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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甘肃驻军的三支两军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2月 17, 2020 9: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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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驻军的三支两军

余汝信



一、甘肃三支两军改由兰州军区直接负责

在中央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的翌日,1967年1月24日,驻兰部队和甘肃省军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和誓师大会,表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同时,甘肃省军区发出“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的号召。

时甘肃省军区除辖庆阳、平凉、天水、武都、定西、武威、张掖、酒泉、兰州、临夏、甘南十一个军分区外,还兼兰州卫戍区 ,并辖省军区独立师。1967年1月,司令员詹大南,第二政委龙炳初,副司令员胡正平、张忠、侯世奎、胡定发、张介民,副政委王玉昆、张西鼎, 参谋长张频藩,政治部主任张西鼎兼。
1967年2月5日,在兰州七里河体育场举行由群众组织、甘肃省军区和驻兰部队指战员约十万人参加的甘肃省红色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布成立甘肃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联),并接管原省委、省人委、兰州市委、市人委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宣布了《甘肃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会上,揪斗了省委、省人委、兰州市委、市人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甘肃省军区对红联的夺权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詹大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红联的工作。但该次夺权一直没有得到中央的承认。

3月22日,根据中央关于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指示,由甘肃省军区龙炳初、张介民、原副省长李培福、王国瑞、冯直等组成的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正式成立, 负责组织全省生产和日常工作。

4、5月间,中央决定,甘肃地区的三支两军,改由兰州军区直接负责。时任兰州军区政委的冼恒汉后来回忆称,“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立即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但实际上军区的‘四大’停不下来,我们说话没有人听,‘四大’的余震一直持续到4﹑5月份。当时,兰州军区‘四大’还未完全平息,我和张达志还都来不及洗澡换衣,便被专机接到北京领受任务。”“关于兰州军区‘支左’的安排,具体人员分工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文件也是毛主席圈阅批示的,但布置任务是周总理亲自谈的。”“总理先对刚从批斗会场上下来不久的我和张达志表示慰问,问我们身体情况怎么样?然后,总理对我们表示坚决的信任。总理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老实人,过去都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次军队机关‘四大’,受到冲击,受了些委屈,希望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党是信任你们的,毛主席是信任你们的,希望在‘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总理又说:‘经毛主席批准,由兰州军区负责组织陕﹑甘﹑宁﹑青的‘支左’工作。张达志同志分管军队的工作,冼恒汉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现在国家有困难,各地武斗那么严重,工厂都不生产了,造反派不搞联合,需要人民解放军出来做工作。你们要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西北是工业重镇,国家有许多大项目在那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全靠你们了……’”

1967年5月,兰州军区领导成员是司令员张达志,原政委刘澜涛本月被免职,政委冼恒汉,副司令员杨嘉瑞、徐国珍、胡炳云、康健民、刘贤权、李书茂、詹大南,副政委高维嵩,参谋长李书茂兼,政治部主任刘瑞方。 军区所辖师一级部队驻甘肃境内的有三个:炮兵第十五师、骑兵第二师及陆军第六十二师。
炮兵第十五师,师部驻永登县,代号8110部队。1967年5月师长铁锋,政委许冲波,副师长李德胜,副政委徐捷,参谋长李福田,政治部主任刘亭章。辖炮兵第一团、第八团。

骑兵第二师,师部驻临夏市,代号8083部队。1967年5月师长张桂金,政委徐志亮,副师长邢道山、张世昌,副政委黄世渊、赵国成,参谋长缺,政治部主任高俊杰。辖骑兵第四团、第五团、第六团、第七团。

陆军第六十二师,师部驻平凉县,代号8037部队。1967年5月师长姜玉安,政委李天冲。该师属陆军第二十一军建制,其三支两军任务由兰州军区直接领导,所属部队除步兵一八一团在兰州支左外其余驻于宁夏。8月,师部移驻宁夏银川。

除上述师级部队外,另陆军第六十三师步兵第一八九团驻天水地区,代号8165部队,其三支两军任务由兰州军区直接领导。

二、中央关于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

1967年5月11日,周恩来将拟发出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报送林彪、毛泽东审阅。周并批示称:“即送林彪同志审阅后再送请主席批示。这个意见经五月十日扩大的碰头会议上通过,大家都认为在目前,甘肃以实行军管为好。张达志在这次军区会议上检讨较好,而冼恒汉从去年十月工作会议以来,态度总是明朗的,故以冼主持军管会,张主持大军区工作,妥否,请主席批示。”周的意见,毛、林均同意。 落款日期署5月12日(其实当时并未发出),《几点意见》全文如下:

中央军委听取了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关于甘肃省军区支援甘肃地方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现对甘肃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甘肃省军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光荣任务,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同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甘肃省红色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主要是在《红联》处理《七一战斗队》问题上,没有掌握大方向,不做团结工作,轻率地开除了《七一战斗队》,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甘肃省革命左派大联合受到挫折。在处理这样重大问题上,詹大南同志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时,还竟然错误地进行抵制。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詹大南同志已经检讨了错误并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

甘肃省军区广大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很多工作,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军队的支左工作,在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左工作要服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要严格组织纪律,不得自行其是。

(四)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以冼恒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国珍(兰州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同志为副主任。甘肃省军区要全力参加军管工作。

甘肃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兰州军区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露和批判以汪锋为代表的甘肃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在斗争中壮大左派力量,分化瓦解保守组织,争取教育广大群众,做好革命干部的“亮相”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取得甘肃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以上《几点意见》未发出的原因,在于两天后毛、周对甘肃军管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5月13日中午12时,兰州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并中央文革(并转在京的张达志、冼恒汉)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事称:

一、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五月八日、九日,“红色长征团”、“工联”等真正的革命左派相继杀出“红联”后,当前已形成以“革联”保守派为一方,以“火车头”、“中南海”等革命群众组织为一方,以“工联”、“长征团”、“七·一”等革命左派组织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形势。我们认为,当前的形势仍是大好的形势。
兰州文化大革命,由于以汪锋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破坏及“红联(指)”在二·五夺权后,没有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经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终因是属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难以成效。因而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兰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反复。在这种情况下,“工联”、“长征团”等革命左派组织杀出“红联”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是革命的行动,是符合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规律的。

二、以“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甘肃省以汪锋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认为,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三、原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革命领导干部已公开表态支持“红三司”,“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

四、“红三司”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我们认为,应该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火车头”、"“中南海”、“红鹰”等革命群众组织及“革联”的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
五、“红三司”定于五月十四日召开大会,发表宣言,革命领导干部讲话,举行盛大规模的游行。他们要求兰州军区表态支持。经军区党委讨论,一致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速示。

对于兰州军区党委的请示,毛泽东、周恩来5月14日分别作出批示。毛泽东当日三时批告林彪、周恩来称:“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冼、詹大南诸同志商处。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周恩来批告林彪称:“本件已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传观过。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三同志已于十三日回兰州,拟与他们通电话后,如得他们同意,将甘肃军管会改为革委会筹备小组,吸收胡继宗同志参加。本件另印发给碰头会各同志。”

6月12日至7月22日,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有关负责人和胡继宗在北京举行“甘肃文革问题座谈会”。 会后,形成《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全文如下:

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冼恒汉、詹大南、龙炳初、张忠等二十名负责同志和胡继宗同志,在北京期间,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同志的多次接见,并直接领导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毛主席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使我们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大家提高了思想,统一了认识,端正了方向。两级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的分歧已基本解决,对于今后如何把甘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进行了充分讨论。纪要如下:

(一)《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二·五”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也是正确的。但是,夺权以后詹大南同志以军方代表的身份,在《红联指挥部》工作期间,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没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汪锋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左派组织,开除了《七一战斗队》,排斥《工联》、《红色长征团》、《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压制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又开除了《红战》;错误地结合了王世泰,打击了胡继宗同志,并在甘肃日报上大肆宣传;轻率地开除了已结合的领导干部。这就造成了《红联》的分裂,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詹大南同志处理上述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批评、纠正其错误时,还错误地进行抵制。

五月,中央、军委听取了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的汇报,提出《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四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照办。詹大南同志对“四条"竟然进行抵制,并给中央施加压力,企图改变“四条”。

这次来京,经过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同志谆谆教导,认真学习文件,詹大南同志认识了错误,进行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詹大南同志应向机关、部队和革命群众,做公开检讨,挽回影响。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广大干部、战士是没有责任的。

(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必须认真传达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建议党中央批准把这两个文件印发给营以上的党员干部,并把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在广大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中口头传达,使广大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牢记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对解决甘肃问题的重要指示,并落实在行动上。在传达学习中,甘肃省军区要检查前一段的支左工作,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整顿纪律,保持机关的正常工作和部队的绝对稳定。兰州军区要教育机关、部队要更好地同甘肃省军区干部、战士加强团结;要主动检查在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我们相信,两级军区的分歧,一定能够消除,在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中,会更好的团结起来。对于个别屡教不改坚持错误的人,要按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理。

(三)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由冼恒汉同志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同志任副组长。小组成员,预计二十名左右,其中包括军方代表、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部。小组成员的具体人选,拟回去以后,经同群众协商,再确定上报。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组织以左派为核心的广泛的革命大联合,筹建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甘肃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管起来。

(四)正确对待三大派群众组织。坚决支持《红三司》;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红联》;积极地、艰苦地说服教育《革联》端正大方向。对三大派,都要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开展自我批评,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力量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大联合。对于原则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应进行正常的讨论、辩论。引导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甘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坚决贯彻“六·六”通令和中央六月二十四日指示,不搞打、砸、抢、抄、抓,不搞武斗。

(五)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汪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汪锋一小撮,没有彻底挖深,更没有彻底打倒。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拼命进行反扑,妄图重新上台。从历史看,西北是彭真、刘澜涛苦心经营的反革命政变据点,彭、高、习的恶劣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在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吕正操的黑手又伸向了甘肃,企图保汪锋,实际也是保自己。因此,甘肃的阶级斗争很复杂,任务很艰巨。

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汪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深批透,斗倒斗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以及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是甘肃革命群众当前的斗争大方向。号召各革命群众组织,为完成这个共同任务,停止“内战”,团结对敌,狠斗“私”字,勇敢上阵。在大批判中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逐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我们建议党中央批准在《甘肃日报》上点名批判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薄一波、吕正操、刘澜涛、汪锋。

(六)大家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在支左工作中大方向是正确的。军队的“三支”、“两军”工作必须在兰州军区的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左工作,必须坚决服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不得自行其是。

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革命干部的积极性,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团结一致,为完成党中央、毛主席给予我们的“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而坚决奋斗!

7月29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拟定的对《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批语称:

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

中央认为《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是正确的,可行的。中央同意《纪要》中的六条意见。
中央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兰州军区统一领导下,把“三支”“两军”工作进一步做好。

甘肃省军区和当地驻军,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和《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并积极引导群众贯彻执行,坚决反对省市机关和甘肃省军区内个别人抵制中央指示的一切行为。

此件连同《纪要》可发至连队和人武部干事。

林彪当日将上述拟稿呈毛泽东批示。7月30日,毛批示称:“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很好,照办。”

8月3日至5日,中央分别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事》、《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及毛、林、周相关批示相继下发。兰州军区党委办公室8月5日在传达中央关于甘肃问题三个文件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借关锋的话对前两个文件为什么五月份没有即时发出解释称:“关锋同志说,‘需要说明一下,前两个文件为什么没有正式发下去需要解释,责任不在大军区,是中央办公厅办事机构压下来的。为什么压?第一个文件是说的军事管制,第二个文件是说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办公厅认为两个文件精神不一致,没有发。大家这次来了后,查到了文件,“七一”印发给大家,这次纪要也写上了两个文件。’”

三、甘肃临时权力机构中的军人

1967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复同意兰州军区党委《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筹备小组由冼恒汉、徐国珍、李书茂、张忠、龙炳初、胡继宗、王国瑞 、白学光 及群众组织代表九人,共17人组成。冼恒汉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任副组长。11月9日,省革筹召开成立大会。11万多人参加了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大会发布了省革筹第一号公告,宣布省革筹正式成立,并从即日起,甘肃省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统归于省革筹。

1968年1月9日,兰州军区党委、省革筹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上报《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五代会”已经成立,干部阵线已基本分明,中高级干部已“解放”60%以上,认为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报告》同时提出了报请中央审批的革委会组成人员名单。23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省革委会由105名委员组成,冼恒汉、张达志等24人为常务委员;冼恒汉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 、萧泽民 等5人任副主任。原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等被定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在甘肃的代理人。22日,省革筹召开最后一次会议,讨论了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有关事宜后,宣布筹备小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24日,甘肃省革委会成立暨庆祝大会在兰州举行。

兰州军区、省革筹上报中央的报告,附已选出的省革委会委员名单,其中军队代表16人,另革命领导干部中军人一人,共17人。他们是:冼恒权、张达志、徐国珍、李书茂、郭时胜(兰州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齐振兴(兰州军区司令部通信兵部主任)、孙炳先(兰州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姚树荫(兰州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刘金泉(兰州军区司令部直政部干事)、龙炳初、张忠、田浩(甘肃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冯进开(甘肃省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副处长)、密亚光(甘肃省军区独立师师长)、铁峰(炮兵第十五师师长,兰州市革筹小组组长)、谢松柏(兰州军区天水步校校长)及张桂金(骑兵第二师师长,临夏回族自治州革委会主任)。军队代表17人在省革委会105名委员中仅占16%,看似比例偏低,惟省革委会委员在当时的权力架构中仅为装饰实际并不起什么作用。在真正起作用的省革委会常委及正副主任中,军队代表则分别占了33%及50%。

甘肃省革委会下设办公室、政治部、保卫部和生产指挥部四大部门,部门负责人全部由军人担任。其中办公室负责人为姚树荫,政治部负责人为郭时胜,保卫部负责人为蔺进生(兰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生产指挥部负责人为龙炳初。

1968年1月至8月,甘肃十一个专区、市、州全部成立革委会,其中七个专区、一个省辖市、两个自治州革委会主任为军人,占90%。具体情况如下:临夏回族自治州革委会主任为张桂金;天水专区革委会主任为步兵第一八九团(代号8165部队)政委盛学仲;定西专区革委会主任为定西军分区司令员孙继力;甘南藏族自治州革委会主任为原甘南州委代理第一书记烽野;平凉专区革委会主任为平凉军分区司令员向汉生;兰州市革委会主任为铁峰,1968年7月后为胡定发;张掖专区革委会主任为张掖军分区司令员王广义;酒泉专区革委会主任为工程兵建筑第五十四师(代号8342部队)原副师长吴占祥;庆阳专区革委会主任为甘肃省军区独立师副政委封元笃;武都专区革委会主任为武都军分区司令员高维新;武威专区革委会主任为兰州军区工程兵第一工区(代号8114部队) 政委鲁治安。

在省革委会成立后,4月5日,由兰州地区工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等联合发起,在兰州举行“狠斗二套班子总头目裴孟飞”大会,称裴孟飞(原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犯有“动摇、颠覆革委会”和“三反”罪行,提出了“打倒裴孟飞,揪出变色龙,砸烂公检法,找出小爬虫”的口号。8日,省革委会向全省各地、县革委会下发《常委会纪要》。《纪要》把裴孟飞说成是“刘、邓在甘肃经营反革命政变据点第二套班子的总头目”。18日,省革委会召开“彻底摧毁甘肃反革命第二套班子”誓师大会。冼恒汉作动员讲话称:“同二套班子斗争的性质,是颠覆与反颠覆、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20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在甘肃的第二套班子》称,这次大会“是一次向二套班子发起总攻击的誓师大会,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大会”。此后,揪所谓“二套班子”代理人波及到全省,受此株连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达千人之多。7月12日,省革委会政治部印发的《省级机关几个数字的统计》显示:省级56个厅、局,总人数5064人(其中:高干215人,中干734人,职工4115人)。揭出“有问题”的718人,占机关总人数的14.2%(其中:高干141人,中干217人,职工360人);在“有问题”的718人中,除了“叛徒、特务、三反分子、走资派”外,还有新揪出的46人是“二套班子”的。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余汝信正在撰写中的书稿《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纪事》第七章第二节。本刊已在2018年7月30日出版的第114期选发了作者此书稿的第一章,在2019年3月30日出版的第126期选发了第二章,在2019年6月30日出版的第131期选发了第七章中一节 ,在2019年8月30日出版的第136期选发了第四章中一节,在2019年10月30日出版的第139期选发了第八章中一节。作者将部分书稿提供给本刊先行发表,以便征求更多读者的意见,进一步作好修改。


原载《昨天》第144期 2020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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