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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李雪峰·李海文: 我在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3月 14, 2018 9: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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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

              李雪峰·李海文


李雪峰口述、李海文采写
时间:1994年6月

〔李雪峰(1907年1月19日—2003年3月15日),生于山西省永济县,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9月当选为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60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6月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至4月,到天津工作。1968年2月至1970年12月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1983年6月李雪峰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 庐山会议开幕

  1970年8月16日中办来通知,让我们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18日我和陈毅等一起坐飞机飞汉口。陈毅当时在石家庄下放。我们到汉口稍事休息飞九江,由九江乘车至牯岭。上山时,路正在修,还未完全修好,遇到车子不能走的地方,我们下车一起走路。当天住在牯岭。陈伯达住熊式辉的房子,我住在他的下面,隔一条路。李富春、陈毅都住在我们的上面。我和陈毅都不了解情况,去了之后还休息了两三天。19日上午游仙人洞,下午到含鄱口。19日晚会餐,华北组到齐。华北组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我是组长,吴德、解学恭是副组长,我的秘书黄道霞兼华北组的秘书。
  21日大会发了6个文件,关于宪法草案和计划工作。22日召开了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总理介绍了二中全会的议程,康生介绍修改宪法的过程。
  后来批判林彪时我才知道22日晚政治局常委在主席的住处开会,决定第二天开幕式主席主持,周总理、康生发言,林彪并没有说要发言。林第二天在大会发言是突然袭击。
  23日下午4时半,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主席主持,林彪坐在主席身边,林彪对主席说,他想讲话。主席把手重重地从上向下一挥说:你讲。看样子主席已有准备。林彪讲了一通,说毛泽东思想伟大等。他的讲话没有涉及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然后总理讲会议议程,议程有三项: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康生讲宪法修改情况。
  23日晚8时,总理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开会,总理住在楼上,会议室设在楼下。里面摆了一圈沙发,外面两旁是桌子。我坐在沙发上,靠着进门的地方。关于计划的文件很大,只好放在腿上。天气很热,我用扇子扇着。江青挨着我坐,就来干涉:我怕风,你别扇了。我赶快拿着文件坐到后面,将文件放在桌子上。
  总理还是按原计划,讨论计划工作。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总理宣布散会,人们都站起来,吴德已向外走,走到门口了。突然,吴法宪来了个动议,他提议:林副主席今天讲话很好,很重要,提议明天我们讨论学习一下,要求会议再播林副主席的讲话录音。
  总理马上喊住大家,同志们又都回来,有的坐下了,有的未坐下来。总理宣布了一下,谁也没有表示异议。
  24日上午在礼堂开大会,总理、叶帅都去了。总理坐在台下,汪东兴请总理主持,总理要他主持。所谓主持就是放录音。录音并不长。录音听了两遍,并通知各组,从下午起分组讨论林彪的讲话。

◇ 陈伯达、汪东兴的活动

  下午分大组讨论林彪的录音。我们华北组讨论时出了事。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都入座了,我已宣布开会,陈伯达、汪东兴一块进来。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块来,这是过去没有的。
  陈伯达来了就对我说:我要讲话。本来,马福全已在发言,当然他要讲嘛就只好草草结束,由陈伯达讲了。他就讲天才论。他讲,汪东兴插话,两个人一唱一和。他讲完了,汪东兴又发言,汪讲的内容就是国家主席的问题,他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他说: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陈伯达插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他一边讲一边做动作。
  到会的同志很难知道上面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内幕。他们这么一讲,一下子将会场的气氛煽动起来。开始讨论,只有十几个人发言。大家发言的内容自然受到这两位中央领导人的影响。后来批判时说郑维山第一个发言,其实他是第七个发言。钱学森等人先讲的。陈毅也讲了话,他说:我不信,我犯了错误,我连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权利都没有了!?我当时感到突然。我一直没有讲话。幸亏没有讲话,讲了就糟了。但没讲也糟了!
  陈伯达讲完后就把稿子交给记录,说单独发他讲话简报。一会他又说要改,又把讲稿要走了。临散会时,记录的同志向陈伯达要稿子。陈说还想改改,说完了就在桌上改。过了一会儿又说:等着,要拿回去改,晚上再给。记录说:晚上出简报要用,最好早点给。陈伯达说:不行。记录又和他定时间,什么时间去拿。记录又同他商量是专出,还是出综合简报。他讲专出。这样6号简报上用括号注明陈伯达参加了会,单发他的简报。直到晚间12时左右,简报同志还给陈伯达的秘书打了电话催过,但仍然说没改好,先等着。因此6号简报没再写陈伯达的讲话内容,因为陈的单发,免得重复。
  会议结束后,汪东兴又有活动。
  散会了,我们都往外走,陈毅找汪东兴要说什么。汪挥挥手说:你走吧,没有你的事。
  汪东兴甩开陈毅,追上我、吴德、解学恭三个人说:“同志,情况严重呀!笔杆子、枪杆子。笔杆子要整枪杆子,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这个意思很明显,文革小组是笔杆子嘛。
  我们一听,心想,出了大事了。我们三个赶快站住,急忙问:“主席知道吗?”
  他答:“知道。”他讲完就走了。谁知陈伯达骗了我们,汪也骗了我们。
  留下我们三个人,心中很不安,心想:这么就糟了。我还想:不像啊,昨天晚上开会没有什么迹象,怎么一下子就变了。
  原来通知晚上开政治局会议,这时说停开了。又开大组会讨论。讨论结束,吃夜宵,别人都休息了,我们三个人一直坐在那,都讲:怎么回事?谁闹腾呢?谁也没有更多的话。各人想各人的,三个人都有所猜测,没有一个人讲出来。因为大家都懂得党内斗争的纪律。谁都觉得事情来得太突然,而且谁敢在会上反对毛主席呢?
  当时的情况是迷信加毫无信息。
  我们三个人坐到深夜12点多了,黄道霞拿着综合简报来找我们。我们说:有事。他在外面等了一会进来,说陈伯达的稿子一直没有拿到,他要专出一期。现在综合简报写好了。本来,简报晚上8点左右就写出来了,当时在会场要交我时,我叫他等等。因为我当时正在主持会,没法看;同时,也考虑情况严重,得再看看,再想想,所以已经拖了三四个小时。
  我接过简报没有看,交给解学恭。他也没有细看,只是将陈毅的话单列了一段,把括号里面说陈伯达简报单独发勾掉了。又交给我。我看了以后,交给吴德。吴德说:还要看?我说:按照规定还要签字。吴德说:不看了,签个字吧。就这样大家签了字。
  这个简报送到会议的简报组,简报组是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负责,由中办主任汪东兴全面负责的。他们专门召集简报组同志开过一个会,要求简报要及时、快、简单明了,好话、坏话都要上,有文必录,不要报喜不报忧。这份简报从大会排是6号简报,从华北组排是2号简报。简报稿深夜1时才送到中办,可是编号超前,并压下已编号的4号、5号不排,6号提前排印,大清早五六时就发到一些人手上了,到今也没弄清楚这是中办什么人这样快印快发的!

◇ 毛主席的手冰冷

  25日午间,主席通知开会。我将主持大组会议的工作交给吴德,就到主席那里开会。
  这个会十分有趣,现在只有东北军区司令陈锡联、李德生、汪东兴和我四个人知道了。
  叶帅、南京军区许世友、东北军区的陈锡联到了,总理晚到一会儿,康生、陈伯达来了,中央文革小组、林彪那一伙也都到了。原来6个大区书记,柯庆施死了,刘澜涛、陶铸、李井泉、宋任穷都垮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这次参加会议的是政治局常委加各大组的组长。汪东兴是这次会议的主角。我去得比较早,我进去时许世友已到了,他到主席那。这时其他人陆续都到了。
  许世友从主席那出来说:他来时一看会场没有人,他在门口踱步。主席发现他来了,就喊他:“你来,你来。”他走过去和主席握手,发觉主席的手很冷。主席说:“你看我的手。”汪东兴站在旁边。许说:一看就是主席和汪东兴吵了架。
  主席对汪东兴说:“你是我身边的办公厅主任,你讲话人家就容易信。”
  汪说:“我算啥,我不过是小小办公厅的主任嘛。”
  主席说:“你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噢!我给你讲了好多次,不设国家主席。”
  汪东兴说:“我思想不通嘛。”
  许世友跑到汪东兴跟前说:“老汪,你不要讲话了,你看主席气成什么样子了。”汪东兴不管。
  许世友讲到这,汪东兴从后面出来了,他来了就解释,说:“咱们国家应该有主席,主席就是国家主席。” 他刚和主席吵了架,现在仍在坚持自己的意见。
  康生劝汪东兴:“我们给主席反映东西,主席传达指示都是经过你的。主席讲他不当国家主席,你给我们说的嘛。”
  汪仍说:“我思想不通嘛。”
  总理也讲:“是啊,主席指示是你传达的。”
  汪坚持自己的意见:“我思想不通嘛。”
  这时林彪到了,他一了解到这个情况,马上就到后面主席那。谁也不知道林和主席谈了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林从后面回来,林讲了一番话,他是从正面讲,没有涉及到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不是针锋相对。他那个位置,那个水平是不会讲得那么露骨的。
  他还未讲完,主席来了,来了就问:“你讲什么呢?”
  林彪打住了。
  主席说:“你讲嘛,你再讲嘛。”
  林说:“我已讲完了。”
  主席说:“讲,大家讲。”
  陈伯达站起来要解释,刚开口,主席一下子也站起来:“我不听你的谣言诡辩!”
  我和陈伯达挨着坐。主席对他讲完就对我说:“你们那个组抢先出简报,你当组长就不管事?!”
  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没有讲话,也无法讲话。
  其他人都没有讲话,表态也不好表,也搞不清楚
  情况,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主席宣布散会。
  我马上请示问:怎么办?因为大组的小组会还未完。
  总理、林彪请示主席。
  主席说:“6号简报停发。会议停开,简报收回。”
  散会时我跟在总理后面,想和他谈谈,看见总理和林彪边走边商量,我也未听清人家说啥。
  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专政二天半的情况。
  散会后,我一直想简报发后各地有反映。主席批我抢先出简报,简报送到他那是早上5点。其实我们没有抢先嘛,我们怎么能抢先呢?什么人批准印,什么人批发我都不知道,都是汪东兴掌握着。主席讲:你当组长不管事,这是对的。我没有把住关,我也没有把关,根本没有细看。
  晚上9点,通知我们:政治局在总理那开会。后来又通知我们等着。一直等到凌晨4点,陈锡联来个电话,问我有何消息。我说也没有消息。他说:哎呀,我不行了,我要入睡了。我一直等了一夜也未开会。以后据说,总理找林彪谈话,又到主席那里汇报。主席讲了话,他又去找林彪,再向主席汇报,来回穿梭。他们之间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总理十分紧张,搞了一夜,原定的政治局会议不但没有开,而且都来不及通知不开会。

◇ 河北4人发言反康生

  25日下午我到主席那开会时,华北组开会又出了一件事。
  刘子厚未到,尤太忠到了。中央委员王国藩、吕玉兰、石家庄的马福全、候补中央委员唐山的樊德玲,这4个人都是从基层来的,大部分是劳动模范。他们不知从哪听来的,说康生反对毛主席,这是会上的小道消息。他们火了,说:“康生是坏人,那和他干,和他干!”吕玉兰十分激动,拍着屁股跳起来。当时大家的思维模式是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反对谁。
  尤太忠觉得这样做不对,赶快和刘子厚讲了。
  刘子厚一听急了,马上到我这来,说:怎么办?点名可是件大事,对中央的同志怎么能随便点名。讲事可以,点名可不成。这些年轻人不懂的。
  我一听了很恼火,这些年轻人!我和吴德、刘子厚等人开会商议,我出了个主意:要刘子厚做这4个人的工作,等明日开会时,康生的秘书来参加会,让这4个人在会上检查,这样不就把话传给康生了吗?最后我说晚上在总理那开会,我再向总理报告一下。25日晚上我到总理那,一看别人都未到,吴德已先到,我向总理谈时,总理表示已知道了。他知道还不是吴德报告的。我要向总理讲,是自我批评的口气,吴德讲是告状的口气。
  可是到华北会议时,这些统统栽到我的头上。我有8条罪状,第一条就是反康生。
◇ 陈、汪检讨
  8月26日晚上总理要开政治局会议,定在9点开会。八九点钟,陈伯达派秘书找我的秘书,要请我去一下。以后知道,陈先找了解学恭,因为陈在天津蹲过点。解可能有些发觉,借故说要看电影,就没有去。他也可能没有发觉。
  我说:不去。秘书认为离开会还有一段时间,陈离我们住的地方也很近,劝我去一下吧。
  我去了之后,个子高的秘书出来了,他回去通报。我听到陈的秘书在隔壁房间里议论。
  陈来了之后请我坐下。秘书要走,陈说:你不要走,坐在这。然后陈对我说:“主席找我谈话,批评我。我负担很重,头很晕。”他也不讲他和主席讲什么了,主席批评他什么了。我没有讲话,等他下文。
  陈又说:“我要到华北组作检讨。”
  陈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两句话。我借故开会出来。他请我向总理转达:我身体不好,今天不能去了。
  我到了总理那里,和总理一讲,总理说:他已经来了电话。
  我和陈伯达接触就是这么一点,前前后后半个小时。
  又过了一两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他已请示主席,他要来华北组作检讨。他提了一个名单,各小组召集人,等于是各省市负责人。他说河北可以多来一个人,就是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因为我兼着华北组的召集人。我马上向总理报告,总理只问了一下:“主席讲的?”
  我答:是他说的。
  总理也没有再讲其他的话。
  过了几天(大约是9月2日),汪东兴来了一趟。约到我住的地方,没有让秘书们参加,参加的人有郑维山、河北刘子厚、内蒙尤太忠、天津解学恭、北京吴德、山西的陈永贵。他来了之后,没有检讨,说来说去还是为他自己辩护。小组会又把他攻了一下。大家的意思是:主席讲了话,都明白了,问题很简单,按照主席的指示办就完了。开会的时间不长。郑维山发了牢骚,郑、汪两人还顶了几句。
  会后我向总理汇报了,没有书面的。因为秘书没有参加,汇报只是口头的。
  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值班,没有上山。事发后29日黄永胜上了山,参加了两次会。有一次他在华北小组会上表示:我没有在,我在也要犯错误。后来揭露出来,他的发言是在山下预备的。

◇ 《我的一点意见》

  8月29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做了检查。
  9月1日大会休息,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说:“我和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就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9月1日将主席讲话发给我们。
  2日开政治局扩大会,晚上开宪法起草委员会,张春桥给我打招呼。3日上午小组会,下午、晚上大会讨论。4日上午大会讨论,晚上主席召集开会。5日上午传达,讨论公报。9月6日大会闭幕,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全会公报。当天我下山,飞机经安庆回到石家庄。
  10日人民日报发表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公报说:“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全会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公报号召“全党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公报强调“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毛主席路过河北打招呼

  1970年9月9日毛主席下山回京。9月中旬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从郑州给我打电话,说:主席来了,还是庐山上说的话,主席讲你们对陈伯达都不了解。
  过了一两天,9月19日主席到了石家庄。我、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河北军区司令马辉(他是一方面军的干部,1955年的少将)、政委曾美、27军军长闫川义、政委马杰(闫川义是打仗的。马杰是好人,他在抗战初期是县以下的区干队的政委)6个人去专列上见主席。马辉等4位军队干部均未参加庐山会议。
  主席和汪东兴在专列的办公室。开会时,要给主席开电扇,主席说:不要机械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吧。(意思是自己拿着扇子扇吧)主席的气已消了,讲话心平气和。他讲:陈伯达其人你们不了解。(主席以陈指林)重要的是5个宣传员。主席没有点名,汪东兴警觉性很高,坐不住了,马上为自已辩护。主席说:没有你,你不算。
  主席讲:6号简报好凶呀,千刀万剐。流氓语言!造反派语言!你在北京犯了错误,人家也没有把你这样。
  我没有讲话,心里比较紧张。五个宣传员,如果汪东兴不算,就可能有我。因为黄永胜是29日上山的。但是我并没有发言,没有宣传什么。汪东兴是挂帅的,陈伯达和他的论点同林彪是完全一样的,似乎完全是商量好的,不知他们怎么搞到一块了,一唱一和。五个宣传员是不是讲错了?
  因为过于紧张,忘记请示是否要传达主席的讲话。下车后才想起来,又没有返回去再问,主席已回到卧室车,也不好再问。
  主席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走了。主席下山后又算打了一个招呼,主要是讲陈伯达其人。听说主席转了一圈,具体到哪些地方我们也不清楚,后来听说有湖北、河南。
  主席讲话时我们因为弄不清楚,也不敢记。回来后我和刘子厚商议,我们怕忘记,我主讲,刘子厚补充,尽可能地回忆,把主席讲的主要内容都记下来。我们议定保密,留个底子,只留一份,存在秘书那,严格地保密。
  我们不敢传达,因为传达了是祸。庐山会议明确传达的就是两个文件,第一是《我的一点意见》;第二是会议公报,其他都不传达。毛主席讲了五个宣传员,讲了公报,你如果传达了人家一定要问,你讲不讲。那时规定的纪律是很严的。
  70年代末我从安徽隔离回到北京,陈锡联告诉我,我被隔离后,总理曾对他说:“雪峰是个好人,就是简报没有送给我看。”
  为什么别的组都不出简报?我想这些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华北组的这个简报一出使毛主席了解了情况。
  后来王良恩因此而自杀。

□ 原载《世纪》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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