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廖汉生、杨勇被抓与所谓“华北山头主义”问题


陈先瑞


十年动乱时期的前九年，我在北京军区先后任副政委、政委，经历了北京军区发生的各种事件，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旋涡之中。
　　1967年1月，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被打倒，周恩来总理宣布郑维山副司令员为代理司令员，李雪峰兼军区第一政委，我为军区四位副政委中牵头的。1969年5月，郑维山和我分别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和政委。1970年12月至1971年1月，中央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李雪峰、郑维山被撤职，李德生(后来是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分任第一和第二政委，他们忙于中央和军委的事，由我主持军区的日常工作。当时的北京军区领导成员中，有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职，华北三省(区)和京、津两市的一把手也都兼任北京军区的政委。参谋长、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30多人，形成了一庞大的军区领导班子。军区下辖8个野战军，1个卫戍区，1个警备区，3个省军区和10多个独立师。当时，北京军区兵力是各大军区中人数最多的。
　　这时的北京军区，可以说兵多将广，又驻防在中央所在地首都，除和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一样，要“三支两军”和“准备打仗”以外，还肩负直接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重任。由于北京军区地位举足轻重，军区领导经常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台上时，也利用手中权力不断地直接插手北京军区。他们有时通过组织渠道，更多的是非组织渠道，不时地搞突然袭击，把军区党委和领导干部搞得不知所措。
　　十年动乱，是我党历史上政治斗争最复杂、最残酷的十年。我在这个时期坚守在北京军区主要领导这个风口浪尖的岗位上，经历了一生最紧张、最矛盾、最迷茫、最痛苦的9年。
　　
　　廖汉生、杨勇被抓事件
　　
　　廖汉生、杨勇被抓，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军区的大事。
　　1967年1月初，江青一伙策划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开始了全面夺权。林彪面示杨勇：“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烧掉廖汉生”。对此，杨勇同志感到很为难，于是就请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问他怎么办，萧说由他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后再说。很快，就有了答复，说由上面派人到北京军区贴大字报、点火，这样，军区机关的“四大”就可以乘势展开了。
　　5日，杨勇主持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林彪关于“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的指示，但没有传达“烧掉廖汉生”这句话。这时，廖汉生正在保定驻军参加“四好连队”年终总评工作，没有参加这次党委常委会。
　　会后，按照军区常委讨论决定，通知廖汉生务于6日回北京。同时，机关做好搞运动的准备工作，起草一个召开动员大会用的讲话稿。准备8日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向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同志交代军区司、政、后机关开展“四大”要他们抓好部队工作，保持部队稳定。
　　7日夜间，总政治部值班室通知军区说，上面去人到军区大院贴大字报，要军区迎接，并帮助张贴。8日凌晨，大字报贴在了军区办公楼主楼横梁上。大字报中污蔑廖汉生“是贺龙的人”，捏造了数条罪状，署名的人当时都是中央文革或军委文革小组的成员。这张大字报，煽动性极大，如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军区机关大院。早上一上班，机关干部就看到了，顿时四处传开，议论纷纷，秩序大乱。
　　8日上午，军区党委常委召开扩大会。会议是在城里定阜大街、原军区政治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的。我对夜间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是按照通知去参加会的。我到的比较晚，当走进会议室时，看到与会者人人表情沉重，便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我在一位副司令员旁边找个位子坐了下来，这位副司令员轻轻地对我说：“迟到了。”我悄悄地问：“出什么事了?”这位副司令员摸了一下自己的胡子，用手比划了个“八”字。当时我就想到是贺龙元帅出事了，根本没想到会是廖汉生出事。杨勇看到人已到齐，便宣布开会。他还没讲几句话，北京军区文工团的造反派来了，提出要廖汉生到西山军区大院看大字报。会场骤然沉寂下来，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廖汉生看到这种情景，便大声问：“你们看怎么办吧?”杨勇说：“我看还是去看大字报，正确对待群众嘛。”廖汉生说：“好吧，我看你们是商量好了。”廖汉生边说边掏上衣口袋里装的小本，把记有机密的小本往皮包上一放，说：“小眼镜(戴眼镜的党委秘书)，交给你!”然后，昂首挺胸地走出会议室。廖汉生就是这样，以看大字报为名，回到军区大院，遭受批斗，被非法关押起来的。
　　廖汉生被关押起来，不仅在机关引起很大反映，而且在军区领导中也引起思想波动。当天晚上，总参代总长杨成武为稳定北京军区局势，临时把军区部分领导同志召到翠微路总参招待所，向我们说，杨勇司令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要军区领导加强团结，抓好运动与部队工作。听了杨成武的讲话，我觉得心里有一种稳定感。可是不到半个月时间，风云突变，杨勇又被打倒了。这对我震动很大。
　　杨勇、廖汉生被打倒后，北京军区机关一些人在“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盅惑下，说军区党委是黑党委，把郑维山在内的几位副司令员、副政委关起来，要军委表态。徐向前元帅亲自给北京军区造反派组织打电话，下命令让他们放人，这才把这些人放了。
　　为了维护北京军区的稳定，周恩来总理、徐向前副主席于1月29日零时5分至4时15分，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军区机关和文工团的造反组织代表，反复说明杨勇、廖汉生的事情，不准对军区领导人一个又一个地揪斗，并宣布郑维山是北京军区代理司令员，李雪峰兼军区第一政委，我为军区4位副政委中牵头的。这时，《中央军委命令》(又称《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到军区，这样，军区机关的“四大”搞了20天，就停下来了。
　　周总理宣布我是副政委中牵头的，使我很感意外。事后，我见到总理时，当面向总理表示：“我水平不高，能力有限，恐难以胜任，有负重托”。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先瑞同志，主席和中央对你是了解的，信任的。你要上靠中央，下靠群众，大胆地把工作抓起来，把军区的运动搞好”。看到总理那疲倦的脸色，我再也不能说什么了。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力干好工作，才能不辜负总理的信任。
　　对杨勇、瘳汉生是怎么被打倒、关押起来的，我认为这本来是清楚的。但上面又几次追查“是哪方面下的命令?谁把他们抓起来的。”对此，我感到很不理解。他们一个是副总长兼军区司令员，一个是国防部副部长兼军区政委，谁敢抓他们呀?如果抓错了，上面说一句话不就放出来了吗?可是，事情却不象我想的那么简单。
　　杨勇被关起来后，曾两次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北京军区一刻也没有压他的信，每次都立即上送，但上面没有人说话。在杨勇被打倒后十来天，毛泽东在2月3日接见阿尔巴尼亚来我国访问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北京军区司令部里的人要打倒萧华，结果被别人打倒了。这说明毛泽东是知道杨勇被关押的。3月，上面追查抓杨勇的问题，北京军区写了报告，并请求批示，但上面没有批复。
　　1969年“九大”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有些地方对干部就是揪住不放，有些人还要工作的，群众理解了就解放他们。北京军区杨勇是怎么回事?”周总理在传达毛泽东“九大”期间的几次谈话中，讲到了杨勇、廖汉生被抓的问题。为此事，北京军区组织人员进行了清查。这时，一些人借机把矛头指向了郑维山和我，并提出谁是抓杨勇、廖汉生的主谋。林彪把北京军区副职以上的领导干部集中起来，查问杨勇、廖汉生被抓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抓杨勇、廖汉生是北京军区“大鬼小鬼之间打架”，要求军工领导成员向毛主席写保证书，讲清事情的经过，这是林彪为自己推脱罪责，嫁祸于人。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实际对调的会议上说：“杨勇同志是哪个方面下命令抓起来的，我不知道”。其实，杨勇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信，北京军区都及时上送了，不知毛泽东看到没有。我想，毛泽东可能没有看到杨勇的信，否则，不会讲那样的话。
　　毛泽东的讲话却不知怎么被军区管理局的一个副局长知道了，他便写了一份揭发军区陷害杨勇的材料。这份材料主要讲了两件事：一是1969年10 月，紧急战备时疏散杨勇到外地的路上，制造汽车相撞事故，企图把杨撞死；二是1971年1月杨勇在深入部队调研中摔伤，送到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有人授意截掉杨的一条腿，使其终生残废。
　　对这一揭发事件，军区党委很重视，由当时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亲自负责，认真清查了杨勇、廖汉生同志的事。由于郑维山已被打倒，清查的重点便集中到我的头上。这次清查搞了三、四个月。后来，在周总理的过问下，纪登奎在军区党委常委会上作了结论：杨勇、廖汉生被抓起来，关押审查，经反复核查，北京军区没有责任，上面谁批准的，怎么定的，以后谁也不要问了。对杨勇制造车祸、截腿的问题，经过认真调查，事属子虚。这样，郑维山和我才从杨勇、廖汉生被抓的事件中解脱出来。
　　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
　　
　　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是从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开始的。这一斗争过程，起起伏伏搞了好几年。我也翻来复去遭批判，对上对下作交待，搞得里里外外难作人。
　　1968年3月24日晚上，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我准时到会，在会场坐了两个多小时才正式开会。开会前，我看到主席台上的桌子一会儿摆成两排，一会儿又撤掉一排，一会儿多放几把椅子，一会儿又撤去几把椅子，我感到这是主持会议的人对哪些人在主席台上就坐意见不统一。
　　会议开始时，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叶群等人坐在了主席台上，而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几位老帅却坐了在台下。我的感觉得到了验证。会议首先由林彪讲话。林彪用细如抽丝的声音说：“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的新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也比其他的一般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在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连续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林彪的尖细声音在会场上回荡。全场静极了。人们不知是惊呆了，还是不敢议论，会场死一样的沉寂。在那个岁月里，说打倒谁，说谁有什么问题，一夜之间就变的事儿，甚至一会儿一变的事儿，已屡见不鲜了。当时虽没说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职务，但实际上把傅崇碧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也撤销了。
　　静静的会场，只有林彪一个人在阴一声阳一声讲话。他说：“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了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时江青说：“傅崇碧的秘书皮包里有枪，要打断我的脊梁骨。”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都说要继续揭发杨成武的黑后台，恣意攻击所谓“二月逆流”，带头喊口号，“一定要揪出杨成武的黑后台”，“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正在会上喊起口号时，毛泽东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见全体到会者，这时会场沸腾了，长时间鼓掌，高呼万岁，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就是“三·二四事件”，也叫“杨、余、傅事件”。人民解放军的三位高级将领，就这样被打倒了。
　　会后，林彪指令北京军区党委立即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批判“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揪出杨成武的黑后台，旨意把矛头指向老帅。 26日，北京军区召开军区党委第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师以上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后来只留下军以上干部。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主要批判杨成武、傅崇碧，并联系北京军区的实际，批判了原在华北工作的郑维山和军区副司令员萧文玖，批他们的所谓“黑后台”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由于郑维山挨批，会议由我主持。这时，我的思想十分矛盾。徐、聂是全军受爱戴的老帅，杨成武是北京军区的老司令，郑维山、傅崇碧、萧文玖既是我的战友又同我相处得很好。批判他们，我在思想上、感情上都转不过弯来。结果我受到对会议领导不力的批评。一次在人大会堂召开的会议结束时，叶群拉着我的手说：“华北的山头主义可厉害呀，他们写报告要把你调走，是林副主席把报告压下了。”对叶群的话，我心里十分明白。我认为叶群是别有用心，是挑拨离间，企图拉拢我，想让我为林彪卖力。我没有上叶群的当。
　　这次北京军区的会议，只大轰大嗡了一阵子，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后来林彪派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人坐阵指挥，强令会议“揭发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把山头主义批透。”结果，会议还是没有揭出“黑后台”。以后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等又亲自出马讲话，大造反革命舆论，诬蔑北京军区对内“排挤外来部队”、“排挤外来干部”，对外“反政反民”，向江青要“开枪权”、扫荡权”，在机关搞“以人划线，镇压群众”。并且胡说这种“山头主义已发展到不跟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跟别的司令部的危险地步”。在他们的盅惑下，把会议推向了呼喊、喧闹，抢话筒嘶叫的程度。会议迟迟收不了场。
　　五一节中央举行纪念活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问北京军区会议的情况，说华北出了个杨成武，华北的干部都坏了吗?杨成武只是华北山头上的一棵树嘛。当时，我提出借毛泽东的表态，结束会议，但是军委办事组不同意我的意见。会议只好继续开下去。
　　5月8日，军委办事组接见了北京区常委成员。接见时，黄永胜斥责北京军区常委们说：“你们的会议开得不好，开会的人有三不满意。一是常委对会议的领导不力，不满意(这一条，主要是批评我的，因为我是会议的主持者)；二是知情人揭发问题少，不满意；三是郑维山、肖文玖同志的检讨不好，不满意。” “你们的会议为什么开得不好呢?原因就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北京军区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最严重，是有历史性的，一直在那里排外，排除异己”。“你们抓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有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也分别讲了话，一致要求北京军区的会议要抓“历史性的山头主义”，其实就是要批聂、徐老帅。军区按照军委办事组的指示继续开会，直到5月中旬才结束。这次会议虽然结束了，但批“华北山头主义”却没有完。
　　从1968年3月24日林彪、“四人帮”制造“杨、余、傅”事件，捏造“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起，北京军区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就没有停，前后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曾三次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上面讲到的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陈伯达反党问题公开揭露之后，林彪、“四人帮”把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同陈伯达扭在一起，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什么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 “太上老子”，把郑维山奉命陪同陈伯达到内蒙古视察，说成是“背着中央”，“为庐山反党作准备”，“是和勃列日涅夫到阿拉木图遥相策应”。“陈伯达在庐山那样有持无恐，是因为有北京军区给他作后盾。
　　第三次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四人帮”制造了新的谎言，又掀起了反“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四人帮”原来把所谓“华北山头主义”说成是反对林彪的，林彪爆炸后他们又把所谓“华北山头主义”说成是跟林彪的；原来他们说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这会儿又说北京军区是“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窝子”；原来他们把北京军区说成是陈伯达篡党夺权的“后盾”，这会儿又说成是林彪在首都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墙角”；原来他们把郑维山说成是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的“武将”，这会儿又说成是林彪集团的大将。此后，在北京军区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中，又多次开展了“捣烂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
　　我在到北京军区工作之前，没有在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工作过。我自己感觉在北京军区工作10余年，并未察觉有个什么“华北山头主义”，个人更没有受到所谓“华北山头”的排挤和打击。可是，当时的军委和军委办事组，中央和中央文革，非说北京军区是“华北山头主义黑窝子”，三令五申要批“山头主义”。对此，我很想不通。但作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又怎么能抗拒“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呢!我既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更没有抗拒能力，只能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在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李德生、陈锡联等同志指导下，和其他常委一起，力求不说过头话，尽量减少对战友、对同志的伤害。在我主持那段日常工作中，对干部的组织处理上，是慎之又慎的。在运动初期，军区党委常委就达成共识，对运动中出现的干部问题，组织处理一律放到运动后期。所以，十年动乱中，军区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无一人是军区常委罢官或军区党委上报罢官的；军区机关干部战士无一人是军区党委定性为“反革命”的。我在主持工作中，既不积极批“华北山头主义”，又注意保护了一批干部，当然引起了上面的不满。因此自华北会议起，就把我与郑维山绑在一起批，说郑维山是“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华北山头主义窝子里的窝主”，我是“副窝主”。对此，我心里是坦然的。
　　林彪、“四人帮”在大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运动中，把北京军区一部分领导同志作为经营“华北山头主义”的代表，对这些同志罗织罪名，残酷地进行了打击迫害，恶毒攻击在华北地区担任过主要领导工作的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杨成武等人。他们把北京军区领导分成“华北山头”的和受“华北山头” 排斥的，把部队分成“6字号”(即原华北以“6”字作番号开头部队)和“非6字号”的(即后来调入北京军区非“6”字作番号开头的部队)，把机关群众分成 “保山头主义”的、“爬山头”的和受“山头主义打击迫害”的，以此分裂军区党委、分裂部队、分裂机关群众，株连了大批同志，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团结和建设。他们还通过各种形式，把捏造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等等罪名扩散到全国，使原华北军区的干部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和影响。
　　对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1979年7月13日，郑维山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申诉，要求给予澄清。中央经过查证，于1979年 12月6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林彪、‘四人帮’把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北京军区的光荣历史，横加诬蔑诽谤，完全是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因为他们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看作是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障碍，所以三番五次地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 的恶浪，千方百计地要把过去曾在华北工作过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时北京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打倒。以便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这是问题的实质。现在中央正式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坏人当道’等等，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中央这个《通知》，澄清了北京军区一个重大的是非问题，解决了遗留多年的一桩大冤案。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但是，我对在这一问题中遭到身心伤害，影响了正常使用的一大批干部也时常扼腕痛惜。


《百年潮》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