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全军文革”走马换将之谜


阎志峰


　　1964年7月初，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成员分别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并规定它负责“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工作。文革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姚文元等。 8月2日，中共中央通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月30日又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不久，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等先后被打击或被排挤出文革小组。1967年2月以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实际上成为“文革”的发号施令机构。
　　全军文革小组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刘志坚是第一任组长。此后，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刘志坚、徐向前、肖华像走马灯一样在全军文革组长这个位置上轮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不听话”、“不可靠”
　　刘志坚终被革职
　　
　　刘志坚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双腿曾三次重伤致其行走不便，但他一直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并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65年，刘志坚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参加了以“林彪委托”名义召开的江青“一人谈”座谈会，因此他成了“中央文革”副组长、“全军文革” 组长。《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刘志坚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支持下，极力维护军队的稳定，对军队的“文革”作出种种限制性的规定。“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根据刘少奇指示，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刘志坚协助并起草文件，把部队的“文革”限定。在“五界” 之内，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乐队、八一电影制片厂。并规定师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久又改为军以下不准搞“四大 ”同时强调大军区如果要搞“四大”，必须报中央军委批准。
　　1966年8月，刘志坚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建议“十五条”增加一条，使“十五条”变成了“十六条”，这新增的一条就是要求“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这一条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办公，刘志坚住在2号楼。但由，于叶帅常要找他谈话，他干脆从钓鱼台搬到西山和叶帅一起住。那时聂荣臻元帅也住在西山，陈毅元帅则常去西山。刘志坚和几位老帅的密切关系，终于惹恼了江青。而最使江青不满的是，1966年11月13、29日，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徐、贺三帅讲话时都有稿子，而陈毅没有讲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们，并明确地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
　　为此，江青把怒火撒在刘志坚身上，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12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骂道：“隔靴搔痒!”
　　陈毅的讲话真的“得罪”人了。 1967年1月3日，“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叶剑英和周恩来先后紧急召见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晚上， 49所大专院校的100多名代表聚集在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刘志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学生代表谈了一个晚上，但未能完全说服。
　　1月4日晚，刘志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刘志坚说，陈毅同志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
　　正说着，康生突然一拍桌子：“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康生开了头炮，江青接着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肖华有病，病了两年。他的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陈伯达则“揭发”说：“刘志坚是叛徒!” 他的根据就是刘志坚曾经被俘。那是在抗战时的一次战斗中，我军遭袭，刘志坚被俘。当时，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得知日军将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军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救了出来，根本无所谓叛变一说。
　　但“红卫兵”们可不管事实怎样，会场上立时沸腾起来，“打倒刘志坚”的口号不绝于耳。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第二天凌晨。
　　与此同时，康生的“号令”也已被迅速传遍各校。5日，5000余名“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肖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肖华拒不接见。刘志坚怕事态扩大，便给叶帅打电话说：“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口气，说道：“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刘志坚冒着严寒去了。到了那里，他立即被重重围起，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头上还被戴了一顶高帽于。“打倒刘志坚”的喊声震耳欲聋。果真应了叶帅“去了就回不来了”的话，批斗结束后的当天晚上，刘志坚便被押上一辆大卡车，而后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了起来。1月8日，刘志坚被转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
　　其实，“中央文革小组”早就把刘志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了，一直想“端”掉他。江青更是认为刘志坚“不听话”，“不可靠”。她认为，刘志坚常到叶剑英、陈毅那里汇报工作。不久，林彪也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这样，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并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标语撒满全国各地。
　　
　　“对抗中央文革”
　　徐向前挂名而已
　　
　　1967年1月6日，杨成武从总参五所打电话给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约徐向前和黄杰去五所有要事谈。见面后，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还说：“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
　　听到是江青提议，徐向前莫名其妙，不明白扛青是何居心。但徐向前觉得，既然主席已经决定，恐怕是推不掉的。后来，徐向前见到毛泽东，当面表示自己确实干不了，请求另选贤能。毛泽东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徐向前既老又多病，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不会管多少事，只能挂挂名。1月10日，江青派人给徐向前送去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及改组军委文革的通知，“征求”意见。徐向前阅后提了3条，但是还没等反映上去，11日，徐向前就接到了正式通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共18人，组长是徐向前，顾问是江青，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办公地点在三座门。
　　徐向前走马上任正值“一月风暴”，全国一片动乱，加之林彪鼓吹对军队领导干部要普遍地“烧”，说什么“真金不怕火炼，不是真金烧掉了更好 ”。军队院校的“造反”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解放军报社“小将”掌权，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出现；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省军区相继受到猛烈冲击，领导同志被揪斗的事件越来越多……
　　全军文革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要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报告他。徐向前上任之初，针对各单位乱揪乱斗领导干部的不正常状况，请出顾问江青来，陪他去讲话，保干部，不准乱揪乱斗。去了两三次，江青就不干了，她说：“这样下去，我变成军队的消防队了!”以后连徐向前的电话也不接了。徐向前找她，工作人员不是说她不在，就是说她刚吃完安眠药入睡了。全军文革向中央文革汇报情况，犹如泥牛人海。
　　林彪更是躲在家里观察动静，极少出面答复问题。此时，军队已经乱得一塌糊涂。徐向前心急如焚，几次打电话找林彪，他都不见。徐向前实在憋不住了，干脆去“闯宫”。
　　1月24日晚，徐向前直驱林彪住地毛家湾。他开门见山，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连连点头并当即口述，由秘书记录，整理出七条，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接着，林彪又请来叶剑英、聂荣臻，二人看后，也都赞成。最后叶、聂和徐又去钓鱼台，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
　　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徐向前讲了“七条”产生的因由，并让人念了文件内容。经过反复讨论，这个文件获得通过。虽然这个文件不合乎江青一伙人的心思，但它是林彪参与制定的，江青不便反对，便把怨恨发泄到徐向前头上。她板着脸说：“徐向前老了，不能上作了!”陈伯达把文件塞给徐向前，说；“已经通过，你快点走吧!”
　　紧接着，“七条”被送到毛泽东那里审批，毛泽东提议交住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讨论一下，征求意见。讨论中，大家建议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七条”遂变成了“八条”。1月28日下午5时，徐向前和林彪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有了“八条”作武器，各大单位领导的腰杆子硬了许多，对冲击军事机关、搞打砸抢的“造反派”抓了一批。这一下，惟恐天下不乱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气急败坏，诬蔑军队“镇压群众”，“支持保皇派”，“是带枪的刘邓陶路线”，叫嚷要“揪出军内一小撮”，妄图煽动群众与军队对立，搞垮全军文革，搞掉“八条”；搞乱军队，以便乱中夺权。
　　2月8日开始，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怀仁堂召开，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规定每两三天开一次会，时间在下午。会上，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同志为一方，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等人为一方，展开了激烈斗争。16日的会议是斗争高潮，徐向前没有参加。陈毅在会上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又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恩来当时都挨过整，“斯大林不是把权交给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了吗?”余秋里也拍了桌子，说：“这样对老于部，怎么行!”这次会议，弄得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狼狈不堪。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去向江青汇报，然后炮制了一份黑材料，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开始听了，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但当听到陈毅对延安整风问题的说法时，他变了脸色：“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那就叫陈毅上台，我下台，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去!”毛泽东对“大闹”怀仁堂事件表了态，江青一伙得意忘形。随即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批判老同志，开了个把星期。康生首先拿徐向前开刀，气势汹汹地质问：“军队是你徐向前的?”陈伯达也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叫喊：徐向前是打头炮的!
　　3月24日，中央决定由肖华主持军委文革小组常务工作，但仍保留徐向前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名义。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组长不到3个月，已经焦头烂额，昼夜不得安宁，每天抽两盒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累。
　　4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也出席了会议。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要他8日在大会上作检查。此时，徐向前终于明白，中央文革和林彪是要联合起来整他。
　　11日下午，徐向前在大会上作了检讨，说自己担任全军文革组长的近3个月里，思想上怕乱，跟不上形势，工作没有做好；对毛泽东的三支两军指示，领会不深，贯彻不力，像青海、四川、内蒙、福建等地发生的事件，认为自己管不了，也不想去管；军内共抓了700多人，取消战斗组织100多个，打击了 “造反派”；积极争取中央文革的支持、帮助不够，有抵触情绪等。陈伯达、康生、关锋也先后在大会上讲话，陈伯达调门最高，给徐向前扣上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对抗中央文革”、“搞独立王国”等帽子。谢富治也发了脾气，说徐向前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徐向前说：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么样啊!难道还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
　　12日至16日是小组发言，天天出简报，罗织徐向前的“罪状”，无限上纲上线。康生、关锋、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在小组里窜来窜去，煽风点火，说徐向前的检讨“没有触及灵魂”，“极不深刻”。康生说：“徐向前算什么?他代表谁?能代表解放军啊!”还说：“徐向前带头冲击林副主席住地。 ”与此同，时，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徐、陈、叶的大标语满街张贴。
　　16日、17，日两天，军内“造反派” 200多人，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门窗玻璃被砸碎，室内翻得一塌糊涂。徐向前保存多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被抢去不少。抄家前，徐向前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幸好叶剑英关心他的安全，听到点风声，晚上打电话来，要徐向前去西山，这才免遭揪斗。7月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徐向前又成为陈再道、钟汉华的 “幕后操纵者”、武汉事件的“黑后台”。“打倒徐向前”的浪潮又一次掀起。叶群公开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 他们把陈再道、钟汉华等揪到北京批斗，追查和徐向前的关系，结果什么也没捞着。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手下的一批人又抄了徐向前的家，抢走5铁柜机密文件。
　　9月16日，经与叶帅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徐向前写出辞职报告呈送毛泽东：
　　我在担任军委文革小组钮长工作期间，由于对主席著作学的不好，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犯了保守、右倾、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现在我诚恳的请求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免除我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另，选贤能，以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
　　半个多月后，毛泽东于10月12日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林彪 10月16日也批示：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这样，徐向前只好继续挂职。
　　然而；林彪、江青并不死心，继续布置批判徐向前。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正式写报告，请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周恩来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将报告转呈毛泽东。1969年1月3日，毛泽东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无可奈何，只得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所谓“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显然是对徐向前进行露骨威胁。
　　在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上，由于毛泽东出面做工作，“二月逆流”中的老帅们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但在选举时，林彪、江青一伙又玩了鬼把戏，徐向前得票最少，仅808票，徐帅开玩笑说：这次会议我得了“5个鸡蛋”。10月间，林彪擅自发布了“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徐向前遂被紧急“疏散”到了开封。
　　
　　“反对林副主席”肖华无辜遭关押七年

　　肖华是从1967年3月24日开始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工作的。此前他也已摇摇欲坠。
　　那是一月中旬的一天，陈伯达接见某派群众组织代表时，公开点了肖华的名。他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当即在总政造成混乱，有人贴出大字报，要揪斗、打倒肖华。周恩来很生气，出来辟谣，说这是谣言。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江青很紧张，派人连夜覆盖大字报。
　　1月19日下午，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召开。叶群说她要发言，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发言稿就念了起来。内容是什么呢？比判肖华。叶群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陈伯达、江青也在一边帮腔。江青说，肖华是总政治部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肖，也都有讲话稿。显然，这次批肖，是江青、叶群等人会前预谋的。
　　因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肖华的问题，老帅们又不知道江青、叶群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徐向前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
　　然而，会议内容还是漏出去了。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便抄了肖华的家，抢走不少文件。肖华从后门走脱，跑去找徐向前，因见徐向前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又转到傅钟那里，坐车去西山住下，这才免遭揪斗。
　　次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一会儿，肖华来了，并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了地上。叶剑英也气愤地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拍了桌子，把手骨都拍伤了。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3月3日，在有总政系统及军队院校造反派参加的6000人大会上，周恩来谴责了造反派揪斗肖华的恶劣行径，并讲了肖华的革命经历，从早晨9 点一直讲到中午12点。周恩来愤慨地说：“你们在座的没有一个比我了解肖华，他是我看着长大的，他连衣服都穿不好时，我就认识他，他是毛主席调来的，毛主席信任他，培养他，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就是毛主席。他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总是处于斗争的第一线。这样一个好同志，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反对党呢?你们会唱《长征组歌》吗?你们能写出来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感情是写不出来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传神之笔。《长征组歌》每一段我都会唱，你们为什么不准唱?你们凭什么说《长征组歌》是大毒草?”
　　这样，肖华才总算“过关”，从3月 24日起负担起全军文革的领导工作。但由于他坚持不搞打倒一切，保持军内稳定，林彪、江青便向肖华频频发难，指使造反派对肖华进行抄家和多次批斗。
　　5月13日，在林彪、江青的挑动下，分属两派的军队和地方造反派为文艺演出由谁参加的问题，大打出手，死伤多人。肖华果断地平息了这场武斗。而林彪、江青一伙却把这次事件嫁祸到肖华头上。叶群指使造反派把批判肖华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广场。周总理见情况不妙，立即告诉肖华夫妇搬到山上。还未来得及动身，造反派就已包围了肖华的家。被批斗了一个多月，身患月于炎的肖华被折磨得精疲力竭。
　　7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要肖华参加。林彪、江青得知后，布置一伙人截住肖华的车，致使肖华未能参加。7月25日，林彪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他们操纵的人，指使说：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自此，肖华被连续批斗。12月，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操纵下，造反派炮制了一份《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华的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分别上报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1968年初，肖华被极其秘密地关押在离总政不远的一个叫做松树胡同的小院里，这间关押肖华的屋子只有5平方米，小屋的窗户用铁板钉死，屋里吊着一只日夜通明的100瓦灯泡，一个枪口还从门上的小孔伸进来。看守规定，肖华睡觉脸必须迎着灯光和枪口。由于肖华“态度顽横，拒不交待问题”，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自此，整整7年后，肖华才得以重见天日。
　　1967年8月，军委办事组成立。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同时担负了全军文革小组的领导工作，从此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夺了中央军委的实际领导权，全军文革小组也名存实亡了。


党史纵横 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