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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9月 26, 2018 9: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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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节 青海“二二三事件”


一、军委关于“可开枪镇压”的内部规定

在1月28日“军委八条”公开颁布十天之后,2月9日,中央军委又内部颁布了林彪2月7日送审、毛泽东作过两次修改的《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全文如下:

各军区、各军兵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支持真正的(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已经遇到各种复杂情况,以至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如新疆、内蒙)。因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

(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派、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以逮捕他们的头目,但不要开枪。

(三)略

(四)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

(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

(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以上规定,大部分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进行宣传教育。但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1]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2]


上述规定虽然声言“不准任意开枪”,但其第四条(极大可能还有第三条)实际上却开了一个在特殊情况下“可开枪镇压”的口子。在此背景之下,2月23日,青海西宁发生了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组织开枪、死伤高达三百多人的极其严重流血事件,史称“二二三事件”。

二、青海省军区内的“反革命政变”

1967年1月12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召感下,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等二十七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接管了《青海日报》。次日,这些组织称:决定暂时封闭《青海日报》,在封闭期间,将以特刊形式印发新华社播发的重要新闻。

1月23日,中共中央等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据安绍杰(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夫人)后来主编的《刘贤权将军》一书称,“1月23日刘贤权主持召开了省军区常委会,学习中央决定以后,于下午6时,讨论确定支持左派群众的表态问题。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上报了兰州军区、党中央和军委。可是这表态消息刚一公布时,就立即引起了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强烈反对,而且随即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激烈行为。当晚9时许,另一派造反者冲进省军区机关揪斗刘贤权,一下扒掉了他的帽徽领章。与此同时,省军区机关内部也出现混乱局面,一些人迎合军外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逼迫刘贤权和常委撤销军区常委的决定。这样一来,当地派性斗争的形势就更加激烈,局势更为混乱。为扭转这一局面,刘贤权于当夜零点再次召集常委紧急会议,商议举措,遂决定把支持一派群众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3]根据上文,支持“八·一八”的表态,是刘贤权主持的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文中“另一派造反者”,应解读为“八一八”的对立面——保守派“捍卫队”。

文革后的青海省委,对这一天在省军区发生的事是另一说法:“1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之后,当天下午,刘贤权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继续讨论谁是左派问题,并进一步提出支持‘八·一八’的七条理由,其中特别强调:‘八·一八’既反省委又反王昭,应当支持。多数常委为避免造成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不同意刘的意见,而一致同意交机关干部讨论后再决定支持谁。会后,刘贤权却背着其他成员和机关干部,偷偷派他老婆去向‘八·一八’表态支持,要他们向军区‘报喜’,并私自指示省军区文革办公室通知驻军部队要一边倒,坚持支持‘八·一八’。由于刘贤权的阴谋活动,造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严重对立。其他群众组织到军区质问刘贤权为什么不支持他们,群情激奋,形势极为混乱。省军区机关和驻军部队为了稳定局势和维护西宁驻军部队的团结,一致要求军区党委纠正刘贤权的支派分裂活动”[4]。根据该说法,多数常委不同意刘的意见。“其他群众组织”,应指保守派“捍卫队”。

两种不同的说法,孰是孰非?

据查证,当时的省军区党委常委为:第一书记杨植霖(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王昭(省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兼),第三书记刘贤权(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区司令员),副书记王文英(省军区副政委),常委曾征(副司令员)、赵永夫(副司令员)、刘斯起(副司令员)、吴士杰(副政委)。杨植霖、王昭是省委领导兼职并已受到冲击不能与会,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常委至多六人。虽然刘的资历在与会者中是最老的,地位是最高的,但他的意见在常委中未能形成多数,常委中“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的说法,很值得怀疑,支持刘的似乎只有并非常委的副司令员张江霖。支持保守派、在常委中地位、资历比刘贤权(1955年少将)、曾征(1955年少将)、王文英(1964年晋升少将)都低的校级军官赵永夫,却在常委会中掌握了主导权。而这一现象也符合当时的一个普遍规律——在全国省一级地方军事机关中,支持保守派的力量占优势。像刘贤权这样支持造反派的省军区司令员,在全国确为凤毛麟角。

《刘贤权将军》一书接下来说:“从1月23日起,刘贤权的工作开始受到限制。在2月15日至3月8日这段时间里,刘贤权的行动就完全失去了自由。他这位老红军被造反派揪到军区机关批斗、毒打、隔离、武装看押、抄家受到羞辱”。[5]

以上过程,在3月24日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中,被定性为“反革命政变”。

三、青海日报社的枪声

1月29日,“八一八”宣告夺取了青海省委、省人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以及其他一切权力。该夺权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

2月3日,以赵永夫为核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动用250多台军用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公安机关同时将从“八一八”组织中逮捕的几名“反坏分子”,游街示众。

2月14日,赵永夫等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名义发布公告称:《青海日报》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虚假的宣传报道,欺骗中央,欺骗青海省广大革命群众,对青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决定自即日起,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是日,部队包围了报社,要求报社中的造反派组织撤离,遭到拒绝,双方僵持九天九夜。

2月23日,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布通令:“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6]及其所属组织。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时任兰州军区政委、与刘贤权观点相同的冼恒汉,后来在回忆录中称,赵永夫“于2月23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23日下午1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于发生。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现场惨不忍睹。报社内惊恐的群众四处躲藏,没有死伤的抓到就投入监狱。”[7]

文革后官方编纂的资料则称:“2月23日,报社内外的人越来越多,在局势异常混乱的情况下,部队战士不慎枪支走火,误伤了自己的战士数人,误认为是占据报社的‘八·一八造反派’先对外开枪射击,遂导致了部队开枪。部队现场指挥所的负责人虽未下令开枪,但在部队开枪后,没有采取果断制止措施,以至酿成‘二·二三’流血事件(注:死伤群众347人,其中:亡169人,伤178人)。”[8]

冼恒汉说赵永夫下令开枪,文革后的青海官方称赵未下令开枪,又孰是孰非?

一位现场目击者(报社女工作人员)的回忆可能更客观一些:“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在军区政治部工作的一个熟人悄悄透信给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切勿再去报社,那里将有重大行动。我立即意识到即将发生流血事件。第二天清晨,也即1967年2月23日,我刚起床,就有一个同志神色仓皇地来我家告诉我,从北大街通向报社印刷厂(那时报社人都在印刷厂上班)的北门坡已经实行戒严,禁止人车通行。我急忙洗了把脸,随来人一起疾行至北门坡想看个究竟。在离北门坡大约还有50米的地方,就已感觉到气氛异常。坡上坡下布满了武装岗哨,战士们个个表情严肃,严密监视着周围动向。坡下通往报社的马路已被机枪严密封锁,除非有当时的特别通行证,否则,任何人休想通过。我和一些人只得站在坡头的封锁线外,挤在人群中踮脚翘首向下遥望。大约上午10点钟光景,报社方向忽然枪声大作,它告诉人们镇压行动确已开始了。我的心情不知为什么一下变得沉重起来。……我与‘造反派’虽格格不入,但他们中真正的坏人毕竟是极少数,尤其是那些数以千计的工人群众,他们中的大多数自以为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日夜守卫在报社。子弹无情,究竟打死了多少人,其中是否有我熟悉的?为了了解确切情况,枪声一停,我便随着人流抄小路(小西门的城墙缺口)涌到报社印刷厂附近,这里正是多日来两军对垒的地方。我踮脚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排排尸首倒卧在血泊之中,沾满血迹和尘埃的衣服、鞋、帽,散落得到处都是,有的挂在树梢上,有的飞到低矮的屋顶上。可以想见那些手无寸铁的‘造反派’,一旦看到子弹真的向自己射来时,是如何地惊慌失措。我万没想到和平时期斗争竟会如此残酷!”[9]

四、叶剑英肯定了赵永夫的做法

冼恒汉在回忆录中称: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西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便立即给青海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的电话才接通了青海省军区的电话。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况,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

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

24日上午,我和张达志电告青海,要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将赵永夫、王文英及55师师长陈如意接来兰州。在汇报中,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事后我和张达志为了证实军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向军委发电报请示确认,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10]

所谓“有位军委领导”,冼其实指的是叶剑英。冼的说法从侧面证实,赵永夫与中央军委有着直接的联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兰州军区要赵永夫去汇报时,“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而赵永夫与北京的联系,一直以来是刻意绕开倾向于刘贤权的兰州军区的。赵永夫与军委的直接联系,在官方编纂并公开出版的《叶剑英年谱》中得到证实。该书1967年2月23日条目提及:“在电话中听取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关于对冲击《青海日报》的造反派的处理情况报告后,肯定了部队的做法。三月,中央文革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把是非完全颠倒过来,将赵永夫逮捕,并逼迫叶剑英多次检讨。”[11]

在2月23日以后一段短时间内,赵永夫仍然得到叶剑英等的肯定,并在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作过“经验介绍”。据安绍杰称,“到北京后,反革命分子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他组织的,‘二·二三’时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作了记录和录音。”[12]

五、中央对青海问题重新进行调查

中央对青海问题的态度,在三月初发生了变化。冼恒汉在“风雨八十载——赵永夫事件”中称:“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副武装押送的。3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张江霖本人的回忆说法有所不同:“3月8日,刘贤权和我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第三天,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来看我们,一见面就说:‘你们受惊了,到北京就自由了,好好休息!’”[13]

刘贤权等到北京后的第三天,亦即3月11日,毛泽东、林彪分别批示,要求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缘由据说是听了中央文革的反映。据称,毛的批示是:“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14]3月13日、21日、23日及24日,中央有关负责人四次接见青海党、政、军有关领导及群众组织代表,以调查了解基本情况,其中又以后两次规格最高,后两次,周恩来均出席。

在3月24日晚至25日凌晨2时半的会议上,在周恩来等的严厉质问之下,又再查清了“二二三事件”当天的一些细节。[15]



1.谁决定武装镇压?

康生:你们的指挥部[16]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晓川[17]:2月18日。(周恩来:嗯?)是1月18日。

康生: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1月18日就组织了。

周恩来:23日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联合指挥部讨论了?

张晓川:讨论通过了。

2.现场谁指挥?

周恩来:谁指挥?

张晓川: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

周恩来:现场上谁指挥?

张晓川:赵副司令员、陈师长。[18]

3.报社内的“八一八”有没有枪支?

周恩来: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镇压时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永夫:……

周恩来:简单点,你的报告上都有。

赵永夫:以前了解有枪。

周恩来等:现场有没有?

赵永夫:……(回答文不对题)。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就说有、没有。

赵永夫:当时没搜出来。

……

周恩来: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周愤怒地站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4.赵永夫有没有下令开枪及林彪有没有打电话给赵永夫?

赵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周恩来拍桌子,叶群、关锋等站了起来)

叶群:你还说林总来电,还感动得满脸热泪,什么时候给你来的电?

赵永夫:我接电话,问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说是。

叶群:林彪同志没有打电话!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有接到电话。24号听到此事,毛主席、林总非常气愤,下令调查此事。

叶群称林彪没有打电话,应是事实,电话是叶剑英打的。惟叶群以上所言之下半句,则很有疑问。所说的“24号”,指的应是2月24日。在同一会议上,叶曾称,“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是你,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不知道?”这与安绍杰所称“到北京后,反革命赵永夫表了三天功”是相吻合的。如果毛、林在2月24日就下令调查,断不会出现赵永夫其后还到军以上干部会议介绍经验的情况。毛、林态度的转变,应该有一个过程。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已表达得很清楚,毛、林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是3月11日下达的,此距“二二三事件”足足已有十八天。

六、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直至3月25日凌晨2时25分才结束的第四次接见,最后由周恩来宣布结束调查,并即场宣布了青海问题的处理办法。处理办法能够即场宣读,可见中央(包括毛、林)在这一次会议前已形成了统一的框架性意见。周并命令卫戍区人员将被宣布隔离受审的赵永夫、隔离反省的张晓川、王昭三人押出会场。

周恩来宣布并于当天形成正式文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称: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19],二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20]

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发布后,青海“二二三事件”各方胜负底定。毛、林对青海事件的态度转变,促成了对军队开枪镇压权的检讨,亦促成了4月6日“军委十条”的产生。


注 释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原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给林彪写信说:‘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我们把六条作为五条发出,第三条只在会议上念了一遍(发稿呈上),会后各军区请[求]将第三条单独发给他们再读一遍,以便掌握,我们已单独打印发给他们,说明看后收回(已经收回),请报主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并没有透露第三条具体内容。据王年一称,“1967年2月上旬,毛泽东对如何处理军队受冲击问题作了书面批示。大意是:绝不容许右派群众组织肆意冲击部队,但处置要妥当。首先要做说服工作;如果无效,他们硬要冲,可以放他们进来。他们占了一楼,部队可以退到二楼,继续做说服工作。如果他们强占二楼,部队可以退到三楼。如果他们以解放军的一再忍让为可欺,进一步强占三楼,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于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对大多数胁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仍可放他们回去。这个批示,林彪看过后转给了叶剑英,叶剑英在他主持的一个小型军委扩大会上作了传达。”(见《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201-202。)此说似与规定第三条有关。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22-223。其中用黑体字排印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安绍杰主编:《刘贤权将军》,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9月版,页218、219。

[4] 中共青海省委组织、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青海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组织史资料》,西宁,1995年5月版,页533。

[5] 《刘贤权将军》页219。文中的造反派,应解读为保守派。

[6] “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为青海“八一八”派除学生组织“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外其他社会力量组成的另一主要组织。

[7] 冼恒汉:风雨八十载——赵永夫事件,http://blog.116.com.cn./?618,最后访问:2014年6月29日。

[8]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组织史资料》页124。

[9] 王秀明:《青海“赵永夫事件”亲历记》,载《文史月刊》2001年第9期。

[10] 冼恒汉:风雨八十载——赵永夫事件。

[11] 《叶剑英年谱》下,页961。

[12] 安绍杰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晚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讲话,载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编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页44。

[13] 《刘贤权将军》页336。

[14] 张云生:《林彪秘书回忆录》,香港:存真社,1988年版,页74。

[15] 中央首长接见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及原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和外地赴青红卫兵纪要(第四次),1967年3月24日11点35分到25日2点25分,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页4-15。

[16] 指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

[17] 张晓川,时任驻西宁的总后青藏办事处(代号后字205部队,军级单位)副主任,联合指挥部成员。据康生了解,组织指挥部是张先找赵永夫及驻西宁的陆军第五十五师。

[18] 指赵永夫、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师长陈明友。

[19] 8061部队,为陆军第五十五师的代号。8122部队,为国防科委第二十二器材基地的代号。两部均驻青海。

[20]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319-324。 文革结束后,对赵永夫的结论发生了极大变化。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称:“一九六七年二月,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将青海革命群众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四十七人(亡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的严重事件,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造成‘二·二三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联办’领导小组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和武装夺占报社的错误决定与行动”,“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副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处理意见》不公平地将“二二三事件”的责任分了相当一部分给刘贤权:“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中央、军委在转发总政《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同意总政《处理意见》的请示,并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中央、军委在转发总政《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同意总政《处理意见》的请示,并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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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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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节 军以上干部会议


1967年春,为提高军队高级干部对文革和两条路线斗争认识、解决军队介入文革后遇到的思想和现实问题而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又称军级干部会议),按官方主流说法,会期为2月26日至3月25日一个月时间。[1]

惟范硕却有不同说法称,叶剑英等“于2月26日就此事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作了专题报告。经过批准,3月6日主持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召开全军军级干部会议问题。从3月9日至3月25日,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余人。”[2]

无论范硕的说法是否准确,据目前看到的材料,中央各要员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确是从3月9日开始的。

一、康生、陈伯达讲话

3月9日,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1966年5月同阿尔巴尼亚谢胡的谈话和1967年2月同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的谈话。在后一个谈话里,毛称,“我们过去只抓了个别问题,个别人物。五三年冬到五四年斗了高、饶,五九年把彭德怀、董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已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个形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而,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解决了罗,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广播了,八月红卫兵出现,发动了群众。去年聂元梓写的一张大字报,当时我在杭州,一天中午我看到了这张大字报,我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广播这张大字报,这样,大字报就满天飞了。清华、北大两附中写了两件材料,我看了,八·一我写了一封信给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大搞起来,八·一八我接见了八十万红卫兵,接着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写了一张二百多字的大字报,就从中央到地方,一些负责人反对学生运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白色恐怖,这样才揭发了刘、邓的问题。现在双方决战还未解决,今年三、四月可能看出眉目,解决问题可能到明年三、四月份,也可能更长一些时间。”[3]

同日,陈伯达在会议上讲话,谈刘少奇问题,附带谈了彭真的问题。陈伯达称:

1964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落到我们手里,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砍了,他就不让发了。他说:“这个报告修改后,有些地方还要斟酌。”这个报告讲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很强调,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他说的蹲点方法去做,按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去做,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支部书记,不能当干部。他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改组干部队伍,改组党中央。他说的蹲点,是王光美式的蹲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蹲点,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蹲点是毛主席提倡的,不是刘少奇提倡的。毛主席提倡的蹲点是阶级分析的蹲点,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是调查研究的蹲点。刘少奇抓住蹲点这个问题,就是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刘少奇的这种观点,不是1964年开始的,也不是1962年开始的。大家知道,日本投降以后,他就提出有名的“理论”——和平民主新阶段,提出共产党员要当“红色买办”,不是当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买办,而是要当美帝国主义的买办。那时候刘少奇是完全悲观的,对中国革命是绝望的。对中国的前途是绝望的。他要投奔另一条当美国买办的道路。刘少奇的这些东西被毛主席否定了,毛主席对他进行了教导,要他执行七大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全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完全违背刘少奇的意志的。[4]

第二天,3月10日,陈伯达在会议上讲述邓小平问题。陈称,“昨天讲了刘少奇的问题,下面再把邓小平的问题讲一下。邓小平每次开会,基本节目就是打牌,每次开会都要打。有人找他谈话,他没时间,还要陪他打牌,成了个很大的负担。不陪不行,他是总书记,陪了又耽误时间。很多同志有议论,总书记带头打牌,每天都打,还打通宵。我想打牌这个风气传下去很不好。影响到小孩子也打牌,打扑克。下面地、县也打,各系统、各部门也打,形成了一个风气。在乡下不是一般的打牌,有的还赌钱。总书记打牌,下面不好说,就传开了,这决不是小事,作为总书记,有这样的作风,影响很不好。有时间为什么不找干部谈谈话,学习毛主席著作,接见群众。他找萧华谈话,不好好谈,谈几句就算了。(萧华:每次我去汇报情况,都是三言两语,卡住时间,所以我到他那里汇报最容易。)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到他的大的方面。……刘少奇同邓小平是有个人矛盾的,但在大的方面站在一个立场上。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共同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4年冬1965年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二十三条时,毛主席批评刘少奇,不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批评邓小平搞独立王国。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就走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去了,这次会议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的个人矛盾就抛到后边去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同性就突出来了。”[6]

同日,康生在会议上讲述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文革必要性、两条路线斗争及“三结合” 等四个问题。3月13日,周恩来在会议上集中讲了军事管制的问题。李富春讲了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中一些具体问题。


二、萧华对刘、邓问题表态

随后,萧华、杨成武在会议上相继讲话,代表军队对刘、邓和彭、罗、陆、杨问题明确表态。

3月17日,萧华在会议上论及加强文革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问题时称,“在当前斗争的主要矛头应该对准刘、邓,一定要把刘、邓批深批透。”

萧华称:

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长期地、一贯地抵制和反对毛泽东思想,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用具体的事实来进行揭发和批判,尤其要结合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来进行批判。要通过对部队的教育,剥掉刘邓的画皮、使广大干部、战士认清他们的真面目。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康生同志的讲话,已经揭发了很多,他们讲的很清楚了。特别是关于刘少奇的问题,讲的更系统。这里,我只把刘少奇的问题概括地说一下。

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一再推行投降资产阶级的路线。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就大肆宣传活命哲学,叛徒哲学,指使某些被捕的“共产党员”投降阶级敌人。以后,又把他们包庇下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让他们窃踞要职。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准备向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屈膝投降。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他拼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他提出欢迎资本家剥削,发展资本主义,一九五○年,他把卖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称之为“爱国主义”的,他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富农,反对变工队、互助组,反对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叫嚷“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提倡“四大民主”。后来,他又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一九五六年,他迎合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大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二年,他大刮单干风,鼓吹什么“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时,大量印发他的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修养》。一九六四年,他执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长期以来,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我再补充几点:

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恶毒地诬蔑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是“把个人神化。”对于林副主席领导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攻击说:“有人搞学习毛主席著作,好象是捞资本”,并咒骂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 “庸俗化”。

他长期以来支持刘少奇,并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他同刘少奇一起刮黑风,搞“三自一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一同提出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路线。

他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时,把书记处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对毛主席实行封锁,不请示,不报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他,他不仅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刘邓在中央许多部门,在我们党的重要岗位上,安置了许多叛徒,许多坏人。旧中宣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旧中央组织部被叛徒控制了的,几任部长,如饶漱石、习仲勋、安子文,都是叛徒。

他包庇篡军反党野心家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错误。上海会议以后,去年三月又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邓小平的态度一直是保护罗瑞卿的,包庇罗瑞卿的。上海开会,他说:“我不知道啊,怎么一下子到这里来,开什么会呀,我们不清楚呀。”他在会上象个审判官一样。上海会议以后,邓的老婆还跑到罗瑞卿的老婆屋里,相抱大哭一场。在北京斗争罗瑞卿的会议,中央指定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彭真,一个是叶剑英同志组织三人小组。我和谢富治同志、杨成武同志几个人叫做工作小组,主持这个会议。会议开始之后,邓小平就跑到西北去了,彭真就跑到成都去了,和李井泉去挂勾,去部署。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写一个结论,我们是经过仔细核对的,凡是有一点不合乎事实的,凡是过不得硬的,一件件都勾掉了,剩下来的都是根据确凿,性质严重的。可是邓小平、彭真还包庇他,许多问题不准写,不准写罗对四个第一的造谣诬蔑,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等的不正常关系,不准写罗向地方伸手的问题,不准写罗恶毒诽谤主席的具体事例,不准写罗做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和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罗瑞卿回家对地主祖坟三鞠躬,也不准写,因为彭真回家也给地主祖坟行了三鞠躬礼。所以,斗争罗瑞卿、以后斗争彭真,实际上是打在彭罗的身上,痛在刘邓的心上。刘邓就是彭、罗、陆、杨的后台,就是他们的祖师爷。[8]


三、杨成武对刘、邓和彭、罗、陆、杨问题表态

3月19日,杨成武在会议上讲述“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彻底肃清他们对我军恶劣影响的问题”。 杨成武在讲话开头称,“这次会议是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召开的,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这次会议非常重要,要解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会议开的很好,是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训练班。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富春同志、徐副主席和萧主任已经作了指示。聂、叶副主席也要作指示,林副主席还要作重要指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还要接见到会的同志,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9]

杨成武称: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就是结成一伙来夺权,要夺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权。实际上,刘、邓就是他们的后台。如果没有刘、邓的支持,他们是不敢这样嚣张,这样疯狂的。

我们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绝不能低估。如果让他们阴谋得逞,那就会千百万人的人头落地,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世界革命的胜利就会推迟不知多少年。

他们都有一套假象,很能迷惑人。他们的反动思想有一定的市场。替他们吹喇叭,抬轿子的人大有人在,把他们揪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必须彻底地剥光他们的画皮,彻底地清算他们的罪行,彻底地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
去年以来,各军种、兵种、各军区和总部连续发生了反党分子跳出来夺权的事件。如空军的,工程兵的,通信兵的,还有二炮的,沈阳军区的,总参谋部的,总政治部的,等等。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军内的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很尖锐的。我们总参谋部,就有王尚荣、雷英夫,疯狂的跳出来,要夺权。工程兵有谭友林,二炮有宋烈,空军有成钧、刘震等人。沈阳军区也有。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是有后台的。对这些事件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后台是什么人,不说自明。所以必须提高警惕,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

罗瑞卿是他们的急先锋,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急先锋。

罗瑞卿的罪恶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明目张胆地向党伸手,疯狂地篡军反党,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主要表现在:1、封锁林副主席。2、造谣、诬蔑、诽谤林副主席,挑拨林副主席和毛主席以及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3、向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出难题,百般折磨林副主席。4、公开向党伸手,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

罗瑞卿的问题,林副主席早就觉察了。林副主席为了挽救他,几年来,正式地对他进行过六次批评、教育。他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林副主席要他通气,非常严肃地、语重心长地教育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我这里,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而罗瑞卿仍然实行封锁,就连大比武这一件大事情,他都不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军委。这个大比武,是在南京决定的,毛主席不知道,林副主席不知道,军委不知道。叶副主席是主管训练工作的,也不知道。是他擅自决定的。许多重大的事情,他不但自己不去请示、报告,而且不准别人去请示、报告,谁去林副主席那里报告了,请示了,他就训斥、打击谁。

今天在座的李作鹏同志就是挨了打的一个。他就告诉李作鹏同志,你以后不许到林总那里去。一九六五年五月初。我和罗瑞卿到上海去,林副主席又当面批评了他,又一次说他不通气,要他通气,并且当面给他规定了五条,那五条可具体哩!可是罗还是顽固不改。[10]

杨成武又称:

林副主席已经看透了罗瑞卿已不可挽救了,加上当时又发现了杨尚昆的问题。这个时候,林副主席才向毛主席报告处理罗的问题。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召开上海会议,揭罗的盖子。

毛主席对罗的问题早有察觉。毛主席几次在谈到罗的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罗的思想问题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个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搞几个人在一起。

毛主席把罗瑞卿看穿了。[11]

在谈到刘、邓问题时,杨成武称:

刘少奇在历史上是老犯机会主义错误的。解放战争初期,他就发表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对当时的对敌斗争起了极坏的作用。每一个纵队砍掉一个旅,是同他的错误分不开的。当时晋察冀边区就吃了他的大亏。晋察冀的不少同志提起这件事就有气。在当时敌我斗争那样严重的情况下,他不是加强战备,而是搞“精兵裁军”,这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思想的。以后有土地会议的形“左”而实右,村村点火,家家冒烟,扫地出门,“搬石头”。进城以后,同天津的资本家的谈话,以后接着反对合作化,刮单干风,一九六二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七千人大会上他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又一次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大吹王光美,到处做报告。一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他都是反对毛主席的,和毛主席唱反调的。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大毒草,是欺人之谈,流毒很广,必须彻底批判。他自以为了不起,和毛主席平起平坐的呀!每年国庆报纸上登照片都是登两个。他的照片和毛主席的一般大,替他抬轿子、吹喇叭的有的是。

再看看邓小平。

邓小平更是百般包庇罗。在上海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他就讲:“请军队与地方的负责同志来,不是来作一个决议,而是审查材料够不够,对的不对的、有出入的都可以提。林彪同志很重视这个问题,向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不三不四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在小组会议上公开说:“关于罗伸手问题,林彪同志说有,罗说没有,×××已死,死无对证”。他是不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是相信罗瑞卿的。他别有用心地用“死无对证”来否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及其他同志提出的铁证。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又向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讲罗的伸手问题是“死无对证” 。

这些事情今天在座的同志可能不清楚,所以要讲一讲。画皮不剥开,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上海会议后罗瑞卿回到北京以前,有一天下午,总理和邓小平去同罗瑞卿谈话。邓小平带着他的老婆一起去看罗瑞卿老婆。她一上楼梯就大哭特哭,痛哭流涕,哭得一塌糊涂。把警卫员、副官都弄得莫明其妙,问是怎么一回事。她上楼后,房子都没有走对,警卫员给了她手巾,擦完了眼泪,就钻到罗瑞卿老婆的房子里,关着门又大哭特哭。你们看一看嘛,这是什么感情!他们是有他们的阶级感情的。(肖华:郝治平的家庭是个恶霸地主,邓小平的老婆是宣威火腿总经理的女儿)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观人先观其友。罗瑞卿回到北京后,一直到他跳楼自杀(未遂,因他跳冰棍,如果他不是跳冰棍,脑袋冲下来就摔死了,他那是吓唬人的,不是真的想死),整整三个月,不仅不检讨错误,而且还狡辩。现在很清楚了,这是因为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在支持他。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中央召开工作小组会议批判罗瑞卿,邓小平在这个会议开场的时候(因为他是三人小组的组长嘛,三人小组里一个邓小平,一个彭真,一个叶剑英副主席),当着罗瑞卿的面说了这么一段话:“罗总觉得冤枉,有委屈,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党从来不强迫人承认错误。”实际上他是告诉罗不要承认错误,我支持你。他是领导小组的组长,可是会议开始两三天后,他就借故到西北去了,留下他的打手彭真跟叶剑英同志捣乱,以后连彭真也跑到成都活动去了。直到会议结束前一两天,在总理的催促下,他们才回来。回来以后,邓小平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又作了一个结论性的讲话,他对罗瑞卿跳楼自杀十分惋惜。他说:“他为什么自杀呢?如果你罗瑞卿认为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允许保留,党中央有这一条,你罗瑞卿为什么要自杀呢?”[12]

3月20日,林彪在会议上讲话。林彪称,“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第一,讲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第二,讲主流、支流的问题;第三,讲军队 支援地方的问题。”林彪的讲话记录稿于3月30日送毛泽东审阅,毛当日批示称,“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播放林彪这个讲话录音的通知。4月24日,中央印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13]

3月21日,毛泽东接见了会议的全体参加者。

四、林彪谈青海问题

会议后期,经调查,中央对青海军队开枪镇压一事的处理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3月25日,军以上干部会议的最后一天,下午七时,林彪在京西宾馆首层会议室谈及青海问题时强调,“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随便开枪,不能随便抓人,一定要守住这一条死守线。”林彪称:

青海问题很大,是个严重的事件。前几天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只听了赵永夫的谎言。原来他把问题完全弄颠倒了。青海问题是一个大案件,是实行法西斯的大镇压。元月23日青海军区接到中央的指示(五条),刘贤权同志召集常委开会,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并向群众表明态度,支持八·一八,本来是对的,是正确的。就在这个同时,赵永夫煽动机关造刘贤权同志的反,同时又勾结反党分子王昭,操纵支持保守组织捍卫队、红卫兵总部,来斗刘贤权同志。赵永夫这个坏蛋并停止刘贤权、张江霖同志的工作,然后就篡夺了军权。后来,又勾结总后青藏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非法组织了联合指挥部,反抗兰州军区,操纵了驻军镇压八·一八。对内代替了青海军区党委,对外代替了青海省委,独揽了青海省党政军大权。并不经军区讨论和上级批准,张晓川非法调动了200多辆汽车游行。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有三条指示,叫把部队撤出来,赵又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到兰州搞“绝食斗争”。赵为了镇压八·一八,对八·一八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想尽一切办法找根据,谎报军情说:“群众有枪”,“群众先开枪的”。实际上部队先开枪的。二十三日调动了十三个连围攻报社,并开枪,抓了一万多人,打死打伤几百人,这是残忍的反革命行动!赵造谣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总理也打了电话,(周恩来插话:根本没有那样的事)。他说:我打电话说“打得好”,都是捏造。

三月十一日,青海问题,主席批了。经过调查,已经查清楚了,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青海的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变,推翻了刘贤权同志的领导。赵永夫这个家伙,一九三三年在国民党南京教导总队受过几年反革命训练。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是隐藏在党内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分子。刘贤权同志是个好同志,老红军,是支持八·一八的。去年反对王昭也是正确的(叫刘贤权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又叫张江霖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张江霖同志是支持刘贤权同志的,也是好同志。刘贤权同志也有个缺点呀!警惕性不高,你和老虎睡在一起,为什么没有发现?驻军其他同志也是警惕性不高,跟着跑,政治上麻痹,(犯了错误,……未记清)也应吸取教训。驻军调动十三个连,包围青海日报社,对八·一八进行残酷地镇压,法西斯暴行,这是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是个典型。就是对于那些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的组织也不能开枪呀!除非是武装暴乱,只要是徒手群众就不要开枪。这一点你们回到部队要好好贯彻,开枪是没有好处的,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随便开枪,不能随便抓人,一定要守住这一条死守线。(记不清)开枪就变成大血案、大刽子手!西藏不也是为报社问题,几千人包围了六天,经过耐心的政策宣传教育,没有开枪,把群众争取过来了,也解决了问题。这样的例子其他地方也有。为什么要采取镇压的行为呢?开枪只能说明:只有那些仇恨人民的人,才能干得出来。不然是不可理解的,是想不到的事。赵永夫造了很多谣,说:八·一八有枪,首先开枪,是100%的反革命。经调查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八·一八没有枪,怎么能首先开枪呢?就是事后也没有搜出一支枪。当时,青海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我们都很重视,觉得问题很大,打死这些人就是问题,经过一查就是有问题。事情发生后震动很大。即是反动的,也不能这样做。即是反动的,也是头头反动,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是好的嘛!报告都有倾向性,对报告要慎重,不能以报告者的观点去听报告。[14]

经此会议,军队高级干部对刘、邓问题的认识可能有所“提高”,惟从全军来看,尤其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对文革的不理解,对造反派的抵触反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虽然此后又有四月份的军委十条和军委扩大会议再做认识转变促进工作,顽疾还是未能得以根除,终于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七二○事件”。

注 释
[1] 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页961。
[2] 范硕主编:《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广东叶剑英基金会,2001年5月版,页159。据留存下来的毛等与参加会议人员的合照判断,除各总部和军兵种主要首长外,会议参加者全部为各大军区而并没有各总部和军兵种的军级领导。
[3]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1-2。
[4]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6。
[5]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7。
[6]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8-10。
[7]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19。
[8]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44-47。
[9]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57。
[10]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57-59。
[11]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62。
[12]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66-68。
[13]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00-302。
[14]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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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节 对重点及要害部门的军事管制


3月19日,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集中使用了“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即后来简称为“三支两军”的概念。

毋庸置疑,“三支两军”首位的是支左。支左可谓渗透至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军管则次之,主要针对重点部门、重点地区。实施军管的时间,早于支左。

3月13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首先讲到军管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1]

事实上,军管工作在1967年1月中旬已经展开。首先实施军管的是广播电台、银行、仓库和监狱系统等。


一、对广播电台的军管

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称,“我们的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同那些控制电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中央决定:凡是发生这样情况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转播中央广播电台中的节目。已经进入广播电台的革命群众应当立即退出,广播电台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交给群众离开电台去斗争。群众有意见的领导人,应当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各地广播电台,应当一律使用原来人民广播电台的名称,不要改变。”[2]

1月2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补充指示称:

(一)坚决支持各省、市的广播电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成为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

(二)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尚不能控制局面,要求人民解放军保护时,军队应当立即实行军事管制。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军队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三)实行军事管制是暂时的、过渡的措施。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应当结束军事管制。

(四)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地方台可以自编一部分节目。这些节目必须是反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而不得反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声音,不得反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3]

据官方资料,截至1967年5月底,“全国实行军管的广播电台(站)547个,占全部广播电台(站)的24%,19个省级电台实行了军管。”[4]


二、对银行系统的军管和军事保护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称,“现在,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煽动一时被他们蒙蔽的、支持他们的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大批地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到北京来,或者流进大城市,甚至煽动罢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银行,强行提款。一切革命同志必须提高警惕,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今后,如果发现有人继续进行这种煽动,应立即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5]

官方资料称,截至1967年5月底,“全国有1219个银行实行军管和军事保护,占全国银行总数的42%,大部分地专区以上所属的银行和仓库均实行了军管和军事保护。其中,辽宁省110个银行、上海市41个银行均全部实行军管” 。[6]


三、对仓库、监狱的军管

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称,“现在发现有的坏人煽动抢劫仓库的事件。中央决定: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国家仓库中的一切物资,没有国家调拨的指示,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得私自动用,违背者以国家纪律严厉惩处。”[7]

据周恩来3月13日讲话,到2月中旬,全国实行军管的仓库三千一百多个。四、对民航系统的军事接管 [8]

1月25日,周恩来就民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嘱秘书告吴法宪:应立即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包括整个民航系统和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搞。[9]

1月26日,国务院、军委发布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全文如下: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了战备的需要,为了保障国际国内航班的正常与安全,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现决定:

一、对民航总局、各大区管理局、省(区)局、航空站、指挥勤务保障体系、机场和飞行学校,一律由军队接管。接管工作由空军组织实施。

二、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遵照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按军队系统的安排和做法进行。

三、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各单位的革命组织,对民航系统以外的革命组织,一律不进行串连。[10]


五、对公安系统的军管

2月9日,周恩来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公安部、北京卫戍区联合发布的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布告经毛泽东批准后于2月11日发出。[11]

2月11日,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发表布告称,“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牟立善同志[12]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王更印两同志[13]为副主任,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

布告还称:

一、北京市公安

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维护革命秩序,坚决支持、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派,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京市的全体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应当在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坚守岗位,积极工作,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二、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支持公安局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闹革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群众结合,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彭真、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彻底改造旧公安局,建立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非常革命化的无产阶级公安局。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有义务支持和协助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维护革命秩序。革命群众对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有意见,可以向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军事代表提出;问题严重的,可以由公安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同意,邀请有关的革命群众代表参加批判;有犯罪行为、证据确凿的,由军事管制委员会依法处理。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得私自处理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14]

周恩来3月13日在向军以上干部讲解有关军管的文件时称,“目前省市公安局六十二个,大部接管了。公安机构过去长期受彭、罗影响,里面有一小撮坏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冲击了一下,揭发出一批坏人。公安部曾经试行夺权,但最后还是实行军事管制。内部即使是真正的革命派夺了权,但力量小,压不住坏人。南京、杭州公安局也有这样的情况。北京公安局,由政法公社一个单位包下来,结果不行。他们年轻,革命热情有余,但经验不足,坏人不但没有被揭发,反而保起来了,反而使他们被动。也有由内部坏人夺权的,他们拿权整好人,如天津公安局有一个时期,连交通警都不上岗了。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实行军管,坏人才有所畏惧,广大革命群众欢欣鼓舞。”

9月6日,周恩来批示,鉴于公安部预审局(第十三局)两派斗争激烈,机构瘫痪,同意公安部党组提出的由北京卫戍区接管公安部预审局的请示。11月19日,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军事接管十三局的情况报告》。报告称,担任军事接管的同志10月27日正式进入,10月28日开始交接,11月7日基本完成(包括秦城监狱)。十三局建立军管会。原十三局的大部分同志撤出,参加公安部学习班。[15]

1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决定称,现在不少地方公、检、法机关造反派一方面作为革命群众组织与地方上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串连和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又作为专政机关执行专政职能。这种混淆两种职能的情况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为此规定:凡未实行军管的,应一律实行军管;为了防止各地公安机关档案的丢失或转移,一律由人民解放军接管;各地公安机关不论由机关内部或外部造反派已经夺权的,仍应实行军事管制,外部造反派应立即退出公安机关,内部造反派应按行政系统接受军管委员会或军代表的领导,不许进行内外串连,也不要再参加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按系统的大联合和代表会,而只在内部协助军管会或军代表进行革命和业务工作。[16]


六、对北京地区几个重点单位的军管

3月2日,周恩来同杨德中谈对北京饭店军管事。[17]3月7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通知,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接管北京饭店,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徐广先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高长清、和仲仁为副主任。通知称,“饭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业务工作,在军管会的监督和党委领导下进行”,“在军事接管后,对外一律停止串连”。

3月13日,周恩来在向军以上干部讲解有关军管的文件时提及:二、军事管制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种是派出军代表,必要时可以派出军队保护。如北京饭店,派了三个军队干部去,订出几条规定,群众大多数是拥护的,其他大饭店,照办就行了,人数还可以更少。有的地方不行,需要派军队保护。”

3月17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发表布告称,“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对《北京日报》实行军事管制,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特派遣曹增仪、李班军二同志为军事代表。”

3月22日,周恩来审改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北京医院实行军管的通知稿。[18]翌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通知,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医院,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赵欣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彬、傅吉庆为副主任。通知称,“医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医务行政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在军事接管后,对外一律停止串连”。


七、对各地报纸的军管

3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称:

现在,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情况错综复杂,各省市的报纸宣传工作出现一些问题,中央特作如下规定:

(一)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绝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攻击另一个革命组织的工具。

(二)各省、市、自治区的临时权力机构建立起来以后,地方报纸应接受其领导。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地方报纸应接受当地军管会的领导。

(三)(略)

(四)在报社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控制局面,派别斗争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实行军事管制。如报纸不能正常出版,可以出《新闻电讯》,刊载新华社电讯和中央报刊上的文章。

(五)~(八)(略)

(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报纸都不能发表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应当立即处理。

(十)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和单位,包括报纸和广播电台,都一律不要在报纸上和广播中公开宣布军事管制。[19]

据官方资料称,截至1967年5月底,“全国实行军管的报社111个,占全部报社的53﹪;22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社实行军管”。[20]

八、对大庆油田的军管

早在2月13日,周恩来在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代表时即称:搞乱大庆,这是很危险的。大庆太重要了,不能不由军队来接管。[21]

大庆军管延至3月下旬方落实。3月23日,周恩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在送毛泽东批阅时注明:“对于这样一个带全国性的大企业的军管,并由一个师的兵力驻在大庆,我们认为应由中央、国务院、军委发布这一决定。”毛泽东批:照办。[22]决定稿的主要内容是: 一、自1967年3月27日起,由沈阳军区派驻大庆地区的部队,组织大庆油田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向油田所属各生产指挥部、各重点单位、各重要居民区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管。二、油田军管会受沈阳军区和石油工业部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接管油田的党政权力,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便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镇压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油田的生产和基本建设。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这个决定。[23]

3月27日,沈阳军区派出部队进驻大庆油田。油田军管会主任由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担任,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禇传禹、军政治部副主任周的民任副主任。[24]


十、对高等军事学院的军管

在对地方重点地区、重点单位进行军管的同时,对被视为陷入混乱的军队内部部分单位也实行了军管。比较典型的是对高等军事学院的军管。

4月19日,军委关于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全文称: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进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央军委任命陈奇涵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曹广化同志为副主任。[25]

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二、高等军事学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学、行政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和其他有关的指示、规定。

三、高等军事学院的群众组织,要认真进行整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务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认真提倡文斗,坚定地制止武斗。如再发生武斗,应对凶手及其主使者,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四、高等军事学院的警卫、通讯和运输分队统归军事管制委员会指挥,有线广播设备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五、全体员工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坚守岗位,积极工作,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建立良好的革命秩序。对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和决定,必须坚决执行。[26]


注 释

[1] 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13日,载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1967年9月,页22-29。
[2] 西北大学文革筹委会山鹰战斗队:《中共中央文件》,1967年10月,页74。
[3] 西北大学文革筹委会山鹰战斗队:《中共中央文件》,1967年10月,页82。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30。
[5]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一)》,1968年4月,页183-184。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30。此资料有关实行军管和军事保护的银行数量比周恩来3月13日讲话中提及的1400多个要少一百多个。
[7] 西北大学文革筹委会山鹰战斗队:《中共中央文件》,1967年10月,页79。
[8] 军事接管,与一般意义上的军事管制有所不同。军事管制并不改变被管制单位的原隶属、领导关系;军事接管则改变被接管单位的隶属、领导关系,改归军队建制。
[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17。
[10]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234-235。其实,自1962年4月始,民航总局虽归国务院直接领导,惟民航的业务、党政、干部人事等工作已由空军负责管理。有关民航工作的重大问题,由空军报请军委解决,或由空军报请军委转报中央或国务院解决。民航总局局长由空军副司令员邝任农担任,政委由原广州军区空军政委刘锦平担任。
[1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24。
[12] 牟立善,时任陆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1967年4月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8年6月调任旅大警备区参谋长。
[13] 刘传新,时任陆军第二十七军副政委。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977年1月被免职,同年5月自杀身亡。王更印,时任陆军第五十五军第二一五师政委。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1984年2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0年。
[14]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北京:1967年5月,页236-239。
[15] 《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年1月版,页318。
[16] 《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页320。
[1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32。
[1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39-140。
[19] 石家庄市人委机关革命联合委员会辑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1967年9月,页152-154。
[2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30。
[2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26。
[2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40。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95-296。
[24] 1968年5月,大庆革委会成立,禇传禹任主任。大庆革委会成立后,军管会与革委会同时行使党政权力。1969年10月,沈阳军区党委决定将大庆军管会的领导权移交黑龙江省军区,11月,免禇传禹主任职,翌年4月,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丁继先任中共大庆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军管会主任。1973年2月,根据中央精神,黑龙江省委、省军区批准撤销大庆油田军管会。
[25] 陈奇涵,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广化,时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
[26] 石家庄市人委机关革命联合委员会辑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1967年9月,页191-193。1968年1月20日,军管会向军委报送《关于成立高等军事学院革命委员会的报告》,1月26日,军委批准报告,并规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即解除军事管制,撤出军管人员。1月28日,高等军事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史》第二卷,页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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