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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9月 26, 2018 9: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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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节 青海“二二三事件”


一、军委关于“可开枪镇压”的内部规定

在1月28日“军委八条”公开颁布十天之后,2月9日,中央军委又内部颁布了林彪2月7日送审、毛泽东作过两次修改的《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全文如下:

各军区、各军兵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支持真正的(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已经遇到各种复杂情况,以至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如新疆、内蒙)。因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

(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派、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以逮捕他们的头目,但不要开枪。

(三)略

(四)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

(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

(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以上规定,大部分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进行宣传教育。但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1]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2]


上述规定虽然声言“不准任意开枪”,但其第四条(极大可能还有第三条)实际上却开了一个在特殊情况下“可开枪镇压”的口子。在此背景之下,2月23日,青海西宁发生了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组织开枪、死伤高达三百多人的极其严重流血事件,史称“二二三事件”。

二、青海省军区内的“反革命政变”

1967年1月12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召感下,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等二十七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接管了《青海日报》。次日,这些组织称:决定暂时封闭《青海日报》,在封闭期间,将以特刊形式印发新华社播发的重要新闻。

1月23日,中共中央等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据安绍杰(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夫人)后来主编的《刘贤权将军》一书称,“1月23日刘贤权主持召开了省军区常委会,学习中央决定以后,于下午6时,讨论确定支持左派群众的表态问题。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上报了兰州军区、党中央和军委。可是这表态消息刚一公布时,就立即引起了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强烈反对,而且随即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激烈行为。当晚9时许,另一派造反者冲进省军区机关揪斗刘贤权,一下扒掉了他的帽徽领章。与此同时,省军区机关内部也出现混乱局面,一些人迎合军外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逼迫刘贤权和常委撤销军区常委的决定。这样一来,当地派性斗争的形势就更加激烈,局势更为混乱。为扭转这一局面,刘贤权于当夜零点再次召集常委紧急会议,商议举措,遂决定把支持一派群众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3]根据上文,支持“八·一八”的表态,是刘贤权主持的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文中“另一派造反者”,应解读为“八一八”的对立面——保守派“捍卫队”。

文革后的青海省委,对这一天在省军区发生的事是另一说法:“1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之后,当天下午,刘贤权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继续讨论谁是左派问题,并进一步提出支持‘八·一八’的七条理由,其中特别强调:‘八·一八’既反省委又反王昭,应当支持。多数常委为避免造成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不同意刘的意见,而一致同意交机关干部讨论后再决定支持谁。会后,刘贤权却背着其他成员和机关干部,偷偷派他老婆去向‘八·一八’表态支持,要他们向军区‘报喜’,并私自指示省军区文革办公室通知驻军部队要一边倒,坚持支持‘八·一八’。由于刘贤权的阴谋活动,造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严重对立。其他群众组织到军区质问刘贤权为什么不支持他们,群情激奋,形势极为混乱。省军区机关和驻军部队为了稳定局势和维护西宁驻军部队的团结,一致要求军区党委纠正刘贤权的支派分裂活动”[4]。根据该说法,多数常委不同意刘的意见。“其他群众组织”,应指保守派“捍卫队”。

两种不同的说法,孰是孰非?

据查证,当时的省军区党委常委为:第一书记杨植霖(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王昭(省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兼),第三书记刘贤权(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区司令员),副书记王文英(省军区副政委),常委曾征(副司令员)、赵永夫(副司令员)、刘斯起(副司令员)、吴士杰(副政委)。杨植霖、王昭是省委领导兼职并已受到冲击不能与会,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常委至多六人。虽然刘的资历在与会者中是最老的,地位是最高的,但他的意见在常委中未能形成多数,常委中“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的说法,很值得怀疑,支持刘的似乎只有并非常委的副司令员张江霖。支持保守派、在常委中地位、资历比刘贤权(1955年少将)、曾征(1955年少将)、王文英(1964年晋升少将)都低的校级军官赵永夫,却在常委会中掌握了主导权。而这一现象也符合当时的一个普遍规律——在全国省一级地方军事机关中,支持保守派的力量占优势。像刘贤权这样支持造反派的省军区司令员,在全国确为凤毛麟角。

《刘贤权将军》一书接下来说:“从1月23日起,刘贤权的工作开始受到限制。在2月15日至3月8日这段时间里,刘贤权的行动就完全失去了自由。他这位老红军被造反派揪到军区机关批斗、毒打、隔离、武装看押、抄家受到羞辱”。[5]

以上过程,在3月24日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中,被定性为“反革命政变”。

三、青海日报社的枪声

1月29日,“八一八”宣告夺取了青海省委、省人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以及其他一切权力。该夺权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

2月3日,以赵永夫为核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动用250多台军用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公安机关同时将从“八一八”组织中逮捕的几名“反坏分子”,游街示众。

2月14日,赵永夫等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名义发布公告称:《青海日报》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虚假的宣传报道,欺骗中央,欺骗青海省广大革命群众,对青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决定自即日起,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是日,部队包围了报社,要求报社中的造反派组织撤离,遭到拒绝,双方僵持九天九夜。

2月23日,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布通令:“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6]及其所属组织。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时任兰州军区政委、与刘贤权观点相同的冼恒汉,后来在回忆录中称,赵永夫“于2月23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23日下午1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于发生。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现场惨不忍睹。报社内惊恐的群众四处躲藏,没有死伤的抓到就投入监狱。”[7]

文革后官方编纂的资料则称:“2月23日,报社内外的人越来越多,在局势异常混乱的情况下,部队战士不慎枪支走火,误伤了自己的战士数人,误认为是占据报社的‘八·一八造反派’先对外开枪射击,遂导致了部队开枪。部队现场指挥所的负责人虽未下令开枪,但在部队开枪后,没有采取果断制止措施,以至酿成‘二·二三’流血事件(注:死伤群众347人,其中:亡169人,伤178人)。”[8]

冼恒汉说赵永夫下令开枪,文革后的青海官方称赵未下令开枪,又孰是孰非?

一位现场目击者(报社女工作人员)的回忆可能更客观一些:“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在军区政治部工作的一个熟人悄悄透信给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切勿再去报社,那里将有重大行动。我立即意识到即将发生流血事件。第二天清晨,也即1967年2月23日,我刚起床,就有一个同志神色仓皇地来我家告诉我,从北大街通向报社印刷厂(那时报社人都在印刷厂上班)的北门坡已经实行戒严,禁止人车通行。我急忙洗了把脸,随来人一起疾行至北门坡想看个究竟。在离北门坡大约还有50米的地方,就已感觉到气氛异常。坡上坡下布满了武装岗哨,战士们个个表情严肃,严密监视着周围动向。坡下通往报社的马路已被机枪严密封锁,除非有当时的特别通行证,否则,任何人休想通过。我和一些人只得站在坡头的封锁线外,挤在人群中踮脚翘首向下遥望。大约上午10点钟光景,报社方向忽然枪声大作,它告诉人们镇压行动确已开始了。我的心情不知为什么一下变得沉重起来。……我与‘造反派’虽格格不入,但他们中真正的坏人毕竟是极少数,尤其是那些数以千计的工人群众,他们中的大多数自以为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日夜守卫在报社。子弹无情,究竟打死了多少人,其中是否有我熟悉的?为了了解确切情况,枪声一停,我便随着人流抄小路(小西门的城墙缺口)涌到报社印刷厂附近,这里正是多日来两军对垒的地方。我踮脚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排排尸首倒卧在血泊之中,沾满血迹和尘埃的衣服、鞋、帽,散落得到处都是,有的挂在树梢上,有的飞到低矮的屋顶上。可以想见那些手无寸铁的‘造反派’,一旦看到子弹真的向自己射来时,是如何地惊慌失措。我万没想到和平时期斗争竟会如此残酷!”[9]

四、叶剑英肯定了赵永夫的做法

冼恒汉在回忆录中称: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西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便立即给青海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的电话才接通了青海省军区的电话。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况,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

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

24日上午,我和张达志电告青海,要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将赵永夫、王文英及55师师长陈如意接来兰州。在汇报中,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事后我和张达志为了证实军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向军委发电报请示确认,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10]

所谓“有位军委领导”,冼其实指的是叶剑英。冼的说法从侧面证实,赵永夫与中央军委有着直接的联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兰州军区要赵永夫去汇报时,“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而赵永夫与北京的联系,一直以来是刻意绕开倾向于刘贤权的兰州军区的。赵永夫与军委的直接联系,在官方编纂并公开出版的《叶剑英年谱》中得到证实。该书1967年2月23日条目提及:“在电话中听取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关于对冲击《青海日报》的造反派的处理情况报告后,肯定了部队的做法。三月,中央文革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把是非完全颠倒过来,将赵永夫逮捕,并逼迫叶剑英多次检讨。”[11]

在2月23日以后一段短时间内,赵永夫仍然得到叶剑英等的肯定,并在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作过“经验介绍”。据安绍杰称,“到北京后,反革命分子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他组织的,‘二·二三’时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作了记录和录音。”[12]

五、中央对青海问题重新进行调查

中央对青海问题的态度,在三月初发生了变化。冼恒汉在“风雨八十载——赵永夫事件”中称:“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副武装押送的。3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张江霖本人的回忆说法有所不同:“3月8日,刘贤权和我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第三天,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来看我们,一见面就说:‘你们受惊了,到北京就自由了,好好休息!’”[13]

刘贤权等到北京后的第三天,亦即3月11日,毛泽东、林彪分别批示,要求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缘由据说是听了中央文革的反映。据称,毛的批示是:“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14]3月13日、21日、23日及24日,中央有关负责人四次接见青海党、政、军有关领导及群众组织代表,以调查了解基本情况,其中又以后两次规格最高,后两次,周恩来均出席。

在3月24日晚至25日凌晨2时半的会议上,在周恩来等的严厉质问之下,又再查清了“二二三事件”当天的一些细节。[15]



1.谁决定武装镇压?

康生:你们的指挥部[16]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晓川[17]:2月18日。(周恩来:嗯?)是1月18日。

康生: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1月18日就组织了。

周恩来:23日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联合指挥部讨论了?

张晓川:讨论通过了。

2.现场谁指挥?

周恩来:谁指挥?

张晓川: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

周恩来:现场上谁指挥?

张晓川:赵副司令员、陈师长。[18]

3.报社内的“八一八”有没有枪支?

周恩来: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镇压时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永夫:……

周恩来:简单点,你的报告上都有。

赵永夫:以前了解有枪。

周恩来等:现场有没有?

赵永夫:……(回答文不对题)。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就说有、没有。

赵永夫:当时没搜出来。

……

周恩来: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周愤怒地站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4.赵永夫有没有下令开枪及林彪有没有打电话给赵永夫?

赵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周恩来拍桌子,叶群、关锋等站了起来)

叶群:你还说林总来电,还感动得满脸热泪,什么时候给你来的电?

赵永夫:我接电话,问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说是。

叶群:林彪同志没有打电话!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有接到电话。24号听到此事,毛主席、林总非常气愤,下令调查此事。

叶群称林彪没有打电话,应是事实,电话是叶剑英打的。惟叶群以上所言之下半句,则很有疑问。所说的“24号”,指的应是2月24日。在同一会议上,叶曾称,“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是你,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不知道?”这与安绍杰所称“到北京后,反革命赵永夫表了三天功”是相吻合的。如果毛、林在2月24日就下令调查,断不会出现赵永夫其后还到军以上干部会议介绍经验的情况。毛、林态度的转变,应该有一个过程。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已表达得很清楚,毛、林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是3月11日下达的,此距“二二三事件”足足已有十八天。

六、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直至3月25日凌晨2时25分才结束的第四次接见,最后由周恩来宣布结束调查,并即场宣布了青海问题的处理办法。处理办法能够即场宣读,可见中央(包括毛、林)在这一次会议前已形成了统一的框架性意见。周并命令卫戍区人员将被宣布隔离受审的赵永夫、隔离反省的张晓川、王昭三人押出会场。

周恩来宣布并于当天形成正式文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称: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19],二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20]

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发布后,青海“二二三事件”各方胜负底定。毛、林对青海事件的态度转变,促成了对军队开枪镇压权的检讨,亦促成了4月6日“军委十条”的产生。


注 释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原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给林彪写信说:‘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我们把六条作为五条发出,第三条只在会议上念了一遍(发稿呈上),会后各军区请[求]将第三条单独发给他们再读一遍,以便掌握,我们已单独打印发给他们,说明看后收回(已经收回),请报主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并没有透露第三条具体内容。据王年一称,“1967年2月上旬,毛泽东对如何处理军队受冲击问题作了书面批示。大意是:绝不容许右派群众组织肆意冲击部队,但处置要妥当。首先要做说服工作;如果无效,他们硬要冲,可以放他们进来。他们占了一楼,部队可以退到二楼,继续做说服工作。如果他们强占二楼,部队可以退到三楼。如果他们以解放军的一再忍让为可欺,进一步强占三楼,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于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对大多数胁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仍可放他们回去。这个批示,林彪看过后转给了叶剑英,叶剑英在他主持的一个小型军委扩大会上作了传达。”(见《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201-202。)此说似与规定第三条有关。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22-223。其中用黑体字排印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安绍杰主编:《刘贤权将军》,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9月版,页218、219。

[4] 中共青海省委组织、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青海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组织史资料》,西宁,1995年5月版,页533。

[5] 《刘贤权将军》页219。文中的造反派,应解读为保守派。

[6] “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为青海“八一八”派除学生组织“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外其他社会力量组成的另一主要组织。

[7] 冼恒汉:风雨八十载——赵永夫事件,http://blog.116.com.cn./?618,最后访问:2014年6月29日。

[8]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组织史资料》页124。

[9] 王秀明:《青海“赵永夫事件”亲历记》,载《文史月刊》2001年第9期。

[10] 冼恒汉:风雨八十载——赵永夫事件。

[11] 《叶剑英年谱》下,页961。

[12] 安绍杰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晚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讲话,载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编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页44。

[13] 《刘贤权将军》页336。

[14] 张云生:《林彪秘书回忆录》,香港:存真社,1988年版,页74。

[15] 中央首长接见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及原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和外地赴青红卫兵纪要(第四次),1967年3月24日11点35分到25日2点25分,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页4-15。

[16] 指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

[17] 张晓川,时任驻西宁的总后青藏办事处(代号后字205部队,军级单位)副主任,联合指挥部成员。据康生了解,组织指挥部是张先找赵永夫及驻西宁的陆军第五十五师。

[18] 指赵永夫、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师长陈明友。

[19] 8061部队,为陆军第五十五师的代号。8122部队,为国防科委第二十二器材基地的代号。两部均驻青海。

[20]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319-324。 文革结束后,对赵永夫的结论发生了极大变化。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称:“一九六七年二月,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将青海革命群众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四十七人(亡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的严重事件,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造成‘二·二三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联办’领导小组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和武装夺占报社的错误决定与行动”,“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副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处理意见》不公平地将“二二三事件”的责任分了相当一部分给刘贤权:“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中央、军委在转发总政《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同意总政《处理意见》的请示,并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中央、军委在转发总政《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同意总政《处理意见》的请示,并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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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9月 26, 2018 9: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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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节 军以上干部会议


1967年春,为提高军队高级干部对文革和两条路线斗争认识、解决军队介入文革后遇到的思想和现实问题而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又称军级干部会议),按官方主流说法,会期为2月26日至3月25日一个月时间。[1]

惟范硕却有不同说法称,叶剑英等“于2月26日就此事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作了专题报告。经过批准,3月6日主持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召开全军军级干部会议问题。从3月9日至3月25日,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余人。”[2]

无论范硕的说法是否准确,据目前看到的材料,中央各要员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确是从3月9日开始的。

一、康生、陈伯达讲话

3月9日,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1966年5月同阿尔巴尼亚谢胡的谈话和1967年2月同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的谈话。在后一个谈话里,毛称,“我们过去只抓了个别问题,个别人物。五三年冬到五四年斗了高、饶,五九年把彭德怀、董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已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个形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而,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解决了罗,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广播了,八月红卫兵出现,发动了群众。去年聂元梓写的一张大字报,当时我在杭州,一天中午我看到了这张大字报,我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广播这张大字报,这样,大字报就满天飞了。清华、北大两附中写了两件材料,我看了,八·一我写了一封信给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大搞起来,八·一八我接见了八十万红卫兵,接着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写了一张二百多字的大字报,就从中央到地方,一些负责人反对学生运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白色恐怖,这样才揭发了刘、邓的问题。现在双方决战还未解决,今年三、四月可能看出眉目,解决问题可能到明年三、四月份,也可能更长一些时间。”[3]

同日,陈伯达在会议上讲话,谈刘少奇问题,附带谈了彭真的问题。陈伯达称:

1964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落到我们手里,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砍了,他就不让发了。他说:“这个报告修改后,有些地方还要斟酌。”这个报告讲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很强调,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他说的蹲点方法去做,按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去做,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支部书记,不能当干部。他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改组干部队伍,改组党中央。他说的蹲点,是王光美式的蹲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蹲点,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蹲点是毛主席提倡的,不是刘少奇提倡的。毛主席提倡的蹲点是阶级分析的蹲点,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是调查研究的蹲点。刘少奇抓住蹲点这个问题,就是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刘少奇的这种观点,不是1964年开始的,也不是1962年开始的。大家知道,日本投降以后,他就提出有名的“理论”——和平民主新阶段,提出共产党员要当“红色买办”,不是当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买办,而是要当美帝国主义的买办。那时候刘少奇是完全悲观的,对中国革命是绝望的。对中国的前途是绝望的。他要投奔另一条当美国买办的道路。刘少奇的这些东西被毛主席否定了,毛主席对他进行了教导,要他执行七大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全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完全违背刘少奇的意志的。[4]

第二天,3月10日,陈伯达在会议上讲述邓小平问题。陈称,“昨天讲了刘少奇的问题,下面再把邓小平的问题讲一下。邓小平每次开会,基本节目就是打牌,每次开会都要打。有人找他谈话,他没时间,还要陪他打牌,成了个很大的负担。不陪不行,他是总书记,陪了又耽误时间。很多同志有议论,总书记带头打牌,每天都打,还打通宵。我想打牌这个风气传下去很不好。影响到小孩子也打牌,打扑克。下面地、县也打,各系统、各部门也打,形成了一个风气。在乡下不是一般的打牌,有的还赌钱。总书记打牌,下面不好说,就传开了,这决不是小事,作为总书记,有这样的作风,影响很不好。有时间为什么不找干部谈谈话,学习毛主席著作,接见群众。他找萧华谈话,不好好谈,谈几句就算了。(萧华:每次我去汇报情况,都是三言两语,卡住时间,所以我到他那里汇报最容易。)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到他的大的方面。……刘少奇同邓小平是有个人矛盾的,但在大的方面站在一个立场上。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共同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4年冬1965年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二十三条时,毛主席批评刘少奇,不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批评邓小平搞独立王国。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就走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去了,这次会议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的个人矛盾就抛到后边去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同性就突出来了。”[6]

同日,康生在会议上讲述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文革必要性、两条路线斗争及“三结合” 等四个问题。3月13日,周恩来在会议上集中讲了军事管制的问题。李富春讲了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中一些具体问题。


二、萧华对刘、邓问题表态

随后,萧华、杨成武在会议上相继讲话,代表军队对刘、邓和彭、罗、陆、杨问题明确表态。

3月17日,萧华在会议上论及加强文革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问题时称,“在当前斗争的主要矛头应该对准刘、邓,一定要把刘、邓批深批透。”

萧华称:

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长期地、一贯地抵制和反对毛泽东思想,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用具体的事实来进行揭发和批判,尤其要结合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来进行批判。要通过对部队的教育,剥掉刘邓的画皮、使广大干部、战士认清他们的真面目。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康生同志的讲话,已经揭发了很多,他们讲的很清楚了。特别是关于刘少奇的问题,讲的更系统。这里,我只把刘少奇的问题概括地说一下。

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一再推行投降资产阶级的路线。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就大肆宣传活命哲学,叛徒哲学,指使某些被捕的“共产党员”投降阶级敌人。以后,又把他们包庇下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让他们窃踞要职。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准备向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屈膝投降。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他拼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他提出欢迎资本家剥削,发展资本主义,一九五○年,他把卖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称之为“爱国主义”的,他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富农,反对变工队、互助组,反对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叫嚷“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提倡“四大民主”。后来,他又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一九五六年,他迎合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大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二年,他大刮单干风,鼓吹什么“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时,大量印发他的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修养》。一九六四年,他执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长期以来,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我再补充几点:

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恶毒地诬蔑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是“把个人神化。”对于林副主席领导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攻击说:“有人搞学习毛主席著作,好象是捞资本”,并咒骂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 “庸俗化”。

他长期以来支持刘少奇,并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他同刘少奇一起刮黑风,搞“三自一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一同提出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路线。

他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时,把书记处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对毛主席实行封锁,不请示,不报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他,他不仅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刘邓在中央许多部门,在我们党的重要岗位上,安置了许多叛徒,许多坏人。旧中宣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旧中央组织部被叛徒控制了的,几任部长,如饶漱石、习仲勋、安子文,都是叛徒。

他包庇篡军反党野心家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错误。上海会议以后,去年三月又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邓小平的态度一直是保护罗瑞卿的,包庇罗瑞卿的。上海开会,他说:“我不知道啊,怎么一下子到这里来,开什么会呀,我们不清楚呀。”他在会上象个审判官一样。上海会议以后,邓的老婆还跑到罗瑞卿的老婆屋里,相抱大哭一场。在北京斗争罗瑞卿的会议,中央指定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彭真,一个是叶剑英同志组织三人小组。我和谢富治同志、杨成武同志几个人叫做工作小组,主持这个会议。会议开始之后,邓小平就跑到西北去了,彭真就跑到成都去了,和李井泉去挂勾,去部署。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写一个结论,我们是经过仔细核对的,凡是有一点不合乎事实的,凡是过不得硬的,一件件都勾掉了,剩下来的都是根据确凿,性质严重的。可是邓小平、彭真还包庇他,许多问题不准写,不准写罗对四个第一的造谣诬蔑,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等的不正常关系,不准写罗向地方伸手的问题,不准写罗恶毒诽谤主席的具体事例,不准写罗做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和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罗瑞卿回家对地主祖坟三鞠躬,也不准写,因为彭真回家也给地主祖坟行了三鞠躬礼。所以,斗争罗瑞卿、以后斗争彭真,实际上是打在彭罗的身上,痛在刘邓的心上。刘邓就是彭、罗、陆、杨的后台,就是他们的祖师爷。[8]


三、杨成武对刘、邓和彭、罗、陆、杨问题表态

3月19日,杨成武在会议上讲述“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彻底肃清他们对我军恶劣影响的问题”。 杨成武在讲话开头称,“这次会议是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召开的,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这次会议非常重要,要解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会议开的很好,是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训练班。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富春同志、徐副主席和萧主任已经作了指示。聂、叶副主席也要作指示,林副主席还要作重要指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还要接见到会的同志,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9]

杨成武称: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就是结成一伙来夺权,要夺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权。实际上,刘、邓就是他们的后台。如果没有刘、邓的支持,他们是不敢这样嚣张,这样疯狂的。

我们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绝不能低估。如果让他们阴谋得逞,那就会千百万人的人头落地,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世界革命的胜利就会推迟不知多少年。

他们都有一套假象,很能迷惑人。他们的反动思想有一定的市场。替他们吹喇叭,抬轿子的人大有人在,把他们揪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必须彻底地剥光他们的画皮,彻底地清算他们的罪行,彻底地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
去年以来,各军种、兵种、各军区和总部连续发生了反党分子跳出来夺权的事件。如空军的,工程兵的,通信兵的,还有二炮的,沈阳军区的,总参谋部的,总政治部的,等等。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军内的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很尖锐的。我们总参谋部,就有王尚荣、雷英夫,疯狂的跳出来,要夺权。工程兵有谭友林,二炮有宋烈,空军有成钧、刘震等人。沈阳军区也有。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是有后台的。对这些事件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后台是什么人,不说自明。所以必须提高警惕,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

罗瑞卿是他们的急先锋,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急先锋。

罗瑞卿的罪恶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明目张胆地向党伸手,疯狂地篡军反党,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主要表现在:1、封锁林副主席。2、造谣、诬蔑、诽谤林副主席,挑拨林副主席和毛主席以及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3、向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出难题,百般折磨林副主席。4、公开向党伸手,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

罗瑞卿的问题,林副主席早就觉察了。林副主席为了挽救他,几年来,正式地对他进行过六次批评、教育。他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林副主席要他通气,非常严肃地、语重心长地教育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我这里,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而罗瑞卿仍然实行封锁,就连大比武这一件大事情,他都不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军委。这个大比武,是在南京决定的,毛主席不知道,林副主席不知道,军委不知道。叶副主席是主管训练工作的,也不知道。是他擅自决定的。许多重大的事情,他不但自己不去请示、报告,而且不准别人去请示、报告,谁去林副主席那里报告了,请示了,他就训斥、打击谁。

今天在座的李作鹏同志就是挨了打的一个。他就告诉李作鹏同志,你以后不许到林总那里去。一九六五年五月初。我和罗瑞卿到上海去,林副主席又当面批评了他,又一次说他不通气,要他通气,并且当面给他规定了五条,那五条可具体哩!可是罗还是顽固不改。[10]

杨成武又称:

林副主席已经看透了罗瑞卿已不可挽救了,加上当时又发现了杨尚昆的问题。这个时候,林副主席才向毛主席报告处理罗的问题。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召开上海会议,揭罗的盖子。

毛主席对罗的问题早有察觉。毛主席几次在谈到罗的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罗的思想问题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个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搞几个人在一起。

毛主席把罗瑞卿看穿了。[11]

在谈到刘、邓问题时,杨成武称:

刘少奇在历史上是老犯机会主义错误的。解放战争初期,他就发表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对当时的对敌斗争起了极坏的作用。每一个纵队砍掉一个旅,是同他的错误分不开的。当时晋察冀边区就吃了他的大亏。晋察冀的不少同志提起这件事就有气。在当时敌我斗争那样严重的情况下,他不是加强战备,而是搞“精兵裁军”,这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思想的。以后有土地会议的形“左”而实右,村村点火,家家冒烟,扫地出门,“搬石头”。进城以后,同天津的资本家的谈话,以后接着反对合作化,刮单干风,一九六二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七千人大会上他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又一次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大吹王光美,到处做报告。一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他都是反对毛主席的,和毛主席唱反调的。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大毒草,是欺人之谈,流毒很广,必须彻底批判。他自以为了不起,和毛主席平起平坐的呀!每年国庆报纸上登照片都是登两个。他的照片和毛主席的一般大,替他抬轿子、吹喇叭的有的是。

再看看邓小平。

邓小平更是百般包庇罗。在上海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他就讲:“请军队与地方的负责同志来,不是来作一个决议,而是审查材料够不够,对的不对的、有出入的都可以提。林彪同志很重视这个问题,向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不三不四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在小组会议上公开说:“关于罗伸手问题,林彪同志说有,罗说没有,×××已死,死无对证”。他是不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是相信罗瑞卿的。他别有用心地用“死无对证”来否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及其他同志提出的铁证。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又向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讲罗的伸手问题是“死无对证” 。

这些事情今天在座的同志可能不清楚,所以要讲一讲。画皮不剥开,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上海会议后罗瑞卿回到北京以前,有一天下午,总理和邓小平去同罗瑞卿谈话。邓小平带着他的老婆一起去看罗瑞卿老婆。她一上楼梯就大哭特哭,痛哭流涕,哭得一塌糊涂。把警卫员、副官都弄得莫明其妙,问是怎么一回事。她上楼后,房子都没有走对,警卫员给了她手巾,擦完了眼泪,就钻到罗瑞卿老婆的房子里,关着门又大哭特哭。你们看一看嘛,这是什么感情!他们是有他们的阶级感情的。(肖华:郝治平的家庭是个恶霸地主,邓小平的老婆是宣威火腿总经理的女儿)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观人先观其友。罗瑞卿回到北京后,一直到他跳楼自杀(未遂,因他跳冰棍,如果他不是跳冰棍,脑袋冲下来就摔死了,他那是吓唬人的,不是真的想死),整整三个月,不仅不检讨错误,而且还狡辩。现在很清楚了,这是因为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在支持他。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中央召开工作小组会议批判罗瑞卿,邓小平在这个会议开场的时候(因为他是三人小组的组长嘛,三人小组里一个邓小平,一个彭真,一个叶剑英副主席),当着罗瑞卿的面说了这么一段话:“罗总觉得冤枉,有委屈,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党从来不强迫人承认错误。”实际上他是告诉罗不要承认错误,我支持你。他是领导小组的组长,可是会议开始两三天后,他就借故到西北去了,留下他的打手彭真跟叶剑英同志捣乱,以后连彭真也跑到成都活动去了。直到会议结束前一两天,在总理的催促下,他们才回来。回来以后,邓小平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又作了一个结论性的讲话,他对罗瑞卿跳楼自杀十分惋惜。他说:“他为什么自杀呢?如果你罗瑞卿认为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允许保留,党中央有这一条,你罗瑞卿为什么要自杀呢?”[12]

3月20日,林彪在会议上讲话。林彪称,“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第一,讲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第二,讲主流、支流的问题;第三,讲军队 支援地方的问题。”林彪的讲话记录稿于3月30日送毛泽东审阅,毛当日批示称,“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播放林彪这个讲话录音的通知。4月24日,中央印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13]

3月21日,毛泽东接见了会议的全体参加者。

四、林彪谈青海问题

会议后期,经调查,中央对青海军队开枪镇压一事的处理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3月25日,军以上干部会议的最后一天,下午七时,林彪在京西宾馆首层会议室谈及青海问题时强调,“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随便开枪,不能随便抓人,一定要守住这一条死守线。”林彪称:

青海问题很大,是个严重的事件。前几天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只听了赵永夫的谎言。原来他把问题完全弄颠倒了。青海问题是一个大案件,是实行法西斯的大镇压。元月23日青海军区接到中央的指示(五条),刘贤权同志召集常委开会,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并向群众表明态度,支持八·一八,本来是对的,是正确的。就在这个同时,赵永夫煽动机关造刘贤权同志的反,同时又勾结反党分子王昭,操纵支持保守组织捍卫队、红卫兵总部,来斗刘贤权同志。赵永夫这个坏蛋并停止刘贤权、张江霖同志的工作,然后就篡夺了军权。后来,又勾结总后青藏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非法组织了联合指挥部,反抗兰州军区,操纵了驻军镇压八·一八。对内代替了青海军区党委,对外代替了青海省委,独揽了青海省党政军大权。并不经军区讨论和上级批准,张晓川非法调动了200多辆汽车游行。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有三条指示,叫把部队撤出来,赵又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到兰州搞“绝食斗争”。赵为了镇压八·一八,对八·一八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想尽一切办法找根据,谎报军情说:“群众有枪”,“群众先开枪的”。实际上部队先开枪的。二十三日调动了十三个连围攻报社,并开枪,抓了一万多人,打死打伤几百人,这是残忍的反革命行动!赵造谣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总理也打了电话,(周恩来插话:根本没有那样的事)。他说:我打电话说“打得好”,都是捏造。

三月十一日,青海问题,主席批了。经过调查,已经查清楚了,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青海的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变,推翻了刘贤权同志的领导。赵永夫这个家伙,一九三三年在国民党南京教导总队受过几年反革命训练。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是隐藏在党内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分子。刘贤权同志是个好同志,老红军,是支持八·一八的。去年反对王昭也是正确的(叫刘贤权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又叫张江霖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张江霖同志是支持刘贤权同志的,也是好同志。刘贤权同志也有个缺点呀!警惕性不高,你和老虎睡在一起,为什么没有发现?驻军其他同志也是警惕性不高,跟着跑,政治上麻痹,(犯了错误,……未记清)也应吸取教训。驻军调动十三个连,包围青海日报社,对八·一八进行残酷地镇压,法西斯暴行,这是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是个典型。就是对于那些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的组织也不能开枪呀!除非是武装暴乱,只要是徒手群众就不要开枪。这一点你们回到部队要好好贯彻,开枪是没有好处的,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随便开枪,不能随便抓人,一定要守住这一条死守线。(记不清)开枪就变成大血案、大刽子手!西藏不也是为报社问题,几千人包围了六天,经过耐心的政策宣传教育,没有开枪,把群众争取过来了,也解决了问题。这样的例子其他地方也有。为什么要采取镇压的行为呢?开枪只能说明:只有那些仇恨人民的人,才能干得出来。不然是不可理解的,是想不到的事。赵永夫造了很多谣,说:八·一八有枪,首先开枪,是100%的反革命。经调查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八·一八没有枪,怎么能首先开枪呢?就是事后也没有搜出一支枪。当时,青海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我们都很重视,觉得问题很大,打死这些人就是问题,经过一查就是有问题。事情发生后震动很大。即是反动的,也不能这样做。即是反动的,也是头头反动,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是好的嘛!报告都有倾向性,对报告要慎重,不能以报告者的观点去听报告。[14]

经此会议,军队高级干部对刘、邓问题的认识可能有所“提高”,惟从全军来看,尤其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对文革的不理解,对造反派的抵触反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虽然此后又有四月份的军委十条和军委扩大会议再做认识转变促进工作,顽疾还是未能得以根除,终于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七二○事件”。

注 释
[1] 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页961。
[2] 范硕主编:《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广东叶剑英基金会,2001年5月版,页159。据留存下来的毛等与参加会议人员的合照判断,除各总部和军兵种主要首长外,会议参加者全部为各大军区而并没有各总部和军兵种的军级领导。
[3]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1-2。
[4]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6。
[5]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7。
[6]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8-10。
[7]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19。
[8]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44-47。
[9]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57。
[10]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57-59。
[11]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62。
[12]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66-68。
[13]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00-302。
[14] 《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1967年9月,页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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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节 对重点及要害部门的军事管制


3月19日,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集中使用了“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即后来简称为“三支两军”的概念。

毋庸置疑,“三支两军”首位的是支左。支左可谓渗透至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军管则次之,主要针对重点部门、重点地区。实施军管的时间,早于支左。

3月13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首先讲到军管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1]

事实上,军管工作在1967年1月中旬已经展开。首先实施军管的是广播电台、银行、仓库和监狱系统等。


一、对广播电台的军管

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称,“我们的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同那些控制电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中央决定:凡是发生这样情况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转播中央广播电台中的节目。已经进入广播电台的革命群众应当立即退出,广播电台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交给群众离开电台去斗争。群众有意见的领导人,应当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各地广播电台,应当一律使用原来人民广播电台的名称,不要改变。”[2]

1月2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补充指示称:

(一)坚决支持各省、市的广播电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成为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

(二)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尚不能控制局面,要求人民解放军保护时,军队应当立即实行军事管制。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军队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三)实行军事管制是暂时的、过渡的措施。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应当结束军事管制。

(四)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地方台可以自编一部分节目。这些节目必须是反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而不得反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声音,不得反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3]

据官方资料,截至1967年5月底,“全国实行军管的广播电台(站)547个,占全部广播电台(站)的24%,19个省级电台实行了军管。”[4]


二、对银行系统的军管和军事保护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称,“现在,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煽动一时被他们蒙蔽的、支持他们的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大批地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到北京来,或者流进大城市,甚至煽动罢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银行,强行提款。一切革命同志必须提高警惕,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今后,如果发现有人继续进行这种煽动,应立即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5]

官方资料称,截至1967年5月底,“全国有1219个银行实行军管和军事保护,占全国银行总数的42%,大部分地专区以上所属的银行和仓库均实行了军管和军事保护。其中,辽宁省110个银行、上海市41个银行均全部实行军管” 。[6]


三、对仓库、监狱的军管

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称,“现在发现有的坏人煽动抢劫仓库的事件。中央决定: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国家仓库中的一切物资,没有国家调拨的指示,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得私自动用,违背者以国家纪律严厉惩处。”[7]

据周恩来3月13日讲话,到2月中旬,全国实行军管的仓库三千一百多个。四、对民航系统的军事接管 [8]

1月25日,周恩来就民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嘱秘书告吴法宪:应立即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包括整个民航系统和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搞。[9]

1月26日,国务院、军委发布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全文如下: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了战备的需要,为了保障国际国内航班的正常与安全,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现决定:

一、对民航总局、各大区管理局、省(区)局、航空站、指挥勤务保障体系、机场和飞行学校,一律由军队接管。接管工作由空军组织实施。

二、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遵照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按军队系统的安排和做法进行。

三、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各单位的革命组织,对民航系统以外的革命组织,一律不进行串连。[10]


五、对公安系统的军管

2月9日,周恩来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公安部、北京卫戍区联合发布的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布告经毛泽东批准后于2月11日发出。[11]

2月11日,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发表布告称,“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牟立善同志[12]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王更印两同志[13]为副主任,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

布告还称:

一、北京市公安

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维护革命秩序,坚决支持、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派,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京市的全体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应当在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坚守岗位,积极工作,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二、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支持公安局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闹革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群众结合,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彭真、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彻底改造旧公安局,建立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非常革命化的无产阶级公安局。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有义务支持和协助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维护革命秩序。革命群众对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有意见,可以向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军事代表提出;问题严重的,可以由公安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同意,邀请有关的革命群众代表参加批判;有犯罪行为、证据确凿的,由军事管制委员会依法处理。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得私自处理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14]

周恩来3月13日在向军以上干部讲解有关军管的文件时称,“目前省市公安局六十二个,大部接管了。公安机构过去长期受彭、罗影响,里面有一小撮坏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冲击了一下,揭发出一批坏人。公安部曾经试行夺权,但最后还是实行军事管制。内部即使是真正的革命派夺了权,但力量小,压不住坏人。南京、杭州公安局也有这样的情况。北京公安局,由政法公社一个单位包下来,结果不行。他们年轻,革命热情有余,但经验不足,坏人不但没有被揭发,反而保起来了,反而使他们被动。也有由内部坏人夺权的,他们拿权整好人,如天津公安局有一个时期,连交通警都不上岗了。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实行军管,坏人才有所畏惧,广大革命群众欢欣鼓舞。”

9月6日,周恩来批示,鉴于公安部预审局(第十三局)两派斗争激烈,机构瘫痪,同意公安部党组提出的由北京卫戍区接管公安部预审局的请示。11月19日,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军事接管十三局的情况报告》。报告称,担任军事接管的同志10月27日正式进入,10月28日开始交接,11月7日基本完成(包括秦城监狱)。十三局建立军管会。原十三局的大部分同志撤出,参加公安部学习班。[15]

1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决定称,现在不少地方公、检、法机关造反派一方面作为革命群众组织与地方上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串连和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又作为专政机关执行专政职能。这种混淆两种职能的情况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为此规定:凡未实行军管的,应一律实行军管;为了防止各地公安机关档案的丢失或转移,一律由人民解放军接管;各地公安机关不论由机关内部或外部造反派已经夺权的,仍应实行军事管制,外部造反派应立即退出公安机关,内部造反派应按行政系统接受军管委员会或军代表的领导,不许进行内外串连,也不要再参加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按系统的大联合和代表会,而只在内部协助军管会或军代表进行革命和业务工作。[16]


六、对北京地区几个重点单位的军管

3月2日,周恩来同杨德中谈对北京饭店军管事。[17]3月7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通知,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接管北京饭店,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徐广先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高长清、和仲仁为副主任。通知称,“饭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业务工作,在军管会的监督和党委领导下进行”,“在军事接管后,对外一律停止串连”。

3月13日,周恩来在向军以上干部讲解有关军管的文件时提及:二、军事管制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种是派出军代表,必要时可以派出军队保护。如北京饭店,派了三个军队干部去,订出几条规定,群众大多数是拥护的,其他大饭店,照办就行了,人数还可以更少。有的地方不行,需要派军队保护。”

3月17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发表布告称,“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对《北京日报》实行军事管制,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特派遣曹增仪、李班军二同志为军事代表。”

3月22日,周恩来审改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北京医院实行军管的通知稿。[18]翌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通知,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医院,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赵欣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彬、傅吉庆为副主任。通知称,“医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医务行政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在军事接管后,对外一律停止串连”。


七、对各地报纸的军管

3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称:

现在,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情况错综复杂,各省市的报纸宣传工作出现一些问题,中央特作如下规定:

(一)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绝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攻击另一个革命组织的工具。

(二)各省、市、自治区的临时权力机构建立起来以后,地方报纸应接受其领导。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地方报纸应接受当地军管会的领导。

(三)(略)

(四)在报社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控制局面,派别斗争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实行军事管制。如报纸不能正常出版,可以出《新闻电讯》,刊载新华社电讯和中央报刊上的文章。

(五)~(八)(略)

(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报纸都不能发表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应当立即处理。

(十)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和单位,包括报纸和广播电台,都一律不要在报纸上和广播中公开宣布军事管制。[19]

据官方资料称,截至1967年5月底,“全国实行军管的报社111个,占全部报社的53﹪;22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社实行军管”。[20]

八、对大庆油田的军管

早在2月13日,周恩来在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代表时即称:搞乱大庆,这是很危险的。大庆太重要了,不能不由军队来接管。[21]

大庆军管延至3月下旬方落实。3月23日,周恩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在送毛泽东批阅时注明:“对于这样一个带全国性的大企业的军管,并由一个师的兵力驻在大庆,我们认为应由中央、国务院、军委发布这一决定。”毛泽东批:照办。[22]决定稿的主要内容是: 一、自1967年3月27日起,由沈阳军区派驻大庆地区的部队,组织大庆油田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向油田所属各生产指挥部、各重点单位、各重要居民区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管。二、油田军管会受沈阳军区和石油工业部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接管油田的党政权力,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便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镇压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油田的生产和基本建设。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这个决定。[23]

3月27日,沈阳军区派出部队进驻大庆油田。油田军管会主任由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担任,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禇传禹、军政治部副主任周的民任副主任。[24]


十、对高等军事学院的军管

在对地方重点地区、重点单位进行军管的同时,对被视为陷入混乱的军队内部部分单位也实行了军管。比较典型的是对高等军事学院的军管。

4月19日,军委关于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全文称: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进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央军委任命陈奇涵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曹广化同志为副主任。[25]

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二、高等军事学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学、行政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和其他有关的指示、规定。

三、高等军事学院的群众组织,要认真进行整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务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认真提倡文斗,坚定地制止武斗。如再发生武斗,应对凶手及其主使者,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四、高等军事学院的警卫、通讯和运输分队统归军事管制委员会指挥,有线广播设备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五、全体员工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坚守岗位,积极工作,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建立良好的革命秩序。对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和决定,必须坚决执行。[26]


注 释

[1] 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13日,载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1967年9月,页22-29。
[2] 西北大学文革筹委会山鹰战斗队:《中共中央文件》,1967年10月,页74。
[3] 西北大学文革筹委会山鹰战斗队:《中共中央文件》,1967年10月,页82。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30。
[5]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一)》,1968年4月,页183-184。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30。此资料有关实行军管和军事保护的银行数量比周恩来3月13日讲话中提及的1400多个要少一百多个。
[7] 西北大学文革筹委会山鹰战斗队:《中共中央文件》,1967年10月,页79。
[8] 军事接管,与一般意义上的军事管制有所不同。军事管制并不改变被管制单位的原隶属、领导关系;军事接管则改变被接管单位的隶属、领导关系,改归军队建制。
[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17。
[10]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234-235。其实,自1962年4月始,民航总局虽归国务院直接领导,惟民航的业务、党政、干部人事等工作已由空军负责管理。有关民航工作的重大问题,由空军报请军委解决,或由空军报请军委转报中央或国务院解决。民航总局局长由空军副司令员邝任农担任,政委由原广州军区空军政委刘锦平担任。
[1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24。
[12] 牟立善,时任陆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1967年4月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8年6月调任旅大警备区参谋长。
[13] 刘传新,时任陆军第二十七军副政委。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977年1月被免职,同年5月自杀身亡。王更印,时任陆军第五十五军第二一五师政委。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1984年2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0年。
[14]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北京:1967年5月,页236-239。
[15] 《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年1月版,页318。
[16] 《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页320。
[1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32。
[1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39-140。
[19] 石家庄市人委机关革命联合委员会辑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1967年9月,页152-154。
[2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30。
[2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26。
[2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40。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95-296。
[24] 1968年5月,大庆革委会成立,禇传禹任主任。大庆革委会成立后,军管会与革委会同时行使党政权力。1969年10月,沈阳军区党委决定将大庆军管会的领导权移交黑龙江省军区,11月,免禇传禹主任职,翌年4月,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丁继先任中共大庆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军管会主任。1973年2月,根据中央精神,黑龙江省委、省军区批准撤销大庆油田军管会。
[25] 陈奇涵,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广化,时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
[26] 石家庄市人委机关革命联合委员会辑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1967年9月,页191-193。1968年1月20日,军管会向军委报送《关于成立高等军事学院革命委员会的报告》,1月26日,军委批准报告,并规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即解除军事管制,撤出军管人员。1月28日,高等军事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史》第二卷,页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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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节 各地区的军事管制


3月13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称:

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全国省、市、自治区,三分之一实行了军事管制,六分之一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剩下的十四个,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准备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有七个:北京、辽宁、吉林、天津、湖南、河南、安徽;另一类,情况未定,到底是实行军事管制还是“三结合”,还需要摸一下,这一类也有七个:内蒙、河北、甘肃、宁夏、四川、江西、湖北。这七个省和自治区如何进行,正在考虑。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毛主席的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站不出来,内部争论很多,甚至发现有的军区和地方党委完全处在对立的情况,所以要摸一下。[1]

在周恩来讲话前后,由中央批准实行军管的省、自治区共八个,按先后顺序为:江苏、广东、浙江、安徽、青海、云南、福建、西藏。周讲话中提及的陕西、广西,后来并未实行军管。

在同一讲话中,周恩来阐述了地区军管的一些具体做法:“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一般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全面领导所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特别要作好支持左派的工作,把左派联合起来,帮助干部亮相,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另一个班子,全面抓生产指挥工作,把工业,农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全部抓起来。这个班子叫生产指挥部。”“各级军管会,受上级党委和军管会的领导,同时领导下级党委、人委和军管会。并代表本地区与其他地区党委、人委和军管会联系,军管会本身受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党委的领导。”“地委,军分区,如有军部驻在这个地区,应受军党委的领导。师住在县,应由师来领导。组织问题再具体化一下。”

周恩来还规定了军管的批准权限:“各省、市、自治区和边防沿海的专区、自治州,各省辖市,中央各部和直属大的企业、事业单位,由中央批准。各县,各省属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由省批准。”


一、江苏军管

3月8日,南京军区副政委周贯五向军区党委报告称:

3月6日,赵俊、梁辑卿同志[2]和我奉命去京接受总理指示,7日17时30分至20时40分,总理、伯达、康生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我们和已在北京的杜方平同志[3]。接见时在座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同志。接见时,总理就江苏实行军事管制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总理指示基本精神:“一·廿六”夺权没有错,军区支持是对的,主要是夺权后,造反派分裂了。

如何实行军事管制,江苏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大军区、有省军区,而省军区又在镇江,所以军事管制委员会要由大军区、省军区合起来搞,都派些人参加。

军管会主任,由大军区派一位同志担任,如果许世友同志抓三省一市忙不过来,我提议由周贯五同志担任,副主任,我提议由省军区赵俊、梁辑卿同志担任。

实行军事管制,首先要把公安、报纸、电台、邮电、财政、交通、重要工厂接过来。

军事管制不要太公开,不登报,接管公安、报纸、电台、邮电、财政、交通,要出个布告,其他则采取内部通知的办法。[4]

3月10日,周恩来审改中共中央就江苏问题复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及张春桥、姚文元电报稿。电报指出:鉴于江苏省的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三结合条件还不成熟,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负责建立军管会。军管会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管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对重要工厂、轮渡、火车站、邮电等部门可派军代表。修改时,将原稿中“江苏的问题,由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和许世友同志商量决定”改为“江苏的一般问题,由许世友同志和江苏省军管会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商量解决”。[5]

同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对江苏全省实行军事管制。江苏省军管会由杜平、张才千、周贯五、赵俊、梁辑卿、傅绍甫、刘林、吴大胜、杜方平九人组成,杜平任主任,张才千、周贯五、赵俊、梁辑卿任副主任。5月24日,增补吴大胜、杜方平为副主任。[6]

江苏辖七市八专区。自3月14日至3月25日,经省军管会批准,实行军管的有三个省辖市、四个专区,几占全省50%。其中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由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潮夫担任;[7]无锡市军管会主任由陆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尤太忠担任;常州市军管会主任由海军海航五师政委马健担任;镇江专区军管会主任由江苏省军区副政委王荣光担任;六合专区军管会主任由六合军分区司令员蓝伯庄担任;扬州专区军管会主任由扬州军分区司令员胡先汉担任;南通专区军管会主任由南通军分区第二政委姚鼎担任。[8]


二、广东军管

2月27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东问题。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广东省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外,还建议对同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拟亦先行军管。毛泽东阅批:“同意这样做。”28日,周恩来再同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下面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业务。同日,还与云南省有关负责人及造反派谈对云南实行军管事。[9]

3月1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致电广州军区称,“三月四日电悉。鉴于广东地处国防前线,面临港澳,援越抗美任务繁重,加之广东工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海各专区,同意你们对沿海几个地委机关和汕头、惠阳、佛山、湛江、海口等市级机关和沿海第一线的县和纵深一些重点县实行军事管制。”[10]

3月15日,广东省军管会和广州市军管会同时宣布成立。省军管会由15名委员组成,主任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副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政委)、陈德(广东省军区政委);委员:詹才芳、温玉成(均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陈发洪(广州军区副政委)、邱国光(广州军区后勤部部长)、吴富善(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吴瑞林(南海舰队司令员)、江燮元、阎仲川(均为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任思忠(广州军区政治部代主任)、黄荣海(广东省军区司令员)、王道全(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邓秀芳(广东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广州市军管会主任由黄荣海担任。

截至3月28日统计,广州军区(含广州军区空军、南海舰队)共抽调1388名干部,参加省军管会和广州日报等19个单位军事管制小组工作。其中师职以上干部44名,团职干部230名,营职干部284名,连以下干部830名。[11]

广东辖一市、七专区和一行政区。自3月15日至3月30日,实行军管的有一个省辖市、沿海四个专区和一个行政区。除前述广州市军管会主任由黄荣海兼任外,汕头地区军管会主任由陆军第四十一军政委白相国担任(所辖汕头市军管会主任由陆军第一二二师副政委阎寿湖担任);佛山地区军管会主任由万山要塞区司令员刘玲担任(所辖佛山市军管会主任由万山要塞区副司令员张焕新担任;江门市军管会主任由陆军第二一五师步兵第六四三团政委渠惠君担任);湛江地区军管会主任由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担任(所辖湛江市军管会主任由南海舰队副司令员王政柱担任,茂名市军管会主任由南海舰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岳英担任);惠阳地区军管会主任由陆军第四十二军副政委卜占亚担任;海南行政区军管会主任由海南军区司令员孙干卿担任(所辖海口市军管会主任由海南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范华担任)。[12]
内陆三个专区,不成立军管会,由驻军出面于3月份成立地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作为该地区临时最高权力机构,行使原地委、专署职权,由驻军最高领导人任组长。韶关、梅县、肇庆地区组长分别为周益宽(广州军区炮兵政委)、曾韬(梅县军分区政委)、董自立(肇庆军分区司令员)。[13]


三、浙江军管

3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浙江省实行军事管制。3月25日,省军管会正式成立。军管会组成人员以省军区为主,驻浙舟嵊要塞区、陆军第二十军、空军第五军派人参加。龙潜(省军区政委)为军管会主任,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为第一副主任,曹思明(舟嵊要塞区政委)、南萍(二十军政委)、陈励耘(空五军政委)为副主任,罗晴涛(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为秘书长。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和办公室。[14]

3月17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舟山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曹思明任主任,黄朝天、宋献璋任副主任。[15]

3月31日,温州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对温州地、市实行军管。张序昭(温州军分区第二政委)为主任。


四、安徽军管

3月28日,周恩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阅后送林彪转毛泽东批阅。毛泽东批准把该决定转发全国。[16]

4月1日,中共中央将其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发出时间署3月27日)发给各地。决定内称, “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17]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军管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坚决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办事,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8]

同日成立的安徽省军管会,由成钧任主任,副主任严光(省军区司令员)、宋文(省军区第二政委)、廖成美(代号为总字121部队的第二炮兵五十二基地司令员)、杨广立(陆军第六十军政委)。

省军管会成立后,4-5月间相继成立了省军管会合肥工作委员会(主任为省军区副司令员钟国楚),淮南市军管会(主任方仲林)及铜陵特区军管会(主任张翅)。


五、青海军管

3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提出,“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19]翌日,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发表第一号《公告》称,“现已组成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并开始工作,自即日起对青海省实行军事管制。”《公告》最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是非法机构,立即予以撤销。对青海省重要目标的军事管制,一律归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备委员会领导。”
4月3日,青海省军管会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正式成立。省军管会由七人组成,刘贤权任主任,委员张江霖、曾征(均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文英(青海省军区副政委)、徐肇基(陆军第五十五师政委)、陆敬轩(总后青藏办事处主任)、姚书梅(国防科委第二十二器材基地政委)。

青海辖一市六自治州。5月间,经省军管会批准,全部实行军事管制。西宁市军管会主任由省军区独立师副师长呼占山担任;玉树州军管会主任由玉树军分区司令员王干担任;果洛州军管会主任由果洛军分区司令员孙立明担任;海北州军管会主任由海北军分区司令员王其法担任;海西州军管会主任由海西军分区司令员莲金海担任;海南州军管会主任由海南军分区副政委王星朗担任;黄南州军管会主任由黄南军分区司令员周龙担任。[20]


六、云南军管

2月28日,云南省军区开始对云南省公安厅、昆明市公安局和邮电局实行军事接管。此后,全省的铁路系统、公路系统、报纸、广播电台、重要厂矿企业,相继实行军事管制。3月18日,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作出《关于云南边疆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几个问题》(供试行用)、《关于边疆第一线县文化大革命改为正面教育的意见》(供试行用)和《关于边疆农场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供试行用)。昆明军区党委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几个问题中宣布:“遵照国务院、中央军委三月十一日命令,对边疆各个专州地区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决定:“丽江、保山、临沧、思茅、红河、文山等六个边防专州地区,以分区党委为主与当地驻军党委共同组织本地区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临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党政职权。在昆明军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滇南的思茅、红河、文山地区由十三军领导;滇西的丽江、保山、临沧地区由十四军领导。各边疆内地县以县武装部为主与当地驻军共同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各边疆一线县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县武装部为主或以边防团为主组成,由边防分区决定。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县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党政职权”;“专、县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和下属机构的主要领导职务,由军队干部担任。另根据需要和革命群众协商从地方机关中吸收一部分负责干部,参加委员会和办公室工作”;“各边工委、国营农场、林场和工厂,可根据需要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或派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区(大公社)有必要时由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事代表(现役武装干部)实行军事管制”等。

3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组成人员,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4月初,云南省军管会公布了云南省和各专、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及省属和中央直属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副军总代表名单。凡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和单位,一切权力归军管会或派驻单位的军代表。云南省军管会由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领导。

云南省军管会宣布成立时有委员15人。主任李成芳(昆明军区政委),副主任张子明(昆明军区副政委)、黎锡福(云南省军区司令员)。7月12日,昆明军区党委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为了增强两级军区和部队内部的团结,保证部队的稳定和加强军管会的领导,建议增补陈康(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力雄(云南省军区政委)为省军管会副主任委员。8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昆明军区党委的意见。8月以后,李成芳、张子明相继离开云南,云南省军管会由陈康主持。陈康到北京期间,省军管会工作实际上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生产指挥部部长鲁瑞林主持。[21]

云南辖两市七专区八自治州。3-4月间,实行军管的有一市五专区六自治州。其中东川市军管会主任由陆军第四十一师副师长田大邦担任;昭通专区军管会主任由昭通军分区司令员周大鹏担任;思茅专区军管会(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军管会)主任由思茅军分区第二政委熊明发担任;保山专区军管会主任由保山军分区第二政委范新友担任;丽江专区军管会(辖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军管会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军管会)主任由丽江军分区政委刘世泽担任;临沧专区军管会主任由临沧军分区政委郝效烈担任。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军管会主任由蒙自军分区政委马国藩担任;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军管会主任由文山军分区司令员崔正三担任;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军管会主任由第一民族支队政委郝生智担任;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军管会主任由保山军分区副司令员张志敏担任;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军管会总代表由丽江军分区副政委郭春轩担任;迪庆藏族自治州军管会主任由张贤孝担任。此外,昆明市、楚雄彝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分别成立支左委员会。曲靖、玉溪两专区成立农业生产领导小组,由军队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22]


七、福建军管

3月17日凌晨,周恩来看完福州军区党委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和夺权问题的报告后,觉得条件不成熟,当即与韩先楚通电话,提议:(一)福建还是经过军管来筹备三结合的革委会好:立即以驻军负责人组成军管会,管起全省工作。(二)如各方面认为三结合(不是三凑合)条件确已成熟,可推出代表来中央一谈。(三)如18日大会[23]已宣布,无法取消,可改为准备夺权大会。毛泽东同意上述提议。[24]

延至5月11日,中央决定对福建省实行军事管制。5月17日,省军管会宣布正式成立。以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为主任,廖海光(福州军区副政委)为第一副主任,朱耀华(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刘健挺(福建省军区政委)、石一宸(福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为副主任,委员熊兆仁、陈景三(均为福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颜红(陆军第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刘维新(福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25]

福建辖两市七专区。5月22日,省军管会召开会议讨论确定各地区军管委员会名单,并将沿海地区有关军管问题报中央审批。会上还确定沿海县实行军管由省军管会审批。5月23日,福州军区批准对三明、龙岩专区实行军管。6月1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福州军区,同意对福州等沿海六个专、市实行军事管制。至此,余南平专区未实行军管。

福州市军管会的主管单位为福建省军区,主任由省军区副司令员涂则生担任;厦门市军管会的主管单位为陆军第三十一军,主任由三十一军政委郑国担任;龙溪专区军管会的主管单位为空军第八军,主任由空八军政委张雍耿担任;晋江专区军管会的主管单位为陆军第二十八军,主任由二十八军参谋长张书香担任;闽候专区军管会的主管单位为闽候军分区,主任由闽候军分区政委王荣森担任;福安专区军管会的主管单位为闽北指挥部,主任由闽北指挥部副司令员青雄虎担任;三明专区军管会的主管单位为三明军分区,主任由三明军分区政委程华民担任;龙岩专区军管会的主管单位为龙岩军分区,主任由龙岩军分区政委赵凡夫担任。[26]


八、西藏军管

2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电示西藏军区,代行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权力,对自治区公安厅、拉萨市公安局、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含有线广播站)、西藏日报社、自治区人民银行、邮电局、机要局、档案局、交通厅(含运输局)实行军事接管。自2月26日开始,军区陆续派出1200余名军事代表进驻接管单位开展工作。[27]

3月间,西藏军区相继对昌都、阿里两地区实行军事管制。

5月8日,周恩来就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批示:同意西藏立即实行军管,目前还不忙邀各革命造反派来京会商,昨夜已在四川会上与张国华同志[28]谈定。[29]

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张国华任主任委员,任荣、陈明义任副主任委员,廖步云、阴法唐、陈子植、张鹤田、宋开元、洪流任委员。[30]

6月24日,西藏自治区军管会发出布告,明确在西藏自治区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建立前,西藏自治区军管会对全区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31]


九、对东北部分地区的军管

据官方资料称,3月3日,在沈阳军区常委办公会议上“陈锡联传达了周总理关于军管问题的指示,提出城市、海港、军工厂、邮电、交通、重要厂矿要实行军事管制。拟实行军管的城市有沈阳、鞍山、本溪、抚顺、大连、大庆、丹东、阜新、延边、鸡西等地。会议确定:第四十军负责军管锦州、阜新,第六十四军负责军管本溪、抚顺,第三十九军负责军管鞍山,第四十六军负责军管延边,第十六军负责军管大庆,第二十三军负责军管鸡西,第五十军负责军管丹东(第五十军调走后由空二军负责——编者注),旅大警备区负责军管大连。”“城市实施军管,均须分别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因此,各地实行军管的时间不是统一的。如延边于3月11日实施军管,大庆于3月28日军管,鸡西于5月8日军管,鞍山于8月15日军管。其他城市只是对某些部门实行军管。”[32]

此前,1月29日,奉沈阳军区首长转周恩来指示,陆军第二十三军与黑龙江省军区联合组成前指,率第二○五团(欠重炮连),开赴伊春林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33]伊春特区随即宣布实行军事管制。

2月28日,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辽宁省阜新市实行军事管制。

3月,铁道兵大兴安岭林区指挥所(总字505部队)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特区人民武装部进驻大兴安岭特区机关和所属单位,宣布对大兴安岭特区实行军事管制。

3月6日,陆军第一三三师对延边地区实行军事管制。3月9日,延边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陆军第四十六军党委决定并经沈阳军区批准,由军副政委皋峰任军管会主任。军管会的工作,除按正常程序请示军党委外,重大问题直接请示沈阳军区,由军区首长请示中央决定。[34]
3月27日,黑龙江省军区对黑龙江鸡西矿区实行全面军管。4月,对鸡西市实行全面军管。

3月28日,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驻旅大陆、海、空三军(旅大警备区,海军旅顺基地,空三军,炮七师、炮三十一师),共同组成旅大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旅大市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由25人组成。根据沈阳军区决定,由旅大警备区司令员邓岳、政委杨俊生任军管会主任,海军旅顺基地司令员马忠全、警备区副政委袁佩爵、海军旅顺基地政委宋景华、警备区参谋长程登志、空三军政委吕茂堂任军管会副主任,由上述七人组成军管会常委,其他18人为委员。[35]

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决定称,“中央成立以三十九军军长张峰、政治委员陈绍昆同志为首的鞍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在军管会下设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分别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财贸工作。”


注 释

[1] 周恩来同志讲话,1967年3月13日,载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翻印:《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讲话》,1967年9月,页22。
[2] 赵俊,时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梁辑卿,时任江苏省军区副政委。
[3] 杜方平,原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政治工作部部长,时该部已经撤销。
[4] 原件存江苏省档案馆。
[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34。
[6] 参见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组织史资料(1922.春-1987.10)》,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年9月版,页755-756。杜平,时任南京军区第七政委。张才千,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绍甫、刘林,时均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吴大胜,时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7] 南京市各区亦由南京军区各大部、各兵种派出负责干部组成军管分会。如要武区(原玄武区)军管分会主任为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刘昂;遵义区(原秦淮区)军管分会主任为南京军区装甲兵副政委王义勋;红卫区(原建邺区)军管分会主任为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俞新华;延安区(原鼓楼区)军管分会主任为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王建青;东方红区(原下关区)军管分会主任为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段焕竞。
[8]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组织史资料(1922.春-1987.10)》,页796-818。
[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32。
[10] 广州军区收电:关于对广东省和广州市实行军事接管问题,1967年3月11日。原件存广州军区档案馆。
[11] 广东省军管会组织小组简报,参见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军事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页255。
[12] 参见《广东省志·军事志》页256-258。
[13] 《广东省志·军事志》页258。
[14] 参见浙江省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军事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8月版,页89;杭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浙江文革纪事1966.5-1976.10》,杭州:《浙江方志》编辑部,1989年2月,页40。
[15] 《浙江省军事志》页89。黄朝天,时任舟嵊要塞区司令员。宋献璋,时任海军舟山基地政委。
[1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40。
[17] 钱钧,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18]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北京:1967年5月,页330-332。
[19]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北京:1967年5月,页323-324。
[20] 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青海省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组织史资料》,1995年5月版,页129-148,页432。
[21] 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组织史资料、云南省政军统群组织史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11月版,页223-224。
[22]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组织史资料、云南省政军统群组织史资料》页226-228。
[23] 指报告中提出的定于18日举行的二十万人群众大会。此会原主要目的是向原中共福建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并宣布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36-137。
[25] 林一心:《“文革”时期的福建政治体制沿革研究——以党政沿革为研究中心》,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页24。
[26] 林一心:《“文革”时期的福建政治体制沿革研究——以党政沿革为研究中心》,硕士学位论文,页26-30。
[27] 西藏军区军史编写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暨西藏军区军史(1949年2月-1985年12月)》,送审稿,1991年1月,页358-359。
[28] 张国华,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公布后,又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2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40。
[30] 西藏军区军史编写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暨西藏军区军史大事记(1949年2月-1985年12月)》,送审稿,页216。任荣,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陈明义,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廖步云,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阴法唐,时任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陈子植,时任西藏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张鹤田、宋开元,时均任西藏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洪流,时任西藏军区后勤部政委。
[31]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藏自治区志·军事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页710。
[32] 《沈阳军区史》第二卷,页38。实际上后来沈阳、锦州、本溪、抚顺、丹东并未实行全面性军管。另该书有关各地实行军管的时间有误差。
[33] 陆军第二十三军军史编审委员会:《陆军第二十三军军史附件》,1980年8月,页205。
[34]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六军军史》,1985年3月,页450。军管及军管会成立时间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志》,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3月版,页77。
[35] 旅大警备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旅大警备区军史》,1989年3月,页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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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10月 26, 2018 9: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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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节 总部、军兵种机关的内部争斗


军委在3月19日发布的《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中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惟因受各种因素所左右,执行情况参差不一。而即使各机关的“四大”停止,其内部争斗仍未止息。本节以总参、海军、炮兵和装甲兵机关为例。


一、总参谋部机关

据时在军委办公厅(兼总参办公厅)档案处工作的刘振杰后来称,1967年1月,“总参主持组织批斗张宗逊。总参负责人说张宗逊的问题是:他与彭德怀、黄克诚的关系问题;与贺龙的关系问题;与罗瑞卿的关系问题;关于教条主义问题;关于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二月三日,金涛副主任传达总参党委和杨代总长的指示以及办公厅本身‘文化大革命’的布置。总参要掀起一个批判以刘、邓、陶、刘志坚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但要结合实际,这实际是张爱萍、张宗逊副总长、参政主任叶运高。说张爱萍是‘三反’分子,张宗逊有严重错误,犯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叶运高顽固的执行了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办公厅提出不划界限,不分阶级,对谁有什么意见讲什么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抓住大方向,狠批张、张、叶。”[1]

刘振杰提及,2月间,“办公厅组织批斗王兴刚[2]。王兴刚是我党的老同志,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地下工作。尤其在国民党三十一军任副官处长时,解救了不少地下工作者。原在总政敌工部任副部长,因为国防部办公厅担负着国防委员会的工作,便于与国民党的起义将领联络,便于做军事统战工作,故调来办公厅任副主任。批斗他的题目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开批斗会之前,必须作动员报告,叫大家不要笑,得保持会场的严肃性。这是因为王兴刚长期在国民党军队工作,养成了旧军队的习惯。他从来不留长发,不穿短袖衬衣,长袖衬衣还要系好袖口的扣子。坐着的姿势总是挺直的,说话时使用许多实在而陈旧的词语。”[3]

3月10日,总参党委向林彪并毛泽东、中央军委报送《关于张爱萍停职反省的请示》。其中提及,“张爱萍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的为刘、邓和彭罗陆杨鸣冤叫屈。”“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是一系列的。”“至今还对党采取对抗态度。”林彪3月16日指示:呈主席阅。毛泽东5月30日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周恩来批示:周恩来已阅。3月29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报告上送。林彪批: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照办。4月,张爱萍专案组成立。12月18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扬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林彪12月28日批示:呈主席批示。毛泽东圈阅。12月26日,张爱萍被宣布正式逮捕。[4]

7月9日,经军委批准,总参机关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斗争篡军反党分子罗瑞卿”大会,张爱萍、萧向荣、王尚荣、雷英夫、陈鹤桥[5]、郝治平陪斗。参加斗争大会的有总参机关的干部、战士、职工和各总部、军兵种及北京军区等14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等,共一万余人。大会在杨成武的领导下,由总参几个部的代表和罗瑞卿原身边工作人员分六个专题作了批判发言。[6]

8月中旬,总参机关批斗副总参谋长彭绍辉。据刘振杰称:

八月十三日,总参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李天佑副总长主持,他说:这个会是经过林(彪)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批准的,解决彭绍辉错误问题,凡是脑袋里装着、隐藏着资产阶级思想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

彭绍辉检讨说:“我犯了政治的、立场的错误,和个素不相识的人谈话[7],谈的很短,说了不该说的话。对武汉军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不了解,说陈再道同志是好同志,这就为反革命进行了辩护,极不严肃。[说]‘百万雄师’是革命的,是革命组织。”

李天佑要彭绍辉交代:

1. 七月二十日和江谈话,谈了什么内容,怎么谈起的?
2. 七月二十一日,武汉事件发生后,为什么那么关心,到处打听,什么思想支配的,思想来由?
3. 七月二十一日晚上大游行,二十二日为什么和李强谈,为陈再道做辩护,一直到二十四日还讲,对反革命分子抱什么态度?
4. 茶岛作战失利,为什么七月二十日又向作战部查问,这和文化大革命有关系。
5. 为什么到总理那里去告状,无限上纲,什么时候谈的,什么内容?
6. 武汉事件,中央、中央文革对这个事件的处理你怎么认识做彻底的交代。
7. 和各方面的关系,为什么到处摸底,打听消息,什么目的?

八月十四日上午,继续斗争彭绍辉,以后中会斗、大会斗。[8]

8月27日,根据军委斗批组的安排,总参机关在北京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黄克诚等陪斗。中央军委常委粟裕、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以及各总部、国防科委、陆海空三军驻京机关的负责人等应邀参加了大会。[9]

9月25日,经中央批准,总参党委对总参情报部部长刘少文进行监护审查。同日,刘少文家被搜查。据参与搜查的刘振杰称,“刘少文住在北京东城南小街苍南胡同老段府(段祺瑞的宅院)院内的一座两层小楼里。我们四人分别将楼上楼下所有的衣柜、书架上的书,写字台的抽斗,三屉桌的抽斗,凡该翻的地方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出一份有‘问题’的文件,至次日凌晨一点半结束。”“九月二十八日,总参情报部群众把总参党委处理刘少文的问题作为捷报公布于众了,并写了许多大字报,说明他们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说明他们‘正确’。”[10]

11月3日,杨成武以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批判罗瑞卿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该文声称:“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罗瑞卿,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他的根本罪恶,就是长期以来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恶毒诽谤毛主席,攻击和歪曲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反对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妄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我们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武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代理人罗瑞卿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流毒。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11]


二、海军机关

1月27日,海直机关和院校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振华(海军政委),及“其部分狐群狗党”杜义德(海军副政委)、傅继泽(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李君彦(海军政治部副主任)、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赵晓舟(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苏振华等六人被反扭着双臂“喷气式”推上批斗台,颈上挂着写有“三反分子”等罪名的牌子,批斗当中不时被拳打脚踢。这次大会,开创了海军用武斗方式打击领导干部的先例。[12]

2月4日,海军政治部少数派红联总发起召开“斗争苏振华狐群狗党”大会,得到海军司令部红联总、海后、海工、海装、海航井冈山等群众组织的支持和声援。海军直属机关红流等一些组织称大会“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冲散了大会。通过此一事件,海军的群众组织都亮了相,海直红联总和海军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等坚定站在李、王、张一边,红流等则站到李、王、张的对立面。[13]

2月11日,红流和海军院校一部分群众组织在海军大院操场召开批判海军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通知李、王、张到会。以海军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为首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将大会冲垮。参加冲此次大会的还有:海军指挥学校红色革命造反兵团、红色革命造反总部,海军通信学校革命造反兵团、红色反修总队,海军政治学校红四野造反兵团,海军潜校红色造反军,海测系红色造反总部,海军总医院111造反队,海军总医院护士学校只争朝夕造反队、在险峰造反队、红色造反队等。[14]

2月16日,晚十时半,海军工程学院红色造反纵队、红色造反战斗团、红色造反团,海军通信学校革命造反团、红色造反总队,海军指挥学校红色革命造反兵团、红色革命总部、抗大革命造反兵团,海军总医院护校只争朝夕造反队、在险峰造反队、红色造反队,海军总医院111造反队,海测系红色造反总部,海情系红色造反司令部,北海舰队护校红色反到底战斗团,海军政干校红四野造反兵团、红色造反团、孙大圣造反兵团,潜校红色造反军,体工队红色革命造反队,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海军二航校革命造反总部等24个院校造反派组织一百二十余人,在海政红联总的配合下,查封了人民海军报社。红流派召集了海直机关和院校另一派群众组织,把海工红色造反团等围困在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和走廊里达七天八夜之久。2月17日凌晨三时,李作鹏作出四点指示:①反对武斗;②双方撤离现场;③双方有什么意见提交海军党委再确定;④凡是查封《人民海军》报的材料一律不动。同日22时,海军党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关于处理人民海军报的决议,“认为海军报的问题严重,决定立即停刊整顿”,“双方各战斗组织应立即撤出,包围的战斗组织应首先撤出,限于一小时内撤出完毕。”惟后者并未奏效。2月21日,以萧劲光、李作鹏、王宏坤名义发出海军特字第1号命令,2月23日,又以海军党委名义发出《严正声明》,严令参加包围的战斗组织立即撤出现场。延至2月24日,红流派群众组织方撤出黄楼(海军机关所在地)。[15]

2月21日,海军党委发出《关于调整海直各大部党委的通知》。通知指出,为认真贯彻执行2月11日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海军党委决定,海直各大部党委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提出方案报上级党委批准。通知提出了如下调整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经上级党委批准停职反省的党委成员,不能参加党委工作;犯有较严重错误的党委成员,虽未作停职反省处理,但留在党委中对党委日常工作有不利影响的,也不宜参加党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群众不信任的党委成员,可留在党委中工作,但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党委会议不宜参加;党委多数成员犯有严重错误,难以实行党委的正常领导的,可进行改组。[16]

3月1日,海司红联总、海政红联总、海航井冈山和海后、海工、海装红联总形成了统一的海直机关红联总。

3月8日,林彪指示李作鹏:“我想搜集一点具体事实来说明军队中间也存在着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方面的路线斗争,请李作鹏同志把海军苏振华等人如何执行刘、邓路线,在上面勾结坏头头,在正面煽动群众向李、王、张进攻,要很好把材料给我整理出来,把事实摆出来,要采取列举事实的方法,拉条条的方法,不要写成文章,很快搞出来,三天交卷。”李作鹏命人整理出《海军党委内部两人司令部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交林办,并于3月12日致叶群信称,“海军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按照群众的讲法,一方是李、王、张,另一方是萧、苏、刘[17]。他们采取的手法,开始表示欢迎,后来采取疲劳战术,以后又采取破坏排挤,最后就采取彻底打倒。斗争是激烈的。这些问题,在这个材料中看的不那么明显,只有亲身经历才有所体会。其他不谈了,看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以便遵照执行。”[18]

3月24日,海军党委将海直各大部党委的调查情况报告了军委、总政、全军文革:(一)改组装备部党委,指定13人组成临时党委。(二)海军司令部党委,傅继泽、罗钰如、范朝福、徐明德暂不参加党委工作,杜保森不参加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党委会议,马冠三、师凤翔、王建英为党委委员。(三)海军政治部党委,郭炳坤、范维纲、丁丕烈、杨炯、黄自强不参加党委工作;(四)海后党委第一书记张汉丞不参加党委工作,党委日常工作由马金昌负责。(五)海军航空兵党委常委委员罗斌、杜西书不参加党委工作,曾克林留在党委中工作,但不参加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党委会议;(六)海军工程部党委,杨怀珠、李进、孟祥玉留在党委中工作,但不参加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党委会议。[19]

6月9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李作鹏为海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同时命令免去苏振华海军政委职务。至此,除苏振华外,副司令员刘道生、副政委杜义德先后被停职。在任海军领导人排名:司令员萧劲光,第一政委李作鹏,第二政委王宏坤,副司令员周希汉、赵启民,参谋长张学思[20],政治部主任张秀川。


三、炮兵机关[21]

1967年1月,宣化炮兵学院、西安炮兵技术学院、武威炮校、郑州炮校、武汉炮校、南京炮校、沈阳第三研究所等共三千五百多名学员来到炮兵机关造反,连已移交地方的华东工程学院(原炮兵工程学院)也来了不少人。时炮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陈仁麒,副司令员苏进、匡裕民、吴信泉、孔从周、宋承志、向守志,副政委欧阳毅、刘何、谢良,参谋长廖鼎祥,政治部主任丁本淳。

在头一个多月里,对炮兵党委常委的揪斗是普遍性的。揪斗的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大会批斗,在电影场开大会,炮兵常委们戴着高帽子站在台上,战斗队的代表上台发言批判,会后,戴着高帽子“游大院”,即在大院内“游街”。第二种形式是小会批斗,在小礼堂开会,几十人参加,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也叫“刺刀见红”,实际上就是逼供。第三种方式是抓走审讯。1月17晚,西安炮兵技术学院红色造反总团抄了陈仁麒的家,然后将吴克华和吴信泉一起抓走,第二天下午,吴克华被放出,1月19日下午,吴信泉被放出。

1月下旬,炮兵司令部装备处的战斗队出了五道问答题,要求炮兵领导干部作出回答。其中有“你对文化大革命抱什么态度?”“你认为炮兵常委内部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些人向造反派秘密亮相。至此,炮兵的领导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炮兵机关的形势发生了转化,一些炮兵领导干部成了支持造反派的“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22]

2月13日,炮兵机关的造反派和“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召开炮兵机关揪斗“走资派”大会,拉开了炮兵机关夺权的序幕。大会从吴信泉开刀,批斗了吴信泉三天之后,给他扣上“彭黄漏网分子”、“推行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人物”、“三反分子”等一大堆帽子。批斗了陈仁麒四天,把他打成“三反分子”、“刘邓黑司令部里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批斗匡裕民一天,给他戴上“蜕化变质分子”、“推行罗瑞卿军事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帽子。把陈仁麒、吴信泉、匡裕民定为了“陈、吴、匡反党宗派集团”。不久,政治部主任丁本淳被以“大叛徒”、“假党员”、“反党集团黑干将”罪名打倒,于是就成了“陈、吴、匡、丁反党宗派集团”。

“二一三”大会后不久,炮兵召开了常委会,在“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们的坚持下,三个造反派头头列席了常委会。内容有两项,一是改组炮兵常委会和政治部、司令部、后勤部三大部党委,二是上报吴信泉的“罪行材料”,给他扣了“五顶帽子”和“八大罪状”。陈仁麒、吴信泉和匡裕民坚决反对改组常委和三大部党委。结果在这次会上,改组常委和部党委的提议未能通过,吴信泉的材料也未能落实。俞惠如称,“几天后,在不通知党委书记陈仁麒和常委成员吴信泉、匡裕民的情况下,由‘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主持召开了常委会,通过了他们的改组决议。将陈、吴、匡排除出常委,吸收了新成员,成立了炮兵‘新常委’。”[23]

俞惠如又称,“第二天一早,‘坚决支持炮兵新常委’的大字标语贴满了大院。接着,司、政、后三大部党委、机关的8个党总支和所有的党支部全部进行了改组。司令部13名党委委员中有7名被打倒或停职,增补了造反派头头为部党委委员和支持造反派的副参谋长任党委书记;政治部党委瘫痪,由造反派头头充任总支书记,掌握政治部大权;后勤部的11名党委委员中被停职6名,增补造反派头头为部党委委员和党委书记。”[24]

3月23日,新常委主持召开了“三二三”群众大会,大会开了七天,上批“二月逆流”,“刘、邓、陶”,下批“陈、吴、匡、丁反党集团”。此时,总政副主任徐立清向新常委传达了徐向前的指示:“陈仁麒是炮兵政委,吴、匡都是炮兵副司令员,有错在常委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常委自己不能乱。立即停止召开群众大会,更不能呼打倒他们的口号。”并说:“吴信泉同志的问题是历史问题,已有结论,不要再批了。”但新常委仍然坚持继续开大会。会上,“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和群众一起举手喊“打倒陈、吴、匡、丁”的口号。在炮兵参加会议的全军文革观察组向全军文革汇报了会议情况后,徐立清再次召见新常委领导干部,制止他们继续开大会批判“陈、吴、匡、丁”,但是,他们仍然不执行,并组织人到全军文革去张贴“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的大标语和大字报。

俞惠如又称,“造反派和‘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不仅将‘陈、吴、匡、丁’打倒,还把已调任五机部部长的邱创成诬陷为‘炮兵的黑司令’,1967年5月的一天晚上,造反派在邱创成犯心脏病的情况下,插着氧气管,用担架抬上大卡车,被赶出炮兵大院,住到亲戚家去了。”“遭遇最惨的是政治部副主任李铁占[25],他被造反派批斗时,遭到造反派头头的殴打,致使他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严重摧残,1967年6月5日,在西办公楼楼顶坠楼。李铁占受伤后,神志还很清楚,他对医生说:‘我是军委炮兵政治部副主任,8级干部。’本应对他迅速地进行抢救,但三○一医院要求炮兵领导表态,是抢救还是不抢救。炮兵‘新常委’开会研究后,做出‘不予抢救’的决定,致使李铁占在医院得不到救治而身亡。李铁占死后,炮兵‘新常委’给他定了一系列的罪名:‘一贯站在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谭政、邱创成、陈仁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对抗、抵制和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信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翻案,为大比武翻案’、‘党内走资派陈仁麒、邱创成的大帮凶’、‘埋在我军内部的定时炸弹、阶级异己分子’等等,从此‘陈、吴、匡、丁反党集团’就变成了‘陈、吴、匡、丁、李反党集团’, 炮兵‘新常委’还做出决定,开除李铁占的军籍、党籍,火化后不得保留骨灰,火化费用由李铁占家属负担。经‘新常委’批准,三○一医院还将李铁占的头颅做了标本,说是要研究一下为什么人从四层高楼跳下来头脑还会是清醒的。”[26]

7月,炮兵机关的形势发生根本性逆转。本月,炮兵司令员吴克华被令“停止一切职务,监护反省”。[27]7月26日,周恩来发函通知陈仁麒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前,周恩来与陈仁麒谈了话,让他回炮兵把工作抓起来。至此,陈仁麒解放了,炮兵的保守派也随之解放了。


四、装甲兵机关

关于装甲兵机关的运动情况,时为装甲兵工程学院的一位学员回忆称,“1月8日晚上,装甲兵系统造反派在司令部大礼堂,召开了‘ 批判装甲兵内以黄志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黄志勇的‘ 三反’言行和生活作风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装甲兵所属单位的造反派,即:装甲兵学院、第一坦克学校、第二坦克学校、第四坦克学校、第五坦克学校、装甲兵工程学院、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以及装甲兵司令部直属机关等单位。出席会议的装甲兵领导人有:司令员许光达大将[28],政委黄志勇中将,及副司令员、各部门领导等。参加会议的还有陆海空军院校的造反派代表。一个造反派的代表刚发完言,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名我们工院造反团极左分子,拿出糊制的高帽子给黄志勇戴上,许光达当即上前制止,气愤地说,我是司令员,要戴高帽子,那就先给我戴上好了!许光达边说边抢高帽子。激动的情绪,无法抑制的愤怒,使许光达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倒了下去,全场哗然。台上的人忙着抢救许光达,随后被送到了解放军总医院。会场台上台下闹闹嚷嚷,礼堂外反对者往里冲,发生推搡冲突,其中我院院务部一职工动手打了人,对方的人可不干了,要揪打人凶手,造反团只好将此人送到槐树岭装甲兵科研院。给黄志勇戴高帽子,并非事先安排,几个极左分子,搅乱了会场,破坏了大会。”“元月15日,从海军司令部传来爆炸性消息,贺龙、许光达、苏振华等人搞所谓‘二月兵变’,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有的说是国防部长)。元月16日,装甲兵机关一个造反派在装甲兵司令部大院内贴出了一张从海军司令部‘红联总’那里传抄来的‘二月兵变’大字报(海军副政委李作鹏根据副统帅林彪的旨意安排写出的)。元月16日下午,李作鹏在海军机关对军队院校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及各总部群众代表说:‘贺龙要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总参谋长,还有王尚荣、廖汉生、黄新亭……’这些人听见风声以后,便行动起来了。当晚许光达被抄家,随后被关押、审讯。”[29]

1月21日,文革前已调至军事科学院任职的原装甲兵政委向仲华,在装甲兵科研院解答许光达与贺龙等人关系问题时称:

一、许光达与贺龙的关系

(一)许光达从没有去过林副主席那里,其他几个老帅更不用说了。但到贺龙那里,就去得比较多。

(二)贺龙常说要一个大将当总参谋长,别人压不住。大将中间:黄克诚、谭政垮了;徐海东、张云逸久病在身;王树声身体不好,只能在军事科学院。那就只能是许光达了。贺龙和彭真是串通在一起的,就是要许光达当总参谋长。

(三)罗瑞卿在1964年带着一批人(各军种、兵种负责同志)到新疆看地形,装甲兵司令部的张文舟也去了。据说,新疆军区提出要一个坦克部队去。以后他们回来讨论,64年没有去,66年上半年又去了。罗瑞卿、贺龙是否想:因为许光达是装甲兵司令,利用他调动坦克部队来加强他的新疆力量。贺龙的手各地区都伸。武汉、成都、北京、新疆等军区,有计划地加强他的实力,准备搞政变。

(四)据宋庆生揭发,在写第二方面军军史的问题上,应当由了解的人来写。许光达有一段时间到苏联去了,很长一段时期不在二方面军,但军史实际上由许光达负责领导写的。

(五)许光达本来不够大将资格,最多是个上将。但为了照顾山头,一、四方面军都有大将了,就是二方面军没有,所以给他个大将。但后来贺龙对许的级别还有意见。[30]

3月31日,许光达被放出。6月14日军委办公厅通知:经军委常委5月19日第六十九次会议研究讨论同意,对许光达、张文舟进行重点批判斗争,“并已报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8月14日,又再次被关押,遂进行专案审查。1969年6月3日,在监护状态下病逝。不及一周,6月9日,贺龙亦在监护状态下病逝。6月26日,《解放军报》在不当眼处刊登了许光达病逝的消息。


注 释

[1] 刘振杰:《是这样走过来的》,自印本,页331-332。
[2] 应为王兴纲,下同。
[3] 刘振杰:《是这样走过来的》,自印本,页334。
[4] 张胜:《从战争起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版,页310-312。1972年11月22日,周恩来批准解除对张爱萍的监护。1975年3月,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5年10月7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作出关于张爱萍的审查结论:“根据中央军委的报告,经中央批准,于1967年12月25日(抄注:实为26日)监护审查,1972年11月解除监护。经调查核实,张爱萍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
[5] 陈鹤桥,原任军委通信兵部政委。1966年9月,总参党委派人到通信兵机关宣布:“以陈鹤桥为首的反党集团”、“阴谋颠覆总参党委”、“篡夺通信兵领导权”,决定对陈进行停职审查。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总参谋部》卷编辑部:《总参谋部大事记1927.8-1987.12》(送审稿),页624-625。
[7] 1967年7月中旬,彭绍辉与其一参加武汉百万雄师的远房亲戚谈及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看法。
[8] 刘振杰:《是这样走过来的》,自印本,页349-350。彭绍辉1967年8月被停职,同年12月,总参党委决定对彭绍辉进行专案审查,专案组由李天佑、王新亭负责。1969年4月中共九大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同年8月复职。
[9] 《总参谋部大事记1927.8-1987.12》(送审稿),页625。
[10] 刘振杰:《是这样走过来的》,自印本,页355。刘少文1974年9月解除审查,1978年6月任总参顾问。
[11] 《红旗》杂志1967年第16期(1967年11月23日出版),页30-39。
[12] 参见《海军编年史1949.1-1983.12》,页751。
[13] 《海军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搏斗和海军直属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李凯同志一九六八年六月在海军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报告》,页25。
[14] 参见《海军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搏斗和海军直属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李凯同志一九六八年六月在海军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报告》,页26。
[15] 参见《海军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搏斗和海军直属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李凯同志一九六八年六月在海军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报告》,页27-28。《人民海军》报于1967年9月23日复刊。
[16]《海军编年史1949.1-1983.12》,页754。
[17] 刘指刘道生。
[18]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4月版,页220-222。
[19] 《海军编年史1949.1-1983.12》,页754。
[20] 张学思1967年9月11日被捕并被抄家,1970年5月29日关押中病逝。
[21] 主要资料来源自俞惠如:《我和信泉——俞惠如回忆录》,自印本,2008年4月版。
[22] 俞惠如:《我和信泉——俞惠如回忆录》页199。“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指的应是吴克华,欧阳毅等。
[23] 俞惠如:《我和信泉——俞惠如回忆录》页202。惟目前在官方的炮兵组织史资料中,尚查不到这次常委改组的记录。
[24] 俞惠如:《我和信泉——俞惠如回忆录》页202。
[25] 应为李铁砧,下同。
[26] 俞惠如:《我和信泉——俞惠如回忆录》页208-209。
[27] 吴克华随后长期被关押,立案审查五年之久,至1972年7月方解除监禁。
[28] 许光达,湖南长沙人。1925年加入中共。1930年在洪湖根据地任红六军参谋长,后任红二军团十七师师长。抗战期间,任延安“抗大”教育长,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二旅旅长。1945年后历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1949年后任装甲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29] 《总字212的“文革”大事简略回顾与反思反省——我所了解的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和装甲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http//blog.sina.com.cn/u/1717607345。最后访问:2018年7月17日。
[30] 向仲华在装甲兵科学院解答许光达贺龙关系问题会议记录,1967年1月21日。载装甲兵工程学院红色造反总团主编:《红色造反者》第23期,1967年6月23日。电子版: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1865400100fya2.html,最后访问:201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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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周五 10月 26, 2018 9:4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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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节 “军委十条”


3月下旬,毛、林、周在处理完青海事件之后,开始着手对各地军队压制、镇压造反派群众组织的行为进行纠偏。

3月30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及其前面一个颇长的批语交毛泽东审阅。批语共五条,毛泽东在第二条文字之后加了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1]

4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发布。其批语全文如下: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发给你们。这个文件中提出的政策性规定,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央强调指出,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和各地驻军,无论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机关和单位,或者在没有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要保障更好地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别要注意: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第三,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被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2]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内称:“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同日,林彪将旨在纠偏的军委命令稿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作出部分修改后告林彪:“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4月5日,林彪将修改过的命令稿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阅后批予林彪称:“林彪同志: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3]

4月6日,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全文如下:

中央军委命令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
毛泽东
四月六日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4]

4月6日发布的《中央军委命令》,条文共有十条,故简称为“军委十条”,以区别于1月28日发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林彪送交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军委十条”,与周恩来送交毛泽东审阅批准的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的批语,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军委十条”实际上是对“军委八条”发布以后,有所加剧的军队与造反派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进行批评与纠正,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军委八条”。惟中央各人在口头上不能承认这一点,相反,对侧重点完全不同的两个命令,却作出了相互缝合互补的解释。典型者,如江青4月20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江青称,“一月二十八号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是正确的,有效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军队也要正确地对待群众,要爱民。……现在,四月六日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也是正确的,有效的。十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群众,是讲爱民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的精神,是一致的。把十条命令和八条命令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绝不要利用这个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如果用这个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那就错啦。”[5]

4月上旬至下旬[6],军委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旨,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帮助军队高级干部“转弯子”。根据现有的材料可知,潘复生、张春桥在会议上分别介绍了黑龙江、上海的文革运动进程,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分别讲了话。江青4月12日在会议上称,“解放军要立新功。”“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几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7]

以上江青讲话并非原话,是经过整理的。4月15日、17日,江青将讲话记录整理稿先后两次送毛泽东审改。以上“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毛对讲话记录整理稿批道:“退江青。可以,照办。”[8]5月,江青这一讲话被冠以“为人民立新功”的标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向全国公开发行。

4月11日,徐向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发言内容据徐向前自己回忆称,“内容无非是担任全军文革组长的近三个月里,思想上怕乱,跟不上形势,工作没有做好;对毛主席的三支两军指示,领会不深,贯彻不力,像青海、四川、内蒙、福建、河南等地发生的事件,认为自己管不了,也不想去管;军内共抓了七百多人,取消战斗组织一百多个,打击了‘造反派’;积极争取中央文革的支持、帮助不够,有抵触情绪;等等。”[9]

4月14日,原力主对造反派采取强硬政策的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叶谈了在处理青海问题、成都问题和万县问题中的错误,还谈了“对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主要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有时尊重不够。在研究讨论问题时,在某些问题上虚心接受 央文革小组同志的意见不够,有时态度不冷静,不慎重。”[10]

“军委十条”发布后,各地军事机关纷纷对打击、镇压造反派群众组织的过往行为进行了深刻程度不一的检讨,与造反派的公开对立情绪有所收敛,并开始释放“镇反”中被抓人员。4月20日,新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向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报告: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四川地区截止4月19日,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共27865人,占被抓人员总数的85%。4月21日,周恩来批示将梁兴初的报告“印发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参加四川会议各同志”。4月23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称,“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11]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称:“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用‘一·二六事件’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是不妥当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最近,他还向驻福建部队发出指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对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有意见,可以提。写信,送大字报,派代表,这些方式都可以,但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但对‘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予追究。”[12]

《毛泽东传(1949-1976)》在写到此一时期时称:

五月十日,毛泽东在刘伯承转报的一封反映济南地区军队遭受严重冲击情况的来信上批道:“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13]四天后,他又就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的报告写了批示:“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他特别强调:“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14]这段话,很能反映出他自己当时的心态,很能反映出他面对如此混乱局势时的基本想法。二十七日,他又在转发五十四军在重庆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15]

显然,由于过于自信,毛泽东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总以为“其实不是那样严重”。这已严重地脱离实际。[16]

“军委十条”发布后,虽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于4月20日发出通知称,“最近,有少数学生和群众又开始到北京和其他地区进行串连,北京的一些学校又派人到外地串连。因此,中央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的决定,各地已经外出串连的,应当立即返回。”[17]但却阻止不了军队院校造反派再度杀向社会,走上街头。据一份有关方凡(技术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勤务组主要成员)的审查材料称,“为了‘击退军内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打倒拿枪杆子的刘、邓’,方凡等人于4月8、9、10日连续开会、筹划、拟就《告全军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无产阶级革命派书》。4月11日,他们组织上千人于天安门广场集合,方凡讲话,宣读以上《告造反派书》并于会后指挥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发,经中南海前门、国防部至三座门止。沿途高呼‘解放全军造反派!’‘炮轰陈毅!’‘火烧叶剑英!’等口号,开创了军队上街游行的先例。4月14日晚,方凡等人支持军艺‘星火燎原’冲击北京军区的活动,并提出‘以解决北京军区的问题为粉碎逆流的突破口!’4月16日,方凡与军测的杨寅田等人接管全军文革接待站,并发表‘公告’称‘全军文革接待站顽固地执行了以叶、徐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宣判’它的‘死刑’。4月21日,总政萧华主任、总参杨成武代总长接见军事院校四个组织的代表方凡、杨寅田、王兴明等人,萧、杨二同志在谈及联络问题时,均说及必要时可‘交换交换意见’,‘不要搞固定形式’。之后,方凡苦心琢磨并与杨寅田、刘正新、杜兆云、黄磊等人多次商议,决定以‘斗罗(瑞卿)’的名义联合起来,取得‘合法’地位,进而抓‘拿枪杆子的刘邓’。‘斗罗’计划得到萧华、杨成武同志的支持和批准。4月27日,‘斗罗筹’[18]正式成立。成立会上,讨论通过了方凡起草的给全军文革的报告和成立宣告。方凡被选为中心组一号成员。5月12日在全军文革工作人员的具体指导下,方凡主持召开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斗罗大会’,当时身体伤残的罗瑞卿同志遭受了无情的批斗,到会陪斗的有刘志坚、王尚荣、苏振华、刘震、宋烈等同志。”[19]

据5月12日“斗罗大会”的组织者声称,这次大会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政治学院革命造反总部、后勤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团、穷棒子革命造反团、技术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测绘学院革命造反团、井冈山红色造反团、后勤工程学院红色造反者总团、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二医大红色造反纵队、七医大一○·五红色造反团、防化学院一○·五革命造反团、二炮医校红色造反队、三○一护校红色造反队、无线电技校红色造反团、第三工程兵技校红色造反总部、空军学院东风造反总队、空军二高专红色革命造反纵队、空军技术学院红色造反纵队、空军总医院护校红色造反队、空军政干校红色造反兵团、北空护校红色造反团、空军九航校一二·二七革命造反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空军第一预校红色造反联络总部、空军十航校红色造反兵团、空军十七航校革命造反兵团、空军八航校红色造反总部等25所院校28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起和召开的。[20]以上组织应为“斗罗筹”的成员。这一名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委十条”发布后军队院校造反派组织恢复活动的“盛况”。


注 释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05。
[2]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325-329。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06。
[4]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122-128。
[5]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4)》,1967年5月,页190。
[6] 具体日期据范硕《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及《叶剑英年谱》为4月11日至24日,惟据《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刊载有潘复生4月9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推测,上述日期应不准确。
[7] 江青同志讲话,1967年4月12日,载《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页134-135。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10-311。
[9]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元帅回忆录》,香港:香港征程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11月版,页646。
[10] 《叶剑英年谱》下,页963。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14。
[12]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348-351。
[13] 原书注: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0日。
[14] 原书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4日。
[15] 原书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转发第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7日。
[16]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页1488。
[1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二集,1967年6月,页96。
[18] “斗罗筹”的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革命造反派斗罗大会筹备处”。
[19] 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1985年4月19日。
[20] 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革命造反派斗罗大会筹备处编:《斗罗战报》第一期,1967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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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10月 26, 2018 9: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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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节 “红八条”公布前后的内蒙文革与内蒙古军区


一、“红八条”公布前的内蒙古军区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广袤,总面积约118万平方公里,在省级行政区中仅排名在新疆、西藏之后,名列第三。国境线全长4200公里,在新疆之后名列第二。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内蒙古军区是全军十三个大军区中实力最弱者。时辖呼和浩特、包头、昭乌达、呼伦贝尔、哲里木、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伊克昭九个师级军分区,骑兵第五师,四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两个工程建筑团及军区步兵学校。1966年7月,内蒙古公安总队整编为内蒙古军区独立第二师,归军区建制领导。

文革前夕,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为乌兰夫(蒙古族),副司令员刘华香、刘彬、孔飞(蒙古族,乌兰夫的妹夫)、黄厚、萧应棠,副政委廷懋(蒙古族)、吴涛(蒙古族)、刘昌、杨永松(未到职),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良太,政治部主任刘昌兼。军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副书记吴涛、刘华香、萧应棠、廷懋,常委孔飞、刘昌、黄厚、张德贵(政治部副主任)、郄瑞卿(后勤部部长)。

在取消军衔制之前,乌兰夫为上将军衔,郄瑞卿为大校军衔,其余各人为少将军衔。除乌兰夫一人外,内蒙古军区的领导干部配置未达至其他大军区的水平。

1967年1月,内蒙古军区介入地方文革,倾向于保守一派的红卫军。时乌兰夫早已被免职,孔飞、廷懋也已被打倒。2月5日在军区营区外发生“二五开枪事件”后,国务院、中央军委翌日令自治区党委、军区、呼三司和红卫军四方各派三至五名代表到京商谈解决。军区方面参加的有吴涛、萧应棠、刘昌、黄厚,刘华香列席了中央负责人开头的两次接见。

内蒙四方代表在京商谈期间,内蒙古军区仍在内蒙与红卫军结合镇压对立面呼三司,又派兵到北京抓内蒙军内造反派。周恩来与中央各人在2月10日、16日两次接见中,对造反派与军区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不偏不倚态度,到了3月18日第三次接见时,周恩来等的态度突然有了明显的变化,对刘昌、黄厚提出了严厉指责。

当日接见时,周恩来质问刘昌:“你们是怎样处理不要对群众组织(如对‘八一八’)宣布是什么性质的组织的问题的?”刘昌答:“我们没有宣布‘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八一八代表杨民众说:“不光宣布了,还抓起来不少人,打了不少人。”戚本禹插话说:“在总理面前你都不讲事实,你怎么对待总理?”16岁即参加革命的福建老红军刘昌毫无惧色地回敬戚:“你不要吓唬人!我听总理的。”[1]中央文革要员在公开场合遭到如此强硬顶撞,此前未见!

在第三次接见将要结束之际,周恩来严厉指责内蒙古军区有关负责人:“你们表面上似乎听中央的话,实际上你们不听。我们办事都得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但你们不是这样。你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耽心内蒙古军区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你们把那么多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同群众搞得那样对立。内蒙地处边防,背靠苏、蒙修正主义,我们怎能不耽心?吴涛同志,你是第一副政委,你应该两方面负责,派你去呼市看一下,你敢不敢?(吴涛:总理决定了我可以回去)中央文革也去人,联络员也去一个。”[2]

在康生插话之后,周恩来接着代表中央表态:

由于学生在军区门口静坐,发生了问题,调你们来商谈解决问题,找你们几方面谈。二月十七号定了四条,你们是同意了的。但一个月来你们并没有按这四条办事。找你们来商谈,是要把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搞大联合,夺权。但这一段你们不是按中央意见办事。

第一,你们竟然在军区门口把《红旗》和《解放军报》记者扣起来。四大自由嘛,记者没有这个自由?萧主任打了电话,你们还要押送回来。扣留了笔记本,在黄厚手上一个月不报告。记者报导如不符合实际,你们可向上反映嘛,怎么能扣留?这件事就是对抗中央,没遵守军委的命令。在军区门口发生学生静坐以前,刘华香就请示过要调兵的(徐立清:叶总办公室曾告诉过他们不要调兵)。

第二,刘华香开完会,本来想要留他商谈解决问题的,他不打招呼就走了。他回去后一个来月,办事是不合乎中央意图的,越走越远。

第三,河西公司的事,提醒过你们,不让你们宣布“818”是反革命组织,表面上你们听中央命令,但你们在下面宣布,这是耍两面派么。

第四,宣布人家好多组织为反革命,怎么能这样压制?即使是保守的组织,也要教育提高,怎么能压制?完全不是对待群众组织应抱的态度。这是刘、邓路线(康老:这是反毛主席思想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五,你们派部队来北京,就是你们要指挥中央,你们目无中央。北京卫戍区是保护中央、保护毛主席的。你们派兵来大街上抓人,是要为所欲为。

第六,还有这样的传单(指军区印的陈鼎写的材料),还加上了按语。清华附中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即使是他写的,也要劝说他不要写。你们还加上了按语,印发传单?如果是你们写的,这样做不是破坏解放军信誉吗?这怎么能这样对待红卫兵?何况对红卫兵,你们对中央文革的记者都那样对待,这是对抗中央!

第七,你们包围了师范学院,据这位同学(指郝广德)讲已经三天了。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那样对待?这是你们有指挥的,要把一个群众组织搞垮嘛。对这个问题,打电话你们没有回答,还要中央去调查!这一个月来你们进攻,不照中央的意图办事。清华附中同学的信,如调查属实是你们强迫写的话,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你们欺骗中央。

第八,开大会夺权,说是搞呼市的庆祝,实际上是夺区党委的权。权星桓、康修民实际上是让你们掌握的群众组织抓起来了。对区党委书记,你们军区政治部就定了性?你们比中央在先把名字点了,不夺权也等于夺权了,你们有这么大的权吗?七、八号夺权(指呼市)根本没有报来,十五号登报,明天要开大会,还要批准登报,都不是商议,是给我们下命令,统统是先斩后奏,你们犯了多大错误!

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不能再忍了。这些你们都没请示过中央。你们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不对?[3]

周恩来3月18日这一讲话,实际上已为4月13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定下了基调。


二、内蒙“红八条”公布

4月13日晚上至14日凌晨,周恩来和中央其他负责人第六次接见内蒙来京四方面代表时,对即将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作了详细的解释,对内蒙古军区多有指责批评。周恩来称:

要集中力量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要批判,内蒙当然是乌兰夫和他的一伙人,乌兰夫很早被拉下马来了,离开内蒙古,撤了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政委的职务,名义上留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席,留在北京反省。把他拉下来,不是问题就解决了。他下面有党羽,有他的代理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还在支持他。以王逸伦、王铎[4]为首,确确实实就是他的代理人。在×区二月五日事件发生以来,他们很活跃。二月七日王逸伦就出来了,到军区和各处活动,本来生病嘛!不仅在内蒙,就是到北京来也是这样,还在继续指挥内蒙古。尤其王铎更加活跃,王铎的老婆在内蒙人委工作的喽(权星垣:内蒙人事局局长),不断打电话,还到北京劝降。

军区不是支持了左派,而是支持了乌兰夫的代理人,支持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也支持错了。跟革命造反派对立,被王逸伦、王铎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这是必然的。他们原支持的保守组织,本来可以教育,一支持他们,就被利用了,就发展了,跟上来了,问题大了。比如说:“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是跨行业的组织,在北京会谈时就变成了“无产阶级联合总指挥部”,有工人、农民、机关、铁路、学校,实际上还是个跨行业的组织。等一下我下面还要说。为什么这样变化,总有人在后面指挥,所以指出:内蒙古军区内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他们在北京的六名党委委员也承认这一点。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领导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吴涛同志[5]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在乌兰夫下去后,吴涛不仅是第一付政委,他还是军区党委书记,他还是第一负责人。你们说是群众把他打成的,军区党委没写成决议,实际上是军区党委决定的。你们支持一部分人,名义上叫造反派,实际不能叫造反派。因为吴涛同志和军区的认识不一致了,因此就把吴涛同志打成了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行动受到限制,电话撤销了,不能办公了,不能行使职权,军区没有正式报告中央军委。青海司令员兼政委支持左派被免,形式上做了报告,内蒙军区还不如他们。你们看了青海的文件没有?(答:没有)看了安徽的文件没有?(答:没有)联络员,把青海文件找几份今晚回去读一读。青海刘贤权也是司令员兼第一书记,把职撤了,他们还承担错误。可是内蒙军区,还不承认,说是群众打成的,是三反分子,没有撤职。

……

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军区的某些领导人负责。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没有坏人煽风点火,不会把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开始是王逸伦,后来是王铎,王铎到北京还闹,王逸伦有些被中央看穿了。王逸伦、王铎要负主要责任。其次是军区某些领导人,在内部不完全点名,因为文件发表会到处传,我们要维护解放军整体的光荣,不都写出去好。我相信革命群众会理解的,我想这会得到革命群众的支持,这是第一部分问题。

王逸伦是个坏人,我们和王逸伦谈过话,康生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识破了他。下面请康生同志谈谈。[6]

在康生插话谈了王逸伦问题之后,周恩来又称:

王逸伦是代表一种人。四月五日有个传单解剖了一下,现在,康老解剖的更清楚了。

二、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调内蒙军区任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是被赵永夫罢了官的。这个同志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给中央写了信,很有立场,很有见解。当时,他就支持青海的革命造反派“八一八”。赵永夫已经查明,是反革命分子。把刘贤权同志调内蒙,青海还有另外同志担任。吴涛同志任政治委员。在华北局揭发乌兰夫时,首先是高锦明同志,吴涛在会上的立场很好。王铎很坏,和乌一起哭哭啼啼。当时在会上划分两方面嘛。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党委,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不要讲得太具体了,革命派会理解的,写在文件上就要出去,内蒙发生问题苏修、蒙修很快就知道了。在乌兰夫领导下的一小撮,还没有清理嘛,不仅是军区方面。但毕竟是一小撮,不要扩大,也要事实求是。对军区说的含蓄一些,军队还有高度集中,还有总政、总参、军委嘛。

刘贤权同志来之前,北京军区调一个副司令员代理一段工作。腾海清同志来了没有?请他来嘛,同大家见见面。

第三个问题,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样更会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派有资格。必须左派占优势。也不要忘记保守派改变立场态度,保守派经过开门整风,改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基层有代表性的,也可以吸收个别的人参加,这有好处。他承认错误检讨的好,也可以嘛!不要有对立情绪,特别是三司、“八一八”等革命造反派组织要考虑这个问题,今后情况变化了嘛。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作个良好的开端。

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他们犯过路线错误,经过检讨、斗争,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嘛。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第四,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干部和战士,包括地方和军队,包括各地区、各分区,统统按这个处理(鼓掌,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对杀死韩桐的凶手,要依法处理。二月五日出现,二月六日发出电报就要追查凶手,到现在已七十天才解决。枪杀韩桐的就是×区柳青,内蒙×区一直不承认,有的人还想替他辩护,而且造谣说是学生自己打死的。吴涛,你打个电话要严加管制起来!(侯凤英:×区还给他送酒送肉,还过礼拜六。)(吴涛:已经戴上手铐了。)不准跑掉!跑掉你要负责任喽。这个在文字上就不要写了,你们知道,群众知道就行了。上次的电报你们登了小报,犯了错误。但是你们态度很好。提醒你们造反派注意,千万不要再加注解登出去了。对韩桐同志可以悼念,开个追悼会,但不要把这件事过分扩大。悼念韩桐同志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三结合”搞得更好,这就是更好的纪念他。主席有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韩桐牺牲的有代价,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了,夺权了嘛!新生了!他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第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从各个方面揭深揭透。去年华北局会议就把他揭出来了,拉下马了,撤了第一书记。司令员兼政委,就剩下名义主席了。从策略出发,主要是考虑蒙修、苏修问题,没登报公开揭露。斗争是逐步深入的,现在公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天安门也有大字报了,去年我还劝,现在我就不劝了。

乌兰夫的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但不登报,从政策各方面考虑。(郝广德:我们要求把乌兰夫揪回去斗!)先不要把人揪回去,以后再说嘛!你们的斗争对象很多嘛!

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实际上今晚已逮捕了(掌声,热烈鼓掌声)。

王铎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热烈鼓掌声)。你们负责带回去,保证按政策办事。[7]

周恩来在接下来的讲话中,还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余下的第六至第八条作了解释。纵观周的整个讲话,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自2月5日以来”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时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对内蒙古军区前段支左工作,基本持否定态度。

翌日,4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正式公布。决定共八条,其中第一至第五条如下:

一、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至于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错误,应当接受群众批评,在斗争中改正。

内蒙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

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

二、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担任内蒙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

三、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四、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革命干部和战士)。对韩桐事件的凶手,要依法处理。

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王铎应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8]
明显倾向于内蒙造反派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被造反派誉之为“红八条”。


三、“红八条”公布后的内蒙文革与内蒙古军区

“红八条”的公布,加深了内蒙已经存在的两派矛盾和保守派的怨恨情绪。出于对八条决定的不理解,内蒙保守派和军区部分干部、战士到京上访请愿。

据呼三司负责人高树华文革结束后称,“红八条”公布后,“内蒙军区领导人中,军区党委副书记、副司令员萧应棠将军,以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回到内蒙立即按中央指示整顿军区内部。……由于他和新到内蒙工作的滕海清将军是老战友,他对滕的工作很支持。萧还配合吴涛政委,在内蒙军区干部中进行教育工作,使司、政、后机关渐渐恢复正常。”“刘昌、张德贵则对八条持消极态度,对抗情绪最大的是黄厚和王良太。黄厚拍着胸脯说:‘内蒙五个第一也罢,十个第一也罢,说我是无产者后台老板也罢,让他们去说吧。’他表示,还要‘上大青山打游击’。王良太暗中支持受蒙蔽的部分群众、战士,大闹内蒙、大闹北京,直至在人民大会堂大打出手。”“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的代表,对中央的决定也不服气,他们认为是呼三司能说会道欺骗了中央,是中央听了呼三司的一面之词。一时间,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上访的人逐渐增多。”“4月13日后,鉴于中央要求解散跨行业组织,按单位归口的规划,红卫军、无产者、工农兵改头换面,成立了红色工人、红色战士和无产者。”“4月15、16日,红色工人数万人在呼市大街游行,高呼‘与高锦明血战到底’,‘坚持打倒呼三司’的口号,公开反对中央八条,并沿路拦截轿车,准备到中南海去闹事。”[9]

4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在给“呼和浩特各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指战员同志们”的一封公开信中称,“中央已经正确地处理了内蒙问题,内蒙各方面到北京来反映情况的人,都应当迅速返回内蒙。各方面都不要继续派人到北京来。更不得拦阻火车,妨碍交通,破坏生产。”[10]

4月27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及内蒙古军区吴涛、刘华香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内蒙无产者方面数千人,呼三司数十人。北京红代会数千人在场维持秩序。周恩来称,“最近这些天,因为内蒙古,特别是呼和浩特来了一些人,到北京来,一直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叫我们来给你们开一个会(鼓掌,长时间呼口号)。因为这个会不是简单的一个会,在北京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以说还是头一次。所以我们也邀了在北京的红代会的各方面的人来听一听(鼓掌,呼口号)。这个问题是由于《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发表以后发生的。我们首先请内蒙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同志把他们内蒙古军区所作的检讨先讲一讲。”[11]

在刘华香检讨后,周恩来在一片口号声、起哄声中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再作一点解释”。会场的混乱情况,从记录周恩来讲话时的情形中可见一斑:

刚才刘华香同志宣读了他们五个同志的检讨,刘华香和吴涛同志留在这里开会,回去的萧应棠同志就站出来作了比较好的检讨,可是其他的人还没有检讨。所以是考察考察,到底这些军区的个别领导人认识错误是诚恳的,还是不诚恳的,我们还要看一看。所以,当时不用点名的方法。这也是给群众通过斗争和运动来鉴别他们(长时间呼口号。有人喊:“我们想念毛主席”!)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现在(连续呼口号,有些人还在喊。康生同志插谈:不要捣乱!)同志们!同志们!(连续呼口号)喂!同志们!同志们!你们要听我讲,我们几个同志是受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委托给你们讲的嘛(鼓掌)。如果你们不听我们的(长时间呼口号),同志们!(继续呼口号,吹口哨)同志们!同志们!我再要求你们一次,你们是听话的吧!你们得听我讲完以后你们再喊口号嘛!(鼓掌)!(康生同志插话:你们要听党中央的话嘛!同志们,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们是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相信不相信?“群众答:相信”。如果不相信的,立刻走出去!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们不相信,立刻走出去!)同志们,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还继续讲。[12]

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接见会竟然开得如此窝囊,这恐怕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头一遭。

4月28日,总政治部向内蒙古军区党委、政治部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的指示》称,“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操纵的保守组织,严重地打击了革命群众,使内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挫折,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中央四月十三日发布了‘关于内蒙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所犯错误的性质和纠正错误的一系列措施。中央决定下达后,立即得到内蒙地区广大革命群众,内蒙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但是,据反映仍有极少数人坚持错误立场,对抗中央决定,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另外,有些人因为受了欺骗蒙蔽、上街游行、上北京告状。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是违犯军纪的行为。”[13]

5月16日晚,周恩来及康生、江青、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内蒙古军区赴京人员共二千七百余人,其间会场一片混乱,周恩来最后称,“时间很晚了,明天大家是不是分头座谈一下,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总政分头下去听听,我有时间一定也要去听听。”[14]

5月19日凌晨,周恩来与萧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最为倾向保守派的内蒙古军区警卫营代表。周恩来在讲话时以谆谆教导的口吻称,“军队无论如何要巩固、要稳定。这次你们到北京来,除七十三位代表是我请来的,还有自己来的十几位,起码这一点就不怎么讲纪律。你们在人大会堂也看到了,有两千七百多人嘛!有许多是自己跑来的嘛,这就涣散了,这就不讲纪律了。这么多部队自由到北京来,还是第一次,但是我们没有责备你们,因为你们还是革命战士。”[15]

5月21日晚,周恩来、康生、徐向前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内蒙古军区滕海清、吴涛、刘昌、刘彬、黄厚、王良太、张德贵,内蒙区党委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周恩来这次口气强硬地声称,“明天开一专车,你们都走,参谋长负责。又一次对你们考验。中央做了这样的忍耐,警卫营行为不能不使人想:口头上拥护八条,但是不回去。是受了外界影响。有人故意歪曲调查组,要重新审定‘八条’。‘八条’是中央决定,根本不能改嘛!根本不能重新审定嘛!还有的说要搞什么‘新八条’,这简直就是捣乱,显然里面有坏人,就看你们来揭了。无产者,工农兵等跨行业上层组织要解散,中央‘八条’明文规定不能改变。明天要开好一个专车等着,如果再不服从命令,以自由脱离解放军,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要采取行动。”[16]

5月24日,据高树华称,“总政治部在政协礼堂举行欢送内蒙军区赴京人员回呼大会。[17]在王良太策划下,少数干部战士在会场上拍桌子、跺脚、抢夺扩音器,冲上主席台,毒打在主席台就座的吴涛将军,殴打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陆杨将军[18],并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反对中央的五条要求。当晚王良太回到住处,边喝茅台酒,边喊:‘好,好!’”[19]

5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以代理司令员滕海清、政委吴涛名义发布的内蒙古军区命令。命令强调“军区各单位到呼市和其他各地串连的人员,必须于五月底以前一律返回原单位,不得在其他地方停留。过期不归的,以自由离开部队处理。”“除步校、卫校、文工团、体工队和军乐队等开展‘四大’的单位以外,军区领导机关和部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坚决支持和维护忠实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决定的单位和人员。对不满中央这一决定或言行不一、阳奉阴违的人,要进行教育和严格批评;对少数对抗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决定的屡教不改、坚持错误的人,要给予纪律处分。”[20]

5月26日晚至27日凌晨,周恩来及中央其他负责人在接见呼市造反派代表时提及了吴涛挨打一事及中央决定采取的措施。周恩来称,“从4月13日宣布八条以后,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们来说许多人到北京闹事、24号达到高潮,军委开的会,李天佑参加了,动手打人发展到高峰,有100多人冲上主席台,把吴涛打了半个多小时,让他签字,李天佑制止,他们不听,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上来讲,他们也闹。刘昌掌握会场也不制止,王良太发言鼓掌很厉害,他发言很有煽动性,问:‘今天的会开得好不好?’众‘好!’和中央唱反调,八百多人等不急[及]了,不择手段,估计形势不足,闹事把他们暴露了。接见警卫营时说了,给他们以后的考验机会,把军队秩序建立起来。昨天我们决定采取五项措施,不能等待了,我们已经说了,等待到一定程度。五项决定是经过林副主席主持的,经毛主席批准的,是根据内蒙形势采取的。”[21]

在周恩来讲话的同一天,5月26日,中央对内蒙古军区采取了断然措施,动了组织上的大手术。中央军委当日发布的(67)12号文件《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宣布:对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实行隔离审查;对军区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军区其他在京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调一个师的兵力移驻呼和浩特;将军区警卫营、通信营部分人员和高炮营、测绘大队调离呼和浩特市,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将内蒙古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22]

根据军委决定的精神,北京军区随即在呼和浩特市东北平顶山设立了内蒙古前指,由滕海清负责。调六十五军一九三师五七八团(欠一个营)和五七九团一个营,六十九军二十八师八十三团、八十四团和八十二团二营及铁道兵五十二团,共一个师的兵力,移驻呼和浩特,归前指指挥。前指具体负责人为二十八师师长张广有。

内蒙古军区降为省级军区后,所辖部队和军分区不变。司令员刘贤权(未到职),代理司令员滕海清,政委吴涛,副司令员刘华香、刘彬、萧应棠,副政委杨永松(未到职),司令部参谋长耿淑明(未到职),政治部主任郭云昆。1967年12月,滕海清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涛任第二书记。

6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经报中共中央批准,由滕海清任组长,吴涛为副组长。11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吴涛、高锦明、霍道余[23]任副主任。

以后的事实证明,滕海清并非是内蒙一把手的适当人选。内蒙古民众随即迎来的,是一场更为深重的灾难。


注 释

[1] 《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有关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一集,页42。
[2] 周总理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第三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1967年3月18日凌晨,载《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有关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一集,页44-45。周恩来表态后,由李天佑、吴涛率领的中央调查团,3月18日傍晚飞抵呼和浩特。
[3] 周总理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第三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1967年3月18日凌晨,载《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有关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一集,页45-47。
[4] 王逸伦,原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王铎,原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5] 吴涛,时任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内蒙古军区党委排名第一的副书记。
[6] 周总理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第六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1967年4月13日晚-14日凌晨,载《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有关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一集,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1967年5月30日,页93-100。
[7] 周总理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第六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1967年4月13日晚-14日凌晨,载《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有关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一集,页105-108。
[8]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7年5月,页338-345。
[9]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页253-254。
[10]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印:《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等文件汇集》,1967年4月21日,页5。
[11] 周总理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接见内蒙赴京上访人员时的讲话,1967年4月27日,载《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1967年6月5日,页3。
[12] <周总理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接见内蒙赴京上访人员时的讲话>,1967年4月27日,载《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页5-6。
[13] 《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页42。
[14] 《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页48。
[15] 《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页50。
[16] 《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页53-54。
[17] 据乌嫩齐称为“中央军委领导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副主任徐立清,办公厅主任路扬在政协礼堂接见内蒙古军区领导和上访人员。”见乌嫩齐《战地不了情》页59。另据高树华、乌嫩齐称,事件发生在5月25日,周恩来5月26日讲话称为24日,此处从周恩来说。
[18] 陆杨,应为路扬。
[19]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页257。
[20] 《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页59-60。
[21] 《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页62。
[22]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2月版,页235。
[23] 霍道余,建工部八局第一建筑公司汽车司机,华建井冈山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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