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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风暴历程》(选刊1)十二军入皖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0月 08, 2017 9:2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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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历程》(选刊1)十二军入皖[1]



一、周恩来交代任务

(1967年)7月29日,周恩来将部署在江苏北部地区的陆军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2]召至北京,交代中央决定十二军进入安徽“三支两军”的任务。在场的有李富春、杨成武、姚文元。

周恩来首先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安徽1月26日夺权后,出现了“夺权派”喊“1.26夺权好得很”的好派(G派);“反夺权派”则称“1.26夺权好个屁”的屁派(P派)。两派互相指责,上下串连,武斗不断,全省从上到下,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各自经常相互策应,采取统一行动,使问题涉及面广,解决起来更为困难。当时中央对安徽问题虽然制定了“九条”、“五条”两个文件,同时,为了缓解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管会,后来钱钧身体不好,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主持军管会的工作,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而武斗越演越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两派正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中央决定十二军立即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周恩来特别强调,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十二军去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他以非常焦急的心情说:安徽武斗太厉害,已影响到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你回去紧急动员一下,立即带部队去安徽。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3]

周恩来指示的核心,是“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唯有吸取武汉“七二○事件”的教训,以国防军去控制局面。

李德生回忆又称,在场的杨成武,“主要讲了12军到安徽后,兵力部署的基本要求,部队开进的顺序和方式,并规定只带轻武器,重型武器装备暂时留在苏北,组织留守处看管营房和武器装备,继续抓好农副业生产和管理好家属子女。同时明确了将安徽省军区独立1、2师划归12军指挥;所有驻皖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由12军统管;安徽的‘三支两军’由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有关‘三支两军’的问题,直接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请示报告。他还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军政军民关系,搞好军内军外团结。”[4]

陆军第十二军时辖陆军第三十一、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师,军工区及军直炮兵第一一四团、高炮第三十七团。入皖前,在苏北地区担负海岸防御任务。军领率机关位清江市,代号6408部队。军长李德生,政委张文碧,副军长官俊亭、李长林,副政委王翀、张春森、宋佩璋,司令部参谋长娄学政,政治部主任李宝奇。

陆军第三十一师担任军的三线防御,师部位泗阳县城,代号6424部队。师长成冲霄,政委尹忠尉,副师长权银刚、甄申,副政委平昌喜,司令部参谋长冀少之,政治部主任马魁鸾。下辖步兵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团,炮兵第三一四团,坦克自行火炮第二三六团。

陆军第三十四师担任军的二线防御,师部位涟水县城,代号6430部队。师长张季伦,政委李天茂,副师长任保裕、张双春,副政委崔发育、陈德惠,司令部参谋长崔松山,政治部主任徐钧。下辖步兵第一○○、第一○一、第一○二团,炮兵第三一五团,坦克自行火炮第二三九团。

陆军第三十五师为一线防御,师部位滨海县城,代号6445部队。代师长赵金来,政委于永贤。下辖步兵第一○三、第一○四、第一○五、第一○六团和炮兵第三一六团。

军工区原辖工程建筑第一三九、第一四○、第一四一团和船舶运输大队,并代管南京军区汽车运输营。1966年5月,工程建筑第一四○、第一三九团先后调军区工程兵司令部。

李德生回忆称,“第二天,我就离开北京返回部队,首先向军党委常委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然后召开了有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军党委扩大会,传达任务,统一思想,部署行动计划;同时紧急收拢部队,边作思想动员,边作行动准备。”[5]

十二军奉命赴皖,守备苏北的任务,交予江苏省军区和陆军第六十军第一八一师接替。军船舶运输大队,调归一八一师领导。坦克自行火炮第二三六团、第二三九团,此前(1967年7月)已奉命调归新组建的坦克第九师建制。

李德生回忆称,“从8月6日开始,除留守部队外,分别采取铁路和摩托输送的方式,向安徽开进,进驻安徽各主要地、市以及武斗最严重的地区。31师分别进驻蚌埠市、淮北市[6]和宿县地区;34师分别进驻淮南市和六安地区;35师分别进驻芜湖市、马鞍山市和安庆地区;独立1师驻阜阳地区;军区后勤14分部驻铜陵市;12军工区驻合肥市。12军的各部队以及原驻皖的二炮、60军、68军的部队,分别负责该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军部进驻合肥市组织领导全省的‘三支两军’工作,并成立了由军参谋长林有声[7]负责的‘三支两军’办公室。军的主要领导同志,以及军机关的绝大部分同志,都投入了‘三支两军’工作。”[8]

李德生回忆称:

部队进驻安徽后出现的状况是,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表示欢迎毛主席派12军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但他们也有各自的想法。原来得到支持的一派,希望继续得到支持;原来认为是被压制的一派,希望得到公平对待。12军究竟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不得而知,因而双方酝酿已久的一场武斗,并没有停止准备。他们想看一看,新来的12军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8月8日傍晚,我们刚到的第二天,武斗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近终于爆发了。一听到报告,我们立即派调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3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举着《毛主席语录》勇敢地插到两派武斗火线中间,组成人墙,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干部战士冒着遭受殴打和枪弹袭击的危险,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起武器,停止斗殴和开枪。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将差点造成一场流血惨祸的大武斗平息。部队将堵在楼梯上的武斗工事拆除,将被围困在三层楼上,也是来参加武斗的年轻学生,一个个全部接下楼来。当时如果不是部队及时赶到,坚决制止武斗,这些年轻娃娃和当地群众会有多大的伤亡就难说了。因为有人早就将几个灌满汽油的大汽油桶推到了楼下,随时准备炸楼,烧楼。

这场武斗制止后,合肥人民争相传颂,赞扬12军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部队,真正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不顾自身安危的人民子弟兵!

部队制止武斗初次成功后,军党委再次要求已进驻安徽各地的部队,采取一切手段,不惜流血牺牲,坚决迅速制止各地武斗!

部队执行命令很坚决,在全省范围内制止武斗的活动迅速展开。[9]


二、十二军在皖“三支两军”态势

安徽辖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濉溪五省辖市,阜阳、宿县、滁县、六安、安庆、巢湖、芜湖、徽州、池州九专区及铜陵特区。除濉溪市由陆军第六十八军二○三师负责、阜阳专区由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一师负责、滁县专区由陆军第六十军一七九师及坦克第九师负责、巢湖专区由巢湖军分区负责、徽州、池州专区由第二炮兵五十二基地(代号总字121部队)及南京军区后勤十四分部(代号南字331部队)负责、铜陵特区由后勤十四分部负责外,其余四市(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四专区(宿县、六安、安庆、芜湖)的“三支两军”,由十二军所属部队直接负责。另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二师主要担负内卫任务。

(一)军领率机关、工区在合肥市

8月8日,十二军前指率步兵第九十一团、军工区及工程建筑第一四一团到达合肥市,负责省直属机关暨合肥市的“三支两军”。军领率机关驻合肥市内省委党校(后移驻安徽农学院),原拟改代号为南字126部队,后决定代号6408部队不变。军工区代号改为南字124部队。十二军抵合肥后,改组原省军管会合肥工作委员会,由军工区主任李全贵任工作委员会主任。

(二)第三十一师在蚌埠市和宿县专区

据该师师史称:“八月六日至九月十日,师先后分兵两路,由驻地出发开赴安徽,八月八日,91团徒步行军至新沂,后改乘火车沿陇海、津浦、淮南之线,随军部先行抵达合肥;九月六日,师直和炮团乘汽车沿洋河、泗洪、泗县、灵壁、宿迁之线到达蚌埠;九月十二日,93团沿师直路线进至宿县。”“师进驻安徽后,先后在合肥市、蚌埠市、宿县地区及长丰、全椒、淮北市[10]、蚌埠铁路分局等县市实行‘三支两军’”。[11]

第三十一师入皖后,师部代号改为南字133部队,步兵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团代号依次改为南字134、135、136部队,炮兵第三一四团代号改为南字137部队。

1968年1月30日,南京军区党委第255号电示,对蚌埠市实行军事管制,任命第三十一师师长成冲霄为市军管会主任。

(三)第三十四师在淮南市和六安专区

第三十四师入皖后,师部代号改为南字127部队(短时间内仍使用6430部队的旧代号)。该师师史在“在奉命开赴安徽,参加制止武斗”一节中称:

八月七日,师机关、直属队由副师长任保俗率领,乘汽车从涟水出发,经淮阴、洪泽、盱眙、滁县、全椒、合肥,于九日晨抵达淮南市洞山。第一○○团(欠重炮连、第二营机枪连)从阜宁县益林镇乘车,经涟水、灌南至连云港海州车站,换乘火车经徐州、蚌埠、水家湖,于八日上午十点到达淮南田家庵地区。第一○二团(欠第二营炮兵连)从连云港海州乘火车,经徐州、蚌埠、水家湖,于八日凌晨三点抵达淮南蔡家岗地区。九月五日,炮兵第三一五团分别由涟水、灌南出发,经泗阳、泗洪、宿县至蚌埠,完成收缴流散在群众中武器任务后,于二十五日同师直喷火连,在副师长张双春、副政委陈德惠率领下,由蚌埠乘汽车,经定远、合肥至六安地区。第一○一团除抽部分同志配属师机关参加“三支两军”外,部队仍驻淮安范集农场,执行战备生产任务。

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各单位到达指定地域后,及时进行了动员教育,师对具体任务做了区分:师机关、直属队在淮南市委及矿务局机关;第一○○团在田家庵和大通地区;第一○二团(包括师直工兵营)在蔡家岗和八公山地区;师机关部分同志和炮兵第三一五团在六安地区机关、六安县、肥西县。

八月十日,我师接替安徽省独立一师组成淮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师长张季伦任军管会主任,政委李天茂、副师长任保俗任军管会副主任。

当时淮南、六安两地的群众分裂成严重对立的两派,经常发生武斗,工矿停产,学校停课,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我师各部队进驻后,组成各种小分队,深入到煤矿、工厂、学校、街道、公社等基层单位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动员群众复工、复职、复课。广大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制止武斗。八月十九日凌晨,淮南李一矿的两派群众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第一○二团三营九连、炮兵连干战闻讯出动,在团、营领导的指挥下,插入两派“阵地”之间进行说服教育,迅速制止了武斗。八月二十一日上午,水家湖地区发生了抢夺我师第一○○团四连武器弹药事件,四连干战坚持耐心说服,严肃批评,保住了枪支弹药。九月五日夜,淮南两派群众在九龙岗以东地区严重对峙,第一○○团三机连部分干战首先赶赴现场说服劝阻,两派头头不听,于九月六日发生武斗。我师领导立即率机关和第一○○团三营赶到现场,插入两派群众之间做工作,有的同志负了伤仍然坚持。经过一天一夜的说服动员,两派终于停止武斗,撤出现场。十二月四日,六安地区两派群众在上街游行过程中发生冲突,炮兵第三一五团指挥连、重炮营、榴炮营和师直喷火连的干部战士立即赶到现场,耐心劝解,平息了武斗。

师史在“收交武斗凶器,动员恢复生产”一节中称:

武斗歪风刹住后,我师组织“三支两军”人员深入到严重对立的两派群众中去耐心说服,还派人带上逃离到寿县、凤台、长丰、合肥、蚌埠、南京、上海等地的部分群众工资、衣物,逐个做工作,动员他们回城。同时组织力量,发动群众,收缴各种武斗凶器。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到十七日,在淮南共收缴各种枪支五千余支、土炮二十七门、迫击炮四门、土坦克三辆、子弹十二万八千余发、手榴弹一百四十二枚、炸药一百九十公斤、雷管七百六十三个,及其它凶器六百余件。

“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淮南、六安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淮南煤炭生产由过去日产二万五千吨下降到日产二、三千吨,严重影响了华东地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为恢复生产,我师派出干部战士深入到生产第一线,边宣传,边劳动。师团领导带领机关、部队下到矿井和煤矿工人一起采煤。广大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多生产煤炭而日夜苦战。第一○○团二机连战士汪福林在参加夺煤大战中遇到塌方,他临危不惧,为抢救一名老矿工脱险而牺牲,被师党委追记二等功。指战员的行动,赢得了群众赞扬,对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作用。

九月六日,毛主席邀请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淮南。当代表团在李先念副总理陪同下来到时,受到了淮南市人民的热烈欢迎。代表团和李副总理听了我师关于淮南情况的介绍,参观访问了谢三矿。

在“完成护路任务,‘三支两军’结束”一节中称:

由于武斗,津浦线上时常发生炸桥破路,抢劫列车,造成交通中断,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一九六八年二月初,我师第一○○团(配属第一○一团一营、第一○二团八、九两个连)奉命执行护路任务。

二月五晚,第一○○团团长吕全金、政治处主任孙燕生率领全团及配属部队,在军区汽车第三十二团的配合下,由淮南出发,经宿县、符离集至夹沟地区;配属行动的第一○一团一营在副团长秦成新率领下,由江苏淮安范集农场出发,乘汽车经宿县至符离集。护路护桥,捕捉不法分子。

任务完成后,第一○○团、第一○二团八、九两个连返回淮南市,第一○一团一营返回淮安范集农场。[12]

(四)第三十五师在芜湖、安庆两专区和马鞍山市

8月9日,第三十五师(欠第一○五团,该团留苏北陈家港担负守备任务)抵达芜湖、安庆和马鞍山地区。师指挥机关位芜湖市,代号改为南字130部队。步兵第一○三团(代号南字131部队)进驻安庆市,步兵第一○四团(代号南字132部队)进驻马鞍山市。第三十五师负责芜湖、安庆两专区和马鞍山市的“三支两军”,并抽调少数人员去池州和徽州地区。12月,芜湖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由三十五师政委于永贤和芜湖军分区代理司令员王均分别担任正副主任。

(五)促进两派联合的努力

8月9日,在十二军主持下,P、G两派达成协议。协议称,“从9日晚8时起,任何一方不得开枪,不得首先进攻对方,谁先挑起武斗,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应由谁负完全责任。”惟实际上两派仍严重对立,武斗不断。

9月5日,康生、江青在接见安徽双方赴京代表团时作了讲话。康生称,“我再讲一讲,有些群众组织对国防军的态度问题,党中央相信六四○八部队能够搞好安徽的支左工作,领导好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相信六四○八部队,相信六四五三部队[13],相信一二一部队,相信省军区绝大多数同志,特别是六四○八部队,去了不久,就起了很好的作用,六四○八部队已经去了,而且还要增加,还要再去,(众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组织,特别是好派的组织,要紧紧跟上,掌握这个大方向,丝毫不能怀疑,一点也不能动摇,稍为动摇,就要犯错误,甚至至犯方向错误,所以,我刚才宣读了你们的电报,电报是好的,但能不能贯彻执行呢?还有一个过程,我不敢保证六四○八部队不犯某些错误,但不能动摇大方向,我们相信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同志和六四○八部队,现在又有人说,他们支持保守组织,这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据他们说,淮南好派冲了六四三○部队,你们要调查研究,打电话回去,要执行拥军爱民的口号,不能从宗派的利益出发来对待这个问题,要看大局,无论在合肥也好,在安庆也好,在马鞍山也好,在芜湖也是去的六四○八部队,不要认为他们不支持你就不好,不要认为对我不利我就不相信他,应当用毛主席革命路线来看问题,当然,不是说军队中间某些干部不会犯错误,不是说批评军队中的某些人、某些干部,就叫矛头指向解放军,应当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标准。”

9月20日,安徽P、G两派赴京代表召开首次联合会议,在李德生支持下,双方代表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旧账不记,老账不算,责任不追”,在此基础上双方代表考虑联合。

9月23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小组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

李德生回忆称,“这时安徽两派对立的气氛已大为缓和,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取得明显效果。我们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两派思想情绪的基础上,认为实施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二步,即实现两派联合的条件已经成熟。军管会提出两派联合开会,两派不但同意开会,还主动提出倒旗联合、并肩游行。9月19日两派组成了大联合委员会,在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军参谋长林有声的主持下,安徽省军区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周密的组织准备,9月20日,两派各组织10万人,共20万人,在合肥市省体育场,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并肩在市内游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这一活动,军队没派一个连、一个人参加,两派群众自己组织得很好,说明消除派性、实现联合的思想基础比较好,条件是成熟的。省军管会通过省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两派联合的大会报道和两派群众并肩游行的照片。周总理知道后,让我将这天的报纸,加印20万份,派人乘飞机送北京,由中央分发全国,推广安徽做法。”[14]

10月10日,由十二军直接负责“三支两军”的合肥、淮南、安庆、芜湖、蚌埠、马鞍山、六安等七地、市赴京汇报代表团、在周恩来主持下达成《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两派立即解散所有武斗组织,实现大联合。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安徽省(地、市)的代理人。
三、十二军主皖:从省军管会改组到省革委会成立前后

9月17日,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划归第十二军代管。[15]

根据中央关于安徽的支左工作应以十二军为主的精神,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提出安徽省军管会应作相应改组的建议,并且提出省军管会改组的人选。10月26日,中央批示:同意安徽省军管会作相应的改组,由李德生、张文碧、李长林、宋佩璋、林有声、李宝奇、廖成美[16]、杨广立[17]和安徽省军区一名(暂缺)组成改组后的新的军管会。省军管会由李德生为主任委员,张文碧、廖成美、杨广立为副主任委员。省军管会改组以后,担负整个安徽省的支左任务。

11月11日,李德生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张文碧任省军区政委。

1967年底至1968年初,据李德生称,“从这时起,全省各地两派联合的速度加快,我们也加快了解决安徽问题的步伐,即进入第三步,酝酿‘三结合’,成立革委会。‘三结合’的难点是解放干部。进行这项工作,对于军队来说,不存在什么阻力,12军到安徽后,没有打倒一个地方干部,关键是一些群众组织认为,解放干部是否定他们的成绩,‘前功尽弃’,又担心干部会报复他们。有的地区为了解放一个干部,一直争论不休。如果一个一个地解决,进展肯定很慢,我们决定在合肥举行‘万人学习班’,重点解决这个最突出的矛盾,把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解放出来。群众组织联合后,两派最关心的是本派中,谁能进入革委会,对方进了几个,哪些干部进革委会?等等,这是保持局势稳定的关键步骤,也是最容易引发派性斗争的时候。我们将全省各地、市、县的三方人员全部集中到省里来。让省里的有关头头分别解决各自的矛盾。这一措施,起到很好的作用。”[18]

1968年3月15日,马鞍山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五师副师长狄循任主任。这是安徽第一个专、市级革委会。

3月24日,经南京军区和省军管会批准,铜陵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后勤十四分部副政委张翅任主任。

3月26日,经省军管会批准,淮南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由第三十四师师长张季伦任主任。

4月16日,六安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四师副师长张双春任主任。

4月18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李德生任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杨效椿、徐文成、张秀英、张家云[19]任副主任。省革委会常委39名,其中军队干部七名,除李德生、廖成美、宋佩璋外,其余四人为程业棠(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娄学政(十二军原参谋长)、熊玉坤(巢湖军分区第二政委)及李康(空军蚌埠基地政治部主任)。

4月18日,合肥市革命委员会与省革委会同时正式成立,由十二军工区主任李全贵任主任。同日,经南京军区党委批准,巢湖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熊玉坤任主任。

5月1日,蚌埠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一师师长成冲霄任主任。同日,宿县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一师副政委平昌喜任主任。同日,芜湖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五师政委于永贤任主任。

6月26日,芜湖事件爆发。据李德生回忆称,“从6月26日开始,有四五百人冲击驻芜湖部队的领导机关。27日全面抢枪,殴打解放军,两派群众分别占领制高点,将部队分别包围。28日,打死解放军司机一名。29日,冲击电台,砸开监狱,放走犯人。以后,又冲击海军驻芜湖机关,抢走机密海图。还先后聚集2000多人,冲击空军雷达站和导航台。我们派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军参谋长林有声带工作组去做工作,那些闹事者根本不听劝阻,而且不让工作组接近,继续冲击部队和抢枪。一周内共抢走各种枪支800多支,子弹、炮弹近10万发,抢走和砸毁汽车34辆。部队1300多名干部、战士被打,其中被打伤200多人。驻芜湖部队的所有大小单位基本都遭到砸抢。”[20]

驻芜湖第三十五师急电请示处理办法。李德生接报后首先严令部队绝不准向群众开枪。考虑到芜湖驻军已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李决定亲到芜湖去解决。李到芜湖后,有的组织武斗行动有所收敛,有的反而更加活跃,而有一派最好斗的组织头头,竟提出一个“强硬要求”,称要李军长亲自接见,只要军长一个人来,不准任何人同行。

李德生决定“单刀赴会”,上到该武斗据点二楼去做工作。李德生回忆称,“我的吉普车开到楼底下了,同行的干部看到这种架势,更不让我上去,我不听他们的劝阻,要警卫员王楚林喊他们把梯子放下来,那些武斗头头原估计我不会答应前往,想提些苛刻条件。他们作了错误的判断,没想到我真的去了,而且同意一个人上去。一时间搞得他们手忙脚乱,不得不放下梯子。我沿着竹梯,到了窗口,他们赶忙将我连拉带扶,从窗户翻进屋里。我的警卫员也跟了上来。这时我倒变得很主动,而他们却被动缺理了。我上去坐下后,很严厉地批评他们抢枪搞武斗、违反中央规定的行为。他们没有什么理好讲,只好说当地驻军有偏向,使他们受压,向我诉起苦来。我对他们说,如果对部队有意见,可以坐下来谈,部队真有错误、缺点,可以改正嘛,怎么能抢枪、武斗、冲击部队呢!你们现在先要交出武器,承认冲击部队、抢枪的错误,再坐下来讨论问题。经过我的批评、教育,他们表示:‘我们听李军长的,愿意交出抢夺的武器。’我看他们有认错的表示,原来一些挥舞枪支的人,也悄悄地将枪藏到身后了,我就表扬他们知错能改,改了就好。随后,由他们带着‘参观’了他们的据点。我边看边批评他们的行为造成工厂不能生产,学生上不了课,市民无法过正常生活的严重后果。他们无理可说、不再申辩,都一一认帐。在据点里转了一圈,我又从窗口竹梯上下到地面。他们向我告别,还喊:‘我们听李军长的!’第二天,他们就开始交枪。”“接着一两天内,我带着工作人员,查看了一个个最突出的武斗据点。……有一次我在途中,遇到两派正在武斗,有的同志提出绕道走,避免无谓伤害,我说不行,必须前去制止。随行的同志说让他们去,要我留在车里,我告诉他们,在这种时候,最需要我去。我就叫警卫员将吉普车的帆布篷推到车后,让车子敞开来,我站在车上,举着喇叭,要求两派停止武斗。当他们认出是我,都感到十分惊讶,没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出现,更没有想到会在这样武斗的现场来讲话,两派都停止了武斗,围在我汽车旁边听我对他们讲话。”[21]

在紧接着到来的全省性舆论和强大的宣传队伍双重压迫之下,未动一枪一弹,使芜湖的形势迅速改观。7月27日,安徽省革委会和十二军党委联名向毛泽东、林彪、中央并南京军区报送了《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毛泽东阅后,以中央名义批转全国。

7月2日,阜阳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一师政委苗扶中任主任。7月10日,徽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二炮兵第五十二基地政治部副主任龙安任主任。7月16日,滁县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坦克第九师政委包可悦任主任。7月21日,池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军队干部高英任主任。8月18日,濉溪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二○三师副政委赵鹏程任主任。8月23日,安庆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五师副政委张友复任主任。至此,安徽14个专、市一级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第一把手均为军队干部。其中由十二军(包括代管的独立一师)干部任第一把手的专、市共九个,占64%。

1968年9月,李德生被提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仍保留十二军军长及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职务。10月,列席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会议开幕那一天,毛泽东表扬李德生称,“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毛问李:“你们是怎么搞的啊?”李答:“就是大造舆论。”毛笑了之后认真地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22]半年后,1969年4月,李德生被毛有意破格安排为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他的四方面军背景,使之成为毛着意插进军队中枢——军委办事组中几近一方面军——四野一统天下的一个楔子。


注 释
[1] 主要资料来源:《李德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版;陆军第十二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二军军史(1945.10-1978.9)》,初稿,1981年8月。
[2] 李德生,时年51岁。河南新县人。红四方面军出身。战争年代历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交通队支部书记,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排长、连长、营长,太行军区三十团团长,晋冀鲁豫军区三纵七旅十九团团长、六纵十七旅旅长,二野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月任第十二军军长。
[3] 《李德生回忆录》,页345-348。
[4] 《李德生回忆录》,页348-349。
[5] 《李德生回忆录》,页350。
[6] 时称濉溪市,1971年3月方改名为淮北市。
[7] 1967年8月,军参谋长娄学政调舟嵊要塞区任副司令员(未到职),副参谋长林有声任参谋长。
[8] 《李德生回忆录》,页350-351。
[9] 《李德生回忆录》,页353-354。
[10] 时称濉溪市。据《淮北市志》:1967年3月,驻徐州6074部队(陆军第二○三师)奉命进驻濉溪市支左(同时进驻淮北矿务局)。1970年3月,进驻濉溪市支左部队调整,6074部队撤出,6408部队进驻。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三十六师师史(1945-1985)》页187。步兵第九十二团仍在安徽农场执行军农生产任务。
[12] 陆军第三十四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四师军史》,1983年6月,页255-258。
[13] 6453部队为陆军第六十军的代号。
[14] 《李德生回忆录》,页358-359。
[15] 1969年11月,归建安徽省军区。
[16] 廖成美,时为第二炮兵第五十二基地司令员。
[17] 杨广立,时为陆军第六十军政委。
[18] 《李德生回忆录》,页360。
[19] 李任之,原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效椿,原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徐文成,工人,原合肥钢厂废钢科党支部副书记。张秀英,女,安徽纺织厂工人。张家云,女,六安寿县戈店公社社员。
[20] 《李德生回忆录》,页362。
[21] 《李德生回忆录》,页365-367。
[22] 《李德生回忆录》,页372-373。


【本文为《风暴历程——**中的人民解放军纪事》(未定稿)中的一节。应《昨天》编者邀约,首发于2017年7月30日《昨天》第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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