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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6月 02, 2018 5:5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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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节 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阶段


军队院校,是军内文革初期的重点部门。运动初期,军内各大单位均向所属院校派出了工作组。7月下旬,在中央决定撤出派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情况下,全军文革小组作出了撤出工作组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仍由各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同时提出了军队指挥院校学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与连队相同,以及只准在军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兵种院校范围外进行串连等规定。

高等军事学院 1966年初,当社会上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学院的绝大部分干部还在农村“四清”。5月底,学院主要领导率领部分干部先期返回学院,并立即召开党委会,对学院开展文化革命运动作出决定,要求全院人员,采用半天工作、半天搞运动的方法,有计划、分批次学习中共中央《通知》和有关文化革命的其他文件、文章,边学、边议、边揭、边批,积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战。

6月20日,参加农村“四清”的干部全部返回学院。6月25日,学院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政委李志民作动员,新任院长李聚奎讲话。他们一致强调,学院刚经过历时10个月的整风,全院上下以院的领导为重点,深入进行了一次思想革命,检查了建院以来的教学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进一步批判了“教条主义”,进行了教学改革。整风结束后,多数干部又去农村参加了9个月的“四清”,经受了一次最实际的锻炼和最深刻的阶级教育。在全院的职工、战士和家属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一次清理工作。学院近两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搞运动。通过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些重大问题解决了,全院人员的精神状态、工作干劲和工作作风都有显著变化。根据上述情况,学院开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干部和学员中深入进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学好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文件,联系实际,清理、批判资产阶级黑线的影响,巩固和提高整风成果。院党委对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总的部署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到1966年7月底基本告一段落,以便接收新的教学任务,并适时召开学院第三次党代表大会。【1】

解放军政治学院 6月7日,院党委作出决定,全院继续深入学习和贯彻 “五一六通知”,6月初到7月中旬,集中时间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扭转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识。在此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资产阶级代理人”和“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肃清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黑线的影响。同时,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

6月上旬,参加农村“四清”的干部陆续返回学院。6月8日-11日,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在深入学习《通知》精神的基础上,揭发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对学院的影响,把建院以来在教学方针上的不同认识,提高到“两种教学思想和两种教学路线”上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学者、权威”的“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干扰了无产阶级教学思想和教学路线的贯彻。其表现是,学院的部分阵地为黑线所占领;坏戏、坏电影在学院大量上演;图书资料馆收藏大量古书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有的教员、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脱离政治,埋头读书、教书,迷信权威,追求学术成果,向往成名成家,等等。

6月27日,院党委向全院人员传达了总政关于学院可以出大字报的指示,全院上下群情激奋,积极响应。7月5日,院党委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蔡顺礼代表院党委要求中层以上领导干部积极行动起来,到群众中去,敢于领导,善于领导,引导群众把学院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2】

后勤院校 总后勤部根据上级要求,于7月召开后勤院校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后勤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步骤。“第一步是放手发动群众,认真贯彻总政在《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中指出的:部队开展这次运动是先搞正面教育,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对重点单位的重点人进行揭露,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批判。第二步是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建设,要对广大干部进行一次兴无灭资的思想教育,大兴无产阶级世界观,大破资产阶级世界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联系实际,自觉亮思想,摆问题、谈认识、讲教训,在自觉革命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觉悟,但不搞人人过关。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新高潮。”会议明确了后勤院校开展运动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要正确分析院校知识分子现状,充分理解毛主席指出的,在我国‘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有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二是要坚持贯彻总政治部对大字报的规定,一定要有组织有领导地去做,要向群众讲清楚,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应注意保密,大字报要贴在领导指定的地方,对于个人私生活、政治嫌疑问题和涉及军事机密的问题,应直接向领导和工作组反映,不要贴大字报,以免为坏人利用。”【3】

第二军医大学校党委5月下旬研究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设文化革命办公室,校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余树棠为办公室主任。7月,校党委报请总后党委批准,对17名“三反分子”在全校开展批判,持续近三个月。【4】第四军医大学于6月中旬起开展了“四大”,掀起揭发批判一批校、部、院、系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字报高潮。副校长郝哲生、副政委张希平、范博渊等受到批判,并收集上报了他们的“罪行材料”。经总后党委批准,停止了郝哲生、范博渊和副校长汪石坚、附属一院副院长王槐寿、训练部副部长牛联棣等对文革的领导。【5】

空军院校 文革开始的前一年,空军院校按照全军院校的统一部署,开展了院校整风运动,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端正所谓的办校方向,把院校办成“抗大式的学校”。在院校整风中,一些干部教员受到了批判和伤害,也造成了教学思想的混乱。1965年下半年,按照全军的统一部署,空军院校的干部、教员和学员又分批下农村,参加“四清”,致使院校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四清”运动没有结束,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根据总政《关于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空军党委对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安排。各院校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正面教育,以座谈会的形式,学习文件,“揭露批判文艺界、教育界、学术界等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肃清资产阶级黑线的影响”。不久,运动很快升温,各校又按照上级的要求,开展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党委以教学为中心安排各项工作,领导干部抓教学,教员钻研业务,一概扣上“不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把院校多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我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以及学习借鉴外军的军事理论和有关经验等,一律视为“封、资、修”的错误东西加以批判;教学规章制度更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和“烦琐哲学”加以批判。空军政治部、军校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对1963年以来制定的学校工作方面的各种规定和要求进行一次清理。这次共清理出10种,决定全部取消,停止执行。根据国防部关于废除《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工作条例》的通知精神,5月14日,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下发通知,对1962年5月1日下发的《空军军事学校教学工作条例》宣布予以作废;空军军校部还将1964年5月1日颁发的《教学文书制度的规定(草案)》也宣布即行废止;还以“颁发证书制度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产物”为由,经请示总参军训部批准,下发了《废除颁发毕业证书制度》的通知,改为民主评议、领导审定的办法,做一个毕业鉴定,装入学员档案。【6】

空军学院 6月11日根据空军党委常委制定的《空军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初稿),结合学院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学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实施计划》。主要内容是:目的要求。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性质和伟大意义;肃清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影响,进一步明确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办好学院;提高突出政治战略意义的认识,克服重业务、轻政治的单纯业务观点。方法步骤。分2个阶段进行,总时间为25天左右。组织领导。学院文化大革命由学院党委领导,下设学院文化大革命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7月18日,空军派工作组检查学院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工作组由空军政治部5人组成,空政王静敏副主任任组长。【7】

第八航空学校为航空机务地面学校。6月2日至8日,学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织科、团以上领导干部先学一步,并决定从6月8日开始,组织全校人员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指示。6月10日,学校党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成立了文化革命办公室,并作出了《我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规定文化大革命与整风运动、教学改革结合进行,运动的重点是领导班子和教员班子。6月29日,学校机关干部和教员转入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及其影响的揭发批判,把过去教学工作的某些实际问题,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纲上来批判,全盘否定了过去学校教学改革的成果,特别是对考试制度列出了种种罪状,对教学工作“不突出政治”的表现也进行了揭发。

7月13日-14日,在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基础上,学校党委又重新组织干部教员学习文革文件和上级关于教学改革的指示及总政治部对西安地区几个工程院校文化大革命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批语等,认为:1960年以来我校虽然经过了四次教学改革,但由于“对学校存在的问题没有提高到两种教育思想、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和防止修正主义的高度来认识,所以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彻底改革,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甚大、政治生活不甚正常的情况下,学校党委提出了教学改革设想方案,其要点是:突出政治,加强政治教育,“政治教育时间占整个教学时间的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二十”;“毛主席的著作是最根本的必修课,坚持天天读”。缩短学制,减少课程,“修理、军械专业六个月;仪电专业六至八个月;无线电、雷达专业八至十个月”;“专业技术教育,一般设两至三门学科”。改革考试制度,“取消一切学科考试和毕业考试”。改进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废止注入式”;“提倡教员精讲,学员自学”。【8】

第九航空学校为航空机务地面学校。6月6-13日,学校党委在中层以上干部中,传达了空军院校会议上空军领导对文革过程和性质的讲话,指出:“当前是处于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时期,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关系全国全世界命运的斗争。”并明确在这场运动中,院校是重点,而领导班子和教员班子又是院校的重点。这两个班子,领导班子要比教员班子更好解决些。因为教员班子知识分子成堆,剥削阶级出身的不少,受苏联影响大,受“三家村”毒害深。为此,学校先在中层以上干部中统一思想,并决定用25天时间,迅速在全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同时,在校内成立文化革命办公室。一时间全校上下,层层声讨“三家村”,人人自我检查,揭发问题,肃清黑线影响,并开展了军事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

7月15日,学校根据上级指示,把运动转入教育革命。7月16日,全校动员,以“五七指示”为依据,动用“四大”( 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方式,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开展教育革命。并提出过去在学制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思想的斗争,从未打破过框框,没有彻底革命,只是修修补补。认为过去的东西,都是苏联的一套。培训时贪多求全,过分强调航校教学的复杂性,夸大了“师”和“员”的技术差别。各学科各自为政,故弄玄虚,教学内容脱离实际。学制长,害处多。并根据空军军校部指示,首先拟定了一个教改设想方案。方案中提出:地勤各类“师”实施培训、轮训并举,以轮训为主,培训学制为8-10个月,轮训学制为3-4个月;取消基础课,建立新的学科体系;以平时考试代替毕业考试,不记分;大力组织教员下部队巡回教学,发扬“红色背篓”精神;大力组织教、学员参加本校农、副业生产,促进思想革命化。在方案中还提出合并机械专业,取消基础和军事教研室。在此基础上,学校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先揭发学校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形成学校训练的长期方案。截至7月23日,全校已贴出大字报近3000张,形成了第一个鸣放高潮。【9】

工程兵学院 5月10日,学院便成立了由政治部副主任孙耀忠为主任的文化革命办公室,并向各支部布置学习中央报刊发表的何明和高炬的两篇文章。它标志着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

5月17日,学院召开院、部两级党委会,传达贯彻总政治部关于全军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广州军区、工程兵政治部的要求,进一步部署学用毛主席著作和彻底清理批判邓拓小册子的问题。6月21日又召开全院讲用大会,批判“三家村”、“四家店”,进而掀起了向黑线猛烈开火的浪潮。

根据总政通知和全军电话会议精神,6月22-24日召开了由18级以上干部参加的院党委扩大会议,主要是学习领会“五一六通知”精神,研究安排全院人员传达贯彻此通知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等问题。在7月4日向全体军人传达“五一六通知”大会上,孙耀忠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彻底革命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从此,学院开始了面对面、背靠背、会内与会外、口头与书面相结合,不限时间、范围、对象的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问题的运动。7月16日,院党委召开有文化革命办公室人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工程兵党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电报指示,研究进一步发动群众、重点挖“牛鬼蛇神”和揭批两条军事路线斗争中的问题。7月21日,工程兵政治部姚国民副主任率工作组到学院指导运动,并于23日向全院排以上干部作动员,号召动用 “四大”形式,把所谓资产阶级代理人、黑帮揪出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出来。于是,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也由正面教育为主进入了全面开展“四大”阶段。【10】

沈阳军区学校 文化大革命前,军区只有锦州步兵学校和大连军医学校【11】,另四所护士学校属各医院建制。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军区党委决定,两所学校是重点整顿单位,要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开展“四大”。运动的重点是揭发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肃清文艺黑线、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的影响。原来部署,学校的运动大体上分四个步骤: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彻底揭发问题;二、搞好重点人的批判斗争,群众进行自我教育;三、发动群众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招生制度等问题,进行鸣放,进行改革;四、总结经验,落实改革措施,整顿组织。

7月,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运动一开始,两所学校都把重点放在宣传部门和教研室,贴出了大量大字报,对几名写有文艺作品的宣传干部和几名有独到见地的教研人员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同一月,军区派工作组帮助校党委领导运动,8月,根据军委总政关于撤销院校工作组的通知精神,工作组当即撤销,运动仍由校党委领导。【12】


注 释
【1】国防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史》第二卷,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页295。
【2】国防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史》第二卷,页198。
【3】总后勤部档案馆司令部类,第10卷,1966年。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后勤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页118-119。
【4】《第二军医大学志》,1994年,页23。
【5】第四军医大学校史办公室编印:《第四军医大学史》,1994年,页98。
【6】空军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空军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页139、140、152。
【7】《空军指挥学院大事记》,北京:蓝天出版社,2002年6月版,页100-101。
【8】《空军第一航空学院史》,北京:蓝天出版社,2001年4月版,页120-122。
【9】《空军第二航空学院院史》,长春:空军第二航空学院,2002年6月版, 页93-95。
【10】工程兵指挥学院院史办公室:《工程兵指挥学院历史》,徐州,1994年12月版,页265-266。
【11】1966年初,各军区卫生学校更名为军医学校。
【12】《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史》第二卷,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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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节 海、空军的两个会议


一、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会及党委扩大会议

5月27日至6月16日,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第三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党委委员26人,监委委员15人,列席会议的有军级党委负责干部4人。经叶剑英批准,李作鹏5月中旬离京到江西庐山休养,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会议以“彻底肃清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的影响”为中心议题,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传达了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和1966年春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京西宾馆会议)精神,“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

全会于6月16日结束,翌日,海军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参加扩大会议的除出席三届三次全会人员外,还增加了师(支队)以上单位的主要领导,共计136人。会议原定议题为:传达贯彻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学习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惟在党委扩大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会议领导小组便作出决定,撤销海军党委4月25日向军委报告中关于党委扩大会议不谈常委内部团结问题的决定,提出“海军党委常委的团结问题,是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会议在王宏坤【1】、张秀川等引导下,对萧劲光、苏振华进行批判,并提出“萧、苏不能领导会议,要王宏坤领导。”王宏坤则提出要因病未参加会议的李作鹏回来领导会议。【2】

7月3日,叶剑英认为会议出现异常现象,指示会议4日休会一天。当晚,叶剑英与在大连休养的林彪通了电话,汇报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有关海军的问题,林彪从海军稳定的大局出发,称,“海军现在领导不能改变,萧、苏两同志的领导不能改变。”“要自己洗澡,互相擦背,提高思想,但不能夺权。”林彪又称,“李作鹏、张秀川同志三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上是好的。”“萧、苏要支持李、张去工作,李、张要维护萧、苏的威信。”叶剑英听了林彪的意见后,当晚就报告了邓小平,邓说他完全同意。【3】

7月4日,在刘少奇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军委贺龙、聂荣臻、陈毅、叶剑英副主席参加。会议由邓小平亲自记录。常委会议指示要点如下:

(一)党绝对不能允许搞地下活动。刘少奇特别指出,犯错误,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错误,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应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二)萧劲光、苏振华、吴法宪、余立金四同志,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不够的,以后还可以再讲。常委其他同志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挖一下。

(三)用党委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这种方式撤换领导的做法是错误的。【4】

7月7日,贺龙主持召开第52次军委常委会议,讨论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和海军领导班子问题。海军在京党委常委参加了会议。叶剑英在会上传达了政治局常委和林彪对海军问题的指示,并讲话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对海军党委扩大会前段会议,着重指出三点:第一,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应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二,萧劲光、苏振华等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应该欢迎,不够的以后再讲,其他同志也应深刻地谈一谈;第三,由会议本身作出决议撤掉领导,这种方式是错误的。他接着指出:海军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必须解决。萧劲光、苏振华在海军工作十多年,工作中虽然犯有错误,但那是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有人要把他们打成黑帮,甚至要罢他们的官,这种做法是危险的。一个人除非他不做工作,只要做工作,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总会有错误。萧、苏在海军党委扩大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深刻检讨,中央常委、军委常委的同志都看了,我们认为是很好的,是满意的。我们应当欢迎这种进步,准许改正错误,准许革命,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李作鹏等人要维护萧、苏的威信,支持萧、苏的工作。萧、苏也要主动工作,不能放弃领导。后一阶段的会议,必须坚决地、诚心诚意地按照中央常委的指示方针办,同心协力把会议开好。基本的方针是团结,基本的方法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是非,消除成见,按照主席指示,“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5】

7月8日,叶剑英出席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向会议传达了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7月7日第52次军委常委会议精神。叶要萧劲光、苏振华高姿态,注意掌握会议,不要矫枉过正。【6】之后,海军党委扩大会议重点是对王宏坤、张秀川进行揭发批判。王宏坤、张秀川分别作了检查。【7】

据海军官方材料:8月17日,林彪找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谈话,提出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批判王宏坤、张秀川适可而止,应立即“收兵停战”。8月18日,叶剑英、萧华向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林彪的指示。【8】

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于8月25日结束。会议通过了《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的决议【9】。决议强调团结,正是因为难以团结。决议虽勉强得以通过,惟海军党委尤其是常委内部的意见分歧,仍旧难以愈合。

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约一个月,9月23日,林彪在萧劲光、苏振华等人陪同下,到海军领导机关视察。林彪先后视察了海军政治部各部(处)、报社、法院、检察院和海军司令部作战、情报、通信等部门,同海军负责人一起合了影,并对海军党委常委讲了话。

9月30日,萧劲光、苏振华、李作鹏、王宏坤向叶剑英、萧华、杨成武报告了林彪对海军党委常委的讲话记录稿。内容是:

你们开了几个月的会,会议的情况我了解一些,但又不完全了解。你们争论的一些具体问题,谁是谁是非,我没有兴趣。最有兴趣的是你们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各项工作不能退下来。

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你们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解决好了就可以发挥大家的力量。你们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应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搞清是非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要识大体,顾大局,团结起来,做好工作。要争取主动,不要被动。

一个领导班子,多一个人好,还是少一个人好?一般说来,多一个人比少一个人好,如果多一个人起反作用,那是特殊的情况。你们觉得在海军不行,到别处还可工作,不能把人排挤走。希望你们原班人马继续在海军工作,我们没有要把你们那一个人调出海军,你们要把谁排挤出去我们也不赞成。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多做一分工作,多出一分成果。工作成果是不会自发和自流地产生的。

我们军队威信很高,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我们一定要做模范,做个好样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团结起来。战无不胜的力量靠毛泽东思想。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头脑,使我军彻底革命化,使我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0】

从以上讲话中可以体会到,林彪对海军党委内部的纷争,大体上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


二、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会议

6月6日,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党委委员32人,列席30人。会议由吴法宪主持。

1966年春的京西宾馆会议,在批判罗瑞卿时涉及了刘亚楼的问题。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在提及1965年2月间刘亚楼分别向叶群、林彪转达了罗瑞卿“四条意见”后称,“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同志的思想情况、恶劣倾向及近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中央在转发这个报告时所附的萧华在会议上的发言更称,“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的关系就很不正常,和刘亚楼同志的关系也极不正常。当然,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的工具,直到临死才说出自己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11】

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的召开,主要目的是联系空军的实际批罗。而中共中央[66]268号文件将罗与刘亚楼联系起来,为一些在刘亚楼生前不满其强悍、霸道作风的党委成员找到了出气的机会,并延及受到刘亚楼重用的吴法宪、余立金。

据一本聂凤智(时为空军党委委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的传记形容:“会议一开始就秩序大乱,吴法宪、余立金根本压不住台。有的对吴法宪、余立金义愤填膺;有的对刘亚楼痛心疾首。有的常委在说到刘亚楼一言堂、一长制、飞扬跋扈、压制民主时,竟痛哭流涕。”【12】

空军党委常委会时由11人组成,即吴法宪(书记,司令员)、余立金(副书记,政委)、王秉璋(副书记,副司令员)、成钧(副书记,副司令员)、刘震(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司令员)、谭家述(副司令员)、常乾坤(副司令员)、徐深吉(副司令员)、张廷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辉球(副政委)。据吴法宪回忆,反刘、吴、余的,“只见刘震带头,不仅曹里怀、徐深吉、成钧,甚至连谭家述、常乾坤、王辉球都跟了上来。”【13】吴法宪、余立金在常委中成为少数派。

党委委员中反刘、吴、余的,据吴法宪称,有黄立清(沈阳军区空军政委)、聂凤智、吴富善(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廖冠贤(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等【14】。

全会甫一召开,总政即派了以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友之为组长的工作组列席会议。叶剑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书李文芳列席。6月9日,叶剑英写信给空军党委常委会议称:“我听了办公室李文芳同志关于你们党委常委会七、八日下午会议情况的汇报,很高兴。特别是空军各军区的同志,对空军党委常委的批评,有高度的严肃性和原则性。空军党委常委各同志应该严肃地对待来自下面的批评。这种批评对我个人来说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空军党委领导核心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党委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经常思想见面,相互间要常提意见,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不要当作某种资料去收集,看到同志有了错误,要随时提出来,不要使问题成堆。希望你们这次会议是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胜利的会议,是团结的会议。”【15】

叶剑英此时所表现的,更多的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全会批刘、吴、余的气氛,亦并未因叶剑英这封信而有所减弱。

关于刘亚楼在空军中的“问题”,聂凤智在全会期间于6月14日举行的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颇为典型。聂称:用中央军委立空军为标兵的三条理由衡量,显然不够。一是“抓两头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实际上,“上头”就没有抓好。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期间,毛主席的许多指示,如关于未来战争战略方针问题的指示,大军区传达了,空军都听不到;有时传达了,又用自己的话讲,让人分不清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是刘亚楼自己的东西,搞得思想十分混乱。因此,空军党委并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也更谈不上“落实”。二是“党委班子团结好,有个好班子”。什么好班子!党委常委内只有刘亚楼的“一言堂”,根本没有其他成员的应有地位,本身就没有搞好团结。三是“要求严格,雷厉风行”。其实是打着严格要求、雷厉风行的旗号,通过生硬粗暴的做法,大搞惩办主义,形式主义,使得空军内部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相互吹捧,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加上刘亚楼本人有些问题也影响极坏。“如果放到下面”,聂凤智最后结论说:“任何一级党委,都应属于烂掉了的单位!”【16】

会议上批刘的火药味十足,“与此同时,下面部队如武汉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沈阳军区空军等,却由于在学习268号文件中揭发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纷纷打来电报开始向空军党委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17】

6月19日晚,空军党委在研究如何答复下面部队的意见时,大多数人认为精神是好的,是贯彻和执行中央指示,应该表示鼓励。只有刘锦平(空军党委委员,民航总局政委)说,电报中有许多严重的不健康因素。聂凤智站起来大声说:“不能同意刘锦平的看法!以前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下面不敢对空军党委提意见;谁提意见,谁有一点个人独立的见解,谁就会遭受打击。现在刚刚提了一点意见,就说人家是不健康因素,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是无法让人信服的!”聂凤智甚至提出,刘亚楼不能“盖棺论定”,而应“盖棺重定”!【18】

据《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称,“几天后,贺龙听到了空军会议的一些情况。”贺龙称,“看来,空军这个标兵是有些问题。过去不但你们受了蒙蔽,我们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问题揭开来好。有问题不揭,将来焐出大事来,那损失就大了!”【19】而据吴法宪、余立金1966年9月3日给林彪的报告则称,“大概是6月19日晚饭后,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等三人到贺龙同志家里,贺龙同志主动问及空军党委全会情况,说了一些看法,和林副主席、叶副主席的看法是对立的。”【20】

据中央[66]268号文件精神,贺龙的说法表面似无什么大碍。但贺龙错在:一、未经与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商量,对空军高层的矛盾匆匆表态,有越权之嫌;二、其政治敏感度显然不足,未有预料到几句话就可以激化矛盾。对比起来,叶剑英的处事手法就圆滑、聪明得多。

7月3日晚,叶剑英与林彪通电话,汇报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据吴法宪1980年10月14日的交待,林彪当时表态称,“在空军现在这个领导班子中比较起来还是吴法宪、余立金比较正,刘震、成钧等人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是不允许的。”【21】

在林彪7月3日表态及7月4日刘少奇处召开的专门研究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7月11日,贺龙主持第53次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空军党委扩大会议和空军领导班子问题。

据《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一书称:

贺龙首先说明,最近中央常委召集军委常委同志开了一次会议,陶铸同志也参加了,专门讨论了海军和空军的问题。他先请叶剑英进行传达。

叶剑英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专为解决空军问题而召开的。空军建军以来,据说已经开过六十多次全会了。中央、军委是很信任你们的,从来没有象这次会议这样来抓。

他批评空军前一段会议,不象个老干部开会,象个小孩子开会,讲了些错话,作了些错事,弄得军委不能不出来过问。他说,“等到你们陷下去了,再要我们这些老年人来抬你们,就抬不动了。因此,这个会是非开不可的。”

叶剑英先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针对空军常委中有人搞小动作,企图撤换空军两个第二把手的问题,提出批评。他形象引用三国人物的典故,批评某些人“罢官”“夺权”斗争,真是“天下英雄谁敌手,可惜今天无曹刘。”

叶剑英在发言中再次传达毛泽东主席1963年5月2日对海军的指示,“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他强调空军的同志也一定要认真学习,坚决执行。他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们,空军的任务是很繁重的,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空军要成倍的发展。这样繁重的任务,不团结起来,不以大局为重,怎么行呢!”

叶剑英讲完后,空军常委11位同志即先后表态发言。一致表示拥护中央和军委和叶副主席的意见。多数人主动检讨自己的错误。

在听取各同志发言过程中,叶剑英和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陶铸时有插话,无非是劝告大家多作自我批评,搞好团结。【22】

据《聂荣臻年谱》,聂荣臻“7月11日上午,出席第五十三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空军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聂荣臻在会上说:‘空军建设已有十多年,应该肯定是有成绩的。我们建设一支空军是不容易的。这虽然不能归功于刘亚楼一个人,但刘亚楼是有一份的。……你们硬是要把刘亚楼同志搞得很臭,说标兵也是假的,硬要把空军几十万人搞得灰溜溜的,这是否有利?这是一个关系到几十万人的荣誉问题,这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我很担忧……中央已经明确指出,搞地下活动的性质最严重。’”【23】

由于林彪的表态,到了此际,军委常委包括贺龙,意见一致,都是支持吴、余,批评“搞罢官夺权”的空军党委常委中的几个人。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自此风向逆转。

8月中旬,从大连回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林彪,约吴法宪向其汇报空军三届十一次全会的情况。8月24日,空军党委向军委报送关于刘震停职反省问题的请示报告。【24】

9月3日,吴法宪、余立金向林彪书面报告空军三届十一次全会的情况。该报告除附上了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4人关于贺龙6月份有关三届十一次全会的表态所写的材料外,还转述了吴富善8月20日对贺龙的揭发,然后说:“我们觉得空军党委这次全会所以在会议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贺龙同志在上面的幕后活动有很大关系的。”林彪将此报告和所附材料报送毛泽东。【25】

9月7日,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叶剑英和总部领导萧华、杨成武、张宗逊、彭绍辉、张爱萍、刘志坚等接见了参加全会的人员。接见后,叶剑英、杨成武作了讲话。9月8日上午,吴法宪在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会议于当日结束。

三届十一次全会在最后阶段调整了党委常委成员。除全会期间军委指示须停职反省的刘震、张廷发【26】外,党委常委中其他参与“罢官夺权” 活动者,包括成钧,都没有动,都未作组织处理。10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吴法宪为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余立金为第二书记;增补罗元发、邝任农、刘锦平为空军党委常委,罗元发并为副书记。调整后的常委会由十二人组成;吴法宪(第一书记,司令员)、余立金(第二书记,政委)、王秉璋(副书记,副司令员)、成钧(副书记,副司令员)、罗元发(副书记,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空司令员)、曹里怀(副司令员)、谭家述(副司令员)、邝任农(副司令员)、常乾坤(副司令员)、徐深吉(副司令员)、王辉球(副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27】


注 释

【1】1966年3月,王宏坤由海军副司令员转任海军第二政委。
【2】海军政治部编研室编:《海军政治工作大事记》,页267-268。
【3】参见范硕主编:《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基金会,2001年5月版,页44。
【4】范硕主编:《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44-45。
【5】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页940。
【6】范硕主编:《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46。
【7】《海军政治工作大事记》,页268-269。李作鹏8月中旬方回到北京。
【8】《海军政治工作大事记》,页269。林彪指示的另一个版本是:8月17日晚,“杨成武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和萧劲光同志以及苏振华,传达林副主席八月十三日的指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作了很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林副主席对苏振华未作评价,只是说‘苏振华是反对我的。’并明确指令苏振华停止这个错误的会议,指出:‘必须立即收兵停战’,‘再开下去就会错上加错。’”见海政“红联总”红色新闻战士革命造反队、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编印:《海军两个司令部斗争大事记(1962年-1967年)》,1967年7月,页80。林彪指示似应为8月13日发出较为准确。
【9】决议的标题,为毛泽东1963年5月2日对海军的指示。
【10】海军司令部:《海军编年史(1949-1983)》,北京:海军出版社,1995年12月版,页742-743。
【11】萧华:《坚决保卫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篡军反党的阴谋》,1966年3月25日。
【12】松植:《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版,页301。
【13】《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页573。
【14】《吴法宪回忆录》页576。
【15】《叶剑英年谱》下,页938-939。
【16】 松植:《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页303。刘亚楼生前,空军曾被树为全军标兵。
【17】松植:《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页304。
【18】松植:《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页305。
【19】 松植:《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页306。
【20】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载北京:《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6期。
【21】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
【22】范硕主编:《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47-48。
【23】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页1021。
【24】 9月12日,军委批准了这一报告。
【25】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
【26】张廷发的罪名,是“罗瑞卿在空军的代理人”,“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罗瑞卿分子”。
【27】空军政治部:《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1集,北京:蓝天出版社,1991年11月版,页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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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周六 6月 16, 2018 9:4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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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节 八届十一中全会


王年一称:“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文化大革命被认为压下去了。为了再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使文化大革命更加合法化,决定召开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仓促召开的,7月24日才发出通知,一周后即正式召开会议。【1】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到会,约占在世中委、候补中委的78%。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列席会议。刘志坚、谢镗忠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身份列席会议,也是列席人员中仅有的两位军队代表。

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开幕。毛泽东主持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陈伯达先后讲了话。

邓小平宣布会议议程称:“会议的开法刚才主席讲了,要开五天,今天算第一天,正式开会的第一天,以后开三天小组会,最后一天再议一下,通过文件。”“这次会议主要的工作是: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全会要搞公报,最后要通过公报。……四、就是法律手续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曾经决定撤销彭、罗、陆、杨中央书记处和政府的职务,决定补充陶铸同志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按法律手续要在这一次全会上决定。”刘少奇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工作组问题。二是简要地叙述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陈伯达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工作组做了坏事。二是官做大了不要脱离群众。【2】

当陈伯达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时,毛泽东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最后强调要由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正式作出决定。他说:“要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3】

8月2-3日,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8月4日,全会发生异常情况。原定下午召开大会,与会者到会后改开小组会。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十分激烈的讲话。

毛泽东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4】

当刘少奇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称:“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毛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称:“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5】

毛泽东在会上决定,当日不开大会了,各组传达、讨论常委扩大会的内容。全会议程也随之改变。

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发文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同日,会议印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会议文件时,毛泽东在其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面,加括号写了一段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6】

同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的“大字报”是写在一张6月2日的《北京日报》上,当天的《北京日报》头版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的那段话写在社论的左边,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作了誊清。原文无标题,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加了标题。

同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周同日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谈话。次日,再约军队系统一些负责人谈话。【7】周恩来将毛泽东要与刘少奇摊牌的紧急情况,及时告知了军队负责人,告诫他们,必须站在毛一边。以后的情况清楚表明,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军队确实坚定地支持了毛。

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表明毛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他考虑接替刘位置的人是林彪。8月6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初步商定了调整后中央领导成员名单和排列次序。据《周恩来年谱》称,周今日“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8】同日晚,毛泽东要徐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来京参加会议。林彪在吴法宪陪同下,乘专机回到北京。【9】

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10】

8月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全体会议,周恩来主持,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十六条”强调:“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接受刘志坚的建议,对军队文革专列了一条(第15条):“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回到北京的林彪,毫无疑问地、坚决地站到毛泽东一边,给予了毛最有力、最及时的支持。8月8日晚,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彪在讲话时称:

昨天主席要我和同志们见一下面,认识一下。

这次文化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主席。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同志们进行过紧张的劳动,你们的工作碰到困难,有很大困难。运动开始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现在重整旗帜,再进攻,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变人的灵魂,把旧思想打垮。

林彪又称:

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希望起更大作用。当然,泼冷水泼下去,靠毛主席扭转过来,不然,大山压下来顶不住,大石头挡住通不过去。

我是打仗的,对毛泽东思想,拼命想学、想用,但是了解很少。毛主席说:破旧的思想,用新的思想来代替。新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大学大立毛泽东思想,因为它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能改造人的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国是七亿人口的大国,要使全国有统一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才能有统一行动。七亿人口的大国家,没有统一的思想,还是一盘散沙。张三一篇,李四一篇,不能统一全国的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才能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苏联没有把列宁主义思想灌输到人民中去,没有统一的无产阶级思想,是大错特错,必然向资本主义倒退。我们不要再犯这个错误,要把人民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变成全党的指南,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用孔孟之道巩固了它的政权,资产阶级有他们的思想体系巩固他们的政权。我们要用我们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人民利益的新的思想体系,就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驳倒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代替他们的思想体系。【11】

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闭幕会,林彪主持。大会有四项内容:一为通过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的名单;二为通过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三为选举;四为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在林彪的主持下,第一、第二项议程顺利通过。

大会进行第三项议程:选举。总监票人为李富春。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补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2人:谢富治、刘宁一。林彪在会上说明:今天选举不对外公布,不上报纸。

这次全会后,刘少奇在党内的排名由第二位贬至第八位,原来由刘、邓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体制不复存在。林彪取得了仅次于毛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地位,被冠之以毛的“亲密战友”称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军委副主席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加强了军队在中央政治局的份量,充分体现了毛依靠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图。【12】

第四项议程为通过公报。康生在大会上宣读了公报,并且作了说明。林彪在会上宣布:(除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外)列席的都有表决权。场上全体举手,一致通过了会议公报。公报突出了毛泽东和林彪。公报称: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最后称: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已经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今天,主席又在会议上对我们作了极为宝贵的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了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现在如果是没有别的问题,就宣布散会。【13】

没有周恩来的及时转向,没有林彪及军队的坚定支持,毛泽东要“扭转了这种局势”,“重整旗鼓,继续进攻”,基本没有可能。

8月12日全会闭幕后,紧接着于8月13-17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贯彻全会精神。8月13日,主持这次会议的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发表讲话时最后称: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就是朝令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14】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有首都和全国各地师生参加的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穿上65式军装出席大会。同样身穿军装的林彪,在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副手以后,第一次以毛“亲密战友”的身份,紧紧跟随毛公开亮相。林彪发表了一个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在新华社的报道中,中央领导人的排列顺序是按照八届十一届全会选举结果排列的,实际上,这也就向外界公布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改选的结果。

注 释

【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51。

【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1-52。

【3】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记录,1966年8月1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26。

【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1-52。

【5】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6年8月4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27-1428。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93。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46。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46。

【9】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6。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90页。

【11】林彪同志接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的讲话,1966年8月8日,记录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6年8月17日印发。

【12】全会对彭真、彭德怀、张闻天、陆定一的政治局成员身份未作处理。全会以后,除彭德怀及已去世的罗荣桓外,1955年授衔的十位元帅中其余八人皆为政治局委员(两人为常委)。

【13】林彪同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66年8月12日,记录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6年8月17日印发。

【14】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记录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6年8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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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节 军队对全会精神的贯彻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总政拟了一份电报,内容有三条:派往军事院校的工作组也要撤销;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在必要的时候,上级还可以派人到军事院校去。林彪同意,转毛泽东。毛泽东8月7日批示;“此件已阅,很好,同意发出。”总政当日发出。【1】

8月10日,林彪接见了几位在京及来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军队重要负责人。上午九时半,许世友【2】向林彪汇报工作,提出了一些问题向林彪请示,林彪都作了具体指示,在座的有杨成武、刘志坚。许世友走了以后,林彪又和杨成武、刘志坚专门就干部路线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下午五时,林彪就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和干部路线问题,再次作了重要指示,在座的有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许世友、黄永胜【3】、陈锡联【4】、韩先楚【5】。

关于干部路线问题,8月10日上午,林彪称:

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谁不突出政治,就是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这是我的话,请你们向军委常委报告,看看有什么意见。这个问题要和部队同志讲。这是方向性的问题,要把这个精神贯彻下去。

两种政策,两条路线,一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一种是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技术观点,谨小慎微。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庸俗的、腐败的部队,不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萎靡不振的部队。对有错误的干部,能教育的要教育,能争取的要争取。不可救药的就罢官。

干部政策要注意。请杨成武同志注意一下这方面问题。请刘志坚同志好好和徐立清同志谈谈。现在我们解放军地位那么高,干部不要再出乱子。军队干部中,再出反毛主席的人,是最大的耻辱。要坚决按主席指示的五条接班人的原则和我今天讲的具体意见来办。

委托刘志坚同志好好把《解放军报》搞好,《解放军报》搞好了,部队突出政治了,抓好了这一主要环节,全面工作就带动了,毛主席思想就挂帅了。

去年冬天我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时,梁必业加进了几句话。他提出突出政治落实战备。这是错误的。战备不能和政治相提并论。【6】

10日下午,林彪就干部路线问题又称:

干部有几种。一种干部,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但是小节方面有毛病,有缺点。一种干部,他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毛主席,不突出政治,没有革命干劲,但小节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两种干部都是偏才。这两个偏才中应用哪一种人?要提拔第一种人,不用第二种人。对第二种人教育不改的,不可救药的,要罢官,要大大的罢。这样就使我们的军队有朝气,有强大的战斗力。不能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庸俗的、腐败的军队,不能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北洋军阀的军队。当然,第一种人中间,小节方面有毛病的,也要批评他,要他改正。批评他是为了用他,信任他。

还有一种干部是全才,大节也好,小节也好,当然很好。但是全才是不多的。

要通过这一次运动,全面的审查干部,该升的要升,该罢的要罢。我们军队干部如果再出反毛主席的人,就是最大的耻辱。【7】

关于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林彪称:

部队要根据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决定,军级机关、军区、军兵种机关和总部机关及各院校,都要进行一次大整机关。我们借中央决定的东风,搞一次大整机关。把明年春节的整机关工作提前到现在九、十月进行。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轰轰烈烈的点火大烧一阵。要认真地、切实地搞一下,不是走过场(师以下部队按军委总政指示。搞正面教育)。要全面审查干部,破“四旧”,立“四新”,精简机关。大整官僚机构,大整官僚作风。这次大整机关运动,从全军范围说,要搞两、三个月,各单位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安排,大体准备从九月份开始。

大整机关的主要任务、主要目的是检查:第一,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不是拥护毛主席;第二,是不是突出政治,还是单纯军事观点;第三,是不是有革命干劲(包括作风)。

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大整机关,改造思想,使机关思想革命化,破“四旧”,立“四新”,全面的审查干部,精简机关。

这个运动要结合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反党集团的错误进行,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贯彻中央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决定。根据运动中检查的结果,升官,罢官,该升的升,该罢的罢。大升一批,大罢一批。【8】

接着,林彪要求军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讨论几个问题:

请军委常委开一次会,把今天讲的问题讲一讲,我能到会我就到,不能到会就请你们讲一讲。

第一,干部路线问题。

第二,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

第三,缩短兵役制问题。过去我的想法是多留点超期服役兵,但罗瑞卿另搞一套,把步兵服役期改为四年。服役期要缩短,是服两年,还是多少,请军委常委讨论,请示中央。

第四,部队军事政治训练比例的安排问题。

第五,部队的生产问题。请邱会作根据主席给我的信的指示精神,和部队的情况,提出一个全面方案,报军委讨论决定。

第六,加强边防问题。主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群众工作,搞好政治边防,做好边防群众工作,创造战场。不然,就不是巩固的边防。

第七,还有战备问题、民兵工作问题等等。【9】

林彪以上讲话,军委整理成《林副主席八月十日指示纪要》,以军委[66]14号文件传达至军内相当级别机关。

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谈及军队的文化革命时称:

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谈军队的文化革命问题,主席叫我向大家讲一讲,供地方工作参考。

现在军队里师级以下的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宣传文化革命的意义,学习文件,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军级以上机关,则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搞文化革命,大体上准备搞三个月。同时,在运动中解决机关的精简问题。过去我们提倡四轻四重,主要的是机关轻,连队重。但是,机关还是很大。主席说,地方上也要注意这件事。【10】

林彪8月10日、13日讲话清楚表明,经他与毛泽东商讨,军级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大体上准备搞三个月”。惟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一时间上的预设,很快就被冲破。

8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第54次军委常委会议【11】,以传达、贯彻林彪8月10日指示。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和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出席。会议讨论了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干部路线等问题,对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要根据中央《关于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全军的军、省军区、军区、军种、兵种、院校和总部机关,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深入的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就是要根据中央十六条的精神,彻底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根据军队的实际情况,着重是:检查是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不是真诚拥护毛主席;二、检查是不是突出政治,还是单纯军事观点; 三、检查是不是有革命干劲(包括作风)。

这次运动,要结合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错误,彻底肃清他們的恶劣影响,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单纯军事观点,要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使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使干部思想和机关组织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苹命化。

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苹命,大体上从今年九月份开始,用两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整个运动大致分为鸣放辩论、重点批判、整改建设三个阶段。运动可以梯次展开,分批进行。具体部署由各大单位自行安排。明春就不再整顿机关了。

在运动中,有严重错误受到群众批判的人,在最后要定性质和罢官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干部任免的程序,报告上级党委审查批准。受批判的人中,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外,要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要通过这次运动全面地审查和调整干部,重点是军以上干部。军队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掌握在真正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干部手上,在这些关键的岗位上不能埋下颠复的种子。

根据林彪同志早已提出的上轻下重的组编原则,在这次运动中要采取革命措施,坚决精简军以上机关。

师团机关和连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仍按总政治部已有的指示进行。

我军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是无产阶級专政的重要工具,担负着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任务。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加强党委領导,一定要按照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精神,结合军队的实际情况,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进行。

军以上机关的四清任务,就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加以解决,不再单独搞四清运动。师团机关、连队和军以上机关的职工、家属的四清运动,仍按总政治部已有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后期,继续分期分批进行。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12】

8月21日,中央以中央文件形式批转总参、总政《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央的批语称,“同意总参、总政的这个规定。军队发到团,传达到连的干部;地方发到县,传达到学校、工厂和公社党委。”该规定全文如下:

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各院校,各总部:

最近桂林、西安、兰州、包头等地相继发生学生上街游行、集会后,地方党政机关要求部队全副武装警戒会场、机关,据说桂林已调进一个营的武装部队,以应万一;还有的要求部队派人坐汽车向游行集会的学生或到工厂、学校去作宣传劝说工作等。结果搞得学生和部队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有的学生群众来到部队进行辩论,贴大字报;有的院校师生接连给军委发来电报,说部队围攻革命师生,等等。这种情况,已经造成部队和革命学生的对立,应引起极端重视。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所有部队绝对不准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学生开枪,就是向学生放空枪,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

二、如地方党政机关邀请部队参加庆祝集会时,经大军区党委批准,可派少量部队参加,但一律不准携带武器。

三、在任何情况下地方党政机关要求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军委批准。

四、学生与学生或学生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军队不要介入,如发现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由本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如公安机关力量不足,请求支援时,军队可予以协助。

五、部队不得派军队进入工厂、学校去搞宣传劝说活动。

六、军队不得给地方学校、工厂、机关贴大字报,地方学校、工厂、机关给部队贴大字报时,应表示热烈欢迎。

七、任何逃避斗争,跑到军队躲藏的人,军队要他们回去,不得隐藏他们。

以上规定,希各单位切实遵照执行。

总 参 谋 部

总 政 治 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8月23日,召开第55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首先由刘志坚汇报全军文化大革命情况,当他谈到前一段运动中,只发现两个单位战士贴了大字报并已纠正时,叶剑英说:“社会上大乱一下不要紧,就靠军队不能乱。”【13】

林彪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对突出政治问题再次作了指示。叶剑英在会议最后讲话中,继续强调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军委常委来抓。今后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每周要向军委常委汇报一次。如有重要问题,临时召开军委常委会议。他重申,军队是专政的主要工具,师以下部队工作要抓紧;部队、院校机关,都一定要加强党委领导,有什么意见,可以找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总政治部要“把关关闸”,不要什么事都直接找中央。他要求党委指导斗争,必须让双方充分发表意见,尽量搞文斗。斗争中也可能产生一些问题,矛盾不要上交,要依靠自己解决。罢官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去处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要派一些人到重点单位去了解情况,他们只带耳朵听,不说话,几方面意见都要听。要全面地、准确地、及时地反映上来,把双方意见都反映上来。对一些科研单位的运动,他强调可以推迟,科研不要中断,并要军委另发一个通知。【14】

8月25日,中央以中央文件形式批转总政《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电报。中央批语称,“同意总政治部这个电报所提的三条意见。军队发到团,传达到连的干部;地方发到县,传达到学校、工厂和公社党委。” 电报全文如下:

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各学院、总参、总后、国防科委政治部:

根据内蒙古军区报告,最近有些学生群众到军队来抓黑帮分子,戴高帽子、游街,进行斗争;有的地方要求部队交出重点批判对象;有的学生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这方面的问题,要很好处理:

一、学生和群众到军队机关抓紧黑帮分子,要向他们说明,他们要斗黑帮分子的革命热情,我们表示热烈欢迎。请他们相信解放军,一定会把军队内部的黑帮分子斗倒,斗臭,斗垮。军队中的黑帮分子,由军队负责处理。他们对军队内的黑帮分子有意见,有材料,有大字报,欢迎送来。

二、各大单位可向各地党委建议,在地方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如确有严重错误缺点,应当在所在工作的单位进行批判令其检讨,回军队后再酌情处理。

三、军队干部宿舍有武器、机密文件和常通军事机密电话,建议地方学生不要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

总 政 治 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9月1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第56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总政负责人关于驻京各大单位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汇报,决定除总部机关、各军区的宣传文化部门继续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外,总参三部、军队的工厂、师以下部队和边海防部队,都暂不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15】

9月2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第57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刘志坚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讨论决定了《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关于安排地方院校及外国留学生到军事学院学习》等事项。叶剑英在会议最后作了讲话,指出:各大军区目前工作重点应即转向抓好部队工作,保持部队的正常秩序。全军的文化大革命,在抓好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紧跟着要注意抓好组织革命化的问题。首都复员军人要求成立红卫兵总部问题,要耐心进行解释,请总政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16】

注 释

【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63-64。

【2】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3】 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4】 陈锡联,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5】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6】林彪八月十日指示纪要,载总政治部编印:《工作通讯》第204期,页2-3。

【7】林彪八月十日指示纪要,载总政治部编印:《工作通讯》第204期,页3。

【8】林彪八月十日指示纪要,载总政治部编印:《工作通讯》第204期,页4。

【9】 林彪关于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和干部路线等问题的谈话(节录),1966年8月1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教学研究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训练部,1987年8月,页417-418。

【10】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记录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6年8月17日印发。

【11】 此次会议,在下达会议纪要时,又称其为军委常委扩大会议。

【12】 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载总政治部编印:《工作通讯》第204期,页5-7。

【13】 范硕主编:《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57。

【14】 范硕主编:《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57。

【15】 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页943。

【16】《叶剑英年谱》下,页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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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周五 6月 22, 2018 9: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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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节 全会后的总部机关“四大”


依照林彪8月10日的指示,军兵种机关和总部机关随即开展“四大” 。具体情形,本节以总参、工程兵机关为例(部分叙述上溯至1966年6月)。

一、总参机关

(一)总参“八二五事件”

8月22日,总参机关召开行政17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和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杨成武在大会上就总参机关文化大革命作了布置。【1】杨成武并宣布:在总参,“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司令部同时存在”,总参有一个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司令部,就是“以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司令部”。对“以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司令部”,“我们要把它消灭,把它打垮”。【2】

时为总参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又在总参文化革命办公室工作的陈虹后来著文称,杨成武讲话后,“下午通信兵部就有人到旃坛寺【3】贴大字报,说杨成武的讲话是压制革命运动。随后,总参的一些部、局,也贴出一批大字报,其矛头大部分是对着总参领导的。”【4】

8月25日,毛泽东要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拟由总参外事局局长潘振武担任接见时的引见人。外事局的部分干部对潘振武有意见,曾向杨成武和分管外事局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建议,要求取消潘振武作引见人的资格,然而直到接见快要开始时,尚未得到答复。外事局的几个人为申述他们的意见,就直接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了电话,并提出建议不让潘振武作为引见人。陪同接见的周恩来得知后,没让潘振武参加接见。【5】

外事局部分干部获悉未让潘振武作为引见人的消息后,“写了《毛主席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的‘喜报’,送到总参党委会上。作战部部分同志写大字报表示支持,在群众的要求下,部长王尚荣同志和副部长雷英夫、王强、孟平等同志及李静签了名。”【6】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在总参机关随即出现一些揭发、批评杨成武的大字报。

王尚荣、雷英夫在3-4月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期间,曾与杨成武联名作了《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的发言。王、雷此时所为,使貎似团结一致的总参批罗联盟出现了裂痕。

同日,贺龙办公室工作人员写了一张《炮轰办公厅党委》的大字报。杨成武把军委办公厅(兼总参办公厅)副主任金涛找到他家,让金以办公厅三个领导的名义写一张小字报,对“贺办”提出质问:为什么要炮轰办公厅党委?是谁指使他们这样搞的?金涛当即执笔起草。这张小字报,由路扬、金涛、郑汉浩三个副主任署名,打印后分发给军委常委和总参各副总长等。随后又组织一些部局给反帝路17号(贺龙住地)贴大字报,追后台。【7】

总参机关同一天发生的这两件事,后来被联系到一起。

陈虹称,王尚荣、雷英夫参与署名的总参作战部的大字报贴出来后,“周总理知道了很生气,很快给杨成武打来电话,询问情况,要杨提高警觉,并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随即亲笔写了一份证明,寄到总参党委来。”

陈虹称:周总理的证明原文是:

杨成武同志转告总参谋部各部、局党委:

昨(25)我陪同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杨成武同志向我反映,总参外事局同志提出不要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杨成武同志同意这一要求,并向我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我同意他的意见,并于事后报告了主席。可将这一情况转告有关同志。

周恩来

1966. 8. 26

8月27日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也写来亲笔证明:

总参党委:

8月25日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之前,总参外事局孙启祥同志打来电话说,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我当即报告了杨成武请他决定。这时总理已到,他即向总理反映了我接外事局电话的情况,并向总理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总理当时同意了杨成武同志的意见,并及时告诉了潘振武同志不要参加了。

此致

敬礼

徐业夫

8月27日

“总参党委收到这两件书面证明后,第二天公布于众。”【8】

陈虹称,“8月30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在三座门召开会议,萧华、张爱萍、王尚荣、雷英夫和杨成武都参加了。叶剑英主持会议并作了指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也讲了话,指出王尚荣、雷英夫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说,杨成武有什么缺点,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但不允许这么搞。张爱萍副总长也讲了话,批评了王、雷二人。”【9】

陈虹称,林彪得知8月25日总参机关发生的作战部大字报与“贺办”大字报等情况,坚决要撤王尚荣、雷英夫的职。

8月31日,杨成武主持召开总参党委扩大会议,由叶运高在会上宣布“王尚荣、雷英夫是反党阴谋活动”,“是利用外事局事件攻击、颠覆以杨成武为首的总参党委领导”。会议传达林彪的指示称:“八二五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王、雷要夺总参党委的权,要追后台。【10】9月1日,以军委名义宣布了王尚荣、雷英夫停职反省的决定。【11】9月3日,又派两位副总长到作战部召开干部会,动员对王尚荣、雷英夫开展揭发批判。9月26日,以李天佑兼任党委书记的作战部党委向总参党委写了建议组成专案小组的报告。10月4日,总参党委批复作战部党委:同意关于成立王尚荣、雷英夫专案小组的报告,并已报军委批准,专案小组以李天佑为组长。【12】

王尚荣、雷英夫因在大字报上参与署名批评杨成武而迅即被打倒,史称总参“八二五事件”。事件发生之后,对给杨成武贴的大字报,总参文化革命办公室在旃檀寺大院搞了集中展览、拍照,整理成文字材料,总参党委召开会议布置“反击”。而后,总参两次办“站错队”的干部的学习班,解决对“以杨成武同志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13】

对于总参“八二五事件”,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叶剑英等当时的态度是一致的。毛泽东翌年2月3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和巴卢库时称,“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14】


(二)军委办公厅(兼总参办公厅)档案处

时任档案处业务指导科科长的刘振杰(1980年代曾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档案处处长)在长篇回忆录《是这样走过来的》(自印本,2002年12月)一书中回忆道:

六月二十日,主管总参政治工作的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的《关于揭发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上批示:“肖向荣在档案工作上同曾三也是有联系的,请叶主任同路、金、郑副主任考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对我们档案馆(处)也要以主席思想为武器,发动该馆(处)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检查和清理,清除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根据这个批示,总参把档案处作为运动的重点单位,派来工作组,在处内展开揭发批判在档案工作中贯彻曾三、肖向荣“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斗争。档案处即陷于瘫痪状态,对全军的业务指导工作濒于停顿。

支部委员会立即召集会议,座谈关于揭发曾三反党罪行,并决定立即表态。支部会指定由我起草向中央办公厅的表态信。我当晚起草完毕,找甲义、志诚、玉润同志作了研究,同意后报厅党委批示。为了更好的、更深入的揭批曾、肖等的罪行,支部决定把国家档案局成立以来所发的文件摆出来,把我们转发的和自己制发的,及每个人的笔记本子都交出来,展览在西山办公楼二层靠最南头的会议室里的大桌子上,供同志们翻阅,以提供作为批判的资料。

总参政治部派来了以叶允初为组长的十六个人的工作组。当时档案处包括公务员在内编制二十一人,派这样一个强大的工作组,不能不使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工作组进点后,即分别找同志们背靠背的揭发问题,办公厅参加工作组的王骏文找我个别谈话,在聊天中,他提出说:“听说你们跟档案局跟的很紧的?”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召开支部会座谈军队档案工作和曾三的关系问题,……

……

七月四日,军委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六月十三日《关于揭发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要求按通知精神,发动档案工作同志,对国家档案局以曾三同志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积极进行揭发,有关材料和意见由各大单位汇总后报军委办公厅。

对军委办公厅档案工作方面的意见,也希望提出。

金涛副主任在我们的会上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把档案处作为运动的重点单位,彻底肃清曾三、肖向荣的黑线影响,应看到作为重点,是组织上的“政治关怀”,是根据你们的工作性质和任务决定的,的确有修正主义的东西,这是必要性。你们要善于领导,敢于领导,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晚上即召开支委、小组长联席会,座谈金副主任的指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支委会号召八日中午以前写小字报表态,同志们对此非常积极严肃,二十个干部都写了表态的小字报,我写了题为《把自己作为重点的必要性》的表态小字报。我这种表态是真实的,我认识到运动的重点单位必然有重点人物,我担任业务指导科科长,全军档案工作规章制度的制定,指导性文件的起草发出,培训档案干部,办集训班的讲授材料,下部队指导工作等都出自我们科,有许多是我的主张或建议,在业务思想上接受曾三、肖向荣的影响是必然的,并且对我的使用都是肖向荣决定的,自己作为运动的重点人是自然的,我不是重点谁还是重点呢?如果说还有别人,那我是重点的重点,所以我诚心地作出了表态。

全处口诛笔伐揭露曾三的罪行,主要是口诛,笔伐费时费物,又没人看,或看不全,不如口诛好。口诛可以说全,说细,说的深刻,即转为大会小会的口诛。……

……

搞法:党委研究过几次,请示过参政同意这个做法,分四步:1、学习。2、揭露,抓住几个问题,深深地挖几点:曾三、肖向荣究竟几点“罪恶”,放手大鸣大放,搞深搞透。3、联系实际清理自己。4、总结落实,突出政治革命化。第三步是关键。

搞好运动的关键:1、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狠下工夫,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2、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敢于引火烧身,自我革命,自觉革命。不要束缚手脚,对大家敢于革命,不怕打击报复。最后,看到有利条件,上下推动我们,不前进即作为落后者。要做促进派,不做保皇派,关键是支部领导,对办公厅的领导有意见可以批评。

为了领导运动的便利,山上除留值班的以外,全处搬回旃檀寺办公大楼。运动已转入到对重点人的揭露批判,我这重点人就突出来了,大字报贴了满走廊,我的占了首位,比处长的还多好多张。如说:“刘振杰同志不仅不领导运动,还散布空气,提出框框,通风报信,出谋划策,迷惑群众,积极构筑防御阵地,制造各种阻力,处于与群众对立面的地位,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运动。”“刘振杰同志快站到革命立场上来。”“刘振杰不要执迷不悟。”“这不是革命的态度。”等等。为了好好的反省自己,作出群众满意的检查,我利用时间抄些重点大字报,可群众说我是预备“秋后算账”,那只有凭记忆了,再也不抄了。发展到名字上用红色毛笔打叉了,名字上打叉表示要打倒。大字报的等级是:“炮轰”、“火烧”、“烧焦”、“打倒”、“罢官”、“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批倒批臭”。……在大字报揭发的同时,在支部大会上检讨、批斗。检讨批斗,批斗检讨,连我自己也说不上有多少次。批斗次数多了,脸儿也不红了,心也不慌了,也就无所谓了。


(三)总参军训部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简史》(总参军训部,1999年11月)一书披露:

6月至7月,按照总政治部的统一部署和总参谋部党委的要求,总参军训部批判了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副部长孙毅因曾在一些讲话和报告中引用过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专栏中发表的文章,而受到群众的批判。后上级机关决定他“停职反省”,而后又进行审查。

8月12日,军训部召开大会,动员开展“四大”。当天就给部、处领导贴出大字报88张。截至9月20日,部内群众给部、处领导写大字报1964张,小字报84张。运动中,群众批评部党委对运动的领导软弱无力,要求停止张宗逊党委书记、彭施鲁党委委员职务。总参8月25日决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张宗逊、副部长彭施鲁不参加军训部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而后张宗逊、彭施鲁受到批斗和审查。

9月11日,根据军委9月3日关于军队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律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坚持正面教育的指示,军训部对部属4个工厂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军委对军队工厂文化大革命问题指示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南京一一一工厂和长沙一一三工厂转入正面教育,不搞“四大”。正在进行“四清”的沈阳一一二工厂和上海一一四工厂继续搞好“四清”。工厂的正面教育和“四清”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要抓革命,促生产;工厂人员不许到地方进行串连,不准给地方贴大字报,不准地方学生、红卫兵到军队工厂进行串连;坚持文斗,不许武斗,不经上级批准,不许抓人;不准把武器借给地方;各工厂一律不组织红卫兵。

1967年1月,军训部机关成立了“红色革命造反兵团”、“东风兵团”、“东方红公社”等群众组织。2月1日,军委作出《天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明确“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据此,各群众战斗组织立即自动解散。

1967年3月21日,为了解决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问题,根据总参党委的统一部署,军训部部、处领导进行“洗澡擦背”。首先进行动员,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共贴出大、小字报260余张。在鸣放的基础上,召开部党委扩大会和支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部、处领导分别在党委扩大会和支部会上作了检查。至4月13日“洗澡擦背”结束。

二、工程兵机关【15】

8月22日,工程兵机关群众贴出大字报,揭开了工程兵领导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8月23日,工程兵党委常委召开动员大会。工程兵党委第一书记、政委谭甫仁【16】代表常委讲话,对头一天贴大字报的群众表示欢迎,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号召大家“紧跟毛主席,彻底闹革命”;表示反对“创造许多框框条条去束缚群众手脚”,“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号召大家“……不管他是什么人,资格多老,职务多高,只要他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拥护毛主席,……就要揭发批判斗争。对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就更不用说了,必须斗倒、斗臭、斗垮!”谭甫仁还引火烧身,表示“热烈欢迎大家革到我们头上,首先向两个书记、常委开火,……”短短几天,机关贴出了数千张大字报。

《天翻地覆慨而慷》一文称:

篡军反党分子谭友林【17】等人,面对着这场以他们和他们的主子为主要目标的文化大革命,立刻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迅速接过无产阶级的口号,转移斗争目标,开展了反党夺权活动。

首先,谭友林利用“信任群众,发动群众”的口号,伪装支持群众闹革命,摆出一付只有他支持群众的面孔,骗取部分群众信任,同时到处散布谭甫仁同志等革命领导干部“怕字当头”的舆论。这样,运动开始刚刚几天,他就以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的手法,和他的狗头军师反党分子王加当上了机关文革办公室正副主任,篡夺了文化革命领导权,控制了形势。

其次,谭友林以极“左”面目出现,以反对“框框条条”为名,大刮无政府主义风,把机关搞乱,从中浑水摸鱼。他们反对传达军委有关指示,煽动成立红卫兵,煽动按规定不参加“四大”的分队要求参加“四大”,亲自策划乱揪乱斗。为了制造白色恐怖,发展武斗,谭友林恶毒地歪曲最高指示,说什么“戴高帽子可以的,毛主席同意的。”一时间,机关乱揪乱斗现象此起彼伏,地方干部也被抓来戴高帽子游行示众。党的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十六条》得不到贯彻。

谭友林反党夺权的主要手段,是推行一条操纵保守派、镇压革命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千方百计转移群众视线,挑动部分群众大刮罢官风、停职风。文工团开展运动仅仅三天,把组长以上(除炊事班长)的干部全部罢了官,并且以“红卫兵”临场监督,强行改选了党支部。谭友林闻讯大喜,立即跑去支持,并且当着机关干部表扬他们“起了带头作用”,吹捧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骨干、主人”。在他的煽动下,革命派遭到围攻,干部人人自危。谭友林认为火候已到,立即把矛头引向党委第一书记谭甫仁同志。

谭友林总结了一九六四年假整风真夺权的经验教训【18】。加之他的黑后台已经放风要他当工程兵政委,因此,这一次首先打击谭甫仁同志。群众对谭甫仁同志的大字报很少,他找不出什么可以打倒的借口,就无中生有地给谭甫仁同志扣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说他成了运动的“绊脚石”。狗头军师王加则连夜编写谭甫仁、陈士榘同志的黑材料,借群众之名,向军委告状。同时接连抛出攻击谭甫仁的大字报。九月七日,谭友林精心策划,准备通过五至七天大会赶谭甫仁同志下台的所谓党委扩大会议开场了。这之前,要求“停止谭甫仁党内外一切职务,由谭友林领导运动”等大字报及时出笼配合。谭友林还别有用心地煽动说:“谭政委在武汉工作时,和司令员(陈再道)关系不好,团结不好调出来的。”会上,谭友林排斥了应该主持会议的陈士榘同志,以猝不及防的手段变党委扩大会为全体干部大会,逼使谭甫仁同志在大会上检讨。晚上,文工团部分受蒙蔽的群众在个别极“左”派的鼓动下,到办公楼抓谭甫仁同志,给了谭友林以有力的配合。谭友林这个野心家以为夺权登台在望,撕掉假面具,得意忘形地和他们一起声嘶力竭地大叫大嚷。但是,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还击下,文工团的极“左”派和谭友林不得不色厉内荏地匆忙撤退,事态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当时,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发觉运动发展很不正常。数千张大字报中,对谭甫仁同志的很少,更没揭发出有打倒他的任何根据。虽然多数人还没有看清谭友林反党夺权的实质。但是九月八日,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部分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分析了当时一系列反常现象,认为谭友林有问题。有的贴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报。同时,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干部,职工自发地和文工团部分人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场大辩论,教育了机关和文工团多数群众,扭转了少数人把主要矛头指向谭甫仁同志,抬谭友林夺权登台的错误方向,揭开了无产阶级反夺权的序幕,成为揪出贺龙死党篡军反党分子谭友林及其狗头军师反党分子王加的前哨站。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直注视着贺、罗死党谭友林及其难兄难弟王尚荣、雷英夫等人借文化大革命实行反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九月九日,军委派人传达了指示,指出谭友林是贺龙埋在工程兵的“定时炸弹”,王加是坏人;而谭甫仁、陈士榘同志是跟随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但是,由于“九九”会议牵涉到不仅仅是工程兵反夺权的斗争,不仅仅是谭友林的问题,因此,这个会议的内容规定不准传达。虽然如此,通过“九七”、“九八”的斗争,我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出了谭友林反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就在这天晚上,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部分战士,彻夜不眠,研究情况,分析实质,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造反精神,勇敢地站出来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工程兵的代理人谭友林及其狗头军师王加发动了猛烈的冲锋,一连串贴出了“《炮打谭甫仁》是株大毒草”、“谭友林扮演的甚么脚色”、“夺印”等革命大字报。一个晚上,反夺权的大字报贴满了整个大院。九月十日,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进一步揭发了谭友林反党夺权的罪恶事实,揪出了王加进行辩论。

就在这反夺权的关键时刻,保守派配合谭友林王加拼命反扑,他们大嚷大叫:“谭友林是红旗白旗还分不清!”“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有的人参加了“九九”会议,公开对抗军委指示,说什么“(抓谭友林)这个弯子不但群众转不过来,我也转不过来!”

在我无产阶级革命派义正词严的驳斥下,保守派节节败退。我无产阶级革命派猛打猛冲,仅仅两天时间,谭友林这个在工程兵隐藏了六年之久的危险人物和反党分子王加被揪了出来,机关文办改组,保守派威风大减,革命派意气奋发,文化革命领导权又回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领导干部陈士榘、谭甫仁同志手中,机关形势迅速好转。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九月十一日,林副主席亲自召见陈士榘、谭甫仁同志,向他们指出,谭友林为什么这样大胆?因为有××【19】这个根子。并指示他们:你们要提高警惕,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谈到1964年假整风真夺权中贺龙等人利用国防工程总结问题压陈士榘同志时,林副主席一语道破了贺龙等人反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黑心,他说,他们这一手是很恶毒的。

方向明,眼睛亮。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口诛笔伐,大小会相结合,对篡军反党分子谭友林等人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机关运动的形势好的很。【20】



注 释

【1】 总参谋部政治部编研室:《总参谋部政治部大事记(1950-1994)》,页180。

【2】 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978年11月2日。

【3】指旃檀寺1号大院,习称“国防部大院”,时大院内为总参、总政和国防科委机关所在地。

【4】 陈虹:《总参“八二五”事件真相》,载《党史博览》1999年第9期。

【5】参见《王尚荣将军》编写组:《王尚荣将军》,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1月版,页524;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978年11月2日。

【6】 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领导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978年11月2日。

【7】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领导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978年11月2日。

【8】 陈虹:《总参“八二五”事件真相》。

【9】 陈虹:《总参“八二五”事件真相》。

【10】 参见《王尚荣将军传》页525;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978年11月2日。

【11】王尚荣此后被关押长达8年,1974年11月复出后任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雷英夫亦被关押多年,1978年7月任后勤学院训练部副教育长,后因写过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被审查,惟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12】参见《王尚荣将军传》页525-526。

【13】 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978年11月2日。杨成武此后一直对王尚荣、雷英夫耿耿于怀。1968年2月20日,他在总参第四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总参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八二五事件’,是反革命阴谋事件,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的。王、雷及其同党,有的在空军、海军,有的在兵种,他们的口供讲得清清楚楚的。65年就开了会,就准备好了的。他们那时说机会来了,外事局有坏人,来了个贺喜,欺骗受蒙蔽群众来夺权的,王、雷清清楚楚知道这个内容,……老早在首都工作组问题上,他们就想把我挤出首都工作组,谭与王、雷是三家村黑党委,出点子的是谭旌樵(总参作战部副部长),不亚于雷英夫,是狗头军师。……最敬爱的林副主席英明伟大,站得高,看得远,他说是反革命行动,是夺权反夺权行动,要立即采取行动。现在铁证如山,事实证明,他们是贺龙、罗瑞卿、萧华、徐立清、刘邓、彭罗陆杨早就是勾结在一起的阴谋集团。”“他们恨我们毛主席、林副主席,恨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他们自己讲的最难办的是总参,主要是我,整掉杨成武是主要的。我有病,让我去养病,让许光达当总长,就是要整掉空军吴法宪、余立金,就是要整掉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就是要整掉邱会作、李天焕,快要整死了,叶群同志很勇敢,自己去的。”

【14】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的谈话(节录),1967年2月3日。载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15】主要资料来源:工程兵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天翻地覆慨而慷——工程兵领导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回顾》,1967年12月。

【16】1965年7月,工程兵党委第二书记、政委黄志勇调任装甲兵党委第二书记、政委,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谭甫仁调任工程兵党委第一书记、政委,原党委第一书记陈士榘调整为第二书记,胡奇才、严庆堤、唐凯先后增补为党委常委。1965年12月,免去徐德操党委常委、副司令员及聂鹤亭副司令员职务。

【17】 谭友林,时任工程兵党委常委、副司令员。自1966年9月后,失去人身自由长达6年半。1973年1月解除监禁。1975年7月重新分配工作后,历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政委,兰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

【18】 1964年秋至1965年春,工程兵党委常委整风。据称此期间贺龙说过“对陈士榘要斗,不行就调离,还可以撤职。”贺还亲自跑到林彪处去告陈士榘的状,“企图撤掉陈士榘同志,换上他的心腹谭友林。”罗瑞卿称陈“儿子投修,是为老子打前站”,“是右派”。1964年10月29日,叶群传达林彪关于整风的指示称:对这些老干部有两个方针,一条是采取简单的办法,撤职,开除党籍,一棍子把他们打死,这不是我们党的方针;我们对这些干部还应该采取耐心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他们不是右派,不是牛鬼蛇神。还说:陈士榘和聂鹤亭问题不同。又说:总之,一不处分,二不撤职,只要他们把错误改了就好了。1965年1月,林彪称,对陈士榘的问题应当是:狠狠批评、狠狠信任,狠狠使用。见工程兵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天翻地覆慨而慷——工程兵领导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回顾》,1967年12月。

【19】 ××,原文如此,指贺龙。

【20 】工程兵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天翻地覆慨而慷——工程兵领导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回顾》,196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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