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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一九六七年武力收回香港?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9月 05, 2017 10:2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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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武力收回香港?



余汝信



《明报月刊》六月号刘锐绍先生《六七暴动“三把火”烧锅烹肉》一文,引述了内地《党史纵横》一九九七年第八期刊登的一篇署名厉松、题为《高瞻远瞩 果断英明——文革中周恩来阻止进军香港》的文章,并称此文“较能说明时序”。惟刘先生未能看出,这是一篇胡编乱造、虚构历史的怪文。经搜索,我们发现,不单止刘先生,香港不少人也被此文吸引过眼球,包括:江关生先生于二○一二年七月出版的《中共在香港》(下)一书引述过此文;《大公报》大公网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以《“文革”中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的冒进》为题,经删改选录了此文;多维新闻网于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摘录刊出过此文。

此文最大的卖点在于称,“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文革小组成员和当时没有被点名靠边站的政治局委员共三十二人。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立即收回香港,结束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决议。”


此文声称,早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由陈伯达、谢富治和张春桥负责起草收回香港的方案。“几天后,陈伯达等人就拿出了起草的方案: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收回香港,九月二十五日前组成广东省香港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迎接十月一日国庆节。方案还提出了收回香港的三种可能方式:一、采取军事行动,从海、陆、空进军香港,收回香港。二、由中国政府照会英国当局,限英国当局于九月十五日前把香港政权交给中国。三、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公布收回香港日期和将采取的军事行动。”
此文又声称,“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采取第一和第三种方式”。“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陈伯达工作领导小组完成了各项布置和计划,决定动用两个师的兵力发动进攻,另一个师待命,同时还组织3000名干部随军进港,随时准备接管港英各部门。”

此文乍看似模似样,惟正如江关生先生指出而有所怀疑的,“所述内容言之凿凿,时、地、人、事,新闻学ABC中的4W1H(Who,When,What,Why,How)俱备,唯独欠缺资料来源。”

其实,如果我们稍为用心翻查一下有关文献资料,此文拙劣的编造是很容易被揭穿的。

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中央文献出版社二○一三年正式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一九六七年七月四、五、六、十二、十三日,毛均在北京审阅有关文件。七月十三日下午,在北京召集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以及萧华、杨成武开会,毛提出要去湖北、湖南。七月十四日,“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同行。这是毛泽东一年来第一次离开北京。……晚九时,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本日晨,周恩来乘专机到达武汉。”

请注意官方年谱中“这是毛泽东一年来第一次离开北京”这句话。它彻底揭穿了所谓“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谎言。而只要证实了这一句话是谎言,根本没有这么一次会议,毛根本没有去北戴河,接下来其余所谓会议“一致通过”的什么决议、方案、方式等等,必定全为不攻自破的虚构和编造。

此外,根据官方编纂的毛年谱,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凌晨在武汉,期间发生了举国震惊的“七二○事件”。七月二十一日上午,毛乘专机到达上海,直至九月十六日离开。不仅是在此期间,且在整个文革期间,毛从未踏足过北戴河。

保险一点的话,再看看同样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的记载。周恩来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至七月十三日都在北京处理文革中的各地问题,直到七月十四日,“晨二时半,离开北京飞武汉。抵武汉后,先后同武汉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谈话。晚,到毛泽东处。”换言之,官方的周年谱也没有其七月上旬离开过北京的记录。

话说回来,当时,毛泽东并非完全没有对香港采取军事行动的考虑。惟时序上、程度上与厉松所编造的所谓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形成“关于立即收回香港的议案”,七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立即收回香港,结束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决议”完全不同。实情是:

一、据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时任指导香港“反英抗暴斗争”的联合办公室群众斗争组组长吴荻舟的工作笔记披露,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吴误记为五月二十四日),周恩来针对港澳工作机构一些过左提法批评道:“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准备收回香港,那末,强调过头。”当港澳工委常委、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朱曼平汇报谈到英方的看法和估计中方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时,周恩来称,“那也不一定,中央下决心的问题。”周又称,“在[敌]人的统治下,总是‘有利、有理、有节’,即使要收回,也要选定时机。”“要出其不意的一击(举了反击印度)。”以上周恩来的讲话表明,直至一九七六年五月底,中方总的态度还是现阶段“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准备收回香港”。即使日后中央下决心收回,也要选定时机。换言之,周恩来并不认为当时是合适的时机。

周恩来此次谈话的简短信息,可见官方编纂的《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一五五页。

二、到了六月开头几天,毛泽东对中东的局势有一乐观而事后证明是错误的估计,这充分反映在六月六日他与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谈话时称,“美、英在地中海和中近东相当被动。可能打局部战争,帝国主义在后面,主要是以色列和阿联打。……战争既然打起来了,就可能要打一会。如果以色列在局部战争中得胜,战争可能上升。……他们说英国宣布中立,我不太相信。”(《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第九一——九二页)毛估计战事一起,美、英的力量会被较长时间牵制在中东,中方可趁机在香港问题上强硬一把。

毛转趋强硬的态度,公开表现在他示意发表的六月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之上,社论高调号召“港九爱国同胞们”“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私下更表现在他命周恩来急召广州军区三位副司令(温玉成、吴富善、吴瑞林)到京商谈对港采取一定程度的军事行动之上。惟中东战争仅进行了短短六天,且在第二天(六月七日)已分胜负,眼看无可乘之机,毛最后只得拍板:“现在不打。”

幸亏毛对局势的误判只有短短几天时间。六月九日晚,周接见前几天被召到京的温玉成时紧急刹车,说,“香港问题,考虑到中近东的形势不会发展那么快,阿联已接受停火,要防止美国在香港搞一下。群众运动还是按计划进行。部队移动的问题暂时停一下。”

周恩来六月九日晚上与温玉成谈话的极简短信息,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一六○页,详细记录见广东省军管会办公室整理:《周恩来总理听取温玉成副司令员汇报时的指示》。

三、六月中旬以后,以毛为首的中共中央恢复了“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准备收回香港”的方针。七月十日,周恩来在京西宾馆听取广州军区司令员、广东省军管会主任黄永胜汇报时谈及香港问题称,“香港不同于澳门,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收回香港,只有苏修才挑,赫鲁晓夫提这个问题完全是为了挑拨,替美帝效劳。香港问题,……主席昨天讲了,还是不动武。……主席说过,把时间估计长一点比短一些好,把斗争估计困难一些比容易一些好。”

周恩来以上谈话的简短信息,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一六九页。详细记录见广东省军管会办公室整理:《周总理听取黄永胜等同志汇报时的指示纪要》。

既然权威的官方资料证实周恩来在七月十日已明确表示“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主席昨天讲了,还是不动武”,厉松没有资料来源的所谓七月上旬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立即收回香港”的决议和八月二十日“陈伯达工作领导小组”的“各项布置和计划”,岂不就是明显的、胡编乱造的伪历史吗?


2017年8月30日首发于《明报月刊》2017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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