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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6月 02, 2018 5:5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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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节 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阶段


军队院校,是军内文革初期的重点部门。运动初期,军内各大单位均向所属院校派出了工作组。7月下旬,在中央决定撤出派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情况下,全军文革小组作出了撤出工作组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仍由各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同时提出了军队指挥院校学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与连队相同,以及只准在军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兵种院校范围外进行串连等规定。

高等军事学院 1966年初,当社会上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学院的绝大部分干部还在农村“四清”。5月底,学院主要领导率领部分干部先期返回学院,并立即召开党委会,对学院开展文化革命运动作出决定,要求全院人员,采用半天工作、半天搞运动的方法,有计划、分批次学习中共中央《通知》和有关文化革命的其他文件、文章,边学、边议、边揭、边批,积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战。

6月20日,参加农村“四清”的干部全部返回学院。6月25日,学院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政委李志民作动员,新任院长李聚奎讲话。他们一致强调,学院刚经过历时10个月的整风,全院上下以院的领导为重点,深入进行了一次思想革命,检查了建院以来的教学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进一步批判了“教条主义”,进行了教学改革。整风结束后,多数干部又去农村参加了9个月的“四清”,经受了一次最实际的锻炼和最深刻的阶级教育。在全院的职工、战士和家属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一次清理工作。学院近两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搞运动。通过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些重大问题解决了,全院人员的精神状态、工作干劲和工作作风都有显著变化。根据上述情况,学院开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干部和学员中深入进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学好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文件,联系实际,清理、批判资产阶级黑线的影响,巩固和提高整风成果。院党委对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总的部署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到1966年7月底基本告一段落,以便接收新的教学任务,并适时召开学院第三次党代表大会。【1】

解放军政治学院 6月7日,院党委作出决定,全院继续深入学习和贯彻 “五一六通知”,6月初到7月中旬,集中时间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扭转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识。在此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资产阶级代理人”和“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肃清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黑线的影响。同时,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

6月上旬,参加农村“四清”的干部陆续返回学院。6月8日-11日,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在深入学习《通知》精神的基础上,揭发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对学院的影响,把建院以来在教学方针上的不同认识,提高到“两种教学思想和两种教学路线”上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学者、权威”的“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干扰了无产阶级教学思想和教学路线的贯彻。其表现是,学院的部分阵地为黑线所占领;坏戏、坏电影在学院大量上演;图书资料馆收藏大量古书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有的教员、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脱离政治,埋头读书、教书,迷信权威,追求学术成果,向往成名成家,等等。

6月27日,院党委向全院人员传达了总政关于学院可以出大字报的指示,全院上下群情激奋,积极响应。7月5日,院党委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蔡顺礼代表院党委要求中层以上领导干部积极行动起来,到群众中去,敢于领导,善于领导,引导群众把学院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2】

后勤院校 总后勤部根据上级要求,于7月召开后勤院校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后勤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步骤。“第一步是放手发动群众,认真贯彻总政在《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中指出的:部队开展这次运动是先搞正面教育,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对重点单位的重点人进行揭露,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批判。第二步是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建设,要对广大干部进行一次兴无灭资的思想教育,大兴无产阶级世界观,大破资产阶级世界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联系实际,自觉亮思想,摆问题、谈认识、讲教训,在自觉革命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觉悟,但不搞人人过关。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新高潮。”会议明确了后勤院校开展运动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要正确分析院校知识分子现状,充分理解毛主席指出的,在我国‘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有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二是要坚持贯彻总政治部对大字报的规定,一定要有组织有领导地去做,要向群众讲清楚,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应注意保密,大字报要贴在领导指定的地方,对于个人私生活、政治嫌疑问题和涉及军事机密的问题,应直接向领导和工作组反映,不要贴大字报,以免为坏人利用。”【3】

第二军医大学校党委5月下旬研究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设文化革命办公室,校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余树棠为办公室主任。7月,校党委报请总后党委批准,对17名“三反分子”在全校开展批判,持续近三个月。【4】第四军医大学于6月中旬起开展了“四大”,掀起揭发批判一批校、部、院、系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字报高潮。副校长郝哲生、副政委张希平、范博渊等受到批判,并收集上报了他们的“罪行材料”。经总后党委批准,停止了郝哲生、范博渊和副校长汪石坚、附属一院副院长王槐寿、训练部副部长牛联棣等对文革的领导。【5】

空军院校 文革开始的前一年,空军院校按照全军院校的统一部署,开展了院校整风运动,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端正所谓的办校方向,把院校办成“抗大式的学校”。在院校整风中,一些干部教员受到了批判和伤害,也造成了教学思想的混乱。1965年下半年,按照全军的统一部署,空军院校的干部、教员和学员又分批下农村,参加“四清”,致使院校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四清”运动没有结束,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根据总政《关于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空军党委对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安排。各院校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正面教育,以座谈会的形式,学习文件,“揭露批判文艺界、教育界、学术界等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肃清资产阶级黑线的影响”。不久,运动很快升温,各校又按照上级的要求,开展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党委以教学为中心安排各项工作,领导干部抓教学,教员钻研业务,一概扣上“不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把院校多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我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以及学习借鉴外军的军事理论和有关经验等,一律视为“封、资、修”的错误东西加以批判;教学规章制度更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和“烦琐哲学”加以批判。空军政治部、军校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对1963年以来制定的学校工作方面的各种规定和要求进行一次清理。这次共清理出10种,决定全部取消,停止执行。根据国防部关于废除《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工作条例》的通知精神,5月14日,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下发通知,对1962年5月1日下发的《空军军事学校教学工作条例》宣布予以作废;空军军校部还将1964年5月1日颁发的《教学文书制度的规定(草案)》也宣布即行废止;还以“颁发证书制度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产物”为由,经请示总参军训部批准,下发了《废除颁发毕业证书制度》的通知,改为民主评议、领导审定的办法,做一个毕业鉴定,装入学员档案。【6】

空军学院 6月11日根据空军党委常委制定的《空军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初稿),结合学院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学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实施计划》。主要内容是:目的要求。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性质和伟大意义;肃清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影响,进一步明确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办好学院;提高突出政治战略意义的认识,克服重业务、轻政治的单纯业务观点。方法步骤。分2个阶段进行,总时间为25天左右。组织领导。学院文化大革命由学院党委领导,下设学院文化大革命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7月18日,空军派工作组检查学院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工作组由空军政治部5人组成,空政王静敏副主任任组长。【7】

第八航空学校为航空机务地面学校。6月2日至8日,学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织科、团以上领导干部先学一步,并决定从6月8日开始,组织全校人员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指示。6月10日,学校党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成立了文化革命办公室,并作出了《我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规定文化大革命与整风运动、教学改革结合进行,运动的重点是领导班子和教员班子。6月29日,学校机关干部和教员转入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及其影响的揭发批判,把过去教学工作的某些实际问题,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纲上来批判,全盘否定了过去学校教学改革的成果,特别是对考试制度列出了种种罪状,对教学工作“不突出政治”的表现也进行了揭发。

7月13日-14日,在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基础上,学校党委又重新组织干部教员学习文革文件和上级关于教学改革的指示及总政治部对西安地区几个工程院校文化大革命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批语等,认为:1960年以来我校虽然经过了四次教学改革,但由于“对学校存在的问题没有提高到两种教育思想、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和防止修正主义的高度来认识,所以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彻底改革,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甚大、政治生活不甚正常的情况下,学校党委提出了教学改革设想方案,其要点是:突出政治,加强政治教育,“政治教育时间占整个教学时间的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二十”;“毛主席的著作是最根本的必修课,坚持天天读”。缩短学制,减少课程,“修理、军械专业六个月;仪电专业六至八个月;无线电、雷达专业八至十个月”;“专业技术教育,一般设两至三门学科”。改革考试制度,“取消一切学科考试和毕业考试”。改进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废止注入式”;“提倡教员精讲,学员自学”。【8】

第九航空学校为航空机务地面学校。6月6-13日,学校党委在中层以上干部中,传达了空军院校会议上空军领导对文革过程和性质的讲话,指出:“当前是处于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时期,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关系全国全世界命运的斗争。”并明确在这场运动中,院校是重点,而领导班子和教员班子又是院校的重点。这两个班子,领导班子要比教员班子更好解决些。因为教员班子知识分子成堆,剥削阶级出身的不少,受苏联影响大,受“三家村”毒害深。为此,学校先在中层以上干部中统一思想,并决定用25天时间,迅速在全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同时,在校内成立文化革命办公室。一时间全校上下,层层声讨“三家村”,人人自我检查,揭发问题,肃清黑线影响,并开展了军事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

7月15日,学校根据上级指示,把运动转入教育革命。7月16日,全校动员,以“五七指示”为依据,动用“四大”( 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方式,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开展教育革命。并提出过去在学制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思想的斗争,从未打破过框框,没有彻底革命,只是修修补补。认为过去的东西,都是苏联的一套。培训时贪多求全,过分强调航校教学的复杂性,夸大了“师”和“员”的技术差别。各学科各自为政,故弄玄虚,教学内容脱离实际。学制长,害处多。并根据空军军校部指示,首先拟定了一个教改设想方案。方案中提出:地勤各类“师”实施培训、轮训并举,以轮训为主,培训学制为8-10个月,轮训学制为3-4个月;取消基础课,建立新的学科体系;以平时考试代替毕业考试,不记分;大力组织教员下部队巡回教学,发扬“红色背篓”精神;大力组织教、学员参加本校农、副业生产,促进思想革命化。在方案中还提出合并机械专业,取消基础和军事教研室。在此基础上,学校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先揭发学校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形成学校训练的长期方案。截至7月23日,全校已贴出大字报近3000张,形成了第一个鸣放高潮。【9】

工程兵学院 5月10日,学院便成立了由政治部副主任孙耀忠为主任的文化革命办公室,并向各支部布置学习中央报刊发表的何明和高炬的两篇文章。它标志着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

5月17日,学院召开院、部两级党委会,传达贯彻总政治部关于全军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广州军区、工程兵政治部的要求,进一步部署学用毛主席著作和彻底清理批判邓拓小册子的问题。6月21日又召开全院讲用大会,批判“三家村”、“四家店”,进而掀起了向黑线猛烈开火的浪潮。

根据总政通知和全军电话会议精神,6月22-24日召开了由18级以上干部参加的院党委扩大会议,主要是学习领会“五一六通知”精神,研究安排全院人员传达贯彻此通知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等问题。在7月4日向全体军人传达“五一六通知”大会上,孙耀忠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彻底革命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从此,学院开始了面对面、背靠背、会内与会外、口头与书面相结合,不限时间、范围、对象的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问题的运动。7月16日,院党委召开有文化革命办公室人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工程兵党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电报指示,研究进一步发动群众、重点挖“牛鬼蛇神”和揭批两条军事路线斗争中的问题。7月21日,工程兵政治部姚国民副主任率工作组到学院指导运动,并于23日向全院排以上干部作动员,号召动用 “四大”形式,把所谓资产阶级代理人、黑帮揪出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出来。于是,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也由正面教育为主进入了全面开展“四大”阶段。【10】

沈阳军区学校 文化大革命前,军区只有锦州步兵学校和大连军医学校【11】,另四所护士学校属各医院建制。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军区党委决定,两所学校是重点整顿单位,要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开展“四大”。运动的重点是揭发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肃清文艺黑线、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的影响。原来部署,学校的运动大体上分四个步骤: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彻底揭发问题;二、搞好重点人的批判斗争,群众进行自我教育;三、发动群众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招生制度等问题,进行鸣放,进行改革;四、总结经验,落实改革措施,整顿组织。

7月,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运动一开始,两所学校都把重点放在宣传部门和教研室,贴出了大量大字报,对几名写有文艺作品的宣传干部和几名有独到见地的教研人员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同一月,军区派工作组帮助校党委领导运动,8月,根据军委总政关于撤销院校工作组的通知精神,工作组当即撤销,运动仍由校党委领导。【12】


注 释
【1】国防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史》第二卷,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页295。
【2】国防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史》第二卷,页198。
【3】总后勤部档案馆司令部类,第10卷,1966年。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后勤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页118-119。
【4】《第二军医大学志》,1994年,页23。
【5】第四军医大学校史办公室编印:《第四军医大学史》,1994年,页98。
【6】空军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空军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页139、140、152。
【7】《空军指挥学院大事记》,北京:蓝天出版社,2002年6月版,页100-101。
【8】《空军第一航空学院史》,北京:蓝天出版社,2001年4月版,页120-122。
【9】《空军第二航空学院院史》,长春:空军第二航空学院,2002年6月版, 页93-95。
【10】工程兵指挥学院院史办公室:《工程兵指挥学院历史》,徐州,1994年12月版,页265-266。
【11】1966年初,各军区卫生学校更名为军医学校。
【12】《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史》第二卷,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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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周一 6月 11, 2018 9: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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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节 海、空军的两个会议


一、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会及党委扩大会议

5月27日至6月16日,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第三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党委委员26人,监委委员15人,列席会议的有军级党委负责干部4人。经叶剑英批准,李作鹏5月中旬离京到江西庐山休养,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会议以“彻底肃清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的影响”为中心议题,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传达了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和1966年春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京西宾馆会议)精神,“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

全会于6月16日结束,翌日,海军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参加扩大会议的除出席三届三次全会人员外,还增加了师(支队)以上单位的主要领导,共计136人。会议原定议题为:传达贯彻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学习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惟在党委扩大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会议领导小组便作出决定,撤销海军党委4月25日向军委报告中关于党委扩大会议不谈常委内部团结问题的决定,提出“海军党委常委的团结问题,是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会议在王宏坤【1】、张秀川等引导下,对萧劲光、苏振华进行批判,并提出“萧、苏不能领导会议,要王宏坤领导。”王宏坤则提出要因病未参加会议的李作鹏回来领导会议。【2】

7月3日,叶剑英认为会议出现异常现象,指示会议4日休会一天。当晚,叶剑英与在大连休养的林彪通了电话,汇报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有关海军的问题,林彪从海军稳定的大局出发,称,“海军现在领导不能改变,萧、苏两同志的领导不能改变。”“要自己洗澡,互相擦背,提高思想,但不能夺权。”林彪又称,“李作鹏、张秀川同志三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上是好的。”“萧、苏要支持李、张去工作,李、张要维护萧、苏的威信。”叶剑英听了林彪的意见后,当晚就报告了邓小平,邓说他完全同意。【3】

7月4日,在刘少奇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军委贺龙、聂荣臻、陈毅、叶剑英副主席参加。会议由邓小平亲自记录。常委会议指示要点如下:

(一)党绝对不能允许搞地下活动。刘少奇特别指出,犯错误,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错误,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应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二)萧劲光、苏振华、吴法宪、余立金四同志,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不够的,以后还可以再讲。常委其他同志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挖一下。

(三)用党委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这种方式撤换领导的做法是错误的。【4】

7月7日,贺龙主持召开第52次军委常委会议,讨论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和海军领导班子问题。海军在京党委常委参加了会议。叶剑英在会上传达了政治局常委和林彪对海军问题的指示,并讲话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对海军党委扩大会前段会议,着重指出三点:第一,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应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二,萧劲光、苏振华等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应该欢迎,不够的以后再讲,其他同志也应深刻地谈一谈;第三,由会议本身作出决议撤掉领导,这种方式是错误的。他接着指出:海军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必须解决。萧劲光、苏振华在海军工作十多年,工作中虽然犯有错误,但那是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有人要把他们打成黑帮,甚至要罢他们的官,这种做法是危险的。一个人除非他不做工作,只要做工作,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总会有错误。萧、苏在海军党委扩大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深刻检讨,中央常委、军委常委的同志都看了,我们认为是很好的,是满意的。我们应当欢迎这种进步,准许改正错误,准许革命,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李作鹏等人要维护萧、苏的威信,支持萧、苏的工作。萧、苏也要主动工作,不能放弃领导。后一阶段的会议,必须坚决地、诚心诚意地按照中央常委的指示方针办,同心协力把会议开好。基本的方针是团结,基本的方法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是非,消除成见,按照主席指示,“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5】

7月8日,叶剑英出席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向会议传达了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7月7日第52次军委常委会议精神。叶要萧劲光、苏振华高姿态,注意掌握会议,不要矫枉过正。【6】之后,海军党委扩大会议重点是对王宏坤、张秀川进行揭发批判。王宏坤、张秀川分别作了检查。【7】

据海军官方材料:8月17日,林彪找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谈话,提出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批判王宏坤、张秀川适可而止,应立即“收兵停战”。8月18日,叶剑英、萧华向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林彪的指示。【8】

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于8月25日结束。会议通过了《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的决议【9】。决议强调团结,正是因为难以团结。决议虽勉强得以通过,惟海军党委尤其是常委内部的意见分歧,仍旧难以愈合。

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约一个月,9月23日,林彪在萧劲光、苏振华等人陪同下,到海军领导机关视察。林彪先后视察了海军政治部各部(处)、报社、法院、检察院和海军司令部作战、情报、通信等部门,同海军负责人一起合了影,并对海军党委常委讲了话。

9月30日,萧劲光、苏振华、李作鹏、王宏坤向叶剑英、萧华、杨成武报告了林彪对海军党委常委的讲话记录稿。内容是:

你们开了几个月的会,会议的情况我了解一些,但又不完全了解。你们争论的一些具体问题,谁是谁是非,我没有兴趣。最有兴趣的是你们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各项工作不能退下来。

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你们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解决好了就可以发挥大家的力量。你们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应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搞清是非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要识大体,顾大局,团结起来,做好工作。要争取主动,不要被动。

一个领导班子,多一个人好,还是少一个人好?一般说来,多一个人比少一个人好,如果多一个人起反作用,那是特殊的情况。你们觉得在海军不行,到别处还可工作,不能把人排挤走。希望你们原班人马继续在海军工作,我们没有要把你们那一个人调出海军,你们要把谁排挤出去我们也不赞成。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多做一分工作,多出一分成果。工作成果是不会自发和自流地产生的。

我们军队威信很高,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我们一定要做模范,做个好样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团结起来。战无不胜的力量靠毛泽东思想。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头脑,使我军彻底革命化,使我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0】

从以上讲话中可以体会到,林彪对海军党委内部的纷争,大体上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


二、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会议

6月6日,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党委委员32人,列席30人。会议由吴法宪主持。

1966年春的京西宾馆会议,在批判罗瑞卿时涉及了刘亚楼的问题。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在提及1965年2月间刘亚楼分别向叶群、林彪转达了罗瑞卿“四条意见”后称,“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同志的思想情况、恶劣倾向及近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中央在转发这个报告时所附的萧华在会议上的发言更称,“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的关系就很不正常,和刘亚楼同志的关系也极不正常。当然,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的工具,直到临死才说出自己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11】

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的召开,主要目的是联系空军的实际批罗。而中共中央[66]268号文件将罗与刘亚楼联系起来,为一些在刘亚楼生前不满其强悍、霸道作风的党委成员找到了出气的机会,并延及受到刘亚楼重用的吴法宪、余立金。

据一本聂凤智(时为空军党委委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的传记形容:“会议一开始就秩序大乱,吴法宪、余立金根本压不住台。有的对吴法宪、余立金义愤填膺;有的对刘亚楼痛心疾首。有的常委在说到刘亚楼一言堂、一长制、飞扬跋扈、压制民主时,竟痛哭流涕。”【12】

空军党委常委会时由11人组成,即吴法宪(书记,司令员)、余立金(副书记,政委)、王秉璋(副书记,副司令员)、成钧(副书记,副司令员)、刘震(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司令员)、谭家述(副司令员)、常乾坤(副司令员)、徐深吉(副司令员)、张廷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辉球(副政委)。据吴法宪回忆,反刘、吴、余的,“只见刘震带头,不仅曹里怀、徐深吉、成钧,甚至连谭家述、常乾坤、王辉球都跟了上来。”【13】吴法宪、余立金在常委中成为少数派。

党委委员中反刘、吴、余的,据吴法宪称,有黄立清(沈阳军区空军政委)、聂凤智、吴富善(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廖冠贤(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等【14】。

全会甫一召开,总政即派了以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友之为组长的工作组列席会议。叶剑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书李文芳列席。6月9日,叶剑英写信给空军党委常委会议称:“我听了办公室李文芳同志关于你们党委常委会七、八日下午会议情况的汇报,很高兴。特别是空军各军区的同志,对空军党委常委的批评,有高度的严肃性和原则性。空军党委常委各同志应该严肃地对待来自下面的批评。这种批评对我个人来说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空军党委领导核心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党委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经常思想见面,相互间要常提意见,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不要当作某种资料去收集,看到同志有了错误,要随时提出来,不要使问题成堆。希望你们这次会议是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胜利的会议,是团结的会议。”【15】

叶剑英此时所表现的,更多的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全会批刘、吴、余的气氛,亦并未因叶剑英这封信而有所减弱。

关于刘亚楼在空军中的“问题”,聂凤智在全会期间于6月14日举行的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颇为典型。聂称:用中央军委立空军为标兵的三条理由衡量,显然不够。一是“抓两头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实际上,“上头”就没有抓好。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期间,毛主席的许多指示,如关于未来战争战略方针问题的指示,大军区传达了,空军都听不到;有时传达了,又用自己的话讲,让人分不清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是刘亚楼自己的东西,搞得思想十分混乱。因此,空军党委并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也更谈不上“落实”。二是“党委班子团结好,有个好班子”。什么好班子!党委常委内只有刘亚楼的“一言堂”,根本没有其他成员的应有地位,本身就没有搞好团结。三是“要求严格,雷厉风行”。其实是打着严格要求、雷厉风行的旗号,通过生硬粗暴的做法,大搞惩办主义,形式主义,使得空军内部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相互吹捧,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加上刘亚楼本人有些问题也影响极坏。“如果放到下面”,聂凤智最后结论说:“任何一级党委,都应属于烂掉了的单位!”【16】

会议上批刘的火药味十足,“与此同时,下面部队如武汉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沈阳军区空军等,却由于在学习268号文件中揭发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纷纷打来电报开始向空军党委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17】

6月19日晚,空军党委在研究如何答复下面部队的意见时,大多数人认为精神是好的,是贯彻和执行中央指示,应该表示鼓励。只有刘锦平(空军党委委员,民航总局政委)说,电报中有许多严重的不健康因素。聂凤智站起来大声说:“不能同意刘锦平的看法!以前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下面不敢对空军党委提意见;谁提意见,谁有一点个人独立的见解,谁就会遭受打击。现在刚刚提了一点意见,就说人家是不健康因素,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是无法让人信服的!”聂凤智甚至提出,刘亚楼不能“盖棺论定”,而应“盖棺重定”!【18】

据《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称,“几天后,贺龙听到了空军会议的一些情况。”贺龙称,“看来,空军这个标兵是有些问题。过去不但你们受了蒙蔽,我们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问题揭开来好。有问题不揭,将来焐出大事来,那损失就大了!”【19】而据吴法宪、余立金1966年9月3日给林彪的报告则称,“大概是6月19日晚饭后,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等三人到贺龙同志家里,贺龙同志主动问及空军党委全会情况,说了一些看法,和林副主席、叶副主席的看法是对立的。”【20】

据中央[66]268号文件精神,贺龙的说法表面似无什么大碍。但贺龙错在:一、未经与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商量,对空军高层的矛盾匆匆表态,有越权之嫌;二、其政治敏感度显然不足,未有预料到几句话就可以激化矛盾。对比起来,叶剑英的处事手法就圆滑、聪明得多。

7月3日晚,叶剑英与林彪通电话,汇报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据吴法宪1980年10月14日的交待,林彪当时表态称,“在空军现在这个领导班子中比较起来还是吴法宪、余立金比较正,刘震、成钧等人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是不允许的。”【21】

在林彪7月3日表态及7月4日刘少奇处召开的专门研究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7月11日,贺龙主持第53次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空军党委扩大会议和空军领导班子问题。

据《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一书称:

贺龙首先说明,最近中央常委召集军委常委同志开了一次会议,陶铸同志也参加了,专门讨论了海军和空军的问题。他先请叶剑英进行传达。

叶剑英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专为解决空军问题而召开的。空军建军以来,据说已经开过六十多次全会了。中央、军委是很信任你们的,从来没有象这次会议这样来抓。

他批评空军前一段会议,不象个老干部开会,象个小孩子开会,讲了些错话,作了些错事,弄得军委不能不出来过问。他说,“等到你们陷下去了,再要我们这些老年人来抬你们,就抬不动了。因此,这个会是非开不可的。”

叶剑英先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针对空军常委中有人搞小动作,企图撤换空军两个第二把手的问题,提出批评。他形象引用三国人物的典故,批评某些人“罢官”“夺权”斗争,真是“天下英雄谁敌手,可惜今天无曹刘。”

叶剑英在发言中再次传达毛泽东主席1963年5月2日对海军的指示,“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他强调空军的同志也一定要认真学习,坚决执行。他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们,空军的任务是很繁重的,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空军要成倍的发展。这样繁重的任务,不团结起来,不以大局为重,怎么行呢!”

叶剑英讲完后,空军常委11位同志即先后表态发言。一致表示拥护中央和军委和叶副主席的意见。多数人主动检讨自己的错误。

在听取各同志发言过程中,叶剑英和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陶铸时有插话,无非是劝告大家多作自我批评,搞好团结。【22】

据《聂荣臻年谱》,聂荣臻“7月11日上午,出席第五十三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空军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聂荣臻在会上说:‘空军建设已有十多年,应该肯定是有成绩的。我们建设一支空军是不容易的。这虽然不能归功于刘亚楼一个人,但刘亚楼是有一份的。……你们硬是要把刘亚楼同志搞得很臭,说标兵也是假的,硬要把空军几十万人搞得灰溜溜的,这是否有利?这是一个关系到几十万人的荣誉问题,这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我很担忧……中央已经明确指出,搞地下活动的性质最严重。’”【23】

由于林彪的表态,到了此际,军委常委包括贺龙,意见一致,都是支持吴、余,批评“搞罢官夺权”的空军党委常委中的几个人。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自此风向逆转。

8月中旬,从大连回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林彪,约吴法宪向其汇报空军三届十一次全会的情况。8月24日,空军党委向军委报送关于刘震停职反省问题的请示报告。【24】

9月3日,吴法宪、余立金向林彪书面报告空军三届十一次全会的情况。该报告除附上了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4人关于贺龙6月份有关三届十一次全会的表态所写的材料外,还转述了吴富善8月20日对贺龙的揭发,然后说:“我们觉得空军党委这次全会所以在会议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贺龙同志在上面的幕后活动有很大关系的。”林彪将此报告和所附材料报送毛泽东。【25】

9月7日,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叶剑英和总部领导萧华、杨成武、张宗逊、彭绍辉、张爱萍、刘志坚等接见了参加全会的人员。接见后,叶剑英、杨成武作了讲话。9月8日上午,吴法宪在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会议于当日结束。

三届十一次全会在最后阶段调整了党委常委成员。除全会期间军委指示须停职反省的刘震、张廷发【26】外,党委常委中其他参与“罢官夺权” 活动者,包括成钧,都没有动,都未作组织处理。10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吴法宪为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余立金为第二书记;增补罗元发、邝任农、刘锦平为空军党委常委,罗元发并为副书记。调整后的常委会由十二人组成;吴法宪(第一书记,司令员)、余立金(第二书记,政委)、王秉璋(副书记,副司令员)、成钧(副书记,副司令员)、罗元发(副书记,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空司令员)、曹里怀(副司令员)、谭家述(副司令员)、邝任农(副司令员)、常乾坤(副司令员)、徐深吉(副司令员)、王辉球(副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27】


注 释

【1】1966年3月,王宏坤由海军副司令员转任海军第二政委。
【2】海军政治部编研室编:《海军政治工作大事记》,页267-268。
【3】参见范硕主编:《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基金会,2001年5月版,页44。
【4】范硕主编:《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44-45。
【5】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页940。
【6】范硕主编:《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46。
【7】《海军政治工作大事记》,页268-269。李作鹏8月中旬方回到北京。
【8】《海军政治工作大事记》,页269。林彪指示的另一个版本是:8月17日晚,“杨成武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和萧劲光同志以及苏振华,传达林副主席八月十三日的指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作了很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林副主席对苏振华未作评价,只是说‘苏振华是反对我的。’并明确指令苏振华停止这个错误的会议,指出:‘必须立即收兵停战’,‘再开下去就会错上加错。’”见海政“红联总”红色新闻战士革命造反队、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编印:《海军两个司令部斗争大事记(1962年-1967年)》,1967年7月,页80。林彪指示似应为8月13日发出较为准确。
【9】决议的标题,为毛泽东1963年5月2日对海军的指示。
【10】海军司令部:《海军编年史(1949-1983)》,北京:海军出版社,1995年12月版,页742-743。
【11】萧华:《坚决保卫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篡军反党的阴谋》,1966年3月25日。
【12】松植:《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版,页301。
【13】《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页573。
【14】《吴法宪回忆录》页576。
【15】《叶剑英年谱》下,页938-939。
【16】 松植:《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页303。刘亚楼生前,空军曾被树为全军标兵。
【17】松植:《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页304。
【18】松植:《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页305。
【19】 松植:《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页306。
【20】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载北京:《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6期。
【21】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
【22】范硕主编:《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47-48。
【23】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页1021。
【24】 9月12日,军委批准了这一报告。
【25】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
【26】张廷发的罪名,是“罗瑞卿在空军的代理人”,“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罗瑞卿分子”。
【27】空军政治部:《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1集,北京:蓝天出版社,1991年11月版,页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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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6月 16, 2018 9:4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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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节 八届十一中全会


王年一称:“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文化大革命被认为压下去了。为了再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使文化大革命更加合法化,决定召开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仓促召开的,7月24日才发出通知,一周后即正式召开会议。【1】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到会,约占在世中委、候补中委的78%。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列席会议。刘志坚、谢镗忠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身份列席会议,也是列席人员中仅有的两位军队代表。

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开幕。毛泽东主持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陈伯达先后讲了话。

邓小平宣布会议议程称:“会议的开法刚才主席讲了,要开五天,今天算第一天,正式开会的第一天,以后开三天小组会,最后一天再议一下,通过文件。”“这次会议主要的工作是: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全会要搞公报,最后要通过公报。……四、就是法律手续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曾经决定撤销彭、罗、陆、杨中央书记处和政府的职务,决定补充陶铸同志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按法律手续要在这一次全会上决定。”刘少奇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工作组问题。二是简要地叙述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陈伯达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工作组做了坏事。二是官做大了不要脱离群众。【2】

当陈伯达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时,毛泽东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最后强调要由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正式作出决定。他说:“要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3】

8月2-3日,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8月4日,全会发生异常情况。原定下午召开大会,与会者到会后改开小组会。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十分激烈的讲话。

毛泽东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4】

当刘少奇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称:“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毛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称:“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5】

毛泽东在会上决定,当日不开大会了,各组传达、讨论常委扩大会的内容。全会议程也随之改变。

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发文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同日,会议印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会议文件时,毛泽东在其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面,加括号写了一段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6】

同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的“大字报”是写在一张6月2日的《北京日报》上,当天的《北京日报》头版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的那段话写在社论的左边,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作了誊清。原文无标题,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加了标题。

同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周同日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谈话。次日,再约军队系统一些负责人谈话。【7】周恩来将毛泽东要与刘少奇摊牌的紧急情况,及时告知了军队负责人,告诫他们,必须站在毛一边。以后的情况清楚表明,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军队确实坚定地支持了毛。

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表明毛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他考虑接替刘位置的人是林彪。8月6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初步商定了调整后中央领导成员名单和排列次序。据《周恩来年谱》称,周今日“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8】同日晚,毛泽东要徐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来京参加会议。林彪在吴法宪陪同下,乘专机回到北京。【9】

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10】

8月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全体会议,周恩来主持,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十六条”强调:“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接受刘志坚的建议,对军队文革专列了一条(第15条):“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回到北京的林彪,毫无疑问地、坚决地站到毛泽东一边,给予了毛最有力、最及时的支持。8月8日晚,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彪在讲话时称:

昨天主席要我和同志们见一下面,认识一下。

这次文化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主席。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同志们进行过紧张的劳动,你们的工作碰到困难,有很大困难。运动开始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现在重整旗帜,再进攻,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变人的灵魂,把旧思想打垮。

林彪又称:

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希望起更大作用。当然,泼冷水泼下去,靠毛主席扭转过来,不然,大山压下来顶不住,大石头挡住通不过去。

我是打仗的,对毛泽东思想,拼命想学、想用,但是了解很少。毛主席说:破旧的思想,用新的思想来代替。新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大学大立毛泽东思想,因为它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能改造人的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国是七亿人口的大国,要使全国有统一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才能有统一行动。七亿人口的大国家,没有统一的思想,还是一盘散沙。张三一篇,李四一篇,不能统一全国的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才能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苏联没有把列宁主义思想灌输到人民中去,没有统一的无产阶级思想,是大错特错,必然向资本主义倒退。我们不要再犯这个错误,要把人民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变成全党的指南,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用孔孟之道巩固了它的政权,资产阶级有他们的思想体系巩固他们的政权。我们要用我们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人民利益的新的思想体系,就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驳倒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代替他们的思想体系。【11】

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闭幕会,林彪主持。大会有四项内容:一为通过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的名单;二为通过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三为选举;四为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在林彪的主持下,第一、第二项议程顺利通过。

大会进行第三项议程:选举。总监票人为李富春。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补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2人:谢富治、刘宁一。林彪在会上说明:今天选举不对外公布,不上报纸。

这次全会后,刘少奇在党内的排名由第二位贬至第八位,原来由刘、邓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体制不复存在。林彪取得了仅次于毛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地位,被冠之以毛的“亲密战友”称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军委副主席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加强了军队在中央政治局的份量,充分体现了毛依靠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图。【12】

第四项议程为通过公报。康生在大会上宣读了公报,并且作了说明。林彪在会上宣布:(除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外)列席的都有表决权。场上全体举手,一致通过了会议公报。公报突出了毛泽东和林彪。公报称: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最后称: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已经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今天,主席又在会议上对我们作了极为宝贵的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了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现在如果是没有别的问题,就宣布散会。【13】

没有周恩来的及时转向,没有林彪及军队的坚定支持,毛泽东要“扭转了这种局势”,“重整旗鼓,继续进攻”,基本没有可能。

8月12日全会闭幕后,紧接着于8月13-17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贯彻全会精神。8月13日,主持这次会议的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发表讲话时最后称: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就是朝令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14】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有首都和全国各地师生参加的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穿上65式军装出席大会。同样身穿军装的林彪,在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副手以后,第一次以毛“亲密战友”的身份,紧紧跟随毛公开亮相。林彪发表了一个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在新华社的报道中,中央领导人的排列顺序是按照八届十一届全会选举结果排列的,实际上,这也就向外界公布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改选的结果。

注 释

【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51。

【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1-52。

【3】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记录,1966年8月1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26。

【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1-52。

【5】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6年8月4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27-1428。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93。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46。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46。

【9】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6。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90页。

【11】林彪同志接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的讲话,1966年8月8日,记录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6年8月17日印发。

【12】全会对彭真、彭德怀、张闻天、陆定一的政治局成员身份未作处理。全会以后,除彭德怀及已去世的罗荣桓外,1955年授衔的十位元帅中其余八人皆为政治局委员(两人为常委)。

【13】林彪同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66年8月12日,记录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6年8月17日印发。

【14】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记录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6年8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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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节 军队对全会精神的贯彻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总政拟了一份电报,内容有三条:派往军事院校的工作组也要撤销;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在必要的时候,上级还可以派人到军事院校去。林彪同意,转毛泽东。毛泽东8月7日批示;“此件已阅,很好,同意发出。”总政当日发出。【1】

8月10日,林彪接见了几位在京及来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军队重要负责人。上午九时半,许世友【2】向林彪汇报工作,提出了一些问题向林彪请示,林彪都作了具体指示,在座的有杨成武、刘志坚。许世友走了以后,林彪又和杨成武、刘志坚专门就干部路线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下午五时,林彪就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和干部路线问题,再次作了重要指示,在座的有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许世友、黄永胜【3】、陈锡联【4】、韩先楚【5】。

关于干部路线问题,8月10日上午,林彪称:

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谁不突出政治,就是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这是我的话,请你们向军委常委报告,看看有什么意见。这个问题要和部队同志讲。这是方向性的问题,要把这个精神贯彻下去。

两种政策,两条路线,一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一种是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技术观点,谨小慎微。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庸俗的、腐败的部队,不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萎靡不振的部队。对有错误的干部,能教育的要教育,能争取的要争取。不可救药的就罢官。

干部政策要注意。请杨成武同志注意一下这方面问题。请刘志坚同志好好和徐立清同志谈谈。现在我们解放军地位那么高,干部不要再出乱子。军队干部中,再出反毛主席的人,是最大的耻辱。要坚决按主席指示的五条接班人的原则和我今天讲的具体意见来办。

委托刘志坚同志好好把《解放军报》搞好,《解放军报》搞好了,部队突出政治了,抓好了这一主要环节,全面工作就带动了,毛主席思想就挂帅了。

去年冬天我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时,梁必业加进了几句话。他提出突出政治落实战备。这是错误的。战备不能和政治相提并论。【6】

10日下午,林彪就干部路线问题又称:

干部有几种。一种干部,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但是小节方面有毛病,有缺点。一种干部,他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毛主席,不突出政治,没有革命干劲,但小节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两种干部都是偏才。这两个偏才中应用哪一种人?要提拔第一种人,不用第二种人。对第二种人教育不改的,不可救药的,要罢官,要大大的罢。这样就使我们的军队有朝气,有强大的战斗力。不能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庸俗的、腐败的军队,不能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北洋军阀的军队。当然,第一种人中间,小节方面有毛病的,也要批评他,要他改正。批评他是为了用他,信任他。

还有一种干部是全才,大节也好,小节也好,当然很好。但是全才是不多的。

要通过这一次运动,全面的审查干部,该升的要升,该罢的要罢。我们军队干部如果再出反毛主席的人,就是最大的耻辱。【7】

关于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林彪称:

部队要根据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决定,军级机关、军区、军兵种机关和总部机关及各院校,都要进行一次大整机关。我们借中央决定的东风,搞一次大整机关。把明年春节的整机关工作提前到现在九、十月进行。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轰轰烈烈的点火大烧一阵。要认真地、切实地搞一下,不是走过场(师以下部队按军委总政指示。搞正面教育)。要全面审查干部,破“四旧”,立“四新”,精简机关。大整官僚机构,大整官僚作风。这次大整机关运动,从全军范围说,要搞两、三个月,各单位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安排,大体准备从九月份开始。

大整机关的主要任务、主要目的是检查:第一,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不是拥护毛主席;第二,是不是突出政治,还是单纯军事观点;第三,是不是有革命干劲(包括作风)。

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大整机关,改造思想,使机关思想革命化,破“四旧”,立“四新”,全面的审查干部,精简机关。

这个运动要结合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反党集团的错误进行,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贯彻中央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决定。根据运动中检查的结果,升官,罢官,该升的升,该罢的罢。大升一批,大罢一批。【8】

接着,林彪要求军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讨论几个问题:

请军委常委开一次会,把今天讲的问题讲一讲,我能到会我就到,不能到会就请你们讲一讲。

第一,干部路线问题。

第二,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

第三,缩短兵役制问题。过去我的想法是多留点超期服役兵,但罗瑞卿另搞一套,把步兵服役期改为四年。服役期要缩短,是服两年,还是多少,请军委常委讨论,请示中央。

第四,部队军事政治训练比例的安排问题。

第五,部队的生产问题。请邱会作根据主席给我的信的指示精神,和部队的情况,提出一个全面方案,报军委讨论决定。

第六,加强边防问题。主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群众工作,搞好政治边防,做好边防群众工作,创造战场。不然,就不是巩固的边防。

第七,还有战备问题、民兵工作问题等等。【9】

林彪以上讲话,军委整理成《林副主席八月十日指示纪要》,以军委[66]14号文件传达至军内相当级别机关。

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谈及军队的文化革命时称:

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谈军队的文化革命问题,主席叫我向大家讲一讲,供地方工作参考。

现在军队里师级以下的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宣传文化革命的意义,学习文件,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军级以上机关,则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搞文化革命,大体上准备搞三个月。同时,在运动中解决机关的精简问题。过去我们提倡四轻四重,主要的是机关轻,连队重。但是,机关还是很大。主席说,地方上也要注意这件事。【10】

林彪8月10日、13日讲话清楚表明,经他与毛泽东商讨,军级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大体上准备搞三个月”。惟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一时间上的预设,很快就被冲破。

8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第54次军委常委会议【11】,以传达、贯彻林彪8月10日指示。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和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出席。会议讨论了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干部路线等问题,对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要根据中央《关于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全军的军、省军区、军区、军种、兵种、院校和总部机关,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深入的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就是要根据中央十六条的精神,彻底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根据军队的实际情况,着重是:检查是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不是真诚拥护毛主席;二、检查是不是突出政治,还是单纯军事观点; 三、检查是不是有革命干劲(包括作风)。

这次运动,要结合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错误,彻底肃清他們的恶劣影响,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单纯军事观点,要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使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使干部思想和机关组织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苹命化。

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苹命,大体上从今年九月份开始,用两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整个运动大致分为鸣放辩论、重点批判、整改建设三个阶段。运动可以梯次展开,分批进行。具体部署由各大单位自行安排。明春就不再整顿机关了。

在运动中,有严重错误受到群众批判的人,在最后要定性质和罢官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干部任免的程序,报告上级党委审查批准。受批判的人中,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外,要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要通过这次运动全面地审查和调整干部,重点是军以上干部。军队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掌握在真正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干部手上,在这些关键的岗位上不能埋下颠复的种子。

根据林彪同志早已提出的上轻下重的组编原则,在这次运动中要采取革命措施,坚决精简军以上机关。

师团机关和连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仍按总政治部已有的指示进行。

我军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是无产阶級专政的重要工具,担负着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任务。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加强党委領导,一定要按照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精神,结合军队的实际情况,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进行。

军以上机关的四清任务,就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加以解决,不再单独搞四清运动。师团机关、连队和军以上机关的职工、家属的四清运动,仍按总政治部已有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后期,继续分期分批进行。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12】

8月21日,中央以中央文件形式批转总参、总政《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央的批语称,“同意总参、总政的这个规定。军队发到团,传达到连的干部;地方发到县,传达到学校、工厂和公社党委。”该规定全文如下:

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各院校,各总部:

最近桂林、西安、兰州、包头等地相继发生学生上街游行、集会后,地方党政机关要求部队全副武装警戒会场、机关,据说桂林已调进一个营的武装部队,以应万一;还有的要求部队派人坐汽车向游行集会的学生或到工厂、学校去作宣传劝说工作等。结果搞得学生和部队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有的学生群众来到部队进行辩论,贴大字报;有的院校师生接连给军委发来电报,说部队围攻革命师生,等等。这种情况,已经造成部队和革命学生的对立,应引起极端重视。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所有部队绝对不准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学生开枪,就是向学生放空枪,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

二、如地方党政机关邀请部队参加庆祝集会时,经大军区党委批准,可派少量部队参加,但一律不准携带武器。

三、在任何情况下地方党政机关要求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军委批准。

四、学生与学生或学生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军队不要介入,如发现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由本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如公安机关力量不足,请求支援时,军队可予以协助。

五、部队不得派军队进入工厂、学校去搞宣传劝说活动。

六、军队不得给地方学校、工厂、机关贴大字报,地方学校、工厂、机关给部队贴大字报时,应表示热烈欢迎。

七、任何逃避斗争,跑到军队躲藏的人,军队要他们回去,不得隐藏他们。

以上规定,希各单位切实遵照执行。

总 参 谋 部

总 政 治 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8月23日,召开第55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首先由刘志坚汇报全军文化大革命情况,当他谈到前一段运动中,只发现两个单位战士贴了大字报并已纠正时,叶剑英说:“社会上大乱一下不要紧,就靠军队不能乱。”【13】

林彪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对突出政治问题再次作了指示。叶剑英在会议最后讲话中,继续强调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军委常委来抓。今后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每周要向军委常委汇报一次。如有重要问题,临时召开军委常委会议。他重申,军队是专政的主要工具,师以下部队工作要抓紧;部队、院校机关,都一定要加强党委领导,有什么意见,可以找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总政治部要“把关关闸”,不要什么事都直接找中央。他要求党委指导斗争,必须让双方充分发表意见,尽量搞文斗。斗争中也可能产生一些问题,矛盾不要上交,要依靠自己解决。罢官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去处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要派一些人到重点单位去了解情况,他们只带耳朵听,不说话,几方面意见都要听。要全面地、准确地、及时地反映上来,把双方意见都反映上来。对一些科研单位的运动,他强调可以推迟,科研不要中断,并要军委另发一个通知。【14】

8月25日,中央以中央文件形式批转总政《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电报。中央批语称,“同意总政治部这个电报所提的三条意见。军队发到团,传达到连的干部;地方发到县,传达到学校、工厂和公社党委。” 电报全文如下:

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各学院、总参、总后、国防科委政治部:

根据内蒙古军区报告,最近有些学生群众到军队来抓黑帮分子,戴高帽子、游街,进行斗争;有的地方要求部队交出重点批判对象;有的学生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这方面的问题,要很好处理:

一、学生和群众到军队机关抓紧黑帮分子,要向他们说明,他们要斗黑帮分子的革命热情,我们表示热烈欢迎。请他们相信解放军,一定会把军队内部的黑帮分子斗倒,斗臭,斗垮。军队中的黑帮分子,由军队负责处理。他们对军队内的黑帮分子有意见,有材料,有大字报,欢迎送来。

二、各大单位可向各地党委建议,在地方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如确有严重错误缺点,应当在所在工作的单位进行批判令其检讨,回军队后再酌情处理。

三、军队干部宿舍有武器、机密文件和常通军事机密电话,建议地方学生不要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

总 政 治 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9月1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第56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总政负责人关于驻京各大单位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汇报,决定除总部机关、各军区的宣传文化部门继续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外,总参三部、军队的工厂、师以下部队和边海防部队,都暂不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15】

9月2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第57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刘志坚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讨论决定了《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关于安排地方院校及外国留学生到军事学院学习》等事项。叶剑英在会议最后作了讲话,指出:各大军区目前工作重点应即转向抓好部队工作,保持部队的正常秩序。全军的文化大革命,在抓好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紧跟着要注意抓好组织革命化的问题。首都复员军人要求成立红卫兵总部问题,要耐心进行解释,请总政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16】

注 释

【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63-64。

【2】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3】 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4】 陈锡联,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5】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6】林彪八月十日指示纪要,载总政治部编印:《工作通讯》第204期,页2-3。

【7】林彪八月十日指示纪要,载总政治部编印:《工作通讯》第204期,页3。

【8】林彪八月十日指示纪要,载总政治部编印:《工作通讯》第204期,页4。

【9】 林彪关于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和干部路线等问题的谈话(节录),1966年8月1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教学研究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训练部,1987年8月,页417-418。

【10】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记录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6年8月17日印发。

【11】 此次会议,在下达会议纪要时,又称其为军委常委扩大会议。

【12】 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载总政治部编印:《工作通讯》第204期,页5-7。

【13】 范硕主编:《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57。

【14】 范硕主编:《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57。

【15】 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页943。

【16】《叶剑英年谱》下,页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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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周五 6月 22, 2018 9: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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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节 全会后的总部机关“四大”


依照林彪8月10日的指示,军兵种机关和总部机关随即开展“四大” 。具体情形,本节以总参、工程兵机关为例(部分叙述上溯至1966年6月)。

一、总参机关

(一)总参“八二五事件”

8月22日,总参机关召开行政17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和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杨成武在大会上就总参机关文化大革命作了布置。【1】杨成武并宣布:在总参,“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司令部同时存在”,总参有一个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司令部,就是“以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司令部”。对“以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司令部”,“我们要把它消灭,把它打垮”。【2】

时为总参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又在总参文化革命办公室工作的陈虹后来著文称,杨成武讲话后,“下午通信兵部就有人到旃坛寺【3】贴大字报,说杨成武的讲话是压制革命运动。随后,总参的一些部、局,也贴出一批大字报,其矛头大部分是对着总参领导的。”【4】

8月25日,毛泽东要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拟由总参外事局局长潘振武担任接见时的引见人。外事局的部分干部对潘振武有意见,曾向杨成武和分管外事局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建议,要求取消潘振武作引见人的资格,然而直到接见快要开始时,尚未得到答复。外事局的几个人为申述他们的意见,就直接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了电话,并提出建议不让潘振武作为引见人。陪同接见的周恩来得知后,没让潘振武参加接见。【5】

外事局部分干部获悉未让潘振武作为引见人的消息后,“写了《毛主席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的‘喜报’,送到总参党委会上。作战部部分同志写大字报表示支持,在群众的要求下,部长王尚荣同志和副部长雷英夫、王强、孟平等同志及李静签了名。”【6】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在总参机关随即出现一些揭发、批评杨成武的大字报。

王尚荣、雷英夫在3-4月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期间,曾与杨成武联名作了《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的发言。王、雷此时所为,使貎似团结一致的总参批罗联盟出现了裂痕。

同日,贺龙办公室工作人员写了一张《炮轰办公厅党委》的大字报。杨成武把军委办公厅(兼总参办公厅)副主任金涛找到他家,让金以办公厅三个领导的名义写一张小字报,对“贺办”提出质问:为什么要炮轰办公厅党委?是谁指使他们这样搞的?金涛当即执笔起草。这张小字报,由路扬、金涛、郑汉浩三个副主任署名,打印后分发给军委常委和总参各副总长等。随后又组织一些部局给反帝路17号(贺龙住地)贴大字报,追后台。【7】

总参机关同一天发生的这两件事,后来被联系到一起。

陈虹称,王尚荣、雷英夫参与署名的总参作战部的大字报贴出来后,“周总理知道了很生气,很快给杨成武打来电话,询问情况,要杨提高警觉,并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随即亲笔写了一份证明,寄到总参党委来。”

陈虹称:周总理的证明原文是:

杨成武同志转告总参谋部各部、局党委:

昨(25)我陪同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杨成武同志向我反映,总参外事局同志提出不要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杨成武同志同意这一要求,并向我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我同意他的意见,并于事后报告了主席。可将这一情况转告有关同志。

周恩来

1966. 8. 26

8月27日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也写来亲笔证明:

总参党委:

8月25日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之前,总参外事局孙启祥同志打来电话说,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我当即报告了杨成武请他决定。这时总理已到,他即向总理反映了我接外事局电话的情况,并向总理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总理当时同意了杨成武同志的意见,并及时告诉了潘振武同志不要参加了。

此致

敬礼

徐业夫

8月27日

“总参党委收到这两件书面证明后,第二天公布于众。”【8】

陈虹称,“8月30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在三座门召开会议,萧华、张爱萍、王尚荣、雷英夫和杨成武都参加了。叶剑英主持会议并作了指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也讲了话,指出王尚荣、雷英夫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说,杨成武有什么缺点,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但不允许这么搞。张爱萍副总长也讲了话,批评了王、雷二人。”【9】

陈虹称,林彪得知8月25日总参机关发生的作战部大字报与“贺办”大字报等情况,坚决要撤王尚荣、雷英夫的职。

8月31日,杨成武主持召开总参党委扩大会议,由叶运高在会上宣布“王尚荣、雷英夫是反党阴谋活动”,“是利用外事局事件攻击、颠覆以杨成武为首的总参党委领导”。会议传达林彪的指示称:“八二五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王、雷要夺总参党委的权,要追后台。【10】9月1日,以军委名义宣布了王尚荣、雷英夫停职反省的决定。【11】9月3日,又派两位副总长到作战部召开干部会,动员对王尚荣、雷英夫开展揭发批判。9月26日,以李天佑兼任党委书记的作战部党委向总参党委写了建议组成专案小组的报告。10月4日,总参党委批复作战部党委:同意关于成立王尚荣、雷英夫专案小组的报告,并已报军委批准,专案小组以李天佑为组长。【12】

王尚荣、雷英夫因在大字报上参与署名批评杨成武而迅即被打倒,史称总参“八二五事件”。事件发生之后,对给杨成武贴的大字报,总参文化革命办公室在旃檀寺大院搞了集中展览、拍照,整理成文字材料,总参党委召开会议布置“反击”。而后,总参两次办“站错队”的干部的学习班,解决对“以杨成武同志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13】

对于总参“八二五事件”,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叶剑英等当时的态度是一致的。毛泽东翌年2月3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和巴卢库时称,“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14】


(二)军委办公厅(兼总参办公厅)档案处

时任档案处业务指导科科长的刘振杰(1980年代曾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档案处处长)在长篇回忆录《是这样走过来的》(自印本,2002年12月)一书中回忆道:

六月二十日,主管总参政治工作的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的《关于揭发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上批示:“肖向荣在档案工作上同曾三也是有联系的,请叶主任同路、金、郑副主任考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对我们档案馆(处)也要以主席思想为武器,发动该馆(处)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检查和清理,清除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根据这个批示,总参把档案处作为运动的重点单位,派来工作组,在处内展开揭发批判在档案工作中贯彻曾三、肖向荣“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斗争。档案处即陷于瘫痪状态,对全军的业务指导工作濒于停顿。

支部委员会立即召集会议,座谈关于揭发曾三反党罪行,并决定立即表态。支部会指定由我起草向中央办公厅的表态信。我当晚起草完毕,找甲义、志诚、玉润同志作了研究,同意后报厅党委批示。为了更好的、更深入的揭批曾、肖等的罪行,支部决定把国家档案局成立以来所发的文件摆出来,把我们转发的和自己制发的,及每个人的笔记本子都交出来,展览在西山办公楼二层靠最南头的会议室里的大桌子上,供同志们翻阅,以提供作为批判的资料。

总参政治部派来了以叶允初为组长的十六个人的工作组。当时档案处包括公务员在内编制二十一人,派这样一个强大的工作组,不能不使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工作组进点后,即分别找同志们背靠背的揭发问题,办公厅参加工作组的王骏文找我个别谈话,在聊天中,他提出说:“听说你们跟档案局跟的很紧的?”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召开支部会座谈军队档案工作和曾三的关系问题,……

……

七月四日,军委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六月十三日《关于揭发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要求按通知精神,发动档案工作同志,对国家档案局以曾三同志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积极进行揭发,有关材料和意见由各大单位汇总后报军委办公厅。

对军委办公厅档案工作方面的意见,也希望提出。

金涛副主任在我们的会上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把档案处作为运动的重点单位,彻底肃清曾三、肖向荣的黑线影响,应看到作为重点,是组织上的“政治关怀”,是根据你们的工作性质和任务决定的,的确有修正主义的东西,这是必要性。你们要善于领导,敢于领导,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晚上即召开支委、小组长联席会,座谈金副主任的指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支委会号召八日中午以前写小字报表态,同志们对此非常积极严肃,二十个干部都写了表态的小字报,我写了题为《把自己作为重点的必要性》的表态小字报。我这种表态是真实的,我认识到运动的重点单位必然有重点人物,我担任业务指导科科长,全军档案工作规章制度的制定,指导性文件的起草发出,培训档案干部,办集训班的讲授材料,下部队指导工作等都出自我们科,有许多是我的主张或建议,在业务思想上接受曾三、肖向荣的影响是必然的,并且对我的使用都是肖向荣决定的,自己作为运动的重点人是自然的,我不是重点谁还是重点呢?如果说还有别人,那我是重点的重点,所以我诚心地作出了表态。

全处口诛笔伐揭露曾三的罪行,主要是口诛,笔伐费时费物,又没人看,或看不全,不如口诛好。口诛可以说全,说细,说的深刻,即转为大会小会的口诛。……

……

搞法:党委研究过几次,请示过参政同意这个做法,分四步:1、学习。2、揭露,抓住几个问题,深深地挖几点:曾三、肖向荣究竟几点“罪恶”,放手大鸣大放,搞深搞透。3、联系实际清理自己。4、总结落实,突出政治革命化。第三步是关键。

搞好运动的关键:1、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狠下工夫,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2、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敢于引火烧身,自我革命,自觉革命。不要束缚手脚,对大家敢于革命,不怕打击报复。最后,看到有利条件,上下推动我们,不前进即作为落后者。要做促进派,不做保皇派,关键是支部领导,对办公厅的领导有意见可以批评。

为了领导运动的便利,山上除留值班的以外,全处搬回旃檀寺办公大楼。运动已转入到对重点人的揭露批判,我这重点人就突出来了,大字报贴了满走廊,我的占了首位,比处长的还多好多张。如说:“刘振杰同志不仅不领导运动,还散布空气,提出框框,通风报信,出谋划策,迷惑群众,积极构筑防御阵地,制造各种阻力,处于与群众对立面的地位,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运动。”“刘振杰同志快站到革命立场上来。”“刘振杰不要执迷不悟。”“这不是革命的态度。”等等。为了好好的反省自己,作出群众满意的检查,我利用时间抄些重点大字报,可群众说我是预备“秋后算账”,那只有凭记忆了,再也不抄了。发展到名字上用红色毛笔打叉了,名字上打叉表示要打倒。大字报的等级是:“炮轰”、“火烧”、“烧焦”、“打倒”、“罢官”、“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批倒批臭”。……在大字报揭发的同时,在支部大会上检讨、批斗。检讨批斗,批斗检讨,连我自己也说不上有多少次。批斗次数多了,脸儿也不红了,心也不慌了,也就无所谓了。


(三)总参军训部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简史》(总参军训部,1999年11月)一书披露:

6月至7月,按照总政治部的统一部署和总参谋部党委的要求,总参军训部批判了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副部长孙毅因曾在一些讲话和报告中引用过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专栏中发表的文章,而受到群众的批判。后上级机关决定他“停职反省”,而后又进行审查。

8月12日,军训部召开大会,动员开展“四大”。当天就给部、处领导贴出大字报88张。截至9月20日,部内群众给部、处领导写大字报1964张,小字报84张。运动中,群众批评部党委对运动的领导软弱无力,要求停止张宗逊党委书记、彭施鲁党委委员职务。总参8月25日决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张宗逊、副部长彭施鲁不参加军训部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而后张宗逊、彭施鲁受到批斗和审查。

9月11日,根据军委9月3日关于军队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律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坚持正面教育的指示,军训部对部属4个工厂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军委对军队工厂文化大革命问题指示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南京一一一工厂和长沙一一三工厂转入正面教育,不搞“四大”。正在进行“四清”的沈阳一一二工厂和上海一一四工厂继续搞好“四清”。工厂的正面教育和“四清”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要抓革命,促生产;工厂人员不许到地方进行串连,不准给地方贴大字报,不准地方学生、红卫兵到军队工厂进行串连;坚持文斗,不许武斗,不经上级批准,不许抓人;不准把武器借给地方;各工厂一律不组织红卫兵。

1967年1月,军训部机关成立了“红色革命造反兵团”、“东风兵团”、“东方红公社”等群众组织。2月1日,军委作出《天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明确“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据此,各群众战斗组织立即自动解散。

1967年3月21日,为了解决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问题,根据总参党委的统一部署,军训部部、处领导进行“洗澡擦背”。首先进行动员,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共贴出大、小字报260余张。在鸣放的基础上,召开部党委扩大会和支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部、处领导分别在党委扩大会和支部会上作了检查。至4月13日“洗澡擦背”结束。

二、工程兵机关【15】

8月22日,工程兵机关群众贴出大字报,揭开了工程兵领导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8月23日,工程兵党委常委召开动员大会。工程兵党委第一书记、政委谭甫仁【16】代表常委讲话,对头一天贴大字报的群众表示欢迎,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号召大家“紧跟毛主席,彻底闹革命”;表示反对“创造许多框框条条去束缚群众手脚”,“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号召大家“……不管他是什么人,资格多老,职务多高,只要他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拥护毛主席,……就要揭发批判斗争。对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就更不用说了,必须斗倒、斗臭、斗垮!”谭甫仁还引火烧身,表示“热烈欢迎大家革到我们头上,首先向两个书记、常委开火,……”短短几天,机关贴出了数千张大字报。

《天翻地覆慨而慷》一文称:

篡军反党分子谭友林【17】等人,面对着这场以他们和他们的主子为主要目标的文化大革命,立刻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迅速接过无产阶级的口号,转移斗争目标,开展了反党夺权活动。

首先,谭友林利用“信任群众,发动群众”的口号,伪装支持群众闹革命,摆出一付只有他支持群众的面孔,骗取部分群众信任,同时到处散布谭甫仁同志等革命领导干部“怕字当头”的舆论。这样,运动开始刚刚几天,他就以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的手法,和他的狗头军师反党分子王加当上了机关文革办公室正副主任,篡夺了文化革命领导权,控制了形势。

其次,谭友林以极“左”面目出现,以反对“框框条条”为名,大刮无政府主义风,把机关搞乱,从中浑水摸鱼。他们反对传达军委有关指示,煽动成立红卫兵,煽动按规定不参加“四大”的分队要求参加“四大”,亲自策划乱揪乱斗。为了制造白色恐怖,发展武斗,谭友林恶毒地歪曲最高指示,说什么“戴高帽子可以的,毛主席同意的。”一时间,机关乱揪乱斗现象此起彼伏,地方干部也被抓来戴高帽子游行示众。党的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十六条》得不到贯彻。

谭友林反党夺权的主要手段,是推行一条操纵保守派、镇压革命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千方百计转移群众视线,挑动部分群众大刮罢官风、停职风。文工团开展运动仅仅三天,把组长以上(除炊事班长)的干部全部罢了官,并且以“红卫兵”临场监督,强行改选了党支部。谭友林闻讯大喜,立即跑去支持,并且当着机关干部表扬他们“起了带头作用”,吹捧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骨干、主人”。在他的煽动下,革命派遭到围攻,干部人人自危。谭友林认为火候已到,立即把矛头引向党委第一书记谭甫仁同志。

谭友林总结了一九六四年假整风真夺权的经验教训【18】。加之他的黑后台已经放风要他当工程兵政委,因此,这一次首先打击谭甫仁同志。群众对谭甫仁同志的大字报很少,他找不出什么可以打倒的借口,就无中生有地给谭甫仁同志扣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说他成了运动的“绊脚石”。狗头军师王加则连夜编写谭甫仁、陈士榘同志的黑材料,借群众之名,向军委告状。同时接连抛出攻击谭甫仁的大字报。九月七日,谭友林精心策划,准备通过五至七天大会赶谭甫仁同志下台的所谓党委扩大会议开场了。这之前,要求“停止谭甫仁党内外一切职务,由谭友林领导运动”等大字报及时出笼配合。谭友林还别有用心地煽动说:“谭政委在武汉工作时,和司令员(陈再道)关系不好,团结不好调出来的。”会上,谭友林排斥了应该主持会议的陈士榘同志,以猝不及防的手段变党委扩大会为全体干部大会,逼使谭甫仁同志在大会上检讨。晚上,文工团部分受蒙蔽的群众在个别极“左”派的鼓动下,到办公楼抓谭甫仁同志,给了谭友林以有力的配合。谭友林这个野心家以为夺权登台在望,撕掉假面具,得意忘形地和他们一起声嘶力竭地大叫大嚷。但是,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还击下,文工团的极“左”派和谭友林不得不色厉内荏地匆忙撤退,事态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当时,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发觉运动发展很不正常。数千张大字报中,对谭甫仁同志的很少,更没揭发出有打倒他的任何根据。虽然多数人还没有看清谭友林反党夺权的实质。但是九月八日,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部分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分析了当时一系列反常现象,认为谭友林有问题。有的贴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报。同时,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干部,职工自发地和文工团部分人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场大辩论,教育了机关和文工团多数群众,扭转了少数人把主要矛头指向谭甫仁同志,抬谭友林夺权登台的错误方向,揭开了无产阶级反夺权的序幕,成为揪出贺龙死党篡军反党分子谭友林及其狗头军师反党分子王加的前哨站。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直注视着贺、罗死党谭友林及其难兄难弟王尚荣、雷英夫等人借文化大革命实行反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九月九日,军委派人传达了指示,指出谭友林是贺龙埋在工程兵的“定时炸弹”,王加是坏人;而谭甫仁、陈士榘同志是跟随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但是,由于“九九”会议牵涉到不仅仅是工程兵反夺权的斗争,不仅仅是谭友林的问题,因此,这个会议的内容规定不准传达。虽然如此,通过“九七”、“九八”的斗争,我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出了谭友林反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就在这天晚上,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部分战士,彻夜不眠,研究情况,分析实质,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造反精神,勇敢地站出来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工程兵的代理人谭友林及其狗头军师王加发动了猛烈的冲锋,一连串贴出了“《炮打谭甫仁》是株大毒草”、“谭友林扮演的甚么脚色”、“夺印”等革命大字报。一个晚上,反夺权的大字报贴满了整个大院。九月十日,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进一步揭发了谭友林反党夺权的罪恶事实,揪出了王加进行辩论。

就在这反夺权的关键时刻,保守派配合谭友林王加拼命反扑,他们大嚷大叫:“谭友林是红旗白旗还分不清!”“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有的人参加了“九九”会议,公开对抗军委指示,说什么“(抓谭友林)这个弯子不但群众转不过来,我也转不过来!”

在我无产阶级革命派义正词严的驳斥下,保守派节节败退。我无产阶级革命派猛打猛冲,仅仅两天时间,谭友林这个在工程兵隐藏了六年之久的危险人物和反党分子王加被揪了出来,机关文办改组,保守派威风大减,革命派意气奋发,文化革命领导权又回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领导干部陈士榘、谭甫仁同志手中,机关形势迅速好转。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九月十一日,林副主席亲自召见陈士榘、谭甫仁同志,向他们指出,谭友林为什么这样大胆?因为有××【19】这个根子。并指示他们:你们要提高警惕,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谈到1964年假整风真夺权中贺龙等人利用国防工程总结问题压陈士榘同志时,林副主席一语道破了贺龙等人反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黑心,他说,他们这一手是很恶毒的。

方向明,眼睛亮。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口诛笔伐,大小会相结合,对篡军反党分子谭友林等人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机关运动的形势好的很。【20】



注 释

【1】 总参谋部政治部编研室:《总参谋部政治部大事记(1950-1994)》,页180。

【2】 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978年11月2日。

【3】指旃檀寺1号大院,习称“国防部大院”,时大院内为总参、总政和国防科委机关所在地。

【4】 陈虹:《总参“八二五”事件真相》,载《党史博览》1999年第9期。

【5】参见《王尚荣将军》编写组:《王尚荣将军》,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1月版,页524;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978年11月2日。

【6】 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领导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978年11月2日。

【7】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领导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978年11月2日。

【8】 陈虹:《总参“八二五”事件真相》。

【9】 陈虹:《总参“八二五”事件真相》。

【10】 参见《王尚荣将军传》页525;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978年11月2日。

【11】王尚荣此后被关押长达8年,1974年11月复出后任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雷英夫亦被关押多年,1978年7月任后勤学院训练部副教育长,后因写过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被审查,惟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12】参见《王尚荣将军传》页525-526。

【13】 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978年11月2日。杨成武此后一直对王尚荣、雷英夫耿耿于怀。1968年2月20日,他在总参第四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总参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八二五事件’,是反革命阴谋事件,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的。王、雷及其同党,有的在空军、海军,有的在兵种,他们的口供讲得清清楚楚的。65年就开了会,就准备好了的。他们那时说机会来了,外事局有坏人,来了个贺喜,欺骗受蒙蔽群众来夺权的,王、雷清清楚楚知道这个内容,……老早在首都工作组问题上,他们就想把我挤出首都工作组,谭与王、雷是三家村黑党委,出点子的是谭旌樵(总参作战部副部长),不亚于雷英夫,是狗头军师。……最敬爱的林副主席英明伟大,站得高,看得远,他说是反革命行动,是夺权反夺权行动,要立即采取行动。现在铁证如山,事实证明,他们是贺龙、罗瑞卿、萧华、徐立清、刘邓、彭罗陆杨早就是勾结在一起的阴谋集团。”“他们恨我们毛主席、林副主席,恨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他们自己讲的最难办的是总参,主要是我,整掉杨成武是主要的。我有病,让我去养病,让许光达当总长,就是要整掉空军吴法宪、余立金,就是要整掉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就是要整掉邱会作、李天焕,快要整死了,叶群同志很勇敢,自己去的。”

【14】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的谈话(节录),1967年2月3日。载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15】主要资料来源:工程兵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天翻地覆慨而慷——工程兵领导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回顾》,1967年12月。

【16】1965年7月,工程兵党委第二书记、政委黄志勇调任装甲兵党委第二书记、政委,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谭甫仁调任工程兵党委第一书记、政委,原党委第一书记陈士榘调整为第二书记,胡奇才、严庆堤、唐凯先后增补为党委常委。1965年12月,免去徐德操党委常委、副司令员及聂鹤亭副司令员职务。

【17】 谭友林,时任工程兵党委常委、副司令员。自1966年9月后,失去人身自由长达6年半。1973年1月解除监禁。1975年7月重新分配工作后,历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政委,兰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

【18】 1964年秋至1965年春,工程兵党委常委整风。据称此期间贺龙说过“对陈士榘要斗,不行就调离,还可以撤职。”贺还亲自跑到林彪处去告陈士榘的状,“企图撤掉陈士榘同志,换上他的心腹谭友林。”罗瑞卿称陈“儿子投修,是为老子打前站”,“是右派”。1964年10月29日,叶群传达林彪关于整风的指示称:对这些老干部有两个方针,一条是采取简单的办法,撤职,开除党籍,一棍子把他们打死,这不是我们党的方针;我们对这些干部还应该采取耐心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他们不是右派,不是牛鬼蛇神。还说:陈士榘和聂鹤亭问题不同。又说:总之,一不处分,二不撤职,只要他们把错误改了就好了。1965年1月,林彪称,对陈士榘的问题应当是:狠狠批评、狠狠信任,狠狠使用。见工程兵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天翻地覆慨而慷——工程兵领导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回顾》,1967年12月。

【19】 ××,原文如此,指贺龙。

【20 】工程兵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天翻地覆慨而慷——工程兵领导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回顾》,196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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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6月 26, 2018 10:1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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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节 全会后的大军区机关“四大”


本节简述林彪8月10日指示后,沈阳、济南、广州、成都、兰州及内蒙古军区机关开展“四大” 的情形(部分叙述上溯至1966年5月)。

一、沈阳军区机关【1】

8月底,军区党委召开三届六次全会,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要求部队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决定》、宣传《决定》的热潮;深刻领会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用《决定》精神,指导和推动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1月1日,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10月中央工作会议和总政10月29日会议精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总政会议精神,军区党委报请军委批准,对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作出安排:11月4日至12日,召开团以上干部会,部署研究军事训练和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13日至14日召开党委全委会,15日召开军区机关干部大会,正式动员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惟军区政治部机关于11月8日便提前贴出大字报。9-10日政治部党委委员泾水生(保卫部部长)、李树基(群众工作部部长)、张西潮(直属政治处主任)等也贴出大字报。三天中共贴出300多张大字报,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炮轰延安里,火烧陈锡联》(延安里是军区党委办公的地方)、军区首长《钓鱼十三例》等。

11日上午,军区政治部部分人把大字报贴到军区团以上干部会会场。11日下午,军区政治部120多人列队到延安里送《最后通牒》大字报。军区首长批评这种做法“违背十六条”,是“提前行动”。有些干部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压制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是所谓“双十一事件”。11日下午,军区党委常委认为:军区政治部送大字报,说明我们平时脱离群众。对他们的革命热情要支持,但对他们采取《最后通牒》的做法,说钓鱼就是修正主义,我们提出保留意见是必要的。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对运动一定要敢于领导,善于领导,绝不能放弃领导。12日晚,军区政治部党委通过了军区党委犯了“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的看法。13日早,张西潮、李树基要求政治部部党委副书记李少元召开紧急部党委会。在这次会上,又把“看法”改成“部党委决议”。军区党委常委见群众已经贴出了许多大字报,便决定把原定15日的动员会提前到13日召开。陈锡联代表军区党委在会上对军区司、政、后、炮、装、工六大部机关干部进行文化大革命动员,检讨了对军区政治部部分同志送大字报问题处理不当,承认对群众的态度不好,犯了“严重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这虽然取得了一些群众的谅解,但有些群众仍然认为“没能接触实质”,“是假检讨”,并在大会上宣读了军区政治部党委关于军区党委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决议。14日,军区政治部的部分人,去军区司令部、后勤部串连,介绍所谓“双十一事件”情况,争取他们一同起来,揭发批判军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期间,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军区炮兵、装甲兵等机关都贴出许多大字报,揭发批判军区党委和本机关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军区炮兵政治部党委于11月14日也作出了军区炮兵党委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决定。各部门也有一些人的大字报提出了不同看法。16日,军区党委常委会不同意军区政治党委关于军区党委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的决议,重申这次运动一定要发动群众,一定要加强党委对运动的领导。22日,军区党委常委发出指示:一、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二、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三、群众中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要坚决防止群众斗群众;四、机关任何人不得到军以下机关串连,也不得到军区直属分队串连。23日,军区政治部召开支部书记联席会议,研究筹备召开“揭发批判军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鉴于以上情况,军委于11月18日派来工作组,对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12月2日,萧华代表军委在军区机关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宣布政治部带头造反的泾水生、李树基、张西潮是“政治扒手”,犯有“夺权反党”的错误。对泾水生进行隔离审查,李树基、张西潮停职反省。不久,李树基也被隔离审查。从此,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转入对泾、李、张等人的所谓“反党夺权”的斗争。这就是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所谓“前二十天”。

12月5日,军区党委常委决定:“当前,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进行对反党夺权的斗争。重点是揭发批判以泾水生、李树基、张西潮为代表的一小撮反党分子。要把绝大多数不明真象的革命群众解放出来,积极参加斗争。在这场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中,一小撮人所以敢这样搞,绝不是偶然的,一定要把根子挖出来。”12日,军区党委常委提出:当前,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还是继续深入地进行反夺权斗争,这是一场复杂的、尖锐的、严重的阶级斗争。要发动群众,进行“四大”,把一小撮反党分子的罪恶事实彻底揭露出来。各单位批判本单位重点人时要与泾、李、张等人结合起来。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军区炮兵等机关也都肯定本机关也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反党分子。因此,在进行所谓反击“反党夺权”斗争中,一些大字报给一些人戴上了“泾、李、张的大管家”、“参谋长”、“地下黑司令部成员”等帽子。几个大部机关的大字报都点了一些人的名,都形成了重点人,有的大字报还提出刘转连(军区副司令员)、吴保山(军区副政委)是泾、李、张的“黑后台”。1967年1月7-8日,军区召开六大部机关干部大会,批判斗争了泾、李、张。军区党委认为,这三个人确实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埋藏在军区机关内部的“定时炸弹”。至此,军区机关反击“反党夺权”斗争告一段落。这就是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所谓“后二十天”。

综上所述,“前二十天”,军区机关一些人起来“造反”,批军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二十天”,是对“前二十天”有组织地进行反击,抓了人,整了一些干部。

从1967年1月23日开始,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转入揭发军区领导的的问题。军区六大机关都贴出大量大字报,比较集中地揭发军区副司令员刘转连的问题。3月7日,军区党委给军委上送《关于刘转连问题的报告》,列举刘转连反对突出政治、紧跟贺龙、支持泾、李、张反党夺权等所谓“罪状”。3月27日,军委批复:同意刘转连停职反省。此后,刘转连受到军区机关和军区“四大”单位多次斗争批判。【2】军区副政委吴保山也被认为是泾、李、张的黑后台,受到批判和排斥。【3】

1967年2月25日,军区党委请示军委:“目前,军区部队正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积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大联合、大夺权斗争,大力支持和帮助农村春耕生产工作。为此,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拟暂停一段时间。”3月3日,军委批复同意。至此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告一段落。

二、济南军区机关【4】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后,军区按照中央军委的规定和总政治部的指示精神,在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前卫报社以及歌舞团、话剧团、军乐队、体工队、印刷厂,军区卫生学校、总医院、军械修理厂、汽车修理厂、工程大队、军马场、水产养殖场、服务部,军区步兵学校,炮兵训练大队等部门和单位,开展了“四大”。另有16所军队医院未经批准,干部战士也自发地搞起了“四大”。这些开展“四大”的单位和地方一样,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大搞群众运动,成立了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抓黑帮”、“挖黑线”,对许多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人身攻击和政治陷害,各式各样的揪斗和打骂、体罚等违法行为泛滥成灾。据不完全统计,军区政治部、后勤部、内长山要塞区(该区机关是军区确定的先行开展运动的试点单位)、军区步兵学校等单位,到1967年2月下旬,仅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即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突出政治不好”等为由,将43名各级军政领导干部停职反省。其中有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内长山要塞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内的军级干部八人;因“不突出政治”、“破坏‘支左’夺权”等被撤职的16人;因“从事反动宣传,破坏‘支左’夺权”被逮捕、拘留的十人,被行政看管的五人。另外,有40多名干部被抄家,四名干部被停发薪金。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耀文等21名领导干部的文件柜和办公室被造反派查封。第一四六、第九十一医院等七个单位和部门,被造反派夺取了领导权力。

三、广州军区机关【5】

8月9日,军区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检查了军区文化大革命情况,对深入开展运动作了新的部署。军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向常委作了汇报,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发动群众问题上,不敢公开号召群众把主要矛头对准当权派,怕引火烧身;重点不重,打击面宽,揭露当权派不够;在贯彻政策上,依靠左派不坚定,冷落甚至打击中间派,不会瓦解敌人。针对这种情况,会议强调重点单位党委和领导要端正姿态,不要怕乱,要防右倾。会议决定撤回派到院校的工作组,改组军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重新成立的军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军区副政委郭成柱、陈发洪和政治部主任相炜、副主任江民风等7人组成,郭成柱任组长,陈发洪任副组长,相炜任常务副组长。同时,在领导小组之下成立办公室。这次会议表明,军区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指导思想开始由求稳怕乱向开展“四大”转变。

军区党委常委传达林彪8月10日讲话后,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贯彻措施,对军区军以上机关运动作了新的部署。军区常委强调,两类矛盾都要批透,在批判过程中两类矛盾穿插进行;敌我矛盾要组织专案,有计划地组织斗争;四类干部要重新排队,由小组、支部组织实施,上级不要包办代替;“石头”(指妨碍文革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搬,搬了以后由本单位产生新的领导人,不要外来补充。会议决定增加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为军区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因群众有意见,旋即撤销),军区副参谋长胡继成、后勤部政委方毅华等为军区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并进一步加强文革办公室的力量。会议还决定,由军区文革小组组织一批人下到湖南省军区、广西军区、军区步兵学校、军区三局等重点单位去检查指导运动的开展。从此,军区部队军以上机关和院校、科研、文体等单位开始搞起了“四大”,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广州军区领导机关首先受到了冲击。在狂热的政治大气候下面,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在内,人们互相揭批和攻击。8月12日,军区文革小组负责人先后在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党委扩大会上提出,要“上下左右一起烧,什么人都可以揭,可以烧。”“运动中,群众的要求都要满足,如要求罢某某人的官,我们就同意。”“矛头要向上,先罢下边,再罢上边。”“有一百罢一百,有一千罢一千。”“要揭开军区领导的盖子。”军区政治部在4天之内就罢免了11名部、科长的职务,在机关掀起了“罢官风”。14-15日,军区党委召开军以上单位负责人和军区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紧急会议,强调坚决贯彻十六条和林彪8月10日指示,对军区机关和部队的运动进行了新的部署,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强调不要把一般文工团员、体工队员、护士、学员等列入重点进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军区机关发生了“八一五事件”。

8月15日晚9时多和11时多,军区政治部约500名干部先后分成2批,打着彩旗,抬着大字报,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来到军区司令部,指责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不突出政治”、“搞折中主义”、“执行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要求广州军区主要领导当场表态,罢掉他的官,遭到了拒绝。情况反映到北京,军委领导人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并作了严肃的批评。军区党委常委随后多次开会,认定“八一五事件”的“大民主性质”,对参与其中的领导人给予了批评,并改组了军区文革小组,由军区党委副书记、副司令员文年生任组长,郭成柱任常务副组长,军区副司令员梁兴初任副组长。

在此前后,院校、医院、文艺团体和科研机构纷纷成立造反组织,其中文艺团体“造反”组织多达35个。

四、成都军区机关【6】

11月15日,成都军区被定为全军第一批开展“四大”的单位。同日,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代表军区党委常委作开展“四大”的动员报告。16日,大字报就贴满了机关办公区,矛头主要指向黄新廷和第二政委郭林祥,内容大都是揭发、批判黄新廷、郭林祥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18日,军区机关召开大会,批判、斗争黄新廷、郭林祥。第四政委甘渭汉、副司令员韦杰等被拉上台陪斗。一周以后,军委下达通知,令黄新廷、郭林祥“停职反省”,军区党委的工作由甘渭汉主持。1967年2月,黄新廷、郭林祥被押到北京。这期间,军区机关成立了不少群众组织,军事院校的学员从各地来到军区机关进行串连,军区领导受到内外夹攻。

五、兰州军区机关

时任兰州军区政委、党委第二书记的冼恒汉,文革结束后在其自述《风雨八十载》中称:

对于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当时我们思想是不通的,弄不懂为什么要把军队搞乱?但“文化大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理解也得理解。当时林彪为此还有句名言:“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执行”。因此回来后,仍然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萧华的指示,并在军区机关作了动员。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

机关“四大”一开始,政治部副主任张XX就带头贴出大字报,给军区部分常委画了像,定了性。说张达志是“三反分子”;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达志、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我和高维嵩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声称他有“重磅炸弹”,还要陆续不断地出大字报。这实际上是要把军区“四大”纳入他的这个框框进行。

他的大字报出来后,就得到了机关一部分人的拥护,说张XX同志站出来了。在我们召开常委会时,一部分“群众”和张XX同志就一起冲进了会议室,要求改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运动的领导权。在此压力下,我们作了无原则让步,由张XX接替李虎同志担任文办主任,接着王XX又接替高维嵩同志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从此,王、张就掌握了兰州军区“文革”的领导权,军区党委领导实际陷于半瘫痪状态。

在王﹑张的一再威逼下,11月25日、26日召开了所谓的军区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但会议实际上无法正常召开,因为会议一开始,群众就闯进了会议室。会议室地方小装不下多少人,大部分群众就挤在会议室外面,由于听不清,有人就拉起了喇叭,外面的人就在喇叭底下听,群众称之为“喇叭会”。

会议名义上由我主持,实际上是王XX、张XX把持了会议。整个会议开成了由他们发问,我们被迫交代问题的斗争会。就连散会出场都按他们划分的左、中、右的顺序作了安排。第一个出场的是王XX,接着是张XX、杨嘉瑞、康健民、徐国珍、李书茂、高维嵩,最后是我和张达志。这个拉起大喇叭的“常委扩大会议”,我看也算是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一大发明创作了!

这个会散了以后,王XX、张XX便多次在常委会上根据所谓“革命群众”的意见,要求将张达志和我的印章收交文办管理,并公开宣布要窃听张达志和我的电话,又宣布要限制我们的兵权,凡是要调动一个班的兵力,都要经过常委一致同意、一致签名才能生效。同时,又对张达志和我搞单线警卫(即由文办派人监视),就连徐国珍到北京参加军委碰头会议,文办也派权洪(原任军区老干部办公室主任)跟随到北京监视,从去到回一直跟着。

对我和张达志则到处是勒令、通知、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战,逼着要我交待同贺龙同志的关系问题;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们给我们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我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上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等。 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成觉,有一次我实在是支持不住了,不知不觉中竟一头栽下台子来,当时就晕了过去……

……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但实际上停不下来,张达志和我说话没有人听。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派群众组织拿出了红卫兵转来的王XX1933年在山西反省院写的反共宣言和反共文章,要求军区党委处理。

当时,我召集部分常委开了个会,要高维嵩同志去北京汇报,请求中央军委派人解决兰州军区的问题,并报送王XX自首变节的材料。高维嵩同志到北京后,当时萧华接见了他和原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长刘凯(已病故)。萧华没有让他们汇报军区的情况,就说:“你们军区党委的报告我看了,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也了解。王XX这个材料是个高质量的叛徒(他连说了三声叛徒)。现在你们简单谈一下,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最后他答应军委派人到兰州军区解决问题。在这次接见中,萧华还指示兰州军区查一查王XX与黄克诚、薄一波的关系,(据萧华讲王当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是黄克诚提名的,又因王曾是山西牺盟会出来的干部,因此萧华要把王XX与黄克诚与薄一波挂上勾。幸亏我们没有查,否则又是一大罪状。)

过了两天,萧华又找高维嵩同志谈,大意是,军委不派人去了,你们自己解决,办法是整顿机关,有问题的部就停止工作整顿,有问题的人就停职检查,把张、冼、王、张都调到北京来,让群众在整顿机关中背靠背的揭发。揭发一段后,如果需要他们回去就让他们再回去。并说,张、冼来了住京西宾馆,王、张来了住海运仓。对你们的问题,军委还要开会研究,然后再正式批示。对王、张的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该有所区别。王XX有历史问题,隔离审查;张XX没有历史问题,停职审查。高维嵩同志电话传达这些指示后,他们于3月15日由北京返兰,我们四人于次日从兰州一起乘专机去北京。一下飞机,军委派来接机的两辆车已经在等待,其中一辆车将我和张达志同志直接送到京西宾馆,另一辆车将王XX和张XX拉到海运仓。

……

由于在兰州军区机关“四大”期间,我是一直处于被批斗状态,“四大”停止以后,我又被暂时调到北京,让群众背靠背地揭发。所以军区机关搞“四大”、王XX的定性为叛徒、搞整顿机关,都是当时的总政主任萧华一手定的。特别是整顿机关,怎么定的、怎么搞的,具体问题我没有过问,也不便插手。

……

1967年5月,军委让我回到兰州,紧接着我便奉命调出参加地方“支左”,并立即去北京领受“支左”任务,一直到8月5日我才又回到兰州,从此以后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支左”工作上了。

冼文中王××指兰州军区副政委王庆生,文革期间曾被开除军籍党籍,交群众管制。张××指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子珍,1967年6月19日自杀身亡。

(六)内蒙古军区【7】

在5月22日至7月23日的华北局工作会议(北京前门饭店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党、政、军第一把手乌兰夫被罗织罪名,受到严厉批判。会议声称乌兰夫有五大“罪状”: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号,自主体系;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三、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四、以1935年《宣言》为纲,进行民族分裂,搞独立王国;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会议给乌兰夫戴了三顶“帽子”:一、“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二、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分子;三、“走资派”。

8月1日至12日,乌兰夫尚可在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惟全会结束后的8月16日,中共中央即撤销了其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的职务。11月2日,又撤销其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职务,成为文革发动后首位被撤销职务的大军区级负责人。中央对其稍留有余地的是,他尚保留着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同时,中央对其采取了人身保护措施,并于1969年后在湖南长沙接受了两年多的军事监护。

受乌兰夫的牵连,内蒙古军区蒙古族副司令员孔飞、副政委廷懋、司令部副参谋长塔拉、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简称孔廷塔鲍)相继被打倒受批判,军区副政委吴涛也被打成乌兰夫“黑干将”和“三反”分子一度被抄家、揪斗。

1967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1967年1月20日的电报和华北局1966年7月“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华北局的报告称,“在五月华北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会议的一百四十六位同志(包括旗、县委书记),根据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和批判了乌兰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根据揭露出的大量事实,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乌兰夫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注 释

【1】主要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史(1966.5.16-1990.12.31)》第二卷,1994年8月版。

【2】刘转连此后被软禁、批斗,1975年8月方恢复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3】吴保山1967年6月调离沈阳军区,任总参三部政委,后任福州军区副政委,1972年57岁时在福州逝世。

【4】主要资料来源:济南军区史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史》第一卷,2008年3月版。

【5】主要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史》中册,2006年6月版。

【6】主要材料来源:成都军区史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史》第一卷,2001年12月版。

【7】主要资料来源:《乌兰夫传》编写组,王树盛撰稿:《乌兰夫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乌嫩齐:《战地不了情》,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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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周五 6月 29, 2018 8:4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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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节 国防科委机关及院校“四大”


一、国防科委机关

8月17日,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举行第46次会议,研究贯彻林彪关于军以上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决定国防科委机关开展“四大”。【1】

8月23日,国防科委机关部分群众用大字报形式,将“安东非正常死亡问题”【2】捅了出来,公之于众。这张张贴于国防科委大楼内的大字报,指责安东之死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行为”,进而指安东为“反毛泽东思想的叛徒”。同时,该大字报还称,要以此为“突破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大无畏的造反精神”,“揭开国防科委的阶级斗争盖子”。【3】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顿时在机关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人对此持激烈反对态度,认为安东之死尚属党内机密,况且中央关于安东死亡问题的指示精神也要求保密,不应该就此随便贴大字报。于是,反对者当晚趁夜深人静,将此大字报揭下并立即销毁。机关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为此展开激烈辩论。贴大字报的及其支持者认为,贴大字报是“四大”,是毛和党中央给予的权力,对方撕毁大字报,是反对“四大”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反动行动”;而揭撕大字报的那派群众则认为,这是保护国家机密的革命行动,同时指责对方有意将作为党和国家机密的事情捅出来,公之于众,是无组织、无纪律行动,应当批判。以这一事件为起因,是国防科委机关内部后来分裂成为观点严重对立的两大派的导火索之一。【4】

8月24日,国防科委机关举行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聂荣臻嘱钟赤兵(国防科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转达如下一段话:“国防科委成立十年了,我在科委工作时间是最久的,在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欢迎大家向我揭发批评。因身体有病,不能来参加今天的大会。”【5】

9月12日,聂荣臻在听取国防科委领导汇报运动情况时指出,科研工作不能停,国防科委领导要抓业务,要清理项目,疏通渠道。国防科委机关不能夺权。1964年,我因为身体不好,曾经想把国防科委的领导责任交给别的同志,但后来出现了取消国防科委的舆论,我不放心,没能交班。工业部和研究院合并的问题,不是别的单位不能领导研究院,问题是有些人指导方针不对头,想取消科学实验。科学实验是毛主席确定的三大革命运动之一,怎么能取消?1964年部院合并以后,从来没有想把研究院再要回来,变来变去,于工作不利。【6】

汇报中,又有人提到安东问题。聂对此称,你们说安东平时不突出政治,这有可能性,但是如果要说他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看不是事实。【7】

二、国防科委所属院校

4月1日,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和炮兵工程学院正式改变名称、集体转业、不再列入军队序列之后,国防科委所属11所国防科技和工业高等院校已全部成为地方院校,受国防科委和地方双重领导。这些院校在国防科委内部的主管业务部门为第八局(院校局)。11所院校为:哈尔滨工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改称)、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改称)、华东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改称)、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南京航空学院和太原机械学院。

6月以后,这些院校泰半成为所在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中坚力量。以下,以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工程学院为例。

西北电讯工程学院【8】 6月份,学院内即出现批判院党委的大字报。6月21日,国防科委联络组(组长为国防科委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刘景录)进院。6月23日,刘景录以电话向国防科委反映称,“院党委的确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二张(指学院党委书记张衍和政治部主任张路)不是反党性质的问题。而运动的发展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领导上的缺点、错误,利用文革机会,又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缺乏经验,向党发动的一次猖狂进攻。”科委于6月24日回电,“同意汇报情况”。指示“不要组织反击”。6月30日,陕西省委工作组进院,直接领导运动。工作组支持学生给院党委提意见,与联络组有矛盾和斗争。

7月22日,钟赤兵将新任省委工作组组长刘镇(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召至北京谈话,批评工作组称,“领导关系还是省委统一领导,统一安排,工作组受省委领导。这一次请刘政委来,主要是把军电的历史情况向你介绍一下,这对你工作有好处。这次要刘政委来,科委常委作了研究,并报聂副主席。这个学院刚转入地方,省委不太了解,总政比较了解。国防科委从64年才接过来,在王赤军、欧阳文时代把一些是非问题搞乱了,【9】同志间关系很不正常,互相猜疑,互相戒备,发展到非组织活动。我们开始去解决欧阳文问题时,差不多有20天没有讲话。经过反欧阳文三个月和部、系整风六个月,学校整风也还是搞得不彻底,……军电整顿过两次,头一次是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在那里。第二次我和李信、徐平同志在那里搞。军电从64年才接收,还是心中有些底,领导改组了,调戴润生和张衍到那里去都是经过审查的,政治上我们信任他们。……这些情况陕西省委不知道,原来我不准备派联络组,后来考虑到这个学校复杂情况,还是派去了,随时向科委、省委反映情况,还有好处。工作组特别是王宗敏这个人,头脑很不清醒,根本听不进科委联络组的意见。有意识地搞一场混战,不得已,才派徐平同志【10】向省委介绍情况,介绍以后,舒同同志【11】、萧潮同志【12】也同意。考虑到工作组太弱,建议派人去加强,省委派刘政委去这很好,我们不知道你已到学校去了。……戴润生、张路有些右倾,现在工作组不了解情况,我担心他们把左派当右派打,而把右派当成左派。总政62年搞,科委64年搞,但必定心里有底。联络组再可以给他们当个参谋嘛!经过大辩论,两张解放出来,我看就可以共同领导这次运动,这些人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运动过去了一个月,也没有揭出像样的材料嘛!一分为二问题事实上是强加在张路头上的。现在工作组陷得比较深了。他们把坏人当好人,把阵营搞乱,将来不好办,工作组糊涂就糊涂在这里。总政你也怀疑啊!科委你也不相信啊!科委是聂老总领导的嘛!我看工作组可以整顿一下,提高提高思想。”

8月3日,省委工作组撤离学院。8月5日,联络组一手策划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成立。8月8日,国防科委联络组撤离。同日,与“筹委会”对立的“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简称“临委会”)成立。临委会以学生为主体,指称筹委会以干部和家属为主体。临委会自诩为造反派,指称筹委会为保皇派。8月18日,临委会派出首批代表80余人到北京国防科委,要求刘景录给他们澄清问题,并进行辩论。8月25日,钟赤兵和刘景录一起见了学生代表。9月3日,临委会又派出第二批代表80余人到京,要求国防科委交出刘景录回院对自己的错误作交待检查,9月6日,钟赤兵见学生代表,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9月15日,刘景录作书面检讨,国防科委将此检讨寄至学院。

“十六条”发布后,筹委会与临委会均走向社会,参与造西北局的反,炮轰陕西省委,频繁派人参加西安地区各种批斗会。临委会力量逐步壮大,而筹委会则受到排挤打击。

哈尔滨工程学院【13】 5月11日下午,全院召开文化大革命誓师动员大会,会上刘居英(学院代理党委书记兼院长)宣布停课两周搞运动,并宣布成立院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刘居英,副组长张文峰(副院长)、卓明(党委副书记)。

6月2日,学院各系陆续贴出不少大字报,质问院党委“为何压制群众,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晚上,各部系匆匆召开党员大会,要求“党员要站稳立场”,“学院是延安,不是西安”。6月3日,全院停课搞文化大革命。6月4日下午,刘居英从省里开会回来,传达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后半个月,两种意见的大字报展开激烈的斗争,保卫院党委的大字报占了上风。6月下旬,学院运动处于冷清状态,刘居英在全院做检查,表示与其胞兄陆平【14】划清界限。

7月16日,在五系(导弹工程系)大楼前一批学员自发组织辩论会,矛头直指刘居英。刘居英多次要求省委派工作组来学院领导运动。7月25日下午,在大操场召开全院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王一伦宣布刘居英退出院文革领导小组,检查错误。正式宣布省委派出以省军区副政委任允中为首的省委工作队进驻学院,领导运动。7月30日,全院人员收听前一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实况录音。大会宣读了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全院群情沸腾。

8月1日,持不同观点的人在学院各处展开激烈的辩论。省委工作组已经无法控制局势。

8月2日晚,六系(计算机系)贴出海报:明日在俱乐部召开大辩论会。

8月3日晨,任允中向全院发表广播讲话,宣布省委工作组撤出学院。院俱乐部里人山人海。大辩论会主题是“文革和各级党组织的关系”。

8月4日,大辩论会继续开。题目改为:“从前段运动看院党委能否领导我院文化大革命”。下午,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力安在会上代表省委宣布停止刘居英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8月5日,俱乐部大辩论会观点一边倒,主持人杜美平【15】宣读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语录,舞台上方也换了大字横幅“造反有理”。持造反观点的学员自称“造反派”,讥讽对立观点的是“保皇派”。

8月6日,院部分师生员工,在文庙图书馆东墙外小树林开辟与俱乐部大辩论会唱对台戏的另一辩论会,题目是:“当前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林彪长女林晓霖首先登台,发表影响很大的演讲。

8月7日,连续几天的俱乐部辩论会达到高潮,宣布成立“军工红色造反团”。

8月9日上午,成立“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至此,学院群众正式分裂为两大派。

8月10日下午,65级学员从绥化县“四清”前线造反归来,马上到俱乐部召开“造反有理誓师大会”,与学院将要举行的“庆祝党的十六条大会”发生冲突,工人与65级学员争夺话筒。学院各级党委已名存实亡。三天后,院办主任王序卿第一个被戴高帽游街。

8月11日,省委书记处书记王一伦、李力安来学院,在全院代表大会上,代表省委作第一次检查,承认省委在前一段运动中犯了方向错误。会后65级学员当面对王一伦,李力安说要继续开会揭发省委的问题。

8月16日,65级部分学生到省委贴出了“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的大字报,第二天,他们“向哈尔滨的混蛋们宣战”的大字报贴满大街。省委即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大、中学校,机关和开展社教的厂矿企业讨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大辩论。院党委即号召全院党、团员响应省委号召,开展辩论。“造反团”抵制执行省委的通知。

8月18日上午,听完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北京和各地到北京的百万学生实况广播后,“造反团”和“八八团”分别上街游行,在北方大厦前广场上,受到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接见,潘表态支持“造反团”,引起“八八团”的愤慨。当晚,“八八团”在俱乐部召开红卫兵誓师大会,强迫潘复生与会讲话。

“造反团”用对联攻击“八八团”,两派矛盾加剧。

8月19日下午,“造反团”和由北京到哈尔滨串连的红卫兵一起,在院办公楼门前批斗了刘居英和政治部主任沙克,并给他们戴高帽子、抹黑脸、游街。之后,院、部、系的不少领导干部和一些基层干部也相继被批斗。

8月21日,“造反团”贴出“踢开绊脚石,解散院党委”的大字报,“八八团”贴大字报要“改组院党委”。两大派竟相批斗干部、教授和开始大规模恐怖的抄家,打砸抢行为层出不穷。

8月22-24日,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学院等49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起,召开“哈尔滨各界革命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点火大会”。潘复生参加了大会。大会提出要罢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一伦的官。【16】

8月23日,省委常委第588次会议,同意国防科委关于撤销刘居英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17】同日,“造反团”在体育馆门前再次批斗刘居英、张文峰和沙克。此后,在全市批斗刘居英,游街示众,成了家常便饭。

8月24日,“造反团”发表紧急公告,宣布接管院、部、系文革办,并提出“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团”的口号。

8月25日,“八八团”发起召开批斗李范五、王一伦大会,要求把他们的“罪行”上报中央,并提出要把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揪回来。【18】

同日,全院人员收听“林彪副主席关于林晓霖问题的指示”。【19】

8月27日,全院第三大群众组织“东方红战斗团”宣布成立,但影响不大。

8月29日,“造反团”联合哈工大等高校,在红卫兵广场(八区体育场)召开70万人“火烧省委、炮打司令部”大会。

9月初,原军工毕业学员毛远新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10月以后,学院师生大多到全国各地串联并形成高潮。据有关史料称,文革期间,“军工造反团”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25个城市设立了联络站,到各地串联,鼓动并参与造反夺权。

三、北航“四大”与北航红旗二十八昼夜静坐事件【20】

6月2日,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出现批评院党委的许多大字报。翌日,一方面,批评院党委的大字报继续增多;另一方面,出现为院党委辩护的大字报,给院党委提意见的人受到围攻。6月4日,学院党委副书记程九柯在党委会上传达了国防科委八局副局长赵如璋传达的科委指示及赵本人的意见。科委指示中的主攻方向仍是“三家村”黑帮,并要求在斗争中分左中右。据说赵如璋称,“什么时候转到斗批学校的牛鬼蛇神,党委研究。”“大字报内容指定可靠人员去看,去抄录,将来斗争时有用的。叫大家放,才能放出右派。”

6月8日,以赵如璋为首的国防科委工作组(其中有毛泽东的大女儿、国防科委八局参谋李敏)进驻北航。赵如璋在全院欢迎大会上提出“工作组在院党委领导下工作”,“停课一周搞文化大革命”。

6月16日,国防科委责令院党委副书记周天行停职反省。中上层干部开始写大字报揭发周天行的问题。6月17日,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提出“有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谁有问题就揭谁的问题”的口号,出现了“全面开花”的局面,各系纷纷将矛头对准了辅导员、干部、学生,引起了群众斗群众。6月22日,国防科委责令院党委书记王恒停职反省。

6月21日,3511班学生石兴国的大字报《一条“无头”黑线》贴出。大字报称,希望能发动群众揪出与北航有关的黑线及其后台,指出“工作组领导不力”。6月27日,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传达李雪峰报告,部署在全院开展大辩论,对象就是石兴国的大字报。从6月27日至7月6日,北航开展了“六二七大辩论”,其间,不少师生不认同工作组的观点,工作组接连组织批斗会,一下子点出了十几篇“大毒草”,对所谓“牛鬼蛇神”进行围攻。7月6日,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称,“大辩论性质是夺取文革领导权”,“扫出了石兴国之流牛鬼蛇神”。会后,工作组在全院师生中进行 “左、中、右”排队,按其对待工作组的态度,将师生划分成4类:好的、犯错误的、犯严重错误的和右派。据韩爱晶称,“六二七大辩论”以后,约有1/5的师生被整黑材料,各基层单位对师生进行排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类分子约占近1/10,五千多学生中,约有四百多人排为四类分子,约一千人排为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三类分子。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在大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7月28日《关于撤销各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石兴国作为少数派代表与北航十多名代表一起出席会议,会后立即用广播向全院师生传达。8月2日,国防科委决定撤走北航工作组。8月3日,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北航红卫兵成立总部。

8月10日,北航师生四百多人到中央文革和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反映情况,要求赵如璋返校检查。翌日晚,工作组返回北航。8月14日晚,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作了为时12分钟的检查,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罗舜初等参加大会。8月19日,赵如璋第二次在全院大会上作检查,罗舜初在大会上宣读了聂荣臻的一封信,并代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作了检讨。会后,在文革筹委会和全院大部分师生员工同意下,工作组第二次离开北航。

8月20日,北航红旗战斗队正式成立,并提出“黑帮分子”游街以示庆祝。

据《北京航空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称:8月24日,“部分红旗战士找赵如璋要求当面澄清问题,赵如璋亲口答应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在国防科委接待站出来见红旗战士。”8月25日,“上午部分红旗战士应约到国防科委接待站找赵如璋澄清问题。”“9:00赵如璋送出信一封,说让红旗战士回去,说他开会不知到什么时间才结束。红旗战士决定等赵如璋开完会再澄清问题。”“红旗战士100多人在航校支持西电临委会与科委联络组组长刘景录(已停职反省)辩论。”【21】8月26日,“红旗战士在国防科委继续坚持斗争,赵如璋仍不接见。凌晨二时罗舜初到航校,罗舜初百般的回避我们提出的问题,要红旗战士回学校。红卫兵、赤卫队【22】无理的冲进会场闹事。”“西电临委会的同志一直和航校红旗战士斗争在一起。”8月27日,“在科委的同志继续斗争,上午派出代表(哈军工、西军电也派出了代表)与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会谈没有成功,科委有人故意破坏会谈。”8月28日,“在航校的红旗战士们坚持斗争”,“地院东方红代表到航校支持红旗。”

进入9月初,北航红旗仍坚持在业余航模体校静坐。此期间,据罗舜初后来回忆称,毛泽东也听说了国防部门口发生的事情。毛泽东称:搭起席棚,给他饭吃,给水喝,另开辟一个战场,让他闹几个月。(大意)【23】

9月8日,事情有了转机。据罗舜初称,这一天,“周恩来总理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报给毛主席的一期简报中对这一事件做了片面的报道,便立即将这期简报批转聂荣臻、我和赵如璋阅,并指示国防科委可以让赵如璋去澄清问题,甚至可以单独澄清问题,首先要说服多数,不要压制少数,澄清问题后双方要开会求得统一。”罗舜初还称,“9月9日晚上,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防科委决定让赵如璋单独和‘红旗战斗队’见面澄清问题。因为‘红卫兵’和‘赤卫队’坚决反对单独澄清问题,并阻拦了赵如璋到会,商量了通宵未果,澄清会没有开成。”【24】

据《北京航空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9月14日,“周荣鑫接见红旗代表,商谈赵如璋出来接见的问题,谈话中知道周总理对这一事很关心。”9月21日,“晚上陈伯达、关锋、王力、林杰等同志到业余航校接见了红旗战士。”“赵如璋在全体红旗战士的艰苦斗争和中央首长的支持下,今晚被迫出来和红旗战士当面澄清问题了。”“通过红旗战士和赵如璋的讨论,赵如璋答应了红旗战士关于澄清问题的几点要求,但赵如璋意图将来推翻,所以拒不签字。”9月23日,“下午五点赵如璋被迫在保证书上签字,这是红旗战士经过二十八天二十八夜的艰苦斗争的一个初步胜利。”

10月7日,张春桥证实毛泽东曾对北航学生静坐一事表态称“要谈”:“北航只要求工作组赵如璋谈谈话,到国防科委等了二十八天二十八夜,不谈。我们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要谈。他还是不谈。后来陈伯达同志说:‘你们二个住到学生中去谈,如果被打死,我陈伯达抵命。’还签了字,立下军令状。就是这样还不敢去。他们怕群众怕到这样的程度!10月1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他辩论:为什么陈伯达的话你不听,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我们火了。我说:你们再不去,明天我和学生站在一起斗你。”【25】

北航红旗二十八昼夜与国防科委的理论与争持,以北航红旗的胜利而告终。经此一役,北航红旗名声大振,成为北京乃至全国大专院校最为著名的造反派组织之一。

注 释

【1】《国防科工委后勤工作大事记(1959.12-1986.12)》,国防科工委后勤部,1989年5月版,页101。

【2】1966年5月21日晨,受聂荣臻所倚重的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副主任安东,被发现处于昏迷状态,未几去世。当晚尸检报告的结论为:“误服”大剂量的安眠镇静药“眠尔通”,导致中枢神经麻痹死亡。安东在国防科委排名于聂荣臻、张爱萍、钟赤兵、罗舜初、唐延杰之后,为国防科委最年轻的副主任,去世时年仅48岁。

【3】参见王仲典:《安东将军之死》,载《文史春秋》2007年第10期。

【4】王仲典:《安东将军之死》。

【5】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页1026。

【6】《聂荣臻年谱》下卷,页1028。

【7】王仲典:《安东将军之死》。

【8】主要资料来源:校史编委会编:《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校史(1947-1987)》,西安: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7年4月版;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赴京造反团:《我们坚决要求钟赤兵回西军电作彻底检查》,1966年12月。

【9】 1961年至1965年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时期,曾进行过两次政治性整风。1964年3月前,着重批判了学院政委王赤军少将的“独立王国”错误,免去了王赤军的职务。1964年4月,国防科委又组成工作组到学院,经过近半年的调查,结论是院党委、政治部党委已经烂了,院长欧阳文中将“反党”被撤销职务,戴润生少将继任院长。

【10】徐平,时任国防科委政治部副主任,国防科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

【11】 舒同,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12】 萧潮,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13】主要资料来源:《哈军工传》(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7月)作者滕叙兖提供。

【14】 刘居英为已被中央点名并撤销职务的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原名刘志贤)的亲弟弟。

【15】南京军区第七政委杜平之女。

【16】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史志办公室:《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施政纪略》下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版,页431。

【17】《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施政纪略》下卷,页431。

【18】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施政纪略》下卷,页431。欧阳钦文革前曾长期担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

【19】8月21日,林彪接见哈尔滨工程学院部分师生。在谈及有关林晓霖的问题时称,“林晓霖因长期不接受我的教育,屡教不改,处处与我作对,而且还有后台指挥她,政治上非常落后,表现不好,背着我在外面做了些坏事。因此九年来我拒绝见她。九年来已与她断绝来往,只是在经济上供给她,并屡次交代学校严格教育她,等待她的转变,但她一直表现不好,她一贯反对我,因此她在外边的一切政治表现都不能代表我的意见。她的所有错误言行,种种不良表现,都希望广大革命师生对她进行严格的揭露、批评和教育,使她的思想得到改造,痛改前非,请你们转告她,希望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听毛主席的话,真正和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向牛鬼蛇神进行坚决斗争和揭露,真正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上情况,请你们转告国防科委首长及潘复生同志并黑龙江省委,告哈尔滨有关院校革命师生员工同志。”同日,林晓霖被送到新疆国防科委第二十一基地软禁。

【20】 主要参考资料:北航红旗“伏虎”游击队:《北京航空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6年10月22日;罗舜初口述,罗小明整理:《国防部门前的二十八昼夜》,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韩爱晶回忆(未刊稿);石兴国:《回忆45年前三次见毛主席》,载“北航红旗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667514280),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月20日。

【21】航校,指旃檀寺大院(习称国防部大院)南门侧旁的航模运动业余体校,北航红旗随后的所谓“国防部门前静坐”其实也是在此安营扎寨。大事记表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学生早于北航学生到此。

【22】指北航红卫兵和赤卫队,为北航红旗的对立面群众组织。

【23】 见罗舜初口述、罗小明整理:《国防部门前的二十八昼夜》。

【24】罗舜初口述、罗小明整理:《国防部门前的二十八昼夜》。

【25】张春桥、关锋同志10月7日在中南海接见福建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讲话,1966年10月7日。载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页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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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周二 7月 03, 2018 6:4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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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节 “一○五紧急指示”


一、“一○五紧急指示”

在毛泽东8月18日、8月31日两次大规模接见红卫兵之后,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组织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革命学生全部、革命教职工代表和中等学校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工代表从九月六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以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

按照上述文件精神,9月12日,总参、总政发出《关于组织军队院校革命教职员工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称:根据毛泽东、林彪的指示并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军队院校应来京的学员和教职员工代表约3.1万余人,可分两批来京,每批1.5万人左右。通知还对组成接待办公室、接待办法、来京活动内容等作了安排,制定了有关《接待军队院校来京革命师生生活保障办法》,并提出了有关选派和进行政治审查的要求。自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始,军队院校师生参加接见。【2】

据解放军外国语文学院一位学员的日记称,“9月13日:中午得知去北京的消息,群情激昂,外院沸腾。16日:中午十二时从学校出发。下午五时十分乘火车赴京北上。17日:晚七时三十分到达北京丰台车站。灯火辉煌,锣鼓喧天,受到热烈欢迎。当晚进测院【3】。18日:上午参观人大【4】。晚上‘欢迎晚会’。19日:下午听北大代表讲话。晚上参观军事博物馆。20日:全天参观北大。21日:下午得知在京延期,欢度‘国庆’的消息,欢欣鼓舞。22日:上午参观北大,下午游览颐和园。23日:下午参观团中央。在汽车上环城观光十大建筑。……29日-30日:队行操练,准备参加国庆。”【5】时为装甲兵工程学院的一位学员回忆称,“9月下旬,我们工院学生在院领导组织下进京住长辛店坦克二校:1.到清华北大等地方院校参观文革,要求三五人一组看大字报,尽量不要和地方学生串联;2.操练队列准备国庆活动,30日晚进入天安门广场,10.1.国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我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组花图案,晚上观看焰火晚会。”【6】

9月底,在京的第二军医大学学员钱信莎通过关系向林彪表达了对学校及总后党委“镇压” 学生运动的不满。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称,“此时,又有上海二医大‘红纵’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拿着‘血衣’,来见林彪、叶群,要求给予支持。林彪脑子一热,又要采取行动了。1966年的国庆节一过,林彪告诉赵根生,立即把全军文革的负责人找来。他指着二医大送来的血衣对大家说:‘如果我们不支持学生造反,就要犯大错误。’接着他指示,要对军队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允许他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大串连’。林彪指令全军文革据此拟一份军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7】

10月4日上午,叶剑英主持召开第58次军委常委会议。萧华传达了林彪10月2日下午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刘志坚说明了根据林彪指示起草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稿。会议对此稿进行了讨论,同意送林彪最后审定。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了“紧急指示”。【8】

中共中央的批语及“紧急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中 央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总参、总后党委、政治部:

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院校作为重点之一,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 要相信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好的,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听党的话的,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同时要确实掌握林副主席对领导干部所提出的三条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拥护不拥护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进行检查。还要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后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指示,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军委、总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王年一称,“《紧急指示》是适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有正确的方面,为运动初期被冤屈地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平反,这是正确的;但是总的说来,它有着十分严重的错误。它实际上规定了更大范围内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它的要害”。“在《紧急指示》下达后,军队院校和地方迅速出现要求平反、追查运动初期的‘黑材料’的热潮,在对某一人给予不给予平反、材料如何处理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加剧了上下之间和群众之间的对立。上访因此增多,打、砸、抢、抄、抓等违法活动为之发展,一些学校开始发生武斗事件。”“《紧急指示》要求‘揪出’‘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对政策界限不加任何规定。什么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结果是乱揪一气,不仅是一批干部蒙受冤屈,而且造成了你‘革’我‘保’,你‘保’我‘革’的局面,更加剧了群众之间的对立。”【9】王年一对“紧急指示”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的。

10月5日,军委奉林彪之命,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有军队院校师生十万人参加的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叶剑英在大会上讲话,开头即称,“外地三万,观礼六万,驻京一万,一千转为地方院校的学生今天让我来讲话。我讲的焦点很小,针对院校同学讲院校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首先传达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林总建议的对当前军队院校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叶剑英在“原原本本地”宣读了“紧急指示”后,对毛泽东、林彪高调地给予了赞颂。叶剑英称:

如果说最初中国革命的根据地是井冈山,那么,现在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是中国。如果说,我们在一穷二白的井冈山的条件下经过二十二年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那么,毛主席能否领导我们取得世界革命的基本胜利呢?我说:一定可以!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在今天这样强大的中国,作为世界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下,主席很健康,主席的健康就是革命的胜利,主席的年纪最少要超过齐白石。我们主席今年七十三岁,还能横渡长江,一个多钟头三十多华里,到九十八岁还有二十五年。我们由井冈山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只用了二十二年解放了全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二十五年,在今天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和世界的形势下,一定能解放全世界。

最后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从一九二八年起经过三十八年的观察,林彪同志从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纪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五十九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10】

10月6日,由首都三司发起,全国各地在京师生十万余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出席了大会,张春桥在大会上宣读了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称,“今天这个会开得好。不仅在这个地方我们把中央的决议宣布了。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所以不仅对你们说,而且要对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说,而且对各级党委、各级领导机关都要说。”【11】


二、“冲击国防部事件”

“紧急指示”发布之后,各军队院校以及领导它们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机关,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以11月8日旃檀寺大院(国防部大院)受到的冲击最为引人注目。

据此次冲击行动的临时指挥部总指挥、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代号793部队)四系学员方凡后来的有关审查材料透露,11月8日事件的起因,为技术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简称“革团”)要求与大院内办公的总参李天佑副总参谋长“辩论”所致。有关材料称:

1966年10月17日,方凡率“革团”三十余人赴京学习,他们认为李天佑副总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要与他辩论。10月26日,方凡领人到国防部门前示威并强行进驻接待室。李副总长三次出见,批评了他们的错误。【13】鉴于辩论未胜,有人建议回院抢党委整造反派的“黑材料”。30日晚,方凡召集“革团”民主会,说“与李天佑辩论没有材料不好办,应赶快回校抢材料。”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回校抢,一路向三部【14】要。会后,方凡、张启发率十七人回张家口,并请来哈军工二人同行,作技术指导。31日晨抵张,方立即召开会议,明确砸抢目标及人员分工。上午,方指挥部分人员去院保密室,欲砸保密柜,因工作人员及群众劝阻未成。后经再三说服,才勉强同意按参政高天辉副主任电话指示,将保密柜封存。其时,另一部分人砸了院文革办公室的四个铁皮文件柜,抢出一些如大字报底稿等“文革”材料。下午,方凡带领“革团”人员砸政治部副主任梁德圻的办公室。张启发首先砸开一个抽屉,并逼梁打开另外两个,交出材料。晚上十一时半左右,方凡又领二十余人到院党委办公楼抢“黑材料”,与奉命徒手前来劝阻的警卫战士发生殴斗,双方十余人致伤。事后,方凡等率“革团”人员回京“告状”,将梁德圻也拉到北京。方凡亲手写出了名曰《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事件》的传单,歪曲、夸大事实真相,大量印发,流传极广。与此同时,方凡与军内外一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共同策划,拟就“十·卅一事件”召开一次“控诉大会”,但遭总参文办拒绝。【15】

有关“冲击国防部”的具体经过,《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中称:

1966年11月4日晚,方凡等与空军一高专、北航、哈军工等一些群众造反组织的头头在国防部南门开会,策划召开“控诉大会”,企图以“十·卅一事件”为突破口,批判“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定要求总参出面支持,提供会场、经费,并要求李、王副总长【16】到会。这些要求在联系中遭到拒绝。11月6日,发出大会“海报”。7月上午,方凡和一高专彭谦等人开会,研究是否冲击国防部,会上决定不冲,但要摆出冲的样子,以施加压力。同时,决定了调集人员的办法。当日中午,总参文办莫扬主任到国防部南门向方凡等说明上级意图。方凡对莫扬说:“我们已在国防部门口列队示威,如不答复我们的要求,一旦发生冲国防部事件,责任完全在你们身上!”方凡要莫扬向李天佑、王新亭副总长转达:“晚六时以前答复!”届时,方凡等向总参文办发出“通牒”。六时三十五分,“革团”人员高喊:“李天佑滚出来!”……方凡等每半小时向总参文办发一次“通牒”。九时已有千余人聚集在国防部南门。方凡任临时指挥部总指挥。【17】8日凌晨,方凡在广播车上宣读了由哈军工王怀清起草、指挥部通过的“四点声明”,发起了冲击。方指派于孟祥、孙明德等十人为“代表”,从警卫战士头上往里爬。甚至把木板放在战士头上作跳板,但被挡回。此时,由海军工程学院“造反团”领头的一部分人撞开了警卫室门窗,跳了进去……随之百余人冲进国防部。方凡将他们组织起来,企图拦截汽车,找首长解决问题,未成。【18】8日傍晚,中央文革人员赶到现场后,他们才撤离国防部。此次行动开创了冲击最高军事机关的先例。【19】

上述材料所称的“中央文革人员”,指的是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人。11月8日傍晚,他们赶到旃檀寺一号大院南门现场后,张春桥讲话并宣读了陈伯达的一篇书面意见,全文如下:

同志们:

我们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但是,我们刚才考虑了一下,想多听一听你们的意见。看一看会场情况,你们再往后看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地方不宜再开下去。(众:对!)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是突然来的,我们已经在七点钟约好另一个会了,我们不能够今天继续开会,刚才,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这个会,我下面念一念我来时陈伯达写的一个意见。然后,请你们考虑一下。然后我们再约一个时间,找一个地方,当然不会是很久很久了。不过,你们也知道,刚才这些纸条,包括刚才念的,都是要求接见的。然后我们再找一个时间,安排另一个地方,再继续听你们的意见。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众:好!)如果这条一致了,我想把伯达同志的纸条念一念。因为伯达同志身体不好,他很愿意自己来。我念你们可以记,你们记了以后,希望你们考虑。我就念:

陈 伯 达 同 志 意 见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张春桥:讲道理嘛,造反有理,讲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不管你们有这样,那样,一千条或一万条道理,但是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神圣的国防部这件大事来,你们各种道理都是站不住脚的。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那样的小道理放在大道理之上,这怎么能说是正确的呢?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可以一个一个的谈清楚,有什么委曲,可以一个一个的解决。在文化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不好,请同学们好好的想一想,不要在这个地方顶了。你们年轻,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前进。再说一句,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之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个同志来见你们。说这番话,请你们考虑。

陈伯达

11月8日【20】

张春桥宣读完陈伯达书面意见之后,僵持在“国防部大院”已达两天一夜、疲惫不堪的军队院校学员正好找个台阶下,随即撤离。由此亦可见在这些学员心目中,中央文革的权威性远高于军中“首长”。

惟旃檀寺大院虽暂时解围,其他总部、军兵种以及大军区领导机关大院所受到的类似冲击,仍频密发生。

注 释

【1】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45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1966年9月5日。

【2】新华社9月15日电讯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院校的万名革命师生,同英雄的红卫兵一起,接受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检阅。”

【3】指解放军测绘学院。

【4】 指中国人民大学。

【5】 《张建明文革日记节选》,http//www.xiaolaotou.com/new/diary.htm。最后访问:2014年1月18日。

【6】《总字212的“文革”大事简略回顾与反思反省——我所了解的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和装甲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http//blog.sina.com.cn/u/1717607345。最后访问:2014年1月18日。

【7】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页42。据二医大红纵《红色造反报》1967年2月4日第六期报道,林豆豆拿给林彪看的是钱信莎受围攻时被撕坏的衣服及一封血书。

【8】《叶剑英年谱》下,页945-946。

【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102-104。

【10】 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2)》,1966年,页10-17-18。叶剑英在十天前也讲过类似的话。9月25日,他在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亦颂扬林彪称:“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11】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2)》,1966年,页10-20。

【12】据方凡称,李天佑到张家口陆军第65军检查工作时,顺道到过与65军军部一墙之隔的技术工程学院,曾表态说过学院党委是正确的。访问方凡谈话记录,2002年1月27日。

【13】 据方凡回忆:“当时,总参副总长李天佑曾到过张家口,表态说院党委是正确的。‘革团’听了自然不服气。10月17日,我与张启发、宋岘等十余人到北京要求李天佑接见,与他辩论。李天佑只在三座门见过我们一次,另两次单独接见了‘东方红’(抄注:与‘革团’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代表。”见方凡:《我的十个月“造反史”》(未刊稿),1984年12月4日。

【14】 指总参谋部第三部,为技术工程学院的上级领导机关。

【15】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1985年4月19日。洛阳外国语学院为文革中技术工程学院内迁洛阳后改称。

【16】指李天佑、王新亭。

【17】方凡回忆:“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种场合。面对这么多人,早已六神无主,任其摆布了。晚上九点多钟,当北航‘红旗’和海军工程学院‘造反团’(从大连来京刚下火车)的大队人马一到,形势立即紧张起来。”方凡:《我的十个月“造反史”》(未刊稿),1984年12月4日。另11月7日晚,全军文革小组派出副组长谢镗忠、李曼村,小组办公室主任辛国治等去劝说,做了一晚上的工作,冲击者也不听。

【18】方凡回忆:“海工‘造反团’的人首先从值班室的窗户里跳了进去,警卫战士们发现已有人进了国防部大院,立即全部撤走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大事不好了,连忙随着人群进去,召集进去的人排好队,按单位清点了人数并作了记录。同时,安排人员在门口站岗,防止他人随便进入。这些情况,当时的全军文革副组长谢镗忠同志是亲眼看见的。事后接见我们时,他说:‘你们进去以后是很守纪律的。’这件事虽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当时我们就认错了,并且很后悔。”方凡:《我的十个月“造反史”》(未刊稿),1984年12月4日。

【19】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1985年4月19日。

【20】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同志在国防部南门对解放军总字793部队革命造反团及其他院校部分同志宣读陈伯达同志的指示,载联合编辑组:《首长讲话选编》,1967年3月,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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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7月 06, 2018 9:0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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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节 两次十万人大会与叶剑英公开检讨


11月13日,总政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第一次十万人大会)。大会由萧华主持,周恩来、陶铸、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和各总部、军兵种的负责人出席。陈、贺、徐、叶几位军委副主席讲了话。

陈毅在讲话中,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军队院校造反派近期一些他认为是错误的做法。陈毅称:

搞路线斗争,第一要顾大局。毛主席几十年搞路线斗争就是顾大局,不是为什么个人利益,也不是为什么狭小的事、芝麻大的事。毛主席多年搞路线斗争成功的经验就是顾全大局。什么是大局呢?就是要顾中国革命的大局、世界革命的大局,为了大局、全局,牺牲局部利益、个人利益,也在所不惜。我就没学好这一点。有些人把小单位的事情,扩大到比全局还重要,有的学生冲进中南海,把大铁门都冲坏了;有的人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热烈鼓掌,群众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我不怪年青同志们,怪我们事先没给大家讲清楚,讲了以后,希望再不要发生,要顾大局。你那个小单位的问题再重要,难道能比中南海会更重要吗?能比国防部还更重要吗?既是解放军院校的,还去打解放军,打解放军的干部,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事。我二七年当解放军,至今差不多三十九年还没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要顾大局,识大体,大道理管小道理,不要小道理管大道理。小单位受到压制,受了打击,完全有理由到国务院、中南海申诉告状,毛主席同意、林副主席支持,你们有问题,可以就在接待站等嘛!但是不能超过限度,不能采取直接行动,不能冲破大门,不能占大楼、砸窗户、剪电话线去。这样搞不好。……

……

搞斗争,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做法,好象口号提得越高、越左越好,请同志们考虑这是不是妥当?你犯了个错误,派了工作组,就是打击群众、压制群众,打击群众就是破坏革命,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什么搞一般校长、党委不过瘾,搞处长不过瘾,对搞部长还不过瘾,意思是还要搞我们这些副总理吗?不是不可以搞,我是欢迎大家给我提意见的。搞路线斗争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哪个人有多大错误就算多大,要正确衡量,不能超过限度,超过了界限就犯错误。【1】

徐向前在简短的讲话中提及:“同学们,你们向很多干部提意见,向领导机关反映情况,要他们解决问题,这一切革命行动,我们是完全支持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同学们从全国最高利益出发,考虑到他们有重要任务,谅解他们,能使他们有从事指挥部队及日常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不要从白天搞到黑夜,又从夜间搞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么得了!你们人多,他们人少,这批完了,又来一批,要注意这样做是对领导干部是有害的,对国家是不利的。他们又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有的还有病。我这样说不是妨碍你们的革命行动,能照顾一下,就照顾一下。”【2】

叶剑英在讲话中多处批评军队院校造反派。叶剑英称,“应指出,二医大的那些同志就做得过分了,搞过了头就错了。错误带来的后果,不但对军队,对你们个人也是不好的。特别是领导人,要掌握火候,要掌握适当的温度,要懂得列宁说的‘真理跨过了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发生了质变,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会把群众的热情引导到错误方面去了。”“我们是闭一个眼睛,睁一个眼睛的。闭一个眼睛,尽量地放;但我们还是睁着一个眼睛,这只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看到运动的大方向,知道运动是向什么方向发展的。你们点名是不应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只占百分之一、二、三,以前有的人镇压学生运动是不对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是错误的。但是现在转过来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也是不对的。毛主席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阿Q正传》里有一个人就是只许自己‘革命’,不许别人革命。要准许人家革命,哪有不准人家革命的呢?”“运动是有方向的,不是乱斗的。最近有人围攻《解放军报》社,要砸《解放军报》。《解放军报》是军委、总政的机关报,是代表军队说话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抓的,是毛主席肯定了的,受到毛主席赞扬的。去年毛主席说:《解放军报》比《人民日报》办得好。《解放军报》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起了作用的。有意见可以提。你们要关心它、拥护它、支持它,换句话说,就是不要捣毁它。报社是机密机关,是保护单位之一,是要保卫的。林副主席说,要把《解放军报》办得好上加好。”【3】

出席第一次十万人大会的中央和军队领导人

陈毅、叶剑英对军队院校造反派训诫式的尖锐批评,引致参加大会的部分军队院校造反派的质疑和不满,其中包括了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李基才。叶剑英在讲话将要结束时,把李挖苦了一顿。叶剑英称:

同志们,请大家静一下,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基才,递了一个条子给萧华同志,问我们:“第一,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答:不相信!)让我代表军委及总政全体同志向除去李基才以外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今天周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本来林副主席也要来,有点感冒,没让他来。有人怀疑这个会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可以允许有人怀疑。“第二,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林副主席看过了?”林副主席不但知道,而且看过,并且我们还集体讨论过。(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让我代表军委及总部的全体同志再次感谢同志们的信任。李基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尊重他的“命令”。他想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同情,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他说他是兽医红色造反团的战士,他不是战士!(众呼:把他揪出来!)我是按照他的“命令”办了,按照他的意志办了,从口号,掌声来看,同情他的很少。李基才,你听到了吗?【4】

11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称,“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并宣布“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称,“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

11月29日,总政再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第二次十万人大会)。这是宣布暂停大串连之后军委领导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接见。大会仍由萧华主持,周恩来、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出席。周恩来在与军委领导绕场一周后提前退席。一如11月13日的大会,陈毅、叶剑英在讲话时继续批评军内造反派。

陈毅称,“上次七、八万在这儿开会,上次叶副主席讲话,有人不爱听,反映很坏,说泼了冷水,要批判,要揪出来批判。光听好话,说这好,那好,伟大又伟大!伟大的很!……这不好,我们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就是要听逆耳之言,不同意见,有不少领导干部就是不听逆耳之言,在运动中整的好苦,这是活该的。要听不同意见, 要听逆耳之言,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这说明陈老总不老实,见到问题不讲,看到有同志犯错误也不帮助,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我接触过的同志,他们造反的搞法,我是不同意的,没有打中要害,打中了同志,他们的作法就是简单化。我对他们讲,你们的作法不纠正,我交班也不交给你们。现在你们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样凶,将来掌握了大权,还不整死人?我就是这样的讲话,刺激人,老毛病改不了,就是这个样,有什么办法呢?”【5】

陈毅在第二次十万人大会上继续批评军内造反派

叶剑英在讲话开头念了几条大会上造反派张贴的标语和递交上来的条子后,又再次挖苦讥讽了李基才:“下面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给我的条子:‘敬爱的叶副主席,(叶插话:谢谢你们,对我们又敬又爱了)恳切地希望你能接见我们,(叶插话:我也很想你们,但如陈毅所讲的要看我们有没有时间)希望你能为李基才恢复名誉。’不知用什么办法给他恢复名誉,是登《人民日报》,登《解放军报》还是用别的办法?”【6】

叶剑英又称:

我们军队院校的大部分同志是革命的,但是也确有这么一小撮人是不好的,这些人才学了雷锋,但外出串连时,冲上了火车就把门窗关上,不让红卫兵进来,结果红卫兵把玻璃打破上了车,对这些人说:“你们这样的解放军不能学。”我们解放军的名誉被这一小撮老鼠败坏了,丢光了。有些人外出串连到了上海要住好房子,要吃好的,要坐小汽车,……把我军的光荣传统、艰苦作风完全忘了。还有的人到了北京,天天讲要拥护毛主席,我们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毛主席,副统帅是林彪同志,但有这么一小撮不明事理的人,——我是把话讲轻一些——却向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国防部猛冲猛打。对你们这些人,我们若不把你们当作反面教员来教育大家,我们就不算一个共产党员了。

你们这些人应当警惕,如果你们不改,那只能成为废品,不能用的,要洗刷!

冲我们最高统帅部,把国防部当作敌人,这还不够严重吗?又说发脾气了,严格地说,这是反革命,我不是发脾气,我说话的声音就是那么大,只有敌人,才冲我们的国防部。【7】

进入12月,叶剑英与军队院校造反派的关系似有所缓和。12月2日,叶剑英接见了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李基才等三人。叶剑英称,“上两次军委开大会,也不是因为你(指李基才)递那个条子想打击你。我们支持你们,就是你们左派敢于斗争,不善于斗争。两次讲话就是要用很大的劲儿扭转,我们准备还要召集代表座谈会。”“今天接见你们,和你们交交心,我们交交底,主要是把十三日的讲话说一说,不要检讨。为什么十三日四位副主席都来了,就是要用大力量来扭,不这样不行。还有一点要注意,我在十三日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话不一定这样讲,但实际上应有这样一个警惕。文化大革命确实有坏人捣鬼,教员中也有,学生中也有,有些人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右派,有的自杀了,他们就打入左派,把左派打得乱七八糟,故意搞得越‘左’越好,利用青年的热情左搞右搞,使真正的反动派坐山观虎斗,使他们舒服了,这就不行。当然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要实事求是。这方面得向你们作检讨,有时就对你们发火。”【8】

12月10日【9】,全军文革小组主持召开部分军队院校代表座谈会,叶剑英又再次严厉批评军队院校造反派。在谈及冲国防部问题时,叶称:“冲进国防部不严格的说是政治上的大错误,严格的说那就是反革命。国防部那是毛主席办公的地方,这个尊严我们一定要维护,我们要维护毛主席和国防部的尊严,有的人口口声声说拥护毛主席,屁!你们都敢冲,我还不敢发脾气?我这个人就是粗,今天讲起来还是有气的。”关于总政召开的两次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的问题,叶剑英称:“我们狠抓了一把,把那些方向错了的人,搞修了的人,当头一棒。不这样就不能受教育,当然我的态度好些,那就更好了。十一月廿九日本来是来送行的,我本来不想讲,起了个稿,叫刘志坚念,后来萧华主任要我讲,才讲了几句。我三令五申,小声讲不行,就大声讲;肤浅批评不行,就严厉批评,错了我负责,当然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有人说我的讲话是棵大毒草,他们说是黑话就是黑话吗?他们说是毒草就是毒草吗?他们有他们的言论自由嘛!”【10】

到了1966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根据毛泽东“检讨一下,了此一案”的指示【11】,叶剑英最终不得不在全军各院校代表及驻京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为两次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错误作出公开检讨。

这次大会的主会场设在京西宾馆,同时又在政治学院礼堂、总后礼堂、后勤学院礼堂、总政排演场等五处地方同步转播。叶剑英在大会上检讨称:

我在11月13日同29日,曾经从第一次接见以后又连续二次接见来京院校革命师生,我在会上都讲了话,由于自己思想上面没有跟上毛主席的思想,没有跟上林副主席的思想,对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实的情况了解很少。这里附带说明一下,这个时期,我与萧华同志主要搞什么呢?搞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各个军区,十三个军区现在开展了六个军区,还有七个军区还没有开始,就是按主席讲的要按步骤分批分期的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院校这个部门我同萧华两个人与刘志坚同志、谢镗忠同志有分工的,他们专门管院校,我们管机关就是说到总部、军兵种、各军区去了,因为他那个是指挥机构,如果瘫痪了,一旦国家有事,那怎么能指挥。因此我自己也没有觉悟,没觉得院校也是一个重要部门,应该抓,基本情况了解很少,所以这个问题向同志们首先要作自我批评。了解不够,因此有些讲话不完整、不准确,特别是我离开讲稿讲话的时候。所以有许多话离开了讲稿,离开稿子讲话就没有谱了,所以有些话讲得过头了,有些话是有错误的,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压制革命左派,挫伤了革命群众的热情,同时保护了坚持错误路线的那些领导人,起了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在军内、军外、全国范围之内,到处印发、散布很广,因此起了、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这说明我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贯彻执行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也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的思想上还是有影响的,……这就是林副主席所讲的我们一方面是革命的动力,同时又是革命的对象。这一点我认识不深,我的二次讲话起了很坏的作用,会后许多同志对我的讲话提出批评,我表示热烈的欢迎,衷心感谢,在这二次大会以后,某些机关和院校的领导人利用了我那些错误的话,来保护自己,压制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紧急指示下达以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本来是很好的,刚才已讲过了,发生了个别过头的事情也是难免的,这不是主流。但我把这事看得过重了,怕不讲政策,不讲策略,做过了头,所以急急忙忙想出来纠偏,结果就形成了训斥压,开了二次大会以后,我虽然觉悟到话中有错误,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并没有挽回这种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向你们作公开检讨,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欢迎批评。【12】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叶剑英首度在毛泽东指令之下不情愿的公开检讨。进入1967年1月,随着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徐向前成为新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尤其2月份以后对“二月逆流” 的批判,叶剑英的军内地位,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注 释

【1】 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3)》,1966年,页11-70-71。

【2】 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3)》,1966年,页11-74。

【3】 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3)》,1966年,页11-76-77。

【4】参见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3)》,1966年,页11-77-78。

【5】 新北大“为人民服务”战斗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负责同志讲话(十一月份)》,页186-187。

【6】参见兰州军区卫生学校筹委会收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参考资料》,1966年12月,页297。

【7】 参见兰州军区卫生学校筹委会收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参考资料》,1966年12月,页298。

【8】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4)》,1966年,页12-14-16。

【9】 范硕主编的《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与《叶剑英年谱》记载为12月8日。

【10】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页539。

【11】《叶剑英年谱》下,页952。

【12】军队院校来京(驻政治学院)部分革命串连同志整理,载兰州军区卫生学校筹委会收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参考资料》,1966年12月,页39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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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7月 10, 2018 9: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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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节 1966年军事工作及其他大事补遗


【毛、林批准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武装建设】

2月2日,林彪批准总参提出的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加强武装建设的建议。7月2-17日,杨成武、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公室会议成员)到新疆勘察,进一步调查研究,落实建议。16日,杨、邱签发《关于新疆的战备问题》报告,呈林、叶并报毛、中央、军委及有关单位,获中央批准。9月15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军委决定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增设10个步兵师、1个地面炮兵师、1个高射炮师、1个坦克师。后此13个师未组建成,但组建了12个步兵团、1个工程团、2个独立营,共1.9万余人,为现役军人待遇。

【铁道部所属基建队伍合编为铁道兵】

2月5日,铁道部部长兼铁道兵政委吕正操、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铁道工程部队建设的意见》,建议统一铁道兵和铁道部的基建队伍,保持解放军的组织形式和传统,属军委建制,在兵的共性基础上,突出铁道工程技术兵种的特性,由军委和国务院责成铁道部统一领导铁道兵的建设和全国铁路的修建任务。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称,“这样好。是和铁道兵合并,建制还是解放军,交铁道部使用”。周恩来、邓小平也对这一做法表示赞同,提出铁道兵在“三五”计划期间需要保持60万人的员额,业务上由铁道部调动,铁道部的工程队照铁道兵的形式改编。

据此,4月20日,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决定:铁道兵现有39万人,除拨出8万定额的建制部队归工程兵建制领导外,其余部队整编后与铁道部的基建工程队合并为铁道兵部队,业务上归铁道部领导。根据上述指示和决定,总参、总政于5月29日向中央和军委呈报《关于铁道部所属基建队伍与铁道兵合编和从铁道兵定额中拨出八万人给工程兵的报告》。6月17日,军委作出《关于调铁道兵八万部队给工程兵的决定》,决定将铁道部所属基建队伍合编为铁道兵,并调铁道兵第二师(含配属的第一师第二团),第十一、第十三师及第三师第十五团、第六师第三十团共7.5万人归工程兵。

【军队财务工作情况】

3月16日,总后财务部部长范惠向国务院财政部汇报军队财务工作情况:一、1965年经费收支情况。国家拨款八十五亿八千七百万元,全年要支出九十亿元,其中装备购置二十六亿八千万元,经常费六十二亿七千万元,援越修路机工具五千万元。支出超过国家拨款四亿二千万元。去年军内新收加旧存共五亿二千万元,除了弥补上述预算超支外,还可能结存一亿元。二、今年预算的安排情况。国家拨款一百亿元,我们安排了一百零一亿八千万元,多安排了一亿八千万元。今年增加的钱主要是增加到装备、国防工程、油料等费用上。基建十亿元,其中国防工程就占了八亿,营房建设很少;行政事业费今年没有增加。三、关于银行存款问题。1965年底预算经费存款有二十一亿元。另有企业存款七亿元。

【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

3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试点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我国有施工队伍共300万人(不包括集体所有制建筑企业),其中中央各部直属施工队伍为156万人,拟在5年内整编为部队。1966年在冶金、建工、煤炭、水电、化工、石油、交通等部门的施工队伍中进行试点,成立5-6个支队,翌年再进行10个支队的试点。施工队伍整编后,成为解放军的一个兵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属军委建制,受军委和国家建委双重领导,主要担负基本建设施工任务。中共中央同意这一报告,并确定由中共中央基建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副主任李桂林和国家建委主任谷牧负责基本建设工程兵的组建工作。兵种领导机构未成立前,在国家建委内设立基建工程兵整编办公室,负责同军委、各总部的联系和整编试点的具体工作,并实施对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指挥和调度,年内先在西南、西北地区整编5-6个支队(师级)作为试点。

根据中共中央批示和国家建委的报告,从1966年开始,中央各部直属建筑施工队伍进行了整编和组建基建工程兵的试点工作。7月27日,中央军委对组建后基建工程兵的编制序列、番号、干部、兵员、武器装备、军需、物资供应、人员工资待遇和财务关系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8月1日,国防部授予基本建设工程兵正式番号,并授予冶金工业部第四、第九冶金建设公司等整编的基建工程兵为基本建设工程兵第一、第二、第二十一、第四十一、第六十一支队。

156万施工队伍拟在5年内整编为部队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到1979年,基建工程兵总人数为49.6万人,为1966年计划的三分之一。

【毛对胡志明谈及林彪、彭德怀、罗瑞卿等】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与秘密来华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长谈。毛赞扬了林彪,又谈及彭德怀、罗瑞卿等。毛称:“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毛致函江青谈及林彪“五一八讲话”】

1972年5-6月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印发了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一封信。内称,“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人贵有白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这些文字,表达了毛对林彪既要利用、又要防范的心理。

1972年5月,江青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中南组发言时称,“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当我读到:‘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听说主席写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之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证明,他实际上是耍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一直压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几号才批发。”

1966年9月22日,中央加批语以中央正式文件形式将林彪5月18日讲话发至县团级党委。批语称林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

【毛批示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

7月25日,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一个文件上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7月29日,陶铸报告中央、毛称: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中央宣传部委托熊复、唐平铸两同志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关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作了讨论。

大家肯定林彪同志提出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开始从解放军报宣传,以后逐渐成为全国普遍运用的语言,非常深入人心。特别是宣传刘英俊的事迹之后,对学习、宣传、执行、保卫最高指示,更成了群众普遍的口号。这些非常生动、通俗和鲜明的语言,在群众学习和斗争中发生了积极作用。

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按主席的指示办。过去使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等语言,是完全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全国全世界革命人民心坎里的要求。考虑到群众情绪和当前斗争的需要,不宜于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因此,大家建议采取如下的步骤:

一、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都不用这类语言;在群众稿件中有这类语言的,还应当保留一个时期。

二、外国朋友赞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应按照他们的原话报导,不要用推论的方法去“加码”。有些不符合主席此次指示精神的话,仍可报导,但不要用在标题上。

三、反党黑帮以反对“最高最活……”、“顶峰”一类提法为借口,而从根本上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们的阴谋活动。他们必然会利用我们改变提法的机会向党反攻,我们应当揭露他们的阴谋,用事实证明他们同我们的分歧是根本反对毛泽东思想,还是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某种提法的问题。

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中央指示。如认为可行,目前应当传达到什么范围,亦请中央考虑决定。

8月4日,中央同意陶铸的报告,并以中发[66]394号中共中央文件将其发至省军级。

毛的批示,可以印证其7月8日给江青信所表露的对林彪既利用又防范的心态。

【军委决定总参三部暂停文革】

9月1日,总参党委根据军委关于总参第三部暂停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精神,作出《关于三部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正面教育,暂不开展“四大”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该部严格执行保密规定,不搞任何串连;不成立群众性战斗组织;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坚守岗位,做好工作;领导干部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并及时改正错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1967年1月10日,王新亭、关锋、戚本禹到总参三部传达军委1月9日决定重申:“三部全体同志们和技术工程学院的同学们,军委一月九日召开了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同志参加了这个会议,军委考虑到三部所担负的战备任务极为繁重,决定三部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暂时不进行。三部什么时候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委将根据以后的情况再决定。”

【派军队干部到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任职】

8月,公安部领导徐子荣、刘复之、凌云、尹肇之和部分局级干部相继被批斗、停职审查。9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李震(沈阳军区副政委)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14日,谢富治向周恩来作《关于李震到职和党组成员分工的报告》称,党组成员分工:杨奇清任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李震任第三副部长、党组第二副书记,负责常务。副部长名次排列为杨奇清、汪金祥、李震、于桑。12月3日,谢富治报告周恩来,调施义之(陆军第二十一军政委)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并参加党组,周恩来同意。

12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党组报告北京市委和公安部,请部队调给北京市公安局一批领导骨干。报告称,在这次运动中,处、分局、县局领导被撤职、停职或群众罢官的占这级干部的75%,一般干部发现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不能在专政机关工作的达1,000多人,急需充实和形成新的各级领导核心。经转报中央后,中央决定由军队派1,453名干部到北京市公安局担任各级领导职务。

【林彪称毛泽东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9月18日,林彪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

(林彪问政治学院有多少人?现在有没有学员?现在搞什么?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多少人?主要有些什么问题?又问高等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委李志民汇报到原院长陈伯钧问题时)

林彪称:“他是一贯思想不对头。(李志民:他在政治学院和好几个地方作了报告,其中有很多错误。)他的问题要彻底清算。”

林彪在接见时称,“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行动的纲领。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什么李达、康斯坦丁诺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比?现在中国、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的著作能统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离我们太远。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把毛泽东思想贯彻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这是革命的教科书。”“当前,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把教学队伍一定要整顿好,要彻底批判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认识问题,一定要提高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蔡顺礼:我们说主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些人就专门找那里发展了。)主席的水平比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比得上他的水平。”

林彪称,“明年招生,还有三个月。今年一定要把学院整顿好。这个问题很重要。(李志民:就象林副主席讲的一样。文化大革命是不上政治课的政治课,不经考试的考试。)这话是主席说的,运动就是不上政治课的政治课,我也讲过几次。如果思想不一致,象林浩(高等军事学院副政委)、陈伯钧这种人,怎么能搞好?那就一定搞不好。有些人迷信洋教条,总觉得苏联比我们高,近的不香远的香,其实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高得多。要严格批判对毛泽东思想认识不足的问题。(蔡顺礼:有些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资本论只解决一个问题,只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问题。现在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解决社会主义的规律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的思想,进一步实现思想革命化,挖掉资本主义根子,防止修正主义。”“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打破洋人比中国人高明的民族自卑感。有这种民族自卑感,就丧失革命斗志。有人说外国月亮比中国好,其实中国人到了外国,他们也把我们当成洋人,中国人在外国工作的,学位都很高。要反对洋教条和古教条,这些都是妨碍接受毛泽东思想的障碍。总觉得洋人古人比我们强,其实那有比毛主席高的?象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上千年都没有。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江青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9月23日,总政通知:军委决定江青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9月29日,总政通知:军委决定,聘请姚文元任《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特约评论员。

11月28日,谢镗忠在文艺界文革大会上宣布,“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将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成为我军进行政治工作和文艺工作的组成部分。”“我还向大家宣布一个大喜事:中央军委决定江青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这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对我军文化工作的极大关怀。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很好,领会得很深,运用得很活、很坚决。由她担任我军文化工作顾问,是加强部队文化工作革命化、战斗化的最重要的部署。”

【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发表】

12月17日,全国各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林彪署名的《<</span>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再版前言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延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提法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毛主席语录》编印单位和前言原署总政治部,仅限军队内部发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负责编选语录的解放军报社按全会精神对前言进行了修改。交稿审定时,在署名问题上发生了争议:一是仍署“总政治部”,一是为便于出口,署“人民出版社”。两种意见上报后,12月1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决定,将原以总政署名的再版前言,改以林彪署名(时间署为1966年12月16日)。编印单位仍署总政,由全国各地印刷,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毛主席语录》以“红宝书”之名迅速风靡全国。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1967年12月31日统计,全年印制《毛主席语录》共3.7亿册。

【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

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称,“毛主席在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现在起,到明年暑假,派出得力的干部和战士,分期分批地对全国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普遍进行一次短期军政训练”。“训练办法,由各军区、省军区分片包干,派出学习毛主席著作好、能起模范作用的干部和战士,到革命师生中充当排长、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导员、团长、团政委,负责军政训练。大专院校人民武装部和原来的民兵组织,应积极参加这一工作。各校革命师生应按照班、排、连、营、团的序列进行编组。训练地点在本校。每期训练时间半个月到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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