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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丁学良: 文革中我与枪的五种关系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1月 16, 2014 9: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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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我与枪的五种关系


丁学良


  正像《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中我所描述的,文革中的武斗初级阶段,多半是以乡下的农民为一方,以城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为另一方,呈农村包围城市之势。虽然1966年8月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下达,简称《十六条》,明文宣示“要搞文斗,不搞武斗”,农民们却很少买账。遇上围城的农民,我们红卫兵跟他们辩论,说“《十六条》规定如何如何……”,农民会把大嘴一撇:“你们有《十六条》,老子有扁担一条!”
  被扁担一条多次教训过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自然不甘心于手无寸铁闹革命的雅致方式,但是不论我们怎样地想方设法,总是比对方差了一大截。
  在武斗的军备竞赛中相对保守的一方(俗称“老保”即“保皇派”)比激进的一方享有突出的优势,此中原因不难解释。比较保守的那方背地里对走资派很温和,走资派背地里对他们就很照顾。走资派当权多年,手里的有形无形的资源并没有一夜间都给剥夺干净,关键时刻点拨一下,结果便大不一样。
  送枪
  待到我们激进派紧随老保们,也用木棒、铁棍、大刀、长矛之类自制的兵器武装起来,武斗的军备竞赛就不可避免地与时俱进,跨上一个崭新的台阶——真枪实弹。在我们那里,这个新台阶大约是1967年的秋季攀登上的。老保那一派得了人武部系统的内部指点,把民兵的军械库给抢了,这当然是明抢暗送。民兵的军械库原本是分散到人民公社和镇一级保管的,武斗一开打,就集中保管了,保管的地点和军械的品种都是极机密的,非人武部的领导干部无缘知晓。可我们那儿的老保们一抢就抢了个准,短枪、长枪、机关枪、子弹、刺刀、手榴弹都成龙配套地放在一处,抢来就能分发下去用于实战。而我们一派的人到人武部去抢枪,抢到的都是些没有枪栓的三八大盖或者铁锈丰富的裂牙刺刀,连颗完整的手榴弹都没抢着。
  你想想看,当敌对一方已经用真枪实弹全副武装起来,而自己一方却还是手持粗木棍和尖铁矛,心里哪能不打鼓?我们那时候又没有得高人指点,没琢磨出来“非对称战略战术”,因此成天急得团团转。
  这期间我们一派的指挥部为着保存实力,也曾连夜把少数骨干人员秘密运送到南京去暂时避难。那是我第一次有幸在狭窄的卡车车厢里,与颇为倾慕的一位同姓不同性的红卫兵领袖相对而坐,总希望这逃难之旅越长越好。江苏那时全省分成两大派,一派称“好派”,一派称“屁派”,源于对一次全省范围内向江苏省原省委及省政府夺权的大举动,是持“好得狠!”还是“好个屁!”的正反态度。奇怪的是,这两大派在本省内打得不可开交,却对安徽省的局势持完全一致的态度,统统站在我们激进造反派的一边。
  抢枪
  在南京短暂避难返皖以后,我们就琢磨从哪里弄到大批军械自我武装。“大批”的意思是成千上万,因为这时候的本派骨干分子已经配备了真枪实弹。我本人作为“文攻队”的主将,即便没有上阵杀敌的光荣任务,也领有一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造的驳壳枪,俗称“盒子炮”。年纪虽然大了一点,却威力十足,扳机一扣,轰隆如雷,凭我的手劲,根本稳不住它;你明明瞄准着正前方,枪口会震偏到三十度开外,把左右并肩的战友吓得鼠窜。好在我分得的子弹少少,不足二十发,难以每日开火威胁到战友们的安全。至于这批枪支从何处弄来,却是本派的最高机密,好像是一位很同情我方的民兵干部,怕我们全都亡命于对方绝对优势的武力之下,暗暗通气,半偷半送地让我们得了几十支老爷枪械护身。
  解决枪荒的目标很快落实到南京军区驻宣城南门制高点的通讯站大院里,这通讯站就在我们宣城中学的隔壁,它的后部又与一间军用被服厂大院相连接,范围极广大。通讯站大院里有几排大平房盖成的军用物资仓库,神秘兮兮的军事单位,与学校的男女厕所只有一墙之隔,虽然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路过它的大门口,它却从不露内里真相。本派“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对方一派称其为“脸紫”,意思是我们都快要死了——准确得悉那几排平房仓库里藏有大批军火,不可能没有内线的通报。那间被服厂里有数百名军人家属做职工,不算是正式的士兵,居住在县城的平民社区,十有八九是她们中间某几个人给“联指”的头头们通风报了信。不过“联指”的核心领导层没敢大意,安排了至少一起秘密核实的操作,听说是先把通讯站的厕所下水道堵住,接着派人扮作淘大粪的农民,混进通讯站大院里,把那几排军用仓库察看得仔仔细细。所以当我们接到抢枪的行动命令的同时,也都接到详细的地形方位介绍,告诉每一个人冲进通讯站大院后,应该朝什么方向怎么跑、跑多远、怎么入室、怎么撤离。
  冲击军事禁地——通讯站乃属军队的神经系统,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是要冒极大风险的。时至1967年的年底,虽然已经有江青一帮喊出口号“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文攻武卫!”等等,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心里还是没有底。那个年头是章法全乱的时代,也没有任何文件正式宣布“严禁冲击军事要地,违者镇压!”的法令不再有效。我们在南京避难的时候,就亲眼目睹包围着南京军区大院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不敢朝里冲,因为军区司令许世友发了狠话:南京军区担负对台湾和美国第七舰队作战的重任,谁敢冲击他的指挥部禁地,格杀勿论!我们宣城的军事通讯站,是南京军区管辖,万一这位少林和尚出身的许司令发了毛下令开火怎么办?
  这许和尚在我们那一带是极有威慑力的,传说他禁止任何人不经报告跨进他的办公室,违者丢下小命。他的妻子有天忘了这条禁令,被他手起一枪击毙;他当时坐在办公桌前,背都没有转过来,手枪是由腋下反腕射击的,可见枪法之准。又传说某次毛泽东也没经报告走进他的办公室,被他打了一个耳光:“你要不是我的主席,今天也没命了。不过军令不能当儿戏,权且以一巴掌充罚。”可见他治军之严。这类传说的准确性,老百姓无缘求证,但它们的心理效力,却十足实在,因此“联指”头头们要把高风险因素,纳入行动计划之中。
  当时最能为我们壮胆的,是林彪和江青的有关讲话,规劝红卫兵小将不要随便冲击部队驻地,同时规劝战士们万一被小将们冲击,要持克制态度,多做说服教育工作。“联指”领导层的部署由此而定为:让红卫兵做抢枪的先锋,如果部队不开枪,其他的造反派(他们都是成年人)就跟上去。事实上被当作炮灰使的我们,却觉得受到极高的重视而扬扬得意;我本来不在抢枪先锋队之列,哇哇叫抗议了一通,才被接纳参与。
 那个星期日早晨8点半钟左右——选取这个时刻是要趁部队战士休息日吃过早饭正忙于洗衣服之机——我们从军事通讯站的侧面发起突然袭击。五六百名中学生红卫兵的一小部分从侧大门往里强行进入,引得所有值班的士兵全都集中到大门口排成队伍阻挡,大部分红卫兵却埋伏在宣城中学围墙的内侧,见势便一拥而上,一人肩头托一人从围墙上翻身而入军营。慌乱之中士兵们跑过来拦截,正中了我方的计谋,势单力薄的大门立时被撞开,紧随着红卫兵的造反派大队伍蜂拥而来,军营里马上乱了套。面对着数千名有备而来的抢枪人员,百把名士兵只能高呼毛主席语录,秀才遇到兵地做无为的宣导。不过这里的“秀才”其实是兵,这里的“兵”反倒成了秀才。
  我置身于红卫兵队伍里,被动地卷入抢枪的第一波洪流,直扑大平房军械仓库。几百人的冲刺下,仓库门窗顿时灰飞烟灭,我还没有醒悟过来,就已经滚到了放满手枪的柜头。我本能地伸手、本能地缩手,把闪着蓝光的崭新的“五四式”手枪一支又一支地塞进外衣的口袋、内衣的口袋和所有能插进手枪的裤腰带空隙处。直到我被压得再也透不过气的当口——周围全是人挤人、人压人、人叠着人,一片挣扎声、号叫声和汗臭味——才从人堆缝隙里爬出来,朝事先“联指”头头们部署的方向撤离。
  这时候军营里已经是尘埃落定,局势分明。大兵们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判定他们人单势薄,无法层层设防、步步为营,于是采用林彪在东北战场上实践的“三三制”,也就是三个士兵结成一组,围歼一名敌人。他们集中守在侧门口和围墙的低矮处,见到有不穿军装的人往外跑,就三对一地围攻上来,先缴械后放人。红卫兵小孩们抢到枪后,多半是谁得手谁先跑,已成散兵游勇。收获丰盛的我,气喘吁吁地直奔围墙,一看那高度,再看无人肩托,就傻了眼:那墙壁万万不是我辈可以纵身而过的;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闯侧大门。守在那儿的几组士兵们一看我,三面合围,把我从地面直提起来,双脚落空,裤腰带周边的手枪纷纷掉下;然后他们把手伸入我的口袋,又有一番收获——总共缴到七支手枪。
  我大声抗议,大声号叫,大声骂街,大声威胁,一点用也没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大兵看着我这个不到他们肩头高的男孩在那里口出狂言,反倒觉得是一种消遣;无奈的我只好满口吐沫星子地被扔出了军营侧门。
  我的愤怒其实主要不在那七支手枪中的六支,而在其中的一支。我去抢枪的时候,随身带去了那支德国造的“盒子炮”;大兵们不问三七二十一,把它也给收缴了。我回去怎么向组织上交代呢?我们一派那么缺枪,组织上那么看重我,分给我一把手枪自卫,我却把它给丢了!耻辱啊耻辱!别人去抢枪,要么是抢到的多,要么是抢到的少,最差的也就是空手而归罢了,而我抢到的却是负数。“你是唯一的一个去抢解放军的枪反被解放军抢了枪的小将。”我们那派红卫兵的武卫头头“大肚子”跟我说,“你哪算是革命小将,顶多算是芝麻酱,蚕豆酱,酸辣酱。”
  “大肚子”的话不纯粹是挖苦,他对我如兄长一般地爱护。他的肚子从外表看一点都不大,又高又瘦,主要是他嘴馋,每时每刻都在想象着吃和谈论着吃,并宣称能一顿吃下四锅锅贴饺也就是四十八只,或者十六只五香鸡蛋,饱嗝都不会打一个。他对任何物品贵贱的衡量,也都是以锅贴饺为单位:“这双胶鞋值三锅锅贴饺,还可以。”看见一个走资派腕上的国产手表,问到是一百二十块钱,他惊呼:“你这个资产阶级,手上戴了一年吃的锅贴饺!”在整个武斗期间,危险时刻“大肚子”都用他的身体护着我。
  本派红卫兵组织出面,与军事通讯站交涉,要求归还我的那支被他们收缴去的驳壳枪。当兵的一肚子气,原不想还,后来发现这支德国造的手枪在他们那儿不好登记入册,就还给了我们。组织上照顾我年小体弱,换配给我一支“五四式”手枪,小得多,轻得多,好使得多。
  耍枪
  那一次抢枪,令我方增添了数百支轻重枪械,不过所获弹药并不多。在小将们抢到的军火中,最壮观的是一门双管高射机关枪,单单枪管本身就有三公尺多长,加上底座,足足五公尺长。可惜没有枪栓,也没有子弹,开不起火来——这显然是部队做了防范措施,把一门高射枪分作两处储藏,“一枪两地”,抢来无用。不过我们还是充分发挥了它的威慑力,将它置放在宣城中学第一教学大楼的楼上正中央,枪管从堆着沙包的门洞平伸出去,气势汹汹,弄得外界望而生畏,不敢轻易接近宣城中学的地界。
  我们手持形形色色武器的红卫兵小将,一开始给对立派别“红色造反总部”——简称“红总”,我们称其为“红肿”,意思是他们的小命都长不了——造成的威胁,还不如给我们自己造成的威胁大。在抢枪后的几个星期里,失手走火事件不断。十四岁的侯黑子,抢到一支仿苏制AK47全自动冲锋枪,又抢到子弹,在军事通讯站门口不远处就耍弄起来,招来一群小孩围观。侯黑子吃力地端起有他身体一大半长的冲锋枪,瞄准着一个孩子,嘴里“嘣嘣”两声——他把它当成了玩具枪,旁边的孩子们也把它当成了玩具枪,可是枪口真的崩出两发子弹,一个小孩当场毙命。还不够成年的侯黑子后来被判了三年劳教,放出来的时候看起来猛然增了二十岁,真是“洞中才一岁,世上已千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劳改系统里得到最充分的验证。
  有两起走火,就发生在我的近旁。一日我们聚集在第二教学楼的教室里,那儿已经被我们用作睡觉兼值班的场所,几张双人床的上下铺都坐着人,多数人手里拿着枪。坐在下铺的白大舌头——他姓白,长得倒像黑包公——说到激动处,把一杆1950年制的美国半自动卡宾枪往地板上用力一跺,枪托落地之时,一串子弹连发,从坐在上铺的长得像石头一样结实的张墩的两条大腿根儿之间直射上天花板。令人不可置信的是,没伤着独生子张墩的命根子,却把他震得几分钟站不起来,木在那儿。那种型号的美制卡宾枪最易滑膛,从那天以后没人敢用它来站岗值勤,半夜三更走火,自己人会跟自己人误打误杀起来的。
 另一起走火的主儿,便是“大肚子”。那次抢枪之后,他换了一支崭新带皮套的“五四式”手枪,又多得了几十发子弹,神气活现,逢人就炫耀他的枪和他对枪的无与伦比的知识。他的口才极佳,枪法也挺好,说着说着,以动作佐言论,举枪朝一位听得入迷的胖女同学腿部隔空轻轻一点。谁也没有料到这支手枪是子弹上了膛的——事后“大肚子”埋怨别人玩弄他的枪把子弹顶上去没告诉他,其他的人却推测多半是他自己吹牛吹昏了头忘记枪膛里有子弹——那轻轻一点,就在该位胖女同学的腿上部击穿了一个眼,鲜血涌出,满屋子人的脸刷白。
  手忙脚乱的我们把受伤者抬上担架,运往芜湖的大医院做手术。胖女同学的家是农村的,父母亲惊吓之余,最担心的就是女儿会不会成残废,下不了田,做不了重活,也嫁不了好人家。有一年之久,“大肚子”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他必须娶回伤在他枪口之下的胖女同学,供养她一辈子。我们旁边的人倒没那么担忧,因为都看出来那学习成绩出色的女同学根本看不上“大肚子”,即使腿治不愈,也未必愿意下嫁于他。
  造枪
  对于我们“脸紫”一派在军事装备上大大落后于“红肿”一派的状况,绝大部分人的主张是通过抢枪来改变,极少数人的主意是土法上马、自造枪炮。持后一种想法的小将里有一位人称“工程师”,是宣城中学高二的学生。他发起的最重要的军备工程是三项,我亲身参与了一项,亲眼目睹了两项,全都称得上轰轰烈烈。
  我亲身参与的那一项是制造硝化甘油,一种比梯恩梯(TNT)猛烈得多的液体炸药。“工程师”从一本苏联的化学教科书上读到制造的方法,但他性急,只读完前一半,后一半没读就拉着我去动手,而后一半是关于安全措施的。我俩在一间单人教师宿舍里操作,那是1968年初夏的夜晚,小方桌上放了一口直径约五十厘米的深玻璃缸,是从学校实验室拿来的。他朝玻璃缸里缓缓地倒浓硫酸,再倒浓硝酸,让我拿着玻璃棒搅拌均匀。那本教科书的安全措施一章用粗黑体字告诫——这是我们事后才读到的——浓硫酸混合浓硝酸的时候,严格禁止碰撞。玻璃棒搅拌过程中,不时碰撞到玻璃缸,十几秒钟后,玻璃缸里骤然腾起一柱蘑菇云状的液体夹气体,直冲而上,碰到天花板后,散落下来,我们的身上火燎燎地灼痛。“工程师”大叫:“赶快跑!跑,快跑出去!”他一马当先,我尾随其后,跑到自来水龙头下全身冲洗。我离那口玻璃缸近,溅上的化学试剂比他多,圆领衫已经成了一片渔网,右手的食指中指上几小块皮肉已经烂掉,能见着里面白森森的筋骨。医生告诉我们,浓硫酸混合浓硝酸,叫“镪水”,俗称“王水”,连钢铁都能腐蚀掉,何况皮肉!抗日战争前的中国著名影片《夜半歌声》,赵丹扮演的男主角的那张吓坏了众多小孩的脸,就是伤在仇人泼的“王水”之下。
  从此以后,我就谢绝做“工程师”的助手。
  “工程师”却没有打退堂鼓,他琢磨着怎样把生铁铸造的七八寸直径的自来水输送管改制成土炮,因为我们那座高射机关枪只能吓人,不能轰人,他担心我方的革命事业会因此而夭折。试炮那天,正值我们红卫兵组织开大会,“工程师”把土炮里塞进黑色火药,再填充一些碎铁锅片,将一条长板凳翻转过来权做炮架。为了测出土炮的最远射程,“工程师”决定土炮安放在第二教学大楼的二层正中后方,炮口朝向学校南面的空旷菜地。在点燃土炮引信之前,“工程师”忽然觉得板凳炮架不够稳,他让同班好友小何用脚顶住板凳的一头,再喊几个小将扶着小何。小何的脚已经顶在那儿了,“工程师”手上的香烟火已经快碰上引信了,小何脑子里忽然闪过物理课上老师讲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原理,把脚抽了回去。
  数秒钟之后,一声闷雷般的巨响,一团火球从半空飞越校园,紧接着,二层楼上几声惊叫。红卫兵们从开会处跑出来,只见土炮的炮身把板凳炮架撞碎,在地板上捅了一个窟窿,炮身滚到墙边,墙壁被砸下一块。那几声惊叫发自小何及身边的人:他们的腿脚幸亏没有做炮架的延伸。
  “工程师”的第三个军备项目属于高科技,他设计出遥控飞机模型,力图使模型悬挂炸弹飞行一千至二千公尺,对准敌方的武斗据点大楼,撞上去引爆。飞机模型遥控飞行已经试验成功,可惜载重量太小,不足二公斤。这般细小的黑色火药炸弹,很难对结构坚实的大楼造成有效的破坏;于是“工程师”就把全部精力用于研制高效固体炸药,也招到了两三名不怕死的助手。大概是在1968年的夏秋之交,晚间九十点钟的光景,从“工程师”的实验室里,发出沉闷的连环爆炸声:他们在朝炸弹壳里装填火药的时候,挤压过紧,一枚炸弹首先从“工程师”的手掌中开花,引发旁边的火药爆炸。万幸的是实验室里的几枚炸弹都没有封口,不然他们全都没命了。“工程师”本人被炸成一级伤残(仅次于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级伤残),助手们三级伤残。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冲进实验室时的情景:满屋浓烟,昏黄的灯光下,三个人在地上打滚;皮肉烧焦的臭味呛得人难以透气,我们手臂中的伤员痛苦地号叫,他们的头和手覆盖着暗红的血浆和灰烬。
  使枪
  延续一年的真枪实弹混战期间,对方“红肿”控制着宣城的城北边和西边,武斗大本营设在北门底的发电厂,因为那儿有全城最高的厂房大楼。我方“脸紫”控制着城东边和南边,武斗大本营设在东门的面粉厂,因为那儿有全城次高的厂房大楼。城中部的十字路口和城周边的公路线,是双方拉锯战的争夺之地。居民们夹在两派之间,提心吊胆,时不时地有无辜民众伤亡于流弹之下。
  我们多了一些武器装备后,就试着稍稍扩张地盘。宣城俗称乌龟地,十字路口是乌龟背,又有一栋带顶四层楼的百货公司(全城最高的商业建筑),和一栋带顶三层楼的食品商店,战略地位不言自明。某一日我方得到情报,敌人刚偷偷占据了那栋百货公司大楼。此事若是真的,后果会很严重:他们的火力能居高临下直接威胁到东门大街的一小半,我方的势力范围要向后缩减五六百公尺。“联指”的头头们急得火烧火燎,“大肚子”当即请战,带领一个小组前去探个真伪。为了表示能独当一面,他坚决要求此一重任全由小将们完成。
 领到军令后,“大肚子”亲手点了五个高中生红卫兵再加上我;我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但他没办法拒绝我,因为我是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他日后所有的恋爱信都出自我手,虽然没有一例成功)。我们六个人都把平日佩带的手枪留下,换上长枪,只有“大肚子”例外,长短枪各带一支。我的是仿苏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带刺刀,枪不重,很易瞄准,可惜子弹太少,才二十来发。早年国民党正规军讥笑共产党游击队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我们红卫兵造反派的境况,也相差不远。
  趁着夜深无人,我们蛇行猫爬,沿着破烂的老民居之间的狭窄巷道和浓臭的污水沟,慢慢地接近了十字街。一贯咋咋呼呼的“大肚子”,到了关键时刻,机警过人。他说咱们不能冒冒失失地去侦探那栋目标百货公司,如果“红肿”的人已经占了它,守备部队一定比咱们这支侦察小组强得多,我们不如先探一探它对面的那栋食品商店。
  朝食品商店的后院扔了两块小石头,没有反应,我们在外面又等了好一会儿,还是没动静,就撬开商店后面的防火门,爬上二楼。那个冬夜的月光很好,照着厚厚的积雪,反射出淡雅的光,我们即使不敢开电灯,也能模糊看到靠近窗口的室内布局和室外的大物件。隔着宽宽的十字街,那栋百货公司大楼里却是黑洞洞的一片。我近视,当然看不出什么异样,两位眼睛敏锐的战友——其中一位是差点当了土炮炮架延伸物的小何,以后他成为空军飞行教官,眼力端的是好——隐约瞧见百货大楼里有烟头的火星闪烁。“大肚子”脑筋一转,从窗户上卸下一块玻璃,自己猫缩在窗沿底下,背靠墙壁,举起玻璃的一半,朝百货大楼那面晃动。玻璃把月光反射到对面,微弱的一团银白色,那里面立刻就有了动静:一管机关枪从百货大楼窗口伸出来。好了,证实了!“大肚子”派一个自称“齐天大圣”、长跑特棒的红卫兵马上赶回“联指”大本营去报告,并说这栋食品商店楼不能再给敌人占领了,我们红卫兵侦察小组一定在这儿坚持到援兵上来,人在楼在。
  这食品商店楼的二层有两个楼梯口,一个被办公桌椅堵死。“齐天大圣”一走,我们剩下的六个人就各守一个方向,“大肚子”中央调度,兼顾四面。我们主要防守在几个大窗户旁,从那里可以眼观各处。等了两个钟头,大本营还没有派增援队伍上来,我们又饥又乏又提心吊胆。“大肚子”自己的烟瘾也上来了,不敢抽,怕给对方发现。我们也都劝他忍忍,天亮后再抽就不怕火光被敌人看见了。
  可是肚子饿的问题却不能再等待!食品商店楼的二层是办公室,地面一层才是零售柜台。要弄到吃的,必须到下面去找。我和一个姓程的中学前平衡木冠军饿得最熬不住,就从楼梯摸下去。下面的几扇厚重大门都封得严严实实,并没有透光的窗口,我俩又不敢开灯,像做贼一样顺着玻璃柜台东摸摸,西捏捏。绝大多数的柜台里都是空空荡荡,摸了好一阵,手才触到一格柜台里剩有的一袋物品,我俩喜出望外,抓过来,再摸索。黑暗之中,“哐啷啷啷……”一串响,柜台里一只空搪瓷盘子被我们弄翻,滚下地来。
  这一串响,在那战时状态的万籁俱寂的冬日的凌晨,真是空谷长啸,余音不绝。突然间,对面百货大楼厉声喝问:“食品店里有人,干什么的?快出来!”我们哪敢吱声,缩手缩脚往楼上退。对方连喝问几声,都不得回音,“啪啪”朝我们楼下打了两枪,子弹射穿厚木门,闷声闷响。“大肚子”憋到现在,一肚子火,倚着窗口斜角,回了一枪。这下子等于互报名号了,对面的机枪毫不迟疑地扫过来一个连发,把一扇窗户的两页玻璃给掀了。
  我们可怜,既无机枪,又少子弹,跟对方较量不起来。但年少好胜且好奇,给人白白打枪,不甘心;分吃着我和程前冠军从楼底下搜索到的那袋子东西——提到楼上才看清是冰糖冬瓜条——大家寻思该怎么办。“大肚子”说天已经蒙蒙亮了,玻璃能发挥点新作用了。我们分了工,枪法次的两个人(当然包括唯一戴着眼镜的我)学“大肚子”那样,轮番举玻璃;枪法好的人伏在窗口角落,瞄准对面百货大楼的窗户。玻璃一举,一片白光闪出,对方就扫过来几枪,咱们的枪手便趁机回击一枪。我们觉得这是好战术:诱敌人伸出头,好打;引敌人多开枪,耗他们的弹药;与对方磨时间,等我们的增援部队上来。
  后两个目的多少达到了,特别是最后一个,要是我们老不开枪,“红肿”的人一定会大摇大摆地过来搜索。第一个目标却没有什么进展,咱们的那几个枪手,武艺实属平平,还击的枪弹,最佳的也就是击中对面大楼的玻璃窗上,玻璃打碎咱好歹能听得见,就是没听见人中枪的号叫声。
  我们六条好汉就这么守着,直到第二天中午,都不敢下楼去,因为食品商店一层临街的那面只有几根水泥柱,大部分是厚木板的门面,挡不了机枪扫射的。咱们六个小将的子弹加起来也不足三百发,吝啬地零零星星地向对方射击着,只求唬住他们不要穿过十字街冲到我们楼下。这期间把我吓得不轻的,是“大肚子”要替换我,举一举玻璃挑逗敌人;他一米八零的个子,稍不留心,玻璃举得太高,给对方一梭子机枪扫过来,正中他手里的玻璃,击得粉碎,碎片弹到我俩的脸上,细小的血珠滋滋地滚下来,我们趴在楼板上,老实了很多。直到第二天午饭时刻,“联指”大本营派遣的增援队才携带两挺轻机枪到来,把我们给换了回去。他们好几个是退伍军人,一副对枪林弹雨满不在乎的神情;他们最受不了的,倒是我们在楼板上留下的浓烈尿味:我们怕下楼挨上枪子儿,将小便全放射在楼板上了。
  在我们那儿的武斗岁月里,血淋淋的豪言多半是红卫兵小将说出来的,血淋淋的壮举却多半不是他们做出来的。在武斗全过程中,工人叔叔们都护着小将,厮杀的时候冲在前头,撤退的时候殿在后头。
  宣城的几场恶战,我们一派的生力军是码头工人。数百年来,码头工人挣一口饭吃,靠的就是力气、勇气和义气。他们的基本工具,是一辆双轮人力板车,装满了货物,足有千把公斤。上货卸货,凭的是一副肩膀;拉车推车,凭的是一双手臂。你要想象他们的体魄,看看长江三峡背纤船夫的老照片,就差不离了。
 码头上的活,太弱了,是抢不到手的,为了护地盘,打架是常有的事。一人对一人的架要打,一人对一群的架也得打。打得吐血,从板车扶把上解下酒壶,仰首喝几大口,再打。对手喝这护气止血酒的时候,任你是生死仇敌,也不能出手相击,一直要等到他把酒壶挂回车把,抹抹嘴,才能再接着打。打伤打死,双方都不报案,认了。自幼在江边长大的我,路上遇到肩头搭着腰带、手里提着酒壶的码头工人,会闪过一旁,心存敬意,为他让道。
  武斗一启,码头工人的“钢筋铁骨战斗队”全都加入了我们一派,建筑工人的“铜墙铁壁战斗队”则加入了对方派;生死相搏,乃由他们承担。两派的战斗,均有实战经验丰富的退伍军官幕后策划指挥;我们这方的军师是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国兵打过死战的一名黄团长,对方的军师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位战斗英雄营长,旗鼓相当。
  那年(1969)开初,我方的突击队趁对方元宵节过小年的时候,半夜里摸到他们的大本营附近,横扫了一通机关枪,轰了几发迫击炮,把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还绑架回来两个俘虏,得到对方的一些军事机密。“红肿”头头为此大为光火,精心设计了一套谋略。他们先是发送一支车队,帆布车篷包装严密,接着派一个两面奸细暗中透风,说那支车队运送的是一批军火。我方最缺武器弹药,得此情报,颇为心动,派出两个排的兵力七十多人,携带两挺轻机枪,每人配备全自动和半自动冲锋枪,从东门穿过几条曲折小道,直插城西边的公路口。
  对方的生力军早已沿途埋伏,兵员、武器、弹药都多过我方几倍。一场恶战,他们伤了三四个;我方拖回来七八具尸体,轻重伤员十多名,死伤的都是“钢筋铁骨战斗队”的码头工人。一辆辆半新不旧的板车上——那是他们生前赖以养家糊口的伙伴——躺着满身弹孔的工人叔叔,他们就是不再呼吸了,也像水泥雕塑那样威风不减。失去丈夫的婶婶们携着半大不小的一群孩子,在寒风中吼叫。这些妇女多年相伴丈夫劳作于强者才能生存的码头,在刀口上舔饭吃,养就一副粗放刚烈不认命的豪气,哀哭不出几声,落不下几滴泪,只嚷着要亲手复仇。在空旷的库房里,遗体供战友们凭吊了三日,那几天我用毛笔写挽联写到手腕红肿。出殡那天,领头的是十六人持执的“联指”巨幅战旗。接着是八部卡车,每部载一架三公尺高的花圈(皆是钢筋焊接而成,花也是铁的)和一具棺材。接着是三百名“钢筋铁骨战斗队”的码头工人,每人右手执一柄粗木棍——那是他们日常劳作搬运重物时支撑板车的杠杆,左手挽白色粗布腰带。他们以数百年不变的行头,护送着亡友。凛冽寒风中,众人均是粗布褴褛单衣,隐约露出古铜色的肌体,那场景,宛然重见秦末田横五百壮士。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炎黄春秋 201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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