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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尹家民: “文革”中最早双双被抓的北京军区主官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6月 17, 2010 11: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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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最早双双被抓的北京军区主官


尹家民


  北京军区地理位置特殊,使命也特殊。在中央眼皮底下,得到的支持多,来自上面的干扰也多。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军区领导一方面经常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指示,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也不断地直接插手军区工作。当“文革”风暴来临之际,北京军区领导就卷入了最复杂、最凶险的政治漩涡。1967年1月,杨勇司令员、廖汉生政委被打倒,郑维山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李雪峰兼任军区第一政委。1969年6月,郑维山和陈先瑞分别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970年12月至1971年1月,中央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李雪峰、郑维山被撤职,李德生(后来是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分别任第一和第二政委,他们忙于中央和军委的事,由陈先瑞主持军区的日常工作。
  
  打倒廖汉生之前,廖的妻子首先受到牵连
  
  196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作出撤销“彭、罗、陆、杨”党内职务的决定后宣布结束。对杨尚昆的批判,直接影响到廖汉生的家人,因为杨尚昆是廖的妻子白林的五哥。杨尚昆早年在四哥杨闇公的引导下投身革命,远赴莫斯科留学,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担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工作,抗日战争后期担任军委秘书长,从1945年10月开始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直至1965年11月,长达20年。廖汉生和白林调到北京工作以后,才与他的接触多了一些。在他们眼里,杨尚昆既是一位慈爱的兄长,又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所担负的工作兢兢业业,怎么会反党呢?廖汉生从4月14日第一次听传达,到后来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知道杨尚昆“犯了错误”,但一直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没有向妻子白林透露一个字。但是,他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知道随着会议精神的传达,白林早晚会知道。他担心她能否承受这个巨大压力。
  
  5月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廖汉生因为参加首都警卫工作小组会议,直到深夜才回家。白林还没有睡,在等着他。她神情沉重地告诉他:“今天在工作单位看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通过的两份文件,得知五哥尚昆犯了‘严重错误’。”白林在教育部机关党委办公室工作,中央文件这天刚刚发下来,她第一个看到了。看完后,她控制住情绪,马上向党委负责同志报告了情况。
  廖汉生不知怎样才能安慰她,只能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向她说两句。这一夜,他俩都没有睡。不久,白林就因为杨尚昆的“问题”,以不适合做党务工作为由,被调整到其他处工作。20天以后,廖汉生向白林转达了领导同志的意见,要她接受组织的考察。随后,他分别向贺龙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第二书记杨勇、副书记郑维山汇报了情况。白林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和领导同志的意见写了一封信,给贺龙副主席转呈周恩来总理,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但是,她实在交代不出杨尚昆有什么问题。
  
  林彪的警告,两个一把手的不祥之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几天后,首都百万人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的大会。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作为叶剑英副主席领导下的首都工作组主要成员,在天安门城楼上负责现场安全警卫工作。司令员杨勇和政委廖汉生没有接到要到场的通知,也就没有去天安门。但这天上午,郑维山从天安门城楼打电话对他们说,毛主席要他们马上赶到。他俩立即驱车赶到天安门。郑维山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原来,大会开始前,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着红领章、红帽徽,早早来到天安门城楼,见到郑维山后,问他:“杨勇、廖汉生为什么没有来?”郑维山回答:“没有通知他们。”毛泽东要郑维山立刻通知,要他们来。好在他俩赶到天安门时,大会还没有开始。一些将领没有想到毛泽东会穿军装,又匆忙回去换衣服。林彪也是,看到毛泽东身穿军装,也急忙派人去拿军装换上。这样一来,他俩到得还不算晚。他俩走上天安门城楼,首先碰到了叶剑英。叶告诉他俩:“主席问到你们两个人,快去吧!”他俩走进城楼中央的休息室,向毛泽东敬礼、报到。贺龙也在那里。毛泽东问了一句:“你们两个吵架啦?”
  他俩互相看了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毛泽东接着说:“你们两个闹过一次。你们不要闹了,一定要搞好团结,把军区工作搞好。”在一旁的贺龙向毛泽东报告:“北京军区的工作主要是杨勇同志负责。杨勇是第二书记,廖汉生是第三书记。管事嘛,主要还是杨勇同志。”毛泽东又问:“你们看过林彪同志没有?要尊重林彪同志,多请示,多汇报。与林彪同志约定一下,向他汇报。去的时候,要把郑维山同志带上。”毛泽东再一次叮嘱他俩:“要把军区工作搞好。”他俩表示:一定照主席的指示办事,把工作搞好。随后,他俩退出休息室。
  回到家里,廖汉生反复思考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他们讲的话。毛泽东专门接见杨勇和他,这还是第一次。其实他俩在一起工作已经6年多了,自认为配合得还不错。所谓“吵架”的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一次,军区党委召开全委会,听取来自各单位的委员对党委的意见。杨勇作为第二书记主持会议。他宣布开始以后,习惯性地拿出文件,一边看文件,一边听发言。萧应堂委员在发言中对军区党委的工作提出批评,讲得很尖锐,很严肃。杨勇开始没有注意,只顾埋头看手中的文件,中间仿佛听到了什么,又连忙问:“你讲的什么?”廖汉生当场很随意地说:“刚才别人讲话,你不注意听,这时又问讲什么。”于是,杨勇收起了文件,注意听着。以后,军区党委常委专门召开了一次交心通气会,把问题摊开来谈了一下。杨勇结合廖汉生到军区工作几年来的情况,给他指出一些毛病,廖也对自己的老毛病做了自我批评,其他人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会下,他俩个别交谈了一次,杨勇直率地对廖提出更多的批评。同时,杨勇在军区党委常委会上和个别人交谈时也对廖的优点作出评论:直爽,敏锐,正派。他提出军区即将召开第三届党代表大会及选举新一届党委班子,届时要将他的第二书记与廖的第三书记的位置调换一下。按照一般情况,政治委员大多担任党委书记,主持党委工作。对此,廖汉生坚决表示不同意,并在常委会上说明自己的意见:“我自认为缺点很多,特别是急躁、简单、生硬,有时不够虚心,不如杨勇同志性格稳重,考虑问题全面,作风民主,涵养好,领导经验也比我多。如果调换书记的位置,对工作没有好处,对我改正缺点也不利。因此杨勇为党委第二书记不应改变。党委工作方面,杨勇同志在家时由他主持,他不在家可以由我主持。”他们就这样消除了误解,还约定:今后有意见不要积累,随时交谈。毛泽东的过问,使廖汉生对此很内疚。第二天,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他和杨勇、郑维山经过事先约定,于10点30分一同来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见林彪。他们向林彪主动检讨了彼此之间的“吵架”问题,检讨了北京军区与各总部的关系问题。林彪批评他们不向他反映北京军区的情况,对他搞封锁。他面容冷峻,语气严厉,用词严肃,令人感到一种压力和警告:如果再这样下去将会犯严重的错误。几天后,他们向军区党委常委会全体委员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和林彪接见时的指示,与会者听后既感激又震动。
  林彪在加大力度整贺龙本人后,开始对贺龙“削其羽翼”。廖汉生跟贺龙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他和贺龙都是桑植人;他父亲就跟着贺龙,死在贺龙军中;他的前妻是贺龙二姐的女儿,八九岁就定了亲;他本人多年在贺龙的大姐贺英的队伍里,一直到她牺牲;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贺龙和关向应;他从红军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都在贺龙领导下战斗、工作。因此,林彪要“削其羽翼”,廖是在劫难逃的。
  一张预谋的大字报把廖汉生打倒了
  
  1967年1月初,当上海刮起“一月风暴”时?熏林彪面示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烧掉廖汉生。”怎么能烧掉政委廖汉生呢?杨勇感到很为难,就请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问他怎么办。萧说由他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有了答复,说由上面派人到北京军区贴大字报、点火,这样,机关的“四大”就可以趁势展开了。
  1月5日,杨勇主持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林彪关于“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的指示,但没有传达“烧掉廖汉生”这句话。这时,廖汉生正在保定驻军参加“四好连队”年终总评工作,没有参加这次党委常委会。会后,按照党委讨论决定,通知廖汉生务于6日回京。同时,机关做好搞运动的准备工作,起草一个召开动员大会用的讲话稿,准备8日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向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交代军区司、政、后机关开展“四大”,要他们抓好部队工作,保持部队稳定。7日夜间,总政治部值班室通知说,上面去人到军区大院贴大字报,要军区迎接,帮助张贴。8日凌晨,大字报贴在了军区办公楼主楼横梁上。大字报中污蔑廖汉生“是贺龙的人”,捏造了数条罪状,署名的人都是中央文革或军委文革小组的成员。这张大字报,煽动性极大,如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军区机关大院。早上一上班,机关干部就看到了,顿时议论纷纷,秩序大乱。
  8日上午,军区党委常委召开扩大会。会议是在原军区政治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的。许多人并不知道夜间发生的事,但都有一种不祥之感。副政委陈先瑞问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副司令员:“出什么事了?”那位副司令员摸了一下自己的胡子,顺手比划了个“八”字。陈先瑞一下就想到是“胡子”贺龙元帅出事了。
  杨勇看到人已到齐,便宣布开会。他还没讲几句话,军区文工团的造反派来了,要廖汉生到西山军区大院看大字报。接到报告,党委副书记郑维山离开会场,出面去和文工团造反派的人交涉。郑维山走后,列席常委会议的干部部董奋部长说:“今天早上,在西山的军区司令部办公楼里,有人给廖政委贴出一张大字报。他们大概就是为着这张大字报来的。”会议室里的气氛紧张而压抑。会议无法再开下去,人家都在默默地等待。过了一会儿,郑维山返回来。他对着廖汉生,也是对着大家说道:“没有事,他们要廖汉生同志去看大字报。”会场骤然沉寂,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廖汉生看到这种情景,便问:“你们看怎么办吧?”杨勇司令员说:“我看还是去看大字报,正确对待群众嘛。”廖汉生一脸怨气,说:“好吧,我看你们是商量好了。”边说边掏上衣口袋里装的小本,把记有机密的小本往皮包上一放,说:“小眼镜(戴眼镜的党委秘书),交给你!”然后昂首挺胸地走出会议室,出门时还说了句:“我出去见他们,请常委将情况报告军委和总政。”
  一出会场,他就失去了自由,被人押着回到家。家里已是一片狼藉。造反派的人来了二三十个,领头的冲着他高呼口号:“打倒廖汉生!”廖汉生也高声回答他们:“我是革命的,你打不倒!”他们问他:“文件在哪里?”廖汉生回答:“我从来不把文件带回家。”
  造反派的人在楼上楼下翻了一阵,把他的日记本、笔记本等一切带字的东西都作为“黑材料”抄走了。然后,以命令的口气对他说:“跟我们走,到军区大院去!”廖汉生就这样被带走了。
  汽车将要驶进西山军区大院了,廖汉生忍不住问了一句:“究竟是因为什么事呀?”
  造反派的人大概当时还没有多少经验,其中一个毫不隐瞒地说:“有一张给你的大字报。”
  廖汉生又问:“大字报里讲些什么东西?”
  造反派的人简要讲述了大字报的内容:“你有四条罪状:一是杨、廖两家关系密切,杨尚昆的问题出来以后,你为什么不揭发?二是1964年大比武的错误,政治委员难道不负责任吗?三是你身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为什么插手第一军?四是对总部不尊重。”
  车子进了营区,廖汉生被押下车,关进一间小房子里。廖汉生被关后,看押人员从他家里取来牙缸、牙刷、毛巾、肥皂等洗漱用品,递给他。他接过来一看,这些东西不是他的,而是妻子白林的。造反派这时也发现忙乱之中拿错了,于是又很快换过来。从他们的这个疏忽中,廖汉生猜到白林和他一样也被关起来了。
  这一天是1月8日。廖汉生还记得,他是1960年1月8日正式到北京军区上班的,1967年1月8日却被抓了起来,不多不少,整整7年。
  关于那张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逐步了解到事情真相。那张大字报是由“全军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写的。1979年秋,大字报的署名者中的一位给廖汉生写了道歉信,披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1967年1月5日晚,林彪办公室打电话通知那几个人到毛家湾林彪家里去。在林彪家里参加接见的还有陈伯达和江青。林彪、陈伯达、江青当面向他们布置了写大字报的任务。这几个人连夜写出大字报,又找了一些人签名。1月8日早晨,他们赶到北京军区大院,于上午8时前贴到司令部办公楼里。接下来,就发生了文工团造反派的人闯到廖家、廖被叫出常委会议室并关押起来的事情。
  廖汉生被关以后,首先被摘去军装上的红领章、红帽徽,取而代之的是被挂上一块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在军区大院进行了一番游斗。
  8日晚上,总参代总长杨成武为稳定北京军区局势,临时把军区部分领导召到翠微路总参招待所,对大家说:杨勇司令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要大家加强团结,抓好运动与部队工作。大家听了觉得心里有了底,有一种稳定感。可是不到半个月,风云突变,杨勇司令员也被打倒了。
  
  司令员、政委竟相见在批斗场上
  
  随着“文革”风暴的刮起,各地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1967年1月,一个名为“燎原战斗队”的组织,在一个月之内“横扫”了沈阳、南京、兰州三大军区之后,将造反之火烧到了北京军区司令部大楼,扬言要查抄“华北党”。
  已经坐进办公室、批阅了部分文件的杨勇,听到这伙不明身份的人来冲击军事要地,二话没说,抄起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命令军区警卫营将这伙人 “请”进了地下室。
  处理完这伙人,刚刚坐稳的杨勇又被秘书告知:“中央军委来电话,请司令员接。”
  接过电话,一听口音,杨勇不由得肃然起敬:“主席?”
  “杨勇吗?听说你下令抓人了?”毛泽东只说了几个字,但却是令人不安的。
  “报告主席,今天上午军区门卫、内卫和总值班室都向我报告,这伙人强行冲击军区司令部办公楼,砸开了档案室,撬开了保险柜,威胁到核心军事机密。当时我就在办公室,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既然中央文革没有通知我这是革命行动,我也就无法判断他们是革命左派。因此,我采取了适当防卫措施。”
  “小将们的革命行动是应该支持的,不要抓人。”
  “行。主席让放人我坚决执行。不过,今后如再有无端冲击军区机关者,我建议仍应采取果断措施,以防泄密。”
  毛泽东的语气缓和了下来:“好嘛。马上放人吧。”
  听到杨勇应诺后,毛泽东又幽默地补充了一句:“就把上午的事情当作一次防突袭演习吧!”
  毛泽东的幽默并没有减轻杨勇的压力。他放下听筒,苦笑道:“不可思议,抓了几个造反派,就惊动了主席,怪事?选”
  其实,那个年代怪事不怪,“作怪”之人层出不穷。这件事就是康生到毛泽东那里告的状。
  杨勇无奈地拿起话筒,通知警卫营:“把那些人放了。”并补充说:“记住了,从今天起,门卫、内卫一律加岗,如有人来闹事,统统给我堵在门外!”
  像大批开国战将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一样,杨勇也难逃厄运。他与林彪已在“文革”前结下了怨:1965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5月,在一次会议上,叶群开始拉拢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说什么林总想和你及北京军区的同志谈谈。但杨勇不愿意绕过分管北京军区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而向林彪越级汇报。在1965年12月于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向罗瑞卿发起突然袭击,罗瑞卿由此被打倒。杨勇对此想不通,曾说:“罗瑞卿同志有什么问题?不就是林彪向毛主席告状,说罗总长有意要夺他的权。”林彪还在观察着杨勇的态度,说“其他军区的情况都了解一些,唯独北京军区的情况不了解”,并要杨勇去见他。但杨勇竟然“不识时务”,林彪终于对他彻底失望了。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说:“曾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勇对反彭黄不积极。这说明林彪早就记了杨勇的账,一直耿耿于怀。”林彪以“彭(德怀)、黄(克诚)集团漏网分子”的罪名,对杨勇进行政治诬陷,认定杨勇1965年在北京军区党代会上提出的“一个突出(政治)、两个不退(训练、生产)”是“三反言行”。
  1967年1月10日,江青致信“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提出要抓部队中的诸如廖汉生、杨勇、郑维山之类的“牛鬼蛇神”。但徐向前对此提出异议,没有同意。1月19日,军委召开碰头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军队要不要“四大”。叶群突然提议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因为这一建议属于叶群个人提议,所以会议未同意。碰头会散会时,会议主持人徐向前宣布:会议的内容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但是,会后杨勇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总政一位副主任的笔记本也被劫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到景山东街抓他。萧华听到风声,从后门跑到傅钟家,乘车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藏。徐向前给杨勇打来电话询问,并作了严肃批评。杨勇意识到错了,表示诚恳地接受教训。次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徐向前再次批评了杨勇,以保他“过关”。
  军委碰头会刚刚结束,林彪、江青就对杨勇动手了。1967年1月21日清晨,几辆卡车开进京西宾馆的一座楼下停住,从车上跳下来一群人,吵吵嚷嚷地要抓什么人。就听见杨勇的秘书对来人说:“杨勇住在×楼××号,你们赶快上去……”警卫员小孙见势不妙,急忙叫醒还在床上的杨勇,机警地护着他直接坐电梯下到地下室,从后门出来乘车去卫戍区。他们刚到,秘书带着北京军区的那帮造反派也赶到了,一下把杨勇围在了小食堂里。警卫员小孙端着枪,堵在门口,对那些要闯进去抓杨勇的人说:“杨勇同志现在还是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个职务是毛主席、党中央任命的。我没有接到通知撤他的职,我的任务就是保卫首长安全,没有上级命令,我不能交人。如果有人硬抢,我就开枪。你们谁不怕死就来抓人吧!”双方僵持了好一会儿,有人给当时北京军区的一个负责人打电话,这个人在电话里命令小孙交人,还说:“杨勇有问题,这是领导的指示,你交人吧!”小孙还在那里无奈地堵住门。杨勇怕连累更多的人,便自己挺身走了出来。那群人一拥而上要把杨勇带走,但卫戍区的炊事员们不干了,一齐嚷起来:“不管杨勇同志有什么问题,也该让他吃了饭再走啊!”他们含泪做了一碗鸡蛋挂面端到杨勇面前,说:“首长,把这碗面吃了吧,身体要紧啊!”杨勇感激地望着这些不畏强暴的普通人,吃了面,同每一个工作人员握过手,跟那群人走了。被带到军区大院的杨勇,被戴上铁丝网做的高帽游斗。支棱的铁丝把杨勇的头皮划破,鲜血直流。造反派往下按他的头,让他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杨勇不服,对着话筒喊道:“同志们,我杨勇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三不反社会主义,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判。”批斗会开不下去,造反派只好草草收场,把杨勇拉走。
  有一天,廖汉生被带到北京军区大礼堂。大会主持人一声喝令:“调杨勇、廖汉生上来!”
  杨勇和廖汉生分别被人揪着胳膊押上大礼堂的主席台。他们两人,一个司令员,一个政治委员,就在这种场合下再次相见了。
  廖汉生是1月8日被抓起来的,1个多星期以后,杨勇司令员也被抓了起来。就这样,北京军区成为全军12个大军区当中最早受到冲击的军区,也是司令员、政治委员双双被抓的一个军区,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周恩来在困境中艰难保护杨勇
  
  1967年1月29日凌晨1点多钟,在京西宾馆被围了1个半小时的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了到北京军区造反的“燎原战斗队”等组织的代表,规劝他们不要“武斗”,对“抄家”、“游街”等行为进行了批评:“戴高帽子、罚跪、扒领章、游街、抄家,这是不好的,是对解放军的污辱。当权派也有好的,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他生气地问这伙人:“你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左派,是吗?你们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斗廖汉生,抄廖汉生的家,这是一件,和军区大楼串联,后来发生分裂。得了萧华同志的消息,要捉萧华同志,后来转向杨勇,这以后就扩大了,连郑维山都不信了。政治部一个组织扣郑维山,你们参加了没有?”
  一个造反组织的人急忙说:“没有。捉杨勇我们也没去。”
  周恩来不相信:“没抄杨勇的家吧?”
  有人说:“那是机关捉的,抄的。”
  周恩来继续问:“除去郑维山,其他副司令员、副政委还有没有被扣的?”
  有人回答说有张南生、吴岱、吴先恩。
  周恩来在本子上一一记下,还仔细地问道:“岱是一个代字下面一个山吧?他兼没兼副政委?”
  有人回答:“没有。斗他们三人是按三反分子斗的。”
  周恩来生气地大声问:“我问你们要不要继续扩大下去?”
  造反派低下头,只好说:“不应扩大,要用材料说话。”因为要接电话,周恩来的话被打断了。但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不要扩大化,不要搞“抄家、捉人”这种过激行动。接完电话后,周恩来又接着说:“明天军委要发个八条,先向你们打个招呼。过去说错话不要追,不要算老账;第二,军委八条不能一下理解,要说明,要解释,不然凭意气还行!”
  八条命令的主要内容是: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指战员和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能随便抓人、任意抄家;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等。“军委八条”有效地减少了军队的武斗,但不可能刹住“文革”滚滚向前的车轮。
  欲置杨勇、廖汉生于死地的林彪,下令将他们秘密关押起来。杨勇的妻子林彬和二子杨冀平也被遣送到宁夏“五七”干校劳动。专案组查来查去,始终查不出什么问题,却给杨勇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开始,杨勇被关在北京军区,后来被转移到河北邯郸的一个农场劳动。
  而廖汉生最初被关在北京军区西山营区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里。看守人员为一个班的战士。专案组交代战士说:“这个人是反革命,要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小屋里面坐着一个战士,每时每刻严密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外面一个战士来回巡逻,一个班的人员轮流值班。晚上睡觉,屋子里仍然照着大灯,夏天也不许挂蚊帐,以便于监视。廖汉生从翻身、起床、大小便,到喝水、起立、写所谓“认罪书”等等,都要事先报告,得到批准以后才能行动,而且要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差一分钟也不行。有一天,他前后总共报告了32次。1969年10月,廖汉生被押出北京,带到河北邯郸的一个师的营房。第二年春末的一天,专案组通知他搬地方。他被押上汽车从邯郸来到石家庄。车子进入营区,他一看就知道这里是后勤第七分部。他被带进坐落在营区一角的独立小院。这里很偏僻,少有人来,西边是猪圈,北边是狗棚,臭气熏天,进入夏季蚊蝇肆虐。
  就在把廖汉生从邯郸押到石家庄的同时,原先在石家庄的杨勇和他对换了关押地点。那时,杨勇的“待遇”比廖汉生强一点。杨勇被关了一段时间后就弄到连队监督改造,和战士一起干活,有时还一起打篮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准廖汉生看报纸、听广播,指定他必须天天读的是毛泽东的两篇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其意图不言自明,是要逼着他交代所谓“罪行”。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杨勇:“有些地方对干部就是揪住不放,有些人将来还是要工作的,群众理解了,就解放他们。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还是有功劳吧!”5月14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上传达中共九大精神及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几次讲话,强调要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准备打仗,落实干部政策,其中就包括关于杨勇的内容。然而,林彪一伙不仅没有“句句照办”,反而加剧了对杨勇的迫害。1970年2月,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杨勇,腿被摔断了,伤口发炎,持续高烧。几经周折,才被允许送往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并决定就地手术。杨勇不同意,要求立即报告中央,回北京治疗。院方请示上级,答复就在石家庄手术。林彬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急如焚地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正在开会的周恩来接到林彬的信,匆匆看了一下,连声说:“接回来,接回来!”有关部门立即派飞机把高烧不止的杨勇接回北京,安排他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毛泽东认定:杨勇和廖汉生都是被林彪整下去的
  
  1971年11月14日,林彪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专门问道:“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刚进来不久的叶剑英回答:“当时我也不清楚。”
  毛泽东又问:“廖汉生为什么要抓?”在座的周恩来回答:“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毛泽东说道:“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1972年5月,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杨勇重新出来工作,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有人为杨勇任副职打抱不平,说你什么问题也没有,“文革”前当了那么多年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为什么要降职使用?杨勇平静地说:这么多年没有为党做工作了,对不起党和人民,心里有愧啊!现在有工作做了,到沈阳军区不是很好嘛!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杨勇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恩来找杨勇谈话,说中央准备让他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征求他有什么意见。杨勇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只是多年没搞地方工作了,在地方兼职怕难胜任,提出可否免兼区党委第二书记职务。周恩来解释说,对于兼职,中央是经过充分酝酿和慎重考虑的。新疆战略位置重要,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加上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地方和军队的局势都不够稳定,需要派一位有威望、有较高政策水平、善于团结同志的人去,能在较短时间内把局势稳定下来,认为杨勇一定能胜任。杨勇听后郑重表示,一定竭尽全力工作,绝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6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杨勇任命的通知。杨勇接到任命,只给在沈阳的妻子林彬打了一个电话,告知这次调动,连衣服、行李都未来得及回家取,就于6月4日飞赴新疆。
  1972年7月10日,廖汉生被告知要回北京。廖自己猜测是要接受更大的批斗。他被押着来到石家庄火车站。列车开动后,看守班的战士没有上车,只有专案组的两个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连上厕所也要跟着。到了北京站,车厢门口已经停放好两辆车,一辆是苏联产的伏尔加小轿车,一辆是北京越野车。开始,他们叫他坐进伏尔加车,没过两分钟,又觉得不对头,把他从伏尔加车里拉出来,坐上越野车。坐了一两分钟,他们又觉得不对头,把他拉回到伏尔加车上。把廖汉生搞得莫名其妙。汽车驶出北京站,廖汉生听到有人对驾驶员说了一声:“去宾馆。”猜想大概是押到北京军区的西苑宾馆。没想到,汽车驶过军事博物馆,向左一转,进入京西宾馆,在宾馆大楼前停下来。门口有总政治部的一位干事等在那里,问清楚情况后,把廖汉生带到二楼西头的一个大套间里,转身走了出去。过了大概一两分钟,那位干事进来对廖说:“李主任要你去。”这次,专案组的人没有跟着,只有廖一个人在那位干事的带领下来到另外一个房间。
  李主任就是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廖汉生原先并不认识他。李德生代表总政治部谈话,告诉廖汉生:“第一条,毛主席说的,你没有罪行,有错误。第二条,你从现在起解除监护。”李德生又问:“五七一,你知道不知道?”廖汉生回答:“我不知道什么五七一。”李德生告诉他:“五七一,就是林彪搞的那个 ‘武装起义’计划。”接着,李德生给他简要地讲了一下林彪的情况:阴谋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以及怎么摔死的。李德生讲的情况证实了廖汉生过去的猜测,林彪这个家伙果然出事了。随后,他向李德生讲了孩子们都被赶下乡的情况。李德生告诉他:“孩子们现在还不能回来,这是一项大政策。”谈完之后,总政干部部魏伯亭部长送廖汉生回到二楼西头的大套间。在那里,魏伯亭当着他的面对北京军区专案组的两个人说:“你们回去吧,他已经解除监护,今后就由总政负责管理。”专案组的人走了,魏伯亭也走了,大套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掐指一算,5年多来,身边24小时都有人“监护”,“前呼后拥”的,也习惯了,现在突然一下子就他一个人了,又恢复了自由,真是百感交集,欲哭无泪!端坐良久,他才突然想起:还没吃饭呢!于是就走下楼来。以前他来开会经常住在这里,服务员对他很熟悉。服务员说:“首长,我帮你买饭票,带你去吃饭。”许多人认出了他:“你是不是廖政委呀?”“是呀。”他答应了一声,又埋头吃饭,心里已经舒畅多了,真是有一种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的感觉。
  一天,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楼下的会议室里开会,抽空来看他。叶剑英告诉他,是毛主席要他来的。毛主席说:“廖汉生出来啦,你去看看他。”叶剑英关心地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随即,总政治部安排他到三○一医院检查身体,治疗被关押多年造成的疾病。有一天,他在京西宾馆碰到王震。劫后重逢,大家都很高兴。王震问他:“怎么样,通知你出席八一晚会了吗?”他回答:“通知了。”接着,又反问:“你能出席吗?”王震高声说道:“当然能出席!一定要出席!” 廖汉生高兴地拿出一身新军装,亲手钉上红领章、红帽徽,穿戴整齐。7月31日晚,廖汉生走进久违的人民大会堂,出席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5周年晚会,见到了一批跟他一样曾被“打倒”的老干部。大家都是刚刚从各地回到北京的。在廖汉生放出来40天以后,妻子白林也在8月20日走出囹圄。一家人在经历了数年磨难之后,终于团圆了。但廖汉生究竟是怎么被放出来的,他自己并不清楚。直到后来廖汉生整理这段经历时,才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上看到这样一段话:“7月8日,将毛泽东所批廖汉生子女来信,派专人送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以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传阅。”“年谱”正文下的注释中写道:“廖汉生子女在信中反映:其父在1967年被隔离审查后,毛主席曾几次提到要他出来工作,但至今未见动静,希望让其父回京治病,等待组织结论。”
  其实,在1972年7月7日,毛泽东在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就作了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1973年12月,廖汉生开始担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这是他被“解放”后重新工作的第一个单位,以后又调任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继续发挥余热。



《党史博览 》 200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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