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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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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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1965年军事工作大事补遗

以下内容,为对 “风暴前夕” 1965年军事工作的要点补充。

【刘亚楼病逝】

5月7日,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空军党委书记、司令员刘亚楼病逝。林彪任刘亚楼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刘亚楼病重时,周恩来、林彪等曾前往探望。5月8日,刘亚楼的骨灰在空军政委吴法宪等护送下从上海专机运来北京,林彪、彭真、贺龙、聂荣臻等前往机场迎接。5月11日,首都各界两千五百多人举行公祭大会,追悼刘亚楼。公祭大会由林彪主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陪祭,罗瑞卿致悼词。

刘亚楼病逝后,吴法宪代理空军党委书记,改任空军司令员,余立金任空军政委。

对刘亚楼评价内外有别。萧华1966年3月称:“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同志的工具”。

【中央决定部院合并】

1964年11月20日,罗瑞卿办公室电话通知称:“总长关于成立导弹工业部和科研、生产部门合并问题的报告,已经中央批准。”“从军委关于国防工业的建设问题,写给主席和中央的报告,已经快两年了,看来科研、生产部门以合在一起为有利,不仅对生产有利,也对科研有利,不仅对当前有利,也对长远有利,这是真正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多快好省的办法。这已有大量事实可以说明,绝大多数同志的看法已经一致或基本一致。因此条件已经成熟,是应该定下来的时候了。”“以上已经中央批准(主席、刘、周、朱、邓、彭已核阅同意)。总长指示,马上正式口头通知国防科委、各研究院。”1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为基础,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12月21日,国防工办就关于第六、七、十研究院与生产部门合并问题向周恩来、罗瑞卿报告。26日,罗批示:“拟同意。请总理批准。”周批示:“即送邓小平、彭真核阅。退国防工办。按报告各项分别通知有关部门照办。”

196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与生产部门合并的决定》。决定称:为了适应国防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科研、设计、生产应该紧密结合,实行统一领导,统筹规划,以便更好地集中力量,更快地掌握尖端技术,加强常规生产。为此,中央决定:国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分别与第三、第六、第四机械工业部合并,各研究院改属各部领导。中央认为,这样做对生产有利,也对科研有利,对仿制有利,也对自行设计有利;对当前有利,也对长远有利。

至此,原国防科委所属国防部第五、六、七、十研究院全部退出军队序列,现役军人集中就地转业。

部院合并,厂所合并,利弊历来争论不休。文革中,成为主事者罗瑞卿罪状之一。

【《毛主席语录》再版】

8月1日,总政再版1964年5月版《毛主席语录》。以总政名义撰写的“前言”起首一段,基本重复了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提法(个别字句作了细微调整)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斗争经验,我们党的理论,最概括地集中到了毛泽东思想。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

【“八六”海战及崇武以东海战】

8月6日,海军南海舰队鱼雷快艇第十一大队快艇11艘,护卫艇第四十一大队护卫艇4艘及炮舰1艘,在东山岛东南海域与台湾海军两艘猎潜舰展开激战。护卫艇在己方舰艇向台方海军小型猎潜舰“章江”号发射鱼雷9枚而未命中的情况下,于2时51分至3时33分,开炮击沉“章江”号。5时10分至20分,鱼雷快艇向台方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发射鱼雷10枚,“剑门”号被命中3枚沉没。此役为中共建国后最大一次海上作战胜利,以轻伤护卫艇、鱼雷艇各2艘,亡4人,伤28人代价,击沉台海军大、小型猎潜舰各1艘,毙台巡防第2舰队少将司令胡嘉恒以下170余人,俘“剑门”号舰长王韫山以下33人。
11月13日,海军东海舰队福建基地护卫艇第二十九、三十一大队护卫艇6艘和鱼雷快艇第六支队第三十一大队鱼雷艇6艘,于13日23时33分至14日1时06分,在崇武以东海区击沉台海军护航炮舰“永昌”号,击伤大型猎潜舰“永泰”号。

经此两役,台海局势趋于平静。

【毛要求全军排长以上一律分期参加地方社教】

8月17日,毛泽东阅罗瑞卿8月13日报送的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关于组织应届毕业学员和干部一千多人到黑龙江阿城县参加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批示:“少奇同志阅后,退还罗瑞卿同志。请军委讨论一下:(一)此件可否发到全军参考;(二)全军从排长以上,除年老、重病者外(像郭化若那样的病人,也去浙江搞了一期社教,大有好处,他给了我一个报告,总结了十条经验,现送给你们一阅。我看也可以转发一下,以供老同志们参考。这位同志的思想,几十年来,同我总是有些格格不人。现在我看他是通了),一律分期,在两年内(可分四期,每期半年,全军搞完),都到地方参加社教工作。以上是否可行,请你们研究决定。请用电话告林彪同志。”

【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等挂职下放疏散外地】

9月,在战备的大背景下,中央认为,曾犯有反党性质严重政治错误的彭德怀(1959年前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国防部长)、黄克诚(1959年前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谭政(1960年前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主任)和习仲勋(1962年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不宜留在北京,遂将他们挂职下放,疏散外地。

9月2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谈话,彭随即到成都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随后,黄克诚到太原任山西省副省长,谭政到福州任福建省副省长,习仲勋到洛阳任一机部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

【林彪提出五项原则】

11月16日,林彪电话报告乘专列于11月11日晚离京到南方地区的毛泽东,“我根据海、空军最近的情况,提出了五条原则,拟作为明年全军工作的方针,用以统率各种业务和任务。”随电话报告记录附送了《人民日报》昨日发表的载有五项原则的嘉奖令电讯。嘉奖令称,在今后工作中应该特别强调的是:1、更加加紧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联系实际,在“用”字上很下功夫;2、更加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特别是要大抓狠抓活思想;3、领导要深入基层,进行面对面的领导;4、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5、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11月20日,已抵达杭州的毛泽东在上述电话报告记录上批示:“此件已阅,同意五项原则。”11月25日,军委作出决定:“林彪同志提出的五项原则,已经毛主席批示同意。军委决定把这五项原则作为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的方针,望全军遵照执行。”

【林彪听取张爱萍汇报并作指示】

11月23日,林彪在苏州听取在江苏邗江县方巷大队蹲点搞社教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的汇报并作指示。

张爱萍汇报时称:“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人民群众,为建立农村政治工作奠定基础。即是用毛泽东思想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所以我们在方巷大队搞四清运动,一开始就大讲毛泽东思想,大学毛主席著作,大抓当前“和平演变”的活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直接交给人民群众,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这样既保证了四清运动的胜利完成,同时也对农村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进行了基础建设。

林彪指示称:“毛主席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是最高的,影响是最大的,是推动四清运动的最好武器。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实际上是四清运动的政治工作。这样不仅有了四清的办法,还有了道理有了方向。”

当汇报扬州地委、邗江县社教工作团正推广方巷大队社教工作队的作法,省委也在吴县望亭社教工作分团推广时,林彪称:“应该推广,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就是要解决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思想好,认识好,各种业务,各项工作都会好的。”

当汇报方巷工作队,仅是用军队的学习方法在地方上开始实践和应用,还未来得及总结,尚不知能否行得通时,林彪指示:“地方上的工作是做没有穿军衣的军人的工作。主要是提高觉悟,提高思想。应该用毛泽东思想用毛主席著作,去提高群众的觉悟。提高群众的思想。地方工作总要有一个武器么!现成的武器不用,是最笨的了!用毛泽东思想是最能发动群众的办法,四清运动,就是要把群众的觉悟大大的提高。”

当汇报方巷大队全体社员特别是贫下中农如饥似渴地学习和运用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和精神面貌迅速变化时,林彪称:“中国要兴旺,就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群众。毛主席的思想武装了群众,中国就兴旺起来了。现代修正主义不用革命思想去武装群众,结果就倒退了。”

张爱萍汇报称:“我们清经济阶段,首先抓思想建设,搞清思想再抓清经济工作,并把思想工作贯串到运动的全过程。在一切工作中(包括生产、经济)都突出政治,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运动扎根于政治。方法主要是遵照林彪同志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指示精神,根据农村情况,强调‘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狠抓‘做什么,学什么,用什么’,反复用,反复学,落脚在用。”

林彪称:“四清运动中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思想工作,用毛主席的著作去提高群众的思想。”

【毛林对机要工作指示】

12月14日,毛泽东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质忠谈话时称:“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12月31日,林彪在听取了总参和机要局关于毛泽东对机要工作指示的报告后指示:在机要部门“假如有修正主义分子,我们的机密就没有保证,打起仗来就会出危险”。同时,对如何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提出三项重要措施:“机要部门在政治上要加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组织上要加强纯洁考察,要抽出一定时间深入工农兵里边去体验生活,锻炼革命精神”。

机要保密系统是毛防止反革命政变部署的重点之一。

【赖传珠病逝】

12月21日,沈阳军区第二政委赖传珠在沈阳病逝。24日,林彪任赖传珠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致电赖传珠家属表示沉痛的哀悼。唁电称,“赖传珠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他的战斗一生和高贵的革命品质,是全军同志的学习榜样。”

赖传珠病逝后,曾绍山于1966年3月任沈阳军区第二政委。

【年度组织编制变动概况】

2月27日,总参批复同意授予新建4个高炮师番号,分别称空军高射炮兵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师。3月29日,总参批复同意新建1个歼击机师,称空军第三十五师;将空军独立第四团扩编为1个师,称空军第三十六师。3月29日,总参批复同意空军组建1个地空导弹师和1个训练基地,分别称高射炮兵独立第五师、空军第三训练基地。4月15日,总参批复同意将藏字419部队恢复为陆军第五十二师。4月27日,总参批复同意在兴宁组建1个相当于军的指挥机构,称空军兴宁指挥所,归广州军区空军建制领导。6月12日,总参批复,为统一部队番号,决定将广州军区边防师改称陆军第二二○师(12月16日,广州军区命令该师归广西军区建制领导)。7月10日,总参决定北京、济南军区在今夏补兵后各组建1个野战高炮师。该2个师番号称炮兵第六十八、六十九师。8月18日,总参批复同意沈阳军区在旅大地区组建1个精干的守备师部,称守备第一师。8月20日,总参批复同意于10月前在成都组建1个军一级指挥所,称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受空军和成都军区双重领导。9月14日,总参批复同意恢复潜艇第三十二支队,归南海舰队榆林基地建制领导(1965年9月在旅顺组建,后于1966年3月南下舟山大榭岛,1970年4月方正式归建南海舰队)。10月29日,军委决定,新建1个歼击机师,称空军第三十七师(后于1966年8月组建完毕);组建2个地空导弹师,称空军高射炮兵独立第六、七师(后分别于1966年3月、8月组建完毕);组建1个高炮师,称空军高射炮兵第十五师(后于1966年4月组建完毕)。11月12日,总参命令,决定组建3个野战高射炮兵师,分别称炮兵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师(后均在1966年1-2月组建完毕)。

综上所述,本年度总参同意新增2个空军军一级指挥所,5个空军高炮师,3个航空兵师,3个地空导弹师,1个空军训练基地,5个陆军野战高炮师,1个守备师。同意恢复1个陆军师,1个海军舰艇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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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对“突出政治”的高调宣扬

1965年12月27日至1966年1月18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工作负责人和部分师的政治委员共186人参加。由总政唱主角的类似会议,对上一次已是在整整两年前。这次会议,原定在1965年12月中旬召开,由于要让位予重要得多的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故而推迟举行。

根据会议结束后第二天、1966年1月19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讯称,“总政治部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同志关于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指示,全面地总结了两年来的政治工作的经验,安排了一九六六年的政治工作。会议号召:全军指战员要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而斗争!为加强战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解放军报》未有说的是,会议还秉承上海锦江饭店会议的精神,对罗瑞卿进行了批判。

《解放军报》关于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消息还称,“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同志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分别向会议作了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叶剑英同志在会上讲了话。”“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主持了这次会议,作了关于贯彻执行突出政治五项原则问题的报告。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会上讲了话。会议讨论了《解放军报》一九六六年元旦社论,还讨论了总政治部提出的关于继续突出政治和开展四好连队运动的两个文件。”【1】

中央常委关于“突出政治”的口径与军队是保持一致的,这可体现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报告中。据官方称,1月17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一)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二)国内形势问题。(三)军队问题。”“在谈到军队问题时指出:一旦天下有事,将来仗打得好不好,要靠军队,要靠军队与人民结合。帝国主义怕我们,当然怕我们的全民皆兵,同样的是怕我们这个人民武装的骨干。全国学习解放军,军队工作就必须搞好。我们军队打的是政治仗,政治第一。战争是政治,战略指导思想本身就是个政治,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是什么?是政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政治,是战略原则。基本上来说,我们是打政治仗。我们全民皆兵本身就是政治。解放军的战斗力是建筑在政治思想上面的。”【2】

1月11日,萧华在会议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主报告。报告开头即称: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中央上海会议精神,根据毛主席对五十五师报告的批示和林彪同志的指示,研究如何坚决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会议全面地检查和总结了两年来的政治工作,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批判了反对突出政治的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澄清了模糊认识,提高了对突出政治的自觉性,并且按照五项原则安排了今年的政治工作。这是又一次“复古”的会议。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复”了古田会议的“古”,这一次会议又“复”了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古”,“复”了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的“古”。

会议期间,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负责同志接见了到会的全体人员,林彪同志还从外地打电话来向到会的同志祝贺新年,都给了大家以极大的鼓舞。【3】

萧华在报告第一部分中称:

林彪同志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典范。一九六○年,林彪同志亲自主持作出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就是“复古”,“复”古田会议之“古”,批判了谭政同志的错误,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第一。这几年来,由于扭转了政治工作的方向,肃清了彭德怀、谭政错误的影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狠抓政治工作,军队工作就出现了新的飞跃。

当然,就是在这两年中也不是没有斗争的。一九六四年搞什么全军大比武,以比武为中心,以军事为第一,大大冲击了政治,削弱了政治工作,违反了毛主席的建军原则,助长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这是个方向性的错误,是个转向。由于这个错误,削弱了基层建设,四好连队大幅度下降,影响了部队的团结,使得军政关系、上下关系、“尖子”和非“尖子”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拼凑“尖子”,弄虚作假,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败坏了部队的优良作风,助长了歪风邪气。为了比武,有些单位提拔干部只要求“个头、长相、虎劲、口才、技术”,不注意政治标准,直接违反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的指示。比武之风还扩展到民兵之中,影响了民兵政治工作的加强,妨碍了民兵工作的三落实,影响了生产,增加了群众的负担。这种方向性的错误,严重地削弱了战备工作,损害了部队的战斗力。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的指示以后,有的人又刮起了一股反对突出政治的阴风,拣起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些破烂,胡说什么:“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同等重要”,“军事政治要轮流突出”。在林彪同志刚刚提出突出政治的时候,他们就唱反调,仍然强调突出军事,提出反对所谓“空头政治家”。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打了几十年的仗,难道他还不知道军事训练的重要?他们这是公开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的人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这样,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和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指示的贯彻又受到了阻碍。这种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用折中主义迷惑和欺骗群众,口里说的是拥护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实际上是搞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口里说的是拥护林彪同志的指示,实际上是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一九六四年军事冲击政治这个方向性的错误,不能怪下面,只能怪上面,主要责任在当时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日常工作的负责同志。幸亏林彪同志发现得早,抓得紧,才使工作未受很大损失。【4】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结束后,《解放军报》从2月3日起到4月5日止,连续发表了分别题为《永远突出政治》、《提倡一个“公”字—再论突出政治》、《最重要最根本的战备—三论突出政治》、《政治统帅军事、政治统帅一切—四论突出政治》、《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五论突出政治》、《提倡唯物论,抓好活思想——六论突出政治》、《关键在于党委的领导—七论突出政治》共七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3月2日社论《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五论突出政治》称:“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突出政治,就是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推动一切,改造一切。一句话,就是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读毛主席的书,不是一般地读书。一般地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5】在这以后,从4月6日到22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三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

2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三个文件。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批示称:“中央完全同意萧华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同意会议通过的《继续大力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和《继续大力突出政治,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建设》两个文件。望全军在过去几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充分做好战备工作,再接再厉,把军队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6】实际上,“突出政治”不仅成为了此一时期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而且迅速地推向地方,成为1966年5月之前全国的主旋律。

4月11日,林彪看了云南边防驻军连续发生外逃事件的情况反映和西藏军区部队两起外逃事件的报告后给萧华打电话,指示如下:

看了总政三月十九日关于云南边防军连续发生外逃事件的情况反映、三月二十三日关于西藏军区两起外逃事件的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一些不良现象的材料,感觉到号召全军突出政治已经一年多了,可是,看来离落实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不要以为,提出了号召就能完全改变情况。下面执行指示的情形,有些部队还是很差很差的(估计有些非边防部队政治工作落实的情况,可能比边防部队还要更差)。因此,总政治部、各级党委、各级政治机关和各级军政干部,要狠抓政治工作的落实,狠抓基层情况的了解和指导,绝对不要粗心大意,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以为万事大吉,而要认真检查帮助,切实抓紧落实。要大力加强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大抓活思想。既要推广先进单位、先进人物的好思想、好经验,发扬各种好的方面,又要十分重视对薄弱环节、薄弱单位和后进分子的帮助,尽可能地克服和减少各种坏的方面。必须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深入、更踏实,坚决反对那种忽视国内外尖锐的阶级斗争对我军影响的思想,坚决同官僚主义作风和满不在乎的态度作斗争。

我这里讲的,不只是一个防止外逃事故的问题,而是整个政治工作落实的问题。我的这个意见和你们关于昆明军区、西藏军区外逃事件的报告,望能一并发到全军团一级,引起大家的重视,去掉大家的麻痹思想,使大家都高度重视政治工作的落实。

这样作是否恰当,请你们酌量,并请征求军委常委同志的意见。【7】

6月19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经修改的林彪3月11日就工业交通系统突出政治、学习毛泽东著作问题给薄一波的一封信【8】,全文如下:

工交系统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这种做法很好,对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很大益处的。这样做,会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你们把大学毛主席著作做为工交系统全部工作方针的第一项,很好。

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种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思想,反映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劳动人民自发地产生的,而是毛主席在伟大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综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因此,必须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近几年来,工交系统开始这样做了,这次工交系统的会议,又总结了经验,提出了新的做法,定会进一步取得成效。

林 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此举十分炫目地公开表明:林彪的地位与思想,得到了中共中央进一步的肯定。

注 释
【1】《解放军报》,1966年1月19日。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版,页1891-1892。
【3】 总政治部编印:《工作通讯》第190期,1966年2月24日。
【4】总政治部编印:《工作通讯》第190期,1966年2月24日。
【5】《解放军报》,1966年3月2日。
【6】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109号,1966年2月13日。
【7】 总政治部编印:《工作通讯》第195期,1966年4月20日。
【8】林彪的原信刊载于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办、6月25日出版的《工业交通战线》1966年第10、11期合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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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江青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文革中被称为“是我国文化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会后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定稿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当时亦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1】

带队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2】,文革后于1989年发表了回忆录《<</span>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3】。该回忆录尽管有不少套话,但并不妨碍它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相当一部分历史真相。

一、江青请“尊神”

刘志坚称:“1966年1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我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江青后来在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如是说:“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4】江青的话,也就道破了真相——是她请的 “尊神”,而不是“尊神”去请她。

刘志坚把这个情况向萧华作了汇报。二人研究,决定座谈会由刘带队,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5】

刘志坚称: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我说,江青确定会议在上海开,你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2月1日)叶群又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了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

林彪所说,大体上都是些应景的话,且仅限于部队文艺工作,公平地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并无过分之处。

刘志坚接着回忆道:“2月2日上午,我们一行6人(包括秘书刘景涛、编辑黎明)乘飞机去上海,为行动方便,6人都着便服,到上海后住延安饭店。”当天下午,江青叫刘等四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6】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他们带窃听器没有。接着,她就谈了一通文艺方面的问题。江青讲话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请参加座谈会人员一起吃晚饭。晚上同江青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刘志坚这里无意中“揭发”了陈丕显——座谈会不仅张春桥参与了,陈丕显也知情。

刘志坚又说,座谈会从2月2日下午开始,到20日结束。座谈会分两段:2日下午至10日为一段;16日至20日为一段。11天里,主要活动是四项:1.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2.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个别交谈时“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说一说,并让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3.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4.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在‘座谈会’期间,杨成武路过上海,去看了江青,同时也看过我们,说:江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要很好重视。”

二、“纪要”首稿及修改稿的产生过程

在回忆录中,刘志坚以“‘纪要’的炮制”为题,叙述了“纪要”首稿的产生过程:“ 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我当时想,看了10多天电影,江青谈了这么些没有条理的、零零碎碎的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我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陈亚丁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以上叙述,至少使我们明白了如下几个问题:

1. 按刘志坚的说法,江青在谈话一开始就宣布“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江青强调谈话不准记录,不仅避忌自己的谈话外传,且更没有将谈话整理成文的设想。
2. 林办对江青的谈话如何处理,并没有作过任何具体指示,更没有要求记录江青的谈话,将其整理成文。
3. 《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刘志坚本人觉得江青谈话重要,要向总政党委汇报,主动追记、主动整理而成。说难听点,是刘志坚自作多情。“纪要”的出笼,刘志坚等四人难辞其咎。
刘志坚称:“2月21日,我把‘汇报提纲’送一份给江青。22日下午,我们一行6人乘飞机到济南后,我给住在南山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汇报提纲’,并简要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23日)上午,我们一行由济南回北京。”
“纪要”首稿(即“汇报提纲”)报到林彪处即获通过,可见林彪根本未予重视。事情坏就坏在刘志坚等人此番再次自作多情,主动将“汇报提纲”送了一份给江青,不料平地又起波澜。

据刘志坚回忆:

我们乘飞机刚到北京,在机场上即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我派人去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我立即将上海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意见向萧华作了汇报,商定陈亚丁带原稿去上海参加修改。并向陈亚丁交待: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
……

这次修改,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第二、三部分的“双八条”,增加为“双九条”。全文由3000字增到5500字左右。内容上的修改、增删,重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

3、为“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理论上的论证。“汇报提纲”第二部分第一条是按江青的说法,写了“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未作论证。这次修改,加上了这一反动论点的理论根据,引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一些论述。把这一段增改为:主席的这篇讲话从发表到现在已经24年了,“而文艺界在建国后的15年来,都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30年代文艺思想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而这些论点都是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还加了一句“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

陈亚丁带着修改后的稿子回北京后,便把修改情况向我和谢镗忠作了汇报。3月1日,我批:“打印,除文化部自己所需外,送总政党委、宣传部、报社各一份,送我五份,拟批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萧主任、杨代总长等”。陈亚丁按批示,将修改稿打印了100份。

三、毛泽东亲自操刀三次修改

刘志坚接下来的回忆十分重要。回忆证实了江青所说,毛泽东对“纪要”“很重视”。对“纪要”的主要观点,毛不仅未有反对意见,而且亲自操刀,对“纪要”作了多处修改:

本来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我们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毛泽东第一次审阅时,修改共11处,其中重要的有:

1.标题上加“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2.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以上回忆文字关键之处,是刘志坚作为当事人指出,“纪要”标题上的“林彪同志委托”和正文中“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均为毛泽东所加。官方编纂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证实:“纪要”原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7】

毛泽东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表面上是突出了林的地位,是对林的倚重,其实是不由分说、不容置辩地将林彪拉上了他的文化革命战车。

毛泽东对“纪要”最重要修改处是: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由此可以得知,贯穿整个“纪要”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等等,均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充实和修改,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据刘志坚称: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主席审阅”。3月14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四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批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说的比前次的充分一些,缺点是长了一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又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日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作了修改”。根据陈亚丁当时的传达,毛泽东第二次修改,重点是第二部分,在十几个地方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的修改,……
……

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于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批示,是写给江青的。毛“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纪要”这一做法,事前并无征求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是“委托人”林彪的意见。事实上“纪要”此一原仅用于军内传达的文件,毛已准备将其推广至全国。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去上海讨论纪要定稿问题。3月19日上午,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我们(还有陈亚丁、张春桥),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来了。”并交待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她要亲自给林彪写一封信。当时,修改稿由张春桥拿去印成大字铅印稿。陈亚丁则为江青起草了给林彪的信。经江青修改后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到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到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 青
1966年3月19日

刘志坚称:“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我找去,要我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我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了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
陈亚丁起草、经林彪审定的信全文如下: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 彪
1966年3月22日

注意林彪信中第一句“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绝口不提这个座谈会是他“委托”的。连刘志坚都说,林彪这些话是颇费苦心的。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算最后定稿了。毛泽东对江青主持搞出来的“纪要”文本,三次作多处修改,倾注了大量心血。反之,林彪这位“委托人”,对此“纪要”却一字未改,不着点墨。显然,“纪要”的思想、精神是毛的而不是林的。

四、中央对“纪要”的批发

刘志坚随后谈及了“纪要”由中共中央批发的详细过程:

3月30日,我看军委常委们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都划了圈,就找陈亚丁修改以军委名义向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请示(即《军委的请示》)全文如下: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 委
1966年3月30日

当日,即将“请示”、“纪要”和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上报中央。因当时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外地视察工作,不在北京,报中央的一份就送给了常务书记彭真。彭真看后,说一份不够,要20份。我又让人送去19份。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立即送彭真。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彭真收到批语后,立即于4月1日以传文(66) 8748号批发“纪要”,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毛泽东于当日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4月2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4月3日下午,我去看望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向他谈了上海文艺座谈会的情况。回家后,我着重看了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后,感到我们替中央写的批语太一般化,当晚,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京西宾馆,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第二天送给彭真,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第二个批语就没有用。

刘志坚在此再一次表现了他的积极性——“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可能只是托辞,其实就是不买刘的账。到了4月中旬,刘志坚到上海修改“五一六通知”草稿及附件时,就曾“揭发”彭真称:新批语于4月4日送给彭真,“被他压下没有采用”。【8】4月10日,中央用传文的批语,以中发(66)211号文件,将“纪要”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

这是中共建国以后第一个将江青的名字列入大字标题并为内文主角的中共中央文件。可以想见,毛泽东是如何煞费苦心,将他那本不为全党所知、默默无闻的老婆,推上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这亦为次月江青成为新设立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排名第一的副组长,作好了铺垫。

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所谓错误。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我们替中央起草的那个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所谓“中央领导同志”是那一位?刘志坚“为尊者讳”,说了一半,又不愿意说明白。有研究者称,这位“中央领导同志”,指的就是周恩来。【9】 “纪要”批语的重写,这位“中央领导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刘志坚对彭真“压制”的揭发,同样也起了重要作用。

5月2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211号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5月10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5月10日前发出。”随后,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新批语就是由陈亚丁起草,江青、张春桥修改后送中央的那一份,经中央审定后,还是以中发(66)22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
……

中央两次批转“纪要”都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上。在第一次批发后,中央办公厅还于4月15日发出通知,说:“中发(66)221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4月初,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提议把“纪要”改写成社论发表,我请示萧华,他批准了这个建议。于4月18日以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在解放军报发表。全文9800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刘志坚说轻了,社论的发表,何止“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4月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4月29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亦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这么大的动作,当然就不是军队几个人能决定的了。

五、全军创作会议

“纪要”在“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措施”项下提出:“四月份召开创作会议。仿照江青同志组织这次座谈会的方法,把这次会议开好。要把这次会议当做一次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骨干训练班,一次使部队文艺工作者投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总动员。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军的创作队伍,逐步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

根据上述要求,4月8日到6月11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全军各军兵种、大军区的文化工作负责人和创作人员共249人参加。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会议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仿照江青在上海座谈会的办法,“看电影,破黑线”,共看了建国前、建国后及苏联的影片上百部,对65部存在各种“问题”的影片进行了批判【10】。第二阶段为破“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立“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阶段是破“八条”(即1962年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若干问题的意见》),立“纪要”。【11】

6月6日、7日两天,全体大会对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兰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赵戈、武汉军区话剧团创作员所云平、八一电影制片厂艺术片室主任冯毅夫、昆明军区话剧团导演李廷魁、总政文化部作家白刃六人进行“重点批判”。8日的总结发言和9日的领导讲话都对以上六人作了点名批判,把前任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宣传部长姜思毅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划定为“部队里黑线的主要代表人物”。除大会批斗,还在中小会上批斗了56人,总计有62人被批判斗争,占与会人数近1/4。

全军创作工作会议结束后,规定各单位“仿照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和这次创作工作会议的开法”,回去继续开会,“大破黑线”,“对混入军队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进行彻底批判。”被批判同志的材料都转给本人所在单位,他们回去后继续被批斗。会上示范的看电影、找黑线做法推向全军全国,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和有严重错误的影片扩大到400多部,建国以来创作的绝大部分电影、戏剧、小说、诗歌、音乐、美术等作品被划归“文艺黑线”的产物,遭到扼杀和禁锢。【12】因不堪忍受沉重的政治压力,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周洁夫、济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李淦相继自杀身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首批罹难者。

注 释

【1】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要文件》。
【2】 刘志坚,时任总政副主任,总政党委副书记(1965年12月起),为排名萧华之后的总政第二把手。文革中于1966年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1967年1月被打倒。
【3】 原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期(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后编入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本节中刘志坚的回忆文字,均引自该文,不再一一注明。
【4】 江青:<</span>为人民立新功>,载《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中发[67]355号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7年10月),页39。
【5】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三人均为文革初期军内重要人物。谢于1966年5月后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谢、李均于1967年1月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
【6】 张春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页28。
【8】 见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载《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240。又见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即“五一六通知”)附件二,页16。
【9】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48。
【10】据全军创作工作会议讨论结果整理的《对一部分影片的意见》分类称:第一组影片:美化敌人,丑化自己,包括《兵临城下》、《红日》、《逆风千里》、《岸边激浪》;第二组影片:如何塑造革命英雄人物的问题,包括《英雄虎胆》、《铁道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黑山阻击战》、《独立大队》、《林海雪原》、《红霞》、《长空比翼》、《碧海丹心》、《战火中的青春》、《水手长的故事》;第三组影片:中间人物的问题,包括《列兵邓志高》、《哥俩好》、《两个巡逻兵》、《三个战友》、《花好月圆》、《两家人》、《三年早知道》;第四组影片:关于写爱情问题,包括《阿诗玛》、《我们村里的年青人(续集)》、《五朵金花》、《柳堡的故事》;第五组影片: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包括《谁是被抛弃的人》、《青春的脚步》、《布谷鸟又叫了》、《人民的巨掌》、《不夜城》、《球迷》、《桃花扇》、《抓壮丁》;第六组影片:如何正确地描写革命历史斗争的问题,包括《革命家庭》、《星星之火》、《在烈火中永生》、《聂耳》、《女飞行员》、《万水千山》;第七组影片:三十年代的作品,包括《青年进行曲》、《压岁钱》、《脂粉市场》、《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第八组影片:苏修肖洛霍夫的作品,包括《静静的顿河》上、中、下三部,《被开垦的处女地》上、中、下三部,《一个人的遭遇》;第九组影片:关于如何写奴隶反抗精神的问题,包括《木木》、《农奴》;第十组影片:描写革命战争、革命斗争和表现群众的问题,包括《五更寒》、《前方来信》、《暴风骤雨》。
【11】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体育工作六十年大事记(1927-1987)》(内部征求意见稿),2001年10月;胡居成:《我所经历的1966年全军文艺创作会》,载《党史文汇》2005年第12期,页45-47。
【12】《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文化工作》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文化工作(1927年-1987年)》(内部送审稿),2014年5月,页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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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4月 11, 2018 9: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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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罗瑞卿事件之二——京西宾馆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上海锦江饭店会议)停止了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所有职务。会议结束,罗瑞卿的实权性职务一分为二。军委部分,由叶剑英承接;总参部分,由杨成武承接。叶剑英、杨成武加上萧华,为1966年间实际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工作的三驾马车。

1965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锦江饭店会议的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小组,以审查罗瑞卿的问题。中央指定,工作小组由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负责。【1】

196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增加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2月1日至4日,军委第五十一次常委会议在广州召开,出席的军委常委有: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会议由萧华汇报关于罗瑞卿问题和1966年1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情况,由杨成武传达毛泽东、林彪1965年12月22日、25日关于罗瑞卿问题等的指示。出席者对罗瑞卿问题发表了看法和意见。【2】

2月22日,遵照邓小平指示,杨成武陪同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关于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准备并听取指示。叶、杨汇报了准备召开小型会议,面对面地批判罗瑞卿的问题。杨成武报告了广州军委第五十一次常委会议出席常委对罗瑞卿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毛表示:我赞成。【3】

在此前后,军委各副主席对罗问题纷纷表态。林彪称:“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它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取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林又称:“罗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他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 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或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就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黄【4】危险得多。过去是枪归他指挥,现在背着枪也归他指挥。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全国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可以造反的人,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的团结。”【5】

叶剑英称:“揭露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病人的样子,不要挡路啊!我是当接班人拥护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转弯。这种人拿了军权就要拿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的集中表现。要用这件事情教育全党全军,要靠四十二条柱子【6】撑着。”“要把这个仗打好,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三个主题,其它问题就不搞了。材料要一件件落实,做到无懈可击。要明瞭罗的本质,明瞭罗的事实,还要明瞭中央的意图。主席说,搞这种事的人,总有一伙人,刘、杨、杨、萧【7】四个人经常去。”“不可能希望他会好转,这不是一般性的批评自我批评。这个人不能拿枪杆子,也不能做单独负责的工作,只能在党和群众监督下做些具体工作。要看透他的本质,要到劳动中去改造。要狠狠地斗,对这种人就是要残酷无情,他对我们、对林总残酷无情嘛!我们自己有了错误,就作自我批评。通过自我批评揭发他更有力,搞得才深。”

贺龙称:“这个人很坏,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得出来。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对他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销毁证据。他要儿子学射击,家里那么多电话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卫工作,特别是林的安全。”贺龙又称:“这个人是没有改造的人。”

聂荣臻称:“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看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我们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要变色,适当的时候要作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个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刘伯承称:“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

陈毅称:“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的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是伸手。”

徐向前称:“这是个危险人物,林总都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

3月4日至4月8日,根据毛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为了彻底弄清罗瑞卿同志的问题”,【8】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小组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上海会议的继续。上海会议没有来得及对罗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京西宾馆会议则需对罗瑞卿问题作一了结。

在会议前,中共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组成会议领导小组,另成立由叶剑英领头的七人工作小组,由叶主持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成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负责人,以及罗本人,共42人。这一阶段会议,“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9】

3月4日上午,邓小平对会议的开法和指导思想作了明确指示:

小组成立会,开张,还不是正式进行工作。小组42个人。为什么成立小组,为罗的问题。罗的问题,十二月中旬在上海谈了这个问题,根据主席指示,背靠背的方法,罗没有跟大家见面。常委指定恩来和我与他谈,把会议情况告他,要材料看,没有记录。这次会议就有记录,上海会议个人也不搞记录。开始讲了五点,常委、主席说的,一个是问题性质严重的,二是区别于彭黄,三是一分为二,四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主席说有内疚,要负责任,常委同志说,书记处说,也有责任。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察觉,感到有责任。告诉了罗。罗对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见,主要是对抗林总、政治挂帅、封锁,与老总的关系。有很多理由说不是事实。即使那方面的问题不说,罗在五个方面有错误,一是关系问题,二是作风问题,三是思想意识问题,四是工作做得不好,五是组织纪律。这五点,每点都承认有缺点,但都有辩驳。在上海,常委、主席决定,不谈上面那问题,就这五点,担任军队工作不适当,多方面的工作不适当,同志意见也很多。方法是调离军委系统的各项职务,罗本人写了封信,后来发了个通知,没有讲任何理由。

这问题不能说已经完了。上海三个小组分别进行,但是没有完。常委、主席指示周、邓、彭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帮助罗认识错误改进错误。在上海说过,还有谢【10】、陶【11】、李井泉也说过。回北京后,彭、富春、周、邓都谈过几次,帮助他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军队的同志传达了这个问题。政工会议势必接触这个问题,而且很强烈。罗也觉得不是如大家讲的那么严重,总觉得有出入,实际上带委屈的情绪。这个问题怎么办?根据党内向来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讲清楚嘛。罗区别于彭黄,彭黄的问题也采取这个态度,对王明采取这个态度。原则的坚持,……,可允许同志们把对罗意见讲完,也允许罗把自己意见讲出来。最后怎么样,这总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中央作出自己的决定。

还背靠背就扯不清楚了,还是要议论。统一看法得不出来,不如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在主要问题上搞清楚,枝节问题、无关紧要的问题,扯多了没有意义,特别是对方针、原则性的问题,大家要扯清楚。根据常委的讨论,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同意,考虑需要两步,一步上海式,一步是在一起谈一谈,包括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各军区都有人,说清楚对军队的工作也有积极的作用,对毛泽东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有益处的。42个人说这个问题,主要问题不花很多时间,可以告一段落。实事求是,对罗也是一看二帮,任何人准许革命,允许他们申辩。彭【12】在62年还有八万言书,我们本着党的传统,不是过去有的,是毛主席树立的好传统。会议搞主要问题,实事求是,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同意就不同意,党从来不强制哪个人承认错误。八万言书搞全部推翻,彭到现在也不承认错误,后分配工作,还分辩一些意见,主席说你保留你的,我们保留我们的。王明每年写几篇文章骂我们。

42个人小组,并不是哪个为一方,罗也是小组成员之一,有话就讲。

会议的进行,中央决定由彭、叶、我三个人主持会议领导小组。我们事情多,到外面去跑,总理要出去,不能靠我们天天搞。另外成立工作小组,叶、谢、萧、杨、王、廖、刘共七个人【13】。叶领班。我们有空就听听汇报。【14】

3月12日,罗瑞卿作第一次检讨发言。3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请中央、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及各大区中央局和有些军区、兵种、学院等派人参加。会议通知罗瑞卿休会两天后再继续开会,而罗瑞卿于3月18日晨跳楼自杀(未遂),触发众怒,批判升级。“因为摔伤住了医院,罗就不能参加会议了,以致会议又由面对面,转为背靠背。”【15】

3月22日开始,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中央指示,增加了53人,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人,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负责人。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95人。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7日下午的会议,主要谈罗瑞卿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插话时说:我在去年九、十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16】

京西宾馆会议期间,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作了主要发言。会议的绝对主角,是主持会议的叶剑英。他在会议结束时的总结性发言中称:

“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

会议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除事假病假外,发言的同志有单独发言的,有联合发言的,共有八十六篇发言稿。从全部发言中可以看到,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有揭发、有批判、有建议。差不多全部的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认为罗瑞卿同志在工作上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又加上跳楼自杀的叛党行为,已经不能继续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了,应下放改造。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古人说的话。看来这句话对罗说来,不恰当。罗跳楼前,写了两封没有签名没有月日的遗书,都印发给同志们看了。他说,“自杀是可耻的”。但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他竟恶毒地说是会议把他逼死的,说他的可耻行为是被迫的。这简直是对会议的诬蔑,是垂死的反扑。证明罗对自己的错误是想抵赖,也可能是想掩埋不可告人的东西,想把错误带进棺材去。

叶剑英在总结发言中列举了罗瑞卿“篡军反党”的“事实”。这些“事实”的纲要是:“(一)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党的。(1)他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2)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3)他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4)他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5)他歪曲贬低毛泽东思想。(二)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林彪同志的,是要篡夺军权的。(1)他对林彪同志欺骗封锁,当面拥护,背后搞鬼。(2)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3)他恶意地攻击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

叶剑英接着说:

(4)他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公然伸手抢班夺权。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可免地去向党伸手。他私自封官许愿,拉拢一些人,为他效劳,派人当“说客”,以林彪同志迟早要登上政治舞台为名,劝林彪同志让权。此外还亲自出面,当着林彪同志的面大喊大嚷地说:“病号嘛,要象个病号样子嘛!要让贤嘛!”“不要挡路!”最后还想乘林彪同志有病,把林彪同志气死、逼死、折磨死。其实林彪同志的身体,据医生多次检查的结果,内脏各部都是很好的,只是负伤以后神经功能有点毛病,现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这是全党全军一个喜报。而罗瑞卿却说想不到这个人还能东山再起!使罗瑞卿大失所望,啼笑皆非。这个人还能算是我们的同志吗?!

他拼命反对林彪同志,绝不是什么个人恩怨。罗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过毛主席许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过许久的工作,耳濡目染,宁有几人?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罗瑞卿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批评、指责、教育,如果自己认为有委曲之处,何以不报告毛主席?而竟同刘亚楼等同志密谈!跟毛主席几十年,还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师长。难道这样做法,不是有意背着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对吗?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友,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好、跟得最紧。他对党忠诚,对同志和善,几十年刻苦自厉,好学不倦,带病不休,一生以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为准则,他是我们全党最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林彪同志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主持军委的工作。在罗瑞卿同志看来,不反掉林彪同志,就不可能实现他篡军的野心。我看这就是罗瑞卿同志拼死反对林彪同志的根本原因。

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多得很,什么“一言堂”、蛮横霸道、抢功诿过、包庇坏人、生活糜烂等等,我们都不去讲了,就是上面的两条也足以证明,罗瑞卿同志是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人,他不是毛主席的学生。他是要篡军反党的。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无论如何也是抵赖不了的。

4月8日,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代表三人小组作重要讲话,对罗的批评比会议开始时严厉得多。讲话全文如下:

常委决定由周、邓、彭三人来处理罗的问题,以后又指定三人小组管这个会议。这个会搞了一个多月,党对他很耐心,负责,帮助。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的问题,过去我不知道,到上海还不知道,只知道他作风不好,但思想还开放。现在揭发出来,特别他这一跳,就更没有话说了。

我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我认为,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主席亲自关怀、指导这个斗争。罗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比上海估计的还严重得多。我们还是帮,希望他改正错误。开始是背靠背、“调离”军队,他抵触情绪很大,只有面对面。来了个自杀,自己作了结论,无非是抵抗到死。

如果你是正确的,应当坚持。主席受过机会主义多次打击,开除党籍,就是坚持,不怕孤立,正确的总要胜利。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彭德怀作了结论,几万言翻案,还分配工作,主席对他说,你保留你的,我保留我的。是不是还有不可告人的事,最少说明抗拒到底。

罗担负的职务很多、很大。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秘书长等等,掌握军事大权。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罗瑞卿的错误性质,同意报告中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军内的反映。他对毛主席思想是反对的,当公安部长时就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十无运动。到军队后又同林总唱对台戏,一个稿子修改七八次,真不可理解,就是要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还到处讲话,煽动,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反对林总的正确领导。

罗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不是普通的,而是极端的。过去只知道他锋芒毕露。他私心很重,我字第一,个人打算很多,不能得罪他,得罪他一句,成百倍地回敬你。他记性又好,伸了一下舌头也记几年,极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狂妄的程度。他不守纪律是一贯的,走后门,不走正门,走邪道,不走正道,不搞党的正常生活,而且背后搞鬼。在我们党内,一切问题都可以经过党的原则来解决。我们也经常犯错误,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有时有主观主义,片面性,通过党的生活改正就行了。罗的错误也没有什么,改正就行了。十年改正就行了。但是他是不会改的。我们不是因为他十年,犯了军事路线错误,而是他的错误与个人野心结合起来。他在党内不守纪律,发展到狂妄的地步,对林总那样恶劣、伸手。军队的大权已经到他手里了,放手让他工作,书记处也让他工作,希望他搞好,但他有个人打算,发展到伸手。高、彭也是这样的。

当然,伸手不是天天伸。高不在陕北伸,也不在东北伸,而是当了国家副主席后伸,把总理、少奇要当挡路人搞掉。彭也是这样。在我们党困难的时候伸。罗也是到了气候才伸。首先伸向军队,挡路的是林总,逼林总让位,那就不是一般的错误。大家揭发的事实,可能有个别有出入,但无伤对罗这个人的评价和对他问题性质的确定。有点出入无关,十件八件也不要紧。自杀本身就作了结论。

对罗的问题,我们应当吸取教训,特别是高级干部,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我们国家的命脉还是掌握在这些老家伙手里。我们在当大权。党内一般性错误总是常有的,但有了彭高饶的事件,又有了罗的事件,我们应当吸取教训。

第一是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不断革命,不断自我改造,是我们一辈子的任务,到烧骨灰为止。每个人有了这个觉悟,犯了错误容易纠正,小错不致铸成大错。

第二.学会运用民主集中制。我们都是班长、副班长,不要搞一言堂。党内民主对个人是个监督。高级干部就要靠党的委员会,支部小组管不住。重大问题在党委会上集体讨论,集体决定,可以少犯错误。要搞党的生活会议,洗洗灰尘,搞批评自我批评,坚持这个作风,对我们和后代都有好处,教育我们的接班人。这对罗没有作用,对别人有作用,我们应当有这个觉悟,从这次事件中得到教训。

毛主席所以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他始终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就不会不断革命。斯大林就是不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不仅现在,一百年,几百年以后还有。1949年全国胜利以后,就是不断的阶级斗争。我们有些事情犯错误就是犯在这个问题上。阶级斗争是无例外的,哪一个方面都是一样的进行。党政军民、文史经哲都在搞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是不死心的,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在党内反映,忽视了这个方面,就必然要犯错误。罗的问题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彭、高、罗的问题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作为教训,不能忽略这个问题。

书记处对罗的问题,失于察觉,只知道一般的问题,我们有责任。主席了解得更深,林总提出,主席马上就抓住。

对罗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常委会根据工作小组的报告来决定。我赞成撤消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现在停职,还要经过法律手续。自然我们还希望罗改正错误,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毛主席的党是允许革命的。

工作小组的报告,不用通过。如何作结论,由主席、林总和常委来决定。报告可能有个别的改动,但不用通过的形式。如何传达,中央将有一个规定,以发下的正式文件为准。现在可以在高级党委先讲,传达的范围将是县团以上。文件有很多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不必传达,只传达工作小组的报告,有的文件可重印。【17】

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邓小平执笔)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情况及《中央撤销<</span>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一并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18】信中就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称,“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问题,4月8日已经结束小组会议,工作小组起草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征求了会议各同志的意见,没有采取会议通过的方式。现将这个报告和中央批语草稿送上,请你看看是否可以。我们已在会议上宣布,这个报告须经主席、常委和林彪同志审阅后定稿。”【19】4月14日,毛泽东复周、邓、彭:“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毛对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作了精心修改,对《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则没有改动。

4月24日,在毛泽东主持的批判彭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当天,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致函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揭发“彭真同志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信的开头即称:

最近在北京召开的揭发、批判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错误的小组会议,根据主席、中央常委确定的方针,在恩来、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在到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彭真同志在会议过程中,特别是在会议将近结束,工作小组草拟向中央、主席的报告的过程中,态度极不正常。他作为具体领导这个会议的领导小组成员,不仅不贯彻执行主席、中央常委的方针,支持大家彻底揭发批判罗瑞卿错误的斗争,相反,他却采取种种手法,限制、阻挠会议的进行,为会议规定了许多清规戒律,束缚群众的手脚,给会议泼冷水,并且千方百计为罗瑞卿的错误开脱。表面上他是代表中央具体领导会议工作,实际上他是假积极真包庇,是打着红旗破坏会议。

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的同一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省部级以上党委、党组及解放军总政治部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批语,为罗瑞卿作了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意见,全文如下:

现将中央工作小组四月三十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转交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

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次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教育和严肃批判。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的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注 释
【1】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页1898。《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71。
【2】国防大学《徐向前年谱》编委会:《徐向前年谱》下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8月版,页143。
【3】《杨成武年谱》编写组:《杨成武年谱》,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7月版,页429。
【4】 彭黄,指彭德怀、黄克诚,下同。
【5】军委各副主席对罗问题的表态,见唐平铸工作笔记,1966年3-4月。唐平铸,时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成员之一。
【6】指参加中央工作小组第一阶段会议的四十二人(包括罗瑞卿本人)。
【7】 刘指刘亚楼,萧指萧向荣,杨、杨所指未详。
【8】《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9】《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10】 指谢富治。
【11】指陶铸。
【12】指彭德怀。
【13】应指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廖汉生、刘志坚七人。
【14】见唐平铸工作笔记,1966年3-4月。为字迹未能辨认。
【15】叶剑英:《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16】《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73。
【17】见唐平铸工作笔记,1966年3-4月。为字迹未能辨认。
【18】《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80。
【19】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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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4月 20, 2018 9:0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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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依照毛泽东4月间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出的部署,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当时仍在杭州,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情况则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的错误,讨论并通过已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

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董必武、陈毅、李富春、彭真、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候补委员5人: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列席63人,主要为在京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准备重新设立的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军队列席的12人(包括“文件起草小组”成员2人):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军委副秘书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军委副秘书长【1】、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副主任、“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刘志坚,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陈亚丁,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廖汉生。

出、列席人员除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外,分为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各25人。第一小组组长李富春,副组长江青(未参加会议)、张春桥;第二组组长李雪峰,副组长王任重;第三组组长叶剑英,副组长刘志坚。

5月4日,会议开幕。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讲话,说明会议的开法。康生说明毛泽东对通知草稿的修改情况。5月5日下午,第一次座谈会。由叶剑英主持,康生介绍情况。5月6日上午,第二次座谈会。由李富春主持,康生继续介绍情况。5月6日下午,第三次座谈会。叶剑英主持,张春桥介绍《评新编历史剧<</span>海瑞罢官>》的写作过程。5月7日上午,第四次座谈会。李富春主持,陈伯达介绍情况,谈彭真在历史上的错误。5月7日下午,第五次座谈会。李雪峰主持,萧华介绍情况,谈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和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错误。

萧华在谈及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表现时,称彭“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萧向荣、梁必业等极不正常的关系”,“对杨尚昆的问题,办了两年没结果,就是因为彭、罗自己有鬼”,“到会同志对罗越权越位对地方工作横加干涉,横行霸道,很有意见,揭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富春、陈毅、先念、震林、富治等同志对罗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2】

萧华在发言中还称:“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最近几年来,主席又反复地提醒我们说,党内是不太平的,党内出了乱子怎么办?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并一再问大家,他的这些话传达下去没有?去年上海会议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3】

5月10日至14日,各小组以小组会形式,讨论中央通知稿及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5月16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通知》和同意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在文件开头即称,“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毛泽东于4月在杭州为《通知》所加写和改写的两段涉及“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重要文字,也毫无悬念地被会议一致通过: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就清楚地表明,文化革命的风暴不仅要冲击到整个文化领域,同时还涉及“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军队揪出罗瑞卿,仅是开了个头,以毛泽东的说法,“战斗”未有穷期!
5月16日下午为小组会,杨成武在第二组发言批判彭真。杨讲了三大点:第一,彭真在晋察冀的错误;第二,彭真在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第三,彭真极力插手军队工作。【4】

5月18日,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林彪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

林彪在讲话的前半部分,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大量事例,尤其针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问题,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反革命颠覆”作了阐述。在讲话的后半部分,林彪强调了全党“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强调“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在讲话前半部分的开头即称: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林彪在讲话前半部分提及,“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林彪特别提及: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在讲话后半部分,林彪称: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5】

5月21日,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周恩来发言,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6】在讲到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时,周恩来称:“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周恩来又称:

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领导军队造(反)革命反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解放以来三次事件的情况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饶事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号是反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是点阴风、烧阴火,是见不得人的。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里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有中央信任各霸一方,对彭是逐步认识的,对罗也是逐步认识的,罗是林总发现的,彭也是林总发现得最早,林总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外形势大好的时候搞起来的,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相当高的,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林彪病),彭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7】

在讲到保持晚节问题时,周恩来称: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8】

5月23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主要是批评朱德,并通过对彭、陆、罗、杨的组织处理及一些人事安排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通过上述决定,叶剑英成为军内人事调整的大赢家。他的实际作用,超过了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甚至超过了党内地位比他高但在军内已无实权的贺龙。

5月24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9】

5月25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邓小平作长篇发言,就毛泽东批评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及自己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作自我批评。【10】

5月26日上午,周恩来主持全体会议。刘少奇发言,“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文化革命的意义等问题,并作了自我批评,他在谈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时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11】当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5月28日,中央以中发[66]281号中共中央文件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至各中央局、省部级以上党委、党组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并要求将此通知发到县、团级以上党委。军队系统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是刘志坚(任排名第三的副组长)和谢镗忠(任排名第一的小组组员)。据刘志坚后来称,刘、谢两人是叶剑英提名的。【12】

注释

【1】 中共中央1966年3月6日批准。
【2】 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附件三:《萧华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17。
【4】 196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通知》以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党内。该文件有六个附件,其中附件一《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及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与《通知》一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附件三《萧华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附件四《杨成武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附件五《关于彭真同志在国际活动中的王明路线(刘宁一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及附件六《关于彭真同志错误的一批材料》于1966年6月19日发到地委和军队师一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干部。
【5】 林彪这一讲话,经四个月时间的润色,迟至1966年9月中旬才以中发[66]500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县团级党委。形成文件的讲话,当有相当部分并非原话。以上短短一段话,两次提及毛“百年之后”和“在他身后”,本应避忌,否则,当事人看了心中定然不快,这恐怕也是毛对此讲话不太以为然的原因?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页32。
【7】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
【8】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
【9】 见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1966年5月24日。
【10】《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页1915。》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页638。
【12】 刘志坚:《风雨征程》页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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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五七指示”


1966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以中央名义,转发了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1】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后按写信日期简称“五七指示”,广为人知。所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本来不过是一件普通的工作简报【2】,毛泽东借题发挥,洋洋洒洒一大通,将其赋予了特别的政治含义。

文件原规定仅发至县、团级党委,不登党刊。1966年7月31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建议:将中央转发的《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像一九五九年主席的六条指示信(党内通信)一样,印发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基层支部中去,直接向广大党员和群众宣读,并认真组织讨论。文件由支部委员会负责保存,经常检查执行情况,每年向群众宣读和组织讨论一次或两次”。【3】

8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纪念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社论同时用黑体字公开了经过文字修饰的“五七指示”的主要内容。《人民日报》社论称: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大大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们,就会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

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来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办事的,现在还在不断发展提高。解放军是最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全国的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商店、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以解放军为榜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4】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逆社会发展潮流的、军事共产主义思维的产物。其思想根源,滥觞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信仰。

毛泽东早于1919年便服膺于“新村生活”的构想。所谓新村主义,原为二十世纪初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所提倡,武者小路实笃心目中的“新村”,人人平等,人人劳动,财产公有,各取所需。1918年底,武者小路实笃甚至还在日本九州岛宫崎县内购地40多亩,建立起“新村支部”,信众始为19人,后发展至22人。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六卷三号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详细介绍了武者小路实笃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引起了颇大反响。一时《新青年》、《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刊物,都对新村主义进行了介绍。与此同时,工读互助主义也在中国悄然兴起,一部分青年远渡重洋出国勤工俭学,一部分则将其与当时流行的互助论、新村主义相结合,形成一股工读互助主义的思潮。工读互助主义与新村主义相类似,其特征为: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一边读书,一边工作。【5】

1919年12月,毛泽东将其草拟的新村计划书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毛的新村,是从创造新学校始,“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学校中的新学生,为创造新家庭之成员。“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举其著者,如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毛泽东还认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6】

青年毛泽东要将其乌托邦式的新村计划试验于“湘城附近”,无论有无去试验或试验成功与否,均无伤大雅。问题是四十年之后,毛泽东已是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的“伟大领袖”,一旦要将全国都作为实现他那些花样翻新的乌托邦式理想的试验场,破坏力不可谓不惊人。

新的乌托邦,叫人民公社。

1958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了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引述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在这句话后面,陈伯达有一段说明:“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试验所得的结论。”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称: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7】8月29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决议稿上加写了一段话,内称:“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质量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8】

北戴河会议甚至断言:“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翌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各省、区、市委(缺西藏)电话会议,听取各地汇报办人民公社的情况。据汇报: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已经到来。河南已经全省实际公社化,河北、北京市郊区9月10日前可实现公社化,山西、山东、上海市郊区9月半可实现公社化,其它大部分省正在总结试点经验,逐步展开,估计9月底前均可实现公社化。只有内蒙、福建、新疆三个地方,9月搞试点,秋后铺开,计划到今冬全部搞完、至会前统计,全国农村已建立九千零三十四个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少数是数乡一社,除河南武修县外,山西、陕西、青海也有个别县实行一县一社。最大的社已达六万四千户(山西高平县),最小的不到一百户(黑龙江一个公社,但方圆有八九十里)。【9】

1958年11月4日,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34期刊载了《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报道了该县人民公社党委(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范县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的摘要。内称:“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泽东头脑极度发热,批示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10】

同年12月7日、10日,毛泽东为印发陈寿《三国志》中的《张鲁传》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与会者两次写了批语:“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11】

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毛泽东将他的批语与《张鲁传》一并印发予党内高干,缘由是他认为,他所倡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历史上农民起义建立的张鲁政权在许多做法上十分相似,“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甚至他心目中理想的工农商学兵“政社合一,劳动武结合”,也类似张鲁政权“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故而,“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不仅要求普遍推广人民公社,而且还要求推广军事化的民兵师组织。1958年9月,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称:“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12】军事化与人民公社化伴随而生,11月10日毛泽东批示要“研究一下”的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的报告中也说:“这里的劳动组织完全按军队那样编成连和营,劳动是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很严,为突击收秋种麦,还组织了一个野战部队,在地里吃饭宿营,是劳动中的一支突击力量。”【13】

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利用行政性权力,超越社会发展的现实阶段,赋予强烈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和军事共产主义形式的畸型混合体。到了1959年,人民公社的名称虽还保留(且一直存在到文革后的1984年),但实质内涵已有极大变化,供给制、公共食堂、免费吃饭等等已不能再实行,所谓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狂妄计划,只不过给历史留下了一个笑柄。接下来的1960年代的头三年,中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头过日子。始料未及的是,1964—66年初国民经济刚刚有所恢复,日子刚刚好过了几天,毛泽东头脑中左的一套又故态复萌,“五七指示”,就是承继和发展了人民公社运动极左的空想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思维的典型。

“五七指示”所描绘的,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所谓理想社会的模式。王禄林在《〈五七指示〉初探》一文中认为,毛泽东这一模式有如下的特征:

(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五七指示”要求军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按毛泽东的理想,其发展前景是,每个单位都有工、农、学、兵,从而可以成为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小社会”。这样发展下去,不仅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界限将逐步消失,而且“小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也都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工界限也逐步消失。

(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王禄林认为“五七指示”中要建立的“大学校”,与人民公社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王禄林还认为,经过1960年代初期的几年思索和研究之后,毛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从“五七指示”发表一直到毛逝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动摇过。

(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设想的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制度,根本目的是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毛泽东所追求的所谓消灭三大差别,不是用发展生产力的办法,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来消灭三大差别。“大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文化,这似乎就达到了每个人在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方面的平等。文革中,毛泽东要求没有经过“大学校”的,所谓由旧学校培养的学生,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大、中、小学;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等等。王禄林认为,显然,毛泽东构想的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14】

我们倒认为,毛泽东要构建的,决不是一个什么理想国,而是一个与世界发展潮流、与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怪胎。在“五七指示”中,毛强调军队“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工人、农民、学生统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而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深恶痛嫉,不言而喻。然而,事实证明,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四十年,资本主义显得比毛式“社会主义”有活力得多!“五七指示”中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更甚于人民公社化时期,其中体现出来的毛的“理想社会”模式,更接近于试图将整个中国社会工、农、学、商各行各业全面纳入一个划一思想、划一意志的军事化大兵营(美其名曰“大学校”),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样一个社会模式,其实不就是与社会法西斯主义距离很近吗?!

在毛写了这封信之后,林彪内心是否支持毛的主张?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毛泽东这类军事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倒是并非军人出身的张春桥曾在1958年就阐述过并得到毛的赞赏。张春桥当时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即称:“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张春桥还称:“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张春桥将战争年代军队中的供给制美化,并要将其延伸至和平年代的全社会,其思想之“左”,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春桥该文1958年9月在中共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发表。毛泽东看到此文后,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加编者按称,“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15】

张春桥与毛泽东思想的接近和理解,是否就是毛泽东晚年“换马”,要抛弃林彪这位毛认为已是尾大不掉的“换班人”而换上张春桥的主要原因呢?

就在毛泽东津津乐道他那限制并消灭商品生产、将原始共产主义式的所谓“公平”作为最高目标,不以社会效率为价值取向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想国”的当月,中国实际上已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国家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此后十年,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物质极度匮乏,武斗连续不断,整个中国大地满目疮痍。

相反,同一时期的西方各国,却是另一番气象。一度被认为是“垂死”“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其经济正经历一次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在3%以上,西德达到6%,日本则达到9.3%,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5%。战前和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科技成果被大量转移至民用,一大批崭新的行业被建立起来,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战后西方各国大力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节,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使经济增长得以保持较强劲的势头;西方各国政府在战后都着手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大大缓和了阶级对立情绪,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16】

以毛泽东的所谓“理想模式”改造中国,事实证明,此路不通!在整个1960—1970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西方各主要国家大大地拉开了距离,个中缘由,值得反思。

注 释

【1】中发[66]271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1966年5月15日。
【2】诚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报告内容本身也有一定的问题。如围湖造田,就违反了自然规律,人为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得不偿失;军队搞生产,组建了大量非作战部队,加剧了军队的膨胀臃肿。
【3】中发[66]389号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印发“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的通知》,1966年7月31日。
【4】《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1966年8月1日。
【5】胡长水、李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页122-123。
【6】胡长水、李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页124。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页318。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360。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402-403。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494-497。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627-629。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430。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523。
【14】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载《回首文革》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页161-172。
【15】《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16】参见龚学平主编:《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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