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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张聿温: 差点扳倒黄永胜的“李必达事件”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6月 06, 2015 10:2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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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扳倒黄永胜的“李必达事件”


张聿温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调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并担任九大人事安排三人小组成员的黄永胜,作为一颗政治新星冉冉上升之际,突然遭遇危机,差一点被扳倒。让黄永胜惊出一身冷汗,也让叶群火冒三丈的,就是“李必达事件”。
  李必达是黄永胜的秘书,秘书竟然妄图扳倒首长,他和首长是一种什么关系?他掌握了首长的哪个死穴,又采取了何种耸人听闻的手段?他意欲何为?

  黄永胜结怨江青

  黄永胜与江青,本来相互熟悉但没有什么交集。“文革”前,黄长期在广州军区任职,江青个人或陪毛泽东去广州,黄永胜自然盛情出面尽地主之谊,江青是满意的。但黄永胜与江青的关系仅限于礼仪上的迎来送往,谈不上深交,更谈不上什么个人恩怨。两人的龃龉和矛盾,发生在后来的“文革”中。
  1967年“文革”方兴未艾之时,在一次京西宾馆会议上,毛泽东为老干部说了几句好话,江青不同意,竟当场发威:“毛主席,你这么说我要造你的反!”黄永胜忍不住了,当着江青的面就说:“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话!”江青认为黄永胜挑战她的权威,从此,两人结下了怨。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调北京工作,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江青的接触多了起来。他仗着自己的老资格,又无政治历史问题,且深受毛泽东、林彪信任,因而对江青颐指气使的霸道作风以及不尊重甚至为难周总理的无理行径看不惯,对江青插手军队的企图予以抵制,于是两人的矛盾日见其深。
  有两份同时报送江青和黄永胜的文件没有按常规先送江青,而是先送了黄永胜。刚到中央工作缺乏高层政治经验的黄永胜并没有在意,便率先在上面画了个圈。等传到江青那里后,江青大光其火,借机闹事,在文件上批了一大段话,说黄永胜夺她的权。
  还在黄永胜进京之前,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已经很深,军委的文件都要报中央文革圈阅。江青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后来以“代组长”的名义夺了陈伯达这个组长的权,也就意味着军委的文件必须由她圈阅。黄永胜对此有意见,便向毛泽东汇报:现在军队调动的文件,传阅的人太多,既不利于保密,也应付不了突发情况,还影响战备。毛泽东赞成,指示今后这样的文件,只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即可。江青知道后,又骂黄永胜“封锁”她,“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并赌气让秘书把军装退给黄永胜,表示不穿这套军装了。江青还提出停止黄永胜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并要黄永胜作检讨。但黄永胜认为自己没错,拒不检讨,于是两人便顶上了“牛”。
  黄永胜记住了林彪说过的话:“如果他们(指江青一伙)在军队有市场,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邱会作回忆录》)因此,他带头抵制江青插手军队的企图,几次让江青碰了软钉子。他和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还最早把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称为“上海帮”,给他们编了代号加以议论:康生叫“8楼”(住钓鱼台8号楼)或“两撇”(八字胡之意),江青叫“11楼”(住钓鱼台11号楼),张春桥叫“眼镜”,姚文元叫“小的”。甚至不用说代号,只要做个手势就行。例如嘴巴上摸一下就是指康生,伸出两个手指头就是指江青。后来,康生知道了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经常背后议论江青,便指责他们是“反江青俱乐部”。连邱会作都开玩笑地说:“我们这样经常谈论别人(指江青)的长短,若是她知道了,非得把我们五马分尸不可!”不过,黄永胜却表现得满不在乎,颇为自信地说:“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我们还是毛主席的兵呢!”
  九大选举期间,黄永胜等人又鼓动和串联个别军队代表不投江青的票,想借此煞一煞她的气焰。结果,少了票数的江青不满意,提出要查票。虽然遭毛泽东、周恩来的反对未能得逞,但她已觉察出是军委办事组的人在跟她作对,暗地里记了黄永胜等人一笔账。

  李必达向江青状告黄永胜

  李必达,出身很苦,解放前是个孤儿,曾被卖给人家。解放后翻了身,直到上了大学。像他这样的出身经历,在那个年代自然属于“根红苗正”,备受信任。1965年他大学毕业后分到部队,没在基层经受什么锻炼,便很快调到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任秘书,后来成了黄永胜的秘书。1968年3月黄永胜调京,李必达也跟了来。
  黄永胜夫人项辉方对李必达十分信任,关怀有加,一度甚至想把他介绍给林立衡。然而由于李必达的出身经历和具有大学生身份,因而对他调任广州军区和黄永胜秘书缺乏必要的严格考察,不久后,他自身固有的毛病便显露了出来。或许他对项辉方的关心爱护心存感激,或许他一心想走“上层路线”,于是便经常给担任总长办公室主任的项辉方打小报告,极力讨好卖乖,这引起了办公室其他秘书和工作人员的不满。人数不多的“黄办”,由于李必达的行为出现了团结问题。
  当时,工作任务繁重的黄永胜有5个秘书,其中一个机要秘书,一个随黄永胜参加中央开会,实际24小时值班的只有3个人,白天黑夜连轴转,非常辛苦。看他们实在忙不过来,出于好心的项辉方便让一个刚来的工作人员某某也参加24小时值班,听个电话,做做记录。
  不久,李必达就给项辉方打小报告:张秘书说,主任让某某参加值班是为了监视我们。听了李必达的报告,项辉方很生气,决定在支部大会上予以公开批评,就让李必达站出来揭发。李必达很为难,项辉方坚持,认为原则问题不能放过。李必达无奈,只好在支部大会上发言说:张秘书说主任让某某来值班是为了监视我们的。想不到张秘书当场驳斥:我没说这话,这话是你说的!问问办公室的同志们,谁听到了?结果,没人出来作证,李必达也弄得张口结舌非常尴尬。为此,项辉方对李必达很不满意,认为他拨弄是非,品质不好,当场批评了他。从此,项辉方对李必达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
  就在这时,黄永胜蹲点的北京针织总厂需要人去支左。考虑到李必达和办公室其他秘书团结上出了问题,于是项辉方便安排李必达到黄永胜蹲点的北京针织总厂去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在这期间,李必达经常出去办私事,又受到批评。这下,李必达患得患失的老毛病又犯了,认为自己不受重用、不受信任,没有前途了,决心投靠江青,改换门庭。
 李必达采取的办法是给江青写告状信,揭发黄永胜是“反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因为他长期以来有意识地偷听黄永胜的电话、谈话,知道黄永胜在和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的通话中,多次骂过江青封锁主席、攻击总理、想当武则天、是慈禧太后式的人物,并详细记录下来。他相信自己手中掌握了大量黄永胜反江青的“过硬材料”,告密后一定能赢得江青的信任,捞到一大笔政治资本。
  李必达的告密行动在时机上作了精心选择,方式上作了精心策划。1969年4月1日开幕的中共九大,4月24日闭幕。4月27日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预备会议,28日下午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李必达瞅准这一重要时机,决心铤而走险。26日晚上,他把偷听到的内容整理成一封揭发信,共20多页,一式三份。一份走机要,一份请温玉成转交,一份走地方邮局。在他看来,三管齐下,保证江青能够及时收到,并足以在政治局选举前断送黄永胜的政治生命。

  温玉成良心未泯

  温玉成,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是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李必达之所以请他转信给江青,是因为考虑到他的政治态度及与黄永胜、江青的关系。
  温玉成任广州军区参谋长时,很受司令员黄永胜的信任和器重。他们都来自四野,是老战友。由于温年轻、身体好、工作有干劲,被提升为副司令员。但是,他作风粗暴,谦虚谨慎不够,一个中将,甚至连军区代司令员李天佑上将也敢顶撞。“文革”初期,群众对他意见很大,军区批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弄得他很狼狈。黄永胜考虑到他处境困难,后来向林彪建议,把他调到北京,接替傅崇碧担任卫戍区司令员。黄永胜的力荐不仅使温玉成得到林彪,而且得到毛泽东的充分信任——1968年11月14日,毛泽东亲自同时提议谢富治和温玉成参加军委办事组。
  时来运转的温玉成职务上不断变化,又担任了副总参谋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江青还让他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兼管样板团。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相当于中央政治局。慢慢地,温玉成开始靠拢江青,疏远了军委办事组。温玉成曾单独向江青汇报军队工作,为此黄永胜批评了他,但温玉成不以为然。于是,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都说温玉成“变了”,背后骂他“忘恩负义”。
  李必达了解这些情况,加之在广州军区时也曾给温玉成当过秘书,便来到温玉成面前,请他把揭发信转交江青。并说,要是不答应他,他就不走。温玉成被磨不过,只好答应下来。
  但是,温玉成思来想去,毕竟觉得向江青状告黄永胜是惊天大事,而眼下正值九大期间,弄不好搅了九大的局,甚至连毛泽东、林彪也牵涉进来,那问题性质就严重了!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作出了到头来没有改变黄永胜,反倒改变了他本人命运的决定:不把信交给江青,而于半夜时分交给了叶群。
  叶群看罢信,当场向温玉成发了火,说温玉成策反总长的秘书,在总长身边安插钉子,居心险恶,图谋不轨!叶群此举在于镇住温玉成,使他老老实实听候处理,不得乱说乱动。果然,虽感委屈却又被吓破胆的温玉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再也不敢吱声了。

  毛泽东没有表态

  训骂走温玉成,叶群不敢怠慢,即刻于凌晨三点多钟赶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项辉方、吴法宪,几个人秘密研究对策。
  叶群向项辉方发了大火,批评她看人不准,用人不当,把一个奸细放在总长身边。项辉方紧张得大气不敢出。黄永胜看了李必达的告密信,也很担心,怕信到了毛泽东那里会出大事。叶群要黄永胜立即询问李必达。
  但是,黄永胜派的人到处找不到李必达,李必达既不在针织总厂,也不在京西宾馆他的房子里,只是在房子里发现了一张烧残的纸片,仅看得清简单的两行字:“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是黄永胜的秘书……”显然,这是告密信的底稿。经过几路人马火速查找,最终还是在李必达的未婚妻、总后九大代表王瑞华所住京西宾馆的房间内找到了李必达,但李拒不交代写了什么具体东西,送到哪里去了。他孤注一掷,把宝完全押在了江青身上。
  由于李必达的未婚妻王瑞华属于总后系统,叶群立即把邱会作找来共商对策。邱会作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找王瑞华谈话,通过组织系统给王瑞华做工作,看看能否找到李必达所写材料的底稿。第二,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以免被动。第三,“闯”一下江青,摸摸她的底,主要是看她收到没有,毛主席有没有表态。
  黄永胜、吴法宪都认为前两条可行,第三条难办。但叶群说,江青这关具有决定性作用,难办也得办,因为从江青态度可以看出个大概来。她出主意说,现在就给江青那里发一个电话记录稿过去,内容就写:“十时整,黄总长要向江青同志汇报一些情况。”这等于是向江青那里施放一个试探气球。黄永胜立即照办。
  十点多一点,江青给黄永胜直接来了一个电话,劈头一句就是:“你要来抄我的家吗?”只说完这一句,便撂了电话。黄永胜一听目瞪口呆。叶群他们据此判断,江青已经看到了信。但信的内容无从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难以预测。他们忧虑了半天,还是作出了三点决定:一是立即找王瑞华谈话,由于李必达和王瑞华的母亲很熟,看看李必达在王瑞华母亲家存有什么东西;二是立即把李必达看管起来;三是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黄永胜、叶群等人最担忧的,还是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泽东据此发话,作出有利于江青而不利于黄永胜的表态,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让他们庆幸的是,毛泽东知道了李必达密信的内容,但并没有作任何表态。对于这个情况,邱会作有如下回忆:
  九届一中全会之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开会之前,江青怒气冲冲,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人天天骂我,打电话都在骂我,他们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九大开过了,我看会骂得更厉害的!”她说了一顿之后,便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封信,摆在总理面前的茶几上,并说:“信的内容,现在不能看。”总理拿着大、小信封看了一下,仍然放在桌子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看江青一眼,继续看文件。
 江青回到自己座位上又说:“大家都去看一看吧,以便我不得好死以后,也多一个见证人嘛。”她说完话,把小毛巾往桌子上一摔,这是她在心中有气的时候惯用的做法。黄、吴、叶、李、邱和大家一样,都去看了一下,在小的信封上横写的字是:“送钓鱼台十一楼交江青同志亲收。”下面写的是黄永胜同志处。黄永胜一看就是李必达的字。江青用了一个比较大的信封并写上:“即送主席亲阅。江青”(这是竖写的)。毛主席用铅笔在“主席”二字上画了一个圈,一个箭头划向江青的名字,并在江青二字的上面写了一个“退”字,是退回江青之意。我们看了一下之后,一句话没有说,也没有什么表情,但心中高兴!从这里得到了三点证明:一是,李必达写的材料毛主席看过了;二是,江青承认了材料是骂人的材料;三是主席没有写为江青做主的话,江青收到退回来的信之后,没有看到毛主席有任何批示。(《邱会作回忆录》)
  江青收到的李必达的信,是李必达盗用黄永胜办公室名义,走机要发出的。李必达通过邮局寄江青的信,被黄永胜通过行政手段截住了。毛泽东虽然没有就李必达的揭发信表态,但此前他对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的情况,是知道一些的。这次就更加深了他的印象。

  周恩来的同情与规劝

  就在李必达事件发生两天后,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已顺利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黄永胜对警卫参谋李学金说:“我命令你把李必达抓起来!”李学金执行命令逮捕了李必达。事后,黄办的人到针织总厂收拾李必达的东西时,在字纸篓里搜到了李必达给江青、张春桥写信的碎纸片。到李必达未婚妻母亲家,却一无所获。
  李必达被押送回广州军区。但他对江青还抱幻想,在飞机上,又借上厕所之机,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了“谁拾到语录本,请交中央文革转江青同志救我”几个字,故意把《毛主席语录》遗失在飞机座位下面。李必达打的主意是,语录本会有人捡到,也会按他所说上交江青。但后来发生的事实是,语录本的确被打扫卫生的人捡到了,由于飞机是空军三十四师的飞机,语录本便上交到了三十四师师长胡萍手里。胡萍又上交到了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手里,吴法宪又交给了黄永胜。
  周恩来听到邱会作关于李必达事件的当面汇报是在五一节后的一个晚上。周恩来谈了两点:一点是,江青曾给他来过一个电话,说“我可能要遭到暗害”,只说了这一句,就把电话放了。周恩来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想到了可能是江青与军委办事组有什么争论,因为周恩来知道二者的矛盾。另一点是对处理李必达的表态。周恩来说:“对李必达暂可以这样处理,我知道就行了,现在还不必写报告。”有了周恩来这个态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就放心了,他们又就事件的处理再次作了商讨。
  李必达事件的影响是隐蔽而深远的。事件的主要当事人,都为此而打上了深深烙印并付出了相应代价。江青与黄永胜及军委办事组进一步结怨,矛盾渐渐公开化了,到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有了猛烈爆发;温玉成在九大上不但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还很快被解除重要职务,调离北京,去成都军区担任副司令员,比他所担任的副总参谋长低了一级;李必达在广州军区关押了一段时间,“九一三”事件后被放出,这时江青又翻脸批他说:“李必达是坏人。”

主要参考书目: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光环与阴影——黄春光口述史》《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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