黄到中央以后,和江青同桌办公了,他对江青就了解更多了,江青那种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狗仗人势的劲头,她对总理那种放肆的样子,实在让人难忍。黄毕竟是秋收起义的老资格,他敢于和江青斗争,总理也乐得他和江青斗,因为江青对党的正常工作干扰太大了。黄除了抵制江青,和她斗争,背后也骂她“武则天”,“慈禧”,“恶霸”,“对老干部草菅人命”等等。李必达偶尔黄永胜骂江青的一言半语,开始感到吃惊和好奇,后来竟发展到偷听黄永胜与总理,与叶群等人电话的地步,他认为黄永胜这些说出去要杀头的话,总会派上用场。果不其然,他的恶作剧终于发生了。
当时,中央安排黄永胜在北京针织总厂蹲点,黄派李必达在厂里盯守,但他常跑出去办私事,不能忠于职守。同时,李必达因工作中的其他错误受到批评,他不能正确对待,以至发展到了说是鬼迷心窍也成,说是鬼使神差也成的地步,他竟然想当大英雄,终于决定铤而走险,把他平时听到的黄永胜、叶群等人及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坏话和不恭,以及把偷听到黄永胜在军委首长之间的电话内容记下来,向江青告状,想扳倒黄永胜。
李必达告黄永胜骂江青的信,写了至少有两三封,他甚至利用职务之便,严重违反军纪,假借黄永胜办公室的名义,盖上“黄永胜同志处”(即黄办)的公章,从总参谋部机要局发出一封给江青的信,随后又通过电话查问,确知他的信已经发出才放下心来。盖上“黄永胜同志处”发文件、信件,是要由保密员马元刚登记才能以机要通信发出。李必达私走机要通信的行为,不论从过去看,从现在看,都是极其严重的违反党纪国法的犯罪行为。
李必达在信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经常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他们是一个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黄永胜是谁?是我军的总参谋长;叶群是谁?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主席的夫人。写这样的信,问题显然是很严重的。
还有一封信是通过温玉成转的。李必达从北京针织总厂跑到温玉成那里向温玉成做了汇报,并把信交给了温。李耍赖说,温不答应他就不走。温虽然收下信,但并没有如李必达的愿,李必达太卑鄙太龌龊了,温玉成经过考虑把李必达的一封信转到了叶群手上,因为叶群是林副统帅的夫人。温玉成这样处理,这是李必达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大概是四月二十五、六日,凌晨三时多,黄永胜有事找李必达,派人到针织总厂没找到,说两天没来了;又到京西宾馆找,偶而发现了他的问题。李必达的房子里,在未烧尽的纸灰里发现了一张烧残的纸片,上面写着:“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是黄永胜的秘书……”这样简单的两行字,完全可以说明问题。黄大吃一惊,马上派了几路人马找李必达,终于在住京西宾馆的总后九大代表王瑞华(他的未婚妻)的房间内找到了。但李究竟写了什么具体东西,送到哪里去了,则拒不交代,他把希望寄托在江青身上。
……
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黄永胜留下吴、叶、邱一起向总理谈了李必达的问题。总理说:“事情的发生与处理我都知道了。你们有意见,我也是知道的,但随便议论是不好的。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邱会作回忆录》下,页587 -590
关于李必达的问题,细读《回忆录》和《对话》不难看出,两本书出入很大。当年处理此事的黄永胜办公室秘书张辉灿和当事人警卫参谋李学金表示,《回忆录》记述得“很准确”,而《对话》是严重失实的。
1、李必达1965年分配到广州军区,当时温玉成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不是参谋长(温1960年5月已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8月前兼军区参谋长)。
2,温玉成1967年11月调任副总长,并非1968年初。主要原因是当时副总长五人中大半已不能正常工作甚至已靠边站而非其他。
3、《对话》中说“李必达随黄永胜到了北京,当机要秘书,时常与温玉成往来”, “可黄永胜万万没想到,自己身边的机要秘书李必达倾心于温玉成,成了窥视他的‘坐探’”,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李必达和温玉成没有私下的个人来往,更不是“坐探”。
4、李必达并没有“几大本记录”, 此事也没有“扯进汪东兴等人”。
5,最关键的是李必达揭发黄永胜的动机。李必达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受到批评,这种批评大部分是对的,但也有过头的地方,引起李必达的不满。同时,在文革中李必达也有想出人头地当大英雄的念头。揭发总参谋长黄永胜和副统帅夫人叶群骂江青无疑是最大的革命行为,他肯定能当“大英雄”。报复和想当英雄、一鸣惊人是李必达给江青写告状信的目的。《对话》中说,李必达写告状信的目的是因为“‘九大’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阁’,李必达从黄永胜的文件中发现,碰头会成员都进入了政治局,唯独排除了温玉成,李必达向温泄露了机密,说想揭发黄永胜,没有受到温的批评和反对,这纯粹属于编造了。李必达揭发黄永胜都是反江青的事,跟政治局组阁有没有温玉成毫无关系。第一、当时李必达根本不在黄办,而在北京针织总厂为黄永胜盯班。第二、三人小组研究工作在中南海,任何人不能接近。第三、就是有文件送到黄的住处,都是中办机要局专人送亲启件,黄本人看后,签署意见,亲自封好,由中办机要局专人带走。李必达就是在也根本沾不上边。
6、《对话》中说“温玉成害黄永胜还说不到,他只是想借江青的帮助进政治局”这也完全不符合事实。
7、温玉成问题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因为李必达的问题,他调动是他因他得罪了江青。李必达在九大一结束就抓起来处理了,而温玉成九大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一年多以后,1970年6月份才到成都军区。在处理温玉成的问题时,江青坚决要打倒温玉成,是林彪保了下来,决定调出北京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但并非是为留下什么“活证据”),在文革时期,这就算命大了。《对话》中说“温玉成后悔呀!他被江青耍弄了,很痛苦呀。他倒过来揭发了江青胡作非为、反解放军的行径。为慎重起见,对温的揭发录了音,还有文字材料。我听过录音也看过材料,温玉成说了这样的话,‘江青那儿就是个是非窝’,‘中央要是没有江青就太平无事了,有一个江青就鸡犬不宁!”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温知道内情后,骂江青是事实,但根本没有录音,也没有文字材料。那个时候,江青不仅是毛主席夫人,也是政治局委员,是不可一世的,怎么敢让温玉成在办事组“作报告”式的骂江青还录音?!
8、另外,李必达揭发的主要是黄永胜、叶群、吴法宪反江青的言行。那时李作鹏和邱会作还没有更多参加进来。《回忆录》(下册页581)中说“九大之后、黄、吴、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可以同桌共议了。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问题,我们四人之间无话不说了,我们四个人的关系起了质的变化。”《对话》提前把邱会作放进反江青的斗争,旨在抬高邱会作。

三十二、对汪东兴的评价
◎父:……
我和汪东兴认识的比较早,在延安他担任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时就认识。汪东兴文化水平不高,但对于警卫工作熟悉,也比较肯干,称职。从文化大革命酝酿发起时开始,汪东兴地位直线上升,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特别是参加了中央碰头会以后,喜欢向人显示自己很有思想水平和能力。康生评价汪东兴只是个“警卫员”,如果去掉羞辱的意思,倒也切实中肯。------《对话》上,页434-435
◎ 汪东兴平时还是一个挺严谨的人,今天的确比较随意,也许他有意找机会抨击江青,出江青的洋相。他在补充中说的内容,总理都没有讲到,汪东兴竟然敢“补充”出来。当时康生就很生气,胡子翘得老高。散会后,康生走过汪东兴身边时说:“革命这么多年,还是个警卫员的水平。”我看当时汪东兴样子,有些不以为然。后来,陈伯达下台之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乱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指责了汪东兴。
汪东兴这个人过去黄、吴、李都不了解他。我跟他打交道较多,不过都是些具体事务,对他也不很了解,我认为这个人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装腔作势;二是肚子里事不少。至于他的办事能力,康生说他只是个“警卫员的水平”,当然有点挖苦人,汪还是有能力的。------《回忆录》上,页690-691
同一个邱会作,《对话》与《回忆录》对汪东兴的评价是截然不同的。
1、《对话》说“康生评价汪东兴只是个‘警卫员’,如果去掉差辱的意思,倒也切实中肯”;而《回忆录》中邱会作本人则说“康生说他只是个‘警卫员的水平’,当然有点挖苦人,汪还是有能力的。”笔者认为,后者说得中肯。汪还是有能力的,不然在毛泽东身边能呆得那么久?在抓捕“四人帮”时,汪东兴作为主谋之一,在政治上识大体,在部署上严密周到,没有一点能力,何以能做得那么漂亮?
2、《对话》说“我和汪东兴认识的比较早,在延安他担任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时就认识”。汪1947年才到毛处工作,其时邱在东北,这个时期邱与汪能碰得上面?《回忆录》则说对汪“也不很了解”,应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3、《对话》说汪“特别是参加了中央碰头会以后,喜欢向人显示自己很有思想水平和能力”,笔者认为,这是《对话》对汪情绪化的描述。邱会作当时不是中央碰头会成员,与汪接触机会也不多,何以得知汪的“显示”?

三十三、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的讲话
◎ 父:……
林彪的讲话不到两个小时,讲话分前后两部分,前面是对宪法的评价,后面说的是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子: 林彪那次讲话录音,不知为何,一直不肯公布。如果林彪乱讲胡说,公布了讲话记录岂不是抓他一个正着。但是没那样,即使在“批林”的高潮中也没有那么作。我们只能从资料上读到林彪讲话的节录。他对宪法修改稿评价较高。
父:林彪讲话的时候,毛主席在听得很认真,听着林彪对宪法草案的评价,不时露出笑容。
林彪在讲话后半部分,说到对毛主席关于“天才”的评价,批评了某些人。
子:林彪说: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从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的同志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毛主席)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对话》上,页437-438
◎ 林彪的讲话,不到两个小时。平心而论,林彪的话讲得很一般,问题也不是讲得很清楚,但事后产生这么大的反响,真是意料之外。他讲话的内容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宪法修改稿的特点;第二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的国家学说;第三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林总对宪法修改稿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说:“全会这次的三个题目,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这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
“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另外还有其它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学思想,这些都起作用。几十年嘛!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革命嘛,毛主席几十年写的东西。我们现在水平高,是有创造的。……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的,他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回忆录》下,页692-694
《对话》说,“林彪那次讲话录音,不知为何,一直不肯公布”,“即使在‘批林’的高潮中也没有那么作。我们只能从资料上读到林彪讲话的节录”,此说不确。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录音稿原稿全文,在1972年1月中共批林时(距“九一三”不及四个月),经毛泽东指示“照发”,已以[1972]5号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全国。
林彪的这次讲话,正如《回忆录》所述,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宪法修改稿的特点;第二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的国家学说;第三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而并非《对话》所称“讲话分前后两部分”云云。此外,林彪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是在讲话的第一部分,而并非《对话》所称“在讲话后半部分”。
《对话》所引林彪那一段话并不准确(《回忆录》所引的同一段话比《对话》准确些,但也有漏字漏句)。[1972]5号文的原文为:“现在我们是处在一种世界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同一百年前,百把年前的马克思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前进了很多了。比列宁所处的时代也前进很多了。所遇到的重大事变,跟当时他们所遇到的重大的事变,也多的多,大的多,快的多。如何能说是没有发展呢?毛主席不是都是回答了这些问题吗?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回答了这些问题?把马列主义的这种普遍真理与现在的国际和国内实际情况相结合,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具体化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他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的,他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是不动的,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生命的,可变化的,而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三十五、叶群的讲话
◎ 父:……
听完录音往回走时,叶群和我们还是上主席台从后门出去。在台上,叶群用了不小的声音说:“对设国家主席要用眼泪来表示无产阶级感情!昨天晚上,总理交待张春桥,叫他准备好宪法稿中有关设国家主席的章节,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要向总理学习!”叶群的话很多人都听到了。------《对话》上,页443
◎ 听完录音之后,叶群在昨天同样的地点,向同样的人说:“昨天晚上,总理交代张春桥,在宪法草稿中准备好国家主席的章节,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们要向总理学习!”------《回忆录》下,页699
上述叶群的话,《对话》与《回忆录》似乎基本一致,惟《对话》中的叶群多了一句话:“对设国家主席要用眼泪来表示无产阶级感情!”
惟这句话非同小可!
据目前所知,叶群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从未就国家主席发表过意见。除了吴法宪作的假交代“七○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沾了一点边外,当时的中央花了大半年收集证据,也没有找到叶群关于要设国家主席的只言半语。
现在好了,《对话》说叶群在庐山上说过“对设国家主席要用眼泪来表示无产阶级感情!”岂不是为所谓“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和他妄图实现这个反党纲领进行的阴谋活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语)提供了证据?

三十六、周恩来的态度
◎ 子:周恩来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他有很明确的态度吗?
父:听录音那天中午之前,周恩来把我找去了,谈了些工作业务上的事。全会期间,国家日常工作从北京报到庐山由周恩来组织处理。中午,我们两人共进午餐,周恩来说:这次会议原来是个“盖橡皮图章的会议”,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了,很可能会有些思想斗争,解决一个“大家敢怒不敢言”的问题,要有思想准备。------《对话》上,页443-444
父:周恩来对我安慰说:“不必过分忧虑,要是有什么需要你们注意的,我会及时打招呼。”但我还是感到问题已非常严重了。可以说,就是听到毛主席把我们指责为“军事俱乐部”,我思想上才真正有了震动。
那天,周恩来留下我谈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事,谈完后我们又说到了全会。周恩来说:“会议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主席对解决上海的问题(他未用‘帮’字,是习惯)还考虑不成熟,可能会暂时放一个时候,待大家脑子比较清醒的时候再处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你们不利,但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主席、林副主席之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陈伯达问题可能会突出出来。对你来说,不管事情如何复杂,都不会有大的问题。可是吴法宪现在成了局中人,他脑子现在比较乱,要想的事也多,你和李作鹏要很好地帮助他。除此之外,你要把你们的情况及时告诉我,以便我有所帮助。”
子:周恩来说的这些至关重要,除了表面上的意思,还有更深的暗示吗?
父:他提醒我们要和陈伯达尽快分开,同时表示他准备保吴法宪。------《对话》上,页464
◎ 我回到住处,总理给我来了电话,他同我说:“主席说庐山问题还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严重性。这就是说,在陈伯达身上发生的一般的问题,也必须严肃对待。你没有什么大事,但要化被动为主动,因为你究竟有没有大事,不是你自己定得了的。”总理的话,都说到这种程度,我仍然没感到自己会有什么事,只是我感到陈伯达可能要倒霉了,可是为什么要搞到陈伯达头上,我真是搞不清楚。------《回忆录》下,页710
对于毛主席同陈伯达的谈话,我又专门打电话向总理汇报。他听到后也非常吃惊,他认为主席把问题搞严重了。
周总理真是不辞辛苦,立即找吴、李和我谈话,总理说:“话的分量是相当严重的,要超过‘二月逆流’,但主席是对陈伯达说的,与对你们说,是有区别的。要是有什么需要你们注意的,我会向你们打招呼的。但你们讲话要慎重,别人竖着耳朵听你们讲话,搞不好要影响林副主席。”------《回忆录》下,页713
周恩来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也是一个很圆熟的人。上述《对话》中所谓周的一些话,现实中的周是绝对不会说的。《回忆录》中也没有类似的话。
1、《对话》说周在庐山听完林彪讲话录音后说,这次会议“很可能会有些思想斗争,解决一个‘大家敢怒不敢言’的问题,要有思想准备”。“敢怒不敢言”的问题,指的恐怕就是张春桥问题。惟根据现有材料,周恩来在庐山上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涉及张春桥的问题。另据跟邱会作上山的秘书刘作山说,邱会作在庐山上也未曾与周两人单独共进过午餐。
2、《对话》称,周恩来在毛泽东翻了脸后,还对邱说“主席对解决上海的问题(他未用‘帮’字,是习惯)还考虑不成熟,可能会暂时放一个时候,待大家脑子比较清楚的时候再处理。”毛翻脸以后,站在江青、张春桥一边,矛头对着陈伯达,并追查吴李邱,实则是对着林彪,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周恩来怎么还会把“主席对解决上海的问题”放在嘴边?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此外,“军事俱乐部”一说,是康生讲的(见《回忆录》下,页711),不是毛泽东说的。
3、据《回忆录》,周恩来在庐山期间从来没有提醒过黄吴李邱要和陈伯达尽快分开,同时亦没有表示过他准备保吴法宪。周恩来仅说过“我已通知吴法宪写个检讨,这样争取主动,主席对于肯做检讨的人,一般是原谅的”。(《回忆录》下,页715)要吴写检讨以过关是明智的,而公开声言“表示他准备保吴法宪”是不明智的,周才不会那么傻。
关于周恩来是否表示过要保吴法宪,吴法宪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得更清楚。8月28日,周对吴法宪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吴于是表示:“我一定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周听了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805-806)
如此说来,周的“圆熟”还表现在他要吴检讨的目的,其实不在于吴是否能过关,而是一要替“副统帅”担责任,二要替“我”(即周自己)担责任。陈伯达在当时的政治天平上,分量是不足的,否则毛泽东不会拿并无大错(至少不如汪东兴)的陈伯达开刀。

三十七、吴法宪写检讨
◎ 父:可是我们几个人思想有分歧,黄永胜认为他对庐山上的事“沾边不多”,若是在民主生活会上找他“岔子”,他不理睬,必要时要反驳。
……
父:吴法宪有不少“辫子”在上海帮手里抓着,他没有像陈伯达那样被打倒就不错了,有些心虚害怕。
我和李作鹏对黄、吴的想法都不同意,认为庐山上我们不是打错了人,而是办了件不合时宜的蠢事。毛主席要政治局开民主生活会,目的是加强中央的团结,把文化大革命继续坚持下去。对此我们即使不理解,也要顺应。……
黄永胜听进了我和李作鹏的意见,吴法宪也认为一味害怕没有用。我们的思想基本统一了,在民主生活会上好好作检讨。
……
父:我们动员吴法宪主动向毛主席写检讨报告,这是在庐山上我们建议他向毛主席“负荆请罪”的延续,也是受到汪东兴检讨“过关”启发而来的。
……
父:……
于是,我们建议吴法宪也向毛主席写个检讨。此前,他几次找毛主席谈,但没有回音,其实就是毛主席不愿意和他谈。现在是个机会,要写个检讨。
……
父:汪东兴检讨了,毛主席批示在政治局传阅,吴法宪在庐山上和汪东兴是一样活跃的人物,他就不得不写了。
我们要求吴法宪要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但是他写之前没有和大家商量,写好了也没给大家看。报告于9月底呈上去,好多天没有消息。在北戴河的叶群着急了,为了提醒毛主席对吴法宪的报告注意并批示解放他,也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同样没和我们商量。叶群这个“聪明人”又做了一件蠢事。------《对话》下,页495-499
◎ 周总理和康生按照毛主席的交待给我们几个谈话,总理说(大意):汪东兴做了两次检讨,这很好。你们几个应向主席、林副主席写个检讨,副帅认为这样很好,希望你们尽快拿出行动来。总理的谈话是诚恳的,但黄永胜坚决不检讨,他认为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因而没有犯错误。更重要的是黄认为江青、张春桥一伙会因我们检讨而幸灾乐祸,为此更不能检讨。我和李心里也不服气,认为我们在庐山不是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在发言,而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在发言,我们的调子并不算高,至少比汪东兴、许世友等低多了,我们也没有表示要写检讨报告。李还说:“这不是检讨,是给别人送把柄。”总理和康生把我们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几个人没有想通,也不急于写检讨,他们与陈伯达的问题性质不同。”听到主席的话我们很高兴(事后主席是言行不一的),我们一无所悟,思想很麻痹大意。
但吴法宪在汪东兴得到“解放”的启示下,九月底也向毛主席写了个检讨报告,这是他的权利,如果我们阻止他写检讨报告的话传到主席那里,问题就了不得了。吴法宪写检讨之前并未同大家商量过,写好之后也没有给大家看过就送上去了。吴法宪的报告,送上去有十多天都不见批回来。他很着急,又去鼓动叶群给主席写检讨报告,以起到提醒毛主席注意吴法宪报告的作用。叶群回京参加国庆节,在天安门她找主席谈话,因为与主席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所以她也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回忆录》下,页733
1、同是邱会作,《对话》里的邱会作评价九届二中全会时“认为庐山上我们不是打错了人,而是办了件不合时宜的蠢事”。而《回忆录》中的邱会作对此是不会赞同的。《回忆录》说,“庐山会议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林总为了扼制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这些中央文革的人在九大以后,仍然坚持搞极‘左’的一套,就以张春桥为突破口,向中央文革实行了火力袭击,林彪是反中央文革的英雄。”(《回忆录》下,页724)。九届二中全会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对张春桥(即对江青一伙人)的态度,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并不是“办了件不合时宜的蠢事”。正如邱会作所说“提起来千斤重,放下来仅四两”,毛泽东是提起来还是放下来是关键。从文革的历程来看,“二月逆流”,庐山会议,直到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翻案风”,都不是不合时宜,而在于毛泽东的态度。
2、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后1970年9、10月间黄吴叶李邱尤其是吴法宪是否需要检讨一事,《对话》与《回忆录》是截然相反的。《对话》多处提及,“我们思想基本统一了,在民主生活会上好好作检讨”,“我们动员吴法宪主动向毛主席写检讨报告”,“于是,我们建议吴法宪也向毛主席写个检讨”,“我们要求吴法宪要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而《回忆录》则称,“黄永胜坚决不检讨”,“我们也没有表示要写检讨报告。李还说:‘这不是检讨,是给别人送把柄’”。《回忆录》里说,吴法宪其实是背着军委办事组的黄叶李邱向毛泽东写了检讨,“吴法宪写检讨之前并未同大家商量过,写好之后也没有给大家看过就送上去了”。
《回忆录》是言之有理的。在1970年9、10月间,毛对军委办事组检讨一事表面并没有催促,甚至说过“这几个人没有想通,也不急于写检讨,他们与陈伯达的问题性质不同。”黄永胜坚决不检讨,也不会建议军委办事组其他人去检讨。一旦吴法宪检讨,就把军委办事组其他人推到非常被动的“何去何从”的地步,黄李邱等人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
3、《回忆录》是说吴法宪“又去鼓动叶群给主席写检讨报告”,叶随后才向毛写了检讨。《对话》是说吴的报告呈上去之后,好多天没有消息,叶群着急了,“为了提醒毛主席对吴法宪的报告注意并批示解放他,也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吴写的报告吴自己着急才对,叶群为他着什么急?关于叶群写检讨报告的起因,也是《回忆录》言之有理。

三十八、汪东兴的要害问题
◎ 子:汪东兴的要害问题在哪儿?
父:是他和林彪的关系。汪东兴时常向林彪、叶群暗地里通消息。他侍奉在毛主席身边,把许多内情说过去。这一点汪东兴在检讨中没有向毛主席露一丝一毫。还有,汪东兴向外人说了毛主席和江青的不少个人隐私,包括相当多的“生活作风”问题。我知道这方面的事,就是亲耳听汪东兴说的,听他说过很多呀。从汪东兴的工作性质和职责来说,至少他那么做很不道德。对于他背后议论毛主席的长短、扩散对他不利的个人隐私,汪东兴在检讨中一点边也没沾。汪东兴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对毛泽东绝对“忠诚”。 ------《对话》下,页497
应当说,汪东兴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的。汪东兴也是有头脑的人,仅从政治利益出发,他也会忠诚于毛泽东。汪东兴和黄吴李邱走近了,主要出在江青身上,主要是对江青的不满引起的,汪知道黄吴李邱对江青也是不满的,是敢于跟江青斗争的。据切实了解,从具体交往来说,汪东兴两次在三座门、两次在汪家里与黄吴李邱侃大山,主要是说江青的坏话,根本没有说毛泽东的不是(汪这些话,并没有直接对林彪说过,所以也不存在“汪东兴时常向林彪、叶群暗地里通消息”)如果在当时汪说毛泽东的不是,黄吴李邱也是不会答应的。《对话》说“汪东兴向外人说了毛主席和江青的不少个人隐私,包括相当多的‘生活作风’问题”,“背后议论毛主席的长短、扩散对他不利的个人隐私”,完全是编造。不论汪东兴也好,黄吴李邱也罢,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是绝不敢于议论毛泽东的“生活作风”问题的。

三十九、周恩来找我们长谈过一次
◎ 父:周恩来找我们长谈过一次,在1971年春节后第二天,从晚上九时谈到翌日清晨。周恩来说:庐山会议的教训你们总结了不少。但最主要的是,对张某人这样重大的问题,事先没有得到主席的批准绝对不可以行动。有人在“九大”以后多次议论我(周),对那个“特别人”(江青),我的经验就是“忍耐”,其他办法是没有用的。你们对陈伯达的批判要抓紧,要写有分量的检讨,吴法宪更要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此事不能一拖再拖了。你们写的时候如有必要,我愿意帮点忙。------《对话》下,页519
据切实了解,周恩来找黄吴李邱长谈是事实,但此际已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和林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信任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毛已经开始“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这种变化,以周恩来对“中央政治”的娴熟,应该是心知肚明的。故而,此时的周对黄吴李邱应是守口如瓶(直到毛泽东南巡,周对黄吴李邱都是守口如瓶的),而绝不会在黄吴李邱面前议论江青,绝对不会说“对那个‘特别人’(江青),我的经验就是‘忍耐’,其它办法是没有用的”,更不会重提张春桥的事,说什么“对张某人这样重大的问题,事先没有得到主席的批准绝对不可以行动。”
《对话》中的这些话,编造的痕迹太重。

四十、邱的检讨报告
◎ 父:我马上动手,认真地写了,主要写了三个问题:1、陈伯达是大骗子,骗了我,我又把他搞的《语录》在小组会上宣读,成了小骗子,犯了严重政治错误。2、结伙整人的问题。我和陈伯达没有历史和工作关系,为什么我会和他搞在一起?主要是在反对原中央文革同志上有共同的思想基础。3、党性和派性的关系问题。近几年来,我受陈伯达的影响,有些问题上派性大于党性了。
我的检讨三千多字,于1971年3月18日呈给周恩来。------《对话》下,页534
◎ 黄永胜、李作鹏和我三月中下旬都分别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
关于我自己的检讨报告问题,在军委座谈会的时候,我就写好了一个发言稿,准备在会上发言用的。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要我们写检讨报告的指示之后,我立即把发言稿加以修改就成检讨报告了。我的报告主要写了两个问题。一是和陈伯达的关系问题。我同陈伯达根本没有历史和工作关系,六七年夏天才同他面对面第一次谈话。我为什么能同他搞在一起呢?最主要是迷信他是“大理论家”,还有就是对张春桥不满有共同犯自由主义的关系,陈伯达是大骗子,他骗了我这样的人,我又把他搞的语录在小组上宣读,我既是上当者,又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二是和张春桥的关系问题。我同张春桥虽然没有争吵过,但不来往,不接近。陈伯达就把我当作他反对张春桥的同盟军了。
我的报告写好后,于七一年三月中旬就送给周总理。总理看到报告之后,认为写得不错,他很高兴。他转给了毛主席。------《回忆录》下,页754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1972年批林时曾作为中央文件之一下发的邱会作检讨,完成于1971年3月21日,全文四千六百多字,并非《对话》所称“我的检讨三千多字,于1971年3月18日呈给周恩来”。
邱会作的检讨分为四个部分,其一为“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主席亲切关怀和亲切教导下,在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教育下,在总理、康老的耐心帮助下,对自己的错误逐渐提高了认识”;其二为“我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错误的交代”,主要谈了和陈伯达在庐山的两次接触和与陈伯达谈张春桥的问题;其三是“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原因的分析”;其四是“保证坚决改正错误”。
《回忆录》将检讨归纳为“主要写了两个问题”,“一是和陈伯达的关系问题”,“二是和张春桥的关系问题”,大体没有错。“我既是上当者,又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陈伯达就把我当作他反对张春桥的同盟军了”,也是检讨中的原话。而《对话》将检讨归纳为三个问题并不准确,报告中没有类似“陈伯达是大骗子,骗了我,我又把他搞的《语录》在小组会上宣读,成了小骗子”,“结伙整人的问题。……主要是在反对原中央文革同志上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余注:检讨全文完全没有提及‘中央文革’四字)”“党性和派性的关系问题(余注:检讨全文也没有“党性”“派性”四字)”这些话。

四十一、1971年“五一”毛与叶群谈话
◎ 父:1971年“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林彪没有什么冲突。相反,毛主席找叶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长谈,很好地安慰了叶群。
……
…… 那天叶群有意要单独会见一次毛主席,想好好谈一谈,再检讨一下,说点心里话。叶群见江青去吃夜餐了,立刻进到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和毛主席说话。毛主席叫卫士在一边“望风”,防止别人闯到他们那。后来江青进来,毛主席和叶群已谈了一个多小时了。可以说,“五一节”那天晚上毛主席的一个主要活动就是和叶群谈话。
叶群刚进到休息室,毛主席就热情地向她打招呼,叫叶群靠紧他坐在身边。
毛主席开始就说,现在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了吧!问题已经解决了,了结了一件事情。
叶群说,我来看看主席,也是来请主席批评的。主席两次和军委办事组作了长时间的谈话,我不在北京,没有当面聆听主席的教诲,失去了很好的学习机会。
毛主席说,过去的事(庐山会议问题)都过去了,就不要再去说它了。今天谈点别的。毛主席和叶群谈了三个方面。虽然是谈“别的问题”,他又从侧面解决叶群的思想包袱。他谈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犯错误的两重性。人不能不犯错误,大的叫路线错误,对革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小的叫工作差错,一般不会造成大损失,改了就好。“吃一堑长一智”,不要怕犯错误就什么都不敢做了,一味谨小慎微会犯更大的错误。
第二,要注意学点党内斗争史。我们党从斗争中成长起来,每天同敌人斗争,同时也同自己斗争。党内斗争是绝对的,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正确或错误的斗争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是经过几十年斗争总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好经验。
第三,不要忘乎所以。毛主席说,忘乎所以是盲目性。一个人只要陷入盲目性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危险随之而来。领导干部需要有点精神,就是需要有“热气”。但是同时也需要冷静,就是“冷气”。我们的干部缺少“热气”的人有,但很少,这是我们的优点。我们的缺点是,一般都缺少“冷气”,缺少应有的冷静。我们的领导干部主要应当学会冷静地考虑问题。
子:毛泽东有谈话艺术,说教于理,但释出了善意。
父:叶群和毛主席长谈之后出来,非常兴奋,连忙把我们几个叫到一边,概括地介绍了谈的内容。叶群强调:“主席和我谈得很好,不仅谈笑风生,还爱和我开一点玩笑,要拉着我的手说话,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事后,我借来了叶群写的回忆笔记,反复地看,读得很仔细。我觉得与毛主席最近两次接见我们谈的精神是一致的,和他对我们检讨的批示也是一致的。我对毛主席彻底了结庐山问题更加放心了。------《对话》下,页564-566
◎ 七一年五月一日之夜,毛主席、林总在黄永胜陪同之下,同时登上了天安门。放了一轮烟火之后,林总指着自己的头向毛主席说:“我头痛,早点退场。”毛主席同答说:“好。今天没有什么题目了。”此时,毛主席也进休息室去了。
叶群很机灵,她抓住这个机会,跟着毛主席进休息室去了。毛主席同叶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叶群出来之后,非常高兴地同我们说:“主席同我谈得很好,谈笑风生地和我说了很多问题,还是和对我报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没有加新的东西。”------《回忆录》下,页778
毛主席与叶群谈话,是1971年“五一节”的晚上,这时,毛主席削弱和打击林彪的战略部署都已经完成。诸如“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华北会议,催促黄吴叶李邱书面检讨,直到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4月29日(“五一节”前两天)给黄吴叶李邱下结论等等,都是打击黄吴叶李邱的,虽然当时还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实质上最终的目的是削弱和打击林彪。这个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给黄吴叶李邱下结论说:“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错误。”“在庐山会议上,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但是,他们的错误,同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这种结论在当时来说已经是最严重的了,虽然说,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但主动权已牢牢掌握在我毛泽东手上,一有不慎,就不是人民内部问题了。这样的结论,对从小跟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的黄吴李邱来说,肯定是致命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来看毛泽东跟叶群的谈话,才能明晰。
首先叶群是去探风的,不是去听“谆谆教导”的,毛主席也未必如《对话》所说“很好地安慰了叶群”。 因为时隔仅两个多月,毛泽东就南巡了,对林彪使出了杀手锏,“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为首的,改也难”……。中央(实为毛泽东)给黄吴叶李邱下结论仅两天,毛和叶群这种谈话应是应付叶群的,在给黄吴叶李邱下了致命的“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的结论后,还能侃侃而谈“第一……第二……第三……”是难以置信的(相反,《回忆录》中叶群只是说了一句话)。
《对话》中说“叶群和毛主席长谈之后出来,非常兴奋”。叶群是这么幼稚的吗?“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是错误”的结论都下了,“紧箍咒”都戴上了,毛泽东对亲密战友的夫人也毫不客气。毛泽东再如《对话》中说了一堆空话,叶群能非常兴奋吗?叶群曾给邱会作赋诗一首“繁霜冷雨仍从容,晚节尤能爱此功。宁愿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也许这才是叶群的真实心理。在这期间林立果等人活动频繁,号称小舰队。我们没有证据说明叶群和小舰队有什么关系,但是叶群的思想不流露给林立果,林立果等人为什么要做殊死的斗争呢?叶群流露给林立果等人什么思想,绝对不会是“叶群和毛主席长谈之后出来,非常兴奋”的思想吧?
《回忆录》中叶群说,“还是和对我报告的批示差不多”,即使“没有加新的东西”,毛的批示,其实对副统帅的夫人够狠的了:“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余注:指陈伯达)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
同样,对思想较为敏锐和深刻的邱会作来说,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给他们下的“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的结论,分量是千斤重,邱会作应该是清楚的,邱会作根本不会像《对话》所说“我对毛主席彻底了结庐山问题更加放心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耍弄叶群的谈话,叶群会不会记笔记暂且不说(多半是不会),邱会作会不会“借来了叶群写的回忆笔记,反复地看,读得很仔细”,却绝无可能(《回忆录》中也没有这样的记载)。因为再仔细看,也不会捞到半根稻草,况且,毛泽东不久就在精心准备保证九届三中全会向林彪发难能胜券在握的南巡了。

四十四、 张震请吃饭
◎ 父:……国防大学校长张震派秘书请我去他那里吃饭。……
……
父:我知道他是在谢我文化大革命之初保护他过关的情份,就和你妈应邀前往。到了国防大学招待所,张震已率几名将军在饭厅前等候,相隔十几年老朋友又见面,我俩都很激动。张指着坐满饭桌的陪客说:“除了政委李德生没有来,领导都到了。”我环视一周,全是新人,只有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周尔均我认识,他是周总理的侄儿,是血脉与周恩来最近的眷属。周尔均以前在总后政治部当科长,这个当年的小伙子已经成为将军了。
张震开场白只有两句:“今天的客人我不说大家都认识,和我有‘五老’之谊,老战友、老同学、老朋友、老乡、老兄弟。我们俩是同年,老兄弟见面很高兴,大家好好吃顿饭。”说罢打开了他自己特意带来的茅台酒。
……
父:……宴席将散,张震问我:“老兄弟,有什么事让我办吗?”我想,大事他为难,不能办,小事又不必麻烦他,于是就说:“我老伴的事情请你过问一下,帮个忙。”张震把周尔均叫过来说:“你的老部长和总理的关系你很清楚,你和总后、总政都熟悉,这件事你要具体负责办好。”周尔均回答:“为老首长老阿姨办事,论公论私我都义不容辞!”
子:周尔均人微言轻,这件事他能办下来吗?
父:周尔均是出面的,背后是张震呀。他为我们很用心,特地从军纪委调来案卷研究。总政去人劝张震别管闲事,说:“胡敏认错态度不好,对革命有刻骨阶级仇恨。”我后来听说,张震一听那样的话火气就上来了,说抗日战争时期胡敏是新四军四师师部卫生所负责人,在日寇突然进攻扫荡、我军慌乱后撤时,胡敏不顾自己寄在老乡那的年幼女儿,照顾重伤员撤退,那个女儿就丢了。她努力工作,获得“战斗英模”称号,这在非战斗人员中是罕见的。胡敏这样的人对革命刻骨仇恨?你们胡说八道! ------《对话》下,页898-899
◎ 九二年我来到北京,张震和段苏权知道后都看过我还请我吃了饭,之后段苏权还多次看我。张震在国防大学请我吃了饭,他自己带了一瓶茅台酒,并对管理人员说:“我请我的老同学吃饭。”为什么是老同学,我真是不得其解,张震说:“我们是抗大的同学嘛!我们是一个队,一个支部。”我笑了起来,他这个理由想得好。席间,张震对胡敏落实政策很关心,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很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反对搞株连。他们对我的老伴落实政策都尽了很大的力,使我非常感动。-----《回忆录》下,页988
在张震请吃饭这么一件小事上,《对话》与《回忆录》相比较,《对话》加了许多有水份的“料”。
1、张震请吃饭的起因。据邱会作长子邱路光说: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是原国防大学办公室主任,当时已在国防大学落实了政策。恢复党籍、军籍等。春光(黄永胜长子)告诉我后,我也想打张震的主意。因为张震和我母亲很熟悉。我给张震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我母亲的情况,请张伯伯帮忙。我在信中最后说:“一言以蔽之,按项辉芳落实政策的标准给胡敏落实就感激不尽了。”张震伯伯是个好心人,他可以管,也可以不管,因为我母亲不是国防大学的干部。但张震他想对我爸爸这个老战友有个交代,这就是张震请吃饭的起因。
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张震请邱会作吃饭实属不易,也反映出张震将军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但张震毕竟是以夫妇二人的个人名义请吃饭,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更不宜张扬,这次便宴不是在通常国防大学领导宴请宾客的地方,而是在校内半山上,给刘帅盖的别墅内。因此,“张震已率几名将军在饭厅前等候,……张指着坐满饭桌的陪客说:‘除了政委李德生没有来,领导都到了。’”这样的场面根本不可能存在。据参加宴请的胡敏老人和其长子邱路光说:“那天吃饭的只有张震夫妇,邱会作、胡敏、邱路光和周总理的侄子周尔均(周尔均时任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而非主任),仅此六人。说‘除了政委李德生没有来,领导都到了’,完全是谎话。”且当时李德生已不在国防大学政委任上(政委已由张震兼任)。
2、据胡敏老人和邱路光说,张震的开场白只说了“我请我的老同学吃饭”(回忆录与此话相同)。张震没有说:“今天的客人我不说大家都认识,和我有‘五老’之谊,老战友、老同学、老朋友、老乡、老兄弟。”饭桌上仅六人,哪有“大家”而言。在当时的情况下,张震以请老同学吃饭为由是很智慧的提法,不会有其他的提法。
3、邱会作并没有求助于张震说“我老伴的事情请你过问一下,帮个忙。”据路光介绍说:我父亲是个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根本没有给张震说程光编的那些话,但我父亲知道我给张震写了信,他想既然张震请吃饭,那么估计请他帮助胡敏落实政策的事,他不会推。果然,在吃完饭,临走时张震把我写的信拿出来对我调侃说:“路光呀,你的信我看懂了,那就是‘一言以蔽之’。”我说:“对对对!”张震又接着对我父母说:“胡芝敏(我母亲原名)的事我尽力办,不知人家买不买账。”然后,秘书把我们送回了家。张震根本没有说过 “老兄弟,有什么事让我办吗?”的话,张震也没叫周尔均去办此事,张震更没有说“你的老部长和总理的关系你很清楚,你和总后、总政都熟悉,这件事你要具体负责办好”及周尔均回答“ 为老首长老阿姨办事,论公论私我都义不容辞”类似的话。整个席间周尔均只说了一句话:“两位部长都是我的老首长”。 《对话》 整个场景都是编的。
4、根本没有张震叫周尔均“特地从军纪委调来案卷研究。”的事,也没有“总政去人劝张震别管闲事,说:‘胡敏认错态度不好,对革命有刻骨阶级仇恨。’我后来听说,张震一听那样的话火气就上来了,说抗日战争时期胡敏是新四军四师师部卫生所负责人,在日寇突然进攻扫荡、我军慌乱后撤时,胡敏不顾自己寄在老乡那的年幼女儿,照顾重伤员撤退,那个女儿就丢了。她努力工作,获得‘战斗英模称号,这在非战斗人员中是罕见的。胡敏这样的人对革命刻骨仇恨?你们胡说八道!”
张震当时不是军委副主席,而是国防大学校长,根本没有从军纪委调卷的实权和地位,况且胡敏这一级干部的案卷也不在军纪委,而在总后。既然没有从军纪委调卷,也就不会有“总政去人劝张震别管闲事”,张震根本没有因此事接触过总政,更没有说过这些话,胡敏毕竟是邱会作的老婆是敏感人物。张震只是通过个人渠道,联系总后领导,希望落实政策,并告诉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已在国防大学落实了政策,给予暗示。

四十五、落实安置和战友探望
◎ 父:我们最先找到军队,被关押的人刑期一到应当和原单位联系。但总政治部接待的人说,凡涉及“林彪案”的人,无论职务高低、牵连深浅,都要交地方公安部门。……
对地方的部门,什么公安部、司法部、中纪委,找来找去,找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他们答复说,军人的法律处置及善后安置在军队,应当去找他们。……
……
陕西省委和公安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军委总政治部,说中央最早的安置方案就是回到军队养起来,到了总政治部就被挡住了。
……
子:恰好哥哥遇到了他以前的同学叶选宁,叶剑英元帅的二子、刚升任的总政联络部部长。叶剑英和余秋里是儿女亲家,叶选宁认为帮个忙不难。他还说,叶帅和你关系密切,他知道。叶选宁向余秋里一说此事,没想到余说,“我不认识邱会作!”
……
子:据说,余秋里沉默了许久,严肃地对叶选宁说:“你已经是党的高级干部了,要有应有的政治觉悟。”事后,叶选宁向我们表示歉意,他为了帮助我们,还找了杨尚昆。
……
父:最先来看我的是过去的秘书、警卫员、服务人员。你们的那位刘叔,为我做了几十年饭的炊事员,一见面就激动得抱着我泣不成声了。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看我的人越来越多。有总后机关和国防工办的干部,有新四军四师、延安中央军委供给部的老同志,有原四十五军、华南军区、中南军区的干部,有过去的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对话》下,页892-895
◎ 一九八七年,我的所谓刑期到了。我的孩子鼓动我,找找当时的领导人,反映情况,我没有答应。经孩子再三动员,我说:”我谁也不找,如果要找我只找余秋里。”我写了一个简信:”余主任:你好!我在电视里看见你身体很好,我很高兴。我的孩子想去看看你,反映我的情况,不要把你吓死。我心中的苦比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苦还要多二万五千倍。致礼!邱会作。”我的大儿子路光找到叶帅的儿子选宁,选宁非常尽心,他先给杨尚昆(军委秘书长)打了电话,杨的态度很好,表示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反映一下情况,毕竟是到期了,应该由军队养起来。为了摸清情况,选宁又把路光介绍给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顾林舫,顾林舫正好是管这件事的,顾对路光说:“你爸爸到期了,理应安排,他们吃了苦头,唉,正确对待吧。安排的原则就是原单位管,你爸爸的原单位就是军队。但是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总政就是不同意,给安置工作造成困难……”选宁又给余秋里(总政治部主任)打电话,余却把选宁批评了一顿。对党内斗争,我有思想准备,但对战友之情的变幻,我没有思想准备,此事我心里着实难过了一阵子。------《回忆录》上,页98
反映情况的过程,《回忆录》讲的很清楚,可是《对话》又做了很多不实事求是的延伸。
1、据切实了解,邱会作家人根本没有找总政,因此不存在“总政治部接待的人说,凡涉及‘林彪案’的人,无论职务高低、牵连深浅,都要交地方公安部门。”
2、邱会作家人根本没有找公安部、司法部、中纪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因此根本不存在“公安部、司法部、中纪委找来找去,找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他们答复说,军人的法律处置及善后安置在军队,应当去找他们。”正如《回忆录》所说,邱路光只是通过同学叶选宁,把他介绍给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顾林舫。邱路光是通过个人渠道找顾林舫,顾林舫也是以个人身份回答邱路光的提问。
3、邱路光去拜访叶选宁时,是与吴法宪的大儿子吴新潮一同去的。据他们回忆,叶选宁当即给余秋里打了电话,余根本没有说:“我不认识邱会作!”余秋里回绝的话是“这样的事也能管得了?”也不存在余秋里“严肃地对叶选宁说:‘你已经是党的高级干部了,要有应有的政治觉悟。’”
另外,邱会作来北京是不想见人的,除少数挚友外,根本没有见人,根本不存在“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看我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2000年那次来北京,邱确实是见了原来的炊事员刘玉胜,是邱会作亲自到刘家里看望的,也没有“一见面就激动得抱着我泣不成声了” 。也根本不存在来看邱会作的“有总后机关和国防工办的干部,有新四军四师、延安中央军委供给部的老同志,有原四十五军、华南军区、中南军区的干部”,这个牛吹大了,来看邱会作的没有一个原国防工办、延安中央军委供给部、华南军区、中南军区的干部。


《记忆》第八十一期 201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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