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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1967-1969年山西驻军“支左”综述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4月 01, 2020 8:2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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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1969年山西驻军“支左”综述

余汝信 曾鸣

一、山西驻军基本情况

1967年1月至1969年12月,山西境内先后驻过8个军级单位或军级单位的下属部队:山西省军区、陆军第21军、陆军第69军、总后大同办事处、空军第10军、陆军第1军(下属部队)、陆军第28军、陆军第63军。此外,还有几所军事院校:驻大同的装甲兵学院(兵团级,代号总字211部队,以下简称装院),驻太原的空军第10航空学校(代号空字025部队,以下简称10航校)、驻临汾的空军第12航空学校(代号空字027部队,以下简称12航校),驻大同的解放军汽车学校(代号后字251部队,以下简称大同汽校)等。

全省105个县、区中,22个县均驻有建制不同的陆、海、空军单位。各市、县驻有隶属于军分区的独立营、县中队。

(一)山西省军区

1.省军区领导机关
文革期间,山西省军区及其下辖各军分区和市、县(区)人民武装部,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命令,介入地方文革,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1967年1月12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取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和中共太原市委、太原市人民委员会的一切权力(简称1·12夺权,下同)。24日新华社播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向全国和世界宣布了中央承认山西的1·12夺权。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宣称山西省这一行动是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进行的 ,又称:“山西省委内的革命领导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死决斗的紧要关头,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总攻击”,他们“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并称“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
在《人民日报》这一社论的鼓噪下,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卫恒(省委第一书记兼)1月30日自杀身亡。策划、组织1·12夺权的“革命领导干部”刘格平先后出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山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支持1·12夺权的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张日清出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副组长,省革委会副主任,不久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山西省军区司令员陈金钰任职至1968年11月,后调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赵冠英、谢国仪、曹玉清、张纯德、张一波、王祥云、徐绍华、李金时、秦永寿;副政治委员李佐玉、智生元、刘世洪、高世平、郭永彪、范普权、徐守恒。
2.山西省军区司、政、后部门和直属部队的主要领导人
司令部参谋长王祥云,袁涛。
政治部主任洪达。
后勤部部长曾传桴,政治委员范长增。
省军区独立师(4540部队)师长张耀,政治委员贺华胜。该师辖6个团:步兵第1团(4541部队)驻雁北、朔县,第2团(4542部队)驻晋中,第3团(4543部队)驻原平,第4团(4544部队)驻太原清徐,第5团(4545部队)驻太谷、介休,第6团(4546部队)驻晋东南和长治。
山西省军区辖5个军分区:雁北、忻县、晋中、晋东南、晋南军分区,又辖太原市人民武装部,均系师的建制。
1968年省军区有过几次大的变化:
(1)8月中央军委命令以太原市人民武装部为基础,并从第69军、省军区独立师抽调部分干部,组建山西省军区太原警备区(简称太原警备区),第69军司令部参谋长曹西康调任太原警备区司令员,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刘世洪任太原警备区政治委员;
(2)11月,第69军副军长谢振华调任省军区司令员,陈金钰调北京军区任职;12月,徐守恒任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3)由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一批应退出现役的军官没有退役,加之又派出大批军官甚至士兵开展三支两军工作,并提拔了一批军官,综合这些因素导致从省军区到军分区和县、市、区人民武装部严重超编。
3.下辖军分区、人民武装部
(1)太原市人民武装部——太原警备区
太原市人民武装部是省军区下辖的唯一师级武装部。辖清徐、阳曲两县和北城、南城、河西、郊区等县、区人民武装部。部长刘生恺,第一政治委员袁振(市委第一书记兼,任职至1967年1月),第二政治委员李世昌。1968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在该部的基础上成立太原警备区。
(2)雁北军分区
1967年至1968年雁北军分区辖大同市及大同、阳高、天镇、广灵、灵丘、浑源、怀仁、应县、山阴、朔县、平鲁、左云、右玉等13县、市的人民武装部。司令员冯福林,第一政治委员王铭三(雁北地委书记兼,任职至1970年),第二政治委员刘明溪(任职至1969年11月)
(3)忻县军分区
1967年至1968年忻县军分区辖忻县、原平、代县、繁峙、五台、定襄、静乐、岢岚、保德、五寨、河曲、偏关、神池、宁武、兴县、岚县等16个县的人民武装部。司令员朱光(任职至1969年7月),第一政治委员徐志远(忻县地委书记兼,任职至1967年2月),第二政治委员贾如胜(任职至1967年7月)、朱敏仁(1967年7月至1970年8月)。
(4)晋中军分区
1967年至1969年晋中军分区辖榆次、寿阳、盂县、平定、昔阳、和顺、左权、榆社、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石、孝义、汾阳、文水、交城、中阳、离石、临县等20个县的人民武装部。司令员陈尔云,第一政治委员王绣锦(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兼,任职至1967年1月),第二政治委员崔冰(军分区党委第二书记,任职至1968年8月)、刘生毅(1968年8月至1969年5月)。
1969年5月,晋中军分区与河北保定军分区互换驻地和变动隶属关系。同时,晋中军分区下辖的20个县人民武装部也分别与保定军分区、邯郸军分区的部分市、县人民武装部互换驻地和变动隶属关系。
(5)晋东南军分区
1967年至1969年晋东南军分区辖长治市人民武装部及长治、潞城、襄垣、武乡、黎城、平顺、壶关、陵川、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长子、屯留、沁源、沁县等16个县的人民武装部。司令员武天明(任职至1971年5月),第一政治委员王尚志(晋东南地委书记兼,1966年12月自杀身亡),政治委员刘凤皋(任职至1969年2月)。
(6)晋南军分区
1967年至1970年晋南军分区辖临汾、霍县、汾西、洪洞、永和、大宁、隰县、蒲县、吉县、乡宁、安泽、翼城、浮山、曲沃、襄汾、石楼、运城、新绛、绛县、稷山、万荣、永济、夏县、闻喜、平陆、垣曲、芮城、河津、临猗等29个县的人民武装部。司令员先后为黄祖清(任职至1968年5月)、刘健(1968年5月至1970年4月),第一政治委员李广耀(晋南地委书记兼,任职至1967年1月),第二政治委员梁建功(任职至1967年1月)。
1969年5月,晋南军分区与河北邯郸军分区互换驻地和变动隶属关系。同时,晋南军分区下辖的20个县人民武装部也与邯郸军分区的部分县人民武装部互换驻地和变动隶属关系。

(二)陆军第21军

1.军领导班子
1967年1月军代号4897部队。军长胡炜,政治委员施义之,副军长彭思忠、苏锦章、刘江亭,副政治委员刘建功,司令部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梁济民。
1966年8月,军长胡炜出席了中共山西省委召开的省城太原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1967年1月,该军支持1·12夺权。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下达后,第21军以“驻晋部队”的名义和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山西省军区联合公布了这个决定。同年2月10日,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关于扩大核心小组成员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央的报告称:“经过我们讨论后决定,将原报中央的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成员由五人增至九人。即刘格平、张日清、胡炜(二十一军军长)、刘贯一、袁振、陈守中、陈永贵、徐志远(原忻地委书记)、刘志兰(原省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组成过渡期间全省工作的党的领导核心。谨此报告,请予核示。”由此可见,山西方面已经将胡炜作为省核心小组成员上报中央。但是,15日中央军委命令第21军全军移防陕甘,所以,中央在给山西核心小组的批复称:“中央同意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名单:组长刘格平,副组长张日清,组员刘贯一、袁振、陈守中、陈永贵、徐志远、刘志兰。秘书长刘贯一,副秘书长刘志兰。驻军69军参加核心小组的同志,由你们同军队商定,并报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胡炜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名单中。
2.下辖部队
(1)陆军第61师(4731部队)
师长徐春阳,政委孙长兴,副师长刘正昌、尹庆丰、马学俊,副政委费龙山、姬从周、洪意宁,司令部参谋长许效民,政治部主任王克卿,师部驻大同。在1967年1月雁北和大同市部分群众造反组织夺取地委、专署与市委、市人委的权力过程中,第61师没有表示态度。1967年2月中旬,第61师奉命移防至陕西西安地区,归兰州军区建制。
(2)陆军第63师(4558部队)
师长孙玉水,政委魏宏武,副师长魏新民,副政委刘建德,司令部参谋长魏骑象,政治部主任朱恭文,师部驻榆次县。
1966年12月,为避免造反派抢 “黑材料”,根据省委文革办公室的指示,晋中地委副书记苗枫、地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弓国栋与63师领导联系,提出将地委机密档案和干部人事档案暂时放在该师,师领导陪同他们在营房内寻找放置档案的地点,因为没有找到合适之处,只得离开师部另觅其它地方。
1967年1月18日,晋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部声称夺取了地委、专署的领导权,遭到晋中另一派组织的强烈反对,导致这次夺权破产。对此,第63师未表态。同月31日凌晨,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晋中总司)宣称夺取了地委和专署的“党、政、财、文大权”,该师虽然没有表态支持这次夺权,但派出部队在榆次街头巡逻维持社会秩序。师政委魏宏武和该组织保持联系了解情况。晋中军分区坚决支持这次夺权。2月11日,省核心小组召开研究晋中问题的会议,师长孙玉水参加会议并发言,称这个组织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支持晋中总司的夺权行动,从而使省核心小组和刘格平肯定了晋中总司“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
接到军委2月15日的命令后,第63师即移防至西安以西和宝鸡地区、甘肃天水等地。该师担负的支左工作移交给第69军第107师。

(三)陆军第69军

1.军领导班子
1967年1月军代号4642部队,1969年11月改为1650部队。
军长先后为董其武(1952年12月至1968年9月)、萧选进(1968年9月至1972年5月),政治委员曹中南(1964年5月至1970年3月)。第一副军长萧选进,副军长先后为谢振华、冯梓、钟辉琨、李金时、王一,曹西康、周衣冰,副政委先后为张宗文、戴秉孚、乐时鸣、周发言。司令部参谋长先后为曹西康、张广有,政治部主任先后为戴秉孚、李玉如。
文革开始以后,第69军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在河北省保定专区和保定市执行支左任务。1967年2月,遵照军委命令进入山西接替第21军防务,同时在山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曹中南被批准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谢振华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67年12月被批准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张宗文任省革委会常委。
1969年11月,第69军移防至大同、雁北地区和内蒙古集宁等地,军部由太原移驻大同市。
2.下辖部队
(1)陆军第28师(4641部队)——第205师(1654部队)
1967年2月,陆军第28师由河北新城地区移防至山西雁北地区和大同市,接替陆军第61师的防务。师长张广有,政委罗国斌,副师长杨茂林,副政委吕树品,司令部参谋长王怀保,政治部主任刘一元,师部驻大同。所属步兵第82团(4662部队)移驻太原市北营,步兵第83团(4663部队)移驻大同市,步兵第84团(4664部队)移驻阳高县,炮兵第585团(4665部队)和坦克第233团(4666部队)移驻大同市。
1967年5月至1968年1月,83团、84团和82团2营在师领导的指挥下,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担负三支两军工作。第28师在大同期间,参加了雁北地区1967年3月15日的夺权行动和同月16日大同市的夺权行动。这两次夺权均得到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的认可和批准。师长张广有任雁北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中共雁北地区核心小组组员,师政治委员罗国斌任大同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大同市核心小组副组长和大同市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主任。根据第69军党委的指示,第28师还派出部分部队到太原地区、内蒙古部分地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9年11月,第28师移防至内蒙古集宁,第28师改称205师,师长罗保田,政委刘一元。师部驻集宁。
(2)陆军第107师(4655部队)——第207师(1660部队)
1967年2月,陆军第107师由河北满城县移防至山西晋中和晋南,接替陆军第63师的防务。师部移驻榆次县,师长丁汝勤,政委刘新田,副师长靳万起,副政委李华。司令部参谋长张恒才,政治部主任周云涛。代号4655部队。所属步兵第319团(4656部队)移驻祁县,步兵第320团(4657部队)移驻临汾地区,步兵第321团(4658部队)移驻洪洞县,炮兵第586团(4659部队)移驻太谷县,坦克第312团(4660部队)移驻榆次县。
该师进驻晋中后,公开表态支持晋中总司的夺权行动,和晋中军分区一道视这个组织为晋中的掌权机构。经山西省核心小组批准,师长丁汝勤出任中共晋中核心小组副组长,师政治部主任周云涛、师后勤部政治委员胡金锁出任晋中总司常委。还派出任振东等一批军官参加总司各部门的工作,掌握《晋中造反报》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派出部分部队对汾西矿务局、榆次东方红(晋华)纺织厂、红卫(经纬)纺织机械厂等大型工矿企业和铁路、交通实行军事管制。
第107师党委成立晋南指挥部,由师政治委员刘新田、副师长靳万起、28师副师长杨茂林负责,领导该师在晋南的三支两军工作。刘新田出任中共晋南核心小组组员和晋南区革委会常委,杨茂林出任晋南区革委会副主任。对一些大型工矿企业和铁路实现军管。
1969年6月,丁汝勤、刘新田一行四人乘军用吉普车由榆次到军部请示工作,途经北营时被内燃机车撞翻,丁汝勤牺牲,刘新田等3人负重伤。这是69军进入山西后因公牺牲的最高领导干部。
1969年11月,第107师改称第207师,移防至大同和雁北地区。师长靳万起,政治委员李华,师部移驻大同市卧虎湾。步兵第319团改称步兵619团,步兵第320团改称步兵620团,步兵第321团改称步兵621团。
(3)工程兵第6工区——陆军第206师
1969年10月,北京军区工程兵第6工区改编为陆军第206师,所辖工程兵建筑第164、165、166团,依次改编为步兵第616、617、618团,并组建师炮兵团。改编后,归陆军第69军建制。由河北石家庄地区移防至内蒙古丰镇地区。
(4)工程兵第1工区——守备第33师——守备第1师
1967年2月,北京军区工程兵第1工区调归陆军第69军领导。1969年6月,第1工区改编为守备第33师,调归内蒙古军区建制。10月,守备第33师调归陆军第69军建制。11月,番号改称北京军区守备第1师,隶属北京军区建制,由陆军第69军领导。在内蒙古化德、土牧尔台地区担负要点守备任务。

(四)总后大同办事处

代号后字202部队。1960年5月,总后决定将集宁办事处由口岸办事处扩建为地区办亊处,称总后大同办事处,负责全军华北地区的战略后方基地建设。1969年1月,办事处由大同迁至太原市,改称总后太原办事处,是总后所属驻山西各后方基地的指挥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后方基地建设和管理储备战略物资,组织领导自办工业和农副业生产等。
大同(太原)办事处主任:李文光(1961年1月至1968年2月)、白振华(1969年10月至1975年11月),政治委员:丁力(1965年1月至1969年1月)。曾派出部分下属部队参加山西的三支两军工作,政治委员丁力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常委。

(五)空10军

1969年1月6日在大同组建,军长张宪章,政治委员高德襄,军部驻大同市。下辖空军第7机师(驻地大同),空军第15师(驻地定襄),空军第23师(驻地怀仁)。

(六)陆军第1军

1967年至1969年,军部驻河南开封市,代号8172部队。辖陆军第1师(驻安阳市)、第2师(驻商丘市)及第7师(驻明港地区)。军长徐文礼,政委聂济峰,副军长赵静生、王时军,副政委夏伟,参谋长阴允,政治部主任张光汉。1968年,陆军第1师在师长张霖的率领下奉命到山西省晋东南地区和长治市制止武斗,次年7月至12月又在晋南地区落实“7·23布告”,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张霖任中共晋南核心小组组长、晋南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晋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组长等职。

(七)陆军第28军

1969年11月17日,奉命调防山西。军长康林,政委徐光友,副军长黄冠亭,副政委董立芳,参谋长唐诚,政治部主任孟子英。从20日起,军部率第82、83、84师和军直炮兵团、独立坦克5团,分两路乘火车北上,至12月9日,全军顺利到达山西洪洞、临汾、侯马、运城一线。军代号改1670部队。具体布防是:
军部率直属分队驻临汾市;第82师师长李毓田,政委宋振春,师部(1675部队)率直属分队驻洪洞县城,步兵第244团驻临汾县城,步兵第245团驻霍县,步兵第246团驻洪洞县甘亭,师炮兵团驻临汾县屯里;第83师师长高希山,政委王善基,师部(1680部队)直属分队驻运城县城,步兵第247团驻夏县,步兵第248团驻运城县安邑(后移至半坡村),步兵第249团驻临猗县,师炮兵团驻运城县解州镇;第84师师长王毅、代政委周立学,师部(1685部队)率直属分队驻侯马市,步兵第250团驻襄汾县,步兵第251团驻新绛县,步兵第252团驻曲沃县,师炮兵团驻闻喜县冷泉;军炮兵团驻浮山县,独立坦克5团驻河南省郏县。
陆军第28军参加了晋南部分地区的支左工作。

(八)陆军第63军

1969年11月,遵照军委命令,由河北石家庄市移防山西太原市,接替第69军防务。军长徐信,政委刘炎田,副军长曹步墀、阎同茂、余洪信,副政委宋双来、刘信、田荫东,参谋长张枫,政治部主任李立,军部驻太原,军部改代号1577部队。军直炮兵团代号1558部队。
第187师(1561部队)驻榆次地区,师长余洪信,政委曲凤图。 率步兵第559团(1562部队)、步兵第560团(1563部队)、步兵第561团(1565部队)、炮兵团(1566部队)。
第188师(1567部队)驻忻县,师长王根成,政委杨书兴。率步兵第562团(1568部队)、步兵第563团(1570部队)、步兵第564团(1569部队)、炮兵团(1571部队)。
1969年10月,北京军区工程兵第2工区改编为陆军第186师,隶属第63军建制;同年11月,改称第189师(代号1572部队)。师部及直属分队驻原平地区,师长房淑瑜,政委徐世忠。步兵第565团(1575部队)驻繁峙县,步兵第566团(1574部队)驻代县,步兵第567团(1573部队)驻宁武县,炮兵团(1576部队)驻崞阳镇。
陆军第63军参加了太原市和晋中地区的支左工作。

二、山西驻军支左机构

(一)省军区主导的支左工作

在山西,最先介入当地文革的是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1967年1月上旬,刘格平从北京接受领导夺权和组织山西核心小组任务回到太原后,经过刘贯一的牵线和张日清见面,策划夺权事宜并成立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组成的山西核心小组。同月12日山西省委和省人委被夺权,张日清派出省军区部队担负警卫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驻地的任务。这是军级领导干部中第一个站出来参与和支持地方省级夺权的主要负责人。随后,陆军第21军等部也先后表态支持山西省的1·12夺权。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下达后,驻晋解放军各部队纷纷建立了专司支左的机构。山西省军区首先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其下属各军分区、人民武装部也成立了相应机构。
驻晋各部队团(含团)以上单位均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后来,毛泽东提出军队要管工业交通,要对大中学校实行军训,各部队的支左办公室遂改名为三支两军办公室,行文和对外交涉一律使用这个名称,但习惯上仍称支左办公室,实际上对各级银行、邮电、电台、仓库和铁路、交通等部门都实行了军管。经省核心小组批准,成立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行使省公检法的权力,张日清任主任。这个委员会陆续发布了一个通告和六个布告。
因为张日清支持夺权的行动受到毛泽东、林彪的肯定,当时山西虽说没有成立全省统一的支左领导机构,实际上三支两军工作是以省军区为主,其它部队为辅的。据周恩来1967年4月在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说,“你们搞军管会是管工厂,又搞了个总的军管会,这就不对了。”关锋此时插话:“现在你们成立省的军管会,这就不对了。”张日清当场否认此事。 我们至今亦未见到山西还成立过一个全省性的军管会这方面的资料。不管怎么说,1967年7月以前山西驻军支左的挂帅人物是张日清。
然而,事情在发生变化。1967年7月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主持会议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文革小组组员关锋。这是中共高层第三次召开有关山西问题的会议。与前两次会议不同,虽然这次会议名为“座谈会”,实际上张日清及其下属晋中军分区领导人崔冰等人却成为批判对象;被批判的还有核心小组组员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和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兰敏(时任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对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批语称:“山西省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六十九军:中央同意《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认为这个《纪要》是正确的,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 《纪要》指控张日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没有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反对挖卫恒、王谦、王大任的二三线,错误地支持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甚至在军内进行反对刘格平同志。在晋中问题上,他不支持陈永贵同志,不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反而支持军分区执行错误路线的少数负责人”,“没有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及时改正错误,使错误越来越严重”,在“支左工作中同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纪要》还指责山西“某些军分区、人武部的少数负责人,犯了一些错误,有的犯了严重错误”。对于在派性斗争中陷入一派的空军025部队(总部)和027部队,《纪要》则认为他们“在支左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会议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这次会议令张日清失去在山西的话语权和支左中的主导权,被要求接受“革命左派”的批判斗争。省军区系统支左办公室有的改组,有的撤销,不少军分区、人武部的负责人被批判斗争,机关被冲击,档案被抢走,也导致了支持张日清的群众造反组织惨遭镇压,支持刘格平、陈永贵的群众造反组织扬眉吐气。

(二)成立以第69军负责人为主体的省支左委员会

在张日清失去支左的主导地位后,1968年1月3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命令:“北京军区、山西军区、六十九军、各军种:根据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山西支左应该有统一的领导,由六十九军党委具体领导,召集在山西的其他部队统一安排。”
由此,第69军走向山西支左第一线。山西核心小组会议决定经中央批准,增补谢振华为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陈金钰为组员;并决定在省革命委员会和第69军党委的领导下,成立省支左委员会,由谢振华、曹中南、张日清、陈金钰、萧选进、曹西康、郭永彪、智生元、李凯夫(解放军军事学院系主任)、后字202部队首长一人、罗国斌、刘新田等十二名军队干部组成,谢振华任第一主任,曹中南任第二主任,张日清任第三主任,委员会下设若干办事机构,主要任务是统一领导全省的支左工作;调整军队部署,充实支左力量,抽调3000到4000名干部分赴全省各地进行三支两军工作;关于各地的支左领导分工,大同、雁北以28师为主,晋中、晋南、阳泉以107师为主,忻县以军分区为主,均成立支左委员会;晋东南以晋东南军分区为主,并由省军区副政委智生元在长治统一领导;成立太原警备司令部统一领导太原地区的三支两军、社会治安和民兵工作;对太原市公检法三机关和山西日报社、山西人民广播电台以及煤炭、铁路、国防工厂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厂矿,均实行军管;会议明确核心小组成员的分工:刘格平负责核心小组、革委会全盘领导,掌管政策研究、学习毛著和宣传工作,谢振华负责财贸、计划、人事干部工作和省级机关的整顿,张日清负责文教、外事工作,陈永贵参加省的集体领导、主要抓好大寨工作,袁振负责工交、农业、基建工作,曹中南负责政法、民政工作,陈金钰负责国防工业、科研工作,徐志远参加省的集体领导、主要管好忻县地区工作。
会议还决定,迅速加强军分区、人武部的工作,第69军派一批干部帮助他们工作,每县派10至15名干部帮助人武部;对现在军分区、人武部继续工作有困难的干部在全省范围内调整。
据此,全省各地、市、县也成立了新的支左领导机构,各地、市支左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太原市支左委员会主任曹西康,雁北支左委员会主任张广有,大同市支左委员会主任罗国斌,忻县支左委员会主任朱光,晋中支左委员会主任丁汝勤,晋东南支左委员会主任武天明,晋南支左委员会主任刘新田,形成了以69军为主的从省到县(区)系统完整的支左体系。 这一体系中不包括空军和海军两个军种驻山西的单位,因为它们的上级领导要求它们撤出山西的三支两军。省支左委员会对全省的支左重新做了部署,排除了曾经出现过的军队支左不统一的矛盾。第69军对设在太原、大同的两个铁路分局也不放过,这个军成立的支交办公室于1968年3月8日发出“通知”称:“一、大同分局建立革命委员会由分局军管会审查,报大同市革命委员会和4661部队批准,并报4642部队和北京路局军管会、革命委员会备案。大同分局下属各站段建立革命委员会由各站段军管小组审查,报分局军管会或革命委员会批准,报北京路局军管会、革命委员会备案。二、太原分局建立革命委员会由分局军管会审查,报省革命委员会和4642部队批准,报北京路局军管会、革命委员会备案。驻太原市内下属各站段建立革命委员会由各站段军管小组,报分局军管会或革命委员会批准,报北京路局军管会、革命委员会备案。北同蒲(至)各站段建立革命委员会由各站段军管小组审查,报分局军管会或革命委员会批准,并报当地革命委员会和北京路局军管会、革命委员会备案。三、南同蒲各站段建立革命委员会由各军管小组审查,报太原铁路分局军管会或革命委员会批准,并报4655部队及当地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和北京铁路局军管会或革命委员会备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六四二部队支交办公室(代章)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
但是,这也形成了对刘格平掌控山西省的威胁。同时,受到第69军暗中支持的一派有的重新活跃,有的“死灰复燃”再拉队伍,也有的大喊大叫“要重新掌权”,有的甚至成立一派的“革委会”,矛头指向刘格平、陈永贵及其支持者,有的在群众大会上围攻刘格平、陈永贵。所以刘格平、陈永贵急忙向高层求救。
1968年4月9日,林彪和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接见在北京的第69军师以上干部和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以及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接见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人讲话,一致要求第69军、北京军区、山西省军区必须坚决支持山西省革委会,坚决支持刘格平、陈永贵,在晋中要支持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林彪特别强调军队要走拥政的路,要拥政爱民,要支持新生的红色政权,支持刘格平、陈永贵。遵照林彪说的“军队不支持刘格平、陈永贵,就要犯错误,不是犯小错误,是犯大错误” ,北京军区和第69军以及山西省军区立即转弯,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态坚决支持支持刘格平、陈永贵,坚决支持山西省革命委员会!
同年6月17日,文革碰头会成员明确指示山西把省支左委员会合在革委会里。以六十九军领导为主的省支左委员会仅运作了半年时间就寿终正寝。

(三)成立以刘格平为组长的山西支左领导小组

6月25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中共第69军委员会、中共山西省军区委员会发出《关于撤销各级支左委员会的通知》,通知称“根据中央首长六月十七日指示精神,为了加强革命委员会一元化的领导,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工作任务,特此决定:一、撤销各级支左委员会,成立各级支左领导小组,其主要任务是在北京军区党委和省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具体领导驻晋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二、各级支左领导小组由当地驻军和各军、兵种、太原警备区、军分区、市、县人武部的负责人五至九人组成。省支左领导小组由刘格平、谢振华、张日清、曹中南、陈金钰、刘世洪、曹西康、李凯夫和202部队负责同志十人组成。由刘格平同志任组长,谢振华同志任副组长(支左领导小组对外不行文)。支左领导小组下设一个精干的支地办公室,负责承办‘三支两军’工作中具体事宜。各专、市、县人武部协商提出当地支左领导小组名单报省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和69军党委、山西军区党委批准(县可以报专批准、省备案)。三、各级支左委员会撤销后,支左领导小组下设的支地办公室即合并到革命委员会(革筹会)办公。”
在文革碰头会的支持下,刘格平将毛泽东签发的军委关于山西支左由69军党委统一领导的命令抛置脑后,把支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抓到了自己手里。各级支左领导小组也陆续成立,不过,地、市、县(区)支左领导小组的成员基本上是由军队干部组成,组长、副组长由军队干部担任。空字025部队和空字027部队负责人这次也未能参加省支左领导小组。
1969年7月开始,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主要由曹中南负责,直至1972年军队撤出三支两军返回营房,这个组织不复存在。

三、1967年至1969年山西文革中的军队支左

(一)毛泽东支持的山西1﹒12夺权

山西1·12夺权后的1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特刊登载《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通告宣称:“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毛泽东阅过这个通告后批示:“退王力同志。” 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支持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夺权。
2月19日至20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山西省赴京代表团介绍夺权经验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参加,山西策划、组织和领导夺权的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杨承孝在会上先后发言。20日20时,周恩来在听取山西省赴京代表团汇报会上的讲话中表彰山西的夺权称,最近两天听了山西总指挥部讲的情况,“讲的很好,值得我们学习。”“山西是做得好的。”“各军区的领导同志现在北京开会。主席指示,在京西宾馆做报告,各军区同志也可以听听”,“主席决定,把山西夺权斗争的经验,介绍给大家,让军队的同志心里有个数。”周恩来还向与会者推广山西夺权的经验和做法:“山西三结合的经验,可以推广。一个省、一个市都可以三结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根据刘格平、刘贯一、张日清同志介绍的经验,不仅在省、市、地、县可以这样做,基层单位,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县、公社也可采取这个办法。”“省、市、地、县夺权,采取革命的群众代表、革命的领导干部和解放军三结合。基层的厂矿事业单位、公社,可以采取刘格平他们的经验。我们已经介绍给上海,上海说可以。”他又称:“我们希望各省夺权以后,对地、县的工作布置。像山西几位同志介绍的,不仅对夺权的布置、改组,对生产、农业、工业也要布置,能在二、三、四三个月看出眉目来。……刚才袁振、杨承孝同志的发言也证明了这一点。只要夺权夺对了,是三结合、大联合,就会争取多数,就会使生产回升,而且会超过”。
周恩来的讲话和这次会议令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杨承孝等人身价陡增,名声鹊起。同年2月25日,陈伯达、王力将张日清写的《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一文送林彪审阅时写道:“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约张日清同志写的。我们认为很好,拟最近发表,并想建议军委把此文印发军级会议各同志参考。” 林彪阅后报送毛泽东。27日10时,毛泽东在陈伯达、王力的送审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可以登报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了。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 这篇文章发表在同月2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和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
为什么山西省1·12夺权受到如此重视?
首先,是毛泽东指示夺取卫恒等人对山西省的领导权,取消他们在文革中的领导权、话语权。从刘格平若干年后写的材料可以证实这一点:“1966年11月间,我到北京,中央办公厅派人接我,住北京饭店。住了几天,王力、关锋同志来住处,告诉我说,他们是奉中央最高领导之命来的,谈了报纸登载的一般情况,并说要我等着,中央要找我谈。”不久,刘格平见到周恩来。周对他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对省委的干部不熟悉有困难时,周恩来说“中央支持你”。 王力在他的《文革反思录》一书中声称,毛主席支持刘格平夺山西省委卫恒等人的权。尤其不能忽视的是1967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宣称:“‘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平地又一声春雷,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省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白纸黑字,说明山西省1·12夺权是毛泽东指示和支持的!这是贯彻落实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的具体行动,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实践,是一个极左的典型。
那种认为“1·12夺权”是“篡党夺权”、“反革命夺权”,显然是从一党一派的固定思维认识和对待这个事件,未能从根本上看待这个事件的实质。当然,这不是本文论述的主要问题,还是言归正题。
其次,刘格平历史上曾经被捕后长期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和薄一波、安子文等人是同监的难友和同志。当1936年薄、安等61人遵照北方局传达的中共中央指示“履行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可以签字”时,刘格平等人拒绝签字,从而在文革中赢得了“坚贞不屈”的“美名”。所以当毛泽东决定把刘少奇拉下马,需要坐实刘少奇指使薄、安等61人“叛党问题”的时候,刘格平遂成为这一问题的最好证人,也成为毛手中的一张王牌。因此,毛泽东很看重刘格平。加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受到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给他的撤职处分,将他放中央党校“学习”,实际上是“改造”;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刘格平竟然没有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年6月,刘少奇、邓小平在和乌兰夫谈话批评其“错误”时,邓小平仍然不忘记对刘格平横加指责,称“刘格平的思想不对头”,“他搞的那一套是不正确的”。因而刘格平对刘邓二人强烈不满。这就是毛泽东要刘格平取代卫恒掌握山西大权的重要原因。
再次,张日清在山西刘格平、刘贯一等夺权的关键时刻,以省委常委、省军区第二政委的身份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以武装力量保障了“1·12夺权”的成功。从而打破了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禁令,为毛泽东提供了军队介入文革的一种模式。他的这种超常规的行为受到毛泽东的肯定。林彪也批准了1967年1月22日山西省军区《关于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的请示报告》 ,以此表示对他的支持。
最后,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决死纵队等造反派是可以运用的力量。它们是总指挥部的主体,特别是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最早提出“打倒卫恒”的口号,是最早冲击省委的造反组织,这个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是中学生和部分大学生,思想单纯,最听伟大领袖的话,对伟大领袖坚信不移。他们支持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等人造反行动,拥护他们领导夺权,这些群众组织也很容易被老道的政客忽悠和利用。
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重视山西夺权的主要原因。
这样,刘格平被誉为全国革命领导干部的“榜样”,张日清被誉为全军“支左的旗帜”,他们二人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但是,1·12夺权以后,刘格平、张日清等人以此划线,凡是参加或支持1·12夺权的统统封为“左派”,凡是反对或对1·12夺权持疑议的一律打成“反动保皇组织”。同时,在“二月镇反”的气候下,取缔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山西革命职工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农民造反兵团”等一批造反团体,全省有2000多人因此被抓被捕,直到1967年7月以后才被平反释放。
随着刘格平、张日清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省城太原的各造反派组织出于派别利益选边站队,参加过1·12夺权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红总站、山西工人革命造反纵队、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等组织积极支持刘格平、袁振、陈永贵,反对1·12夺权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则坚决支持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形成了山西互相对立的两大派造反势力。

(二)形势逆转,张日清“翻船”

1967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年份之一,夺权成风,武斗成风,“乱纷纷来你方唱罢我登场”。“二月镇反”引起的反弹是冲击军事机关和支左部队,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进而发展到“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
在这种政治大气候下,山西刘格平与张日清两派的矛盾愈来愈尖锐,斗争愈来愈激烈,甚至发展到两派互相揪对方在省革委里的常委与委员,以张日清为主任的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也参与其事。为此,中共高层不得不派出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文革小组组员关锋主持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处理刘张两派的矛盾和问题。
康生、关锋主持解决山西问题的这次会议,始于1967年7月4日,终于同年8月5日,历时32天,在山西被称“七月会议”。会议分为大、中、小三种座谈会形式召开。大型座谈会是被指定的与会人员全体参加,中型座谈会是被指定的部分人员参加,小型座谈会是山西核心小组的全体成员参加。参加座谈会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员)、郑维山(北京军区代司令员)、曹轶欧(康生办公室主任);山西方面参会的有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永贵(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晋中总司常委,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大寨大队支部书记)、刘志兰(女)、萧聪慈(陆军第69军军部干部,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蒋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办公厅主任)、吴春久(原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任井夫(中共晋中核心小组组员)、张怀英(中共晋中核心小组组员)、王振国(中共晋中核心小组负责人)、陈金钰(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孟力(空军第12航校校长)、霍冰沉(空军第10航校校长)、任远明(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贺华胜(山西省军区独立师政委)、张耀(山西省军区独立师师长)、智生元(山西省军区副政委,中共晋中核心小组代组长)、郭炳章(晋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晋中总司常委)、徐志远(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中共忻县区核心小组组长,忻县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郭永彪(山西省军区副政委,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曹中南(陆军第69军政委、党委书记,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谢振华(陆军第69军副军长,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守中(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中共太原市核心小组组长,太原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益三(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刘清瑞(山西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崔冰(晋中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晋中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主任)、段立生(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主要负责人)、姜华(女,介休县群众造反组织“批挖站”成员)、李兆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喻振祥(晋中总司元四纵队主要负责人)、王庆英(山西大学数学系学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成员)、郭红(女,太原五中学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井冈山成员)、雷维林(山西省政法办公室负责人,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委员)、朱生和(原山西省委农村政治部干事)等人。 这么多人参会显示出“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重视!
但是,这种重视是“一边倒”,即康生、关锋及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曹轶欧完全站在刘格平、陈永贵等人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陈永贵和晋中的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以及空军第10航校霍冰沉、第12航校孟力。“深揭猛批”张日清和山西省军区、晋中、晋南军分区及其所属人武部与支持张日清的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
康生、关锋及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曹轶欧等人给张日清罗织的“严重错误”主要是:(1)批准、支持刘志兰派人到天津揪李雪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破坏天津的文化大革命;(2)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取缔革命群众组织,逮捕他们的负责人,打击、迫害革命干部、群众和十月事件受害者;(3)支持钻进省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坏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4)在部队内反对刘格平、陈永贵,将自己凌驾于核心小组之上,未经中央批准成立省军管会;(5)支持执行错误路线的某些军分区负责人;(6)在张日清错误影响下,有的军分区和人武部调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山西有重演“武汉事件”的危险。一句话,康生、关锋的结论是张日清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在严厉批判张日清等人“错误”的同时,他们不忘吹捧刘格平、陈永贵和任、王、张,康生称“刘格平是好同志”,他“有两个好处:第一抵制了刘少奇的叛党变节;第二在华东是反饶漱石的”,还称“中央认为陈永贵是真正的左派,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就支持陈永贵同志”;关锋称:“去年王振国来过,我和戚秘书给他讲,你是真正的革命派,回去斗争嘛。要是你回去后,我们接不到你的的来信,就是被陷害了,那时我们就要追查。他回去斗争了。” 又称:“晋中问题很清楚:支持陈永贵,支持任、王、张”,“晋中阵营很清楚,有陈永贵,任、王、张,有七百多受迫害的干部,局面很好打开”,在晋中“不支持任、王、张就要犯大错误”。
会议进行中的7月19日22点35分,康生、关锋向参加会议的人员宣布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69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69军同志们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七月会议以刘格平及其支持派取得胜利结束。张日清作为失败者被要求回山西到群众和省军区及其所属部队中“检查错误,接受批评”。第69军被明确指示“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如前所述,会后的196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发出中发〔67〕263号文件即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山西省扩大会议纪要》。《纪要》一方面严厉指责张日清在“支左工作中同样犯了路线错误”,另一方面认为“空军○二五部队(总部)和○二七部队在支左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纪要》由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办公室翻印10万份,地方发至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军内发至基层连队。
毛泽东批示“照发”的《纪要》是一把“上方宝剑”,刘格平、陈永贵等人拿着它在山西全省大力“揭批张日清的路线错误”,打击军队,镇压群众,肃清“流毒”,殃及无辜。
1.省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了“揭批张日清联络站”,它和10航校造反组织总部以及社会上的造反组织串联,在军区大院张贴揭批张日清的大字报,张日清被抄家被批斗,一段时间内被控制失去人身自由。 在10航校总部一次揭批张日清的大会上,与会者扒掉张日清的领章和帽徽,高喊“打倒张日清”的口号,霍冰沉听之任之,置之不理。省军区副司令员赵冠英、政治部副主任兰敏等一批干部受株连被批判斗争。
被康生、关锋指控为“执行张日清错误路线的晋中军分区负责人”崔冰、郭炳章等人难逃厄运,被分区内的造反派和晋中文艺界“狂飙”、榆次一中“虎山行战斗团”、山西轻工业学院“八一八造反兵团”、晋中农校“八二五”兵团等多次“拼刺刀”,揭发批判,强迫其交代“反刘格平、反陈永贵、反任王张的罪行”。这些造反组织以“查找整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同志的黑材料”为由,打、砸、抢分区档案室和保密室,把部分档案带出分区机关。由于分区内部造反组织的“揭发”,地委存放在这里的机密档案和干部人事档案也被上述群众造反组织查抄。部分干部战士也受到批判斗争甚至打骂。受到会议表彰的10航校造反组织总部和晋中总站等造反组织于1967年7月30日夺取了晋中总司掌握的大权,声称夺取的是“被军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崔冰及其黑地委二、三线人物窃取的一切大权”。 在晋中,除昔阳、祁县两个县的人武部外,其余18个县的人武部部长和政委都被批斗,有的被扒掉领章、帽徽并遭受毒打。特别是平遥县人武部更是被打、砸、抢、抄、抓,政委连一民和王廷文等部领导因“策划平遥反革命暴乱”被长时间关押批斗。
省核心小组指控晋东南军分区“在支左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执行了张日清的错误路线。对程首创没有坚决支持,在许多问题上军分区凌驾于革命委员会之上,对革命组织打一派拉一派,排除和打击了部分革命组织”。这种指控导致军分区瘫痪,下辖的10个县、市人武部受到红字号(1967年2月21日成立“华北地区为王尚志复仇大军”,后改名为“晋东南红色造反大联合总部”,被称为红字号,以下同)的严重打砸抢,一度占领了军分区办公楼,被揪斗的干部战士305名,其中团以上干部46名。其它县的人武部也受到红字号不同程度的打砸抢,不少公社武装部长同样被红字号组织揪斗,著名的抗战民兵英雄黄小旦也逃脱不了被批斗的恶运。
晋南军分区及其28个县的市人武部同样受到群众造反组织不同程度的打砸抢,不少干部战士被揪斗。
阳泉市人武部领导和部分干部战士也被群众造反组织揪斗。
“揭批张日清及其黑爪牙”的大字报小字报比比皆是,“张日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山西的陈再道——张日清”的大标语铺天盖地。最高指示“69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69军同志们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的铅印件随处可见。
2.用政治和组织手段“肃清张日清流毒”。刘格平、陈永贵首先扩大省核心小组成员,被扩大的成员是:陈金钰、谢振华、孟力、霍冰沉、张怀英、任井夫、李学敏、刘向东、吴春久,同时保留张日清的副组长职务,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交群众批斗后除名。8月17日,山西省核心小组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共中央呈报这个名单,但中共中央和文革小组没有批准。其次重建省核心小组机构,撤销八个办公室,重建一个综合办公室,设秘书组、资料组、组织组、机要译电组,共编55人,比原有工作人员精减3∕4,安插亲信担任要害部门的一把手,张怀英兼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任井夫任政法办公室主任兼公安厅长,李学敏任太原市核心小组副组长和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赵并州任核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决定孟力、霍冰沉、李学敏、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石珉等人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丁磊(女,刘格平夫人)任省人事局副局长。再次,进一步明确支持忻县区徐志远、晋中区王振国、晋南区石珉、晋东南区程首创、阳泉市安克等“革命领导干部”,又确定了核心小组的分工:曹中南、谢振华分管大同市、阳泉市,陈金钰分管晋东南,孟力、霍冰沉分管晋南,张怀英分管晋中,任井夫分管太原市,从而夯实了刘格平、陈永贵在山西全省的支持力度。
3.彻底推翻张日清的支左体系。刘格平、陈永贵等在组织上“揭批张日清错误路线”的同时,还使出了杀手锏就是全面调整支左部署,同年8月成立隶属于以刘格平为主任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支左办公室,由省军区、驻晋各部队负责人以及各“左派组织”代表组成,办公室设在省军区。在这一措施的鼓动下,山西有的地方出现了“学生支军”怪事。在晋中,支持刘格平、陈永贵和任王张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榆次一中“虎山行”战斗团,在中共晋中核心小组授意下,派出部分学生进驻军分区支持“打倒崔冰”的人们。刘格平、陈永贵还在支左中重用10航校、12航校、海字0115部队,吸收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加入省革委支左办公室等。晋东南红字号的下属组织也进驻晋东南军分区办公楼长期不撤。
第一步,废止1967年3月10日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山西省军区、4642部队联合发出的《关于军队管理工厂、企业、事业单位的通知》,废止山西省军区发布的军管字第1至17号布告,撤销各级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今后军管工作,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指示办理。
第二步,同意中共山西省军区委员会《关于解除、调整、加强军管工作的报告》,全省解除军管的单位463个,解除军管后改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单位41个,解除军管后改为保护目标的单位47个,继续实行军管的63个,其中包括8个厂矿企业和迎泽宾馆、6个邮电部门、38个省、专、市的监狱及劳改厂矿、农场,还有太原铁路分局、段、站也要继续军管。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支左办公室军管组领导军管工作。
第69军党委为了坚决贯彻《七月会议》,和张日清的错误路线划清界限,向省核心小组提出关于调整加强第69军支左工作的报告。1967年8月29日省核心小组会议通过了第69军的这个报告。报告认为,前一阶段由于受张日清错误路线影响,第69军军管、军训面铺得过宽,军管代表管的太多,卡的太死。为了肃清张日清的错误,放手发动群众,加强领导,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搞好支左,建议:①宣布废止“关于军队管理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的通知”,肃清错误指导思想,按中央、军委关于军管的方针、原则办事。除对重大厂矿实行军管外,一般厂矿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②参加“三结合”的干部不担任职务,集中精力搞好支左。③对现在军管、军训的厂矿、学校适当调整集中,拟将35个军管的厂矿、企业调整为22个,将军训的9个学校调整为6个,将“三结合”的17个点按口编为7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第三步,抽调10航校30名干部到省和太原市公、检、法机关帮助工作。要求12航校派人参加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命委员会处理运城问题代表团,赴运城边了解情况边开展工作,制止武斗,宣传抓革命促生产,实行革命大联合,恢复生产,防止事态发展。
第四步,10航校(总部)和12航校掌控部分地区的支左主导权。10航校和海字0115部队参与解决晋东南问题,10航校派出干部随刘格平到该区解决“红字号”和“联字号”(“太行工人红色造反大联合总司令部”和“长治工人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的统称,以下同)两派的武斗问题,成立以10航校为主的晋东南陆海空三军联合支左办公室,负责晋东南的支左。 两家航校还为红字号负责人提供飞机往返太原—长治—临汾之间的空中通道,便于其派性斗争。 0115部队政委出任晋东南核心小组副组长。12航校参与解决晋南和运城问题。
4.拔高大寨,强化这个山村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压制、打击军方及其支持的造反组织和领导干部。
1967年9月10日至17日,山西省学大寨现场会议在大寨召开。陈永贵在会上作的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长篇报告,首先抛出“大寨是毛主席亲手树起来的”这一政治命题。他声称“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又称:“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原省委、地委、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大寨人民的死对头。他们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千方百计想把毛主席亲手树立起来的大寨红旗砍倒。大寨这面红旗,所以越举越高,就是我们大寨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斗争的结果。”
由此可见,陈永贵极力将自己包装成“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坚决斗争”的英雄,将大寨从生产典型拔高成政治典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更有甚者,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张益三在会上的总结报告竟然宣称:“学不学大寨精神,走不走大寨道路,不是一个一般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这样,陈永贵和大寨就成为打人的政治棍子。在山西,他们用这根棍子打了地方打军队,打了老将打小将。连林彪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文革碰头会大员也时不时地用这根棍子敲打陈永贵的反对派。
伴随着陈永贵政治地位的不断攀升,这根政治棍子发挥的作用涵盖了全国。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0年中共中央批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报告》,这根棍子才丧失了打人作用,被送进了“文革博物馆”。〔右图:《人民画报》1967年第5期发表的照片,文字说明是:在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夺权前夕,陈永贵和革命战友农业战线上的老模范李顺达(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太原纺织厂工人解悦(前右二)等一起,坚决支持了省城里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三)高压态势下的转弯

毛泽东对山西两派的头面人物刘格平、张日清、陈永贵、袁振是支持的,因为他们坚决执行其造反夺权指示。但是,这几个人之间却争权夺利,互不相容,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所以,七月会议后的山西虽然有短暂的平静时期,但是很快两派的斗争又“风起云涌”。“红联站”充分利用《纪要》钦定的“‘红联站’是革命组织”和 “对‘红联站’的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 这两条自以为有利的东西,再次将斗争矛头对准“红总站”、杨承孝的“决死纵队”及其支持者刘格平。1967年9月5日,“红联站”部分成员以“要求刘格平政委解决问题”为由,在省核心小组驻地大门外拦截其乘坐的小卧车,被省革委、省军区和第69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引发了“决死纵队”、“红总站”等所谓“左派组织”对在驻地太原十中“红联站”的武装围攻,打死该校学生孟玲玲等人。
这一事件再度诱发了山西省的派性斗争。晋东南、运城、临汾、大同、阳泉等先后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武斗。特别是晋东南专区和长治市的两派武斗,更是动用了现代化的杀伤性武器,造成了不少人的死亡和公共财物的破坏。发展到1968年1月16日“红字号”组织武装绑架全国劳动模范、晋东南核心小组组员、革委副主任李顺达,护送他的解放军连队在“红字号”成员“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的一片喊杀声中被悉数缴械,同时被伏击抓获的还有晋东南党政军其他领导人和大企业负责人以及老民兵英雄等,共100余人。
“红字号”又组织力量阻拦69军和高炮61师的支左部队前往晋东南。同年2月4日,“红字号”总部所在地淮海兵工厂发生大爆炸,造成42人死亡,重伤42人。“联字号”组织则在军分区和人武部的支持下对“红字号”在长治等处的驻地进行炮轰,甚至枪杀“红字号”的成员。晋东南南部五县的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两派武斗激烈,军分区、县武装部参与其中,他们支持“联字号”,针对“红字号”发起所谓的“五县剿匪战斗”。2月4日淮海兵工厂大爆炸和两派的这些恶劣行径引起中共高层的震怒,当天周恩来即在北京召集康生、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开会,研究处理晋东南问题,并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决定增派部队开进晋东南平息武斗,收缴武器,同时写一联合通告和晋东南群众直接见面。通告内容由周恩来用专门电话向刘格平、谢振华口授,要求他们抄录成文,立即电告萧选进和武天明转“红字号”组织,并印刷联合通告,由空军派出飞机在晋东南上空投撒。周恩来指定刘格平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谢振华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军长”在通告上联合签名。 通告全文如下:

联合通告
最高指示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萧副军长、武天明司令员转“红字号”组织:
新进去的部队高炮61师602团及工程兵部队等,是根据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来长治地区执行支左任务的,是促进晋东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的,完全没有派性。你们把602团等部队大部分武器弹药抢走,是完全错误的,是违犯中央一九六七年“九·五”命令的。你们这么做就要走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望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程首创等坏人的当,应即把抢走的武器弹药全部交回部队,并立即停止向部队进攻和武斗,恢复革命秩序。如继续向部队夺枪或武斗,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了。那么,中央派去的支左部队就有权利执行“九·五”命令。
特此予告,望向广大革命群众宣布,力求贯彻执行。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69军军长谢振华
1968年2月5日

随后,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于2月17日向“红字号”、“联字号”群众组织发出通知,全文如下:

中央文革 中央军委通知

晋东南“红”字号、“联”字号群众组织:
为了尽快解决长治地区目前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存在的问题,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指定由六十九军政治委员曹中南同志、副军长萧选进同志带领部队,前往长治地区担任支左任务,并负责主持两派进行谈判。望你们立即派出代表,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谈判。要求双方立即停止武斗,释放互抓的人员,拆除工事,封存和上缴武器,恢复交通和革命秩序。
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斗私,批修”,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不要再上一小撮坏人的当。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坚决把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路线、反革命分子斗倒斗臭,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认真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的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中央文革 中央军委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七日

同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69军发出《立即认真学习传达贯彻执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通知〉的通知》,全文如下:

晋东南及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驻军支左委员会转各群众组织:
二月十七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对晋东南“红”字号、“联”字号群众组织的通知,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号召,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晋东南和全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关怀和最大支持,是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搞好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为重要的措施。望你们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坚决贯彻落实。
各地区凡有两派斗争的,都应立即全面贯彻这一通知,积极组织两派谈判,立即停止武斗,释放互抓人员,拆除工事。凡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归返原单位外,其它各群众组织抢夺的、自造的、和发给的武器应全部交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封存和上交。迅速恢复交通和革命秩序。引导广大群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此通知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九军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七日

曹中南、萧选进手持这道“圣旨”,指挥由陆军第1师(师长张霖)、高炮61师3个团,第63军、第69军各一部,军委工程兵一部、省军区独立师一部、晋东南军分区独立团等组成的支左部队开赴长治地区。在曹中南、萧选进等军方领导人的主持下,“红字号”组织、“联字号”组织派出各自的代表进行谈判。从2月18日至28日的长时间谈判,双方达成《关于收缴武器弹药的协议》、《关于释放互抓人员的协议》。曹中南、萧选进等军方领导人就恢复交通和社会秩序、抓革命促生产等重要问题对两派代表提出要求。通过军方奉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红字号”组织土崩瓦解,晋东南局势暂时平稳。可是,对刘格平、陈永贵及其支持派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灾难。因为此前刘格平、陈永贵多次表态支持“红字号”和晋东南革命委员会主任、核心小组组长程首创。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不得不转弯,表示“坚决贯彻落实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然而时隔不久,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以后,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对北京军区、山西省军区和69军的负责人兴师问罪,横加指责。4月9日,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接见曹中南、谢振华等第69军军师两级领导干部和郑维山、张日清时重提晋东南问题和山西问题,江青称:“郑维山同志,你向中央要开枪权、要扫荡权,可以看出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几万人的大组织有群众问题,我说你们对九·五讲话的宣传不怀好意,你们不爱护群众,晋东南暴露了一个大问题,你们就是不爱护群众,你突然袭击了我,你郑维山要作自我批评,你光宣传九·五讲话,不爱护红卫兵小将,你们要很好地作个书面检查”,“你们要检查一下,在山西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军队是实力派,你们对准谁谁能受得了!两派搞武斗,有人操纵,没有黑手那才怪呢!刘格平、李雪峰是北京军区政委,中央接见你们未通知刘格平、未通知李雪峰,中央并没有撤他们的职嘛!”此时林彪插话问:“你们通知人家了吗?我听说山西有拥护革命委员会和反对革命委员会、拥护解放军和反对解放军的说法。”江青又称:“要有群众观点,抢枪有什么关系!张日清你对革命委员会退半步就解决问题了,山西成立革委会最早,是两层政权。”林彪称:“有两层政权一定要打内战的,你张日清要主动找刘格平谈,找陈永贵谈。陈永贵同志最顾全大局,他是最正确的。凡是不符合拥政爱民的做法都是很危险的,解放军反对群众就不是子弟兵啦!军队要拥政爱民。山西联合不起来,你们山西的军队起了坏作用。中央的态度很明确,不搞两层政权,要支持革委会,有缺点也得支持。军队要支持革委会,你们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你们要采取措施,很快联合起来,否则很被动。”“北京军区、山西军区、69军都要检查错误,悬崖勒马,急流勇退。主要是军队大方向不对就要搞武斗。过去军队作用不那么大,现在搞好了就是执行中央路线,搞不好就是反中央路线。一滴血可以看全身,这是解剖麻雀。从解决山西问题可以联系北京军区问题。当然不是说你们都错了,但是对河北、内蒙也是有影响的。”
这是中共高层对军队在山西支左的彻底否定,也是对北京军区、山西省军区、69军的严厉警告,令郑维山、张日清、谢振华、曹中南等人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他们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西班全体学员会上检查,谢振华、曹中南、张日清在省核心小组会上检查,在山西省的有关会议上检查。检查内容无非是没有坚决支持刘格平、没有坚决支持陈永贵,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林彪等人的指示,要拥政爱民,要坚决支持刘格平、坚决支持陈永贵、坚决支持省革命委员会等等;严令下属不准有任何不利于革命委员会和刘格平、陈永贵的言行,要顾全大局,转变态度。
更令这几位军方大佬雪上加霜的是,同年5月16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对他们当面劈头盖脑的“批评”和指责。江青说:“个人野心家是无底深渊,谁要是掉进去就出不来了。”“你们对坏人阶级敌人不动手,我们动手”(指抓太原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罗枫奇)。周恩来说“刚才陈永贵讲的是无产阶级派性”,江青接着说:“陈永贵、刘格平都是联系群众的,你们有事要和陈永贵、刘格平好好商量。”陈伯达插话:“在山西你们要多听陈永贵的话。”江青又说:“你自己毁灭一个新生的政权怎么行!”“不要再干扰大方向了,再干扰我们就不客气了。”康生说:“全国学大寨,你们反陈永贵、反大寨。”“对彭、薄、安、陶,你们毫无仇恨,对自己人恨的你死我活。”黄永胜插话:“支持革命委员会谁也不敢提了,军队成了什么军队了?”姚文元说“革委会、解放军应有权威,你们不团结都没权威了”。康生又说:“在晋中区大反陈永贵、大反任、王、张,你们知道不知道任、王、张是受陶鲁笳、薄一波迫害的?你们和薄一波划清界限了没有?这是大方向问题。如果不改,你们就和薄一波搞到一起了。”周恩来说:“你们对好多反动的东西不管。”他又说:“你们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要有好的态度,问题还是会解决的。”
这些所谓的“讲话”被称为“中央首长5·16指示”,传遍了山西全省,成为支持刘格平、陈永贵一派的有力武器,再次掀起了攻击张日清、谢振华、曹中南等军队干部的浪潮。两大造反派组织斗争有增无减,十分激烈。其结果是,不少地区局势混乱,坏人嚣张,尤其是太原地区,武斗不断,各派群众组织有七八千到一万条长短枪,手榴弹、炸药很多,还有数百挺机枪和几十门大炮。不少厂矿企业的生产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太原钢铁公司、太原重型机器厂均系大型企业,担负着军工用钢和生产尖端武器的任务,因武斗大部分停产,几个大的军工企业也因武斗停产影响了国防和援外任务,西山煤矿按计划指数为日产煤12000多吨,实际生产不过2000吨左右,有的工厂不搞生产专门制造武斗工具,有的厂矿因武斗使设备遭到破坏,工人不能上班。1968年上半年的工业生产下降得很厉害。另一方面,由于武斗有发展趋势,坏人乘机横行霸道,任意开枪,行凶杀人,拦路抢劫,敲诈盗窃,强奸妇女等恶性案件不断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人们怨声载道,批评省核心小组领导人太右,批评军队太软,责怪他们“没有对敌人实行专政”。
面对此种情况,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1968年6月2日写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并北京军区的报告称:“经我们核心小组反复研究,一致认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最近数次接见我们时的指示,制止太原地区武斗,收缴各群众组织的武器、弹药,迅速稳定局势,是我省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为此,我们建议从本省驻军内调集五至六个团的兵力到太原地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揪出坏人,促进革命大联合。执行这一任务的部队,建议除在太原地区集中两个团以外,拟从一○七师在晋南搞生产的两个团中抽调一个(或两个团各抽一半);从太谷调炮兵五八六团;从晋东南抽调步兵五五九团(临时来太原执行任务,尔后转调阳泉煤矿支左),晋东南支左任务全部交给高炮六十一师负责。另外,拟请军委总后批准临时动用驻太原和太谷的两个工程团的大部分(最近因施工材料不足,他们工程任务不多),参加这一任务。”
报告又称:“上述部队调入太原后的主要任务是:一、深入各大厂矿、学校、街头,广泛宣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最高指示,宣传‘四·九’指示和中央负责同志最近对我们的指示,组织群众一起大学毛泽东思想,以求贯彻我们发出的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紧急通知。二、采取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的办法,首先到若干大厂矿,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作好双方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同时收缴双方的一切武器。并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实现革命大联合和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三、发动群众对坏人实行专政。让群众自己动手揭露、揪出那些挑动武斗、破坏生产、破坏社会治安的坏人、坏头头,以及乘机捣乱的地、富、反、坏、右和流散在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给予严厉打击。并引导群众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山西的代理人卫、王、王和王世英,以及各单位的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四、在抓好革命的同时,迅速恢复各厂矿的生产,用超额完成任务的实际行动,来弥补上半年因武斗没有完成的生产任务。” 高层虽然批准了这一报告,但是太原和山西全省的局面并没有改变,两派斗争依然激烈地进行着。
事物的发展往往是出人意料的。正值谢振华、曹中南、张日清及其支持者郑维山承受巨大政治压力之际,山西局势出现了微妙变化:同年5月26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接见参加全国煤炭会议直属矿和地方矿代表时,阳泉煤矿“6·28”造反组织(支持刘格平陈永贵派)代表梁宝贵发言指责军队“不支持我们的造反派组织,不支持刘格平,不支持陈永贵,不支持省革委”,当即受到江青的严厉批评:“当着这么多人你控告解放军,态度很不对,我们要团结,要打倒刘、邓、陶、彭、罗、陆、杨,我是戴红五星、红领章的,你这样控诉解放军,我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康生也对梁宝贵进行了严厉批评。 阳泉煤矿老工人王体因为在发言中不同意武斗、要求恢复生产,受到周恩来、康生、江青的称赞,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打倒“四人帮”后又被定为“四人帮在山西的代理人”。
这些所谓的“严厉批评”没有改变山西文革的实质,但是在当时却减轻了北京军区、第69军和山西省军区的政治压力,山西政局走向悄然变化。6月17日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张春桥、吴法宪等人接见参加煤炭会议的山西阳泉、河南平顶山部分代表和山西省核心小组全体成员的时候,发出了有利于军方的信息:“大同经验也很好,大同是六十九军搞的嘛”,第69军在“晋东南搞的不错,在阳泉、在晋东南六十九军做了很多工作”,“你 把六十九军搞得灰溜溜的,六十三军一去,就和六十三军干上了,哪是工人阶级的感情,工人阶级哪有这样的感情!”“要斗私批修,要大批判,把矛头对准敌人,不要搞自己人,要维护解放军,张日清有了错误,已经检讨了嘛!对张日清怎么能叫他灭亡呢!军队要拥护革委会,而革命委员会要拥护军队。主席是不轻易讲话的,接见时当面给你讲要拥军。” “我们要再说一次,六十九军做了几件好事,如处理大同、平遥,还有晋东南都很好嘛!” 谢振华、曹中南趁势推进该军在山西的支左工作,要求第107师加快在阳泉、晋中、晋南以及部分大型工矿企业的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大联合和三结合的步伐,要求第28师巩固和发展大同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
当时第107师负责的三支两军面广点多,晋中、晋南两个地区共48个县和阳泉市辖2个区(站上区、阴营区)都由它管。而且这些地方的重要厂矿企业如驻榆次的东方红纺织厂、红卫纺织机械厂、驻介休的汾西矿务局、南同蒲铁路、驻晋南的临汾钢铁公司、临汾纺织厂、中条山有色公司、第十二冶金公司等和不少军工企业也在它的工作范围内。第107师对这些地方和企业的两派组织负责人恩威并重、软硬兼施,特别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要求上述两派组织在北京学习班的负责人必须在1968年国庆节前达成大联合和三结合协议成立革命委员会,否则不许在京参加国庆节的重大活动,差不多的地区和企业都“实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在阳泉,由于“6·28”派主要负责人梁宝贵及其支持者安克被高层“点名批判”遭到看管,整个阳泉成为军方及其支持的“大联合”组织一派掌权的天下。
在晋中,总站派联系陕西、河南等地的造反派组成所谓的“68军”,对总司派展开武装“围剿”,造成大规模武斗导致数百人伤亡。但是,由于刘格平、谢振华、曹中南、张日清施加压力,在第107师和军分区的支持下,同年9月下旬总司派和总站派代表在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签署了大联合和三结合协议,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晋中区革命委员会,设常委21名:王振国、宋志明、芦炳生、张哲生、刘汉儒、刘新田、陈尔云、刘生毅、胡金锁、刘燕飞、张健、李兆田、吴晋增、王乃德、黄金彪、丘高旺、王金海、刘顺义、周世刚(暂缺2名),主任王振国(晋中核心小组组长),第一副主任刘新田(第107师政委),副主任陈尔云(晋中军分区司令员)、刘生毅(晋中军分区政委)、刘汉儒(原晋中专署商业局局长,倾向总司派观点的领导干部)、宋志明(原文水县县长,硬骨头兵团负责人)、李兆田(晋中总司主要负责人)、王金海(晋中总站负责人)。 军方支持的总司派与陈永贵、任、王、张支持的总站派,实现了“对等掌权”。随之,晋中下辖的榆次、太谷、介休、灵石、榆社、和顺、平定、寿阳、交城、文水、汾阳、临县、中阳的两派也成立了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昔阳、盂县、祁县、左权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不存在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问题。平遥、孝义、离石则是在第107师的帮助下,总司派对总站派单方面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进行所谓的“补台”,达到“对等掌权”目的。陈永贵、任井夫等人支持的晋中总站不得不放弃武力消灭总司的念头。
在晋南,因为第107师和军分区、12航校支左对象不同,它们之间分歧比较大:第107师支持“1·26”等在野派也是少数派,军分区、12航校支持“3·18”等掌权派是多数派,军分区和12航校之间也有矛盾。所以两派斗争异常激烈、残酷。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压力下,经过刘格平、张日清、谢振华、曹中南的说服,第107师与军分区相互妥协,同意“3·18”和“1·26”两派“对等掌权”。两派代表在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签署了大联合协议,对已经成立的晋南区革命委员会实行“补台”,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晋南区革命委员会委员由原来的103名增补到130名,常委由原来的27名增补到35名(增补齐有臣、陈百川、吕宝勤、李宝玉、宋林生、仇克勤、李嘉玉、畅瑞令。常委中解放军8名代表经调整后为吕树品、刘健、孟力、靳万起、杨力耕、王毅、徐静、张万祥),由吕树品任主任,刘健任第一副主任,张耀庭任第二副主任,孟力、靳万起、卫树廉(女)、齐有臣任副主任。
太原、晋中、晋南的不少大型厂矿企业两派造反组织,在军方的撮合下也都如法炮制达成了本单位大联合和三结合的协议,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在强大压力下,第69军虽然表面上顺从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旨意”,但实际上把山西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述:这一年的11月下旬或12月初,阳泉市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人交代出陈永贵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日军组织的特务组织“兴亚会”,并担任过日军指定的大寨村代表问题。阳泉市主要负责人周云涛感到事关重大,即向谢振华、曹中南汇报。谢振华、曹中南和省支左领导小组成员研究,要求阳泉方面对这件事必须保密,责成在山西支左的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刘旭等三人查实此事。调查结果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 由谢振华亲自找陈永贵谈话核实,陈永贵在太原迎泽宾馆向谢振华承认自己“参加过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寇送过情报”等事,并表示“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谢振华宽慰他“不要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说出来”。当时在场的有时任第69军政治部副主任、山西省驻军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甄连兴,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秘书、第69军政治部组织处干事黄祥初,刘格平的保卫干事、第69军政治部保卫处干事冯阁林等人。 12月,谢振华、曹中南决定以第69军党委名义写出书面报告上报,让在北京参加冶金会议的李金时向周恩来汇报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周恩来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第69军党委也向北京军区党委上报并转呈中央关于陈永贵参加日军特务组织等问题的报告 。

(四)诡异政局面前的莫衷一是

文革局势变化多端,政局走向难以捉摸。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在山西再掀恶浪。会议的公报还未公开发表,陈永贵迫不及待在大寨传达“开除刘少奇党籍,批判二月逆流,召开九大”等内容。在太原,“红总站”负责人抢在新华社发布公报前出动宣传车高调宣扬“彻底批判反动的二月逆流”、“揪出二月逆流在山西的代理人”、“坚决拥护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等口号。
虽然此举受到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严厉谴责,但是不甘心“对等掌权”的总站派以杨承孝为代表于1969年1月5日用“太原工人”名义发表“宣言”,号召“彻底批判反动的二月逆流”、“坚决揪出二月逆流在山西的代理人”、“砸烂镇压造反派的‘对等掌权’”,“宣言”呼吁造反派联合起来,恢复“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誓与反动的二月逆流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血战到底”。在“宣言”的煽动下,已经大联合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太钢公司、第十三冶金公司、太原重型机器厂、太原铁路系统以及远在晋南的中条山有色公司、第十二冶金公司等大型企业原总站派的部分负责人重拉队伍,另立门户,打出的旗号五花八门:“太原工人”、“山西工人”、“产业工人”、“铁路工人”、“冶金工人”等等。而且,杨承孝等组织几万人上街游行,进驻山西日报社查封报纸。与此同时,原兵团红联站派纷纷成立所谓“护厂队”、“护校队”之类的组织,摆出一副“保卫红色政权”的架势。
在晋中,总站派打出“晋中总站留守处”旗号,用武力占据原榆次县委办公楼,与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对峙,总司派也以“群专指挥部”名义拉起队伍和“晋中总站留守处”相对抗。在晋南,原“3·18”派负责人以侯马为基地,同驻临汾城的晋南地区革命委员会对立,并在侯马以南开通以“3·18”命名的列车,中断和临汾、太原的铁路交通,“1·26”派也不甘示弱与之针锋相对。
山西又一次出现了混乱局面,两派开始新的武斗。
这些动作无疑是对69军和省军区前段支左的全盘否定,更是对谢振华、曹中南、张日清的沉重打击,也是对北京军区和郑维山的当头棒喝。此时,军方的唯一办法是求助于高层发指示下命令制止两派武斗,“维护大联合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他们通过第69军、山西省军区和北京军区参加冶金会议和“八一五”会议的支左人员向中央文革碰头会反映山西问题。
针对这些情况,1969年1月30日22时23分至31日凌晨3时40分,周恩来通过接见第十二、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出席冶金工业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的讲话发出了明确要求:“山西夺权是第二名,紧接上海‘一月风暴’,现在是落后了,落后了就要赶上去。”他要求两派搞“五不协议”:“不动气,不动口吵架;握手不动手;不带枪;不动枪。要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教导的‘五不’去执行”,重申:“你说他保,他说你保,我都不管。我看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团结。”“两派不管什么派,反正我看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周恩来避开杨承孝等人早前提出的“彻底批判反动的二月逆流”、“揪出二月逆流在山西的代理人”等口号,反复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团结”,其用意十分明白。他当面指示杨承孝等人,必须放行被拦截在十三冶给西山地区运送粮食的一百余辆汽车,要求占领设在榆次525军用仓库的“一把火”组织必须撤出来。
然而,以杨承孝为代表的总站派将周恩来的要求当成耳边风,继续我行我素。周恩来为主持人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不得不再次接见参加冶金会议和“八一五”会议的山西代表,耳提面命地“教育”和指责有关人员。同年2月16日17时38分至20时30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黄永胜、温玉成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这些代表。周恩来说:“我们今天不想多说什么,现在会议继续开。冶金会议开了半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以后,其他单位都回去了,就留下山西的四个单位,十三冶、十二冶、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太原钢铁公司。还有参加八一五会议的十二个单位留下来,有太原重型机器厂、化工厂和十个兵工厂都留下了。”“为什么把你们留下来?因为你们的问题没有解决,山西在今年一月份又出现了分裂。”“本来山西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两年前夺权了,把卫、王、王打倒了,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山西的代理人卫、王、王都打倒了,夺权了。你们夺权早,占头几名。上海张春桥同志在这里。上海第一个夺权,你们响应得很快。但是两年来,你们好的继续好,不好的还是不好。大同不是很好嘛!六十九军支持,晋东南解决以后很好阳泉也好。问题是在晋中,首先在平遥,有部分人揪住陈永贵闹,谢振华同志去解围,军民关系搞得很好。但是,这个传统没发展,停顿了起来。既然停顿了,我们就要做工作。所以把你们留下来,把你们负责人留下来”。接着,周恩来、康生先后指责参加会议的杨承孝。周恩来对杨承孝说:“你在学习班回去五次,康老很生气!”康生说:“上次在解决山西问题的学习班上,你回去了五次。我赞成你回去,你回去吧!暴露给大家看一看,你杨承孝是什么人。”“今年一月五号杨承孝还在那里拉队伍,还在那里发‘宣言’,搞分裂,这是革命吗?杨承孝同志,你这个人我过去保过你,是不是保过?那时你是造卫、王、王的反,造陶鲁笳的反,那时我们保过你。因为当时另一派的矛头是对着革委会的,我保你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山西的革命委员会,为了山西的革命问题。现在是另一回事,要狠狠批评你。前年十二月你从东北回来后,我看你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你要好好检查,你现在官做大了,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据北京卫戍区反映,你在北京有好多杨公馆,杨承孝公馆(杨承孝:没有)。你不要说这个话,你的情况我都知道!”周恩来插话:“任何单位来的人,只能在中央指定的学习班学习,你自己不能到处搞联络站,开旅馆,那不行。”“你要做好点!康老是谆谆教导你。” 江青称:“山西的主要问题是归口大联合,你们要和社会脱钩,每个厂自己搞自己的,听来听去,山西的基本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一个工人不搞生产,到处乱窜,这叫什么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最有组织、最有纪律的!”“山西整个形势是大好的,就是晋中有一条带子,这条带子的纽扣要自己解,不是说形势不那么好,就是晋中、晋南有个侯马,其他地方形势都是很好的。” 康生插话:“晋中,主要是太原。”针对第107师支左干部王世文发言中有支持兵团派的倾向,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大谈山西军队支左:“驻山西的军队同志要顾大局,山西支左有些是有错误的,有的地方很好,军队同志要好好检查。现在要拥政爱民。拥政,就是要拥护革命委员会,支持革命委员会,帮助革命委员会,保卫革命委员会,坚决执行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爱民,就是要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革命群众,不能只爱哪一派,什么‘红总站’、‘兵团’、‘红联站’,除了少数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其他革命群众,你们都得爱,只爱哪一派都是不对的。希望你们屁股要坐得正一点,要按照林副主席指示的,一碗水要端平。……山西是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最早的,现在落后了。……我们军队同志要好好检查一下支左工作,把春节拥政爱民工作搞好,把一碗水端平,把山西文化大革命搞好,把生产搞上去,赶上全国先进地区、先进工厂。”随后,周恩来让参加会议的陈永贵、曹中南发言,他们做了自我批评。接着周恩来说:“刚才陈永贵、曹中南同志都讲了话,他们都做了自我批评。同志们应引起注意。他们都是革委会成员,他们都检查了自己有派性。陈永贵同志是高举大寨红旗的,但是最近几个月,他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陷入派性,被一派利用,对一派听得多讲得多,亲一派,疏一派。我看过那些材料都是一派的,把陈永贵的讲话夸大加以歪曲,支持自己这一派,挑动派性,这怎么行哪!革命委员会成员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按照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来执行,要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一系列指示办事,不能另外成立一个中心,支持一派。这个自我批评很重要,我们欢迎他刚才的这种态度。刚才曹中南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也是讲的军队的态度。军队有时没有把一碗水端平,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就加深了两派对立。当然不是所有军队都是如此。领导上有这个倾向,下面就受影响。这两个同志的自我批评我们是欢迎的,希望他们回到革命委员会后,使核心小组加强团结,彻底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听毛主席的话。”当与会的十三冶金建设公司造反组织陈士法说他是支持大寨红旗、学习红大寨、学习陈永贵时,针对这个说法,周恩来称:“学习红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刚才陈永贵同志讲了他自己有派性,你不能学习他的派性。” 周恩来等人如此长时间面对面地同山西领导人和造反派头头讲话,在山西文革史上实属“空前绝后”。
可是,这些人对于周恩来等人的讲话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在太原,“红总站”、“山工总”、“太司”、“左联”等组织在厂矿、机关、学校、招待所等处设立武斗据点,构筑武斗工事。“兵团”、“红联站”、“兵团工总司”等组织以“自卫”为名,也设立武斗据点,构筑武斗工事。两派武斗频发,造成工厂停产,交通中断,阻碍了城乡物资交流,市场供应紧张;市民半年多吃不上肉,买不到肥皂、火柴、电灯泡等日用品;市内垃圾满街,路灯不明,电车、公共汽车又少又脏。在晋中,总站派组织的13县“联防军”不断挑战总司派。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开幕当天晚上,驻介休的汾西矿务局两派武斗,伤亡数十人。总司派于同年5月11日,调集了六、七个县同一派的武斗队,对在榆次的总站派基地发起“攻击”。这场武斗造成百余名人员伤亡。不久,两派又在太谷县孟高庄武斗,总站派伤亡20人。在晋南,“3·18”派绑架第107师官兵4人,调集各县武斗人员,包围、进攻临汾,挑起大规模武斗。“1·26”派抢夺解放军的大批武器弹药,在临汾城大搞武斗。两派组织在南同蒲铁路沿线拦截列车,搜查旅客,殴打铁路职工,甚至杀人越货。
中共九大前后山西发生的这些恶性事件,引起中共高层的再度震怒,又一次准备开会解决山西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山西原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再来110人,其中太原两派各来30人,晋中各来10人,晋南、侯马鱼雷厂各来5人,中条山铜矿各来5人,十二冶各来5人;中条山铜矿军管会1人,十二冶军管会1人,侯马鱼雷厂军管会2人,太铁、太钢、西山矿务局军管会各来1人;地方干部9人:李顺达、王体、韩英、徐志远、李学敏、王振国、王金贵、刘汉儒、谭海水。共来126人。1969年7月1日以前在北京民族饭店报到,不许携带任何武器,准备参加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
将山西这么多的重要人物召集到北京,表明中共九大以后的高层要对这个派性“重灾区”动“大手术”了。

(五)“军管”山西

山西问题愈演愈烈。虽然毛泽东1968年先后两次当面指示刘格平、张日清,第一次是6月3日,毛对刘格平说“你要拥军,他们才能拥政”,对张日清说:“你要拥政。”对他俩说“你们应当把山西工作搞好”。但是,刘格平传达的毛泽东指示是:“你们应当把山西工作搞好。你们要拥政,军队要拥政。” 第二次是同年8月15日,毛泽东在接见部队干部学习班时问刘格平:“你们有希望吗?”刘回答:“有希望!”毛再问:“还在大打吗?”刘答:“好多啦!因为有主席批示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和‘七·二八’讲话,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指示刘:“你们要组织大量宣传队,要宣传嘛!” 九大以后,毛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称:“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 林彪、周恩来以及文革碰头会成员的也多次接见和指示山西核心小组成员与部分造反派负责人,但是无济于事,山西仍然大乱不止。而且令高层不能容忍的是,九大前后山西还是炮火连天,武斗不息。
同年5月,中共中央召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在北京开会,决定处理山西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在高层的掌控下会议认为:由于刘格平、张日清两同志是长期不团结,闹分裂,搞资产阶级派性,各支一派压一派,使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和省核心小组向中央的六项保证、十项措施,不能得到落实,太原市、晋中、晋南地区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会议根据中央负责人指示的精神,提出解决山西问题的13项措施:1.加强省核心小组领导,建议增加李顺达(中央委员)、王体、韩英(中央候补委员)、萧选进(69军军长)、徐守恒(山西省军区副政委)、汪治平(独立师师长)、罗国斌为省核心小组成员。2.改革省革委会办事机构。为了深入进行机关的斗、批、改,决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现在省革委会办事机构人员和原省委、省人委机关人员全部调出来学习,学习后另行分配工作:请求中央或北京军区帮助山西办一个大约6000人的学习班,其余2000人由省革委在雁北的山阴办学习班,也请北京军区派一部分干部,加强学习班的领导机构。建议从军队调300名比较优秀的干部,组成精干的省革委会办事机构。除从山西驻军独立师和28师调120名干部外,请求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军区派180名干部。办事机构下设办事组,汪治平负责;政工组,徐守恒负责;保卫组,张纯德(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负责;生产组,韩英负责。3.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由69军党委统一领导全省支左工作的命令。建议由各总部和各军种、各兵种驻山西部队的负责人组成省支左领导小组,由曹中南任组长,谢振华、萧选进任副组长。4.所有中央、省属厂矿、院校、科研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政治思想工作,统由所在地(市)革命委员会领导。5.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指示,对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办的学习班上达成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协议,谁也不准破坏。对凡是破坏协议、制造分裂、重拉队伍、另立山头的一切组织,如“太原工人”及其所属的各行业的“工人”组织,晋中“一把火”组织,由一派建立的所谓“民兵”“护厂队”之类的组织,一律不予承认,要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组织一律取消,归口抓革命,促生产。6.太原市、晋中、晋南的两派,要坚决支持根据1968年9月以来在北京达成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协议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对某些还不完善的革命委员会,可本着充分协商的原则,加以充实。对晋中驻榆次城的地区革命委员会、晋南驻临汾城的地区革命委员会、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应予承认、支持。离开这些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应一律回来。晋南地区县以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晋中的昔阳、祁县、榆次、孝义、介休、平遥、盂县、左权等八个县的革命委员会和太原市阳曲、清徐、古交的革命委员会以及太原地区各厂矿企事单位、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两派都应予承认,只能补台,不能拆台。晋中的太谷、汾阳、灵石、中阳、临县、榆社、和顺、平定、文水、交城、寿阳等十一个县,应把两派群众的代表集中起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签订协议,搞好革命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请求中央办这十一个县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晋中离石县和太原市电信局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问题,由省革委会办学习班解决。太原市的重机、十三冶、山纺以及侯马八七四厂,汾西煤矿、中条山铜矿、十二冶,必须坚决执行在北京达成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协议。7.坚决执行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立即停止一切武斗,拆除一切武斗据点,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武斗队,上缴一切武器。对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展开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追捕归案法办。除昔阳外,太原、晋中、晋南民兵的全部武器,都要上缴人民解放军保存。8.大力开展拥军爱民运动。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一律不得侵犯。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无条件地立即全部交回。对绑架、杀害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都应宣布是反革命行为,要依法惩办其主犯。对挑拨军民关系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要给予坚决打击。人民解放军要坚决支持革命委员会,保护人民群众。9.坚决执行中央颁布的关于铁路交通的一切命令。任何组织、任何个人,抢劫火车、汽车,袭击车辆,冲车站,抢劫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抢去的车辆必须立即无条件交回。南同蒲铁路必须立即无条件恢复通车。取消非法的“3·18”次列车。10.任何组织、任何个人,抢劫商店、仓库,霸占和私设银行,非法派粮派款,向群众敲诈勒索,残害人民,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对其首恶分子必须严加惩办,并追回其抢劫的全部财物。11.对于煽动、威胁工人离厂,破坏生产设备,制造停工停产事件,以及强迫农民进城武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坏分子,要严办。对于一般离厂、离社、离机关的人员,动员他们在限期内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在一个月内不回者,工人、机关职员停发工资,农民停记工分,停发口粮。如职工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者,将视情况给予处分,直至开除。12.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革命秩序。坚决打击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犯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对太原市所谓“弟兄们”的流氓集团,应坚决取缔。其成员要集中起来劳动改造。对其中罪大恶极者,要列出他们的罪状,交给全市群众家家户户讨论,依法惩处。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应判处死刑。13.为了迅速制止武斗,彻底解决山西问题,请求中央再派一部分部队协助山西驻军完成这一任务。同时请求中央发一个布告。
对此,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以“中发6942号文件”下发,山西传达到县团级领导班子。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九大以后的第一个布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简称“七·二三布告”),以“中发6941号文件”下发全国。在山西,这个《布告》用飞机散发全省,并在不少城市的大街小巷张贴。第69军等山西驻军和第1军、第63军等派往山西支左的部队,手持这道“御批”深入到太原市、晋中、晋南地区的大小单位、武斗据点,执行《布告》规定的任务。到8月13日,仅太原、晋中、晋南三地收缴枪支近50000条、炮2000门,以及大量的弹药和其它装备。
为了贯彻落实中发6942号文件,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北京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举办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西地区班,要求太原、晋中、晋南三个地市的两派负责人和省核心小组、省革委会各机构人员,原省委、省人委,原太原市委、市人委机构人员共8000余人到这个学习班“斗私批修”、落实“七·二三布告”、“批判刘格平、张日清的严重错误”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人和山西省军区支左办公室全体人员以及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等人被要求参加这个学习班的一切活动并接受学习班的领导,参加这个学习班的还有太原、晋中、晋南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地方领导干部等人。根据周恩来等人1969年7月的指示,谢振华主持山西省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全面工作。
谢振华,曹中南不仅掌握了山西支左的领导权,而且取代了刘格平、张日清在山西的领导地位,成为山西名副其实的实权派。至此,全省从省党政军领导班子到县(区)的党政军领导班子,第一把手几乎全部是军人,而且班子里的成员军人占近一半。且看地、市级第一把手的配备:刘世洪(时任省军区副政委)担任太原市核心小组组长、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周运涛(时任107师政治部主任)担任阳泉市核心小组组长、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刘秀杰(时任第63军第187师副师长)担任晋中核心小组组长、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晋中地委书记,武天明(时任晋东南军分区司令员)担任晋东南核心小组组长、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晋东南地委书记,张霖(时任1师师长)担任晋南核心小组组长、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只有徐志远、王金贵、康伯成、赵连胜四名地方干部分别担任忻县地区、大同市、雁北地区、长治市的党政一把手,但是给他们配备的第二把手均系军方人士:忻县地区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朱敏仁是忻县军分区政委,大同市核心小组副组长罗国斌是省核心小组组员、第69军第28师政委,雁北地区核心小组副组长刘明溪是雁北军分区政委,长治市核心小组副组长赵成旺是长治市武装部政委。
从以上叙述中不难看出,1969年中共中央有关山西问题的两个文件,实际上是对山西宣布了军管,在军管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以谢振华、曹中南为核心的第69军和山西省军区。虽然当年10月至12月驻山西的部队有所调整,谢振华、曹中南主持山西全面工作的格局并没有变化。当时通过贯彻落实这两个文件山西局势得到平稳,是因为毛泽东下了最大的决心,彻底解决山西问题。然而平稳下面隐藏着暗流。这股暗流就是贯彻落实“七·二三布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一打三反”、“清队”、“清查五·一六”等产生的许多冤假错案。因而,形成了对以谢振华、曹中南为核心掌控山西的第69军和省军区一种潜在威胁。这是后话,本文就不叙述了。

2019年7月25日

原载《昨天》第149期, 2020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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