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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0月 08, 2017 8:5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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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历程》



本书将忠实地记录一支全球人数最庞大的武装集团,在一场长达十年的狂风骤雨肆虐大地时所走过的艰辛历程。记录她曾经的功绩,曾经的荣耀,曾经的失误,曾经的挫折。
——《风暴历程》题记


第一章 1965:风暴前夕

第一节 军事体制【1】

1965年,解放军实行的是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总部体制。中共中央军委为最高军事统帅机关,通过三总部对全军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等实施领导指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名义上隶属国务院,实际虚设,具体工作由解放军三总部和军委办公厅(兼国防部办公厅)分别处理。

在这一体制之下,1965年初【2】的高级军事领率机关简况如下。

一、中央军委

1965年的中共中央军委,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这一全称,以后逐渐演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中共建国初的1949年10月,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和指挥全国武装力量。1954年9月,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取代前者。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军委委员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随即免去了彭德怀、黄克诚【3】在军队中的职务。

庐山会议之后的1959年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等21人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林彪【4】、贺龙【5】、聂荣臻【6】任副主席,罗瑞卿【7】任秘书长,苏振华【8】、萧向荣【9】任副秘书长。由毛泽东等13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59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央军委常委之下,由罗瑞卿、谭政【10】、杨成武【11】、萧华【12】、邱会作【13】、萧向荣等组成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工作。同时增补萧华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60年5月,又增补张爱萍【14】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秘书长主持。

至1965年初,因军委常委中罗荣桓元帅1963年已病故,谭政大将已于1961年被撤销原职务,降任总政副主任【15】,常委还有11人即除毛、林、贺、聂外,另元帅5人:朱德、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大将1人即罗瑞卿,另外,特殊的非军籍1人——毛泽东属意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是军委常委。委员中陈赓大将1961年已病故,还有18人,除常委均为委员外,尚有大将4人:粟裕、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上将3人:萧华、刘亚楼、苏振华。从实际作用来说,委员并无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重要。事实上,军委常委、委员均为资格和名份的象征,真正的实权为毛泽东——林彪——罗瑞卿所掌控。

军委办公厅为军委办事机构,同时对外兼国防部办公厅【16】。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中将,副主任王兴纲少将、黎化南少将及潘振武少将。军委办公厅党委归总参党委领导,书记萧向荣(同时为总参党委委员),副书记王兴纲。


二、总部机关

1949年10月,解放军总部机关设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1950年9月以后陆续增设了总干部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从1957年5月至1958年12月,1950年9月以后增设的5个总部先后撤销,恢复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1960年4月改称总后勤部)三总部体制。

至1965年初,三总部名义上并列,惟从其首长在军委中的地位及军衔级别即可看出,总参的地位高于总政、总后,总政在谭政被撤职、罗荣桓病故后地位明显下降,总后的地位低于总参、总政。

(一)总参谋部
所属工作机构:作战部、情报部、第三部、军训部、军务部、动员部、装备计划部(简称装备部)、军事交通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气象局、出版局和管理局。【17】所属军级以上单位:技术工程学院、外国语文学院、测绘学院和解放军体育学院。【18】

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彭绍辉上将、张爱萍上将、杨成武上将、李天佑上将、王新亭上将。【19】总参党委书记罗瑞卿,副书记杨成武、张爱萍。委员【20】张宗逊、彭绍辉、李天佑、王新亭、萧向荣、王尚荣中将(作战部部长)、刘少文中将(情报部部长)、彭富九少将(三部部长)、苏静中将(军务部部长)、傅秋涛上将(动员部部长)、江文少将(通信兵部主任)、叶运高少将(政治部主任)。

(二)总政治部
所属工作机构:秘书部门(正副秘书长)、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兼公安部武装保卫局)、文化部、青年部、群众工作部、联络部、军事审判庭、军事检察院、国防科学工作部【21】和直属政治部。所属军级以上单位:解放军报社、政治学校【22】、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解放军艺术学院。【23】

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副主任傅钟上将、刘志坚中将、徐立清中将、梁必业中将、谭政大将【24】。总政党委第二书记萧华(原第一书记罗荣桓已病故),委员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傅钟、甘渭汉中将(干部部部长)、蔡顺礼中将(保卫部部长)。

(三)总后勤部
所属工作机构:司令部、政治部、财务部、军需部、卫生部、军械部、运输部、油料部【25】、营房部、第一物资计划部【26】、第二物资计划部【27】、工厂管理部【28】、军马部和管理局。所属军级以上单位:白城办事处、大同办事处、西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青藏办事处、后勤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二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第七军医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兽医大学、后勤工程学院、后勤学校、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第三十一训练基地【29】、五三研究院。

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中将,政委李聚奎上将,副部长张令彬中将、饶正锡中将、张贤约中将、周玉成中将、汤平中将、张池明中将、韩振纪中将、张天云中将,副政委李耀中将、李雪三中将、彭嘉庆中将。总后党委第一书记邱会作,第二书记李聚奎,副书记张令彬,常委饶正锡、张贤约、汤平、张池明、卢南樵少将(总后政治部主任)、汪易少将(总后司令部参谋长)。

三、军区领率机关

1955年4-5月间,将全国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1956年7月,增设福州军区。各大军区是战略区域内合成军队的指挥机关,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辖区内陆、海、空军部队的作战指挥和所属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以及领导辖区内的民兵、兵役动员工作和战场建设。

1965年,全国共设立13个大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兰州、新疆、西藏、内蒙古军区。

(一)沈阳军区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旅大警备区及其所属外长山要塞区,陆军第十六、第二十三、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六、第五十、第六十四军,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军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

党委第一书记宋任穷(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赖传珠上将(第二政委),第三书记陈锡联上将(司令员),常委曾思玉中将(副司令员)、曾绍山中将(副司令员)、刘转连中将(副司令员)、唐子安少将(副司令员)、吴保山少将(副政委)、李震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拥辉少将(司令部参谋长)。【30】

(二)北京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二十一、第二十四、第六十三、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九军,北京卫戍区,河北省、山西省军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

党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杨勇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廖汉生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郑维山中将(副司令员),常委韩伟中将(副司令员)、滕海清中将(副司令员)、吴先恩中将(副司令员)、张南生中将(副政委)、王紫峰中将(副政委)、萧文玖少将(司令部参谋长)、黄振棠少将(政治部主任,1965年1月任副政委)。

(三)济南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二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山东省军区,内长山要塞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军区步兵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政委,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杨得志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袁升平中将(第二政委),常委王建安上将(副司令员)、陈庆先中将(副司令员)、范朝利中将(副司令员)、杨国夫中将(副司令员)、张仁初中将(副司令员)、刘昌毅海军中将(副司令员兼北海舰队司令员)、李耀文少将(政治部主任)、陈美藻少将(政治部副主任)、傅家选少将(司令部参谋长)。

(四)南京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十二、第二十、第二十七、第六十军,舟嵊要塞区,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军区步兵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许世友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萧望东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杜平中将(第七政委兼政治部主任)【31】、张才千中将(副司令员),常委郭化若中将(副司令员)、王必成中将(副司令员)、林维先中将(副司令员)、陶勇海军中将(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鲍先志中将(副政委)、王蕴瑞少将(司令部参谋长)。

(五)福州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军,闽北指挥部,福建省、江西省军区,军区炮兵、工程兵,军区步兵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叶飞(政委,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韩先楚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刘培善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皮定均中将(副司令员),常委卢胜中将(副政委)、廖海光少将(副政委)、朱绍清少将(副司令员)、邓克明少将(副司令员)、周世忠少将(司令部参谋长)、严政少将(政治部主任)。

(六)广州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七、第五十五军,湖南省、广东省军区,广西军区、海南军区,万山要塞区、榆林要塞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军区步兵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陶铸(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黄永胜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刘兴元中将(第二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副书记文年生中将(副司令员),常委詹才芳中将(副司令员)、梁兴初中将(副司令员)、温玉成中将(副司令员)、晏福生中将(副政委)、萧元礼少将(政治部副主任)、王阑西少将(政治部副主任)、邱国光少将(后勤部部长)、杨梅生中将(副司令员)、陶汉章少将(司令部参谋长)。

(七)武汉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一军,湖北省、河南省军区,军区炮兵。

党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陈再道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钟汉华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张广才少将(副政委),常委李迎希少将(副司令员)、孔庆德中将(副司令员)、姚喆中将(副司令员)、毕占云中将(副司令员)、杨秀山中将(副司令员)、叶明少将(副政委)、闵学胜少将(司令部参谋长)、何敬之少将(后勤部政委)、颜金生少将(政治部主任)、韩东山少将(副司令员)。

(八)昆明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十三、第十四军,云南省、贵州省军区。

党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政委,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秦基伟中将(司令员),第三书记李成芳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陈康中将(副司令员),常委魯瑞林少将(副司令员)、陈鹤桥少将(副政委)、崔建功少将(司令部参谋长)、胡荣贵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德庆少将(后勤部部长)。

(九)成都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五十四军。

党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书记郭林祥少将(第二政委)、黄新廷中将(司令员),副书记韦杰中将(副司令员),常委李文清少将(副司令员)、何正文少将(副司令员)、余洪远少将(副政委)、余述生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茹夫一少将(司令部参谋长)、孔骏彪少将(政治部副主任)、金世柏少将(后勤部政委)。

(十)兰州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军区,宁夏军区。

党委第一书记刘澜涛(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冼恒汉中将(第二政委),第三书记张达志中将(司令员),常委杨嘉瑞少将(副司令员)、徐国珍少将(副司令员)、康健民少将(副司令员)、李书茂少将(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庆生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曹龙少将(后勤部部长)。

(十一)新疆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南疆军区、伊犁军区。

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中将(司令员兼政委),第二书记赛福鼎·艾则孜中将(副司令员),书记郭鹏中将(副司令员)、张希钦少将(副司令员)、左齐少将(副政委),常委曹达诺夫·扎伊尔少将(政治部第二副主任)、熊晃少将(政治部主任)。

(十二)西藏军区

所辖无军级以上单位。

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中将(司令员),第二书记谭冠三中将(政委),副书记曾雍雅少将(副司令员)、陈明义少将(副司令员)、詹化雨少将(副政委)、任荣少将(副政委),常委王其梅少将(副政委)、王亢少将(副司令员)、邓少东少将(副司令员)、吕义山少将(副政委)、阴法唐大校(政治部主任)、张经武(第一政委,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兼)【32】、赵文进少将(副司令员)、廖步云少将(副政委)、王诚汉少将(副司令员)。

(十三)内蒙古军区

所辖无军级以上单位。

党委书记乌兰夫上将(司令员兼政委)【33】,副书记吴涛少将(副政委)、刘华香少将(副司令员)、萧应棠少将(副司令员)、廷懋少将(副政委),常委刘彬少将(副司令员)、孔飞少将(副司令员)、刘昌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厚少将(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德贵少将(政治部副主任)、郄瑞卿大校(后勤部部长)。


四、军兵种领率机关

1965年初,解放军有海军、空军2个军种领率机关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部、防化学兵部6个兵种领率机关。其中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为1949年11月至1958年7月先后成立及列入大军区级权限。通信兵部及防化学兵部为1961年1-2月由总参通信兵部和总参防化学兵部改称,执行兵种领导机关职权,部长改称主任。

时未设陆军军种总部,陆军司令部职责由总参谋部兼任。

(一)海军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东海舰队及其所属舟山基地、福建基地、东海舰队航空兵部,南海舰队及其所属榆林基地、南海舰队航空兵部,北海舰队及其所属旅顺基地、北海舰队航空兵部,海军航空兵部,海军训练基地,海军学院、海军工程学院、海军政治学校、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国家海洋局【34】。
党委第一书记萧劲光海军大将(司令员),第二书记苏振华海军上将(政委),副书记王宏坤海军上将(副司令员)、李作鹏海军中将(副司令员)、杜义德海军中将(副政委)、刘道生海军中将(副司令员),常委赵启民海军中将(副司令员)、周希汉海军中将(副司令员)、张秀川海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张学思海军少将(司令部参谋长)。

(二)空军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沈阳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北京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六军,兰州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九军,南京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四、第五军,广州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七军、空军兴宁指挥所,武汉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降兵第十五军,福州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八军,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空军学院、空军工程学院、空军技术学院、空军政治学校、空军第一、第二高级专科学校,中国民用航空总局【35】。

党委书记刘亚楼空军上将(司令员),副书记吴法宪空军中将(政委)、王秉璋空军中将(副司令员)、成钧空军中将(副司令员),常委刘震空军上将(副司令员)、曹里怀空军中将(副司令员)、谭家述空军中将(副司令员)、常乾坤空军中将(副司令员)、徐深吉空军中将(副司令员)、张廷发空军少将(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辉球空军中将(副政委)。

(三)炮兵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炮兵学院,炮兵技术学院,炮兵工程学院,炮兵第五十一基地,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

党委第一书记陈仁麒中将(政委),第二书记吴克华中将(司令员),常委匡裕民中将(副司令员)、吴信泉中将(副司令员)、苏进中将(副司令员)、陈锐霆少将(副司令员)、欧阳毅中将(副政委)、刘何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宋承志少将(司令部参谋长)。

(四)装甲兵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装甲兵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第一、第二坦克学校,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

党委第一书记许光达大将(司令员),第二书记向仲华中将(政委),常委程世才中将(副司令员)、贺晋年少将(副司令员)、张文舟少将(副司令员)、钟人仿少将(副司令员)、邓家泰少将(司令部参谋长)、宋庆生少将(后勤部部长)、邱相田少将(政治部主任)。

(五)工程兵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工程兵学院,工程兵工程学院,工程兵科学研究设计院。

党委第一书记陈士榘上将(司令员),第二书记黄志勇中将(政委),常委谭善和少将(司令部参谋长)、李良汉少将(政治部主任)、徐德操少将(副司令员)、谢明少将(副政委)、谭友林少将(副司令员)。

(六)铁道兵

所辖军级单位:铁道兵学院,铁道兵科学研究院。

党委第一书记吕正操(第一政委,铁道部党委书记兼),第二书记崔田民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李寿轩中将(司令员)、王集成少将(副政委)、刘金轩中将(副司令员)、罗华生少将(副司令员),常委王贵德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维城少将(第二副司令员)、何辉燕少将(司令部参谋长)、邱子明少将(政治部副主任)、张崇文少将(政治部副主任)、别祖后少将(后勤部部长)。

(七)通信兵部

所辖军级单位:通信兵学院,通信兵工程学院。

党委第一书记黄文明少将(政委),第二书记江文少将(主任),副书记范阳春少将(副政委),常委黎东汉少将(副主任)、龙振彪少将(副主任)、周涌少将(副主任)、陈挽澜少将(副主任)。

(八)防化学兵部

所辖军级单位:防化学兵学院,防化学兵科学技术研究院。

党委书记曹广化少将(政委),副书记张迺更少将(主任),常委裴宗澄少将(副主任)、毕庆堂少将(副主任)、王绍南少将(副主任)、蓝文兆少将(司令部参谋长)、桂生芳少将(政治部主任)、阎廷泰大校(后勤部部长)。


五、军委直属院校和国防科研机构

1965年初,直属中央军委的大军区级院校有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大军区级军事科学和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领导机构有军事科学院、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工业办公室。

(一)高等军事学院

党委书记李志民上将(政委),副书记陈伯钧上将(院长),常委刘忠中将(副院长)、王宗槐中将(副政委)、解方少将(副院长)、林浩少将(副政委)。

(二)军事学院

党委第一书记王平上将(政委),第二书记张震中将(院长),常委张藩中将(副院长)、萧新春少将(政治部主任)、胡秉权少将(副教育长)、董超少将(政治部副主任)、王子修少将(院务部部长)、吴华夺少将(教育长)、张献奎少将(训练部部长)。

(三)政治学院

党委书记莫文骅中将(院长),副书记孔石泉中将(副院长)、邓逸凡中将(副院长),常委李丙令少将(政治部主任)、余潜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杨世荣少将(政治部副主任)、魏泽南大校(学术研究部部长)。

(四)军事科学院

党委第一书记叶剑英元帅(院长兼政委),第二书记粟裕大将(副院长),第三书记王树声大将(副院长),第一副书记宋时轮上将(副院长),第二副书记钟期光上将(副政委),常委阎揆要中将(副院长)。

(五)国防科委

1965年,国防科委的全称是“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为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机关,受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列入军队序列。至1965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方成立党委。

1965年3月所属军级以上单位:军事工程学院【36】,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第二十、第二十一训练基地。

党委书记聂荣臻(主任),副书记张爱萍(副主任)、钟赤兵(副主任)、罗舜初(副主任)、唐延杰(副主任),常委安东(副主任)、路扬(副主任)、张震寰(副主任)、朱卿云(政治部主任)、范子瑜(后勤部部长,因病未到职)。

(六)国防工业办公室

1961年12月,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其编制属于军队序列。国防工办负责协调和组织国防工业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和日常工作,直接对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负责。1963年9月,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撤销,其任务合并到国防工办。1964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国防工业党委,对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和国防工办的工作实施统一领导。

国防工业党委第一书记罗瑞卿大将(国防工办主任),第二书记赵尔陆上将(国防工办副主任),常委郑汉涛少将(国防工办副主任)、李如洪少将(国防工办副主任)、袁成隆(国防工政副主任)、高德西(国防工政副主任)、罗舜初中将(国防工办副主任)、黄远(国防工政副主任)。

综上所述,(1)以上总部、军兵种与军委直属院校和国防科研机构党委主要负责人,基本上由各单位最高首长担任(铁道兵除外)。(2)惟大军区党委,据1958年4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地方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和密切地方党委同军队关系的指示,认为“有必要继续贯彻执行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据此,至1965年初,沈阳、北京、南京、广州、成都、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分别由驻在地中央局第一书记兼任;济南、福州、武汉、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分别由驻在地省委第一书记兼任;新疆、内蒙古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或书记),分别由同时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担任;西藏军区的情况有点特别,其党委第一书记由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中将担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张经武虽兼军区第一政委,但仅为军区党委常委【37】。(3)各大单位的军政领导班子成员,不一定是该单位的党委常委。如前述总后勤部的副部长周玉成,韩振纪、张天云,副政委李耀、李雪三、彭嘉庆,均不是总后党委常委。

注释
【1】本节主要资料来源自总政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四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2】以1965年1-2月为基线。个别单位在叙述时适当向前或向后稍作延伸。
【3】黄克诚,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4】林彪,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元帅。
【5】贺龙,时为国务院副总理,元帅。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1963年兼任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1963年9月撤销)主任。
【6】聂荣臻,时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元帅。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7】罗瑞卿,时为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大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62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8】苏振华,时为中央军委委员,海军政委,海军上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9】萧向荣,时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将。
【10】谭政,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大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11】杨成武,时为副总参谋长,上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12】萧华,时为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上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13】邱会作,时为总后勤部部长,中将。
【14】张爱萍,时为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上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2年11月又任国防工办副主任。
【15】详见本章第二节。
【16】1965年11月以后又兼总参办公厅。
【17】原属军委办公厅领导的外事局(对外称国防部外事局)1965年12月划归总参建制,对内称总参外事局。
【18】解放军体育学院由广州军区代管。
【19】行政首长按到任先后排列,下同。
【20】书记、副书记均为委员,从略。
【21】1965年5月划归国防科委建制,成立国防科委政治部。
【22】政治学校由广州军区代管。
【23】电影制片局(对外称八一电影制片厂)从1965年11月起执行军级权限。
【24】谭政于1965年11月调任福建省副省长。
【25】1965年4月并入运输部。
【26】1965年10月改称物资部。
【27】1965年9月改建为国防科委后勤部,归国防科委建制。
【28】1965年3月由军需生产部和总后司令部工厂管理局合并组成。
【29】1965年5月划归国防科委建制。
【30】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党的领导高于军政领导,故单位领导仅列出其核心成员即至党委常委一级,不以军政领导排列,下同。
【31】南京军区最多时共有7位政委,为全军设置政委最多的大军区。第三政委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兼,第五政委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兼,第六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兼,以上均非军区党委成员。原第四政委萧望东1963年12月接替唐亮上将升任第二政委。
【32】张经武常委的安排出人意表。以张第一政委的身份应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才对。1965年8月,张调北京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33】1965年3月军区第四次党代会选出并经中共中央批准,下同。
【34】国务院直属机构,由海军代管。
【35】国务院直属局,业务、党政、干部人事工作等由空军负责管理。
【36】1961年起,军事工程学院的科研、规划、基建、专业训练和业务工作,改为国防科委负责。
【37】1965年8月,张经武调离西藏,张国华任新成立的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则理顺了关系。


选自余汝信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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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0月 08, 2017 8:5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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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毛林治军与毛林关系


一、林彪的治军理念

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即根据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政治建军原则,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治军理念。

1960年1月,林彪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时提出:“我们要树立一个作风,就要提出要求,就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主席以最简单朴素的语言,概括了很多很重要的道理。有了这三句话、八个字的作风,就会使我们的军队生龙活虎,朝气勃勃。”[1]上述三句话,八个字,随后被概括称之为“三八作风”。

1960年一二月间,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2月12日,毛泽东在广州白云山鸡颈坑听取了林彪等汇报会议情况。其后,林彪在会议上讲话时称:“军队建设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进行物质上的建设,一方面要进行精神上的建设。精神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物质的东西,精神的东西和群众结合起来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搞军事训练、政治训练、文化训练,都不是物质的东西,但是它能够使物质发挥作用。作风也不是物质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假如人人都养成了好作风,不仅平时,特别是到了战时,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作风问题,不只是个别有教养的人在那里起作用,而是所有的人都相互起作用,相互影响,融化熏陶,不知不觉都在那里起作用。”“关于作风问题,在上海曾向毛主席请示过,在广州又谈了一次。毛主席很同意在部队中提倡他在一九三九年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这三句话、八个字,是我们部队的好作风。[2]

1960年9月12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讲话时提出“四个第一”:

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正象毛泽东同志说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证。做好工作要靠党的领导,靠政治工作,靠群众路线,靠人的觉悟。我们要求抓下面的思想,贯彻上面的思想。思想仗是很重要的战斗,不打好思想仗,其他仗就打不好。

在政治工作领域中,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

一是武器和人的关系。打仗时武器也要,人也要。但是武器要人去使用,人不勇敢,武器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战争的胜利还是靠人。……
二是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工作有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有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等等。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就都能做好。……
三是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中有些是事务性、行政性的工作,有些是思想性的工作。各种工作都要做,不能只做那一个,但是重点要摆在思想工作上。……
四是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要读,但是重要的是掌握活的思想;书本教育要同实际相结合。部队有什么问题,党中央有什么政策,国际形势如何,这是现成书本上没有的,都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来回答。……
……
这就是说,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更应该紧紧掌握这个方向。[3]

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1960年5月6日,总政治部主任谭政[4]给林彪并报毛泽东报告称:对抗大时有关作风的三句话,我们计划好好宣传一下,但目前流行的提法不尽一致,一是1938年抗大同学会成立时毛主席的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是1939年抗大三周年时毛主席文章中的提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两个提法用词不同,究竟以哪个为好,请予指示,以求统一。毛泽东5月8日批示,用1939年的提法,并将其中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一句,改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5]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中称,“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6]1965年2月22日,毛泽东更称赞道,“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7]


二、确立林彪治军理念地位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1960年9月14日至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林彪的提议,以加强政治思想政治工作为中心议题。10月7日,毛泽东听取了林彪、贺龙、罗瑞卿汇报会议的情况。[8]会议最后一天,10月20日,对有关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林彪作了如下阐述:“我们强调政治挂帅,但是,不要以为政治挂帅就不要军事,那是不行的。事情总是由几个方面合成的,缺了一样就不行。军事和政治比较,那个重要?当然是政治重要。政治是基础,什么工作都要政治挂帅,政治起主帅作用,军事要为政治服务。可是时间,那个应该多占一点,那个应该少占一点?政治应该少占一点,文化更应该少占一点,军事应该占多些。军事应该占百分之六十、七十以至八十。”[9]

军委扩大会议形成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草案。12月14日,毛泽东在审阅了经修改后的决议草案后批示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称:“此件经过修改,修改处并已征得军委及总政方面几个同志(罗、萧[10]、刘志坚)的同意,现送上,请审阅。希望在十天左右时间内阅完,交尚昆[11]印发党、政、军、民各系统,先发军事系统。文件虽长,但不难读。修改是陈伯达、田家英[12]诸同志的一个小组进行的。”[13]

经陈伯达、田家英修改并经毛泽东审阅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称:“会议认为,毛泽东思想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我军建设的指针,也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在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在批判和纠正了以彭德怀、黄克诚同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以后,我军的政治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这次会议上,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历来的指示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正确处理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到会同志一致认为,林彪同志提出的这四个关系问题,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范例。”这四个关系是:第一,正确处理武器和人的关系。第二,正确处理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第三,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第四,正确处理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这就是说,人的因素第一,政治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更应当紧紧掌握这个方向。”[14]

12月2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转发时的批语全文称:

中央看到一九六○年十月二十日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认为会议开得很好,决议也写得很好。这个决议,继承和发扬了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的传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全面地总结了解放十一年来军队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丰富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提出了措施,打中了要害。决议阐述了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强调指出在政治工作中要着重抓思想工作,而在思想工作中又要着重抓活的思想,指出在军队中贯彻“三八作风”,改进工作方法,把根子扎在基层的重要性。决议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中央认为,决议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和适时的。中央批准这个决议,希望能定期检查,贯彻执行。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可以发给地委以上的机关阅读。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读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应当是这样。过去军队中理论研究工作的方法是读死书的方法,那是不正确的,十月军委扩大会议已指出了这一点,中央认为是正确的。[15]

三、对谭政等人的批评和处理

《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还称,“正如林彪同志和到会的同志们所指出的,政治工作还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一个时期在工作方向上发生了偏差。”会议认为,谭政对“总政治部工作方向上发生的偏差”“ 应负主要的政治责任”, 并因此作出《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

早于9月12日,林彪即在军委常委会议上批评谭政称:

政治工作有毛病,不是别的,就是工作重点摆得不对头。不是政治路线,而是工作重点不对头。这主要是指总政没有摆好重点,全军只好照着它规定的任务去执行。总政摆过来,底下也会自觉的摆过来。总政这个领导就是谭主任了,谭主任是这样的。我们开会期间,中央也在开会,开始讨论别的问题,毛主席每次开会差不多都问到我们这个会议的情况。中央同志的看法,我们的看法,谭主任哪!缺乏干劲,缺乏朝气,缺乏热情,思想上概括能力差,创造性、主动性差,就是说靠他不能吃饭的,带不起头的。总政应该搞个党委领导,党委书记不能让他当,但是还继续要他工作。他这人的毛病这次检讨要进步,罗总长说他三个方面,八个字。“三八”,又碰到个三八了啊,我看是有道理的。我对他了解,我觉得他这个人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革命的朝气、锐气、革命的热情……这个人没有动力,缺乏精神上的动力。本来决议上写上他的名字,后来考虑写上名字不好,不要写名字。后来中央也同意不写名字的意见。另外再写个决议。现在起草了个决议的稿子,下午在这个会上要念,但是我同谭政同志讲过的,万物可以变,人也可以变,坏人还可以变好人,好人也可以变坏人,说不能变是没有道理的。第一条是可以变的。他的工作,这八年和彭、黄比较起来,还是好的,所以我在上海说他好,那时我对他不太很清楚。后来他表现不太好,因此就说坏。但是估计是可以变的,将来还准备说他好。所以,我就说他好,不好,再好。[16]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总政治部从10月25日到翌年1月25日进行了整风。1961年1月30日,总政党委向毛泽东、中央、军委作出《总政党委扩大会议整风工作的报告》称:

总政治部的整风,根据军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在中央、主席、军委、林彪同志和各位元帅的关怀和指导下,从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开始,到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结束,历时三个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次整风,除了揭发批判甘泗淇同志[17]和傅钟同志[18]的错误外,着重揭发批判了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通过对谭政等同志错误的批判,端正了总政治部的工作方向,进一步肃清了彭黄影响;使广大干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就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就是我军建设的方向;这次整风对犯错误的同志和参加整风的全体干部,都是一次十分生动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这是此次整风的最重要的收获。

这次总政整风的胜利,也是全军全党的胜利。

谭政同志的错误性质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他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准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他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荒谬地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是系统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排除对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学习。谭政同志几年来在总政工作中,对上封锁中央,对下不传达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他与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总编辑欧阳文一起,进行反党宗派活动。他包庇恶霸地主家庭,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谭政同志的作风也极其恶劣,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谭政同志在大量事实面前和大家严肃批判和诚恳帮助下,已经承认自己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并作了检讨,但还不彻底。

甘泗淇同志的错误也是反党性质的。他在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上都是站在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方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坚决执行了王明路线。抗日战争时期,又积极执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在彭德怀同志的指意下,反对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贺龙同志。在抗美援朝时期,他对彭德怀、高岗向他所散布的许多反党言论,不向中央报告,并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到总政工作后,积极充当彭德怀的打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借口检查总政文化部的工作,打击总政领导,直接攻击毛主席。甘泗淇同志公开反对经中央和毛主席批准的侦察工作方针,并说中国要出贝利亚。甘泗淇同志品质恶劣,有个人野心,善于投机取巧。他对彭的反党活动,从来不作揭发。甘泗淇同志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和总政整风中,对大家的批评,一直是顽强拒绝,现在虽然作了检讨,有了进步,但还很不深刻。

傅钟同志的主要错误是在四方面军的工作中,和张国焘一起猖狂反党、反中央,诋毁和辱骂毛主席,成为张国焘反党反毛主席的得力助手,但他对自己历史上的严重错误,一直不作自我揭发,长期拒不检讨,发展到近几年来斗志衰退,傅钟同志对自己错误现已作了检讨,基本上还好。

1月25日,萧华在总政党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时称,“谭政同志和他的几个亲信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父子关系。他们对谭政同志唯命是从,谭政同志对他们则是言听计从。”“彭[19]骂人训人,谭也训人顶撞人,谭骄横跋扈,唯我独尊,对中央领导同志和元帅们极不尊重。”

2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总政党委扩大会议整风工作的报告和萧华在这个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此前,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罗荣桓重任总政主任,增加徐立清、梁必业为副主任。总政党委组成人员为:第一书记罗荣桓,第二书记萧华,委员罗、萧、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傅钟、甘泗淇、甘渭汉、蔡顺礼。谭政由总政主任降为副主任,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委员、常委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职务[20]。傅钟、甘泗淇虽保留总政副主任、总政党委成员职务,但排名改在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之后。总政党委决定,给刘其人、姜思毅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由部长降为副部长。给白文华以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白文华、欧阳文调离总政。1963年12月,罗荣桓病故。翌年9月,萧华继任总政主任。萧华对林彪是绝对服从的。


四、1960年代前期的毛、林关系

1960年代前期,毛泽东与军队、与林彪的关系是甚为密切、甚为融洽的。

这种密切、融洽关系,首先表现在军队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思想的高度评价、大力宣扬上。《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首项,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决议首次提出: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因此,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

这是一个由军队首倡的全新的提法。1963年3月27日由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在条例总则中重复了上述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新定义。

1961年8月2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报告称,“军队广大士兵热爱和迫切要求读毛主席著作,但由于书籍缺乏,且不善于选择必需读的文章。为着解决这一问题,总政从《毛选》中抽选了一部分文章拟印发到连队,以适应现实需要。但所选文章和章节,不知是否恰当,盼主席交有关人员予以审查。如有意见,即请指示,如无指示,即由总政出版了。”毛泽东当时即将报告批告其秘书田家英称:“请你看一下。如大体可用,即退回林彪同志办理。” 同年,总政宣传部即编印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印发到班,每班两本,供士兵学习。[21]1964年,又编印了《毛主席语录》,在军队内部发行。

1965年8月1日,总政治部再版了1964年5月初版的《毛主席语录》。以总政名义撰写的“前言”,起首一段基本重复了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提法(个别字句作了细微调整):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斗争经验,我们党的理论,最概括地集中到了毛泽东思想。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

其次,这种密切、融洽关系,表现在毛泽东对林彪的支持、倚重以及林彪对毛泽东坚决拥护的态度上。

林彪在中共建政后即称病,公开场合甚少露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除必要场合仍旧如此,但借养病之机下部队调查是常有的事。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告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称,“请用电话告林彪同志:他在四、五两月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五月去杨村七天,下连调查,极为有用,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有益的。十天后,我返京找他长谈一次(两小时)。请他好好保养身体,是为至要,是为至要。”[22]连续两句“是为至要”,凸显了毛对林的关切之情。

1961年1月,林彪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学习毛著的“三十字方针”。党内军内高层中不少人对此提出异议,提出要“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指责“三十字方针”为“实用主义”“庸俗化”。毛泽东支持了林彪。早在1960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修改批文时所加的一段话:“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应当是这样。过去军队中理论研究工作的方法是读死书的方法,那是不正确的,十月军委扩大会议已指出了这一点,中央认为是正确的。”[23]就是支持林彪、批评谭政等人的。事实上,1960年代,军队尤其是军队干部,文化水平相对还是比较低的,林彪提出的“三十字方针”,应是符合实际的。

投桃报李,1962年1月,在毛泽东最困难之际,林彪代表军队坚定地支持了毛。1月29日,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称,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而且情况已经在开始好转,今后必然会继续好转下去,造成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错误,使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减少了,但我们取得了经验。全党来了个大学习,使我们党员、干部的质量和能力大大提高了。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24]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十分高兴,十分重视。2月24日,他批示给邓小平道: “林彪、恩来、朱德三同志的讲话,请紧催,速送来,看一下,以便早日印成一本,早日下达。”3月20日,毛在看了林彪的讲话稿后又批示给田家英、罗瑞卿称:“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25]

七千人大会之后,1962年3月,贺龙代病中的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26]这并不妨碍毛泽东对林彪的持续倚重。

1963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称,“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毛对林的身体状况甚为关心,在信的末尾,毛称,“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27]

1964年,处在中央二线的毛泽东与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方针政策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此一分歧在这年年底至翌年1月甚至在党内高层呈公开化,浮出了水面。1965年元旦后继续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1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1月5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1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共17人,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28]

中央工作会议最后形成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了前期刘少奇指导社教运动时出现的一些“左”的倾向。遵从毛泽东的意见,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据《毛泽东传》称:

亲身经历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并当场目睹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严重分歧的薄一波[29]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30]


正当毛泽东对原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产生极大的不满与不信任情绪之际,林彪及时出现!1965年1月,适逢遵义会议三十周年,邮电部发行了一套共3枚的纪念邮票。图案分别是毛泽东像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决战前夕》两幅油画。其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总政下属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彭彬,根据毛泽东的词《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画面中突出了(实为虚构)毛泽东与林彪长征途中在遵义娄山关上的形象。同时间出版的《人民画报》1965年第一期,亦以两版的显著篇幅,刊登了这幅油画。

这一幅油画,将毛、林在一起“并肩战斗”的艺术形象首次公开呈现在全国公众面前。它与毛对刘少奇的不满同时出现,似乎不像是一个巧合。它准确地预言了一年多以后“刘下林上”的政治变局。

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再次任命林彪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与6年前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不同的是,林彪此际取代了陈云,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陈云退居为次,邓小平则名列第三。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其实早在1965年已显露端倪。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1964年,页221-222。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页223-224。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页205-208。
[4] 谭政(1906-0988),湖南湘乡人。政工干部出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后历任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暨四野第三政委,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页177。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455。
[7] 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的指示,1965年2月2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页482。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页459。
[9]《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页213-214。
[10] 罗,指罗瑞卿;萧,指萧华。
[11] 尚昆,即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12] 陈伯达,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田家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383。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页150-153。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页149-150。
[16] 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0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训练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教学研究资料》,1987年8月,页281-282。
[17] 甘泗淇,时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上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4年2月5日病故。
[18] 傅钟,时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上将。
[19] 彭,指彭德怀。
[20] 谭政1962年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1965年军队改革薪金制度时与黄克诚同时降为行政六级,又调离军队任福建省副省长。1967年起被关押八年,1975年解除监禁并出任中央军委顾问。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544。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487。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385。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63-64。
[2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53、62。
[26] 关于贺龙代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未见有中央或军委的正式文件通知。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起始及终止时间,也有多种不同说法。惟此后军委的重大问题,仍须向林彪报告,依林彪的意见行事。
[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49-450。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页1375-1379。
[29] 薄一波,时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30] 《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83。薄一波回忆又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页1169-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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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一、毛泽东令从上至下都学解放军

自1963年后,毛泽东大力提倡学习解放军,力图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应用到地方,以促进地方的“革命化”建设。

1963年12月间,毛泽东在一个月内数次提及要学习解放军。

12月11日,毛泽东将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给他的关于企业思想工作问题的报告批给薄一波称,“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1]

三天之后,12月14日,毛泽东又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登载的《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一文去信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称:“这个文件请你们看一看。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在生产队里设一个政治委员,或者叫政治指导员,或者叫宣传员,让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小知识分子(高小毕业生有的是,初中生也可找到),把思想政治工作,在几亿农村人口中抓起来。在城市工业、商业、居民方面也仿军队办法从上到下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指导员。此事请书记处议一下。然后常委再议。”[2]

又过两天,毛泽东就薄一波12月15日给他的信[3]致函林彪等称:“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4]

毛泽东这一封信在文革中广为流传。尤其是信中最后几句话,更被认定为是毛泽东对林彪的赞扬和肯定。其实,当时学习解放军最积极的是薄一波。

12月19日,薄一波又就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写报告给毛泽东称,“根据你12月11日的批示,对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检查。”最后报告称:“为落实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的指示,我们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工业、交通各部,都要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用毛泽东思想、革命精神把全体职工重新武装起来。所有工业部门都要仿照解放军的办法,从部到企业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二)拟出一个工业、交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三)从中央各个工业、交通部门所属的企业中,选拔优秀领导干部分别到政治学院或军队中去学习政治工作经验。(四)目前,先从军队抽调三百名到五百名熟悉政治工作的干部,到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和重要的企业担任政治工作。(五)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以后,似有必要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管理工业、交通部门政治工作的机构。”毛泽东对此批示道:“报告已看过。请你考虑,可否印发到会同志研究,并加以讨论。”[5]

毛泽东一声令下,从中央到军队各部门那敢怠慢!据有关资料称,次月,即1964年1月9日,“中央决定,在中央、大区两级的工业交通、财贸、农林部门及省、市、自治区的工业交通、财贸系统普遍建立政治机构。并决定第一批从军队抽调205名师以上各级政治领导干部,分别去工业交通、财贸、农林部门的政治部担任领导工作。所调干部的条件必须是,政治思想好,干劲大,有比较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身体健康,年龄在50岁以内。”[6]

1964年1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总政治部和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从军队选调10万转业军官到商业部门服务完成情况的报告》。总政治部和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报告》中反映,1962年11月3日到1963年9月,共选调和接收了军队转业军官85000多人到商业部门工作。总政和财贸办公室报告说:准备在1964年再选调3万转业军官到商业部门服务。1963年转业到商业部门的军官,绝大多数分配到县和县以下的基层单位,其中有70%以上的干部担任了基层单位的领导职务。这批干部的质量是好的,都经过严格的军事生活锻炼,有一部分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是商业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是一批很好的力量。中共中央批示:商业部门必须学习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要千方百计地把几百万商业人员的革命精神振作起来。要象人民解放军那样,认真在商业部门贯彻执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象军队抓“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那样,抓好“五好”企业“六好”职工工作。[7]

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开头即称:“一个学习解放军的热潮,正在全国兴起。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共产主义竞赛中,‘向解放军学习’,已经成为新的战斗的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缔造和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几十年来,人民解放军继承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而且在新的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教导的结果,也是解放军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长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是解放军长期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最根本的原因是: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解放军坚持我国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等,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把解放军这些方面的宝贵经验学到手,真正活学活用这些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精神。”[8]

自此,“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起,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经典口号。

1964年2月6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国防工业部门抽调干部和训练干部问题的通知》,遵照毛泽东关于从军队抽调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和军队院校为工业部门训练干部的指示,总政治部决定抽调2048名干部到国防工业政治部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工作,并为上述工业部门训练4315名党政干部。[9]

1964年2月13日,春节。下午3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座谈会,与党内外人士16人“谈谈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再次提出,“每一个部都应学石油部,学解放军,搞一套好经验,对敌人是战斗队,对自己是工作队。大学生也要学习解放军。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也批评错误。”“各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10]


二、地方各部门建立政治工作机关

1964年三四月间,全国工业、交通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工业交通部门政治机关的性质,政治工作机构的建立,政工人员的配置,政治工作的方法和作风问题,政治机关同有关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作了研究和规定。另据报道,工业交通系统15个部和两个局,都已陆续建立了政治部。其中除铁道部等建立较早外,其余大都是在今年第一季度建立的。[11]

196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从军队抽调五千三百名干部到地方政治机构工作的通知》称,“中央批准从解放军抽调五千五百名连以上干部到地方政治机构和企业、事业政治机构工作。除去前已抽调分配的师职以上干部二百余名以外,还应抽调五千三百名(其中:师级干部七十九名,团级干部一百七十四名,营级干部四十七名,连级干部五千名)。”“这五千三百名干部,确定分配给中央工交、财贸、农林部门所属企业事业单位二千三百三十五名,其中:师级干部五十七名,团级干部一百三十一名,他们可担任中央直属企事业政治机构的主任、副主任;营级干部四十七名,连级干部二千一百名,他们可担任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车间的支部(总支)书记或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分配给各中央局的二千九百六十五名,其中:师级干部二十二名,团级干部四十三名,他们可担任十一个大城市(天津、沈阳、鞍山、旅大、抚顺、长春、哈尔滨、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和十六个重要省辖市(唐山、太原、包头、本溪、吉林、济南、青岛、南京、无锡、杭州、洛阳、黄石、长沙、成都、昆明、兰州)工交、财贸政治部的主任、副主任;连队干部二千九百名,他们可担任地方国营企业事业单位车间的支部(总支)正副书记或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所调干部一律办理转业手续,并直接办理调动手续(随军家属可以随干部一同前往)。其中师级干部由各军区报解放军总政治部备案。”[12]

1964年五六月间,全国财贸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另据新华社报道,商业部、粮食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财政部税务总局都已陆续建立了政治部。6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罗瑞卿《关于在国防工业系统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关的若干问题的建议》。罗瑞卿建议:设置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统一领导和管理国防工业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国防工业各部设政治部,统一领导和管理部属企业、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各国防工业企业、事业单位,凡职工在1000人以上者设政治部,1000人以下500人以上者设政治处,500人以下者设政治教导员、协理员或政治指导员;成立国防工业党委,在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对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和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工作,实行统一的集体领导。[13]

1965年5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称:

(一)所有工业交通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
……
(二)为了加强工业交通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党委必须把工业交通系统的政治工作机关建立起来,并且逐步地建立起一套由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适合工业交通部门情况的政治工作制度。

(1)中央设置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工业交通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央委托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管理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的日常工作。
(2)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党委,设置政治部。它在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和各部党委的领导下,管理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
(3)各中央局设置工业交通政治部。它在中央局和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的领导下,管理本地区工业交通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
(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入其它大、中工业城市的党委,设置工业交通政治部。它在同级党委和上级工业交通政治机关的领导下,管理本地区工业交通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省、自治区的工业交通厅、局,可视工作需要,设政治工作机关。
(5)小城市和专区、县的党委是否设置工业交通政治工作机关,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党委决定。
(6)工业交通企业(包括托拉斯)、事业单位,根据规模大小和任务繁简,分别设置政治部、政治处或者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
……
在生产班组,设置不脱离生产的政治宣传员,协助政治指导员在群众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14]

以上,亦即为各部门、各地方设立政治工作机关的范式。
自1964年初至1966年*****前夕,中央先后设立了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农林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基本建设政治部,以后,又设立了中共中央外事政治部、文教政治部。在国务院各部、局亦先后设立了政治部。据不完全统计,被选调至上述部门政治部任职主要领导的少将以上者有:

中将1人:
谢有法,原军事工程学院政委,军事工程学院集体转业后于1966年2月调任中共中央基本建设政治部主任。

少将24人:
李人林,北京军区炮兵政委,调任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邓东哲,福州军区空军副政委,调任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秦化龙,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调任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副主任;
杨树根,广州军区后勤部政委,调任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副主任;
黄远,第十研究院政委,部院合并后调任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副主任;
高德西,陆军第四十六军政委,调任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副主任;
李桂林,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调任中共中央基本建设政治部副主任;
王屏,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调任中共中央外事政治部副主任;
孙正,工程兵援越修路工程指挥部政委,调任中共中央文教政治部副主任;
吕清,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调任林业部政治部主任;
江学彬,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调任水产部政治部主任;
胡立声,外长山要塞区政委,调任冶金部政治部主任;
张向善,陆军第二十军副政委,调任化工部政治部主任;
刘鹤孔,空军第五军副政委,调任一机部政治部主任;
萧友明,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调任三机部政治部主任;
黄忠学,海军北海舰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调任六机部政治部主任;
张家洛,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调任水电部政治部主任;
赵承丰,总政副秘书长,调任地质部政治部副主任;
朱致平,陆军第一军副政委,调任纺织部政治部主任;
梅盛伟,空军第二军政委,调任交通部政治部主任;
朱春和,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委,调任邮电部政治部主任;
颜金生,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
耿道明,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军区军事法院院长,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政治部主任;
此外,陕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牛书申少将已于1963年4月调任二机部副部长,1964年后兼二机部政治部主任。


三、调萧望东主持国务院文化部日常工作

196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文化艺术工作多有严厉批评。著名者如1963年12月12日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5]1964年6月27日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6]

以上两个批示,可见于官方文献。私人著述中所披露的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主管部门——文化部的批评,更无情面可言: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插话称:“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17]

接着,就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的问题,毛泽东稍带敲打了周恩来:“齐燕铭也不好,听说他是你的秘书长。这个人不能当秘书长。你还不如到解放军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整个文化部都垮了。”[18]

面对毛泽东的指责,文艺界在1963–1964年连续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整风。整风后期,调整文化部的领导班子,已是势在必行。随后采取的调整措施如下:

1964年12月,调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任文化部副部长。

1965年1月,趁三届全国人大召开、国务院组成人员重新任命之机,由陆定一直接掌文化部,以取代挂名多年的党外人士沈雁冰(茅盾)。

1965年2月13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请示:与罗瑞卿、安子文[19]商后,拟商调萧望东[20]、赵辛初[21]等到文化部任副部长,石西民已到职,任文化部副部长。[22]

1965年2月24日,彭真同意中宣部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的方案,提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核阅。中宣部报告称:根据毛泽东指示,文化部开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半年来,部长一级的批判已告一段落,经与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商洽,拟调萧望东为文化部第一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石西民为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赵辛初为副部长、党组成员,颜金生[23]为副部长、党组成员兼政治部主任,刘白羽[24]兼副部长、党组成员。免去齐燕铭的副部长、党组书记,夏衍的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职务。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25]

1965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文化部党组改为中共文化部委员会,萧望东任书记[26]。

无论是党组或党委书记,萧实际上是主持文化部日常工作的一把手。未知他是否达到毛泽东所称“头脑清醒”的要求,而选调军队领导到地方机构主政这种办法,实为文革中军管形式的滥觞,更贴切地说,是开创了向地方机构派驻军代表的先河。[27]

有关是谁又是如何选中萧望东到文化部的,文革结束后有多种说法。其实,1967年1月周恩来对文化部领导班子改组的过程已有过解释:“改组文化部,这是毛主席的主张,我支持。当时考虑,文化部仍由解放军来搞为好!但现在看来,实际上是改良主义,没有象现在采取革命办法。文化部实际上没有必要,除了电影局和一些业务局外,其他的由政治机关领导就行了。当时改组,调解放军的同志,陆定一通过中央组织部,向解放军要人,找到萧望东,这个人政治上不太强,担任文化部长,实际上不够条件。我问陈毅同志,他也说不太行。因为解放军支持,就调来了。这里陆定一是否和安子文、罗瑞卿有什么默契,不知道。现在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不是适当人选。他的几个助手也不行,如石西民,上海市委、华东来的,也不行。从华东第一任调夏衍,夏衍是三十年代人物,调他离开上海,打破他那一伙,始终让他担任党组书记。后来调徐平羽,也不行。石西民也不行,在柯庆施领导下,可干些工作,但到文化部不行。赵辛初是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做农村工作有些见解,但是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也不行。班子不强,调来一个一军的政委,后来当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颜金生,两年前搞机关革命,推荐他来的。搞军队机关革命有些经验,但到文化部不合适,这个班子是陆定一组织的,不是强班子。”[28]

当时,周恩来认为是选错了人。又把选错人的责任,推到了陆定一的头上。而按彭真1965年2月13日的请示函,人选应是彭真、罗瑞卿与安子文三人商定的,且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同意。

综上所述,“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举措,使军队政治工作中一整套带有形式主义倾向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自然亦使全社会具备了高度“革命化”、 军事化的表征,为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准备了条件。

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热潮中,1965年8月1日,适逢建军38周年,邮电部特地发行了一套8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邮票,并专门请林彪为发行这套邮票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因而是战无不胜的队伍。”邮票发行和林彪题词,无疑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热潮加大了些许热度。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32。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52。
[3] 薄一波在信中说:你12月11日关于王鹤寿同志的报告给我的批示,已于13日收读。我正遵照你的指示,召集工业各部的同志,查询各部学习解放军和石油部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并讨论怎样加强工业企业的政治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学习解放军,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确是加强工业企业政治工作的好办法。几年以来,石油工业部就是这样做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且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企业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其他工业部门如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也正在开始学习石油部的经验。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56。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54-455。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57-458。
[6] 马齐彬、陈文斌等编写:《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页239。
[7]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页240。
[8] 《人民日报》,1964年2月1日。
[9]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页240。
[10] 佚名编:《毛泽东思想万岁》,页92。
[11]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页242。
[12]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九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页1087-1088。
[13]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244-245。
[14]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九卷,页1146-1149。
[15] 毛泽东给彭真、刘仁的批示,1963年12月1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36-437。
[16] 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批语,1964年6月2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
一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91。
[17] 参见萧冬连:《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版,页1090。
[18]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页1090。齐燕铭为周恩来所重用,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秘书厅主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19] 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20] 萧望东,时任南京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军区第二政委。
[21] 赵辛初,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22]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版,页397。
[23] 颜金生,时任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革中被关押。1970年回军队后历任陕西省军区政委,新疆军区副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军委纪委副书记。
[24] 刘白羽,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25] 《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01。
[26] 萧望东后于1966年5月任文化部代部长。文革中被关押9年。1975年8月复出回军队后历任济南军区政委、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三、第一书记。
[27] 此处未将中共建国前后新解放区的军事管制形式考虑在内。原因为彼时的军管为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过渡,而非类似文革中以军管的形式接管共产党自己的政权。
[28] 周恩来在接见解放军参加文化部文化革命工作队造反联络站代表和部分四清工作队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1月11日。载哈尔滨工农兵大学红色造反团驻京联络站、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材料》1967年1月份(第二集),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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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取消军衔制度


1964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合理地改革现行薪金制度,取消军龄补助金,降低军官的薪金标准,大体上和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的工资标准取得一致。薪金制度的改革,同时引发了取消军衔制度的动议。其后,召开了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和军委第223次办公会议,对取消军衔制度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并制订了初步方案。方案初步确定先由薪金改革小组就取消军衔制度向军委提出报告,然后由军委组织实施。

1964年10月17日,薪金改革小组向军委提交了《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称:我军的军衔制度,基本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我军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实行以来,利少弊多,副作用很大。同年11月24日,军委办公厅向全军转发了这个文件,要求结合开展取消军衔制度思想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11月30日,代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取消军衔制度持积极态度的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在听取高等军事学院有关人员汇报时称:

我们的薪金制度不合理,特别是营级到军级。将军以前还降了一点,但也不合理。元帅、大将有的薪金比主席还高。我们过去还不知道。营、团、师、军四级,有的比地方上同级干部的薪金高80%。明年一月份准备先取消军龄补助,全军不行,先从少将以上开始,第二步全取消,与地方干部拉平。这样做了,要有震动,要先做好思想工作。

牌牌(指军衔)我们上了当,也准备取消。内战时期,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发几块钱,发套布衣服,实行供给制。一进城,有人批评我们“游击习气”,以后就分十九级,将、校、尉。下级见上级,进门要报告,允许了才能进;进来了要坐下,允许了才能坐;坐下了要讲话,允许了才能讲话;讲话中间要抽烟,要吃水,允许了才能抽烟,才能吃水;完了要走,允许了才能走。以前我们那有这一套!过去,在一个房子里几个人谈话,先解决你的问题,后解决他的问题,有水就吃水,有烟就抽烟,办完事就走,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有钱就花,无钱不花。官兵一致。薪金制我们上了当,军衔我们上了当。明显地讲,人家就是要控制我们的军队。那时我们不自觉,没有顶住,要作检讨的是我们。[1]

1965年1月12日,军委向毛泽东并中央正式提交《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请示》,全文如下:

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问题,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和军委第223次办公会议作了研究,并征求了各军区、军兵种、院校党委的意见,一致同意取消军衔制度。

军衔制度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与我人民军队的本质不相适应。九年来实践证明,这一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传统作风,等级表面化,助长了干部的等级观念和名位思想,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也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

鉴于存在上述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军衔制度,采取“名存实亡”的办法,大将以下各级军衔一律取消,元帅军衔予以保留。

取消军衔以后,凡属现役军人,仍保留领章上的军兵种符号,今后参加外事活动,除元帅外,可用职务名称。

军衔制度是根据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制定的。取消军衔制度,必须修改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在中央批准取消军衔制度后,再按法律手续报人大常委通过。

取消军衔制度,在军队人员思想上不会引起太大的波动,但也必须和对待薪金改革一样,在部队进行充分的思想教育工作。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2]

当月,毛泽东在该报告上批示:同意。

此后,军内各单位对取消军衔制度的方式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如:要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不要“名存实亡”,而要名实皆亡,元帅军衔也不要保留;陆、海、空军服装上已有区别,因此,军兵种符号也可以不要,或者和解放军的符号统一起来,一律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礼服、大沿帽等,也可以取消。全军上下,对内对外活动,皆实行一种服装样式。这些意见和建议,比军委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更具革命性,大部分也得以采纳。

在取消军衔制度的同时,军队薪金制度的改革也在同步进行。2月11日,军委发出《关于改革军官薪金制度的决定》称,“军队现行的薪金标准,是全国现行的各类工资标准中较高的一种,这是由于我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搬用了外国一些不好的经验所形成的。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并已带来一些不良影响。薪金高了没有好处,还有坏处,容易忘掉过去,忘掉贫下中农,忘掉阶级兄弟,忘掉革命,也不利于军队同地方的团结。为了缩小军队干部同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之间的生活差距,并将军官薪金标准与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的工资标准大体取得一致。因此,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金标准,改革军队的薪金制度。”为此决定:废除现行的军官薪金制度,取消军龄补助金。参照国家机关行政干部工资标准,结合军队情况,制定军队的统一工资标准。将军官现行级别改定为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级别。从1965年6月1日开始执行新的工资标准,按新定级别发薪。[3]
2月18日,以国防部名义发布《关于停止授衔、晋衔工作的通知》称,“中央已经批准取消军衔制度,现正按法律手续报请人大常委审议,待人大常委通过后,即行公布取消,现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授予和晋升军衔的工作。望遵照执行。”

4月24日,军委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请示:建议在取消军衔制度和减薪的同时,对现行军帽、帽徽和领章的式样,也可以彻底改革,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请示中还拟定了三军统一戴解放帽、佩红色领章,帽徽也改为全红五角星。毛泽东于同月29日批示:照办。[4]

4月28日、29日,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毛泽东在同他们谈话中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5]

5月18日,军委关于兵团级别以上干部的工资定级问题向中央提交请示报告。其中提出,大将军衔的现为大军区级的七名(原有八名,其中陈赓于1961年病逝)。张云逸原为地方三级,仍为三级;罗瑞卿、粟裕、徐海东、萧劲光定为四级。谭政、黄克诚定为六级。这个报告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圈阅批准。[6]

5月21日,军委发文转发其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式样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请示和毛泽东的批示。

实质性的内部程序完成以后,还走了个形式上的公开程序。

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决定: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主席令,予以公布。5月24日,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决定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已经通过了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现行的军衔制度。为了能够充分体现出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国务院对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决定如下: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沿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本决定,从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起开始实行。[7]

取消军衔制度,为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次大倒退,为文革前夕党内极左思潮在军队建设上的一个重要表现。惟其却又为文革中部分特殊的非军籍人员穿上军装打开了方便之门。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身着65式军服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之后一段时间里,大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穿上了65式军服以公开示人。

被毛泽东誉为“欧洲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亦跟随中国于1966年5月取消了军衔。二十三年之后,中国于1988年恢复了军衔制度,阿尔巴尼亚比中国迟了三年,1991年政体改变后才得以恢复这一世界军队普遍实行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1] 贺总对高等军事学院整风的指示,1964年11月30日。
[2] [65]军呈字第1号,1965年1月12日。
[3] 军委[65]7号文件,1965年2月11日。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征求意见稿,2001年,页458。
[5] 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备战计划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载《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91-1392。
[6] 《张云逸传》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合编:《张云逸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页469。
[7] 《人民日报》,1965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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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援越抗美” 启动


19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实质性的秘密军事人员援助虽然是在1965年才大规模展开,其实早在1962年间已经开始筹划。

1962年8月,北越总理范文同访问中国,请求中国支援。1963年10–11月,越共中共和中共中央分别批准《中越两军协同作战计划》,就协同保卫中越两国边境地区安全问题达成初步协议。1964年越战升级,北越派出代表团到中国,请求加强对越援助。6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接见北越代表团和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毛泽东在接见时称:“你们对各种可能都要做准备。第一是像朝鲜战争那样,准备它出兵打北越。准备好了,它不来,那好嘛。第二是它不来北越,在南越范围内打。”刘少奇补充说:“还有一种可能,美国的军队不来进攻北越,美国飞机来轰炸。”毛泽东明确表示:“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我们的事就是你们的事。就是说,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6月30日,越南提出请求中国援助的初步方案:如果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初步考虑请求中国加强装备、物资、技术援助;如果美国直接出兵南越,请求中国增加武器、弹药、装备、物资、技术援助,如有可能,协助越南加强防空;如果出现美国大规模出兵越南的情况,建议中国派兵支援。[1]

1965年1月8日至24日 北越国防部副部长兼副总参谋长陈参率军事代表团访华,周恩来、罗瑞卿接见。中方组成以杨成武、李天佑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就中越两军协同作战保障工作和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问题进行会谈。24日,中越双方签订了《关于中越两国军队协同作战保障工作的补充协议》、《关于中国向越南北方提供军事装备和主要后勤物资援助的补充协议》、《关于中国援助越南南方军事装备和主要器材的协议》3个协议。2月9日 为落实中越两军协同作战保障协议,总参作战部向总参上呈了派人赴越南、老挝进行现地勘察的建议,提出组成50人的勘察组,成都军区韦杰副司令员任组长,总参军务部陈彬副部长任副组长,成员由总部、有关军区、军兵种派人参加。3月18日,杨成武批准。勘察组出国勘察四十余天,主要勘察了越北、越西北、越东北的地形和道路,同时派少数人勘察老挝桑怒、川圹地区。回国后,参与起草关于越老地形分析和建议的报告,6月30日上报。报告分析越老地形对作战行动的影响,提出了整修越南通向中国、老挝的公路、桥梁、渡口;调整出国作战部队编制,增加火炮、轻武器等装备和针对热带山岳丛林地进行训练的建议。[2]

3月24日至25日 文进勇率军事代表团访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刘少奇表示:越南需要的高炮和其他武器、弹药,凡是中国能够办到的就一定供应;为对付敌人破坏越南陆上交通线,中国准备了1个铁道兵师、2个高炮师和其他一些保障部队,越南什么时候需要,中国就什么时候派去。罗瑞卿、杨成武就越南斗争形势的估计、越东北群岛设防和安沛机场选址等问题与文进勇进行了会谈。

4月9日 北越国防部部长武元甲随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华,杨成武与武元甲就军事工作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武元甲提出请中国派工程部队援建越东北群岛设防工程,派工作组入越研究铁路干线防空问题,并请尽快帮助修建安沛机场。杨成武答复,前两个问题,我们已作准备,越方什么时候需要,需要多少,我们就派多少去;修机场问题,过去越方没有提出,我们需要研究。20日至22日,武元甲再次来访,罗瑞卿、杨成武先后同武元甲进行会谈,杨成武对越方提出的援越施工、抢修铁路等问题答复:援越工程兵准备了3个团约1.2万人,拟设1个师级指挥部;援越铁道兵准备了1个师部、5个团约2.5万人;援建安沛机场准备了1个工程兵团,约2500人。供应全部由中国负责。

4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总参作战部立即与有关部门研究拟制关于加强战备措施方案,经杨成武签呈,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实施。

4月12日至5月31日 为贯彻毛泽东关于加强战备、应付各种情况的指示,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军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军兵种领导和总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共93人。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讨论了总参作战部修改的全军作战计划和战备计划草案。5月19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在听取汇报时作了指示:①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从各方面来打,我们准备好了,敌人就不敢轻易来打,就有可能推迟战争,甚至使战争打不起来。②要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产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要从全局考虑增加兵员,军队搞得太多,就影响国家经济建设。③备战工作要有重点,现在必须搞好工事,搞好部队的武器装备。④要从军事思想、物质基础和军队政治工作等方面做好打仗准备。军委7月底将会议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中共中央批准,总参作战部将作战计划有关部分摘录发各大单位。

4月18日 为了援助越南铁路、机场和设防工程建设,总参谋部下达预先号令,确定:以铁道兵第二师师部为基础,铁道部、铁道兵和总参军交部派人参加,组成铁道工程指挥部,称工程第一支队,率5个团入越,担负友谊关至克夫109公里铁路改建和克夫至太原50余公里铁路新建任务,河内至友谊关、河内至河口两条铁路的抢修任务。以工程兵建筑第五十三师为主,海军、炮兵、通信兵部派人参加,组成设防工程指挥部,称工程第二支队,率3个工兵团和部分通信工程部队入越,担负东北群岛设防工程修建任务。空军工程兵第二总队入越担负修建安沛机场任务,称工程第三支队。

设防工程指挥部由工程兵司令部副参谋长曾旭清任主任,工程兵政治部主任李良汉任政委,工程兵建筑第五十三师师长王辉任副主任兼参谋长,6月9日晚,其第一梯队秘密通过友谊关开进北越,揭开了中国军队援越抗美的序幕。铁道工程指挥部由铁道兵学院副院长龙桂林任主任,铁道兵科学研究院政委郭延林任政委,6月23日,指挥部及所属部队开始从云南、广西两个口岸进入北越。

5月25日 周恩来接见拟与越南交通代表团会谈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罗瑞卿、杨成武汇报了援越工作有关问题。周恩来对援越工作作了指示:总的原则是尽量满足越方要求,尊重越方意见。援越工作要讲时效,援建越北方的12条公路,肯定不能同时并举,应将经济建设和作战需要结合考虑,以作战需要为主,要以轻重、难易、快慢、粗固八字方针安排,先粗通,再加固,既要快,又要用得上,总的完成时间两年。交通部等有关部门要用支前的精神办事,由总参挂帅,国务院有关部门积极支援。修路施工力量以工程兵部队为主。河内以北的铁路、公路要包修,河内以南的应该包补。交通部、铁道部等有关部门可给越方介绍一些抗美援朝的经验,并派一批专家去越南帮助研究抢修技术。这项工作由罗瑞卿挂帅,李天佑具体负责,计委、经委等有关部门都要听调用。杨成武汇报援越修建12条公路,工程部队需要扩编10万人,周恩来表示同意。根据罗瑞卿、杨成武提议,为了统一组织指挥援越工作,周恩来同意成立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工作小组,由国家部委、军委总部及军兵种21个单位各派一名领导参加,杨成武、李天佑任正副组长,负责经常性的组织工作。由李先念[3]、薄一波、罗瑞卿、刘晓[4]、杨成武、李强[5]、李天佑7人组成领导小组对中央负责,掌握援越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支援任务的决定及新增项目的审批事宜。

6月4日 为保证援越修建公路协定的贯彻实施,李天佑召集有关单位进行研究,杨成武、李天佑向罗瑞卿、邓小平并援越领导小组报告,9日罗瑞卿、邓小平批准。主要内容是:①施工任务全部由军队承担,需投入10万人,拟抽调和组建20个团,分两批入越。②这项工作在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工作小组统一领导下,由总参谋部抓总(日常工作由军交部办理);总的技术指导、勘察设计和施工力量调配由交通部负责;施工组织指挥、力量调配、经费、施工机具、车辆和材料的申请分配与结算等,由工程兵负责;施工部队的党政工作和后勤供应,分别由广州、昆明军区负责。以工程兵为主、交通部参加,成立精干的入越工程指挥部,作为工程兵派出机构,负责具体计划、技术指导、组织协同和施工力量的调配。③全部工程分两期进行,力争1966年底达到粗通,1967年第二季度全部按标准建成。

6月16日 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援越修建公路实施方案,总参作战部起草施工力量抽组和工程任务区分问题的报告,呈总参谋部。报告提出援越修建12条公路需抽组部队24个团(每团4000人)。26日,作战部根据罗瑞卿“先少去一些人也有试点作用”的批示精神,又提出第一批抽调2个师部(铁道兵第十三师师部和沈阳军区组建1个师部)率9个团约3.5万人,于9月底赴越南;第二批广州军区组建1个师部,广州、成都、武汉军区组建15个团约6万人的抽组方案。经罗瑞卿批准下达。7月1日,作战部经与有关单位研究,提出入越施工部队的名称、编组等问题的建议,报罗瑞卿批准。建议提出修路部队按中越协议对外统称“中国交通部修路工程队”,师、团、营、连分别称支队、大队、中队、分队;师部按800人至900人编组、团按4000人编组,建议还提出了防空兵力兵器配备及施工机械、通信保障等问题。

7月6日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援越修建公路方案,总参谋部下达抽组部队赴越遂行公路修建任务的预先号令。主要内容:①第一批抽调的部队7月底解除现有任务,进行赴越施工准备。广州、沈阳军区组建的师部8月底前完成,预定9月中下旬入越。第二批入越部队夏季补兵后组建,预定年底赴越。②广州、沈阳军区组建的师部和抽调的铁道兵第十三师师部分别授予中国交通部修路工程第四、五、六支队番号。整个修建工程以军委工程兵为主组建工程指挥部,由工程兵科研设计院副院长罗洪标任第一副主任(代理主任),调陆军第四十七军政委孙正任政委,统一领导援越筑路工程。7月中旬,越南政府提出只修7条公路,其中新建664公里,改建547公里。8月27日至9月19日,中越双方在河内就援越修建7条公路的实施计划达成一致意见,9月20日总参作战部起草了实施计划通知,由总参谋部、交通部下发。

7月20日 根据越南政府请求,总参谋部下达调高炮第六十一、第六十三师入越作战命令。命令要求立即动员,月底前做好各项准备。27日,总参谋部下达入越开进计划。开进计划确定两个高炮师分别称工程第六十一支队和第六十三支队,从8月1日开始入越,担负北宁至谅山和安沛至老街两条铁路线的防空作战任务。

11月23日 根据周恩来指示和10月越南党政代表团军事小组提出向南方再援助装备8万人份的要求,李天佑召集总参、总后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研究。会后,总参作战部起草了援助方案,由李天佑报罗瑞卿并周恩来。12月9日,总参作战部根据周恩来批示和李天佑的指示,与有关部门研究起草电报,由总参谋部致函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确定至1966年春季向越南南方提供:枪5万余支(挺),火炮1850门(具),枪弹7000万发,炮弹40万发,反坦克手榴弹1万枚等。

翌年(1966年)3月8日 为使军委、总参掌握援越情况,总参作战部统计了中国建国后至1966年向越南提供的军事援助:①军事装备和主要后勤物资援助。向越南提供可装备部队100万人的轻武器和装备器材,折合人民币7亿余元。②部队援助。从1965年6月至1966年3月,高炮和工程部队共赴越14.1万余人。其中:铁路工程部队2.5万余人,公路工程部队7.4万余人,设防工程部队1.3万余人,修机场工程部队6372人,通信工程部队2000余人,高炮部队1.7万余人。计1个公路工程指挥部,8个支队(师)部,25个工程团(含1个民工总队),9个高炮团,1个机场工程总队,1个公路测设总队,2个通信工程大队,18个后勤保障单位。援越部队的吃、穿、用全部由中国负责。③其他军事援助。

在越战期间,苏联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亦曾向越南提供了援助。这些国家提供的援越物资多由中国帮助转运至北越。1966年3月24日 总参作战部对1965年免费经中国铁路转运苏联、朝鲜和东欧等国家援越物资、人员情况进行了统计:共转运12.9万吨物资和1047人。其中转运军事物资4.7万吨,经援和外贸物资8.2万吨;转运苏联人员339人,朝鲜工兵708人。另外,办理过境苏联飞机28架次、运载495人次,东德飞机4架次。为转运各国援越物资,中国派干部、战士押运1300人次,为过境物资换装和警卫,使用6万人次,为保障防空导弹运输,沿途组织警卫16.3万人次。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416-417。
[2] 本段及本节其后部分资料来源自总参谋部作战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史》第二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页805-849。并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征求意见稿,页496-499。
[3] 李先念,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财经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4] 刘晓,时为外交部副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5] 李强,时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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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2月 23, 2017 10:0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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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加强战备,准备打仗


1965年春,面对越南战争升级和中苏交恶的严峻局面,中共中央将国家建设思想,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国防建设及战争准备为中心;军事斗争准备的战略方向,不仅包括针对美、台的东部沿海,而且包括针对美国的南部边疆,和针对苏联的“三北地区”[1];军事战略方针从“积极防御,北顶南放”[2],转变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

自此,从1965年4月到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前,是中国立足于“早打、大打”而进行大规模长期备战的前期。事实上,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在紧张的战备氛围中度过的。

一、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1965年4月9日,总参召开会议,对全军进行战备动员部署。同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书记处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文件。该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美帝国主义很可能把战火烧到我们国土上来;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轰炸中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4月1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3]

4月1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5]208号文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至县团级党委。指示称,“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已经向全世界一再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准备随时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还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对于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步骤,必须认真对待,绝不能有任何的麻痹大意。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

指示又称,“对于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在战略上要藐视它,但是,在战术上要重视它。我们要充分估计到敌人还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占有海空优势,目前敌人太平洋地区加紧进行的军事部署,主要是针对我国的。我们必须把情况设想得严重一些,把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一些,特别是在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突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有所准备。这样,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一切盲目侥幸和麻痹松懈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指示提出,“目前的具体备战措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

“一、大城市和大的工矿交通企业,要建立和整顿防空委员会,做出必要的防空规划,进行防空教育。
“二、在沿海地区,要切实整顿和加强民兵工作。其他地区的民兵,也要注意进行最基本的训练,讲究实用,避免烦琐,切不要搞形式主义。
“军队的备战动员,按军委的命令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执行。”

4月12日,总参作战部在中共中央发出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后,与有关部门研究拟制关于加强战备措施方案,经杨成武签呈,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实施。主要内容是:①加强西北、西南、首都、上海、武汉地区的防空力量,调整增加上述地区航空兵、高炮、雷达部队;1965年修建田阳、桂林机场。②加强海南岛和北部湾地区战备,调整航空兵指挥关系,增加高炮部队和对空、对海雷达站,加速加来机场和北海至涠洲岛海底电缆建设。③调整增加机动通信部队,做好入越作战和援越架设有线电路的准备工作。④抓紧修通元阳至江城、江城至孟棒的公路,做好出境援越、援老抢修公路、铁路的准备,建议交通部、铁道部在西南地区储备抢修器材。⑤调整增加师以下部队防化、洗消力量,加速研究生产新型防毒面具和人力洗消器。⑥做好预定出国作战部队机要人员配备、密码供应和战时中央、国务院及总部的密码供应准备工作。⑦加快制印中南半岛地区中越两种文字的地图,提早发给预定出国作战部队和提供越方。⑧扩编3个分部、8个兵站和3个汽车团等保障部队。⑨做好出国作战部队后备兵员、勤务保障分队的动员储备工作。上述措施共需增加编制员额约1.7万人,经费1.5亿元。

二、对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

自1964年中期始,毛泽东对“北顶南放”的军事战略方针多次提出异议。1964年6月16日,毛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明确表示,“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敌人一定要从东北来?还是走日军的老路?我看不一定。从广东来,得到什么东西?也不一定。”“至于打法,无非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歼灭战。还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顶,要顶一下,顶不住还不是走?不能放在顶得住上。”[4]7月15日,毛在听取周恩来等汇报时称,“我们的打法是,我能吃下你时,就吃你;吃不下你时,也不让你吃了我。时机不成熟,我主力不同你硬拼,同你脱离接触。……无非你占了我什么地方,听起来名誉不好。名誉不好就名誉不好,主要不是名誉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最后胜利的问题。(罗瑞卿:第二次世界大战,敌人打到了莫斯科城下。)敌人打到莫斯科困难一些,打到北京还容易一些。就是失掉了北京,也不要紧。失掉了,我们也不到重庆,民主人士可以去。我们到北京、太原之间的山洞里去,就在这里同敌人斗。”[5] 9月14日,毛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称,“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不会走日本人的老路。日本人吃亏,就是吃亏在先搞东北。”[6] 10月5日,毛在会见北越总理范文同时称,“我们准备美国打进中国大陆。……我们不怕。还是这个办法,在沿海建工事,也准备它打进来。中国领土相当大,它想到哪里就让它到哪里,这个办法比较好。我们和它打游击战,可以吃掉的就吃,要想吃掉它就要把它引进国境。”[7]

1965年4月12日至5月3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军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司令员、分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参谋长和各总部、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93人。会议根据毛泽东自1964年以来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对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调整,将此前的“积极防御,北顶南放”,调整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从而解决了“早打、大打”的作战指导和作战方法问题。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全军作战计划和战备计划(草案)。

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人员并作了指示。5月21日,总参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时的指示纪要。纪要提出:我们要准备大打,准备快打,但战略工作的落实还要一步一步地来,先搞临时来不及准备的,就是加快尖端技术,搞大小三线。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兵种,要特别重视民兵、小三线和地方部队。民兵是最可靠的兵员。我们要有全局观念,要注意国家经济问题,照顾到地方生产、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建设。兵要少一些,挤出钱来多搞武器、兵工厂、飞机、军舰、大炮、导弹、原子弹。战备工作要有重点,现在必须搞好工事,搞好部队的武器装备,不能搞全面紧张、全面膨胀。海军、空军、导弹、坦克、大炮,凡是临时来不及搞的现在就搞,来得及的,现在就不搞。最关键、最主要的是搞好三种准备,即军事思想的准备、军事上物质基础的准备和军队的政治工作。纪要指出:主席对于战略方针,从去年十三陵指示以后,又给了多次指示,都很重要,我们就按照主席指示去办。比如说,中间突破,切断南北;搞大小三线;民兵三落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主席最近在武汉又指示,前面不要放那么多人,不要怕敌人突破一点。毛泽东5月25日阅后批示:“此件已阅,退林彪同志。所提各项意见,都同意。所谓十三项物质准备工作,如有文件,盼送给一阅。”[8]

军事战略方针确定之后,总参在原有的基础上,很快研究制订了新的《全军作战计划》。6月28日,总参将《全军作战计划》呈报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久,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全军作战计划》进行了审议并给予肯定。[9]

1965年上半年,国家计委在协助总参拟制完成《战时武装力量动员计划》的基础上,主持完成了《战时人力动员计划》及其附件的起草、修改工作,为下半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准备[10]。6月,全军作战计划确定后,战时动员计划的拟制工作也随之加快。总参的预想是:战前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约500万人,战争初期6个月内,约需动员800万人,伤亡补充按年40%计算,半年需补充伤亡260万人,总共在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需要动员补充兵员1260多万人,并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在1200万—2000万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如战争持续4年,则总计需动员3060万人。战争后期如果兵力达到2000万人,除伤亡补充外再增加动员700万人。这样预计总动员量为376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5.4%。按照上述预想,国民经济动员将首先满足战争初期1200万军队作战的动员需求,并通过持续动员以满足1200万—2000万军队作战对经济动员的需求,动员高峰时则要满足3760万军队作战对动员的需求。[11]

三、对毛泽东有关战备和军事战略方针调整指示的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就关于加强备战工作作了指示及全军作战会议对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调整后,毛泽东仍在不同场合不懈地对战争准备和作战思想进行了阐述。军委、总参及时地对毛的指示进行了贯彻落实。
1965年6月2日,毛在看了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的《帝国主义动向》第十五期上刊登的一份材料后批示:“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是我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12]

6月9日,毛在会见一位外国客人谈话时称:“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也许打不起来;不准备打,打起来就措手不及了。这点在人民中间要进行宣传。看来,帝国主义是准备打的,不然军火商发不了财。”[13]

6月16日,毛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称:“华东开会,许世友讲,要把敌人完全顶住,不准它进来,在沿海打光。我说,你不给它点好处,不使它感觉到有点味道,这不成,那样它就不来了。要使它感觉到有一点味道。请问,一个国家打仗,这么大国家,纵不是像日本人那样长驱直入,也要给它一些味道,才会给我们机会打大胜仗。我看,就是怕它不进来,它只在边沿上搞一下,那就实行许世友的建议,在边沿上把它整下去。还是要诱敌深入才好打。人家得不到好处不行,那样就不能诱敌深入。”“姜太公钓鱼钓不到,就是因为不给鱼东西吃。你钓鱼不给些东西不行。你拿破仑不到莫斯科,怎么会打败仗?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从来就说不是好办法。”[14]

10月10日,毛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称:“你天天说打仗,他不来打怎么办?那不变成了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起来了怎么办?战争不准备不行,有备无患。”“现在敌人听不听话,也不一定,要放在两个可能上。一个可能按我们讲的早打、大打,一个可能它不来,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15]

1966年1月8日至19日,总参在北京召开小型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沈阳、北京、内蒙古、兰州、济南、武汉军区以及各军兵种负责作战的副司令员和参谋长、作战部长,总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学习了毛泽东自1965年6月以来有关诱敌深入战略问题的指示,修改和调整了1965年军委作战会议制订的五年设防规划。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到会讲了话。

2月21日下午及22日上午,毛在长沙听取叶剑英、杨成武等汇报军事工作。汇报到诱敌深入问题时,毛说:诱敌深入,过去对日本人灵,现在在越南不灵了。它不会轻易长驱直入,要做两手准备,它不深入怎么办?朝鲜战争,诱敌深入第一阶段灵,第二阶段就不灵了。可以搞些小的诱敌深入。例如几十公里之内。还是要堆山,你不搞,敌人就占了。我看美国不会走日本、希特勒的老路。像日本、希特勒长驱直入的办法,美国不敢搞,它没有多少兵,它怕死人,怕我们消灭它。所以要有第二手准备。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第五次反“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日本人长驱直入,除西北、西南地区以外,差不多交通要道都占了。今后诱敌深入,可能不灵。不管怎样,我们在第一线总得顶几个月,使后方有所准备。还要考虑顶不住。我们不可能一点空子都没有,敌人不从你设防周密的地方来,它要钻你的空子怎么办?汇报到沿海城市如何打法时,毛说:利用城市打,也是个办法。采取斯大林格勒的办法。总不能把城市空出来,像上海人口七百万,搬到哪里去!工厂当然要搬出一些。沿海城市要多修几层工事,它突破一层,还有一层。还要注意城市侧翼的设防。敌人如果巴在沿海不前进,纵深工事等于浪费。同时,沿海城市它不可能都占,只能占一些地方。一个国家要消灭另一个国家,只要军队存在,人民大部存在,敌人就没有办法。因为要消灭一个国家,首先是消灭军队,然后是征服人民,强占土地。汇报到全军总定额及其他军兵种等问题时,毛说:总定额现在不要缩小。铁道兵有几十万在西南修铁路,划得来嘛!省公安部队拨归省军区领导,这个办法我赞成。单独搞一个公安部队,搞两套,这是从苏联搬过来的,我从来不赞成。汇报到周恩来、邓小平设想把全国工矿企业基建部队在今后三五年内逐步军事化、实现义务兵役制时,毛说:这个办法我赞成。3月27日,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这次谈话纪要上批示:“此件看了,记录得不错,就照这样吧。”[16]

4月9日,总参在北京召开全军作战会议,进一步贯彻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出席会议的有各军区、军兵种和各总部负责人。会议学习了毛2月份作出的关于诱敌深入和诱敌深入可能不灵,要做两手准备的指示,重点调整了今后五年设防规划,并研究了其他战备工作问题。叶剑英作了指示。会议于18日结束。5月,总参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提出今后设防,第一位的是迅速完成首脑防护工程和对北边的设防。


注 释:

[1] “三北地区”,指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2]“北顶南放”,1960年1月22日至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总参关于调整军事战略方针的建议。该建议的核心内容是:未来卫国战争的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国及其在亚洲的军事同盟国和台湾国民党军,战争准备的基点是打反侵略全面战争;主要战略方向是东部沿海地区;战略指导思想是积极防御,基本作战思想是在浙江省三门县以北至鸭绿江入海口的沿海地区要顶住敌人,在浙江省三门县以南至北仑河口的沿海地区要诱敌深入至纵深地区聚而歼之,防御的重点是三门县以北至鸭绿江入海口的北部沿海;作战样式是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战争过程包括防御、反攻、追击三个阶段。上述思想概括起来就是“积极防御,北顶南放”。对此,林彪在会议上指出:什么叫顶呢?顶就是不后退,把它顶住;什么叫放呢?放就是诱敌深入,把它引进来好歼灭。在战争初期我们是防御的,在顶的地方我们要下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等到把敌人消耗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可以转入反攻,最后还要进行追击,不仅从陆上追,而且从海上追,能追到什么地方就追到什么地方。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动员史》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动员史(1949-1978)》,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页409。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及《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毛批示同意的日期为4月13日。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版,页229。
[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251-252。
[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265。
[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270。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页495。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动员史(1949-1978)》,页412。
[10] 这一会议后来并未召开。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动员史(1949-1978)》,页417-418。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312。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313。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314-315。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326-327。
[1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页55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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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2月 31, 2017 10: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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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莫文骅事件


1964年7月,解放军政治学院根据军委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9月18日,贺龙、徐向前、罗瑞卿等军委领导到学院接见学员,在接见前,他们和院长莫文骅中将谈了话,对政治学院和莫文骅本人提出了批评,实际上为整风运动定了调子,在学院内引起极大震动。

1965年2月9日,派驻政治学院的总部工作组,向军委呈送了《关于莫文骅同志的错误的报告》,提出撤销莫文骅职务的建议。3月13日,军委批准撤销莫文骅的院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5月7日,军委指定总部工作组成员、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为政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孔石泉[1]为第二书记。5月26日,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名义,任命蔡顺礼为政治学院院长,孔石泉为政治委员,宋维栻[2]为副院长,免去邓逸凡的副院长职务。[3]

宋维栻晚年回忆道:

1965年4月,政治学院教育长李丙令到首都机场直接把我接到学院。刚到职的蔡顺礼当院长,孔石泉当政委,我当副院长,就三个院领导。政治学院最早是罗荣桓任院长,萧华任副院长。后来院长是莫文骅,领导班子按大区配置。1964年院校整风,莫文骅有错误被免了,副院长邓逸凡也被免了。莫文骅的主要错误我不太清楚,一般说是“右倾”,说他不尊重领导。他写回忆录,说邓小平在最紧张的时候脱离部队,就是逃跑的意思。蔡顺礼是总政保卫部长,参加整顿院校,是政治学院的工作组组长,孙毅是副组长。为什么派我到政治学院,搞不清,我根本不知道院校整风的情况。[4]
莫文骅的免职,与院校整风有关,更与“对总书记邓小平造谣诽谤”有关。

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材料,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莫文骅挨整的过程。其中一份材料称:

一九四五年,中央七大召开之前,为了总结经验,中央委托朱德,陈毅召集原七军干部举行座谈会。会上,同志们提出邓逃跑的问题,由莫文骅同志整理成“红军七军简史”送交中央参考,莫文骅同志忠实地记载了历史和同志们的意见,写下这么一段:“而邓斌(邓小平)、邓岗、陈豪人(陈后来脱党)等领导人未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

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在20年后,居然成了邓小平伙同罗瑞卿、贺龙等反党份子迫害莫文骅同志,整垮他所领导的解放军政治学院的理由![5]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狼狈为奸,篡改历史,公然对抗毛主席和林付主席的指示,利用这一事件疯狂地进行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是全国第一个用毛主席著作为教材的学院,64年前这样的学院只有一个。毛主席曾经在63年12月16日亲自指示:地方干部“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林付主席说:政治学院成立以来是有成绩的,学毛著学的最早,这是对的,这是由于罗元帅(罗荣桓同志)领导和上级指示的,莫文骅照办了,是好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解放军政治学院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好学校。正因为这样,邓小平,罗瑞卿,贺龙这些反党份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对他恨之入骨。在64年9月竟盗用中央军委的名义,指使工作组,以莫文骅同志在20年前的那段记录“诽谤总书记”为理由,把莫文骅同志定为反党性质,妄图整垮最早开始毛著上课堂,认真传播毛泽东思想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把矛头指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副统帅,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疯狂以极,我们决不答应!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付主席就打倒谁!

65年2月19日通知莫文骅同志去参加军委办公厅会议,蔡顺礼讲:莫文骅对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缺乏阶级感情,对刘主席,彭真,贺龙,特别对总书记邓小平造谣诽谤。罗瑞卿立刻插话说:“就是这个问题,人家是中央调走的,你说是开小差,造谣诽谤!如果邓是别人那好办,不是总书记也好说。其他思想作风问题也好说,而你是诽谤总书记,造谣!我们不能那么没有原则,你是犯了反党性质的错误,不能思想不通,撤了你的职!”

事后莫文骅同志找蔡顺礼谈。莫文骅同志说:“从我整个历史来看,没有犯过大错误,我一直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说我是反党性质的错误,不是事实。”蔡说:“你有你的理介,元帅,总长,我们有我们的理介。”

由此可见,把莫文骅同志打成“反党”,就是由于他忠于历史事实,不替贪生怕死的胆小鬼邓小平文过饰非,就是因为他热爱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他们对这样的好同志千方百计地陷害,贺龙、罗瑞卿亲自到政治学院开展对莫文骅同志的斗争,撤了他院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邓小平一伙反党份子结党营私,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妄图篡党,篡国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

千钧雷声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宏伟壮阔的文化大革命的怒涛,决定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崩溃,决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人提出,接着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平反,11月24日总政下发平反通知,党中央给被邓小平、罗瑞卿、贺龙等反党份子陷害的莫文骅同志平反了!他激动地说:“中央给我平反,是党的伟大,毛主席的伟大。首先感谢党和毛主席,感谢毛主席亲密战友林副主席。”[6]

以上材料注明:“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等揭发,北航红旗编辑。”

还有一份材料,在莫文骅的问题上指责了罗瑞卿及贺龙:

罗贼对政治学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听从他们的摆布并与他们的阴谋活动坚决斗争,万般仇视,一心想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特别是他们要篡军反党,没有培养其反革命骨干力量的基地是不可能的。1964年6月底学院××队学员毕业,为了抬高自己,打击莫文骅同志,罗跑来与同学照相,当着学员的面,故意训斥莫文骅说:“你们就那么好,没有错误?要工作组来检查!”这就暴露了他们处心积虑想砍掉这面红旗的黑心。

事情没过几天,7月2日,罗瑞卿、梁必业就派其老部下,得力打手蔡顺礼带着工作组杀气腾腾地进入了政治学院,这个工作组集中了几个检查组的力量,来势汹汹,拉开了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迫害和夺权斗争的序幕。

工作组一进院就大量搜罗政治学院的“阴暗面”,审阅各种资料,工作组的后台贺龙、罗瑞卿迫不及待地在9月18日亲自跑到政治学院点邪火,工作组紧跟贺、罗。9月22日作了全院“整风”动员,事隔一日,连莫文骅同志检讨都未让作,贺龙就指示工作组:“莫文骅检讨不好就要考虑谁挂帅的问题”准备马上就把莫文骅同志一脚踢开,9月26日工作组常务付组长蔡顺礼便毫不隐晦地宣称:“我们这次整风是根据贺帅、徐帅、罗总长的指示,后来张副总长(张宗逊)、徐付主任(徐立清)亲自布置,现在看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盘算着,原来直接负责抓政治学院的罗荣桓同志已经逝世了,这一次贺、徐、罗一压,莫文骅倒台无疑了。

在“整风”期间贺、罗给工作组下了20次黑指示,他们下令把“整风”简报发给邓小平、彭真、林枫、吴冷西等根本与政治学无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要审莫文骅同志历史的讲稿;要调查莫文骅同志的“宗派”活动;要查莫文骅同志写的“红七军简史”等等,为了把莫文骅整下去,他们组织了专门人员翻阅,竞审查了几百万字的材料。
林付主席对政治学院整风非常关心,多次给予重要指示,但都被贺、罗工作组封锁、扣押或拒不执行。林付主席明确指出:“政治学院成立以来,工作是有成绩的,读毛著最早的。罗帅指示,莫文骅同志这样办了是好的”,可是贺、罗工作组却大肆收集“阴暗面”材料,并派人把它送到当时正在长沙召开的政干校现场会议上广为散发,把政治学院说得一无是处,打成全军院校四个坏典型之一。他们企图在长沙会议上一举搞臭政治学院,然后再打掉莫文骅便易如反掌了。可是他们的阴谋被林付主席察觉指出:“四个坏典型不要点政治学院的名。”还指出:“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莫文骅不是反毛泽东思想,……要用他,当然要看一看他的问题。”但是贺、罗之流根本不把林付主席的指示放在眼里,真是猖狂至极。罗公开说:“莫有反党性质的错误”,又说“新老账一齐算……现在停职反省”公开与林付主席的指示对抗。贺龙则是更加露骨,他声嘶力竭地叫嚷:“要把他(莫文骅)五张王牌剥掉”。(贺所指的五张王牌是①政治学院“通读”毛著全国全军最早,②长期在罗帅领导下,方针明确,方向对头,③在全军院校中教改最早,④毛主席1963年亲自批示地方干部到莫文骅管的学院学习,⑤没有请苏修专家、反党分子杨献珍、邓子恢等人作报告)。罗贺之流他们千方百计要搞臭政治学院,赶走莫文骅矛头究竟对准谁不是很清楚了吗?!贺龙、罗瑞卿反对毛主席、林付主席罪该万死!

贺、罗工作组通过一系列幕前幕后的活动,把莫文骅的材料整出来了。请看其中的“反党”主要罪状:①反刘少奇:莫文骅不完全同意刘少奇所谓“干革命就如同开飞机到莫斯科,总是时左时右才能到达”的谬论,认为人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了,在政治上就不会犯大错误,②反邓小平:莫文骅1945年根据红七军整风时同志们发言整理出一本《红七军简史》,上面实事求是地写上了“邓斌(邓小平)、邓岗、陈豪人(陈后来脱党)等领导人未能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邓小平脱队当逃兵,周总理也说过是错误的。③反彭真:1964年莫文骅说:“彭真在东北时期搞得乱七八糟,可以说是路线错误,不是林总出来纠正,东北站不住脚。”④反贺龙:1962年莫文骅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尚荣等写的一本回忆录吹捧贺龙不满,说:“这三位老兄怎么能这样写:那时他(贺)知道个啥?关于错误路线问题,除了毛主席明白以外,别人怎么能知道!”这几个罪状就是“损害中央领导同志威信”的反党罪状。这些罪状首先在工作组内部就没有通过,1964年11月24日工作组讨论莫文骅同志错误性质,到会有组员24人,有6人认为反党性质,3人态度不明确,15人认为莫不是反党性质。可是罗贺之流硬是狗胆包天,背着林付主席,不顾广大工作组员和广大群众的反对,在1965年2月19日罗主持召开的讨论莫的性质的军委办公室会议上,工作组付组长蔡顺礼根据罗贺的旨意说:“莫文骅同志对中央许多同志缺乏阶级感情,对刘主席、贺龙、彭真,特别是对总书记邓小平造谣诽谤”。然后罗便专断下了结论,定莫为反党性质,并宣布撤消政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职务。罗贺之流就这样在他们黑司令刘邓的支持下,凭借他们窃踞的中央要职和掌握的大权,背着毛主席,林付主席,采用欺上压下等卑劣手段把莫文骅同志打下去了。而那位罗瑞卿的得力打手和帮凶蔡顺礼却爬上了院长兼党委书记的宝座。还需要进一步地指出,这个蔡顺礼与罗瑞卿并不是初次,他们是老搭挡。蔡是罗二十年前的老部下,抗日战争期间,罗任晋察冀军区付政委,蔡任军区保卫部长;罗在十九兵团当政委,提拔蔡任六十九军副政委,49年罗任公安部长,又指名蔡任武装保卫局局长,党组成员,当罗与付部长外出时,蔡就主持公安部日常事务。后蔡任总政保卫部长,罗任总参谋长。保卫部许多重大问题,蔡还去找罗。并且在这些工作中蔡一直是紧跟罗,执行罗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罗把蔡安插在政治学院,大权不就是旁落在罗贼手中了吗?[7]

以上两份材料,描述了莫文骅事件的大致轮廓,并清楚表明,莫文骅撤职事件的直接操刀者是贺龙、罗瑞卿。至于邓小平在其中是否有什么指示,材料没有披露。

1965年6月17日,总政治部以绝密文件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了“莫文骅同志所犯错误的问题”。

莫文骅有关红七军的历史回忆,其实有“内部版”和“公开版”之区别。延安时期整理内部存档的《红七军简史》,外间难以寻觅。而1960年代公开出版的《回忆红七军》,有“诽谤”嫌疑的一句话是:“军长张云逸同志在前线观察地形(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在红七军诞生后不久,即经龙州出越南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指挥队伍作战。”[8]

因为这么一句表面看来并无大的不妥的表述,总政治部文化部于1966年4月8日专门发文通知,要求在军内停止借阅《回忆红七军》一书。

如此看来,红七军时期这一经历,确实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

1967年1月9日,周恩来接见政治学院部分群众组织代表,谈及邓小平与莫文骅的问题:

代表:③整风时群众给莫文骅提了不少问题,可只是抓住反邓小平的问题,也不实事求是定性。据说是蔡顺礼写报告给张宗逊,张宗逊给贺总,贺总交给邓小平,邓小平推给罗瑞卿处理。我们怀疑。④定莫文骅反党性质错误时,是由军委办公厅会议由罗定的,军委未讨论,中央怎么看法,我们不知道。

总理:中央根据罗的报告,当时就有些矛盾,当时邓离队伍说是请了假的,到上海,莫当时在连队。现在看在困难时应该跟着,跟着部队到比较安定的地方以后,去中央是可以的。有个小册子,莫文骅关于七军决议草案,中央未批准,他自己写的文章,在手续上有缺欠,在七大前后对这个问题没有作结论,人不齐未搞。这次张云逸同志给中央写信,证明邓小平那时离开队伍是不应该的。
代表:听说是中央让邓小平到上海去的。

总理:有介绍信,临时中央叫他到江西苏区去,我碰到过一次,是在一个同志家里。他本来是中央秘书长,后来派到七军。以后邓小平在江西被左倾机会主义打成右倾,大家觉得他正确。我知道这件事,这次莫文骅的文件发现后,我看了一遍,分开之前前委讨论了,决定到江西,但当时环境艰苦,军事行动,两军未汇合,他写了封信,没有回去。从军事上看,政委离开是不对的,这是个错误。他自己也承认是事实。红七军决议是一部分同志搞的,中央未通过。事情就是这样。把莫文骅说成是反党严重了。当时,我们只提了个人意见没定反党,是罗瑞卿定的,你们说得对,不是军委,是办公会议,是罗。[9]

1968年6-7月间,邓小平在向中央写的《我的自述》中,专门检讨了他所谓的 “严重的政治错误”: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等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个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上海了,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于我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10]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再次为此检讨:“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应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11]

文革结束后,莫文骅一改文革中他对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的揭发,将1964年被整的责任推到了林彪头上。他在回忆录中声称:

1964年7月,军队院校开展整风,政治学院又成为运动的重点。工作组进院搞了一个多月,抓住了我抵制林彪实用主义学习方法的“罪行”,说我对新军委的方针和林彪的指示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等等。9月16日,工作组向林彪汇报,林彪对工作组恶狠狠地说“政治学院很不政治,莫文骅不知天高地厚,要和他摊牌!”于是,工作组便发动学院开始了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后来,他们挖空心思,找到了我在延安时期写的一本《红军第七军简史》,说这本小册子中有诽谤原红7军某领导人的话,给我又加了一条“罪状”。[12]

然而,随后莫文骅又说:

1966年7月,组织上分配我到福州军区担任副政治委员。虽是降级使用,但让人从中也看出些变化,先前决定说得那么重,怎么又让去紧张的前线军区任职呢?

8月初我去福州军区报到,8月下旬便赶回北京,准备搬家到福州。当我整理好行李准备启程时,我打电话向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辞行。叶帅说:“暂不要走,等一等再说”。

过了几天,叶剑英同志又来电话告诉我:“你的问题可以平反了,你也可以不走了”。

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也来电话说我的问题将很快得到平反,平反后的工作将有所变动。不久,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总政作出决定:撤销原来对我的处分决定,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13]
叶剑英告之莫文骅可以平反了的1966年8月底,林彪已被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如果是林彪要整莫,为什么在林彪地位正冉冉上升之际,他倒可以平反了呢?其实,他可以平反的真正原因,是整他的邓小平当时已经失势!莫文骅文革后的“回忆”颠倒黑白到如此地步,夫复何言!


注 释:

[1] 孔石泉,原政治学院副院长。政治学院整风后,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孔被任命为政治学院首任政委。
[2] 宋维栻,此前为中共海南军区党委书记,军区第二政委。
[3] 参见国防大学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史》第二卷,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页194。
[4] 宋维栻口述历史记录,未刊稿。
[5] 据莫文骅称,《红军第七军简史》写后作为秘密文件存档。1964年,高等军事学院政委李志民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这本小册子,拿来作为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印发给学员参考,并送政治学院10份,院校整风工作组看到这本小册子后,“拿来大作文章”。见《莫文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页676-677。
[6] 《打倒邓小平》(一),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1967年5月,页46-47。
[7] 《斩断罗瑞卿的魔爪——打倒篡军反党分子罗瑞卿》(四),首都红代会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公社革命大批判联络站斗罗兵团编印,1967年9月,页27-29。
[8] 莫文骅:《回忆红七军》,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1961年12月版,页20。
[9] 周总理接见政治学院部分革命组织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1月9日。载佚名编:《一月革命风暴》,1967年,页99-100。
[10] 《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3年3月10日,附件二:邓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录),1968年6月20日-7月5日。
[11] 《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3年3月10日,附件一:邓小平同志的信,1972年8月3日。
[12] 《莫文骅回忆录》,页675。
[13] 《莫文骅回忆录》,页678。1966年11月24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废除总政《关于公布莫文骅同志所犯错误问题》的通知。1967年4月,军委重新任命莫文骅为政治学院院长,原院长蔡顺礼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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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风暴历程》(连载)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1月 09, 2018 10:3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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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罗瑞卿事件之一——上海锦江饭店会议


1959年9月,在周恩来、林彪力荐之下[1],罗瑞卿从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任上重返军队,填补黄克诚被打倒后的空缺,担任军委常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批准了罗瑞卿的新职,这也是他对罗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积极表现的奖赏。

罗瑞卿作风强悍,能力过人。惟性格上有较明显的缺陷,其一是不注意工作方法,惯于揽权;其二是不注意团结同志,易得罪人。在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任上,罗的性格缺陷不易暴露,因其上头除毛之外,基本没有婆婆。回到军队,则婆婆多矣!除毛之外,实际上,还有林彪,名义上,还有两位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同为军委常委,众元帅的军衔、资历也比他高出一大截。以罗的性格,很难不得罪人,实际上也得罪了不少人。

产生罗瑞卿问题的原因,罗的性格缺陷固然是重要的主观因素,客观上,军内权力配置的失衡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罗重返军队后,身兼十数个职务,除上述军委常委兼秘书长、总参谋长外,在国务院层面,他仍然是国务院副总理,挂名为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12月,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编制属军队序列),1964年6月,又兼国防工业党委第一书记;在军委层面,他是极有实权、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军委办公会议召集人;在中共中央层面,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0月,又任中央专门委员会[2]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总参,他还任总参党委书记;1965年1月,又挂名为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这么多显赫的头衔,很难说是罗自己去争取的,但据说罗对赋予他的职衔,从不推却,这恐怕至少是缺乏自知之明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外人看起来,就是乐于揽权揽事。最明显的是,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初衷,就是“负责协调和组织国防工业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和日常工作”,以一位大将去“负责协调”两位元帅,以一位军委常委去平衡两位军委副主席的关系,也亏罗接受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愿意去干这么得罪人的差事。

性格往往决定命运。罗的性格,以毛泽东的说法,“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 据说,毛还说过罗“浑身是刺”。告诫过他,“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罗的性格缺陷随着权力的增长更为显露,更为惹人侧目,“揽权”被放大为“有野心”,成为政治品质问题。

邓小平后来称,“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主席亲自关怀、指导这个斗争。”周恩来也称,“林总揭发了罗的反党问题,主席亲自抓了这个问题。”[3]

林彪最早对罗瑞卿的不满,目前可从官方材料中得以证实的,是林1964年12月的一次讲话。

1964年12月29日晚11时,林彪在广州接见了刘志坚和唐平铸。据1966年1月军委重新印发的《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称,此前,林彪看了刘志坚和叶群[4]在127师379团红一连蹲点写的几份报告,并听取了叶群的汇报。林彪当晚称:

一九六四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主席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东西冲垮,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要敲警钟,如果听其自流,不加纠正,那就不得了。[5]

林彪的指示,实际上是对罗瑞卿不点名的批评。

1965年1月4日,军委以[65]1号文件转发《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至军以上党委。1月13日,林彪将其指示报送毛泽东,同日军委办公厅发出《转发<</span>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重新印发的通知》,收回军委[65]1号文件。1月15日,军委以[65]4号文件转发毛泽东当日对《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批示及林彪1月13日给毛的信。毛的批示为:“林彪同志:此件早已看过,完全同意,照此执行。执行中逐步总结经验,大约一年总[结]一次,至多两次也就够了。这是就军说的。中、下级单位,则要一年总结多次。”[6]1月18日,刘少奇对林彪指示作出批示称:“此件前次已经看过。完全赞成。退军委总参。”[7]以上均可视为毛泽东及刘少奇对林彪的支持。2月9日,军委以内部文件形式(注明:发至连,向战士认真传达,组织讨论),重新印发经修改后的《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8]

据《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2月14日、15日,刘亚楼[9]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在上海)向叶群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还对叶群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刘亚楼提出后,叶群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10]

刘亚楼向叶群讲的“四条”一事真伪,历来史学界争议颇大。其实,“四条”既然出自中央工作小组的正式报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党,真伪问题当时就应有所判断。如属子虚乌有,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为首的中央工作小组难辞其咎!

当时是否有一定的政治气候产生“四条”?回答是肯定的。毛泽东在党内高层已公开表露出对刘少奇的不满及对林彪的倚重,以及对林彪不寻常的公开宣传,政治嗅觉灵敏的罗瑞卿应心知肚明,[11]寄望于林彪“要出政治舞台”而少管军队的工作,军队“一切交给罗去管”,实质以摆脱林对罗的批评,罗存有这样的心态,并不令人奇怪。

据《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2月19日,刘亚楼到林彪处(在上海),向林彪讲了2月14日、15日向叶群讲的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说要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并向刘亚楼指出了1961年以来罗的思想情况、恶劣倾向及近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2月23日,罗瑞卿上午去见在上海的林彪,向林彪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的领导,更拥护林彪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因罗对刘亚楼谈了许多不应该谈的话,批评了他。[12]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4月22日,林彪与毛泽东谈及了杨成武的提升和扩权,以削弱罗瑞卿权力的问题。4月23日,林彪写信给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并报军委、中央称,“4月22日,我见到了毛主席,谈到了两个问题,都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指示”。该信的第一个问题涉及为了备战而学游泳和修工事事。第二个问题是:“由于战争威胁的加重,主持军委经常工作的力量应当加强。军委原来有三个副秘书长,其中萧华同志患病短期不能痊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军委副秘书长之一,同时担任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就能使瑞卿同志有时不在时、病时和太忙时,能代理主持办公会议。且由于担任副秘书长的工作,还可以加强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联系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和与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直接联系,以加强上、中、下的通气和商量问题的便利。”[13]6月10日,以林彪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6月7日命令形式,任命杨成武为第一副总参谋长,6月14日,中共中央批复中央军委,同意增加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

5月19日,林彪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与会人员。据《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罗瑞卿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他发言后,就要求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马上表态。罗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和其他中央常委的严厉批评。罗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多年来是一直不赞成的,并且向毛泽东请示报告过,毛完全同意林的意见。[14]

5月25日,林彪看到军委作战会议简报第63期后立即指示:“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作为结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元帅、总长和副总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号简报,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要具体进行的问题,以后可以逐步用军委常委或军委办公会议的名义发出指示。”林彪的秘书立即将此指示用电话通知罗瑞卿的秘书。[15]

1965年4-5月间,应是林、罗关系最紧张的阶段。除军委作战会议问题上林对罗的批评外,《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又称,“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又明确指示,今后军队六级(中将)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各同志,然后再上报党中央审批。罗瑞卿同志对这一指示却置若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干部的定级,他不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的名义上报党中央。罗瑞卿同志还经常以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各位同志身体不好为借口,不准别人去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谁去请示工作或汇报情况,他就训斥、打击。”[16]叶群在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发言时说过,“今年5月罗和林几乎闹翻了,文件都发了又收回来,因罗检讨了,我劝林彪压了下来,未搞翻。”

10月25日,雷英夫[17]给林彪送去一封信及一份题为《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的材料。信中写道:

林副主席:

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你报告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未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
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不测,值得警惕。我这个感觉,是经过6年的观察得出的。6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62年5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认为他是坚决执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过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年5月到今年7月,从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对,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你提出要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虽有上述怀疑,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他……
直到今年七八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月3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心怀不测的人……[18]

如果没有人在背后点拨,雷英夫是绝对不敢写这封信的!

11月15日,被视为罗瑞卿亲信的萧向荣,被宣布犯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的严重错误”,责令停职检查,并受到内部批判。18日,被免去一切职务。[19]

11月26日,据新华社电讯:毛泽东今天下午接见了柬埔寨王国朗诺中将和由他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军事代表团。接见时在座的有罗瑞卿、许光达。这是罗瑞卿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后不及10天,毛即决定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由此可见,毛对罗瑞卿问题的解决,是极为隐蔽、突然袭击式的。这次由罗陪同的接见,是毛有意为麻痹罗而施放的烟幕吗?

11月30日,林彪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需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此致

敬礼

林 彪
十一月三十日

12月1日[20],叶群携带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有关罗瑞卿的材料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从南空调派的里-2飞机秘密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汇报。

叶群在12月的上海会议发言时说,“罗个人主义已到野心家,除非把国防部长让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林今年问主席在哪里,罗明知他不告;罗见林是突如其来,但总理交代他报告的事都未报告。后来林觉得不向主席报告不行了,要我把材料和情况向主席报告一下,请主席考虑。主席很耐心的听了我七个多钟头的汇报,并要我马上离开,以保安全。”

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陆军第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批示: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同志一阅。[21]

陆军第五十五师是兰州军区的直属部队。兰州军区的报告,述及该师在战备和演习中贯彻执行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比较落实的方面,及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林彪在报送报告时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五十五师的报告及林彪的附言,均没有只言片语涉及罗瑞卿。毛是借题发挥,虽然他的批语通篇也没有点罗的点,但知情者一看就明白矛头所向。

一个针对罗瑞卿的计划,已在极其隐秘中悄然展开。

12月5日,毛泽东从杭州抵达上海。

12月7日,毛泽东几次批示身边工作人员,通知一些负责人来上海:“请用电话,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在杭州)、谢富治四位同志,于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宋任穷、陈锡联(东北)、李雪峰、杨勇、廖汉生(北京)、杨得志一架飞机共七人,于八日上午来此。”“贺龙、董必武、王尚荣、李天佑、张爱萍、雷英夫、徐向前、刘伯承(如卧病,可不来)、朱德,共八人,于十二月八日上午来此。”“许世友、韩先楚、陈毅、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七人于十二月八日来上海。”“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三同志:请于本日或明日到上海一谈。在四川,由成都转告。”[22]

12月8日-15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简称党中央上海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和他进行了背靠背的斗争”。[23]

参加会议共61人。其中政治局常委6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未到会);政治局委员7人:董必武、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彭真在京“看家”未到会,刘伯承请假);政治局候补委员5人: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6人:谢富治、徐子荣、吴冷西、汪东兴、李质忠、刘宁一;各中央局负责人6人:陶铸、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陈丕显、李雪峰;军委、总部、军种和大军区负责人28人:徐向前、叶剑英、萧华、杨得志、张爱萍、吴法宪、李作鹏、苏振华、王新亭、张国华、秦基伟、刘志坚、邱会作、韩先楚、黄永胜、李天佑、杨勇、梁必业、张达志、黄新廷、杨成武、陈锡联、萧劲光、许世友、廖汉生、陈再道、张宗逊、郭鹏(聂荣臻请假,萧向荣未到会);另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林办主任叶群3人。

到会人员除毛泽东、刘少奇、林彪3人不编组外,其余编为三组,第一组召集人邓小平、陈毅,第二组召集人谢富治[24]、李井泉,第三组召集人周恩来、贺龙。

上海会议既然名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明其规格是最顶尖的。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只有毛泽东动用其中央主席的权力才有可能召集。毛尤喜欢使用类似“扩大会议”的形式,随心所欲地将到会人等扩大至他本人认为合适的范围。上海会议到会总人数61人(原定63人,刘伯承、聂荣臻2人请假未到会),已经是常委人数的八至九倍。以党内最高层加上其他重量级人马共61人去对付罗瑞卿一人,充分说明了毛对罗问题的极其重视程度。同是大将级别,当年以军委扩大会议形式即可将谭政解决掉。

会议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1. 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2. 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3. 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4. 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5. 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6.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 7.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8. 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9. 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10. 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11. 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叶群在分组会议上分别介绍了有关情况。

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25]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26]

12月23日,毛泽东与彭真单独谈话时提到调查罗瑞卿问题,要彭真回北京后找公安部和中央军委同志谈,注意“地下活动”,并说:在党内军内永远不准搞地下活动。[27]

上海锦江饭店会议结束后,随即停止了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所有职务。12月29日,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调查罗瑞卿问题、肃清罗瑞卿影响的工作亦随即在党内、军内高层中展开,直至1966年3-4月间的北京京西宾馆会议,方作了一阶段性的了结。

注 释:

[1] 据叶剑英称,“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见叶剑英:《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2] 又称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为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与组织协调机构,委员会主任为周恩来。
[3] 唐平铸工作笔记,未刊稿。唐平铸,时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为1966年3-4月参加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42人之一。
[4] 叶群,林彪夫人,时任“中央军委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
[5] 《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军委办公厅1966年1月21日印发。
[6] 毛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314。
[7] 见1965年2月9日军委文件。
[8] 1966年1月,又再次以军委名义重印了《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下发部队。军委1月18日在重印说明中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现在重新印发《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这次印发的是林彪同志指示的原文。毛主席、少奇同志批注的,也是这个原文。以前《工作通讯》一五四期刊登过并且印发到连队的那一个,是当时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日常工作的负责同志错误地修改过的,应予作废。”
[9] 刘亚楼,时为空军司令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因肝癌正在上海治疗。
[10]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11 罗是1965年1月13日刘少奇召集的作自我批评的党内生活会参加者之一。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79。
[12]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13] 军委文件[65]13号:《林彪同志给军委、中央的报告》,1965年4月23日。
[14]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15]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版,页506。
[16]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17] 雷英夫,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18]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页523-524。
[19] 萧向荣此前任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厅(兼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萧免职后,杨成武任军委办公厅兼总参办公厅代主任,路扬任第一副主任,增加金涛、郑汉浩为副主任。萧的免职比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11月10日免职仅迟了数天,他的罪名是否还有其他,是否指他与杨尚昆有联系,待查。参见萧迎宪、彭宏伟:《萧向荣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版,页360-361、426。
[20] 据《罗瑞卿传》页538,叶群向毛汇报时间为11月30日。而据随卫毛泽东的张耀祠的回忆,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的杨成武要他去一趟,在杨处,张见到叶群,翌日早晨五时,毛通知要见叶,叶即到毛处面谈。按张说推算,这一天应为12月1日。见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页49。《毛泽东年谱(1949-1976)》亦记载为12月1日,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页544。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页486。
[2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页545。
[23]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24] 谢富治,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25] 彭,指彭德怀;黄,指黄克诚。
[26] 王任重日记,1965年12月8日。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00。
[27] 《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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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周三 1月 10, 2018 7: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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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军事实力


1966年1月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解放军陆军军力估计如下:

1. 兵力:231.5万人

2. 装备:实际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所有装备都是苏联设计的。20世纪50年代早期,许多装备都来自苏联,但随后,中国具备了在他们自己的车间里生产一些苏式装备的能力。除了轻武器,中国还能生产一些重型武器,包括装甲车、火炮以及机动车辆。

3. 编制:陆军分成13个军区,由34个军指(军级指挥部)和160个师组成。这些师中117个是野战师(包括106个步兵师,5个装甲师,3个装甲兵师,3个空降师)[1],其他的20个师是边防或者武警部队,23个是炮兵师,包括14个野战炮兵师,3个反坦克师和6个高射炮兵师。除这些武装之外,还有59个独立的野战军团、炮兵团以及边防军团。混合工程兵、信号和后勤单位组成了另外62个独立团级部队。

共产党中国的野战军主要分布在从东北到西南的沿海地区。内地和西部偏远地区分布的兵力相对较少。……

4. 能力和局限:中共部队完全有能力维持国内安全,并能对付除美苏之外的任何国家的武力威胁,保护大陆中国。在没有美国干预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侵入中国周边除苏联和印度之外的任何地区。部队军人纪律严明,吃苦耐劳,士气相当高昂,并且忠于政府。部队和在特定军事行动中的战术都经过战争的检验。

5. 兵源(略)

6. 机动能力
……

后勤支持能力存在很大的缺陷,尤其是在铁路输送、机械化输送及油料供应上。现代化的火力支援武器、高科技设备和训练技巧上也存在着不足。如果没有苏联的物质支援,中国将很难完成那些要求大规模、长时间军事投入的行动。[2]

而据中共军方45年后即2011年的公开资料,实际上陆军兵力为:“至1965年初,陆军达338.5万人。陆军31个军部95个机动师等共162.2万人;炮兵18个地面炮兵师、7个高射炮兵师、14个独立团(含5个近程地地导弹团)共16.7万人;装甲兵3个坦克师又10个坦克团共6万余人;通信兵17个团共4.5万人;防化兵6个防化团又5个防化营共1.4万人;汽车部队30个团共5.8万人;工程兵4个建筑师99个独立团共43.9万人;铁道兵13个师又3个独立团共37万人。”[3]

中情局的估计,比中共军方公开数字少107万人。

中情局对解放军海军军力估计如下:

1. 兵力:7.65万(普通兵种6.2万,海军航空兵1.45万)

2. 船舰和飞机力量(略)

3. 建制:中国海军被编成三个舰队,其中潜水艇兵力集中在北海舰队,水上和水陆两栖兵力集中在东海舰队。南海舰队主要由巡逻舰组成。中国海军航空军主要由4个战斗机师,3个轰炸机师以及一个独立的战斗机团组成。每一个师有两个团。

4. 能力和局限:中国海军有32艘潜艇,因而具有防守能力。其中包含一个“G”级弹道潜水艇。这个军事单位还没有开始运作,而且一般认为还要等一些年才能为这个军事单位提供可用的导弹。共产党中国海军有能力发起机动鱼雷舰袭击和空中袭击,用陆基飞机支援海军行动,而且还有很强的布雷能力,以及两栖作战能力(两个步兵师,2.8万人)。中国海军至少还有两艘导弹巡洋舰。主要的不足之处就是缺少主要的地面军事单位和扫雷舰。海军的喷气机轻型轰炸部队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实战轰炸训练,但没有实战经验。

5. 武器和装备状况:共产党中国海军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和现代化计划,重点放在潜水艇和其许多老化的部队单位的现代化上。W/R级潜水艇正在修建或更换之中,但是,这次计划的范围就不得而知了。预计他们目前还没有重要的水面造船计划,但却正在建设潜艇,扫雷舰,潜艇驱逐舰,鱼雷快艇、巡逻快艇,以及轻中重型海军辅助舰。海军战斗序列中的船舰都是二战中过时的美国,英国,日本型号,前国民党装备,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船舰,以及中共组合装配、修建的苏联型号。所有的海军作战飞机都来自苏联,而且已经老旧过时。[4]

中共军方解密资料则称,1965年初“海军部队共18.2万人,编组9个舰艇支队共65个舰艇大队,7个航空兵师共16个航空兵团,6个炮兵团,23个勤务保障团。舰艇共895艘,其中战斗舰船416艘。”[5] 中情局对海军兵力的估计,比中共军方公开数字少10.55万人,对海军军力其他方面估计偏差也颇大。

中情局对解放军空军军力估计:

1. 兵力:14.81万人(其中8.45万人被分配到空军突击联队,地对空导弹和防空炮兵部队,6.36万人被分到共产党中国的空军部队)。

2. 飞机实力:中国空军总量:2500(架)。可投入作战的数量:2108(1684架喷气式飞机,其中1523架战斗机、2架中型轰炸机、159架轻型轰炸机)。424架螺旋桨式飞机,其中80架轻型轰炸机、60架强击机,13架中型轰炸机、253架运输机,18架直升机。

3. 建制:共产党中国空军分为25个战斗师,6个轰炸师,1个运输师;还有独立的1个战斗团,3个轰炸团以及两个运输团。每个师有2个或者3个团。空中防务由总部设在北平的空军司令部负责。战术的控制掌握在8个也可能是9个空军军区,这些军区控制着辖区内所有的战斗机。尽管遇到可疑情况时会和北朝鲜、北越通报情况,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中共的空军司令部融入了共产党集团的体制。

4. 能力和局限:尽管绝大多数飞机已经老旧过时,但空军仍有强大的能力抵御亚音速轰炸机的白天袭击,并在地面部队和海军的支援下进行战术行动,但对抗高性能全天候飞机的能力有限。喷气机轻型轰炸部队的高空轰炸能力相对较强。轰炸部队的雷达轰炸和电子干扰能力,以及合理有效地开展行动的能力有限。

重大的不足是:⑴缺少适合于全天候、高性能的战斗机;⑵缺乏6.1万英尺以上的高空战斗力;⑶油料短缺,备件不足,没有维持持续作战的能力;⑷没有可替换陈旧的、荒废的以及缺损飞机的可靠资源;⑸由于油料稀缺而导致训练时间缩短,削弱了飞行员的战斗效率。

歼击机防御作战能够得到重型或中型高射炮及有限的地空导弹部队支援。战术地点主要限于防御选定的一些城区。

5. 武器和设备状况(略)[6]

中共军方解密资料称,1965年初,“按新编制,空军共43.3万人,编组10个军部50个师,共214个团及相当于团的大队。其中36个航空兵师,3个空降兵师,1个地对空导弹师,10个高射炮兵师。装备各型飞机4300余架,其中战斗机2500余架。”[7] 空军兵力方面,中情局比中共军方公开数字少28.5万人。

中共军方解密资料还称,“全军经过连续的调整整编,至1965年初,人数增至447万人(含公安部队30.3万人,铁道兵、工程兵80.9万人),其中作战部队占总人数的79.4%,机关占总人数的15%(含5个后勤办事处,311所医院,544个仓库的人数)。官兵比例为1:3.2。”[8]人民解放军的447万人,虽仅为当时中国七亿人口的0.64%,但能量须以几何级数计,它是毛泽东敢于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资本,最根本保证。

至1965年12月,全军师级以上部队建制序列如下:

一、陆军机动部队

31个陆军军,1个军级指挥部,95个陆军师。

(一)沈阳军区

8个陆军军,22个陆军师。

1. 陆军第十六军(陆军第三十二、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师,长春市 )[9]
2. 陆军第二十三军(陆军第六十七、第六十九师,哈尔滨市)
3. 陆军第三十八军(陆军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师,通化市)
4. 陆军第三十九军(陆军第一一五、第一一六、第一一七师,营口县)
5. 陆军第四十军(陆军第一一八、第一一九、第一二○师,锦州市)
6. 陆军第四十六军(陆军第一三三、第一三六、第一三七师,吉林市)
7. 陆军第五十军(陆军第一四八、第一四九师,丹东市)
8. 陆军第六十四军(陆军第一九○、第一九一、第一九二师,本溪县)

(二)北京军区

6个陆军军,14个陆军师。
1.陆军第二十一军(陆军第六十一、第六十三师,太原市)
2. 陆军第二十四军(陆军第七十、第七十二、第一九七师,唐山市)
3. 陆军第六十三军(陆军第一八七、第一八八、第一八九师,石家庄市)
4. 陆军第六十五军(陆军第一九三、第一九四师,张家口市)
5. 陆军第六十六军(陆军第七十四、第一九六师,天津市)
6. 陆军第六十九军(陆军第二十八、第一○七师,保定市)

(三)济南军区

3个陆军军,9个陆军师。
1. 陆军第二十六军(陆军第三十三、第七十六、第七十七师,烟台市)
2. 陆军第六十七军(陆军第一九九、第二○○、第二○一师,青岛市)
3. 陆军第六十八军(陆军第二○二、第二○三师、第二○四师,徐州市)

(四)南京军区

4个陆军军,11个陆军师。
1. 陆军第十二军(陆军第三十一、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师,清江市 )
2. 陆军第二十军(陆军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师,吴兴县)
3. 陆军第二十七军(陆军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师,无锡市)
4. 陆军第六十军(陆军第一七九、第一八一师,南京市)

(五)福州军区

2个陆军军,1个军级指挥部,6个陆军师。
1. 陆军第二十八军(陆军第八十二、第八十三师,莆田县)
2. 陆军第三十一军(陆军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厦门市[10])
3. 闽北指挥部(陆军第八十四师,连江县)

(六)广州军区

4个陆军军,14个陆军师。
1. 陆军第四十一军(陆军第一二一、第一二二、第一二三师,潮安县)
2. 陆军第四十二军(陆军第一二四、第一二六、第一二八师,惠州市)
3. 陆军第四十七军(陆军第一二七、第一三九、第一四○、第一四一师,衡阳市)
4. 陆军第五十五军(陆军第一四四、第二一五、第二一九师,湛江市)
5. 海南军区(陆军第一三二师)

(七)武汉军区

1个陆军军,4个陆军师。
1. 陆军第一军(陆军第一、第二、第七师,开封市)
2. 军区直辖 (陆军第二十九师)

(八)昆明军区

2个陆军军,7个陆军师。
1.陆军第十三军(陆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师,开远县)
2.陆军第十四军(陆军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师,大理县)
3.军区直辖 (陆军第四十九师)

(九)成都军区

1个陆军军,3个陆军师。
1. 陆军第五十四军(陆军第一三○、第一三四、第一三五师,重庆市)

(十)兰州军区

2个军区直辖陆军师(陆军第五十五、第六十二师)

(十一)新疆军区

1个军区直辖陆军师(陆军第四师)

(十二)西藏军区

2个军区直辖陆军师( 陆军第十一、第五十二师)

(十三)内蒙古军区

无陆军机动部队。

二、陆军守备部队

兵团级警备区1个,军级要塞区5个,守备师15个。另广州军区1边防师,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内蒙古军区各1骑兵师归入守备部队序列。

(一)沈阳军区

1. 旅大警备区(兵团级,旅大市)
辖要塞区1个,守备师3个。
(1)外长山要塞区(军级,长海县)
辖广鹿、小长山、大长山、海洋、石城、獐子6个守备区,其中海洋、石城、獐子守备区行使副师级权限,其余行使团级权限。
(2)守备第一师(大连夏家河子)、第二师(金县)、第三师(庄河县)。

(二)济南军区

1. 内长山要塞区(军级,长岛县)
辖蓬莱、北长山、大钦3个师级守备区。
2. 守备师6个。守备第六师(烟台市)、第二十五师(威海市)归陆军第二十六军领导指挥;守备第十九师(青岛市)、第二十师(海阳县)归陆军第六十七军领导指挥;守备第十八师(连云港市)、第二十六师(日照市)归陆军第六十八军领导指挥。

(三)南京军区

1. 舟嵊要塞区(军级,定海县)
辖岱山、普陀、嵊泗3个师级守备区。
2. 守备师2个。守备第十一、第十五师归上海警备区建制领导。

(四)福州军区

1. 守备师3个。守备第七师(霞浦县)归福建省军区领导指挥;守备第八师(晋江县)、第十三师(长乐县)归陆军第二十八军领导指挥。
(五)广州军区

1. 海南军区

辖要塞区1个,守备师1个。
(1)榆林要塞区(军级,崖县)
辖第一、第二、第三守备区。
(2)守备第二十七师(屯昌县)
2. 万山要塞区(军级,珠海县)
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守备区。
3. 陆军第二二○师(原广州军区边防师改称),归广西军区领导指挥。

(六)兰州军区

1. 骑兵第二师( 临夏县),归兰州军区建制领导。

(七)新疆军区

1. 骑兵第一师(乌苏县),归新疆军区建制领导。

(八)内蒙古军区

1. 骑兵第五师,归蒙古军区建制领导。

三、地方部队

1964年9月23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从机动步兵部队中拿出十一二个师拨归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骨干的指示,总参提出《关于组建地方部队的方案》。方案提出,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各组建一个师或数个团的地方部队;各省地方部队,建制归省军区,由省军区、省委双重领导。8月28日,中央军委第七次扩大会议批准了上述方案。至1965年12月,已组建的有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6个省军区独立师。

四、炮兵

1. 炮兵第五十一基地
2. 炮兵和第三○三工程筹备处
3. 18个地面炮兵师,9个高射炮兵师。
(1)榴弹炮兵:炮兵第一至第十四师
(2)防坦克炮兵:炮兵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
(3)高射炮兵:炮兵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

五、装甲兵

坦克师3个(辖坦克团6个),独立坦克团10个,步兵师属坦克团45个,守备部队坦克团4个,总共65个坦克团。坦克第一师(河北蓟县)、第二师(徐州市)、第三师(四平)。

六、工程兵

工程兵建筑第五十一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三师、第五十四师

七、铁道兵

铁道兵第一至第十四师

八、海军

兵团级舰队3个,军级基地4个,师级水警区12个,师级舰艇支队9个,航空兵师7个。

(一)北海舰队 青岛市

1. 舰队直辖
青岛水警区
威海水警区
潜水艇第十二支队
快艇第一支队
2. 旅顺基地 旅顺口,
旅顺水警区
海洋岛水警区
潜水艇第二支队
快艇第十六支队
3. 北海舰队航空兵部 青岛市
海航第一师 土城子基地场站
海航第三师 胶县基地场站
海航第四师 流亭基地

(二)东海舰队 上海市

1. 舰队直辖
淞沪水警区
温州水警区
潜水艇第二十二支队
快艇第六支队
登陆艇第五支队
护卫舰第六支队
2. 舟山基地 定海县
长涂水警区
3. 福建基地 宁德县
厦门水警区
海坛水警区
4.东海舰队航空兵部 宁波市
海航第二师 宁波基地
海航第五师 奔牛基地场站
海航第六师 路桥基地

(三)南海舰队 湛江市

1. 舰队直辖
汕头水警区
川岛水警区
快艇第十一支队
2.榆林基地 崖县
海口水警区
3.南海舰队航空兵部 海口市
海航第八师 陵水基地

九、空军

兵团级军区空军指挥机关7个,空军军9个,军级空军指挥所3个,航空兵师36个,空降兵师3个,高炮师14个,高炮独立师(地空导弹师)2个,直属专机师1个(空军第三十四师)。

(一)沈阳军区空军 沈阳市

1. 空军第一军 长春市
2. 空军第二军 丹东市
3. 空军第三军 旅大市
4. 师级部队[11]:空军第一、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六、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三十师,高炮第一、第六师。

(二)北京军区空军 北京市

1. 空军第六军(空军第二十二、第二十九、第三十二师) 济南市
2. 直属师级部队:空军第七、第十、第十四、第十七师,高炮第七、第八、第十四师,高炮独立第四师。

(三)兰州军区空军 西安市

1. 空军第九军 乌鲁木齐市
空军和田指挥所(师级)
2. 直属师级部队:空军第二十五、第三十六师,高炮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师,空军拉萨指挥所(师级)。

(四)南京军区空军 南京市

1. 空军第四军 上海市
2. 空军第五军 杭州市
3. 师级部队[12]:空军第二、第三、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三十一师,高炮第二、第四师,高炮独立第五师。

(五)广州军区空军 广州市

1. 空军第七军 南宁市
2. 空军兴宁指挥所(军级) 兴宁县
3. 师级部队[13]:空军第九、第十八、第二十六、第三十五师,高炮第九、第十师。

(六)武汉军区空军 武汉市

1. 空降兵第十五军(空降兵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师) 孝感县
2. 直属师级部队:空军第十三、第十九、第二十三、第三十三师。

(七)福州军区空军 福州市

1. 空军第八军 漳州市
2. 直属师级部队:空军第二十四师,高炮第三、第五师。

(八)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军级,昆明市)

(九)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军级,成都市)

十、国防科委

1. 第二十训练基地(军级,内蒙古额济纳旗)
2. 第二十一训练基地(军级,新疆马兰)
3. 第二十二器材基地(军级,青海民和)
4. 第二十三训练基地(军级,辽宁锦西)
5. 第三十一训练基地(军级,吉林白城)

注 释:
[1] 原文如此。
[2] 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手册:共产党中国》,1966年1月1日。载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三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4月版,
页528-530。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页303。惟陆军兵力中未列出陆军守备部队、省军区部队具体人数。
[4]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三卷,页531。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页304。
[6]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三卷,页532。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页304。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页306。惟疑尚有军事院校师生人数未计算在内。
[9] 括号内依次为所辖部队、领率机关驻地,下同。
[10] 1966年1月移驻同安县。
[11] 师级部队分属沈空直属及空军第一、第二、第三军。
[12] 师级部队分属南空直属及空军第四、第五军。
[13] 师级部队分属广空直属及空军第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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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月 28, 2018 9:2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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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军事院校

据1964年12月军方统计,全军院校学员定额11.56万人,在校学员9.47万人。文革期间,这十万青年军人形成汹涌的造反洪流,巨大的冲击能量波及军内外。

1965年1月12日。毛泽东在炮兵工程学院教研室主任许啸子关于中国军事工程技术教育问题给毛的一封信上批示予贺龙、罗瑞卿称:“此件所说,可能是许多院校的通病,请你们认真处理。自从去年林彪同志提出整 [顿]院校以来,可能有些进展,因而像此信的作者也敢于说话了。”许啸子给毛的信中说,目前我国军事工程技术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正如主席对军事工程学院批评的那样,是“四个第一”没有落实。主要表现在:(一)学院的教育管理方法助长学员的骄、娇二气,也培养了他们在学习上不动脑筋的习惯。(二)教材资料陈旧,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教学上满足于轰轰烈烈的形式,不注意内容的改进。教学部门与生产部门脱节,互相封锁。(三)科学研究搞不起来。教员缺乏实际知识,搞科学研究和实验室建设的人员时间没有保证。(四)机关庞大,人浮于事,学员很少,经济上很不合算。[1]

实际情况,大体如是。

1965年10月19日,军委在给中央《关于军事工程学院等三所院校改变管理体制》报告中提出:目前,国防科委领导的11所国防高等院校,只有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和炮兵工程学院属军队序列,其管理体制和待遇,与其它8所院校[2]不同。鉴于这3所院校同其它8所院校,都是担负培养国防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技术干部的任务,毕业生也基本都是分配到国防工业部门工作,领导关系均属国防科委,但管理体制和待遇不同,既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工作,学生入学时穿军装,毕业时脱军装,也容易引起思想问题。因此,中央已批准将这3所院校集体转业,不再列入军队序列。今后,军事工程学院改称哈尔滨工程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改称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改称华东工程学院。《报告》中提出改变管理体制工作从1966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1965年10月21日,中央批转了军委《关于军事工程学院等三所院校改变管理体制》的报告。并提出其中有关领导关系、物资供应、组织编制等问题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国防科委领导的其它8所院校。1966年1月8日,军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军事工程学院等三所院校管理体制改为地方性质推迟到4月1日执行》的通知。《通知》中说:关于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改变管理体制问题。1965年12月29日第261次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并已报告总理同意科委意见。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的管理体制改为地方学校性质问题,可推迟至1966年4月1日起执行。[3]

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炮兵工程学院简称“南炮工”。文革前期,“哈军工”、“西军电”、“南炮工”闻名于世(尤其前两者),概因三院校中人多欲隐瞒已脱离军队序列的事实,在外串联造反、参与地方夺权时均沿用旧称。

至1965年12月,全军院校名称、级别权限、驻地及代号简况如下:

一、军委直属院校 3所

1. 高等军事学院(大军区级,北京市,总字941部队)
2. 军事学院(大军区级,南京市,总字942部队)
3. 政治学院(大军区级,北京市,代号待查)

二、总参直属院校 5所

1. 技术工程学院(军级,张家口市,总字793部队)
2. 外国语文学院(军级,南京市,总字944部队)
3. 测绘学院(军级,北京市,总字705部队)
4. 体育学院(军级,广州市,代号待查)
5. 机要学校(师级,重庆市,总字302部队)

三、总政直属院校 2所

1. 政治学校(军级,长沙市,代号待查)
2. 艺术学院(军级,北京市,代号待查)

四、总后直属院校 13所

1. 后勤学院(兵团级,北京市,后字241部队)
2. 后勤工程学院(军级,重庆市,后字242部队)
3. 第二军医大学(军级,上海市,后字243部队)
4. 第四军医大学(军级,西安市,后字244部队)
5. 第七军医大学(军级,重庆市,后字245部队)
6. 齐齐哈尔医学院(军级,齐齐哈尔市,后字246部队)
7. 兽医大学(军级,长春市,后字247部队)
8. 后勤学校(军级,武汉市,后字248部队)
9. 通县军械学校(师级,通县,后字249部队)
10. 南京军械学校(师级,南京市,后字250部队)
11. 大同汽车学校(师级,大同市,后字251部队)
12. 镇江汽车学校(师级,镇江市,后字252部队)
13. 运输学校(师级,天津市,后字253部队)

五、国防科委直属院校 3所

1. 军事工程学院(兵团级,哈尔滨市,总字943部队)
2. 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军级,西安市,总字411部队)
3. 炮兵工程学院(军级,南京市,总字150部队)

六、海军院校 13所(另海军系一个,不列入定额学校1所)

1. 海军学院(兵团级,南京市,海字204部队)
2. 海军工程学院(军级,旅大市,海字208部队)
3. 海军政治学校(军级,青岛市,海字203部队)
4. 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军级,烟台市,海字446部队)
5,海军指挥学校(师级,旅大市,海字205部队)
6. 海军潜艇学校(师级,青岛市,海字448部队)
7. 海军通信学校(师级,锦州市,海字437部队)
8. 海军军械学校(师级,南京市,海字243部队)
9. 海军第一航空学校(师级,锦西县,海字433部队)
10. 海军第二航空学校(师级,青岛市,海字438部队)
11. 海军第四航空学校(师级,阆中县,海字445部队)
12. 海军预备学校(师级,上饶市,海字414部队)
13. 海军潜水艇士兵学校(师级,青岛市,海字429部队)
14. 测绘学院综合系[4](师级,江山县,总字703部队)
15. 海军卫生学校[5](团级,广州市,代号待查)

七、空军院校 29所

1. 空军学院(兵团级,北京市,空字001部队)
2. 空军工程学院(军级,西安市,空字002部队)
3. 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军级,北京市,空字003部队)
4. 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军级,北京市,空字004部队)
5. 空军技术学院(军级,三原县,空字030部队)
6. 空军政治学校(军级,上海市,代号待查)
7. 空军第三高级专科学校(师级,南京市,空字009部队)
8. 空军高射炮兵学校(师级,信阳市,空字005部队)
9. 空军雷达学校(师级,武汉市,空字006部队)
10. 空军后勤学校(师级,徐州市,空字008部队)
11. 空军通信学校(师级,西安市,空字773部队)
12. 空军卫生学校(师级,长春市,代号待查)
13. 空军第一预备学校(师级,长春市,空字011部队)
14. 空军第二预备学校(师级,保定市,空字012部队)
15,第一航空学校(师级,哈尔滨市,空字016部队)
16. 第二航空学校(师级,长春市,空字017部队)
17. 第三航空学校(师级,锦州市,空字018部队)
18. 第四航空学校(师级,石家庄市,空字019部队)
19. 第五航空学校[6](师级,济南市,空字020部队)
20. 第六航空学校(师级,涿县,空字021部队)
21. 第七航空学校(师级,牡丹江市,空字022部队)
22. 第八航空学校(师级,沈阳市,空字023部队)
23. 第九航空学校(师级,长春市,空字024部队)
24. 第十航空学校(师级,太原市,空字025部队)
25. 第十一航空学校(师级,沧州市,空字026部队)
26. 第十二航空学校(师级,临汾市,空字027部队)
27. 第十三航空学校(师级,成都市,空字028部队)
28. 第十六航空学校(师级,户县,空字031部队)
29. 第十七航空学校(师级,吉林市,空字032部队)

八、炮兵院校 7所

1. 炮兵学院(兵团级,张家口市,总字160部队)
2. 炮兵技术学院(军级,西安市,总字152部队)
3. 高射炮兵学校(师级,武汉市,总字151部队)
4. 重庆炮兵学校(师级,重庆市,总字153部队)
5. 南京炮兵学校(师级,南京市,总字154部队)
6. 郑州炮兵学校(师级,郑州市,总字155部队)
7. 武威炮兵学校(师级,武威县,总字156部队)

九、装甲兵院校 6所

1,装甲兵学院(兵团级,大同市,总字211部队)
2,装甲兵工程学院(军级,西安市,总字212部队)
3,第一坦克学校[7](军级,北京市,总字241部队)
4,第二坦克学校(军级,北京市,总字242部队)
5,第四坦克学校(师级,徐州市,总字264部队)
6,第五坦克学校(师级,长春市,总字235部队)

十、工程兵院校 5所

1. 工程兵学院(兵团级,长沙市,总字341部队)
2. 工程兵工程学院(军级,西安市,总字342部队)
3. 第一工程兵学校(师级,南京市,总字343部队)
4. 第二工程兵学校(师级,洛阳市,总字344部队)
5. 第三工程兵学校(师级,昌平县,总字345部队)

十一、铁道兵院校 2所

1. 铁道兵学院(军级,石家庄市,总字501部队)
2. 铁道兵学校(师级,绵阳县,总字502部队)

十二、通信兵部院校 7所

1. 通信兵学院(军级,沈阳市,总字413部队)
2. 通信兵工程学院(军级,重庆市,总字412部队)
3. 上饶通信兵学校(师级,上饶市,总字431部队)
4. 宣化通信兵学校(师级,张家口市,总字432部队)
5. 通信兵雷达技术学校(师级,成都市,总字421部队)
6. 汉口通信兵技术学校(师级,武汉市,总字423部队)
7. 重庆通信兵技术学校(师级,重庆市,总字424部队)

十三、防化兵部院校 2所

1. 防化学兵学院(军级,长春市,总字642部队)
2. 防化学兵学校(师级,江山县,总字664部队)

十四、军区院校 27所

1. 沈阳军区步兵学校(师级,锦州市,沈字413部队)
2. 北京军区步兵学校(师级,石家庄市,京字320部队)
3. 济南军区步兵学校(军级,洛阳市,济字250部队)
4. 南京军区步兵学校(军级,南京市,南字325部队)
5. 福州军区步兵学校(军级,新建县, 代号待查)
6. 广州军区步兵学校(军级,桂林市, 代号待查)
7. 高级步兵学校[8](师级,武汉市, 代号待查)
8. 武汉军区步兵学校(师级,信阳市, 代号待查)
9. 昆明军区步兵学校[9](师级,昆明市,昆字301部队)
10. 成都军区步兵学校(师级,崇庆县,成字601部队)
11. 兰州军区步兵学校(师级,天水市,兰字635部队)
12. 新疆军区步兵学校(师级,乌鲁木齐市, 代号待查)
13. 西藏军区步兵学校(师级,波密县, 代号待查)
14. 内蒙古军区步兵学校(师级,呼和浩特市, 代号待查)
15. 沈阳军区卫生学校[10](旅大市)
16. 北京军区卫生学校(石家庄市)
17. 济南军区卫生学校(济南市)
18. 南京军区卫生学校(上海市)
19. 福州军区卫生学校(福州市)
20. 广州军区卫生学校(广州市)
21. 武汉军区卫生学校(武汉市)
22. 昆明军区卫生学校(昆明市)
23. 成都军区卫生学校(成都市)
24. 兰州军区卫生学校(兰州市)
25. 新疆军区卫生学校(乌鲁木齐市)
26. 内蒙古军区卫生学校(呼和浩特市)
27. 西藏军区卫生学校(成都市)

上列院校共125所,与军方统计数字略有出入,主因是军方数据中未将士兵学校及军区卫生学校列入。这一庞大的军事院校体系,在文革中期大部瓦解,1973年后方逐步重建。

注 释: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页305-306。
[2] 指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南京航空学院和太原机械学院。
[3] 孙有责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发展简史》,北京:蓝天出版社,1996年3月版,页502-503。
[4] 1965年3月22日军委批示归海军建制领导。
[5] 归海军后勤部领导,学员不列入海军院校定额。
[6] 该校校部于1966年2月25日移驻甘肃武威,改由兰空领导。
[7] 该校1966年6月迁山西大同。
[8] 1960年4月汉口高级步兵学校划归武汉军区建制,1962年10月改称高级步兵学校。
[9] 1965年10月师级权限的昆明军区外语专科学校并入步校。
[10] 各军区卫生学校一般为团级权限,属军区后勤部建制领导,学员不列入院校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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