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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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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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1965年军事工作大事补遗

以下内容,为对 “风暴前夕” 1965年军事工作的要点补充。

【刘亚楼病逝】

5月7日,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空军党委书记、司令员刘亚楼病逝。林彪任刘亚楼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刘亚楼病重时,周恩来、林彪等曾前往探望。5月8日,刘亚楼的骨灰在空军政委吴法宪等护送下从上海专机运来北京,林彪、彭真、贺龙、聂荣臻等前往机场迎接。5月11日,首都各界两千五百多人举行公祭大会,追悼刘亚楼。公祭大会由林彪主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陪祭,罗瑞卿致悼词。

刘亚楼病逝后,吴法宪代理空军党委书记,改任空军司令员,余立金任空军政委。

对刘亚楼评价内外有别。萧华1966年3月称:“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同志的工具”。

【中央决定部院合并】

1964年11月20日,罗瑞卿办公室电话通知称:“总长关于成立导弹工业部和科研、生产部门合并问题的报告,已经中央批准。”“从军委关于国防工业的建设问题,写给主席和中央的报告,已经快两年了,看来科研、生产部门以合在一起为有利,不仅对生产有利,也对科研有利,不仅对当前有利,也对长远有利,这是真正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多快好省的办法。这已有大量事实可以说明,绝大多数同志的看法已经一致或基本一致。因此条件已经成熟,是应该定下来的时候了。”“以上已经中央批准(主席、刘、周、朱、邓、彭已核阅同意)。总长指示,马上正式口头通知国防科委、各研究院。”1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为基础,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12月21日,国防工办就关于第六、七、十研究院与生产部门合并问题向周恩来、罗瑞卿报告。26日,罗批示:“拟同意。请总理批准。”周批示:“即送邓小平、彭真核阅。退国防工办。按报告各项分别通知有关部门照办。”

196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与生产部门合并的决定》。决定称:为了适应国防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科研、设计、生产应该紧密结合,实行统一领导,统筹规划,以便更好地集中力量,更快地掌握尖端技术,加强常规生产。为此,中央决定:国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分别与第三、第六、第四机械工业部合并,各研究院改属各部领导。中央认为,这样做对生产有利,也对科研有利,对仿制有利,也对自行设计有利;对当前有利,也对长远有利。

至此,原国防科委所属国防部第五、六、七、十研究院全部退出军队序列,现役军人集中就地转业。

部院合并,厂所合并,利弊历来争论不休。文革中,成为主事者罗瑞卿罪状之一。

【《毛主席语录》再版】

8月1日,总政再版1964年5月版《毛主席语录》。以总政名义撰写的“前言”起首一段,基本重复了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提法(个别字句作了细微调整)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斗争经验,我们党的理论,最概括地集中到了毛泽东思想。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

【“八六”海战及崇武以东海战】

8月6日,海军南海舰队鱼雷快艇第十一大队快艇11艘,护卫艇第四十一大队护卫艇4艘及炮舰1艘,在东山岛东南海域与台湾海军两艘猎潜舰展开激战。护卫艇在己方舰艇向台方海军小型猎潜舰“章江”号发射鱼雷9枚而未命中的情况下,于2时51分至3时33分,开炮击沉“章江”号。5时10分至20分,鱼雷快艇向台方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发射鱼雷10枚,“剑门”号被命中3枚沉没。此役为中共建国后最大一次海上作战胜利,以轻伤护卫艇、鱼雷艇各2艘,亡4人,伤28人代价,击沉台海军大、小型猎潜舰各1艘,毙台巡防第2舰队少将司令胡嘉恒以下170余人,俘“剑门”号舰长王韫山以下33人。
11月13日,海军东海舰队福建基地护卫艇第二十九、三十一大队护卫艇6艘和鱼雷快艇第六支队第三十一大队鱼雷艇6艘,于13日23时33分至14日1时06分,在崇武以东海区击沉台海军护航炮舰“永昌”号,击伤大型猎潜舰“永泰”号。

经此两役,台海局势趋于平静。

【毛要求全军排长以上一律分期参加地方社教】

8月17日,毛泽东阅罗瑞卿8月13日报送的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关于组织应届毕业学员和干部一千多人到黑龙江阿城县参加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批示:“少奇同志阅后,退还罗瑞卿同志。请军委讨论一下:(一)此件可否发到全军参考;(二)全军从排长以上,除年老、重病者外(像郭化若那样的病人,也去浙江搞了一期社教,大有好处,他给了我一个报告,总结了十条经验,现送给你们一阅。我看也可以转发一下,以供老同志们参考。这位同志的思想,几十年来,同我总是有些格格不人。现在我看他是通了),一律分期,在两年内(可分四期,每期半年,全军搞完),都到地方参加社教工作。以上是否可行,请你们研究决定。请用电话告林彪同志。”

【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等挂职下放疏散外地】

9月,在战备的大背景下,中央认为,曾犯有反党性质严重政治错误的彭德怀(1959年前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国防部长)、黄克诚(1959年前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谭政(1960年前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主任)和习仲勋(1962年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不宜留在北京,遂将他们挂职下放,疏散外地。

9月2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谈话,彭随即到成都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随后,黄克诚到太原任山西省副省长,谭政到福州任福建省副省长,习仲勋到洛阳任一机部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

【林彪提出五项原则】

11月16日,林彪电话报告乘专列于11月11日晚离京到南方地区的毛泽东,“我根据海、空军最近的情况,提出了五条原则,拟作为明年全军工作的方针,用以统率各种业务和任务。”随电话报告记录附送了《人民日报》昨日发表的载有五项原则的嘉奖令电讯。嘉奖令称,在今后工作中应该特别强调的是:1、更加加紧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联系实际,在“用”字上很下功夫;2、更加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特别是要大抓狠抓活思想;3、领导要深入基层,进行面对面的领导;4、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5、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11月20日,已抵达杭州的毛泽东在上述电话报告记录上批示:“此件已阅,同意五项原则。”11月25日,军委作出决定:“林彪同志提出的五项原则,已经毛主席批示同意。军委决定把这五项原则作为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的方针,望全军遵照执行。”

【林彪听取张爱萍汇报并作指示】

11月23日,林彪在苏州听取在江苏邗江县方巷大队蹲点搞社教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的汇报并作指示。

张爱萍汇报时称:“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人民群众,为建立农村政治工作奠定基础。即是用毛泽东思想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所以我们在方巷大队搞四清运动,一开始就大讲毛泽东思想,大学毛主席著作,大抓当前“和平演变”的活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直接交给人民群众,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这样既保证了四清运动的胜利完成,同时也对农村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进行了基础建设。

林彪指示称:“毛主席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是最高的,影响是最大的,是推动四清运动的最好武器。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实际上是四清运动的政治工作。这样不仅有了四清的办法,还有了道理有了方向。”

当汇报扬州地委、邗江县社教工作团正推广方巷大队社教工作队的作法,省委也在吴县望亭社教工作分团推广时,林彪称:“应该推广,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就是要解决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思想好,认识好,各种业务,各项工作都会好的。”

当汇报方巷工作队,仅是用军队的学习方法在地方上开始实践和应用,还未来得及总结,尚不知能否行得通时,林彪指示:“地方上的工作是做没有穿军衣的军人的工作。主要是提高觉悟,提高思想。应该用毛泽东思想用毛主席著作,去提高群众的觉悟。提高群众的思想。地方工作总要有一个武器么!现成的武器不用,是最笨的了!用毛泽东思想是最能发动群众的办法,四清运动,就是要把群众的觉悟大大的提高。”

当汇报方巷大队全体社员特别是贫下中农如饥似渴地学习和运用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和精神面貌迅速变化时,林彪称:“中国要兴旺,就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群众。毛主席的思想武装了群众,中国就兴旺起来了。现代修正主义不用革命思想去武装群众,结果就倒退了。”

张爱萍汇报称:“我们清经济阶段,首先抓思想建设,搞清思想再抓清经济工作,并把思想工作贯串到运动的全过程。在一切工作中(包括生产、经济)都突出政治,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运动扎根于政治。方法主要是遵照林彪同志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指示精神,根据农村情况,强调‘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狠抓‘做什么,学什么,用什么’,反复用,反复学,落脚在用。”

林彪称:“四清运动中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思想工作,用毛主席的著作去提高群众的思想。”

【毛林对机要工作指示】

12月14日,毛泽东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质忠谈话时称:“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12月31日,林彪在听取了总参和机要局关于毛泽东对机要工作指示的报告后指示:在机要部门“假如有修正主义分子,我们的机密就没有保证,打起仗来就会出危险”。同时,对如何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提出三项重要措施:“机要部门在政治上要加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组织上要加强纯洁考察,要抽出一定时间深入工农兵里边去体验生活,锻炼革命精神”。

机要保密系统是毛防止反革命政变部署的重点之一。

【赖传珠病逝】

12月21日,沈阳军区第二政委赖传珠在沈阳病逝。24日,林彪任赖传珠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致电赖传珠家属表示沉痛的哀悼。唁电称,“赖传珠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他的战斗一生和高贵的革命品质,是全军同志的学习榜样。”

赖传珠病逝后,曾绍山于1966年3月任沈阳军区第二政委。

【年度组织编制变动概况】

2月27日,总参批复同意授予新建4个高炮师番号,分别称空军高射炮兵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师。3月29日,总参批复同意新建1个歼击机师,称空军第三十五师;将空军独立第四团扩编为1个师,称空军第三十六师。3月29日,总参批复同意空军组建1个地空导弹师和1个训练基地,分别称高射炮兵独立第五师、空军第三训练基地。4月15日,总参批复同意将藏字419部队恢复为陆军第五十二师。4月27日,总参批复同意在兴宁组建1个相当于军的指挥机构,称空军兴宁指挥所,归广州军区空军建制领导。6月12日,总参批复,为统一部队番号,决定将广州军区边防师改称陆军第二二○师(12月16日,广州军区命令该师归广西军区建制领导)。7月10日,总参决定北京、济南军区在今夏补兵后各组建1个野战高炮师。该2个师番号称炮兵第六十八、六十九师。8月18日,总参批复同意沈阳军区在旅大地区组建1个精干的守备师部,称守备第一师。8月20日,总参批复同意于10月前在成都组建1个军一级指挥所,称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受空军和成都军区双重领导。9月14日,总参批复同意恢复潜艇第三十二支队,归南海舰队榆林基地建制领导(1965年9月在旅顺组建,后于1966年3月南下舟山大榭岛,1970年4月方正式归建南海舰队)。10月29日,军委决定,新建1个歼击机师,称空军第三十七师(后于1966年8月组建完毕);组建2个地空导弹师,称空军高射炮兵独立第六、七师(后分别于1966年3月、8月组建完毕);组建1个高炮师,称空军高射炮兵第十五师(后于1966年4月组建完毕)。11月12日,总参命令,决定组建3个野战高射炮兵师,分别称炮兵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师(后均在1966年1-2月组建完毕)。

综上所述,本年度总参同意新增2个空军军一级指挥所,5个空军高炮师,3个航空兵师,3个地空导弹师,1个空军训练基地,5个陆军野战高炮师,1个守备师。同意恢复1个陆军师,1个海军舰艇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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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对“突出政治”的高调宣扬

1965年12月27日至1966年1月18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工作负责人和部分师的政治委员共186人参加。由总政唱主角的类似会议,对上一次已是在整整两年前。这次会议,原定在1965年12月中旬召开,由于要让位予重要得多的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故而推迟举行。

根据会议结束后第二天、1966年1月19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讯称,“总政治部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同志关于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指示,全面地总结了两年来的政治工作的经验,安排了一九六六年的政治工作。会议号召:全军指战员要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而斗争!为加强战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解放军报》未有说的是,会议还秉承上海锦江饭店会议的精神,对罗瑞卿进行了批判。

《解放军报》关于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消息还称,“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同志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分别向会议作了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叶剑英同志在会上讲了话。”“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主持了这次会议,作了关于贯彻执行突出政治五项原则问题的报告。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会上讲了话。会议讨论了《解放军报》一九六六年元旦社论,还讨论了总政治部提出的关于继续突出政治和开展四好连队运动的两个文件。”【1】

中央常委关于“突出政治”的口径与军队是保持一致的,这可体现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报告中。据官方称,1月17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一)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二)国内形势问题。(三)军队问题。”“在谈到军队问题时指出:一旦天下有事,将来仗打得好不好,要靠军队,要靠军队与人民结合。帝国主义怕我们,当然怕我们的全民皆兵,同样的是怕我们这个人民武装的骨干。全国学习解放军,军队工作就必须搞好。我们军队打的是政治仗,政治第一。战争是政治,战略指导思想本身就是个政治,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是什么?是政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政治,是战略原则。基本上来说,我们是打政治仗。我们全民皆兵本身就是政治。解放军的战斗力是建筑在政治思想上面的。”【2】

1月11日,萧华在会议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主报告。报告开头即称: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中央上海会议精神,根据毛主席对五十五师报告的批示和林彪同志的指示,研究如何坚决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会议全面地检查和总结了两年来的政治工作,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批判了反对突出政治的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澄清了模糊认识,提高了对突出政治的自觉性,并且按照五项原则安排了今年的政治工作。这是又一次“复古”的会议。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复”了古田会议的“古”,这一次会议又“复”了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古”,“复”了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的“古”。

会议期间,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负责同志接见了到会的全体人员,林彪同志还从外地打电话来向到会的同志祝贺新年,都给了大家以极大的鼓舞。【3】

萧华在报告第一部分中称:

林彪同志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典范。一九六○年,林彪同志亲自主持作出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就是“复古”,“复”古田会议之“古”,批判了谭政同志的错误,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第一。这几年来,由于扭转了政治工作的方向,肃清了彭德怀、谭政错误的影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狠抓政治工作,军队工作就出现了新的飞跃。

当然,就是在这两年中也不是没有斗争的。一九六四年搞什么全军大比武,以比武为中心,以军事为第一,大大冲击了政治,削弱了政治工作,违反了毛主席的建军原则,助长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这是个方向性的错误,是个转向。由于这个错误,削弱了基层建设,四好连队大幅度下降,影响了部队的团结,使得军政关系、上下关系、“尖子”和非“尖子”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拼凑“尖子”,弄虚作假,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败坏了部队的优良作风,助长了歪风邪气。为了比武,有些单位提拔干部只要求“个头、长相、虎劲、口才、技术”,不注意政治标准,直接违反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的指示。比武之风还扩展到民兵之中,影响了民兵政治工作的加强,妨碍了民兵工作的三落实,影响了生产,增加了群众的负担。这种方向性的错误,严重地削弱了战备工作,损害了部队的战斗力。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的指示以后,有的人又刮起了一股反对突出政治的阴风,拣起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些破烂,胡说什么:“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同等重要”,“军事政治要轮流突出”。在林彪同志刚刚提出突出政治的时候,他们就唱反调,仍然强调突出军事,提出反对所谓“空头政治家”。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打了几十年的仗,难道他还不知道军事训练的重要?他们这是公开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的人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这样,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和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指示的贯彻又受到了阻碍。这种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用折中主义迷惑和欺骗群众,口里说的是拥护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实际上是搞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口里说的是拥护林彪同志的指示,实际上是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一九六四年军事冲击政治这个方向性的错误,不能怪下面,只能怪上面,主要责任在当时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日常工作的负责同志。幸亏林彪同志发现得早,抓得紧,才使工作未受很大损失。【4】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结束后,《解放军报》从2月3日起到4月5日止,连续发表了分别题为《永远突出政治》、《提倡一个“公”字—再论突出政治》、《最重要最根本的战备—三论突出政治》、《政治统帅军事、政治统帅一切—四论突出政治》、《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五论突出政治》、《提倡唯物论,抓好活思想——六论突出政治》、《关键在于党委的领导—七论突出政治》共七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3月2日社论《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五论突出政治》称:“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突出政治,就是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推动一切,改造一切。一句话,就是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读毛主席的书,不是一般地读书。一般地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5】在这以后,从4月6日到22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三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

2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三个文件。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批示称:“中央完全同意萧华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同意会议通过的《继续大力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和《继续大力突出政治,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建设》两个文件。望全军在过去几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充分做好战备工作,再接再厉,把军队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6】实际上,“突出政治”不仅成为了此一时期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而且迅速地推向地方,成为1966年5月之前全国的主旋律。

4月11日,林彪看了云南边防驻军连续发生外逃事件的情况反映和西藏军区部队两起外逃事件的报告后给萧华打电话,指示如下:

看了总政三月十九日关于云南边防军连续发生外逃事件的情况反映、三月二十三日关于西藏军区两起外逃事件的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一些不良现象的材料,感觉到号召全军突出政治已经一年多了,可是,看来离落实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不要以为,提出了号召就能完全改变情况。下面执行指示的情形,有些部队还是很差很差的(估计有些非边防部队政治工作落实的情况,可能比边防部队还要更差)。因此,总政治部、各级党委、各级政治机关和各级军政干部,要狠抓政治工作的落实,狠抓基层情况的了解和指导,绝对不要粗心大意,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以为万事大吉,而要认真检查帮助,切实抓紧落实。要大力加强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大抓活思想。既要推广先进单位、先进人物的好思想、好经验,发扬各种好的方面,又要十分重视对薄弱环节、薄弱单位和后进分子的帮助,尽可能地克服和减少各种坏的方面。必须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深入、更踏实,坚决反对那种忽视国内外尖锐的阶级斗争对我军影响的思想,坚决同官僚主义作风和满不在乎的态度作斗争。

我这里讲的,不只是一个防止外逃事故的问题,而是整个政治工作落实的问题。我的这个意见和你们关于昆明军区、西藏军区外逃事件的报告,望能一并发到全军团一级,引起大家的重视,去掉大家的麻痹思想,使大家都高度重视政治工作的落实。

这样作是否恰当,请你们酌量,并请征求军委常委同志的意见。【7】

6月19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经修改的林彪3月11日就工业交通系统突出政治、学习毛泽东著作问题给薄一波的一封信【8】,全文如下:

工交系统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这种做法很好,对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很大益处的。这样做,会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你们把大学毛主席著作做为工交系统全部工作方针的第一项,很好。

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种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思想,反映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劳动人民自发地产生的,而是毛主席在伟大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综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因此,必须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近几年来,工交系统开始这样做了,这次工交系统的会议,又总结了经验,提出了新的做法,定会进一步取得成效。

林 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此举十分炫目地公开表明:林彪的地位与思想,得到了中共中央进一步的肯定。

注 释
【1】《解放军报》,1966年1月19日。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版,页1891-1892。
【3】 总政治部编印:《工作通讯》第190期,1966年2月24日。
【4】总政治部编印:《工作通讯》第190期,1966年2月24日。
【5】《解放军报》,1966年3月2日。
【6】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109号,1966年2月13日。
【7】 总政治部编印:《工作通讯》第195期,1966年4月20日。
【8】林彪的原信刊载于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办、6月25日出版的《工业交通战线》1966年第10、11期合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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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江青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文革中被称为“是我国文化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会后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定稿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当时亦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1】

带队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2】,文革后于1989年发表了回忆录《<</span>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3】。该回忆录尽管有不少套话,但并不妨碍它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相当一部分历史真相。

一、江青请“尊神”

刘志坚称:“1966年1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我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江青后来在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如是说:“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4】江青的话,也就道破了真相——是她请的 “尊神”,而不是“尊神”去请她。

刘志坚把这个情况向萧华作了汇报。二人研究,决定座谈会由刘带队,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5】

刘志坚称: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我说,江青确定会议在上海开,你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2月1日)叶群又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了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

林彪所说,大体上都是些应景的话,且仅限于部队文艺工作,公平地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并无过分之处。

刘志坚接着回忆道:“2月2日上午,我们一行6人(包括秘书刘景涛、编辑黎明)乘飞机去上海,为行动方便,6人都着便服,到上海后住延安饭店。”当天下午,江青叫刘等四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6】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他们带窃听器没有。接着,她就谈了一通文艺方面的问题。江青讲话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请参加座谈会人员一起吃晚饭。晚上同江青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刘志坚这里无意中“揭发”了陈丕显——座谈会不仅张春桥参与了,陈丕显也知情。

刘志坚又说,座谈会从2月2日下午开始,到20日结束。座谈会分两段:2日下午至10日为一段;16日至20日为一段。11天里,主要活动是四项:1.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2.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个别交谈时“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说一说,并让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3.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4.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在‘座谈会’期间,杨成武路过上海,去看了江青,同时也看过我们,说:江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要很好重视。”

二、“纪要”首稿及修改稿的产生过程

在回忆录中,刘志坚以“‘纪要’的炮制”为题,叙述了“纪要”首稿的产生过程:“ 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我当时想,看了10多天电影,江青谈了这么些没有条理的、零零碎碎的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我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陈亚丁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以上叙述,至少使我们明白了如下几个问题:

1. 按刘志坚的说法,江青在谈话一开始就宣布“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江青强调谈话不准记录,不仅避忌自己的谈话外传,且更没有将谈话整理成文的设想。
2. 林办对江青的谈话如何处理,并没有作过任何具体指示,更没有要求记录江青的谈话,将其整理成文。
3. 《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刘志坚本人觉得江青谈话重要,要向总政党委汇报,主动追记、主动整理而成。说难听点,是刘志坚自作多情。“纪要”的出笼,刘志坚等四人难辞其咎。
刘志坚称:“2月21日,我把‘汇报提纲’送一份给江青。22日下午,我们一行6人乘飞机到济南后,我给住在南山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汇报提纲’,并简要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23日)上午,我们一行由济南回北京。”
“纪要”首稿(即“汇报提纲”)报到林彪处即获通过,可见林彪根本未予重视。事情坏就坏在刘志坚等人此番再次自作多情,主动将“汇报提纲”送了一份给江青,不料平地又起波澜。

据刘志坚回忆:

我们乘飞机刚到北京,在机场上即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我派人去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我立即将上海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意见向萧华作了汇报,商定陈亚丁带原稿去上海参加修改。并向陈亚丁交待: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
……

这次修改,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第二、三部分的“双八条”,增加为“双九条”。全文由3000字增到5500字左右。内容上的修改、增删,重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

3、为“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理论上的论证。“汇报提纲”第二部分第一条是按江青的说法,写了“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未作论证。这次修改,加上了这一反动论点的理论根据,引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一些论述。把这一段增改为:主席的这篇讲话从发表到现在已经24年了,“而文艺界在建国后的15年来,都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30年代文艺思想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而这些论点都是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还加了一句“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

陈亚丁带着修改后的稿子回北京后,便把修改情况向我和谢镗忠作了汇报。3月1日,我批:“打印,除文化部自己所需外,送总政党委、宣传部、报社各一份,送我五份,拟批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萧主任、杨代总长等”。陈亚丁按批示,将修改稿打印了100份。

三、毛泽东亲自操刀三次修改

刘志坚接下来的回忆十分重要。回忆证实了江青所说,毛泽东对“纪要”“很重视”。对“纪要”的主要观点,毛不仅未有反对意见,而且亲自操刀,对“纪要”作了多处修改:

本来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我们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毛泽东第一次审阅时,修改共11处,其中重要的有:

1.标题上加“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2.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以上回忆文字关键之处,是刘志坚作为当事人指出,“纪要”标题上的“林彪同志委托”和正文中“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均为毛泽东所加。官方编纂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证实:“纪要”原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7】

毛泽东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表面上是突出了林的地位,是对林的倚重,其实是不由分说、不容置辩地将林彪拉上了他的文化革命战车。

毛泽东对“纪要”最重要修改处是: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由此可以得知,贯穿整个“纪要”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等等,均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充实和修改,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据刘志坚称: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主席审阅”。3月14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四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批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说的比前次的充分一些,缺点是长了一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又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日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作了修改”。根据陈亚丁当时的传达,毛泽东第二次修改,重点是第二部分,在十几个地方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的修改,……
……

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于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批示,是写给江青的。毛“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纪要”这一做法,事前并无征求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是“委托人”林彪的意见。事实上“纪要”此一原仅用于军内传达的文件,毛已准备将其推广至全国。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去上海讨论纪要定稿问题。3月19日上午,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我们(还有陈亚丁、张春桥),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来了。”并交待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她要亲自给林彪写一封信。当时,修改稿由张春桥拿去印成大字铅印稿。陈亚丁则为江青起草了给林彪的信。经江青修改后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到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到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 青
1966年3月19日

刘志坚称:“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我找去,要我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我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了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
陈亚丁起草、经林彪审定的信全文如下: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 彪
1966年3月22日

注意林彪信中第一句“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绝口不提这个座谈会是他“委托”的。连刘志坚都说,林彪这些话是颇费苦心的。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算最后定稿了。毛泽东对江青主持搞出来的“纪要”文本,三次作多处修改,倾注了大量心血。反之,林彪这位“委托人”,对此“纪要”却一字未改,不着点墨。显然,“纪要”的思想、精神是毛的而不是林的。

四、中央对“纪要”的批发

刘志坚随后谈及了“纪要”由中共中央批发的详细过程:

3月30日,我看军委常委们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都划了圈,就找陈亚丁修改以军委名义向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请示(即《军委的请示》)全文如下: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 委
1966年3月30日

当日,即将“请示”、“纪要”和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上报中央。因当时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外地视察工作,不在北京,报中央的一份就送给了常务书记彭真。彭真看后,说一份不够,要20份。我又让人送去19份。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立即送彭真。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彭真收到批语后,立即于4月1日以传文(66) 8748号批发“纪要”,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毛泽东于当日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4月2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4月3日下午,我去看望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向他谈了上海文艺座谈会的情况。回家后,我着重看了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后,感到我们替中央写的批语太一般化,当晚,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京西宾馆,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第二天送给彭真,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第二个批语就没有用。

刘志坚在此再一次表现了他的积极性——“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可能只是托辞,其实就是不买刘的账。到了4月中旬,刘志坚到上海修改“五一六通知”草稿及附件时,就曾“揭发”彭真称:新批语于4月4日送给彭真,“被他压下没有采用”。【8】4月10日,中央用传文的批语,以中发(66)211号文件,将“纪要”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

这是中共建国以后第一个将江青的名字列入大字标题并为内文主角的中共中央文件。可以想见,毛泽东是如何煞费苦心,将他那本不为全党所知、默默无闻的老婆,推上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这亦为次月江青成为新设立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排名第一的副组长,作好了铺垫。

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所谓错误。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我们替中央起草的那个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所谓“中央领导同志”是那一位?刘志坚“为尊者讳”,说了一半,又不愿意说明白。有研究者称,这位“中央领导同志”,指的就是周恩来。【9】 “纪要”批语的重写,这位“中央领导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刘志坚对彭真“压制”的揭发,同样也起了重要作用。

5月2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211号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5月10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5月10日前发出。”随后,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新批语就是由陈亚丁起草,江青、张春桥修改后送中央的那一份,经中央审定后,还是以中发(66)22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
……

中央两次批转“纪要”都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上。在第一次批发后,中央办公厅还于4月15日发出通知,说:“中发(66)221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4月初,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提议把“纪要”改写成社论发表,我请示萧华,他批准了这个建议。于4月18日以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在解放军报发表。全文9800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刘志坚说轻了,社论的发表,何止“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4月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4月29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亦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这么大的动作,当然就不是军队几个人能决定的了。

五、全军创作会议

“纪要”在“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措施”项下提出:“四月份召开创作会议。仿照江青同志组织这次座谈会的方法,把这次会议开好。要把这次会议当做一次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骨干训练班,一次使部队文艺工作者投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总动员。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军的创作队伍,逐步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

根据上述要求,4月8日到6月11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全军各军兵种、大军区的文化工作负责人和创作人员共249人参加。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会议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仿照江青在上海座谈会的办法,“看电影,破黑线”,共看了建国前、建国后及苏联的影片上百部,对65部存在各种“问题”的影片进行了批判【10】。第二阶段为破“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立“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阶段是破“八条”(即1962年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若干问题的意见》),立“纪要”。【11】

6月6日、7日两天,全体大会对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兰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赵戈、武汉军区话剧团创作员所云平、八一电影制片厂艺术片室主任冯毅夫、昆明军区话剧团导演李廷魁、总政文化部作家白刃六人进行“重点批判”。8日的总结发言和9日的领导讲话都对以上六人作了点名批判,把前任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宣传部长姜思毅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划定为“部队里黑线的主要代表人物”。除大会批斗,还在中小会上批斗了56人,总计有62人被批判斗争,占与会人数近1/4。

全军创作工作会议结束后,规定各单位“仿照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和这次创作工作会议的开法”,回去继续开会,“大破黑线”,“对混入军队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进行彻底批判。”被批判同志的材料都转给本人所在单位,他们回去后继续被批斗。会上示范的看电影、找黑线做法推向全军全国,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和有严重错误的影片扩大到400多部,建国以来创作的绝大部分电影、戏剧、小说、诗歌、音乐、美术等作品被划归“文艺黑线”的产物,遭到扼杀和禁锢。【12】因不堪忍受沉重的政治压力,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周洁夫、济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李淦相继自杀身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首批罹难者。

注 释

【1】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要文件》。
【2】 刘志坚,时任总政副主任,总政党委副书记(1965年12月起),为排名萧华之后的总政第二把手。文革中于1966年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1967年1月被打倒。
【3】 原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期(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后编入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本节中刘志坚的回忆文字,均引自该文,不再一一注明。
【4】 江青:<</span>为人民立新功>,载《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中发[67]355号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7年10月),页39。
【5】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三人均为文革初期军内重要人物。谢于1966年5月后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谢、李均于1967年1月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
【6】 张春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页28。
【8】 见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载《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240。又见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即“五一六通知”)附件二,页16。
【9】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48。
【10】据全军创作工作会议讨论结果整理的《对一部分影片的意见》分类称:第一组影片:美化敌人,丑化自己,包括《兵临城下》、《红日》、《逆风千里》、《岸边激浪》;第二组影片:如何塑造革命英雄人物的问题,包括《英雄虎胆》、《铁道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黑山阻击战》、《独立大队》、《林海雪原》、《红霞》、《长空比翼》、《碧海丹心》、《战火中的青春》、《水手长的故事》;第三组影片:中间人物的问题,包括《列兵邓志高》、《哥俩好》、《两个巡逻兵》、《三个战友》、《花好月圆》、《两家人》、《三年早知道》;第四组影片:关于写爱情问题,包括《阿诗玛》、《我们村里的年青人(续集)》、《五朵金花》、《柳堡的故事》;第五组影片: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包括《谁是被抛弃的人》、《青春的脚步》、《布谷鸟又叫了》、《人民的巨掌》、《不夜城》、《球迷》、《桃花扇》、《抓壮丁》;第六组影片:如何正确地描写革命历史斗争的问题,包括《革命家庭》、《星星之火》、《在烈火中永生》、《聂耳》、《女飞行员》、《万水千山》;第七组影片:三十年代的作品,包括《青年进行曲》、《压岁钱》、《脂粉市场》、《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第八组影片:苏修肖洛霍夫的作品,包括《静静的顿河》上、中、下三部,《被开垦的处女地》上、中、下三部,《一个人的遭遇》;第九组影片:关于如何写奴隶反抗精神的问题,包括《木木》、《农奴》;第十组影片:描写革命战争、革命斗争和表现群众的问题,包括《五更寒》、《前方来信》、《暴风骤雨》。
【11】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体育工作六十年大事记(1927-1987)》(内部征求意见稿),2001年10月;胡居成:《我所经历的1966年全军文艺创作会》,载《党史文汇》2005年第12期,页45-47。
【12】《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文化工作》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文化工作(1927年-1987年)》(内部送审稿),2014年5月,页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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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4月 11, 2018 9: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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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罗瑞卿事件之二——京西宾馆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上海锦江饭店会议)停止了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所有职务。会议结束,罗瑞卿的实权性职务一分为二。军委部分,由叶剑英承接;总参部分,由杨成武承接。叶剑英、杨成武加上萧华,为1966年间实际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工作的三驾马车。

1965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锦江饭店会议的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小组,以审查罗瑞卿的问题。中央指定,工作小组由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负责。【1】

196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增加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2月1日至4日,军委第五十一次常委会议在广州召开,出席的军委常委有: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会议由萧华汇报关于罗瑞卿问题和1966年1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情况,由杨成武传达毛泽东、林彪1965年12月22日、25日关于罗瑞卿问题等的指示。出席者对罗瑞卿问题发表了看法和意见。【2】

2月22日,遵照邓小平指示,杨成武陪同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关于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准备并听取指示。叶、杨汇报了准备召开小型会议,面对面地批判罗瑞卿的问题。杨成武报告了广州军委第五十一次常委会议出席常委对罗瑞卿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毛表示:我赞成。【3】

在此前后,军委各副主席对罗问题纷纷表态。林彪称:“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它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取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林又称:“罗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他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 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或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就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黄【4】危险得多。过去是枪归他指挥,现在背着枪也归他指挥。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全国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可以造反的人,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的团结。”【5】

叶剑英称:“揭露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病人的样子,不要挡路啊!我是当接班人拥护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转弯。这种人拿了军权就要拿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的集中表现。要用这件事情教育全党全军,要靠四十二条柱子【6】撑着。”“要把这个仗打好,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三个主题,其它问题就不搞了。材料要一件件落实,做到无懈可击。要明瞭罗的本质,明瞭罗的事实,还要明瞭中央的意图。主席说,搞这种事的人,总有一伙人,刘、杨、杨、萧【7】四个人经常去。”“不可能希望他会好转,这不是一般性的批评自我批评。这个人不能拿枪杆子,也不能做单独负责的工作,只能在党和群众监督下做些具体工作。要看透他的本质,要到劳动中去改造。要狠狠地斗,对这种人就是要残酷无情,他对我们、对林总残酷无情嘛!我们自己有了错误,就作自我批评。通过自我批评揭发他更有力,搞得才深。”

贺龙称:“这个人很坏,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得出来。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对他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销毁证据。他要儿子学射击,家里那么多电话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卫工作,特别是林的安全。”贺龙又称:“这个人是没有改造的人。”

聂荣臻称:“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看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我们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要变色,适当的时候要作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个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刘伯承称:“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

陈毅称:“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的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是伸手。”

徐向前称:“这是个危险人物,林总都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

3月4日至4月8日,根据毛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为了彻底弄清罗瑞卿同志的问题”,【8】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小组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上海会议的继续。上海会议没有来得及对罗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京西宾馆会议则需对罗瑞卿问题作一了结。

在会议前,中共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组成会议领导小组,另成立由叶剑英领头的七人工作小组,由叶主持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成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负责人,以及罗本人,共42人。这一阶段会议,“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9】

3月4日上午,邓小平对会议的开法和指导思想作了明确指示:

小组成立会,开张,还不是正式进行工作。小组42个人。为什么成立小组,为罗的问题。罗的问题,十二月中旬在上海谈了这个问题,根据主席指示,背靠背的方法,罗没有跟大家见面。常委指定恩来和我与他谈,把会议情况告他,要材料看,没有记录。这次会议就有记录,上海会议个人也不搞记录。开始讲了五点,常委、主席说的,一个是问题性质严重的,二是区别于彭黄,三是一分为二,四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主席说有内疚,要负责任,常委同志说,书记处说,也有责任。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察觉,感到有责任。告诉了罗。罗对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见,主要是对抗林总、政治挂帅、封锁,与老总的关系。有很多理由说不是事实。即使那方面的问题不说,罗在五个方面有错误,一是关系问题,二是作风问题,三是思想意识问题,四是工作做得不好,五是组织纪律。这五点,每点都承认有缺点,但都有辩驳。在上海,常委、主席决定,不谈上面那问题,就这五点,担任军队工作不适当,多方面的工作不适当,同志意见也很多。方法是调离军委系统的各项职务,罗本人写了封信,后来发了个通知,没有讲任何理由。

这问题不能说已经完了。上海三个小组分别进行,但是没有完。常委、主席指示周、邓、彭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帮助罗认识错误改进错误。在上海说过,还有谢【10】、陶【11】、李井泉也说过。回北京后,彭、富春、周、邓都谈过几次,帮助他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军队的同志传达了这个问题。政工会议势必接触这个问题,而且很强烈。罗也觉得不是如大家讲的那么严重,总觉得有出入,实际上带委屈的情绪。这个问题怎么办?根据党内向来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讲清楚嘛。罗区别于彭黄,彭黄的问题也采取这个态度,对王明采取这个态度。原则的坚持,……,可允许同志们把对罗意见讲完,也允许罗把自己意见讲出来。最后怎么样,这总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中央作出自己的决定。

还背靠背就扯不清楚了,还是要议论。统一看法得不出来,不如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在主要问题上搞清楚,枝节问题、无关紧要的问题,扯多了没有意义,特别是对方针、原则性的问题,大家要扯清楚。根据常委的讨论,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同意,考虑需要两步,一步上海式,一步是在一起谈一谈,包括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各军区都有人,说清楚对军队的工作也有积极的作用,对毛泽东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有益处的。42个人说这个问题,主要问题不花很多时间,可以告一段落。实事求是,对罗也是一看二帮,任何人准许革命,允许他们申辩。彭【12】在62年还有八万言书,我们本着党的传统,不是过去有的,是毛主席树立的好传统。会议搞主要问题,实事求是,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同意就不同意,党从来不强制哪个人承认错误。八万言书搞全部推翻,彭到现在也不承认错误,后分配工作,还分辩一些意见,主席说你保留你的,我们保留我们的。王明每年写几篇文章骂我们。

42个人小组,并不是哪个为一方,罗也是小组成员之一,有话就讲。

会议的进行,中央决定由彭、叶、我三个人主持会议领导小组。我们事情多,到外面去跑,总理要出去,不能靠我们天天搞。另外成立工作小组,叶、谢、萧、杨、王、廖、刘共七个人【13】。叶领班。我们有空就听听汇报。【14】

3月12日,罗瑞卿作第一次检讨发言。3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请中央、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及各大区中央局和有些军区、兵种、学院等派人参加。会议通知罗瑞卿休会两天后再继续开会,而罗瑞卿于3月18日晨跳楼自杀(未遂),触发众怒,批判升级。“因为摔伤住了医院,罗就不能参加会议了,以致会议又由面对面,转为背靠背。”【15】

3月22日开始,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中央指示,增加了53人,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人,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负责人。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95人。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7日下午的会议,主要谈罗瑞卿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插话时说:我在去年九、十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16】

京西宾馆会议期间,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作了主要发言。会议的绝对主角,是主持会议的叶剑英。他在会议结束时的总结性发言中称:

“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

会议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除事假病假外,发言的同志有单独发言的,有联合发言的,共有八十六篇发言稿。从全部发言中可以看到,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有揭发、有批判、有建议。差不多全部的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认为罗瑞卿同志在工作上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又加上跳楼自杀的叛党行为,已经不能继续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了,应下放改造。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古人说的话。看来这句话对罗说来,不恰当。罗跳楼前,写了两封没有签名没有月日的遗书,都印发给同志们看了。他说,“自杀是可耻的”。但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他竟恶毒地说是会议把他逼死的,说他的可耻行为是被迫的。这简直是对会议的诬蔑,是垂死的反扑。证明罗对自己的错误是想抵赖,也可能是想掩埋不可告人的东西,想把错误带进棺材去。

叶剑英在总结发言中列举了罗瑞卿“篡军反党”的“事实”。这些“事实”的纲要是:“(一)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党的。(1)他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2)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3)他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4)他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5)他歪曲贬低毛泽东思想。(二)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林彪同志的,是要篡夺军权的。(1)他对林彪同志欺骗封锁,当面拥护,背后搞鬼。(2)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3)他恶意地攻击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

叶剑英接着说:

(4)他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公然伸手抢班夺权。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可免地去向党伸手。他私自封官许愿,拉拢一些人,为他效劳,派人当“说客”,以林彪同志迟早要登上政治舞台为名,劝林彪同志让权。此外还亲自出面,当着林彪同志的面大喊大嚷地说:“病号嘛,要象个病号样子嘛!要让贤嘛!”“不要挡路!”最后还想乘林彪同志有病,把林彪同志气死、逼死、折磨死。其实林彪同志的身体,据医生多次检查的结果,内脏各部都是很好的,只是负伤以后神经功能有点毛病,现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这是全党全军一个喜报。而罗瑞卿却说想不到这个人还能东山再起!使罗瑞卿大失所望,啼笑皆非。这个人还能算是我们的同志吗?!

他拼命反对林彪同志,绝不是什么个人恩怨。罗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过毛主席许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过许久的工作,耳濡目染,宁有几人?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罗瑞卿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批评、指责、教育,如果自己认为有委曲之处,何以不报告毛主席?而竟同刘亚楼等同志密谈!跟毛主席几十年,还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师长。难道这样做法,不是有意背着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对吗?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友,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好、跟得最紧。他对党忠诚,对同志和善,几十年刻苦自厉,好学不倦,带病不休,一生以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为准则,他是我们全党最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林彪同志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主持军委的工作。在罗瑞卿同志看来,不反掉林彪同志,就不可能实现他篡军的野心。我看这就是罗瑞卿同志拼死反对林彪同志的根本原因。

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多得很,什么“一言堂”、蛮横霸道、抢功诿过、包庇坏人、生活糜烂等等,我们都不去讲了,就是上面的两条也足以证明,罗瑞卿同志是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人,他不是毛主席的学生。他是要篡军反党的。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无论如何也是抵赖不了的。

4月8日,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代表三人小组作重要讲话,对罗的批评比会议开始时严厉得多。讲话全文如下:

常委决定由周、邓、彭三人来处理罗的问题,以后又指定三人小组管这个会议。这个会搞了一个多月,党对他很耐心,负责,帮助。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的问题,过去我不知道,到上海还不知道,只知道他作风不好,但思想还开放。现在揭发出来,特别他这一跳,就更没有话说了。

我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我认为,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主席亲自关怀、指导这个斗争。罗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比上海估计的还严重得多。我们还是帮,希望他改正错误。开始是背靠背、“调离”军队,他抵触情绪很大,只有面对面。来了个自杀,自己作了结论,无非是抵抗到死。

如果你是正确的,应当坚持。主席受过机会主义多次打击,开除党籍,就是坚持,不怕孤立,正确的总要胜利。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彭德怀作了结论,几万言翻案,还分配工作,主席对他说,你保留你的,我保留我的。是不是还有不可告人的事,最少说明抗拒到底。

罗担负的职务很多、很大。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秘书长等等,掌握军事大权。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罗瑞卿的错误性质,同意报告中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军内的反映。他对毛主席思想是反对的,当公安部长时就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十无运动。到军队后又同林总唱对台戏,一个稿子修改七八次,真不可理解,就是要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还到处讲话,煽动,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反对林总的正确领导。

罗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不是普通的,而是极端的。过去只知道他锋芒毕露。他私心很重,我字第一,个人打算很多,不能得罪他,得罪他一句,成百倍地回敬你。他记性又好,伸了一下舌头也记几年,极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狂妄的程度。他不守纪律是一贯的,走后门,不走正门,走邪道,不走正道,不搞党的正常生活,而且背后搞鬼。在我们党内,一切问题都可以经过党的原则来解决。我们也经常犯错误,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有时有主观主义,片面性,通过党的生活改正就行了。罗的错误也没有什么,改正就行了。十年改正就行了。但是他是不会改的。我们不是因为他十年,犯了军事路线错误,而是他的错误与个人野心结合起来。他在党内不守纪律,发展到狂妄的地步,对林总那样恶劣、伸手。军队的大权已经到他手里了,放手让他工作,书记处也让他工作,希望他搞好,但他有个人打算,发展到伸手。高、彭也是这样的。

当然,伸手不是天天伸。高不在陕北伸,也不在东北伸,而是当了国家副主席后伸,把总理、少奇要当挡路人搞掉。彭也是这样。在我们党困难的时候伸。罗也是到了气候才伸。首先伸向军队,挡路的是林总,逼林总让位,那就不是一般的错误。大家揭发的事实,可能有个别有出入,但无伤对罗这个人的评价和对他问题性质的确定。有点出入无关,十件八件也不要紧。自杀本身就作了结论。

对罗的问题,我们应当吸取教训,特别是高级干部,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我们国家的命脉还是掌握在这些老家伙手里。我们在当大权。党内一般性错误总是常有的,但有了彭高饶的事件,又有了罗的事件,我们应当吸取教训。

第一是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不断革命,不断自我改造,是我们一辈子的任务,到烧骨灰为止。每个人有了这个觉悟,犯了错误容易纠正,小错不致铸成大错。

第二.学会运用民主集中制。我们都是班长、副班长,不要搞一言堂。党内民主对个人是个监督。高级干部就要靠党的委员会,支部小组管不住。重大问题在党委会上集体讨论,集体决定,可以少犯错误。要搞党的生活会议,洗洗灰尘,搞批评自我批评,坚持这个作风,对我们和后代都有好处,教育我们的接班人。这对罗没有作用,对别人有作用,我们应当有这个觉悟,从这次事件中得到教训。

毛主席所以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他始终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就不会不断革命。斯大林就是不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不仅现在,一百年,几百年以后还有。1949年全国胜利以后,就是不断的阶级斗争。我们有些事情犯错误就是犯在这个问题上。阶级斗争是无例外的,哪一个方面都是一样的进行。党政军民、文史经哲都在搞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是不死心的,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在党内反映,忽视了这个方面,就必然要犯错误。罗的问题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彭、高、罗的问题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作为教训,不能忽略这个问题。

书记处对罗的问题,失于察觉,只知道一般的问题,我们有责任。主席了解得更深,林总提出,主席马上就抓住。

对罗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常委会根据工作小组的报告来决定。我赞成撤消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现在停职,还要经过法律手续。自然我们还希望罗改正错误,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毛主席的党是允许革命的。

工作小组的报告,不用通过。如何作结论,由主席、林总和常委来决定。报告可能有个别的改动,但不用通过的形式。如何传达,中央将有一个规定,以发下的正式文件为准。现在可以在高级党委先讲,传达的范围将是县团以上。文件有很多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不必传达,只传达工作小组的报告,有的文件可重印。【17】

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邓小平执笔)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情况及《中央撤销<</span>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一并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18】信中就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称,“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问题,4月8日已经结束小组会议,工作小组起草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征求了会议各同志的意见,没有采取会议通过的方式。现将这个报告和中央批语草稿送上,请你看看是否可以。我们已在会议上宣布,这个报告须经主席、常委和林彪同志审阅后定稿。”【19】4月14日,毛泽东复周、邓、彭:“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毛对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作了精心修改,对《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则没有改动。

4月24日,在毛泽东主持的批判彭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当天,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致函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揭发“彭真同志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信的开头即称:

最近在北京召开的揭发、批判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错误的小组会议,根据主席、中央常委确定的方针,在恩来、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在到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彭真同志在会议过程中,特别是在会议将近结束,工作小组草拟向中央、主席的报告的过程中,态度极不正常。他作为具体领导这个会议的领导小组成员,不仅不贯彻执行主席、中央常委的方针,支持大家彻底揭发批判罗瑞卿错误的斗争,相反,他却采取种种手法,限制、阻挠会议的进行,为会议规定了许多清规戒律,束缚群众的手脚,给会议泼冷水,并且千方百计为罗瑞卿的错误开脱。表面上他是代表中央具体领导会议工作,实际上他是假积极真包庇,是打着红旗破坏会议。

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的同一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省部级以上党委、党组及解放军总政治部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批语,为罗瑞卿作了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意见,全文如下:

现将中央工作小组四月三十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转交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

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次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教育和严肃批判。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的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注 释
【1】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页1898。《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71。
【2】国防大学《徐向前年谱》编委会:《徐向前年谱》下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8月版,页143。
【3】《杨成武年谱》编写组:《杨成武年谱》,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7月版,页429。
【4】 彭黄,指彭德怀、黄克诚,下同。
【5】军委各副主席对罗问题的表态,见唐平铸工作笔记,1966年3-4月。唐平铸,时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成员之一。
【6】指参加中央工作小组第一阶段会议的四十二人(包括罗瑞卿本人)。
【7】 刘指刘亚楼,萧指萧向荣,杨、杨所指未详。
【8】《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9】《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10】 指谢富治。
【11】指陶铸。
【12】指彭德怀。
【13】应指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廖汉生、刘志坚七人。
【14】见唐平铸工作笔记,1966年3-4月。为字迹未能辨认。
【15】叶剑英:《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16】《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73。
【17】见唐平铸工作笔记,1966年3-4月。为字迹未能辨认。
【18】《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80。
【19】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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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4月 20, 2018 9:0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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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依照毛泽东4月间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出的部署,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当时仍在杭州,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情况则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的错误,讨论并通过已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

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董必武、陈毅、李富春、彭真、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候补委员5人: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列席63人,主要为在京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准备重新设立的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军队列席的12人(包括“文件起草小组”成员2人):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军委副秘书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军委副秘书长【1】、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副主任、“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刘志坚,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陈亚丁,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廖汉生。

出、列席人员除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外,分为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各25人。第一小组组长李富春,副组长江青(未参加会议)、张春桥;第二组组长李雪峰,副组长王任重;第三组组长叶剑英,副组长刘志坚。

5月4日,会议开幕。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讲话,说明会议的开法。康生说明毛泽东对通知草稿的修改情况。5月5日下午,第一次座谈会。由叶剑英主持,康生介绍情况。5月6日上午,第二次座谈会。由李富春主持,康生继续介绍情况。5月6日下午,第三次座谈会。叶剑英主持,张春桥介绍《评新编历史剧<</span>海瑞罢官>》的写作过程。5月7日上午,第四次座谈会。李富春主持,陈伯达介绍情况,谈彭真在历史上的错误。5月7日下午,第五次座谈会。李雪峰主持,萧华介绍情况,谈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和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错误。

萧华在谈及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表现时,称彭“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萧向荣、梁必业等极不正常的关系”,“对杨尚昆的问题,办了两年没结果,就是因为彭、罗自己有鬼”,“到会同志对罗越权越位对地方工作横加干涉,横行霸道,很有意见,揭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富春、陈毅、先念、震林、富治等同志对罗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2】

萧华在发言中还称:“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最近几年来,主席又反复地提醒我们说,党内是不太平的,党内出了乱子怎么办?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并一再问大家,他的这些话传达下去没有?去年上海会议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3】

5月10日至14日,各小组以小组会形式,讨论中央通知稿及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5月16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通知》和同意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在文件开头即称,“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毛泽东于4月在杭州为《通知》所加写和改写的两段涉及“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重要文字,也毫无悬念地被会议一致通过: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就清楚地表明,文化革命的风暴不仅要冲击到整个文化领域,同时还涉及“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军队揪出罗瑞卿,仅是开了个头,以毛泽东的说法,“战斗”未有穷期!
5月16日下午为小组会,杨成武在第二组发言批判彭真。杨讲了三大点:第一,彭真在晋察冀的错误;第二,彭真在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第三,彭真极力插手军队工作。【4】

5月18日,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林彪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

林彪在讲话的前半部分,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大量事例,尤其针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问题,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反革命颠覆”作了阐述。在讲话的后半部分,林彪强调了全党“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强调“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在讲话前半部分的开头即称: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林彪在讲话前半部分提及,“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林彪特别提及: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在讲话后半部分,林彪称: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5】

5月21日,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周恩来发言,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6】在讲到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时,周恩来称:“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周恩来又称:

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领导军队造(反)革命反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解放以来三次事件的情况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饶事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号是反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是点阴风、烧阴火,是见不得人的。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里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有中央信任各霸一方,对彭是逐步认识的,对罗也是逐步认识的,罗是林总发现的,彭也是林总发现得最早,林总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外形势大好的时候搞起来的,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相当高的,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林彪病),彭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7】

在讲到保持晚节问题时,周恩来称: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8】

5月23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主要是批评朱德,并通过对彭、陆、罗、杨的组织处理及一些人事安排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通过上述决定,叶剑英成为军内人事调整的大赢家。他的实际作用,超过了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甚至超过了党内地位比他高但在军内已无实权的贺龙。

5月24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9】

5月25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邓小平作长篇发言,就毛泽东批评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及自己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作自我批评。【10】

5月26日上午,周恩来主持全体会议。刘少奇发言,“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文化革命的意义等问题,并作了自我批评,他在谈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时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11】当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5月28日,中央以中发[66]281号中共中央文件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至各中央局、省部级以上党委、党组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并要求将此通知发到县、团级以上党委。军队系统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是刘志坚(任排名第三的副组长)和谢镗忠(任排名第一的小组组员)。据刘志坚后来称,刘、谢两人是叶剑英提名的。【12】

注释

【1】 中共中央1966年3月6日批准。
【2】 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附件三:《萧华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17。
【4】 196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通知》以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党内。该文件有六个附件,其中附件一《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及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与《通知》一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附件三《萧华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附件四《杨成武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附件五《关于彭真同志在国际活动中的王明路线(刘宁一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及附件六《关于彭真同志错误的一批材料》于1966年6月19日发到地委和军队师一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干部。
【5】 林彪这一讲话,经四个月时间的润色,迟至1966年9月中旬才以中发[66]500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县团级党委。形成文件的讲话,当有相当部分并非原话。以上短短一段话,两次提及毛“百年之后”和“在他身后”,本应避忌,否则,当事人看了心中定然不快,这恐怕也是毛对此讲话不太以为然的原因?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页32。
【7】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
【8】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
【9】 见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1966年5月24日。
【10】《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页1915。》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页638。
【12】 刘志坚:《风雨征程》页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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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五七指示”


1966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以中央名义,转发了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1】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后按写信日期简称“五七指示”,广为人知。所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本来不过是一件普通的工作简报【2】,毛泽东借题发挥,洋洋洒洒一大通,将其赋予了特别的政治含义。

文件原规定仅发至县、团级党委,不登党刊。1966年7月31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建议:将中央转发的《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像一九五九年主席的六条指示信(党内通信)一样,印发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基层支部中去,直接向广大党员和群众宣读,并认真组织讨论。文件由支部委员会负责保存,经常检查执行情况,每年向群众宣读和组织讨论一次或两次”。【3】

8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纪念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社论同时用黑体字公开了经过文字修饰的“五七指示”的主要内容。《人民日报》社论称: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大大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们,就会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

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来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办事的,现在还在不断发展提高。解放军是最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全国的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商店、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以解放军为榜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4】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逆社会发展潮流的、军事共产主义思维的产物。其思想根源,滥觞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信仰。

毛泽东早于1919年便服膺于“新村生活”的构想。所谓新村主义,原为二十世纪初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所提倡,武者小路实笃心目中的“新村”,人人平等,人人劳动,财产公有,各取所需。1918年底,武者小路实笃甚至还在日本九州岛宫崎县内购地40多亩,建立起“新村支部”,信众始为19人,后发展至22人。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六卷三号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详细介绍了武者小路实笃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引起了颇大反响。一时《新青年》、《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刊物,都对新村主义进行了介绍。与此同时,工读互助主义也在中国悄然兴起,一部分青年远渡重洋出国勤工俭学,一部分则将其与当时流行的互助论、新村主义相结合,形成一股工读互助主义的思潮。工读互助主义与新村主义相类似,其特征为: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一边读书,一边工作。【5】

1919年12月,毛泽东将其草拟的新村计划书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毛的新村,是从创造新学校始,“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学校中的新学生,为创造新家庭之成员。“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举其著者,如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毛泽东还认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6】

青年毛泽东要将其乌托邦式的新村计划试验于“湘城附近”,无论有无去试验或试验成功与否,均无伤大雅。问题是四十年之后,毛泽东已是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的“伟大领袖”,一旦要将全国都作为实现他那些花样翻新的乌托邦式理想的试验场,破坏力不可谓不惊人。

新的乌托邦,叫人民公社。

1958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了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引述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在这句话后面,陈伯达有一段说明:“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试验所得的结论。”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称: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7】8月29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决议稿上加写了一段话,内称:“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质量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8】

北戴河会议甚至断言:“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翌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各省、区、市委(缺西藏)电话会议,听取各地汇报办人民公社的情况。据汇报: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已经到来。河南已经全省实际公社化,河北、北京市郊区9月10日前可实现公社化,山西、山东、上海市郊区9月半可实现公社化,其它大部分省正在总结试点经验,逐步展开,估计9月底前均可实现公社化。只有内蒙、福建、新疆三个地方,9月搞试点,秋后铺开,计划到今冬全部搞完、至会前统计,全国农村已建立九千零三十四个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少数是数乡一社,除河南武修县外,山西、陕西、青海也有个别县实行一县一社。最大的社已达六万四千户(山西高平县),最小的不到一百户(黑龙江一个公社,但方圆有八九十里)。【9】

1958年11月4日,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34期刊载了《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报道了该县人民公社党委(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范县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的摘要。内称:“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泽东头脑极度发热,批示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10】

同年12月7日、10日,毛泽东为印发陈寿《三国志》中的《张鲁传》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与会者两次写了批语:“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11】

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毛泽东将他的批语与《张鲁传》一并印发予党内高干,缘由是他认为,他所倡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历史上农民起义建立的张鲁政权在许多做法上十分相似,“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甚至他心目中理想的工农商学兵“政社合一,劳动武结合”,也类似张鲁政权“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故而,“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不仅要求普遍推广人民公社,而且还要求推广军事化的民兵师组织。1958年9月,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称:“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12】军事化与人民公社化伴随而生,11月10日毛泽东批示要“研究一下”的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的报告中也说:“这里的劳动组织完全按军队那样编成连和营,劳动是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很严,为突击收秋种麦,还组织了一个野战部队,在地里吃饭宿营,是劳动中的一支突击力量。”【13】

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利用行政性权力,超越社会发展的现实阶段,赋予强烈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和军事共产主义形式的畸型混合体。到了1959年,人民公社的名称虽还保留(且一直存在到文革后的1984年),但实质内涵已有极大变化,供给制、公共食堂、免费吃饭等等已不能再实行,所谓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狂妄计划,只不过给历史留下了一个笑柄。接下来的1960年代的头三年,中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头过日子。始料未及的是,1964—66年初国民经济刚刚有所恢复,日子刚刚好过了几天,毛泽东头脑中左的一套又故态复萌,“五七指示”,就是承继和发展了人民公社运动极左的空想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思维的典型。

“五七指示”所描绘的,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所谓理想社会的模式。王禄林在《〈五七指示〉初探》一文中认为,毛泽东这一模式有如下的特征:

(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五七指示”要求军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按毛泽东的理想,其发展前景是,每个单位都有工、农、学、兵,从而可以成为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小社会”。这样发展下去,不仅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界限将逐步消失,而且“小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也都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工界限也逐步消失。

(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王禄林认为“五七指示”中要建立的“大学校”,与人民公社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王禄林还认为,经过1960年代初期的几年思索和研究之后,毛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从“五七指示”发表一直到毛逝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动摇过。

(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设想的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制度,根本目的是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毛泽东所追求的所谓消灭三大差别,不是用发展生产力的办法,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来消灭三大差别。“大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文化,这似乎就达到了每个人在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方面的平等。文革中,毛泽东要求没有经过“大学校”的,所谓由旧学校培养的学生,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大、中、小学;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等等。王禄林认为,显然,毛泽东构想的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14】

我们倒认为,毛泽东要构建的,决不是一个什么理想国,而是一个与世界发展潮流、与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怪胎。在“五七指示”中,毛强调军队“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工人、农民、学生统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而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深恶痛嫉,不言而喻。然而,事实证明,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四十年,资本主义显得比毛式“社会主义”有活力得多!“五七指示”中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更甚于人民公社化时期,其中体现出来的毛的“理想社会”模式,更接近于试图将整个中国社会工、农、学、商各行各业全面纳入一个划一思想、划一意志的军事化大兵营(美其名曰“大学校”),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样一个社会模式,其实不就是与社会法西斯主义距离很近吗?!

在毛写了这封信之后,林彪内心是否支持毛的主张?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毛泽东这类军事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倒是并非军人出身的张春桥曾在1958年就阐述过并得到毛的赞赏。张春桥当时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即称:“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张春桥还称:“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张春桥将战争年代军队中的供给制美化,并要将其延伸至和平年代的全社会,其思想之“左”,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春桥该文1958年9月在中共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发表。毛泽东看到此文后,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加编者按称,“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15】

张春桥与毛泽东思想的接近和理解,是否就是毛泽东晚年“换马”,要抛弃林彪这位毛认为已是尾大不掉的“换班人”而换上张春桥的主要原因呢?

就在毛泽东津津乐道他那限制并消灭商品生产、将原始共产主义式的所谓“公平”作为最高目标,不以社会效率为价值取向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想国”的当月,中国实际上已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国家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此后十年,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物质极度匮乏,武斗连续不断,整个中国大地满目疮痍。

相反,同一时期的西方各国,却是另一番气象。一度被认为是“垂死”“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其经济正经历一次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在3%以上,西德达到6%,日本则达到9.3%,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5%。战前和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科技成果被大量转移至民用,一大批崭新的行业被建立起来,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战后西方各国大力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节,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使经济增长得以保持较强劲的势头;西方各国政府在战后都着手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大大缓和了阶级对立情绪,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16】

以毛泽东的所谓“理想模式”改造中国,事实证明,此路不通!在整个1960—1970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西方各主要国家大大地拉开了距离,个中缘由,值得反思。

注 释

【1】中发[66]271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1966年5月15日。
【2】诚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报告内容本身也有一定的问题。如围湖造田,就违反了自然规律,人为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得不偿失;军队搞生产,组建了大量非作战部队,加剧了军队的膨胀臃肿。
【3】中发[66]389号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印发“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的通知》,1966年7月31日。
【4】《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1966年8月1日。
【5】胡长水、李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页122-123。
【6】胡长水、李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页124。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页318。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360。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402-403。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494-497。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627-629。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430。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523。
【14】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载《回首文革》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页161-172。
【15】《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16】参见龚学平主编:《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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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4月 26, 2018 10: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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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节 首都工作组成立与北京卫戍区扩编


一、首都工作组成立

5月1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周恩来、叶剑英依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1】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2】

从首都工作组的组成人员来看,其为一跨军、地两方,跨党、政系统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的高层次协调性机构。半年多以后,周恩来在两次与群众代表谈话时特地解释了首都工作组成立的缘由。1967年1月21日,周恩来称:

我总想向你们说一个问题,一直没时间,去年三、四月份罗瑞卿的问题被林副统帅揭发出来,后来彭真的问题也揭发出来了,首都安全问题也被提出来了。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主席在北京总的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搞四大、搞大串连,就有秩序,既有民主又有集中,首都警卫部队要加强,要保卫中南海、钓鱼台、人大会堂,保卫首都的机要地点、电台、尖端要害部门,要保卫首都的安静,要把过去公安、保卫系统掌握的地、富、反、坏分子清洗出去,根据主席指示,林总提议成立一个北京工作组,准备处理这个问题,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步骤是首先从中南海开始,杨尚昆在中南海搞了廿多年的警卫,中南海首先是不安全的,我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先把中南海的问题解决了,……为了首都的安全,五月中央扩大会议,调来了部队,加强卫戍,使主席十次接见红卫兵都没出大乱子。只有一次组织工作不够好。三次在街上接见也没事。加强守卫,还要在人民中宣传,人民绝大多数拥护党和毛主席,党和毛主席有极高的威信。但是机关、工厂、公安部门准还有坏人,当然他们很少,很不甘心失败,一方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经济主义,矛盾上交,把人集中到北京。【3】

1967年1月27日,周恩来又称:

关于首都工作组,是在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发现后,主席感到首都的保卫很重要,责成我管这件事,组织了首都工作小组,由军区,公安部,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其他一些部门组成。
任务:

1.保卫中南海安全。
2.保卫首都,增强卫戍力量。
3.保卫要害部门,如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等。
4.为保护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
5.处理外国侨民中一些不受欢迎的人。

以上五条,六月初向主席汇报,主席对第四条原则上不太赞成。主席提出:把矛盾上交中央,中央怎么办,矛盾下放到公社没有土地也不好办,交到其他省,是以邻为壑,还是自己消化。
这个指示,我已通知首都工作组,但因工作人员的问题和当时红卫兵运动的迅速发展,有的单位没有传达下去。现在各单位在查封黑材料中,如果发现有那时排的黑户口、五类分子名单,要鉴别开来,封存起来。【4】

周恩来的两次讲话,起码传递了以下五项信息:

1. 首都工作组是因应彭、陆、罗、杨事件(尤其是彭、罗、杨)而成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2. 毛泽东1966年上半年没有回京,是怕首都“不安全”。首都工作组的成立,是根据毛泽东指示,林彪提议,毛泽东“亲自批准”的,毛泽东责成周恩来管这件事;
3.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的首要工作,是“保护中南海安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先把中南海的问题解决了”;【5】
4. 其次,“保卫首都,增强卫戍力量”,“首都警卫部队要加强,要保卫中南海、钓鱼台、人大会堂,保卫首都的机要地点、电台、尖端要害部门”;【6】
5. 再次,“要把过去公安、保卫系统掌握的地、富、反、坏分子清洗出去”,“为保护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处理外国侨民中一些不受欢迎的人”。【7】上述第3、4项,针对党内高层,本项则是针对社会底层。

5月26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话称: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8】

首都工作组的日常运作班子,主要由军队人员组成。以总参谋部作战部人员为主,组成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办公室下设7个小组和若干分组,由总政、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和公安部队等单位抽人参加。办公地点开始时设在京西宾馆,随后迁至军委办公厅所在地三座门。【9】

有关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下设的7个小组具体情况,据一位参加首都工作组工作的总参作战部参谋介绍称:

1. 部队指挥组。“主要负责有关警卫部队的调动,首都重要目标的警卫,派遣警卫部队执行各种临时性的任务等。”“后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组织指挥工作也归这个组管。”这个组全部是总参作战部抽调的人员。
2. 治安组。“主要负责社会治安工作,清除和整治各种不安全因素。这个组主要由公安部有关部门派人组成。”
3. 枪支弹药清查组。主要负责对军队、地方个人、单位使用、保存的所有各种枪支弹药进行登记、管理。这个组主要由总政保卫部和公安部人员组成。【10】
4. 电台组。“主要负责对地方团体(包括体育训练用无线电)和民间各种无线电收发机的清查、整顿工作。”
5. 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这项工作主要是通过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具体组织实施。”【11】
6. 监狱、看守组。“主要负责北京市各监狱、劳改场、拘留所和看守所临时关押人员的安全警戒和清查、清理、整顿工作。”
7. 外事、侨务组。“主要负责各国驻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安全警卫工作;负责北京华侨的清查和安全工作。”【12】

首都工作组成立之初,权力很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曾经发文声称,“北京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指挥权,必须集中于首都工作组。”惟随着北京卫戍区扩编完成、北京新市委成立、各项工作走上正轨以及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活动的结束,首都工作组的作用日渐式微。1967年2月,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停止办公,有关工作由总参作战部办理。【13】

二、北京卫戍区扩编

1966年3月前,北京市的警卫工作统由公安部队负责,北京卫戍区虽在北京军区的争取之下得以保留。【14】惟仅负责北京市的民兵工作,负责首都的战备工作和一般卫戍勤务工作及负责指挥几年一次的阅兵和每年五一节、国庆节司礼的组织工作等,辖下并无团以上部队建制。

1966年2月,毛泽东决定撤销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后,【15】为北京卫戍区的前景带来新转机。3月2日,北京军区命令,遵照军委指示,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独立团”,组建后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同时,撤销公安部队番号后,在北京地区的两个师一级警卫部队(首都警卫师及北京市公安总队),必然要转隶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

5月18日,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陆军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和陆军第六十五军第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员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阅后批示:照办。【16】

5月27日,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拟制上报的北京卫戍区组织机构扩编方案、首都卫戍力量调整加强方案、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组织机构调整扩编命令和首都卫戍力量调整加强命令,经周恩来、毛泽东批准下达。其中军委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力量命令称:

为加强首都的警卫力量,兹决定:

一、自1966年6月1日起,将警卫师、北京公安总队和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由北京卫戍区统一领导指挥,担负首都地区的警卫任务。
二、部队的建制、领导关系改变后,警卫师和北京公安总队的番号,分别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师和警卫第二师;第一八九师番号不变,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九师。
希北京军区、北京市卫戍区、公安部队司令部,立即对部队进行整编的政治动员,迅速办理各项交接工作。在整编交接工作中,公安部队司令部和北京市卫戍区应密切协同,保证交接好。有关问题应及时请示首都工作组,一切行动应严格遵照首都工作组的指示执行。【17】

6月3日,周恩来批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所提的首都警卫部队的部署调整方案,请即组织实施。该方案向周恩来、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担负首都警卫任务的4个师,以2个师又1个团担负重要目标警卫,以2个师欠1个团担负机动支援任务。

同日,首都工作组和北京军区在京西宾馆召开北京卫戍区部队营以上干部大会。周恩来和军委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副主席,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和北京军区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并宣布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扩编的命令;叶剑英和杨成武讲话。叶剑英讲话摘录如下:

今天的大会,是一个隆重庄严的大会。总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以及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都来参加和作指示,对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
在今天的会议上,将由杨代总长向到会同志,并通过你们,向首都卫戍部队全体指战员,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军委给予你们的保卫首都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是领导全世界人民反帝、反修、反对一切反动派的总司令部的所在地。现在,全世界都注视着北京,一切革命人民把北京看作是他们的希望,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则把北京视作眼中钉。我们保卫首都,就是保卫世界人民革命的根据地的中心,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就是保卫伟大的革命旗帜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的导师。保卫首都不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破坏和颠覆,就给世界革命人民以最大的鼓舞和信心。

……

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加强首都卫戍部队,除了原来的部队,又增加了2个师另1个团。这几个部队各有特长,有的熟悉警卫勤务,有的善于野战。为了把任务完成的更好,你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同时,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要向全体同志讲清楚,这种调整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保卫首都的任务。

首都增加了警卫力量,经过适当部署和必要的调整,再参加一个时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更加落实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相信,困难一定能够克服,光荣的任务一定能够完成。【18】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电示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单位,并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为了加强首都卫戍工作,确保首都安全,经中央批准,在北京军区建制内成立北京卫戍区,已于6月1日正式组成,并开始办公。今后,驻京各单位有关警卫工作,以及北京市区民兵的组织、训练、指挥和武器弹药的分配管理等,一律归北京卫戍区负责。【19】

北京卫戍区组建后为军级单位,司令员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兼任,第一政委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兼任(1966年7月后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兼任),第二政委黄作珍,第三政委刘绍文,第四政委刘福,副司令员石志本、李钟奇、潘永堤、张西帆、钟辉琨、曾绍东,副政委张廷桢、范普权、白儒生,参谋长商正因,政治部主任周树青。

6月15日,军委命令:

为了加强首都的警卫力量,兹决定:
一、自1966年6月3日起,将陆军第二十四军第七十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由北京卫戍区领导、指挥,担负首都地区的警卫任务。
二、部队的建制、领导关系改变后,陆军第七十师番号不变,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师。
三、北京军区对部队应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迅速组织第二十四军、北京卫戍区办理各项交接工作。在交接过程中,必须大力突出政治,认真抓好活思想,密切协同,保证交好接好。有关问题应及时请示工作组,一切行动应严格遵照首都工作组的指示执行。【20】

6月16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批复北京军区,同意6月1日所报北京卫戍区编制方案。军委决定将2个警卫师、2个步兵师划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后,北京卫戍区直接领导4个师、1个独立团、18个区县人民武装部和两办(国家机关民兵办公室、中央机关民兵办公室)、三局(地下铁道工程局、华北铁路工程局、北京铁路局)的人民武装机构。为适应任务需要,北京卫戍区机关、直属单位共编938人。

6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重申北京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指挥权的规定,全文如下:

近来,发现首都地区有些单位或个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过程中,擅自指挥调动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这种做法,极易造成混乱,有碍首都治安。
为了确保首都安全和首都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特重申,北京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指挥权,必须集中于首都工作组。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任务部署和指挥使用,都必须经首都工作组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具体组织实施。

以上仰即教育所属严格遵行。【21】

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的4个师简况如下:

1.警卫第一师
原称首都警卫师。1966年5月前,除仍保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番号、建制属北京军区外,该师的指挥使用、训练和部队一切日常工作均由公安部队负责。1966年6月1日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番号改称警卫第一师,代号4874部队不变。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团,代号依次为4876、4877、4878、4879、4716部队,负责北京市西半城和西部郊区的警卫任务。

2.警卫第二师
原北京市公安总队。1966年6月1日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番号改称警卫第二师,代号编为4510部队,原总队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团番号依次改称警卫第二师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团,代号依次改称为4511、4512、4513、4514、4515部队(驻黑龙江省执行任务的第四团暂仍沿用原番号和部队代号),负责北京市东半城和东部郊区的警卫任务。

3.陆军第七十师
1966年6月15日,军委电令,决定自6月3日起,将陆军第二十四军第七十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建制和领导关系改变后,陆军第七十师番号不变,代号4561部队不变。师下辖机械化步兵第二八团(4562部队)、第二九团(4563部队)、第二一团(4578部队)和炮兵第三五团(4579部队),坦克第二七五团(4581部队),高射炮兵团(4580部队)及直属分队,师部仍驻北京市顺义县城,负责北京北部郊区警卫任务。【22】

4.陆军第一八九师
1966年5月27日,军委电令,决定自6月1日起,陆军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建制和领导关系改变后,陆军第一八九师番号不变,代号4768部队不变。5月31日至6月3日,第一八九师从石家庄市获鹿县进驻北京,师部驻长辛店。下辖步兵第五六五团(4792部队)、第五六六团(4614部队)、第五六七团(4883部队)和炮兵第五六九团(4617部队),坦克自行火炮第三九四团(4890部队),以及师属高炮营、工兵营、通信营等,负责北京西南部郊区的警卫和对首都的支援任务。【23】

毛泽东并不讳言,所谓“保卫首都”,其实是针对彭真的。正如1967年2月他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所说,“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24】

注 释
【1】李雪峰,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兼政委,1966年5月23日起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办警卫局局长。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郑维山,时任北京军区排名首位的副司令员。傅崇碧,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6年5月北京卫戍区扩编后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万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苏谦益,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
【2】《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下,页31。
【3】周总理接见科学院及各单位代表谈话纪要,1967年1月21日。载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1967年3月,页191。
【4】周总理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讲话摘要,1967年1月27日。载佚名编:《一月革命风暴》,1967年,页438。
【5】早于1965年11月,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分别被任命为中办主任、副主任,原中办主任杨尚昆免职。1966年5月,怀疑与海外有联系、外泄机密而被令停职反省的中办副主任田家英自缢身亡。主管中央档案事务的副主任曾三停职审查。6月,周恩来亲信、国务院副秘书长(前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调任中办第一副主任。7月,童兼新组建的中办秘书局局长。8月,成立中办政治部,将中办的组织人事统归其管理,调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为中办政治部主任。
【6】仅以电台保卫方面来说,周恩来作了一系列布置。早于1966年1月14日,周即约丁莱夫(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成武、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谈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问题。3月27日,周在杨成武、王尚荣、吕展(北京市公安总队总队长)及丁莱夫等陪同下,检查广播事业局大楼安全警卫情况。3月28日及4月12日,周分别检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位于北京市郊的两个发射台的安全警卫工作。4月8日,拟调广播事业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陆军第63军参谋长王寿仁抵京履任,5月30日,王被任命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5月14日,周指示广播事业局代管北京市台。5月27日,公安部队司令部作出《关于加强广播电台武装警卫情况的报告》。
【7】在此之前,先对公安系统内部作了清冼。1966年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公安部和北京市一批干部的审查和任职作出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前局长冯基平和现局长邢相生及其他局领导实行隔离反省,同时任命以李钊为局长的新领导班子;对公安部技侦局局长、部党组成员狄飞实行隔离反省,公安部于6月6日宣布执行。
【8】《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下,页33。
【9】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史》第二册,页852。
【10】1966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在首都进行枪支弹药登记、管理的通知》,对清查登记的范围、枪支弹药管理和使用原则、清查登记工作的组织领导等作出了具体规定。通知称成立以谢富治为组长的各有关方面负责人组成的清查登记领导小组,按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军队、华北局、北京市公安局五大单位,分别成立清查登记小组,开展工作,限于7月15日前完成。见《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年1月版,页304-305。
【11】这项工作,其实就是周恩来所说,“要把过去公安、保卫系统掌握的地、富、反、坏分子清洗出去。”
【12】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个工作组成员的亲身经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版,页96-98。
【1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史》第二册,页853。
【14】1963年2月6日,军委第168次办公会议曾提出考虑将其改为北京市人民武装部。
【15】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编史办公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大事记(1949-1994)》,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10月版,页154。
【16】《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下,页31-32。后北京军区所定调入的部队有所变化,原拟调陆军第一九三师改为调入陆军第七十师。
【17】中央军委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的命令,1966年5月27日。
【18】中央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在首都卫戍部队营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9】《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组织沿革史》,页883。其实,北京卫戍区早已存在,这里所指,似应为完成扩编后执行警卫任务的新北京卫戍区。
【20】中央军委关于陆军第二十四军第七十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的命令,1966年6月15日。
【21】中央绝密文件,室编[66]70号。
【22】1969年12月19日,北京军区电示,根据中央军委电令,陆军第七十师改称警卫第三师。所属团番号亦作相应改变。
【23】1969年12月19日,北京军区电示,根据中央军委电令,陆军第一八九师改称警卫第四师。所属团番号亦作相应改变。
【24】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的谈话(节录),1967年2月3日。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革”十年资料选编》页173。北京卫戍区扩编前,原首都警卫师负责中央系统,北京市公安总队负责北京市系统,由于中央和北京市两个系统是插花居住,故两个师也是交叉部署,混布全市。北京卫戍区扩编后,调整为警卫第一、第二师各负责西、东半城及和西、东部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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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4月 26, 2018 10: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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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节 撤销公安部队,启用第二炮兵番号【1】


一、撤销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

196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接见叶剑英和杨成武时指示: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

中共建政之后至1966年间,公安部队体制历经多番变动,共经历了五个时期:(1)自1949年10月至1955年7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时期。军委组建了公安司令部,统一全国公安部队的领导。(2)1955年7月到1957年8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时期。1954年12月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对公安部队进行整编。翌年5月后,公安部队的番号改称公安军,各大军区设公安军司令部。全国专、县公安部队全部移交公安部门,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3)1957年9月至1958年12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备部时期。1957年1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公安军的军种番号,将其领导机构缩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这次整编以后,执行公安保卫任务的部队绝大部分移交地方公安机关。(4)1959年1月至1963年1月,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时期。总参警备部与原公安部十六局合并,改为公安部四局(武装民警局),省、市、自治区设人民武装警察总队。部队改编后的番号统称人民武装警察,原部队的番号和师部的领导机构撤销。1961年11月,公安部党组就改进人民武装警察领导体制问题,专题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央批示:人民武装警察番号可不改变,建制仍属公安机关,领导体制改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实行双重领导。(5)1963年2月至1966年6月,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时期。1963年1月2日,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的决定。1月16日,军委、公安部发布命令,自1963年2月1日起,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改称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其建制和领导关系不变。

实践证明,双重领导体制,适应当时的需要,符合公安部队的性质、任务和特点。然而,在“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巨大阴影之下,毛泽东显然对这种双重领导的体制放心不下,为此,不惜将此稳定了五年的体制又重新拉回到建国初期的状态,将公安内卫部队与国防军混为一体,将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

1966年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第407次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康生等出席,谢富治、林枫【2】、叶剑英、杨成武、萧华、汪东兴等参加。会议决定:“经请示主席批准后,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城市可留一部分警备司令部指挥。具体问题, 由杨成武同志和谢富治同志商办。”

5月16日至22日,公安部队党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中央和军委的决定,部署贯彻执行办法。杨成武代总长、总政治部徐立清副主任、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到会讲话。会后,由谢富治、杨成武、李天佑、杨奇清、徐立清、邱会作、李天焕【3】等人组成公安部队整编小组,负责提出整编实施方案,开始进行整编工作。

5月29日,公安部队整编小组向中央、军委报送全国公安部队整编报告称:

一、全国公安部队现有三十六万八千余人(不包括警卫师)。其中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和三所院校五千余人,二十八个省、市公安总队部队直属的一百一十二个团零二十二个营二十二万二千余人,二百二十八个专市支队、大队部及直属中队六万九千余人,二千一百九十七个中队六万余人,四十九个机场、港口检查站三千四百余人,一百零四个中朝、中越边境工作站和沿海二百四十三个边防哨所,九千四百余人。

二、(略)

三、整编方案:

1. 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一般可改为独立师(警备师),归省军区、警备区建制领导。其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省军区独立师或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区警备师。
2. 专市公安支队、大队,可根据其直属中队的多少分别编成独立团、营、连,归所在军分区建制领导。其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省××军分区独立团、独立营、独立连。整编后,支队、大队机构编余定额充实省军区、军分区领导机关。
县、市公安队,原则上拨归县、市人民武装部建制领导。其番号按人数多少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省××县(市)大、中、小队。
3. 机场、港口检查站,中朝、中越边境工作站和沿海边防哨所,均拨归省军区或军分区建制领导。
4. 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和现炮兵管理××部队【4】的机构和人员合并,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领导机关。直属三所院校(在北京的公安部队学院、公安部队医科学校和在武汉的公安部队干部学校)、一所医院的整编另作研究。
5. 公安部队划归解放军序列并归各军区建制领导后,省军区、军分区司、政、后领导机关的任务有所加重,应适当加强领导充实编制,所需定额由原公安部队编制数额内调整解决。
6. 公安部队整编为解放军后,战士的服役年限由五年改为四年,即按陆军步兵部队规定执行。
具体整编方案,由各大军区同当地党委商量提出,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批准后实施。交接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直接向各省军区、警备区办理。【5】

6月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公安部队整编小组提出的全国公安部队整编报告。6月6日,中央、军委将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市警备(卫戍)区组织实施。

6月7日,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6月底前,将28个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含西藏)和首都警卫师,全部拨归各大军区、省军区、北京卫戍区、上海警备区建制领导。公安部队学院、干部学校、医科学校、总医院的整编另作研究。【6】

6月13日,公安部队党委向军委及总参、总政、总后、公安部专题报告关于首都警卫师、北京总队移交情况。报告说,根据周恩来关于北京总队应在5月底移交完毕的指示和军委有关要求,首都警卫师、北京公安总队,已于5月27日拨归北京卫戍区建制。自6月1日起,一切工作由北京卫戍区领导。

6月14日,总参谋部将各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队的编制员额通报各大军区。公安部队共向各军区移交编制定额360886人(实有377613人)。【7】

6月28日,公安部队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向军委和总参、总政、总后、公安部报告整编移交工作进展情况。

6月30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师)全部移交完毕,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名称奉命撤销。

二、整编后的新番号

7月1日,8省(区)和上海市公安部队整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批复同意新疆、内蒙古、沈阳、南京军区公安部队精简整编方案。据此新疆军区命令新疆公安部队整编为新疆军区独立师。内蒙古军区将内蒙古公安总队整编为内蒙古军区独立第二师。沈阳军区在8月中旬前,将东北3省的公安总队,分别改编为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军区独立第二师;原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军区独立师,分别改编为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军区独立第一师。南京军区于9月14日命令,将江苏、浙江、安徽省和上海市的公安部队划归军队建制,分别改编为江苏、浙江、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二师,上海警备区警备师。原江苏、浙江、安徽省军区独立师改称江苏、浙江、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一师。

7月11日,西藏公安部队整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电复西藏军区,基本同意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军区党委6月24日所报公安部队整编方案,自1966年7月1日起,撤销西藏公安总队及所属的支队、大队、县队番号,将公安总队直属第一、第二、第三营和新组建的第四营,组建为1个团,归军区直接领导,称西藏军区独立团。总队机关作为组建陆军第五十三师的基础。

7月18日,四川省公安部队整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电复成都军区6月29日请示,基本同意所提公安部队整编方案,授予以原四川省公安总队改编的独立师番号为成都军区独立师,辖3个团。

7月18日,河北和山西省公安部队整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电复北京军区7月1日、2日请示,基本同意河北、山西省公安部队整编方案,同意将河北省军区原6个独立团,合编为1个独立师,称河北省军区独立第一师;河北省公安总队,改编为河北省军区独立第二师,辖5个团;山西省公安总队,改编为山西省军区独立师,辖5个团。

7月25日,山东、福建和江西省公安部队整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分别电复济南军区7月4日、福州军区7月9日和12日请示,同意以山东省公安总队改建的独立师,称山东省军区独立第二师,原山东省军区独立师改称山东省军区独立第一师。以江西省公安总队改编的独立师称江西省军区独立师;福建公安总队改编为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二师。

7月26日,云南和贵州省公安部队整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电复昆明军区7月7日请示,同意以云南、贵州两省公安总队改编的2个独立师,分别称云南、贵州省军区独立师。

8月24日,广东、广西和湖南省(区)公安部队整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批复广州军区7月25日请示,同意将广东省公安总队,改编为广东省军区独立第二师;广东省原地方武装整编的师,称广东省军区独立第一师。广西公安总队,改编为广西军区独立第二师。湖南省公安总队,改编为湖南省军区独立师。各独立师均辖3个团。另海南公安支队整编为海南军区独立团。

8月24日,河南等6省(区)公安部队整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电复武汉军区7月23日、兰州军区7月25日请示,同意所报公安部队整编方案,授予各省(区)公安总队改编的独立师以番号:河南的称河南省军区独立第二师,原河南省军区独立师改称河南省军区独立第一师;湖北的称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陕西的称陕西省军区独立师;甘肃的称甘肃省军区独立师;青海的称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宁夏的称宁夏军区独立师。

至此,共有28个总队和首都警卫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中,山西、江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11个省、区公安总队改为省军区独立师;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河南13个省、区公安总队改为省军区独立第二师;四川公安总队改为成都军区独立师;西藏公安总队直属第一、第二、第三营和已批准组建的第四营,合并组建成一个独立团,归西藏军区领导,公安总队机关作为西藏军区组建陆军第五十三师的基础。各专、市公安支队、大队,各县中队分别交由所在地的军分区和县武装部领导。北京公安总队从6月1日起改为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二师,上海公安总队7月10日起改为上海警备区警备师;驻天津市河北总队第一团改为河北省军区独立第二师第七团,仍驻天津市。

文革“三支两军”时期,以原公安总队整编而成的各省军区独立师部队,由于文革前和地方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倾向于支持保守派。

三、启用第二炮兵番号

1966年3月14日,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在向总参、总政并军委的报告中,反映军委炮兵机关已不能适应导弹部队发展的需要,考虑到长远建设,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导弹部队。为此,建议把将要撤销的公安部队领导机构与目前炮兵机关分管导弹的部门合起来,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关。并申明这样做,有利于新建兵种机关作风的交流,有利于机构早日组建起来,尽快开展工作,有利于不再新建领导机关的营房,为国家节省经费。

这一意见,被中央、军委所采纳。

6月6日,中央、军委同意“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和现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和人员合并,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领导机关”的方案。关于兵种名称问题,当时总参提出的正式名称为导弹部队,对外称第二炮兵。在向周恩来汇报时,周称:“还是直接叫第二炮兵吧!”

7月1日,总参发出“公布第二炮兵番号”的通知称,“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自七月一日起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的名称,同时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的番号。其领导机关各部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有关第二炮兵领导机关的任务、编制和与现炮兵领导机关管理××部队【8】的机构和人员合编等问题,待后另定。”

7月8日,总参在北京召开第二炮兵整编会议,会议由副总参谋长彭绍辉主持。吴克华、李天焕、汤平、贾若瑜、王德、苑化冰、李炎【9】等有关兵种和部门领导参加了会议,李天焕、吴克华作了汇报。会议就二炮整编问题交换了意见,确定成立以彭绍辉为组长的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整编小组,并对下步整编工作做了安排。

8月29日,总参、总政、总后批复炮兵、第二炮兵,同意将原公安部队学院和公安部队干部学校机构作为组建第五十四、五十五基地的基础,组建工程指挥部,其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第三五、第三六工程指挥部。同意原公安部队医科学校由二炮继续开办,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军医学校(师级)。

第二炮兵奉命组建之际,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军委只任命了第二炮兵党委成员,并未明确行政职务。1966年7月任命的二党党委成员:书记李天焕,副书记吴烈,常委熊伯涛、查国桢、盛治华、欧阳平、严家安【10】。

直至一年后的1967年7月4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方任命炮兵副司令员向守志为第二炮兵司令员【11】,李天焕为第二炮兵政委,10月18日又任命吴烈为第二炮兵第二政委。同年9月12日,军委颁发《关于第二炮兵的基本任务和领导关系的暂行规定》。9月16日,军委下达《军委关于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接受任务的命令》,命令称,“中央军委决定:第二炮兵领导机关自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起开始接受任务。按逐步接收的原则,做好交接工作。原属炮兵领导的各导弹基地、导弹部队、工程部队、研究所、军械仓库,即拔归第二炮兵建制和领导;属于地区性的工作,仍接受所在军区的领导。炮兵领导机关负责导弹部队工作的人员,根据文化大革命进展情况和工作需要,分批地调到第二炮兵领导机关。”

注 释
【1】本节内容除另有注明外,主要参考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编史办公室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大事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10月版,页154-156。第二炮兵:《第二炮兵史(1957-1988)》,北京,1992版。不再一一加以注明。
【2】林枫,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3】李天焕,时任公安部队第二政委(公安部队司令员和政委由谢富治兼任)。
【4】原文如此,应指导弹部队。
【5】《军队财务史料(1966年度)》,总后勤部财务部、军事经济学院编印,页43。
【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公安部队·综述 大事记 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4月版,页327-328。
【7】《公安部队·综述 大事记 表册》,页164、310。
【8】原文如此,应指导弹部队。
【9】汤平,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贾若瑜,时任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王德,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苑化冰,时任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副部长。李炎,时任总参谋部军务部副部长。
【10】吴烈,原公安部队副司令员。熊伯涛,原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查国桢,原公安部队副司令员。盛治华,原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欧阳平,原公安部队副政委。严家安,原公安部队参谋长。
【11】未到职,同年8月撤销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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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周二 5月 22, 2018 10: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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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节 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


一、总政要求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习称“五一六通知”)后,军队方面如何动作,刘志坚称,“我在请示叶剑英后,主持起草了《关于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5月25日以总政治部[66]32号文件下发部队。”【1】

总政的《通知》,对全军如何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了要求。《通知》认为,“五一六通知”“所指出的文化战线方面的问题,以及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方针政策,对我们军队也是完全符合完全适用的,全军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坚决贯彻执行”。《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研究“五一六通知”;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通知》提出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和组织的整顿,彻底批判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各大单位要组织精干的写作班子,撰写重点文章。《通知》规定,总政治部设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也要在党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公室等;各人武部门要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发动民兵积极参加和保卫文化大革命。【2】

刘志坚称,“总政通知下发10多天后,由于地方和部队运动进展不一,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刘把情况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并根据几位老帅的指示精神”,组织起草了总政给中央的《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由中央加上批语,6月15日以中共中央[66]302号文件转发至全国县、团级党委。请示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
目前,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军轰轰烈烈地展开。广大干部战士热烈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斗号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猛烈开火。部队的报刊、广播、黑板报、墙报以及课堂、饭堂等,都成了声讨反党黑帮的斗争阵地。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正在兴起。在这个期间,十七级以上干部,普遍学习了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八级以下干部及广大战士正在深入地学习《解放军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对已经揭发出来的混入军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在进行严肃批判。同时抽调了大批干部参加地方的社教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个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广大的干部、战士,受到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大家认识到,过去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对党内、军内的阶级斗争,正如毛主席所批评的,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那些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牛鬼蛇神,天天在放毒,搞“和平演变”,我们却麻痹大意。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睡在我们身边,我们却对他们警惕不够。广大指战员,决心永远站在保卫毛泽东思想的最前线,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且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现在运动正在深入发展。

部队开展这项运动,总的步骤是先搞正面教育,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对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物进行充分揭露,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彻底批判。这个步骤和某些地方单位的步骤不尽一致,因此在运动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有的地方要部队上街游行;有的要部队领导干部放手发动群众,引火烧身;有的要部队参加联合声讨、联合批判;有的给部队贴大字报,责问“为什么按兵不动,居心何在?”甚至有的单位为此在大字报上指责某某部队“是‘三家村’的合伙者”,等等。所以产生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上的某些同志和一些群众,不了解部队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情况,不了解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有的具体措施。

对于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曾经发过四次指示和作过一些口头规定,先后提出了如下十条措施:

第一,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常委,认真学习中央五月十六日的《通知》。然后,再由军以上负责干部首先在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以及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等系统的全体党员干部中,原原本本地宣讲《通知》。对十八级以下党员干部,由师、团干部亲自传达《通知》的大意。所有干部,都要联系实际,深入展开讨论。

第二,推迟原来布置的关于人民战争思想的教育,所有干部战士首先集中精力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干部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的五篇著作、《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有关社论、文章。战士主要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以及《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和文章。

第三,在连队和师以下的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要求团一级党委深入基层,抓活思想,本着少而精的精神,由营团干部进行深刻而通俗的讲解。机关、院校、连队在学习中,都可以组织座谈和出墙报、黑板报,刊载学习心得和展开讨论,清除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写的文章、小册子在部队的影响。要注意实效,不要光图形式,走过场。要使这一教育同狠抓突出政治的落实,同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在连队中,不搞重点批判。有特殊问题的调离连队处理。

第四,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对这些部门所属人员的摸底排队工作,必须在普遍学习和放手发动群众、揭露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然后由文化革命小组提出名单,报上级党委批准,再组织重点批判。这种批判一定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不搞则已,要搞就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搞深搞透。在斗争中要大力支持左派,积极提高和扩大左派队伍。

第五,凡是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的个别单位,经上级党委批准,可以运用贴大字报、开批判会等形式,以便充分发动群众。

第六,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对于地方夺权单位的左派,要采取多种方式,如派少数代表送支援信、大字报等,大力支持。对情况不明的单位,不要盲目支持,以免被右派利用。

第七,军区、军兵种的报刊应拿出足够的篇幅,报道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刊载干部战士的有关文章,启发和引导部队运用毛主席著作来回答和解决干部战士的活思想。

第八,要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各大单位组织精干的写作班子,撰写重点文章,培养和锻炼自己的理论队伍。同时,要积极参加当地报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斗争。

第九,各县人武部门要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发动广大民兵积极参加和保卫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民兵在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受到深刻的锻炼和教育。

第十,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各大军区、各军种也都要在党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公室。
上述措施,已报经军委批准。我们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我们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还负有保卫文化大革命运动,保卫国家安全,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必须严守岗位,保持戒备,统一指挥,防止混乱。因此,我们意见,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执行上述规定比较适宜。如果中央认为可行,请批转县以上党委,以便他们了解部队的做法,加强对当地驻军的领导。

总 政 治 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

以上总政《请示报告》所提10项措施,以第四、五、八项为重点。《请示报告》是与运动初期刘少奇、邓小平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思维相吻合的,可以说,《请示报告》是刘邓路线在军内的体现。

二、全军各有关单位闻风而动

“五一六通知”及总政5月25日《通知》、6月14日《请示报告》下达之后,全军各有关单位纷纷闻风而动。

总参谋部 6月7日,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会议由李天佑主持,王新亭传达了周恩来的报告及萧华、杨成武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总参党委委员、总参政治部主任叶运高汇报了总参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问题和下一步工作的安排。会议就如何进一步加强领导,把文化大革命切实抓好的问题,进行了讨论。6月19日,总参机关开始贯彻总政《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批示。8月23日,总参文化革命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王新亭主持,总参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各部局文化革命小组的负责人和指定的部局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了经总政批准的总参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名单。组长王新亭,常务副组长叶运高,副组长军委办公厅副主任路扬、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总参军务部长苏静、叶剑英办公室主任莫阳。会议决定成立总参文化革命办公室,办公室主任莫阳(兼),副主任总参政治部副主任高天辉、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张桂文。下设秘书组、情况简报组、调查研究组、联络组。【3】

总政治部 3至4月的京西宾馆会议期间,萧华在会议发言中点了总政副主任梁必业的名。萧华称,“梁必业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关系也是很不正常的。”“梁必业同志跟罗瑞卿同志跟得很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罗瑞卿同志一唱一和,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4】

2月至5月,总政治部“整顿机关”。梁必业后来称:

5月上旬,总政治部召开了副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会议在对我进行了又一轮批判之后,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给我横加上种种罪名,并宣布建议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6月2日,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将《关于总政治部整顿机关和梁必业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印发到全军师以上单位,口头传达到团一级党委。此外,还对我所谓“篡军反党的罪行”进行了“彻底清算”。6月17日,总政治部秘书处发出《关于今年清理销毁<</span>工作通讯>的通知》,要求将总政编印的《工作通讯》第191期以前的,凡是由罗瑞卿、梁必业签发的文件一律销毁,“文件中提到彭真、罗瑞卿、梁必业名字的,或有他们讲话内容的,一律涂掉或剪掉”。“文革”开始后,我完全“靠边站”,并陷于无休止的关押和批斗之中。【5】

总政5月25日《通知》规定设立的军队文化革命小组,亦称全军文革小组。据刘志坚1967年1月指,其第一任组长是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8月18日,总政发出关于加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决定该小组改由刘志坚任组长,袁子钦(总政副主任兼总政干部部长)任常务副组长,谢镗忠、李曼村(总政宣传部长)任副组长,胡友之(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痴(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王蜂(总政干部部副部长)、彭飞(总政政工研究处处长,1966年10月任总政副秘书长)为组员;全军文革小组由总政党委领导。【6】另刘志坚称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为总政青年部部长辛国治。【7】

海军 5月27日至6月16日,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党委委员26人,监委委员15人,列席会议的有军级党委负责干部4人。会议首先学习和讨论了文化大革命问题。学习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四篇著作,学习了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和总政治部《关于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并且对照研究了中央“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六月三日,海军党委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作了报告。会议一致认为,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并表示完全拥护。同时谴责和反对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会议还认为,中央通知中指出的绝大多数党委对开展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的情况,在海军也存在。对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点认识不足,表示要更加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克服个人主义,永远突出政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接班人标准,培养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8】

6月25日,海军司令部军校部作为海军直属机关重点先行单位之一,开始文化大革命。军校部副部长、党支部副书记李盈久主持支委会提出了《海司军校部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计划》,于6月29日上报海司党委。《计划》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揭露批判违背、抵制毛泽东办校思想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挖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坏根,把院校办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熔炉。运动按照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大鸣大放揭发问题、分析批判3个步骤进行,预计7月底完成或告一段落。海司党委7月5日批示:同意。时间暂定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最后需要加一个总结提高阶段。并决定军校部的文化革命由海司党委直接领导,具体工作由海司文化革命办公室负责。【9】

空军 5月24日,空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成。当天,空军党委发出通知称:为了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加强对空军文化大革命的领导,空军党委确定,以吴法宪、余立金、成钧、王辉球、黄玉昆、姚克祐、王静敏、夏梨【10】8人组成空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吴法宪为组长,余立金为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王静敏为办公室主任,夏梨、李洪林【11】为副主任。办公室设在空军政治部。26日,空军党委常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研究部署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与会人员首先听取了黄玉昆传达的总政5月24日电话会议精神,学习了“五一六通知”。会议决定:各师校以上党委必须抽出三四天时间学习“五一六通知”和中央批转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然后向干部进行传达。对17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宣传、文化、报刊、院校、科研等系统的全体党员干部,由军以上领导干部采取分片分点的办法原原本本地宣传中共中央的通知;对17级以下的党员干部由师、团负责干部口头传达通知的大意。【12】
沈阳军区 6月6日,军区召开团长、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学习“五一六通知”精神。为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军区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在军区党委的领导下,负责文化大革命的日常工作。

军区机关 根据总政6月14日《请示报告》精神,军区党委确定,宣传、文化、报社等部门作为这一阶段军区机关运动的重点。这些重点部门的运动,大体上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学习毛泽东有关指示和中央文件,批判“文艺黑线”。

第二阶段,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揭发内部的所谓问题,确定重点人后,经党委审查批准,进行大小会批判。7月11日,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根据机关党委的安排,首先贴出大字报,揭发文化部领导存在的问题。接着,各部门都贴出许多大字报,重点是揭发宣传部、文化部和报社的问题。到7月15日,文化部副部长丁洪、李树楷、陈果先后被大字报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同时,宣传部、《前进报》社和旅大警备区政治部文化部也都揭发出不少问题,并都形成了重点人。7月20日,军区党委常委批准丁洪、丁帆(歌剧团副团长)为重点批判对象。在此期间,宣传部、前进报社党支部,也都批判了重点人。

批判重点人之后,文化部、宣传部和报社等部门还检查了受黑线影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够的教训。

在这一阶段,军区后勤部揭发批判了卫生部部长宫乃泉的“罪行”。把他说过的“光有革命的人道主义之心,没有救死扶伤之术是不行的”论点和不准在医务图书室放政治书籍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把他翻译外文书籍《化学和生物武器》下发部队和批准订购外文图书、借阅外文医学科技书籍说成是崇洋媚外,把他说过“有的领导不懂装懂,粗暴干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话说成是右派言论。军区党委认为:宫乃泉资产阶级世界观长期未得到改造,有洋奴思想,崇拜外国,技术至上,反对突出政治,但还不能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第三阶段,进行组织整顿。

军区文体单位 文化大革命前,军区编有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杂技团和体育工作队、军乐队,旅大警备区编有一个文工团。这些文体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开展“四大”的重点单位。为加强对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军区政治部党委于5月24日,决定成立文化系统文化革命小组,在部党委领导下具体指导文化系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6月,军区党委提出,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受时间限制,一定要大破,把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破完、斗垮、搞臭。把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根子扎深。对运动的安排大体可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学文件批黑线,提高觉悟;第二步是大鸣、大放,揭发问题,批判斗争本单位黑线代表人物;第三步是整顿纯洁组织。

5月16日开始,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五篇著作和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清算文艺黑线对自身的影响。6月6日开始,转入个人对照检查,查黑线对自己的影响,挖思想根源。基本上搞了人人过关。7月中上旬,转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揭发内部问题。揭发的重点是团(队)的领导、导演和创作人员。几天当中,有7人被大字报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13】

7月21日,总政在《关于当前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提出:在连队中开展一次控诉“黑线罪行的教育运动”;军以上机关的宣传、文化、出版、新闻、科研等重点部门,以及“问题严重需要夺权的单位”,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对全军院校,要着重加强23所高等技术院校、医科大学和科研单位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14】

注 释
【1】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载《风雨征程》页242。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征求意见稿,2001年7月,页2-3。
【3】总参政治部编研室:《总参谋部政治部大事记(1950-1994)》,1995年,北京,页178-181。
【4】萧华:《坚决保卫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篡军反党的阴谋》,1966年3月25日。
【5】梁必业:《我在人民军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页356-357。梁必业被撤销总政副主任职务后,被降职分配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但未能到职。1966年12月,总政又以其“态度恶劣,死不认罪”为由,向中央作了《关于改变对梁必业同志的处分及任职的报告》,撤销任军事学院副院长命令,决定梁到总后所属青南马场任副场长。1967年2月起,由总政机关监护审查,同年12月列入中央专案审查。1969年10月送至安徽省军区直属的一个农场“监督劳动”达两年之久。1974年12月官复原职,先后任总政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6】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25
【7】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载《风雨征程》页259
【8】海军司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编年史》,北京:海军出版社,1995年12月版,页734。
【9】海军司令部军校部:《海军院校建设大事记(1949-1986)》,1992年8月,页209。
【10】1965年5月,原空军党委书记、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去世后,原空军政委吴法宪改任空军司令员,同年8月,中央批准为空军党委书记。原空军副政委兼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余立金任空军政委,同年7月,中央批准为空军党委副书记。成钧,时任空军党委副书记,空军副司令员。王辉球,时任空军党委常委,空军副政委。黄玉昆,时任空军政治部主任。姚克祐,时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静敏,时任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夏梨,时任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1】李洪林,时任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12】空军政治部编研室:《空军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2年,页247-248。
【13】沈阳军区军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史》第二卷,1994年8月,页11-12,14-15。
【1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3月版,页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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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5月 23, 2018 10: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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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节 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

一、军队派出干部参加工作组(队)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碰头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1】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商定后,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2】次日,刘少奇起草并发出署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致毛泽东的请示信称,“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日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五月三十一日即进报馆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毛泽东于当日夜在这封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3】

6月1日,经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6月4日改名为中共北京市委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6月3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革情况的汇报。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北京市的一些大、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这些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许多省、市也仿照北京的做法,相继向当地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了工作组。

按照中央的指示,军队奉命派出干部,作为工作组(队)成员,参加了上述及其他工作组(队)的活动。

人民日报社工作组 据工作组军队成员尚力科回忆,“6月1日前夕,党中央决意要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成员由军队抽调3人,《红旗》杂志社1人,上海《解放日报》社2人。名为‘中央工作组’,组长是陈伯达。军队的3人是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解放军报》社记者处处长朱悦鹏和通联处处长李久胜。因李久胜提出,他不熟悉版面,最好另派一个同志参加。当时我是《解放军报》军事宣传处副主编,于是,我就成了‘替补队员’。”【4】

工作组另一名军队成员朱悦鹏回忆称,5月31日,钱、朱、尚三人等到钓鱼台八号楼听取陈伯达、康生面示。“陈伯达讲了很多,先讲了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的重大意义。他说,今天下午3点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中央决定,今晚工作组进人民日报。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接着,他主要讲了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说这场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反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等等。快中午12点了,康生没讲什么,只是表示同意陈伯达讲的内容。谈话将要结束时,陈伯达说:明天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他并要钱抵千、尚力科和我起草。钱抵千说:‘社论的内容,是不是就按伯达刚才讲的内容来写。’陈伯达同意。”【5】

朱悦鹏接着回忆称,“5月31日下午3时半,中南海怀仁堂一个会议厅里,参加会议的首都主要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部主任以上干部陆续到齐(只有《解放军报》报社是社领导参加)。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康生(此时陈已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就坐了。邓小平同志……他严肃地宣布开会。他说,今天召集北京各个主要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的中层以上领导开会,宣布中央一个重要决定: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从今晚开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接着,邓小平同志解释为什么要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他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中央的报纸,这是个极不正常的情况。他要求首都各新闻单位都支持中央工作组把《人民日报》办好,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支援给《人民日报》。工作组要把报纸宣传管好。最后,邓小平同志正式宣布了中央工作组成员名单:组长陈伯达,成员有钱抵千、朱锐鹏、尚力科、杨丁,上海两位同志还未定下来。……下午5点多,会议结束后,陈伯达率工作组成员(另有穆欣同志),驱车赴《人民日报》。”【6】

关于钱、朱、尚三人起草《人民日报》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过程,尚力科称,“工作组进驻报社后,当务之急,就是撰写社论。第一篇社论,确定由钱抵千同志、朱锐鹏同志和我先起个草稿。于是半夜三更,我们前往钱抵千同志的住处,因为是单门独院,没有什么干扰。在我的印象中,钱抵千同志文思敏捷,可以出口成章。为了节省时间,他一面在屋里来回踱步,一面滔滔不绝地口述,由我和朱悦鹏同志记录整理成文,在陈伯达主持下修改定稿。……社论的题目也是他【7】亲自拟定的。这就是1966年6月1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轰动和震惊全国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8】

朱锐鹏的回忆则更为详尽:

陈伯达要钱抵千、尚力科和我,赶快回去吃晚饭,晚10点以前把社论稿子起草好,带到人民日报社修改。

我们3人如果各自回家去吃晚饭,再集中一块写社论,时间显然来不及了。钱抵千要我们到他家(东四演乐胡同,距王府井并不太远)吃点便饭,边吃边商量,丢下碗就可以动笔。

万事开头难,何况这是明天将要向全中国、全世界广播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钱抵千在中苏两党论战时,曾参加过起草“九评”的写作班子,所以他与陈伯达、康生接触较多。他对我们]两人说:陈伯达有个脾气,他说照他讲的写,你就得尽量做到一字不漏。陈伯达上午讲的,我们各人都做了记录。是3人分段写,再统一修饰,还是1个执笔,2人补充?钱抵千说这样太费时」间,提议由他按他的记录口述,我2人各记一段,然后统改一遍。这样,奋笔疾书到夜里10点,社论草稿虽2000多字,但颇费周折。有时一句话,一个字,要抠半天。起草过程中,钱抵千拿出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稿。他一定要把讲话中关于政权那一段话加进去。我说,写上这段话是否妥当?这不是陈伯达说的,他会同意?钱抵千似乎知道底细,他说,林总这个讲话,陈伯达和康生参加修改过,可以写上。于是,社论第4个自然段,关于政权问题的论述,几乎全是林彪的讲话。

《人民日报》总编辑办公室很大,外间是秘书办公,里间足有三四十平方米,还有一个长会议桌,可供10几个人开会。不知为什么,陈伯达不愿在这里办公,偏要挤到副总编辑胡绩伟那间办公室。当晚10点以后,我们3人拿着社论草稿到胡绩伟办公室,等待陈伯达。

陈伯达来了。跟他来的还有王力、关锋、穆欣。不一会儿,《解放军报》的唐平铸、胡痴也来了。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下子挤了10多个人。陈伯达坐在办公桌前,其他人按各自地位依次就坐——王力、关锋等人围在桌子旁边,其他人离桌子有远有近。陈伯达叫人把社论用大字排出小样,然后统改。排字车间工作效率很高,不大一会儿,小样送上来了。因为是按陈伯达的谈话写的,所以改动不大,念到第4个自然段时,钱抵千稍作解释,为什么要把林彪这段话用上去。陈伯达同意了。关于社论题目,抠了半天。我们原定的题目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本来想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因为早在4月18日,《解放军报》把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改为社论发表时,题目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大家一时想不出更确切、更有号召力的题目了。这时,陈伯达用铅笔在另一张纸上画了半天,拟好几个题目,最后圈定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定稿后,陈伯达规定:标题要通栏,字要用楷体。当晚,我们将第二天要见报的小样,一一审查,确定6个版的版面。一版社论,这是旗帜,鲜明的旗帜,向中国、向世界宣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正式打响了。【9】

6月16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被宣布停职反省。6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代理《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

北京大学工作组 6月1日晚,华北局、北京新市委负责人率领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32人进校。6月7日,从中央国家机关、海军航空兵、各省、市紧急抽调来的大批工作队员进校。6月8日,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办公室通知,经请示李雪峰,同意彭林【10】等三人参加工作组领导小组,此前,该领导小组成员中并无军队领导干部。6月10日,工作组统计:迄今,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工作组共有208名队员,其中地方干部122人,军队干部86人。按此计算,军队干部占41%。7月6日,北京市委通知,北京军区政治部郑希文【11】参加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7月17日,工作组办公室发出通知称,“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领导小组由下列同志组成”:

组长:张承先(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组长:彭林(海军航空兵部政委),杨以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武振声(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秘书长),郑希文(北京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张德华(团中央候补书记)。组员:曹轶欧(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芳林(中央监委研究室主任),杨文谟(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戈华(北大原党委第一副书记),崔雄崑(北大原党委常委、教务长),蔡润田(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12】

以上军队领导干部4人,占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的三分之一。

文化部工作队 军队参加文化部文化革命工作队的人数,据1967年1月周恩来透露,共有1500人。这一部分人,实际上是准备留在文化部工作。周恩来称,“这一决定,是中央决定的,报告了主席,派干部加强文化部。至于到文化部干什么,那是中宣部、文化部的事。得到中央指示,总政很热心,从沈阳、南京军区,各军种、兵种、各总部调来了一批干部。调来时已经是六月份了。陶铸兼宣传部长,陶铸、萧望东直接负责这件事。目的是达到加强、改造文化部的直属机构、直属单位,目的很清楚。但调来以后,碰到文化大革命展开了。这个问题,和工作组有联系,但目的、任务不同。”【13】周恩来还称,“另一批是搞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部分人是调来参加工作组的”。这一部分人,以总参谋部为例,“6月16日 总参谋部机关派往国务院文化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工作队全部进点工作。遵照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总参机关抽调了126名干部负责文化部所属艺术系统14个单位的文化革命运动。加上沈阳军区的100人和炮兵的57人,共计283人,组成第三大队,编成10个工作队。由总参气象局副局长贺格非任大队长,二部武官李钟玄任政委,军务部处长叶萍和沈阳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申曙任副大队长,炮兵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刘书才任副政委。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工作队进点之前进行了10天集训,集训工作统一由总参政治部负责。副总参谋长王新亭接见了总参和炮兵工作队的全体同志,代表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各位副总参谋长表示欢送,并根据大家在集训期间提出了问题作了指示。”【14】

二、总政《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

7月23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6]378号中共中央文件批示同意军委转来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请总政“即按此执行”。总政6月29日的请示全文如下:

叶副主席并军委: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不少地方单位要求军队抽调干部支援地方文化、教育战线。目前,除已抽调二千六百多名干部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北京地区一千九百多名、华东地区七百名)外,又有中央文化部向南京军区要一百名团以上干部,华东局向南京军区要五百名团以上干部,转业到地方文教部门工作。华东地区还要求派工作队员八百名,并提出从工作队员中留一些干部转业地方工作。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其他地区也会要求军队抽 调干部支援。我们考虑,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和处理军队干部转业地方工作,既要照顾到地方建设,特别是当前文化革命的需要,又要注意军队工作特别是战备的要求;既要经常使军队干部有进有出,又要注意保持军队干部相对稳定。今年全军准备处理转业干部五万余名,这个计划已送内务部人事局统一分配,文教战线所需要的干部可以在这个计划之内统一调整解决,否则,势必增加转业数字,削弱部队工作。为了更好地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积极地投入文化大革命,对于抽调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工作队任务完成后,回原部工作。这样可以适当多抽一些干部参加,既能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又可以使军队干部得到锻炼。

二、从今年拟转业的干部中,选调一部分到文教战线工作。据各单位初步摸底,今年拟转业的干部中,政治上较好,适合到文化部门工作的,有团职以上干部二千二百余名,营职干部二千九百余名,连、排干部四千余名,这些干部的转业,拟请中央组织部和内务部根据各地需要,统一分配。

三、对于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所急需的个别领导骨干,遵照中央指示,可以个别抽调,但也须由总政统一掌握。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总 政 治 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革,刘志坚后来回忆称,“那时总政治部正掌握着3000多名准备去农村搞四清的干部,各大单位都已经报上了名单,但还没有分派下去。军委叶副主席问我:地方上要人去当工作组,我们有没有人派?我说:人是有,问题是派不派?当时许多单位在中央常委召开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上提出要求派工作组,中央常委照例也同意派出并提出要军队派,军委领导此时也同意派,因此,以后凡是地方院校要军队派工作组的,经过有关领导批准同意,就都派出去了。这样,派工作组的问题就把许多军队同志也牵连进去了。”“对国务院文化部系统各单位也派了许多军队同志组成的工作组。这是当时上任不久的文化部副部长肖望东(原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提出要求派的。总政先派出了300人,这是经叶副主席批送林彪同意了的。后来文化部因文艺单位多,嫌派的人少,肖望东又直接同南京军区商量,要来了500人。一共派出800人的工作组到达文化部所属单位。”【15】

7月24日、25日,回到北京已有一周的毛泽东同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对工作组问题【16】提出严厉批评,称: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7月28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派驻《人民日报》及文化部的工作组(队),并非毛泽东批评的对象,仍旧保留。

注 释
【1】张承先,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2】《周恩来年谱》下卷,页3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页639。刘、周、邓致毛的信并未提及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事。
【4】尚力科:《在那狂热的岁月里——文革初期在<</span>人民日报>社值夜班的亲身经历》,载《我亲历过什么》,北京:长征出版社,2002年5月版,页279。
【5】朱悦鹏:《漫漫人生路——朱锐鹏自述》,北京:北京金岛宇文化发展中心,2013年3月版。页55。
【6】同上书,页55-56。
【7】指陈伯达。
【8】尚力科:《在那狂热的岁月里——文革初期在<</span>人民日报>社值夜班的亲身经历》。钱抵千文革结束后的仕途,并未因起草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受到影响。1980年代他历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解放军报社代社长、国防大学副校长,1988年9月甚至被授予中将军衔。翌年2月,因突发脑栓塞去世。
【9】朱悦鹏:《漫漫人生路——朱悦鹏自述》,页56-58.。
【10】彭林,时任海军航空兵部政委。
【11】郑希文,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
【12】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下册,征求意见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643-649。
【13】周恩来在接见解放军参加文化部文化革命工作队造反联络站代表和部分四清工作队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1月11日。
【14】总参政治部编研室:《总参谋部政治部大事记(1950-1994)》,页179。
【15】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载《风雨征程》页246。
【16】毛泽东所指的,是派至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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