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回忆湖南的批林批孔、批卜揭景运动
　　　　　　　　——批林批孔运动让造反派第二次风光

　　　　　　　　　　　　　　陈益南

　　现在的人们，以为文革运动就是一派观点对另一派观点，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其实，这是个误解，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实际上，文革中发生的情况，既复杂交错，而各地发展也不平衡。更特别的是，对于文革的理解与诉求、愿望，上面与下面，往往想的是两码事，而仅仅只是在运动的某些过程形式上，好像显得是追求的同一个东西。

　　批林批孔运动中，就极鲜明的体现了这个道理。

　　在高层，批林批孔，一则是为出现令人尴尬的林彪事件，做一些事后的补救说法，以证明林彪是如何打着红旗反红旗，才欺骗了世人的。二则也是对于任何企望否定文革、回复旧体制者，从理论上堵死因林彪事件而露出的漏洞。

　　而到社会底层，受压数年的造反派则利用这次高层“反复旧、反倒退”的机会，利用上海的王洪文这个造反派头头居然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特别情况，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大反击，从而达到了又一次为自己“平反”翻身的目的。

　　现在很多人以为，在文革中，造反派作为一支产生于文革、也拥护文革的特别政治势力，一定在文革中都享尽了荣华，抖足了风光。然而，历史的真实，却并非如人们的想象，很多情况甚至是恰恰相反，十年文革，从整体上讲，给予造反派的苦难，远远多于风光。除上海那个特殊的地方外，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省（区），自从中共“九大”后，随着“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这二个运动的进行，造反派的骨干分子们便先后跌入到了重新挨整受压的境况，文革初期他们曾被戴上过的“右派”、“黑帮”、“小邓拓”等政治帽子，相当多地又重新以“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坏分子”、“五．一六分子”罪名，被打入了专政对象的行列。文革中因造反运动而产生的所谓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依然在行使权力，但它的构成，只剩下了“三结合”中的军队首长与原地方领导干部，而已将原在其中的造反派分子都踢了出去，并且，也是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对造反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整肃。

　　可以说，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后，除上海的王洪文等，因其得张春桥、姚文元特别庇护而能持续掌权外，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却先后陆续被整肃而垮台，至一九七四年初开始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时，已陷苦难泥潭长达三、四年之久了。

　　湖南的造反派分子重新集结反攻，以求获得再次翻身的行动，是从当时实际主政湖南的卜占亚因林彪问题而下台并受到批判的时机，予以开展的。

　　“批林批孔”运动之前，尚只是“批陈（伯达）整风、批林（彪）整风”运动，而且也尚只局限于省市级的党政官员内部层次，与下面的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但是，湖南的造反派们却从中看到了借此使自己得以改善处境的机会，因为，曾经在这几年负责主持全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卜占亚，在“批林整风”中倒了台。

　　身为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卜占亚（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一职仍由已调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兼着），原是一个军人，他的一个重要的身份，即为广州军区副政委。而就是这个大军区副政委的身份，让他莫名其妙成了林彪在线的人，在林彪事件后的清查工作中，被受到牵连。一九七二年十月，他被作为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跌入了灾难黑洞，被中央撤消其一切职务，并对他进行审查。

　　卜占亚出了问题，按文革中常有的下揭上连、上联下串的运动形式惯例，一九七二年底开始的、湖南的“批林整风”运动，便演变为了“批林、批卜”运动。而当一九七四年初，全国性的“批林整风”转变为“批林批孔”的大规模运动后，湖南的“批林、批卜”，更正式转为公开的“批林批孔、批卜占亚”活动了。

　　在湖南省会的长沙市做了较长时间的市革委会主任的景林，也是军人，他是省军区的副政委。当时，省、地市、县革委会的一把手，大多是军队干部，所以，人们对卜占亚、景林这二位省与市革委会的头头，平日不论是开大会作报告，或是私下谈及他们二位，都是不称“卜副主任”、“景主任”的，而是称之为“卜副政委”、“景副政委”。因为，卜占亚不可避免是景林的亲密直接上司，因此，造反派便成功地造出了舆论，使湖南的“批林、批孔、批卜”口号，扩展为“批林批孔、批卜揭景”，将求翻身而再次造反斗争的锋芒，重点放在了卜占亚与景林这两位“副政委”身上。

　　当时，已没有什么造反派群众组织了，原来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在成立革委会前后，早已被解散了。那么，造反派们是如何集合而来再次进行造反的呢？

　　第一，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将各单位的原造反派积极分子骨干分子汇集起来，重新聚集为一股强大的政治活动力量。第二，则是再次让大字报发挥舆论作用，以呼唤与联络造反派成员、影响“批林批卜”的形势、并藉以公开向中央传递造反派的信息。

　　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便是利用了一个名为市“工代会”的组织，并在实际中，使市“工代会”变成了一个新的造反司令部。

　　所谓“工代会”，全称叫“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原是在文革中期解散所有造反派组织时，按中央指示，将工人造反派都统一纳入到新成立的“工代会”，以便将来取代文革前的“总工会”，使“工代会”成为一个纯粹的工会组织。所以，尽管解散了所有的群众组织，也经过了“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而整肃了所有的造反派，但这个“工代会”机构却仍保留下来了。

　　不过，由于因应如何将“工代会”代替工会的操作办法与政策，中央一直没能够下达，因而，这市“工代会”无事可为，它便被造反派、也被官方、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而仅仅在市革委会大楼的后面不远的一条小街上，留有二间临街而不大的办公室，挂着一块小小的“市工代会”简易木牌，留有二名工作人员守在那儿。

　　一九七二年底开始，这二间小小的市“工代会”办公室，渐渐成为造反派们悄悄串连聚会的场所，一些原来有着省或市的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身份的造反派头头的工人，也不时地出现在这儿，向到场的造反派们传递有关“批林、批卜”的信息，并发布一些秘密行动指令。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造反派头头中的工人，基本也都是这“工代会”中的主任、常委及委员什么的。因而，他们便能借此身份，一步一步，名正言顺地集合到了这个小小的“工代会”办公室，将这里变成了进行再次造反活动的“司令部”。

　　与此同时，大字报也上街了。当然，大多是造反派们所为，主题是批判卜占亚与景林，称他们为林彪路线的在湖南长沙的代理人，内容则将他们整肃造反派时发布的指示与讲话，抨之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否定文化大革命”、“重蹈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

　　由于有“批判林彪路线”这个旗号，加上当时对于卜占亚的问题，是由上面“端出”而并不是由群众揭发出来的，因此，对于造反派们的这次反击，省市委与省市革委会的当权者们便不敢随意镇压，而任凭造反派暗中串连与大字报公开上街。加之，毕竟文革初期那次由于镇压学生红卫兵而后导致了他们挨批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在中央没有对这类问题处理的明确指示下达前，他们显然会认为，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旁观而不动作。

　　那段时间，我也是市“工代会”那二间小房子的常客，在休息日或下班时，都想到那儿去看看、听听，有时也与省市级别的造反派头头们，讨论对时局的看法与应采取的行动措施。在那襄，我是一个最年轻的人。因为，各单位造反派工人的头头们，当时大多是三十、四十以上的年龄了，而我却只有二十出头不远，所以，在“工代会”聚会的造反派，都以为我是文革初期的中学红卫兵。我告诉他们，我已是一个有着八年工龄的工人，并且曾在几千人的公司担任过革委会副主任时，大家都有些惊讶。因为，他们都看到过我在这段时期所写所贴的大字报，于是便视我为“会写文章”的知识青年，也误认为我是一名前红卫兵。毕竟，在文革前段高潮中，除了仅以普通成员参加“青年近卫军”那件社会活动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只在本单位搞造反，与省市级的“工代会”头头们基本没有多少往来。

　　我写的并贴在了市委大楼外墙上一份名为“怎么办？”的长篇论文大字报，当时曾引起过很大的轰动，每天都有几千人围观，并且还得到许多观看者的留言支持。那大字报实际是向重新回湖南工作再担任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的一份进言，向张反映长沙的造反派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挨整的情况，并希望张平化能解决造反派受压的处境。

　　张平化在文革前就是湖南省委的第一书记，在文革初，他一场“抓右派”的报告，曾让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与干部遭到了短时间的厄运。造反运动开始后，他自然成了被造反派们批斗的重点，后来，中央将他召到北京，检查几年后，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又被重新派回湖南做省委书记，主持工作。

　　大字报贴出后，也有朋友为我担心：因造反，一九七Ｏ年挨了那么长时间的整，现在又造反，结局那将会如何？太令人不安了。

　　我当时似乎想通了并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与其这样像一个准“四类分子”般的生存，不如拼他一把，以争得应有的人权。何况，我也觉得，这道理似在我们一方：我们闹造反，不是毛主席与党中央号召的么？不是有那么多中央文件与毛主席指示为证么？可是，为何却又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呢？而整造反派者，实际不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式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我的活动与所写大字报的影响，使我不知不觉成为了一批造反派活动分子的负责人。因为，我们不仅常聚会于市“工代会”的小房子，而且更多时间，是在原市委大楼的第六楼大礼堂召开几百乃至数千人的大会，宣传鼓动批判卜占亚与景林。因此，我便被人认为是所谓“六楼派”的骨干分子。那时，原市委大楼的六楼礼堂，空着的时间很多，我们到那儿召开大会，市委办公室的人也不敢管我们，任由我们活动。而我们这批被称为了“六楼派”的人，在当时，实际是做了全省造反派又一次展开反击的先锋部队。我们有时写大字报，或者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大会通知时，落款署名则为若干个工厂企业单位的“革命工人”。那些署上名称的企业，实际有的只来了几个人，甚至是只有那企业的一个工人或干部，但却便可添加上他所在的企业名字。因而，几百名“革命工人”举行的大会，却能在大字报上列出上百个企业单位“参入”者的长长名单，让全市有名气的工厂大企业几乎统统出了场亮了相，气势顿时显得非凡，让其它未入会的造反派们信心大增。自然，这也使当权者们感到了不知所措，也不敢轻易予以弹压。

　　对这套无师自通的组织宣传办法，及其产生的积极效应，我们这些领头者都很得意。文革后，有次我读中共党史资料时，看到一篇自传性质的文章，是原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中央委员唐宏经，写他如何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那二个月中，凭他一个人单枪匹马，竟一下子将散沙一般的旅大市二十万工人组织了起来，并迅速搞成了一个受到抗日的苏联红军占领当局承认的市总工会。仔细看他那组织速成法，原来竟就是像我们这“六楼派”的做法一样，不，应该说，是我们的做法，竟无师自通地与工人运动老前辈唐宏经的套路相同！那时，唐宏经也是将他熟悉的一些工人朋友召集到一起，并要他们再各自多召集一些熟人朋友，然后由他集合领导，并宣布凡来参加这工人集会者，均可代表他所在工厂企业的工人，哪怕那企业仅仅来了一个工人。然后，唐宏经以这些企业的工人代表名义，向苏军当局申请成立市总工会。见有那么多工厂企业的工人代表参入，苏军当局自然巴不得工人能组织起来，于是，立马表示批准支持。有了市总工会的名义，自然很快几十万工人便被正式组织起来了，成为了抗战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在东北公开成立的强大市级工会机构，从而使来“接管”旅大市的国民党人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想不到，几十年后的我们，无意中也学会了这种工运组织速成法。

　　由于我们的活动实际是全省造反派的先锋，所以，省市级别的造反派头头，如连续做了第九、第十两届中央委员的唐忠富，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胡勇、叶卫东，市革委会的副主任许新宝等，都关注到了我，并让我参加了数次全市造反派头头的秘密会议。由于我是当时与会的造反派头头中最年轻者，又是当时活动影响很大的“六楼派”负责人，因此，使我得到了大家的很多好评，也让我由此而结识了湖南与长沙市几乎所有闻过名的造反派头头，并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长久的朋友。

　　无疑，我的活动也纳入了官方关注监视的范围。不过，在当时文革仍受中央肯定，而文革前段那次高潮中发生的种种“造反有理”事情，仍深深烙在人们的思想当中之际，官方也没有对我有什么为难。只是，每当在我们举行什么大会或活动而显得过激时，有时会有人悄声向我做些劝说，并且，他们也告知我，他是市委办公室的人。这是由于，当时调到长沙市的市委张书记，原本就是一个在文革中支持过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被称为“亮相干部”），他同情造反派的遭遇，但他却也不希望出现他无法控制的局面而受到省里的指责。所以，有时候，他仗着他曾支持过造反派、受到过省市造反派头头们尊敬的地位，竟然会带着市委干部们上街撕我们贴的大字报，别人不敢撕，他就带头第一个撕。我们开大会，他则带着一群市委办公室的干部们，像我们造反派曾对付当权派的会议那样，让人上台制止我们的会议进行。他的行为曾让我们为难了一阵，很是恼火，有的人还气愤地说：“干脆将大字报贴到张老头（指张书记）的家里去！看他还撕不撕我们的大字报。”与他斗吗？他确又是一个曾支持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省里的造反派头头们也不同意。任其带头撕我们的大字报、中断我们的大会？却又损害了我们极力想点燃再次造反烈火的计划。后来，只好用派人缠住他的办法对付他，一贴大字报，一开大会，就布置了专人，若张书记一出场，这些专人就会上去缠住他，让他无所作为。

　　现在想来，张书记当时也是一片好心，不想我们再出什么事。可是，他没想想，我们这么多造反派已再次被打成了“反革命”、“坏分子”，再次陷入了类似四类分子们一样的境况，不再次奋起造反解救自己，能行吗？文革以来，我们都有了一个经验，中央的指示，若不自己奋力落实，是没有人会主动为我们考虑的，当权者大多数都是曾被我们造过反的领导干部，他们岂会喜欢看到我们平反的结局？另外，中央的指示，实际也是有时效的，该落实时你不落实，等过一段时间，这指示就不能再办了。所以，当时省革委会副主任、造反派头头胡勇说了一段话总结：“落实中央的政策，就像打一场篮球，是有时间规定的，在场上你不用力，到时，哨子一吹，散场了，什么事你就都不能做了，政策过了期，就会作废！”所以，我们对张书记既尊重他，但也绝不会都听他的。

　　张书记曾两次派人将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既为了解情况，更是为劝说我们，不要使他为难。我们当然也只能敷衍他，不能冲他，也不能听他。不过，据我看来，张书记的确是个厚道长者，说话很直率，说得不对，你批他，他会先同你争辩，但他若觉得自己确不妥时，他又会当面向我这些后辈道歉。就是我们直呼他　“张老头”，他也不恼，还笑眯眯的。

　　当时，张书记自然日子不会好过，因为他被夹在了中间：对我们弹压不力，省委则批他；对我们做过分了，他于心不愿，并且也不想得罪造反派们，加之我们有时也会攻击他、敲打他。其实，当时，谁处于了那个省会长沙市的市委书记位置，都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上有中央要搞批林批孔运动的指示，下有负着冤屈而怒气冲冲的造反派，夹处在中间的领导干部，两头都得罪不起。［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所以，当时很多领导干部便以休病为名，自愿放弃领导职务，躲到医院里面去见机行事。四人帮垮台后，张书记被作为“四人帮”在湖南的一个支持造反派的“黑手”，开除了党籍、干籍，判刑七年，此后每月只发几百元生活费，后于一九九一年初病逝。他治病期间，我曾去医院探视过他，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想在出医院后，回山西文水老家一趟，因当时这种状况，这种年龄，这种身体，不知以后还能不能行走远方。他说，他自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后，又随军南下，便再没有回过老家，现在特想回去看看。山西文水，也就是出了一位女英雄刘胡兰的那个地方。他从山西回长沙后，还向我馈赠了二瓶文水出产的酒，说是他们文水的特产，也是那首后来曾被热唱过一阵的《交城山》歌词中所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的甜水，而酿制的。

　　其实，我觉得张书记的人生是挺冤的。文革前，他就是一个地委书记，文革中，他并没有获得什么额外的提升，还是做市（地）委书记。而且，他那支持造反派，也完全是不想局面失控而出头来支撑，并非什么卖身求荣。当时，他若狡猾一点，或者没那么重的责任心，即便支持造反派，也只虚于委蛇敷衍一番，不真来出面为上级挺着，那么，他的结局反而不会那么惨。当时，那么多休病的领导干部们，后来都个个风光洋气，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与“四人帮”作了斗争。实际上，他们是躲避了那场本应由他们出面维持力争使局面不乱的风暴。张书记当时若也像他们一样，或假称病而住医院去，或向省里请求调离长沙这个省会，到远一点的遥远地区去任职，躲开这政治风云，那么他的后半生日子便也可安然无恙。

　　张书记的山西老乡中，有一个就是华国锋。张是文水人，而华则是文水邻县的交城人。（但是后来我从一份资料上看到，说张也是交城人，而我确记得张书记同我讲了他是文水的，是我听错了？或者还是张的家乡原是交城县而后又变动为属文水县的了？不过，无论如何，张书记与华国锋曾是很亲密的“老乡加战友”　了。一九四九年张与华一道南下到了湖南，张被任命为湖南醴陵县委书记，华则担任了湖南湘阴县委书记。）华后来上台做主席时，那首《交城山》老民歌被翻出来大唱了一阵，那歌中有一句词说“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而在张书记与华国锋二人身上，交城的水，可没恩泽于文水的张书记。他俩原来关系并不错，又同在湖南共事二十几年，文革中，华也支持过造反派，一段时间，是与张同属一个阵营的人，对张在文革中的状况，无疑是很了解的。四人帮倒台后，身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其实是很容易出手来救助一下张书记的，随便发句什么希望减轻对张的处分的话，湖南当局就会听从。即便非要处罚张，也似可不搞得这么惨：又是开除党籍干籍，还要判人家的刑。至少，应可不判刑而保留干籍，让他有一个身份领工资、能公费住院治病而养老送终。然而，华国锋却没有做这样举手之劳之事。

　　批林批孔运动初期，除了我们这些人在市里鼓捣造反外，另外还有一支力量也在争取“要平反”而闹造反，他们的负责人是一个姓纪的工人。纪某在一家区办工厂工作，也是一个老造反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也被整得死去活来。所以，他的造反积极性非常之高，而且，由于他也有很强的演说鼓动能力，故他在市里的建筑工人俱乐部内，便经常能集聚着一些工人造反派。但是，他那个“山头”与我们“六楼派”不同，他是完全凭其一个人的组织能力搞成的集会，而我们的背后，却有着是中共中央委员身份与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头衔（当然，当时并无实权）的造反派头头们的系统支持。所以，当我们贴出的大字报，说我们代表多少多少工厂企业的工人时，虽然不无虚张的成份，但的确也是能有相当的代表性，是能以全市造反派工人的身份发言，因为我们的身后真有省市级造反派头头的指挥。

　　然而，纪某的发言，虽确也代表了全体造反派的利益，可是从组织性质来讲，他却只能代表当时参加他那集会的几百名与会者。可惜，纪某当时没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派人同他去联系，希望两股势力能合到一起来，共同展开造反活动时，纪某却不愿。他一则认为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唐忠富等头头“太右”，而我们“六楼派”又是追随唐忠富等头头的；二则，他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批林批孔运动是又一次文革高潮的开始，是重新进行造反派“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的一次新机会，而对他凭个人单枪匹马也能集聚这么多任务人的所体现的能力，可能自我评价过高。

　　因此，他不想合作，依然以那工人俱乐部为他的“司令部”，单独进行造反活动。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毕竟与文革前期造反高潮时的形势不同了，毛泽东与中央都不会同意全国局势又发生混乱，即便允许工人造反派们活动，也只能在新的秩序下进行，即在以党委、革委会的领导名义下进行，至少，也得在官方的各级总工会领导名义下开展。由于当时已有很多造反派是省级革委会的成员，还有不少副主任、常委之类职务头衔，因为，虽然“一打三反”运动将他们赶出了权力舞台，但由于他们的任职是中央批准的，而中央以后却又没有明确下文撤消过他们的职务，所以，他们即便已无实权而在做工人了，但凭这些虚衔，却可以在革委会中发挥造反作用。所以，中央的这一既要搞运动而又不想局面失控出乱的精神，大多数造反派头头们也愿遵照执行。纪某没有看到这一点，由于他是单枪匹马，故也看不到有关中央文件精神，而我们通过中央委员、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却能获知。因而，纪某组织的活动，常常不知进退的分寸，而仍只是重演过去的主观造反故事，结果，既不为当权的官方高兴，也不为正统的造反派头头喜欢。最后，一九七三年底，终于在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场之际，孤立无援的纪某，却被官方在正统造反派头头们的默许下，动用公安，被逮起来了，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山头”。纪某被抓捕关进监牢后，他所追求的愿望，即为受整受压的工人造反派们平反的希图，却在唐忠富、胡勇等造反派头头们的领导下，借已做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的一次讲话精神，大规模的开展进行了。而为此愿望也作过极大努力奋斗的纪某，却被以扰乱社会的罪名，反被法院判了二年刑。那情形，真是“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但结局终竟是“春来反雕残”，令人不能不为之叹息。

　　作为个人，纪某确属冤枉；但是作为一种群体首领，他则却是搞错了方向，而未能正确的审时度势。在需要承认历史平台之时，却不能顺势，总欲凭个人的力量重建新队伍，逆势而为，结果，反遭同为造反派者打压。像这类因意见稍有不合，便另行自立山头的事情，在文革群众组织活动高潮之时，是经常发生的，人们也不以为然。但是，一般的情况是，分裂出去的人，要搞出新气候，往往并不容易，也不能动摇原有组织。而到社会走向需“治”而不再要“乱”的形势下，不随大队伍而另立山头者，更是难以做出什么新成就，而往往还会遭到同性质的大组织势力的打压。文革高潮中湖南发生的“省无联”事件，批林批孔运动初出现的纪某“小山头”事件，便是证明。

　　同室操戈，固属心痛，也为憾事；但，同室之内，各吹各号，不能统一，也确让人恼火，易使人生打压之心，出现历史悲剧。此类现像，不独文革，自古即有，而今也不能断。

　　不过，除了纪某被打压以外，湖南的造反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却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以胡勇、唐忠富为首的原“汽电”派系的造反派集团，居然将原被他们打击过的“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造反派，都又成功地团结统一起来了，以共同争取造反派的再次翻身。胡勇等头头不仅向“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那些头头做工作，让他们出山，并且，还向他们作了适度的自我批评，表示过去对他们有些做法“过了火”。由此，使叶卫东、周国强等原已遭冷冻的造反派头头都得以东山再起，恢复在省、市革委会中的职务，重新进入湖南造反派的决策层，进行造反活动。

　　甚至，一些已入狱几年的“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造反派头头，如“湘江风雷”的王某，湘潭的“湘瓷”派头头沈桂华等，包括我们“青年近卫军”的海司令，都被胡勇等人设法，一度保释出狱（包括海司令在内的这批出狱者，后来因形势急变，而其问题又尚未迅速得以结论，有些则又重回了监狱）。

　　这样，一九七四年湖南的造反活动，便出现了一种造反派重组力量后呈空前一致行动的独特态势。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将一场运动称之为“斗争”，使人们不能不再次关注政局形势的走向。

　　然而，让湖南的造反派们真正激动与兴奋起来的，却主要还并不是这篇《人民日报》社论，而是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渠道传达下来的王洪文的一个讲话。王洪文作为新上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元月间在中央所办的工农干部读书班中，对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或省一级机构负责人中的“群众代表”（即由造反派头头与各种有名望的工人或农民劳动模范）发表的一个讲话中，大力赞扬了“反潮流”的造反精神，并提出了要大力提拔造反派分子进入各级领导机构，还具体说了要提拔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做大军区的副司令员，以树一个提拔年轻干部的榜样。后来，果然，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立了大功的边防部队副营长孙玉国，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军官，首先“坐了火箭”，连升数级，很快被提升为沈阳大军区的副司令员。

　　听到王洪文的这篇倾向明确的讲话，湖南的官方领导与造反派头头们双方，都觉得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沟通平台。于是，以造反派为先导、并大体上顺着造反派意愿的新一轮平反与批判运动，便在“批林批孔”的旗号下，由省委与造反派共同营造，而轰轰烈烈地又搞了起来。

　　省委领导人自然从王洪文的讲话中，感觉到了某种份量。虽然，他们在心中，对王洪文不会有好感，但，此时的王洪文却不再仅仅是上海造反派“工总司”的头头，也更成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他的话，不再是造反派头头常常发出的虚张声势的“通令”，而已经是不能违抗的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了。对此，省委领导人又岂敢不听不从产何况，湖南的“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对于刚回湖南重新担任省委书记主持工作的张平化，则根本没有任何责任，那全是卜占亚当权时的问题。大概，吸取了前次没有坚持支持造反派的立场而结果差点被打倒的教训，因而，这次对造反派，张平化便小心翼翼不予得罪，以免在这场新的造反运动中，又被挨批挨斗；加上这次又有已是代表官方最高层意见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讲话精神，传了下来，便使张平化加大强化了顺从造反派的想法。

　　一九七四年年三月十一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十五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级造反派头头，还联合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篇幅文章。

　　由此，湖南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初，就出现了几乎是官方全体向造反派方面一边倒的局面。各级党委都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并迅速落实解决为造反派平反的问题。甚至，如上文所述，对某些被关在监狱的造反派头头，如原“湘江风雷”的头目王某与湘潭“红造联”的头头沈桂华，在其平反工作的材料还没有准备好之时，省委常委便同意造反派们的要求，先将他们保外释放再说，“先下车，再出票”。

　　同时，很多单位的原保守派人士，也都采取了一种不对抗而顺从造反派的立场，以避免受到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中被他们整过的造反派们的报复。

　　这一来，湖南便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种“各派团结、一致造反”而均都欢欢喜喜的热闹形势。造反派们不仅能较为顺利地平反、再次烧掉单位整自己的“黑材料”、恢复革委会职务，还能入党；而保守派们则为自己能获得造反派们不予报复、也仍保留他们在整造反派时得到的党籍、干籍而不受威胁，与革委会曾将他们“补台”加入之事实的承认；各级党委的领导们，则更为自己这次不用再受造反派的批斗，反而能同造反派站在一条“战线”上、可轻轻松松顺利渡过这场新的造反运动而庆幸。

　　虽然，在大批造反派们加入中共党组织、并且有的还被正式提为党内的领导干部后，也曾引起过一些保守派公开表示不满，原“高司”派方面有六个人，也曾写了一封公开信，还贴到了大街上，对当时省委顺从了造反派的一些意见深表不满；并且，有人还以“穷志诚”的名义（针对于造反派头头“富勇忠”笔名），在城市中心广场，贴出了反对造反派观点的大标语。但是，这种公开的反对很微弱，在长沙市能够公开出头来这样做的人也很少（省下面有的地区则多一些），根本没会已成为一种公开的、有组织的潮流，而其标语，却常常很快就为造反派方面的标语所公开覆盖或撕毁。甚至，当时中共长沙市委，还专门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发文件，指责以“穷志诚”名义在活动的保守派。

　　造反派们当然能从王洪文的讲话中领会到自己应该如何做，立马看到了下一步造反的“前景”：重新进入各级领导机构，而且这一次，不仅仅是解决平反问题就完事，也不是以单纯的“造反派”名义，而是要以中共党员的身份进入掌权者的行列。

　　不过，最初，造反派的我们，希望借批林批孔运动解决的问题，只是要争取为我们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挨整的事（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五．一六分子等），予以平反，讨还基本人权。至于什么入党当官，开初则的确还没有考虑到。但，王洪文的讲话，却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彻底为自己平反的最佳途径，那就是自己也去当中共党员，做中共的官员，以免以后仍还在掌权的“走资派”与保守派分子手下过日子，随时又有遭挨整的危险。

　　对此，造反派用一个策略性口号将其具体化，提出：借此东风，不仅要实现推翻“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中镇压造反派的整条路线，使造反派再次予以获得平反的大事，而且更要完成毛泽东与中央在一九六九年初曾提出过的“吐故纳新”，即将造反派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分子、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到中共党内的方针；提出“只有从组织路线上，同时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落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才能保证从政治路线上真正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落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才有可能永远摆脱造反派总是挨整的命运！”

　　这个策略的具体做法，便是迅速让各级党组织吸收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同时，将他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文革中修改的党章规定，新入党者已不需预备考察期，入党即为正式党员，所以，造反派骨干分子入党后，即可进入党委领导机构。

　　造反派在操作这件事时，作为施行方针的团体力量，当然不能再搞群众组织“司令部”之类的山头，那样做决不会得到中央的同意。但一切事情若都需党委同意，那造反派们欲实现的要求，便又只会遥遥无期。因为，当时，没有哪一级党委会喜欢造反派卷土重来，更不会甘心同意造反派合法地进入各级党委机构，实行变相部分夺权。虽然王洪文的讲话，来头不小，但对付中央政策，地方上早已有驾轻就熟阳奉阴违的办法。如果没有一定的压力出现，王洪文所提出的“吐故纳新”，就会在地方上成为一句空话。深深明白这一点的湖南造反派，于是很巧妙地在省地市县及所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委体制下，搞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简称“运动办”）的机构，造反派便凭借这个“运动办”，作为与省地市县及各单位党委交涉，要求达到上述目标而进行施压或讨价还价的指挥部，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压力团体，在实际运行中与各级党委并行存在，而成为了党内建制合法的特殊机构。

　　由于这个“运动办”虽是基本由造反派左右，但却是党委的工作机构，所以能量很大。在省内各级“运动办”的运作指挥下，自四月份起，为造反派的再次平反活动，以及几乎同时进行的大批造反派骨干分子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便如火如茶展开了。这样，文革前期中大造各级党委的“反”的造反派分子，在七年后，却又大批地要求做一个中共党员，有的还成为了党委会机构的要员。例如，长沙港务局的造反派头头赵某，平反、入党后不久，即被任命为该局党委会副书记。

　　此时，中央也任命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唐忠富担任了中共省委常委，胡勇则进入了省委委员的行列。

　　人们对当时造反派们既要造党委的反，却又要求做一个党员的做法，这个看似矛盾、也显得滑稽的事实，如果不清楚上述文革运动的前期起伏周折的情况，那便会绝对无法理解。

　　当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入中共的造反派，在四人帮垮台后，全部被指责为“突击入党”，并宣布对他们的党籍，全部不予承认。

　　我也成了我们公司“运动办”的一名副主任。那时，已撤消了原来合并重组的新公司，仍以原来的体制还原了公司构建。一九七四年二月，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市委与商业局党委发下了文件，对我们公司革委会几位正、副主任宣布予以平反、恢复公司革委会正、副主任职务，并且，将被贬到市里停车场守大门的章忠全调回公司，重新担任了公司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当然，公司前所谓“走资派”江山，也仍继续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做第二把手。同时，退还了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整我们的那些档案材料。有部分档案材料，因是其它人的检举，不退本人，只是在平反大会上当众烧掉。在看烧那些材料时，我很高兴，心想总算从类如“四类分子”的泥坑里跳出来了！但是，不知为何也有一种担心油然浮现：以后会不会又被再次打入另册呢？

　　果然，没过几年，四人帮垮台后，这些被烧掉的东西，又重新被人整理，再次装进了我的“档案袋”，我的名字也再一次重入另册。

　　我入党的事，进展非常顺利。

　　不过，对于入党这事，在三个月前，即王洪文的中央读书班讲话精神传达下来前，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造反派，是谁都没有想到过事。因此，当长沙市委在市港务局率先做了一次吸收造反派头头入党的典范试验，甚至下发了一个要求积极发展造反派入党的文件后，我们便知道，一九六九年原吹过的“吐故纳新”之风，真的又来了。

　　虽然我又已是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了，但按组织原则，我的党籍需要在自己所在的机修厂党支部解决。于是，我向机修厂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机修厂的党支部书记、全体支委，以至支部全体党员，都一致投票同意我入党，于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我就成了一名中共党员。文革期间中央有新的规定，中共新党员不需预备期，入党即正式获得党籍，所以我一入党即是有被选举权的正式党员。当然，我也知道，虽然我平日在机修厂的群众关系不错，但那些党员们，无疑，并非全是真心同意我入党的，之中，特别是文革中的保守派骨干，以及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入党的积极分子，让我这个造反派小头头入党，他们是极不情愿的。但是，当时类如文革初期造反风潮时的批林批孔运动大势，使他们又不敢反对，或者是他们害怕，或者是他们也认为这次不能站错了队，即不能再做保守派。因而，我入党的事，便无任何障碍。

　　我虽然被恢复了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一职，但此时我的兴趣却转到了共青团。当时商业局要筹组新的共青团委员会，因我当时尚只２４岁，又是公司革委会头头，还成了中共党员，于是，我被邀请参加新局团委的筹建，出面组织领导了局共青团的“运动办”，以与省、市共青团委的“运动办”对接。我便从基层单位挑选了一批有造反观点并有政治抱负又能说会道的共青团员，到局团委“运动办”工作，同时想将他们逐渐培养成局属各公司的团委书记。我的挚友聂常茂，是另一个公司属下一家豆制品厂的革委会成员，后来也作为造反派的优秀分子而入了党，他也被我邀请到局团委来工作，作为我的副手，一道筹建了新一届局团委会班子。这一来，领导局共青团“运动办”的事，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而没有去打理公司革委会的事务。由于我有在社会上造反的经验，因此，没多久，我们商业局的新团委　（我任主要负责人）及其“运动办”，迅速在市里与省里都创出了名气，省市级的造反派头头们都知道了商业局团委这支“不做小绵羊”的新红卫兵队伍，也知道了是我在领导。因而，后来我被认为是造反派的“预备队”的代表及负责人，经常被邀参加省市造反派头头的核心会议。

　　不过，以批林批孔为形式的文革第二次造反高潮，没能维持多久，仅搞了四个多月就停了下来。因为，毛泽东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想法，显然与下面的造反派之企图不一样，他并不想再来一次大造反大夺权运动。于是，到八月底时，传来了中央对湖南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八条”文件，之中，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强调生产，强调秩序。随后，王洪文也从主持中央工作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转为让邓小平主持。

　　形势发生的微妙转变，使很多造反派骨干分子还来不及进入党组织，所谓突击入党的活动便戛然停止。已进了党组织的，自然也就进了；而没能进的，哪怕是连《入党申请书》都填好了的，也被卡住不让入了。其实，这个紧急刹车，也没有什么中央文件下来，但大家——不论是官方、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方面——则对此都有了共识与预感：文革中已发生的历史多次表明，不让做了的事，那就是中央认为是搞错了，至少是不能再搞了。现在，既然毛泽东不让王洪文再主持一线工作，又说了“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那么，一切与造反派有关的事，显然都有可能要重新认识了。

　　刹时，省、市委与各级党委便不再提优先大力发展造反派入党的事，造反派们也都知趣，也没人敢再说要入党了，而都抱一种看形势发展再说的心态。

　　机修厂有个造反派工人，是手艺极好的木工师傅，姓萧，还是厂革委会的一名副主任。原本党支部已讨论了他的入党问题，但因有个支部委员小心翼翼提出：听说其家乡亲属中有个地主分子，但萧师傅没在其入党申请表中填上，是不是要落实一下？当时，我已入了党，又是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因此，机修厂党支部便征询我的意见，问如何办理为好。我想，这件小事还不容易？派人去萧师傅家乡调查一下，不就水落石出？其实，当时党支部副书记问我的意见时，我若坚持以萧师傅的填表为据，先批准入了党再说，他们也会同意。但，那阵我却觉得调查一下搞清楚也好，免得人家说闲话，大势之下，反正迟几天早几天入党，都不会对萧师傅有大障碍。私下，我将意见也同萧师傅说了。萧师傅虽有几分不快，但他也想通了，也说“既要迟几天入，就只好迟几天入（党）了”。不料，调查人员还未回厂，上面的风向却陡然生变，各级党委都奉命暂停批准新党员入党事项。萧师傅正好被卡在当口上，入党的事便告吹。

　　对此，有一段时间，萧师傅不知埋怨了我多少次，说我入了党，就不顾下面的弟兄了，明明我一句话就可以说服党支部，甚至压服党支部，解决他的入党问题，却非要同意去搞什么外调——外调回来说，那地主确与萧师傅家人无关——而害得他入党被卡了壳。为此，我不得不私下向他数次赔礼致歉，承认自己对大势过于乐观，犯了错。后来，一九七六年的“批邓反右”运动中，我便着手出力，想帮助萧师傅能趁势入党，可是，“批邓反右”运动还没搞几天，造反派就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全军覆没了。最终，不仅萧师傅的入党一事从此无望，而且，连我的党籍也被吹了。

　　不过，虽然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后，造反派不能再如批林批孔时那样威风；即便是邓小平出山后在一九七五年搞的大整顿与“批派性”，让部分造反派头头灰溜溜了一阵。但，由于对整个文革，当时谁也不敢否定，所以，造反派的活动也只是沉寂下去了，却并没有完蛋，当权者更不敢随意就处置造反派分子。所以，一年后开展的“批邓反右”运动，造反派又出头了。

　　一九七四年底，批林批孔运动完全结束，报纸上邓小平的新闻越来越多，而王洪文却难得露一下面，正统的官方意识又慢慢重新回归。呆在局团委也好，留在公司革委会也好，都使我感到了压抑，让我想起了一九六九年“九大”后的复旧情形。于是，我决定仍回自己的“老窝”——机修厂，回到车间里，重操钳工技术。在机修厂，由于身份上仍有局团委负责人与公司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而且又还是一个中共党员了，因此，我反而觉得精神上特有优势，自由自在，谁也不会管我。

　　虽然又重回到机修厂，但，批林批孔运动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改变人生地位，得以摆脱那“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带给我的阴影与黑暗。


　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第二十五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