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毛泽东惧怕历史吗？
　　　　　　　　　　　　——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历史话语权　ｖｓ　现世统治权个案研究〔１〕

　　笔者曾在拙文《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２〕中引述过刘少奇的两段话：

　　１９６２年６月一天，　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的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刘少奇做错事时害怕历史，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爱说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读者可能会追问笔者：毛泽东对于历史是持什么态度呢？是不是也像刘少奇那样：或是在做错事时惧怕历史呢？或时在受冤屈时寄希望于历史呢？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曾作过长期思考并形成一定看法，概括地说，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政治经历不尽相同，故而他们所遭遇的历史问题也不尽相同：

　　毛泽东有类似于刘少奇因做错事而“惧怕历史”的问题，但无类似于刘少奇因受冤屈而“寄希望于历史”的问题。

　　就中共高层权力角逐最终结果来看，毛泽东无疑是最强者，是最善于整人的人，因而也就不存在因挨整而受冤屈的问题，以及不存在因受冤屈而“寄希望于历史”的问题。

　　诚然，毛泽东在其政治生涯中也曾挨过整，也曾受过冤屈，例如，他在江西苏区时就曾被指责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被奚落为一个狭隘经验主义者，即一个没有出过国留过洋而只擅长在山沟沟里打转转的人，一个没有读过许多马恩列斯原著而只熟悉诸如《三国》、《水浒》那类旧书的人。

　　然而，毛泽东已经把自己挨整的事给摆平了，甚至平过了头。例如，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已经把那些整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甚至把那些虽没有整过他但也没有推崇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已经把自己曾蒙受的冤屈都给雪清了，甚至把自己曾有过的污点也都给洗白了，以至把自己洗成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人，一个通体透白并白到匪夷所思程度的人，毋宁说是一个完全超凡脱尘的神。

　　无庸置疑，毛泽东在历史上做过许多错事，许多后果极为严重的大错事，比如做过发动“大跃进”致使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错事，又比如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致使数万万人歇斯底里的大错事。

　　那么，毛泽东会不会因此而惧怕历史呢？

　　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过肯定性论述，即在《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一文中指出，毛泽东临终前不久关于“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实是在很认真地“推测他死后人们将怎样评价他，并显得有些放心不下”。

　　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提出过“毛泽东怕不怕史”这一问题。李先生听后眼睛一瞪说：“他怎么不怕史？他怕，非常怕！你想想，他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时间，做了那么多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墨迹、许多他的亲笔墨迹。他这是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怕史！怕留下他做坏事的亲笔记录，怕让后人骂。”　〔３〕

　　可问题是，毛泽东本人毕竟没有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至少就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来看，他没有能像刘少奇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

　　毛泽东熟读中国史书，自是能够读出中国史书有一重要功用，就是很在意褒贬人物，既很在意褒扬那些行了大善的人，使之流芳百世；也很在意贬斥那些作了大恶的人，使之遗臭万年，故能让那些“乱臣贼子”和“无道天子”感到惧怕。所以，毛泽东很明白，像他这种执掌过大权且又做出过大事故而必上史书的人，如果坦言自己非常惧怕历史，就似乎在对号入座了，承认自己做了大恶，至少显得自己有做了大恶的嫌疑。

　　不过，毛泽东虽没有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但不等于他不惧怕历史。要识透像毛泽东这种言辞信用度一向不大高的政治人物，关键不是要听其言，而是要观其行，即通过观察其行为方式来确证其内心想法。

　　当然，这种确证隐有一个前提，即毛的行为与毛的意图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故可以从毛做了什么中看出毛想了什么。〔４〕

　　依据这一求证理路，笔者侧重考察了毛泽东作为执政者的一种最具有标志性的行为方式，即整人方式。可以说，此公入主北京后所做的最用心也是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整人，整的主要是本党人士，尤其是本党高层人士。

　　这种整人方式通常都少不了有这样两个手法：一是要迫使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二是要迫使手下人都必须参与其事。这两个手法都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

　　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挨整者留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从而有利于粉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信誓旦旦地向后人作证：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主席是完全正确的。

　　后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掩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因有着同案者的身份而不愿和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

　　从毛泽东所使用的这两个整人手法所具有的历史效能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整人者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形象，既很注意去粉饰它，尽量设法去收存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记录；也很注意去掩饰它，尽量设法去模糊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历史记录。简言之，此整人者还是有些惧怕历史的。

　　本文的正文部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考察毛的前一个整人手法及其历史效能，下篇主要考察毛的后一个整人手法及其历史效能。

　　　　　　　　　　　　　　　　　上　篇

　　迫使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　留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

　　杜润生先生曾对笔者说过：毛主席整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须做检查，不做检查是不行的，是不让过关的。邓子恢做过检查，我做过检查，彭老总也做过检查。〔５〕

　　这种向毛泽东交出的“检查”，实质上就是“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或是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有时是无缘无辜地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还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检查。在这一检查中，周恩来痛责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即性质为“右倾保守”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

　　他还痛挖自己之所以会犯错误的“思想根源”，称之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经常表现为“经验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时表现为　“两者的混合”。〔６〕

　　周这一下子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大帽子，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来这一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一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进’”的东西，却有着骄人的成绩：１９５６年国民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７〕；而这一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进’”或曰“大跃进”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人口饿死数千万。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也做了这种屈辱性和荒诞性的检查。彭德怀在检查中承认：他的７月１４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他最后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８〕

　　黄克诚也在检查中承认：“我７月１９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９〕

　　彭德怀和黄克诚都是刚直之士，在毛主政的中共高层中都属“异数”。前者是中共党内自“延安整风”后唯一仍敢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的人。后者则被党内同志称作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并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职“总不下十来次”。〔１０〕

　　可这一次在庐山上，前者在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了一通话之后，又打了自己的耳光，并且打得很重很重，将自己打得鼻青眼肿。后者则在非常仗义地讲了许多真话之后，又非常违心地讲了许多假话，顺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说成是“马”，把“黑”颠倒为“白”，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硬说是错误的意见，并且是错得一塌糊涂的意见。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准确地说是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改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去指控彭“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去指控彭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１１〕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替周说话而被打倒后，周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的现行罪过，即批彭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的历史老底，即揭彭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有被毛敲打得一命呜呼，而且最终能盖着党旗老死于毛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热捧着毛。比如，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在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１２〕　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１３〕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检查者，以及做检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时还忍不住技痒，也亲身下到场子里，趟一趟这羞辱做检查者的浑水，过一过这用伶牙俐齿折损人的口瘾。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子恢先是拒不认错，硬生生地与整人者僵持着，故迟迟不能过关；后来经不住家人劝说而同意由他们代写一份检查交了上去，遂得以过关。

　　毛泽东则把邓子恢最终扛不住而不得不写检查这件事，拿到大会上评论了一番：“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１４〕

　　毛泽东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调侃着失败者，面子上是在表扬“邓老”，骨子里则是在奚落邓子恢：你不是很硬气吗？怎么也弄了一篇检讨来呢？我原来以为你是要硬到底的，结果看走了眼，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你这么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会议上，你就有过这个表现了。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一奚落是相当损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违心检讨，后又讥讽人家做了违心检讨。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后又嘲弄人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不听使唤。

　　毛泽东善于揣摩人，明明知道邓子恢是一个很为刚直且很有廉耻的人，一定会为自己做违心检讨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极了，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１５〕

　　可是，毛泽东偏偏要当着众人面，故作惊讶地去挑明此事，还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儿疼，他就往哪儿捏，还一边捏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笑着。〔１６〕

注释：

〔１〕　“中国历史上的历史话语权与现世统治权”，为笔者多年研究科目，有两种论述方式：一是侧重理论阐释，于另文论述；二是侧重实例举证，如本文所论。
〔２〕　此文载拙著《毛泽东执政春秋》，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４８—７５９页。
〔３〕　２００３年７月９日笔者与李锐先生谈话记录。
〔４〕　这种前提或这种高度的相关性涵有两个必要的假设：其一，毛的行为是自主的，是受自己意图支配的；其二，毛的行为是自足的，是能实现自己意图的。
〔５〕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１日笔者与杜润生先生谈话记录。
〔６〕引自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２３—１２８页。
〔７〕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２１—５６１页。
〔８〕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１３—３１４页。
〔９〕　同上，第３２１—３２３页。
〔１０〕　李锐：《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载《庐山会议实录》（第三版），第３８５—３９７页。　〔１１〕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三版），第１４５—１４６页。
〔１２〕２００３年７月９日笔者访问李锐先生谈话记录。
〔１３〕关于陈云与毛泽东关系，笔者曾做过一个综述，参见：《毛泽东执政春秋》第３１—３２节（第２５１—２６７页）。
〔１４〕　邓毅生、邓瑞生：《回忆父亲邓子恢》，载《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７８—５７９页。
〔１５〕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第５９２页。
〔１６〕毛泽东如此调侃邓子恢，使人很容易想起史上刘邦的某些作为，即那种好侮弄大臣的作为。李锐先生曾多次向笔者谈到，毛泽东是非常喜欢汉高祖刘邦的，对这个痞子出身的皇帝喜欢得不得了。


《动向》２００６年９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