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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无法愈合的裂痕——九大至“九一三”前夕的毛林关系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1月 06, 2021 6: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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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愈合的裂痕——九大至“九一三”前夕的毛林关系

                ·余汝信·

一、九大政治报告的分歧

  1969年4月1日九大开幕,林彪宣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没有采用陈伯达起草的稿子,使用了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陈伯达的稿子,据吴法宪回忆,是林彪、陈伯达两个人商量的。毛否定了陈伯达“鼓吹唯生产力论”的稿子,是文革以来毛对陈伯达批评最严厉的一次。其主要原因是,文稿的基调与毛的思路完全不符。毛的想法是通过九大报告,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今后的基本路线。而陈伯达的稿子却强调发展生产,是回到文革前的“老路”上去。

  陈伯达的稿子,用周恩来在十大上的话说是“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的,因此也被视为林彪的思路。九大政治报告,林彪在会上是照着稿子念的,据传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毛虽然表面上只批评陈伯达没有批评林彪,惟其心里不可能不怀疑林对文革的态度。

  九大通过的新党章说,“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指名确立党的第一把手的接班人。如果没有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的那些分歧和冲突(更何况毛是站在对立意见那一边),九大表面上确实可以成为林彪最辉煌的一页,成为其政治生涯中的顶峰。有了那些分歧尤其是毛的态度,这一切就变得不那么确定了。而且,即使是顶峰,难道就是什么好事?既然是顶峰,这预示着林彪的政治生涯“泰极否来”,开始走下坡路了!

二、新军委组成的玄机

  1969年4月28日,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及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共六人,即除朱德未当选、彭德怀被打倒、罗荣桓和贺龙已相继去世以外,在世而又未被打倒的六位前元帅: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均为副主席。与林彪为刚当选的唯一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完全不同,林不过是六位军委副主席中的一位,虽然他的军委副主席紧跟毛之后是另列的,但毛并没有如十年前庐山会议后的新军委成立时那样,给予林第一副主席的名份,更重要的是,林彪未如十年前那样明确地被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新军委并未如十年前那样,设立具有实权的军委常委会(如设立常委会,主席、副主席理所当然地为常委)。新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共10人,其中政治局委员6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1人。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军委办事组行使原军委常委会的部分职能(非全面职能)。军委办事组的一切重大举措,均须经毛泽东、林彪(实质上是毛一人)同意。在此前提下,毛批准军委办事组可以军委名义行事。这样,毛没有也不可能说出口的意图是:绕开林彪(实际上是架空林彪),直接指挥军委办事组这一日常办事机构,将军队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三、“军事官僚专政”

  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时说道:“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所谓“军事官僚专政”,“军事、官僚体制”,将“军事”放在前面,压了“官僚”一头。毛的讲话,虽然是借用苏联、日本的讲法,却有意无意地表露了毛内心深处对以林彪为核心的军人集团权势日盛的疑心和忧虑,为下一步对军人权力采取限制措施埋下了伏笔。

四、毛长时间离京外出,未指定任何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69年5月29日,毛泽东乘专列离京到外地,主要住在武汉(5月31日至6月26日)、杭州(6月29日至9月18日),至9月23日方返抵北京,合共在外地时间长达118天。这是文革以来毛离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

  毛泽东选择在这一时间离京长时间逗留外地、与此际全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下的紧张备战氛围并不合拍。在离京期间,毛并未有指定任何一位政治局常委——包括“接班人”林彪——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在文革前,毛不在京时通常是指定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毛此期间执意在外地遥控中共中央及军委办事组的日常运作。越是晚年,毛与其党内同志的关系就越似是君臣关系。

五、毛审阅批示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969年6月11日或12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稿,批示:“照办。”该文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但是,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有的借口宣传毛泽东思想,挥霍国家资财,不经批准,用烧瓷、石膏、塑料、金属等材料,塑造各种毛主席像;有的绘、印、绣毛主席像不认真,不郑重,歪曲了毛主席的形象;有的制作毛主席像章越来越大,样式繁多,质量又差;有的随意随处张贴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有的甚至设置‘宝书台’、‘忠字室’、‘敬仰馆’,跳‘忠字舞’、到处贴‘忠’字,大搞‘忠字化’运动。这类形式主义的做法,虽则出自好意,却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有损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在政治上很不严肃。”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广大革命群众把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落实到认真、刻苦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方面。把毛泽东思想用到实践中来,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二、重申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印制毛主席像和有毛主席形象的宣传画,必须经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认真讨论和批准。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四、因为旧报纸需要使用和回炉,中央、地方和军内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五、车辆、机器、武器装备、信封、信纸、办公用纸、生活用品、文具、儿童玩具以及各种商品、商标、包装上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印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今后,单独的“忠”字,不要乱贴滥用,不要围绕“忠”字随意提一些不妥当的口号(例如:脚往“忠”字上走、血往“忠”字上流、劲往“忠”字上使),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那些什么封建式(如小庙、牌坊、门楼、宝塔等)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6月12日,该文件以中发[69]33号中共中央文件发至省、军级,并注明“由省、军级各单位负责传达和处理”。这是文革以来对个人崇拜歪风批评最为严厉的一个文件,对由林彪和军队在文革中率先发起并积极推动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降温,起了显著的作用,却不可避免地严重损伤了不遗余力地推行对毛个人崇拜的林彪的威望。

六、林彪重上井冈山

  1969年8月,在全国战备工作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下,林彪全家突然到了江西井冈山地区数天。从井冈山回到北京后,据《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说,“一九六九年九月,林彪授意别人代他作了《重上井冈山》这首反动词。他将别人代拟稿中的‘坚信英明领袖’一笔勾掉,改为‘志壮坚信马列’,将‘何疑星火燎原’,改为‘岂疑星火燎原’,明目张胆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要翻历史的案。”(据张云生称,林彪的词应是叶群叫一个名朱彦的人捉刀的)

  改后的全首词如下:

  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林彪词中“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一句,颇有由头。事缘1930年初,毛泽东曾给林彪写过一封长信,批评过他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情绪。此信在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标题定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点名批评部分。问题是林彪为什么会在此时重提三十九年前的这桩旧事,为自己打抱不平?这是否与前些时候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事有关联?林彪是否已经觉察到毛对他的疑忌?

七、临战状态下的统帅部

  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首都机场会面后,中苏关系有缓和的迹象。诡异的是,毛泽东对外声称并不相信摆在眼前的中苏缓和的现实,相反,认为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10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作出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定。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

  10月14日,在全国临战状态之下,毛泽东乘专列离京(可以对比一下1941年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与整个苏军统帅部坚守在莫斯科没有疏散到后方)。这是毛泽东在本年内第二次长时间离京到外地。10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毛在此间居留至翌年4月11日返京,离京时间长达179天。与5月至9月同样的是,毛离京期间未有指定任何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0月16日,林彪乘专机抵达江苏硕放机场,下午乘汽车转抵苏州。林彪在苏州居留至翌年4月26日返京。

  10月中旬以后,“最高统帅”毛泽东远在华中的武昌长驻,“副统帅”林彪“战备疏散”至华东的苏州(值得注意的是,毛、林身边,都没有军事参谋人员)。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留守北京。整个临战状态下的统帅部,在中国大地形成了武昌—苏州—北京这样一个大三角形,三个点之间各自相距:武昌—北京1,150公里,北京—苏州1,150公里,苏州—武昌750公里!这哪像是一个处于临战状态下正常运作的统帅部?!说白了,武昌决策,北京执行,苏州不过是被晾在一边,可有可无。

八、引致毛“一脸不高兴”的《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在刚抵达苏州后的第二天,就军队“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口述了四点紧急指示。

  10月18日晚,已疏散到西山的新组建的军委前进指挥所,由阎仲川经手,将林彪的指示根据黄永胜的传达整理后,未经请示已入睡的黄永胜,即冠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标题,以前指名义下达全军。该指示称:“第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的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十九)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十九、二十两日,应特别注意。第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型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第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第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坐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第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第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同日,前指还传达了林彪给第二炮兵的指示(第二个号令),传达了军委办事组给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总参各有关部局的指示(第三、四个号令)。全军各部队依照前指的四个号令,立即行动,当夜即疏散到位。按照四个号令紧急疏散的部队,约有陆军90余个师、520余个团,海军430余艘舰艇,空军4,100余架飞机。

  前指四个号令尤其是第一个号令下达后,全军完全进入了紧张的临战状态。这一状态延续了半年多时间,到1970年4月下旬方稍有缓和,全军再度转入高度戒备状态。

  关于《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汪东兴文革结束后在其回忆录中称:“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毛泽东为什么会“一脸不高兴”?推测起来,不外是以下两个原因。

  1,该事件涉及调动军队权限的敏感问题。军委办事组确实在1968年4月26日下发过《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严格要求:执行各种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营(相当于营)以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变更,一律呈请毛泽东、林彪审批后才能行动;凡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无论部队大小均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方可行动。阎仲川所拟《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内容在军委办事组上述规定范围内,理应在下发前征得毛泽东及林彪两人的批准同意(林彪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任何一个等级的批准权限)。前指尤其是阎仲川并没有依规定执行,在程序上确甚为不妥。阎作为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如果说他不了解有关军队调动的必要程序,恐怕是很难说过去的。

  2,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将林彪放在苏州,本身就有将林冷落一旁,自己直接指挥在北京的周恩来及军委办事组的考虑。没想到林一到苏州即对战备发出指示。林这种反其道而行之,主动显示存在感的举动,有违毛的意图,因而有不寻常的“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这么强烈的反应。

  由于上述原因,“第一号令”事件已经超出简单的“工作程序”范畴,而被毛视为挑战或侵犯他所独掌的军权的政治问题。自此以后,再未见到林彪对战备和军事问题独自发出任何新的指示。惟自此以后,毛、林之间的嫌隙更加难以愈合。

九、毛、周决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1969年九大以后,毛泽东、周恩来随即将中共中央机关及国务院机构精简、改革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7月3日,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会议上商议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书面报告毛泽东。其中,国务院业务组拟由周恩来、谢富治、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余秋里、粟裕、苏静九人组成,周恩来为组长,李先念、纪登奎为副组长。同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原则同意。”

  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为总理、副总理级别。如拟议中将要召开的四届人大需设立副总理,除周恩来之外的八人都可能成为副总理人选。业务组九人中,现役军人四人:谢富治、李德生、粟裕、苏静,占44%。其中谢富治、李德生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惟军委办事组核心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均非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可能毛泽东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在国务院系统中尽量排除林彪一系的军人。

  在1970年6月的国务院机构精简、改革方案中,保留了实际虚设的国防部,并明确将其划归军委办事组管辖。划归军委办事组管辖的,除国防部之外的6个部级机构(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均任命了新的负责人。惟国防部部长的位置没有变化,名义上还是林彪。

  在中共建政以后的军事体制中,国防部及其首长均无实质上的意义,而仅存外交礼仪上的作用。林彪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是1959年新军委成立时任命的。1965年1月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再次任命。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的党内排名已列于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位,政治地位超越了党内排名第三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惟林在政府系统的职务,却仍旧沿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名义,一直未有作出适合其政治地位显著上升而应有的变更。即使林彪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被确立为毛的接班人之后,在政府仍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本来,趁着这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重要的部委首长不再象文革前由中央政治局成员、副总理级别的官员兼任的机会,让林彪卸任国防部长的职务,应该是一个适当的时机。按国务院机构精简、改革方案规定,国防部划归军委办事组管辖后,逻辑上其部长亦应归军委办事组管辖。其时的国防部长一职,似应由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兼任为宜。否则,以林彪的“副统帅”地位却在国家政权体系中仍为周恩来的下属,以林彪的元帅身份却与大校、少将级别的其他部委负责人相提并论,都是极为不妥的。惟只要毛泽东不明确表态,林彪的此一尴尬状况,就一直不会改变。

十、毛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的本意

  1970年3月7日,毛泽东要汪东兴马上从武汉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讨论为四届人大准备的宪法修改草案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并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为什么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并对此事如此上心?后来说法甚多,惟至少有一点不可忽视,此时毛、林之间存在的嫌隙已日益扩大。如果设国家主席,按林彪作为党和国家、军队二把手的地位,他至少可以任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那就在林彪一旦卸下“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务后,封死了林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更高位置的可能性。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说:住在苏州的林彪,在3月9日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如果林彪真的作过这样的表态,是否说明了林其实已看透了毛不设国家主席的真正用心而作的一种抗争姿态?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又说:“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4月11日夜间11点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又称,“据吴法宪1971年10月21日交代说:1970年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到林彪时,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7月,叶群又向吴法宪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很明显,这是示意林彪想当国家主席。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主席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惟吴法宪多年后在其本人的回忆录中,否认叶群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吴法宪前后两种不同说法,孰真孰假,难以分辨。以叶群的性格,私底下对亲近者说点“体己话”,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或许叶群担心林彪如果在国家政权体系中没有适当位置,对他的接班人地位会有影响?

  类似中国这样的共产党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必定就是党的第一把手。类似国家主席这样的国家元首,从来只是徒具虚名而已(更何况中国的国家主席只能算半个国家元首。刘少奇说过,我国的国家元首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主席结合起来行使,是集体的国家元首)。毛泽东其实也不屑于扮演这个角色。然而,即使这么一个徒具象征意义的角色,毛泽东自己不要也不许林彪要。毛泽东对林彪这位“接班人”实际上的制约和防范,在此表露无遗。

  按汪东兴的说法,到了1970年7月,毛泽东已第四次明确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此后,林彪没有再为这一问题发声。但在8月22日对宪法修改稿的讨论时,周恩来还在讲话中还是说:“下午见主席,我们特别提了国家主席的问题。报告上已经说了嘛,但我们又说了:大家热切希望,既然是一元化嘛,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尽管是个形式,但群众热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这样就满足群众愿望。领导嘛,当然是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了。但在国家形式上,是国家元首、副元首。……大概几位同志,伯达、康老、我、林副主席,四个人都说了,主席说,那是个形式。(康生插话,主席还有句话,说‘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主席’。)当然,起草的稿子还是照顾那个一开始由东兴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意思。但我们还是反映一下子,还提出了一个方案。”

  “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这句话,侧重点其实是“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国家元首、副元首”,侧重点其实是“副元首”。到最后一刻,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还是想为林彪说说情,解决林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没有位置的问题,被毛以“那是个形式”一口回绝。

十一、林彪一系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全线败北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会议原定议程为:(1)讨论修改宪法问题;(2)国民经济计划问题;(3)战备问题。重点是第(1)项,以为召开四届人大作准备。

  会议开幕前,吴法宪通过叶群向林彪报告了8月13日他与张春桥在修改宪法问题上的争论。关于这次争论,吴法宪在1971年4月9日检讨时称,“在那次会议上,对宪法的写法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在宪法讨论稿的序言部分有这样一段内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同志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这个问题本来是提供讨论的,是正常的。由于我平时对张春桥同志积累了一些成见,所以对张春桥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反感,后来又听张春桥同志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我情绪就更加激动,自以为是,非常主观,错误地顶驳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还极其错误地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我完全忘记了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主席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圈了,也没有搞清楚张春桥同志所说的那句话的来由,就主观片面地给张春桥同志扣上了大帽子,把会议气氛搞得很紧张。这是完全错误的。当时张春桥同志非常冷静,没有反驳我。我还错误地认为是讲对了。在会中休息时,我离开了会场,用电话把我主观片面的错误意见,报告了黄永胜同志。直到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以后,经总理指出,才弄清楚张春桥同志的那句话,是主席在接见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讲的。”“八月十三日那次会,由下午三时半一直讨论到下半夜一时半左右才结束。这次会,陈伯达也参加了,中间他溜走了,到我发言快结束时才回来。散会后,在怀仁堂门口,他问我今天发言为什么这样激动,当我要给他讲的时候,他说这里不好谈,要我到他家里去谈一下。于是,分别坐车到了他家里。在他办公室,我就把会议情况和发言的内容告诉了他。陈伯达洋洋得意,抓住我的错误情绪,乘机挑拨,吹捧我‘能坚持原则,风格很高’。经他这么一挑一捧,就中了他的毒,更加头脑发热,就用陈伯达家里的电话把我的错误看法报告了总理(当时未向总理说明是在陈伯达家里打的电话)。因为时间很晚,打完电话很快就回到家里,又急忙用电话把我的错误的意见报告了叶群同志。”

  吴法宪的报告,促使林彪在8月23日下午大会宣布开幕后,发表了不点名地针对张春桥的即席讲话。林彪在讲话中称:“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革命嘛,毛主席几十年写的东西,我们现在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比我的水平高,是有创造的。不但说是科学社会方面可以是创造的,自然科学里面你看那一天不在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嘛,社会科学嘛,解放人民的科学嘛,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是不动的,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生命的,可变化的,而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林彪在这里其实是将他对毛“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简略地重新阐述了一遍,以此影射张春桥“反对毛主席”。问题是张春桥的意见并非是个人自作主张。毛在审阅九大党章时即圈掉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林彪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仍坚持己见?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吴法宪在后来的检讨中称,“到庐山之后,陈伯达利用我八月十三日对张春桥同志这个错误情绪,更进一步地进行挑拨和煽动。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在政治局会议后,他来找我和作鹏、会作同志。这次谈话,主要是攻击和污蔑张春桥同志,煽动性很大。……他还谈到关于‘天才’问题,我们就问他有没有马、恩、列、斯关于天才方面的论述?他说有,回去查查书,给你们找一些。他回去后,过了一段时间打电话传给我七条(第一次三条,第二次两条,第三次两条),在电话上我同他逐条进行了校正,然后交给秘书打印了几份,第二天给了作鹏、会作、叶群同志。”

  8月24日下午,分组讨论林彪讲话,以华北组的发言和讨论最为激烈。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时引用了林彪关于天才问题的三段话后,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汪东兴接着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对张春桥的不点名批评,并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陈、汪的发言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汪东兴声称中办和毛的“御林军”8341部队都“热切希望”毛当国家主席、林当副主席,更让人们以为这是毛的本意。陈、汪发言后华北组群情激愤的情况,充分体现在由李雪峰等人签发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上。

  8月25日中午,毛泽东听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各组对全会第六号简报的反应。随后找汪东兴谈话,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下午三时,毛泽东召集有各大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9月1日,毛泽东把对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所写的批语交周恩来等。毛泽东在批语的抄件上加上题目《我的一点意见》,在文中陈伯达名字后加“同志”二字,并把修改件送给林彪看。随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陈伯达。

  九届二中全会的最终结局是:陈伯达被清洗;李雪峰、郑维山受牵连相继倒台;汪东兴检讨过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林彪一系从此不被毛信任,处于被动挨打状态。而四届人大的召开,则变得遥遥无期。

十二、毛不给叶群面子,亦就是不给林彪面子

  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为了保黄、吴、叶、李、邱等人,曾试探毛泽东的态度。1970年9月林彪从北戴河回北京后即去看毛泽东,林对毛称,他在庐山划了一根火柴,几乎把房子烧了。毛答:那也没有这样厉害。毛的话,很快传给了黄、吴等人。

  惟毛泽东是不会让这些人轻易过关的。1970年9月22日,周恩来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给林看,提议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林彪表示同意由周恩来、康生约黄等谈。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

  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严厉谴责了吴法宪等人。毛泽东称:“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还称: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个别同志”就是指林彪,这里就是指责林彪不听招呼。当吴法宪说到陈伯达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时,毛泽东批示:“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毛泽东还批示:“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所谓“其他宣讲员”,就是指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毛不断敲打林彪一系将领及叶群,就是要降低他们在党内军内的政治影响和威信。

  10月12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叶群与吴法宪一样,也不得不向毛泽东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称“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她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10月15日,毛泽东对叶群的检讨作出严厉的、不留情面的批示。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时,毛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不给叶群面子,不就是不给她的丈夫林彪面子吗?!毛泽东给高级干部的检讨写下如此详细如此严厉的批语,从1959年那一次庐山会议批“彭黄张周”后从未有过!林彪、叶群表面上服从,惟对毛泽东的怨恨,必然悄悄在内心滋长。

十三、毛再次明确声称“四个伟大”“讨嫌”

  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此一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掌握了中央组织、宣传大权的小组,有点儿类似已停止活动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翻版。其由原中央文革小组班底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加上纪登奎、李德生共六人组成,将林彪一系的人马完全排除在外,为毛明显限制林彪一系权力的措施之一。

  同年12月18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毛在谈话中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自我辩解称:(1966年发动文革时)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斯: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斯: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毛再一次在外国人面前明确声称“四个伟大”“讨嫌”!再一次在外国人面前不点名地羞辱了林彪。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明示省军级以上地方及军队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将“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十四、对军委办事组的严厉批评及定性

  在1970年11月至次年1月间基本解决了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问题之后,毛泽东立即将矛头转而集中对准了林彪一系尤其是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诸人。

  1971年1月9日至2月15日,军委召开批陈整风座谈会。2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邀集的一个各大军区党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到会的会议上,宣读了毛泽东对会议的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2月23日,中共中央将毛的这一指示转发至各大单位,等于向他们公布了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十分严厉的批评。

  2月20日,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报告批示称,“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报告称,“这次军委座谈会,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毛泽东批注称,“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面对毛泽东的极严厉批评,2月28日,军委办事组再次向毛、林、周、康作出检讨报告,承认“这次军委座谈会,我们没有抓住‘批陈’这个重点,结果,会议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对全军的政治思想建设是一个重大损失,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又承认“我们军委办事组有几个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应在军委座谈会上联系自己的错误,通过‘批陈’进行自我教育,清理思想,但没有这样做,造成被动,一错再错,心情十分沉重。”

  3月21日,黄永胜就其本人在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向毛泽东作出检讨,邱会作于3月21日、李作鹏于3月22日亦就在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所犯错误,分别给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

  3月22日晚,毛泽东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关于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错误的书面检讨送周恩来等阅,并让江青转告称,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23日下午,周恩来、康生、江青讨论黄永胜等三人的书面检讨,并提出召开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让黄、吴、叶、李、邱在会上作检讨。24日,毛泽东在黄永胜的书面检讨上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3月24日下午,毛泽东同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等谈批陈整风问题。毛同意召开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提出吴法宪、叶群二人需重写检讨,让周恩来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书面检讨及毛泽东的批示送林彪阅,并要求在场的人,除康生外,乘火车去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汇报,时间在林彪看完黄、李、邱的检讨之后。

  3月30日,毛泽东阅批一个简报时称:“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4月15日—29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4月19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20日,周恩来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及毛泽东有关批示送林彪阅,并示意林彪到会并讲话。林彪没有出席会议的意思。

  4月24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报送的关于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毛泽东批注:“我这几天不出门。”在报告称“如主席还有新的设想,亦请批告,如能约我们一谈,更所盼望”处,毛泽东批注:“可以不要谈了。”毛的这些批示表明他的决心已下,因此不愿见林彪,不给林当面申辩的机会。

  4月29日,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全体大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总结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为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五人定性称,“在庐山会议上,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五位同志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有的同志把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不真实情况,向上报告,向下传播,有的同志未经核实,就信了,报了,传了,更严重的是,上了陈伯达的圈套,干扰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九届二中全会。”“五位同志的检讨,是好的。各组有几点共同的看法:1、承认了,检讨了,这是好的;2、错误是严重的,自我批评不够深;3、希望今后好好改正,在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也就是毛主席在三月二十四日批示中所说的:‘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当日,经毛泽东、林彪同意,中共中央印发周恩来的讲话提纲。

十五、林立果及其小舰队

  林彪唯一的儿子林立果,1945年冬国共内战时期出生于东北共军总部所在地哈尔滨。1958年至1964年就读于北京市第四中学。1964年高中毕业后升读北京大学物理系。文革期间于1967年3月入伍,直接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兼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

  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在林立果周围,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中青年军官组成的小圈子。其核心人物为:王飞(空司办公室主任,1969年9月升任空军副参谋长,仍兼前职)、周宇驰(1969年10月与林立果同时被任命为空司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司办公室副处长)和刘沛丰(空司办公室处长)。此外,还有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刘世英(空军党办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党办一处秘书)等人。这个小圈子,被他们自己命名为“舰队”或称“联合舰队”。

  两年多时间,林立果主要的工作是“调研”。据他自己说,“我搞调查研究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部分是现实的,就是部队、工厂、学校、农村,还有些科研单位;一部分是历史,翻一些历史资料,研究一些历史上的专题,象日俄战争,第二次大战,苏军进军东北等;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专题研究一些外国资料,例如阿以战争、印尼政变、苏修侵捷等等国际上的一些大事,以及向国外回来的同志作调查,与入越作战和见学回来的同志座谈。大体就是这么几方面。”

  1969年10月,林立果被任命为相当副师职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自1968年始,叶群即四出张罗,在全国范围内为年仅23岁的林立果找对象。“选人”虽然是在小范围内秘密进行,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难免弄出不小的动静,为人诟病。最后选中了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张宁,那已是“九一三”的前夜了。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直属机关干部会上作了一个讲用报告,主要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为“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二为“中国一定要强盛”;三为“学习毛泽东思想”;四为“空军作战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五为“关于调查研究和学习主席思想的方法和体会”。关于第三方面的问题,林立果既吹捧了毛,又附带吹捧了其父林彪。

  林立果作讲用报告不足一个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几近与林彪翻脸,毛、林关系跌至冰点。林立果由此对毛大为不满,一改曾经在公开场合吹捧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做法,与“小舰队”核心成员私下加紧商讨对付毛泽东的对策。1971年3月下旬,完成了体现“小舰队”核心成员明确的反毛思想体系及行动纲领的《“571工程”纪要》。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林彪、叶群知道及看过该纪要,但林立果对毛的不满情绪,林、叶应该不会毫无所闻。

  据官方称,《“571工程”纪要》是“九一三”后“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的。官方又称,经李伟信、刘世英、程洪珍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的其他记录本笔迹核对,证明是于新野手记。

  《“571工程”纪要》与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形成强烈的反差。很难想象,两者的撰写者会是同一伙人。《“571工程”纪要》其中提及“B-52(注: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惟其行动的计划,尤其第(七)部份“实施要点”,却又非常粗糙,显得幼稚。换言之,如此粗疏的政变行动计划,成功的机率等于零!但无论如何,林立果及其身边几个人,是导致“九一三事件”得以发生的的重要因素。

十六、林彪1971年5月给毛的信

  在周恩来为军委办事组五人定性为“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之后,5月23日,林彪向秘书口授了给毛泽东的一封长达一千一百多字的信函,其中提出: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评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对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命。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命,则其本人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绝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

  第四,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以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这一份已誊清的信稿,末尾没有署名,没有落款日期,“九一三”后从毛家湾林彪住处抄出。经与信稿经办人见面座谈后笔者推测:重新誊清的另一份信稿,很有可能最终由林彪签名并署上日期送了给毛。而无论这封信最终是否送到了毛的手中,林彪在信中所表达的对“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的担忧是明白不过的。5月20日,林彪已与周恩来谈过并要周“考虑和请示主席”,周极可能不敢隐瞒林的要求而随后报告了毛,加上5月23日的信很可能已送到毛的手上,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不排除毛在当时已经知道林的这些想法。惟毛不但没有理会林的建议,反而促使他进一步加紧了最终彻底解决林彪问题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林在信中用上了“乱命”这样强烈的带刺激性的语言。林信中还“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表面上是避嫌,其实是直接宣示了对毛的不满。三十八军是毛手上打击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有力工具,正如毛所称,“我捡了两块石头,一是三十八军的报告,砸了一家伙,这一下子与陈伯达划清了界限。这块石头,我砸出去以后,起了一些作用。……三十八军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他(指陈伯达——原编者注)讲了几次话,文件在那里,都清清楚楚。”

  林明知毛所好而欲要其弃之,明知事不可为而言之,以林对毛了解之深,为什么他还要这样说?笔者认为,这恰恰反映了林最后对毛的抗争心态。毛、林走到此时,裂痕不可愈合,已是必然。

十七、毛南巡吹风促使林彪出走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从北京出发,南下中南、华东等地,就庐山会议“没有完”的问题向沿途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亲自发动各地诸侯,为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以彻底解决林彪一系问题。

  为此,毛泽东在沿途各地的谈话,无一不是尖刻地、明白无误地针对林彪及黄、吴、叶、李、邱。毛这些谈话,成为林彪出走的直接诱因。

  8月17日,毛在武昌与刘丰等人谈话时称: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在座的人纷纷检讨自己犯了错误。)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毛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毛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8月25日晚上毛与华国锋谈话。毛接着称: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时)毛称: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

  8月28日晚,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毛在谈及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历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后接着称: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8月30日,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去南昌之前,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毛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称: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毛对刘兴元、丁盛称)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8月31日晚,毛在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9月3日,毛在杭州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话。9月11日,毛在上海与许世友、王洪文谈话。9月12日13时,专列到达丰台,毛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16时多,专列抵北京站。随后,毛乘车回到中南海住地。此时,离林彪、叶群、林立果登机出逃,已不到八个小时。

  9月5日,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参加了广州军区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听了军区领导传达的毛在长沙时的重要谈话。顾于当晚十一时三十五分,在电话上向于新野密报了毛的谈话内容。9月6日,周宇驰驾驶直升机到北戴河,将于新野整理的顾同舟密报毛谈话内容的电话记录稿送给林立果、叶群。顾还按照周宇驰的旨意,将毛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字材料,派其妻以看病为名,于9月9日乘飞机到北京送给周宇驰。

  同日,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从长沙抵达武汉。6日早晨刘丰去东湖宾馆看李作鹏,向李透露了毛谈话部分内容。后来李说自己听了刘丰说的话,“当时就吓死了,出冷汗,光抽烟”。6日从武汉回到北京的下午,李作鹏称,“那天下午要出席招待会,看时间还相隔几十分钟,我就把黄永胜拉在一边,对他谈了。临走时,邱会作钻到我的汽车里,在路上我就大体上把刘丰谈的事情告诉了他。”晚宴结束后,回到西山,黄永胜就打电话报告了叶群。

(2021年2月)

原载《华夏文摘》增刊 第1283、1284期 2021年8月23、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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