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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白而强: 我策划了冲击三军演出事件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3月 07, 2012 11: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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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策划了冲击三军演出事件


白而强


  “文革”中震惊全国的“‘五·一三’冲击三军演出事件”,我是策划者之一,后来还被说成是“现场指挥”。近年来看到一些作品所涉及的“五·一三”事件提供了一些新史料和新观点,给我以很大启迪。尽管往事正在湮灭,记忆已在衰退,但是能从个人角度写出我对这一事件的残留回忆,或许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提请当年的“亲历者”补充、校正,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
  
  一、“五·一三”前的海政两派
  
  “文革”时我是海军军乐队队员,是海政文艺单位最早的“东方红革命造反队”的头头。后来机关干部也纷纷成立群众组织,与我们同观点的一派在海军大院中被称为“红流”派。
  军队里的“造反派”基本上是步地方大中学校运动形势发展步骤的后尘而发展起来的。当军内单位起来造反的时候,地方院校里最早起来“破四旧”的“联动”和最先接受工作组领导组成“文革”领导小组、后来又保工作组的以所谓“红五类”为主的学生组织都已经被“中央文革”点名压了下去,所以尽管军内文艺体育单位最早起来“造反”的某些成员家庭、社会背景甚至思潮都与地方的“联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当时的社会大形势和我们面对的与军队管理体制的矛盾等因素,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再重蹈“联动”覆辙,而只能投身于最“时尚”的“造反”大潮,并逐渐与当时最受“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走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军内最早起来响应毛主席号召的“造反派”组织就逐渐接受了“中央文革”的极“左”思潮,并在“毛主席号召我前进”的思想指导下与“中央文革”支持的群众组织(如“首都三司”等)联合到了一起,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
  所以,当1966年10月2日颁发《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否定军队的特殊化,容许军队参加“文革”的时候,我们这一派最先表示热烈拥护;1967年1月28日“不许这、不准那”的“军委八条”发布时,最先感受到压制而内心抵触的,也是我们!而当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布“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时,我们又觉得“中央可能决心支持军内造反派”了……
  从1966年6月到1967年4月,经过将近一年的造反、压制、沉默、爆发,反复的冲突,我们与北京、外地的一些“造反派”组织都建立并加强了广泛的联系,在全国、全军已经有了越来越大的名声和影响,一时间颇有些“自我感觉良好”。
  而对立面组织则抓住“李、王、张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反对李、王、张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旗各自为战——“五·一三”之后形势明朗化,直属机关和文工团的若干群众组织才联合在一起成立了“海军红色联合造反总部”(时称“红联总”)。
  在机关大院里,我们一直处于少数派地位;对立面虽然在外面被我们称为“臭老保”,而在大院里则有来自上上下下,特别是“李、王、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力支持,在领导系统、后勤保障等方面比我们一群毛头小子要占据很大的优势。
  就在这种两军对峙的局面下,两派的头面人物都在苦心孤诣、挖空心思地寻找着打破僵局、夺取控制权的时机。
  我们当时全部活动的中心,就是要争取让“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了解军内“文革”的“真实情况”,从而支持我们的造反,否定对立面的“保皇”行为,以保证“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永远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进入5月之后,双方的直接对立公开冲突暂时沉寂,几乎占了些上风的我们借机组织了一个文艺演出队,到各个“造反派战友单位”去演出,对“战友”表示支持并借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对立面组织在各军兵种党委庇护下也在巩固阵地、整顿队伍、悄悄串联起来搞一些小型演出活动、寻找翻盘的机会。
  双方都在积聚着随时可能爆发“决战”的力量……
  
  二、我们的对立面头头郑季信的回忆
  
  “‘五·一三’就是我策划的。没有我就没有‘五·一三’!”——当年的对头、现在的朋友郑季信在电话里对我说。
  当时我们已经是少数派——我当头的“拼到底革命造反队”(后来成为“海政文工团红色联合造反舰队”的“旗舰”)当时只剩下7个人。有一天就在我家里,在场的有我、李萌茹、林丁丁、高育发、高象柱,我就提出来,快到5月了,我们可以以“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名义组织个文艺演出。大家就同意了,决定去联系其他军兵种文工团。李萌茹、张云星先联系军艺,被人家打了出来;又去工程兵文工团,又被打了出来。然后他们去找北京军区、空军文工团。当时他们也属于少数派,处境很困难,就同意了。接着又联系了4510(卫戍区)和北空。他们都同意联合演出。就这样最早由五个文工团决定联合演出——“纪念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我们商量演出节目,选定肖华的长征组歌,演出场地联系了北京展览馆。
  我们开始组织排练以后,就传来消息说有人要来冲。我说好啊,他们敢来冲“纪念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演出,我们就好反击了!
  为此,我们让张云星和空军的一个人去找总政领导汇报这个动态。他们找了(文化部副部长)李伟,李伟又转推给肖华。
  当时肖华的指示是“你们也不要演,他们也不要冲”。
  我们认为这简直是胡说——我们不演了他们冲什么?这不是明摆着压制我们吗?所以后来5月22日在大会堂周总理接见三军时(肖华、余立金、张秀川等领导在场),我还把肖华这个表态当面向总理告了状!
  “五·一三”当天,军区郑维山,空军吴法宪、余立金,海军……都到了现场。
  总后没有文工团,没参加演出,所以邱会作没去。
  冲了以后,陈伯达在北京展览馆说:“也可能二十年后是一场噩梦。”
  
  三、关于“五·一三”的笔记
  
  我保存至今的一本1970年笔记本(在“牛棚”里“交代罪行、自我批判”的笔记)记载了1967年4月底、5月初我所参与的一些主要活动——
  4月15日、17日,军艺开会,文体单位“受死”,京西宾馆反映王玉兰、李炳丽主持。
  4月16日,三座门夺权见肖华、关峰。事先在中国京剧院见戚本禹去中央音院送传单知成消息,晚上人大会堂首长接见。
  4月17日,大院贴反对打砸抢标语。
  同期组织演出队开始演出,陈得牛等支持。
  4月底或3月初曾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开会,舒小摸通知工农兵文艺公社打仗退出。
  4月成立批刘联络站,高正路负责。
  4月底知文艺公社请三军联演,和郑邦炎、郑国培去拆台。
  4月下旬曾几次和郑去三座门找丁(负责文体单位)不成。
  5月1日,在颐和园演出。
  5月4日,在高院、北邮、科影、友谊宾馆、政治学院等地演出,半夜闹事。
  5月上旬,演出为主。
  5月11日,知演出事,策划冲击,告郑,去总歌,回,大院发像章大会,捣乱。
5月12日,政治学院大会,斗罗、去送旗。
  5月13日,上午写大字报,中午去后勤,黄磊,郑邦炎,二炮,下午贴大字报,晚;中击。
  5月14日,晨,伯达、富治等首长在北展,肖华、王力也去……
  回大院,晚逃出。去总歌,到团校,窜军艺。
  上述文字可以证明:
  1 三军的“联合演出”在4月底已经开始;
  2 我知道“文艺公社”请三军联合演出的消息后就立即和郑邦炎、郑国培去拆台;
  3 三军要在北展演出这件事我是5月11日上午才知道,并立即与郑邦炎等策划聚集那些平时联系较多的军队文体单位造反派去冲击;
  4 在决定冲击演出前后,我不知道有任何人曾与“上级领导”、“主管部门”或者“中央(全军)文革”联系,也不知道是谁告诉“首都三司”等地方院校群众组织来参加冲击的。
  
  四、“‘五·一三’冲击三军演出”
  
  5月11日上午,知道三军要在北展演出的消息之后,我立即找到海政文工团“思想队”的郑邦炎商量对策。我们认为,一定要阻止三军的联合演出!一定要让中央知道,我们才是反对三军党委、反对三军保守派的“真正造反派”!于是我们俩借了两辆自行车,马上去找总政歌剧团的×××,又分别给平时联系紧密的军内一些群众组织头头打电话,煽动他们一起去组织冲击三军演出的“革命活动”。
  第二天下午(或傍晚)在海军大院西门外,可能是后勤学院(也可能是总参通讯兵部)的一间屋子里开了一个冲击三军演出的预备会。到会的人都是我们同一派的组织头头。记得有海政的我和郑邦炎、郑国培,北京军区文工团胡××,空军体工队李××、林×,高等军事学院姜××、陈××,总政歌剧团娄××,后勤学院黄×,和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事测绘学院及海军护校等一些单位的代表。大家一致同意不惜动用“冲击”的手段阻止三军的演出,决不能让“老保”突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从而争取中央支持的阴谋得逞!当天我们计划了各单位出动人员数量、车辆安排、上车地点和时间,确定了第二天晚上在北京展览馆集合的时间。
  5月13日这一天,我们都在联系组织晚上出发人员的事。中午和郑邦炎一起到总后勤学院找“星火燎原”的黄×,落实了晚上去北展由他们派车的事(他们在学院里是多数派,后勤保障比我们好,能调动一批汽车)。下午大约五点半,天色还亮,我们就登上三四辆卡车出发了!
  到了北京展览馆前,尽管天色渐暗,却还是能看到偌大的北展广场上人头攒动,各色彩旗飘舞,车声、人声交织,广场旁边的通道、剧场前面的大广场、共至剧场外面通二楼的楼梯上都挤满了来自各个单位的“造反派”!全国闻名的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的大旗一面挨着一面,与军内文艺体育单位、各地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的大旗交集在一起,这很出乎我的意料——这么多单位来了这么多人,肯定不是我们前一天开的小会所能调动来的——我们下车以后,天色灰暗已经看不清彼此的面孔,只能大声叫喊着进行“联系”,谁也不知道这么多人集在一起下一步要干什么,结果只能是大家各自为战,跟着感觉、跟着人群,拼命地往剧场方向挤上去了!
  我不知道先进去的人与演员之间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我进去的时候在剧场前厅看见一群人正在追打几个人,其中最容易辨认的是八一体工队的几个大个子。我不大认识这些人,也没和他们打招呼便径直往剧场里面走,一直挤到舞台前,看见舞台上已经是我们的人在挥舞占领中央高地的大旗;乐池里空无一人,一些大型乐器胡乱丢弃在那里……
  我走上舞台往下看,看见对立派的演员们和一些未走的观众三个一团、五个一伙的拥挤在舞台前乐池边,斜眼看着在舞台上疯狂呼喊的我们,时而也回报以“坚决捍卫×××革命路线”、“宣传×××思想无罪,革命造反有理”的口号,回击我们的冲击……
  海政歌剧团高正路回忆说:5月13日下午三四点钟,肖华在军事博物馆二楼礼堂接见军内两派的人员。我是和海工的李××一起去的。会上肖华说了“演的不要演,冲的也不要冲”,听起来有点向着冲派。两派人员当场就争论不休,接见也就拖长了时间。肖华还让工作人员给我们发了果子面包当晚饭。接见完我跟着八一体工队的人从军博直接就去了展览馆。第一次冲上舞台以后,听说三军派已经调集大批人马将我们反围困在剧场里面,如果不立即冲破包围圈,我们就出不去了。于是,我们就赶紧聚集人马冲了出来。后来周总理和杨成武凌晨三点在大会堂接见两派代表,我是跟军艺的车一起去的。
  至于我个人,现在已不太记得如何从舞台上下来,如何从剧场出来,也不记得我在这第一次冲击中扮演了,什么重要的角色或是做出了什么值得记忆的行为,只记得我们的第一次冲击就以占领舞台、对立面的演出无法继续进行为标志而结束了。
  
  五、第二次冲击
  
  “全面胜利”的我们,挥舞着各自队伍的大旗,冲出 了剧场,在混乱的人群中往北展正门前的大广场方向挤去——我们来时乘坐的汽车停在这里。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发生,可能我们的“冲击”就这样官告“胜利成功”了!
  在停车广场上,我看见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的赵××,在我和他谈话的时候,一个人向他报告了一条消息——清华“井冈山”蒯大富转告他:林副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冲击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演出是错误的!林副主席是支持演出的!林办让我们撤走。现场的大专院校主要组织现在都要撤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林副主席受骗了!我们必须让林副主席了解部队‘文革’的真实情况!”我还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从这个对全北京公开的舞台上退出,回到军队里听从三军党委“落实林副主席指示”,就等于自投罗网。我们必须留在这里继续战斗,争取得到中央首长的接见,直接向中央反映我们的声音!
  于是,我们立即鼓动身边的人:“杀回剧场,争取中央首长接见!”
  再上舞台时我看见的仍然是我们一派的人们占据着舞台中央的位置。这时,剧场的广播中传出了“林副主席办公室电话指示……”的声音,我和赵××站在舞台最高层合唱台中间,鼓动群众高呼我们要见中央首长的口号。对立面的一些演员则仍然在舞台下面,不时向我们发出几声抗议。但是双方都基本脱离了接触,只是在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后来,从剧场后台传来消息:周总珲要在大会堂接见我们双方的代表,让我们派人去。我们几个头头商议了一下,让海政话剧团的石静、军乐队的李希海等人去了大会堂,我们其余的人都在剧场等候消息。
  这样对峙到后半夜,外面传来消息:中央首长来了!
  我当时正在舞台中央,听到这个消息后市即大声指挥现场的人群在上场口给中央首长让出一条路来。首长们进来后,我又指挥舞台中间的人给首长们腾出几个座位,安排他们坐下。陈伯达、王力、肖华、谢富治等人均坐在最高一排合唱架上,我坐在下而一排(我的这些活动被人拍了照片,后来发布在三军在全国各地张贴的大宣传海报头条。我也因此被指认为“现场总指挥”)。一些对立面的演员们也聚拢到舞台前面。是陈伯达最先讲话(由王力逐句翻译):“你们两方面可以暂时不见面,感情很冲动。不见面也好,隔开一个时候,隔开半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或者十年再见面,那个时候的想法可能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就会双方握起手来,就会互相抱头痛哭,说是作了一件很错的事。”(引自《四海翻腾》第五期,海直机关××派主办,1967年5月15日)。当时我的感觉,他的讲话并没有支持我们,当然也没有支持对方。
  在他们讲话并退场以后,天色已亮,我们也退出剧场,乘车回到海军大院了……
  据高正路回忆:当晚去大会堂参加周总理接见是陈伯达一行到达剧场以后宣布的,两派的代表分开乘车,在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周总理接见了双方代表,并批评了冲击演出的行为。海政话剧演员石×还竭力争辩、大声哭诉,并站起身来想挤到总理身边辩论,结果被警卫人员反按在地毯上,任他使劲挣扎也不撒手,直至拖出礼堂。
  这就是我参与“‘五-一三’冲击二军演出事件”的全过程。
  
  六、对“五·一三”事件的几点认识
  
  第一、“五·一三”事件成就了林彪及其集团,这是上了中央文件的历史事实。
  现在反过去看,“文革”伊始林彪发觉“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搞垮人”之际,他所作的就是抓紧“清理门户、扎紧篱笆”——对“企图分庭抗礼”的罗瑞卿,坚决清除!而对老四野的肖华、邱会作则是坚决保护。甚至在北京军区文工团第一次“绑架”肖华之后,林彪竟然近乎失控地发了“文革”中第一次“雷霆万钧”的脾气,将江青叫到毛家湾臭骂一顿,吓得叶群当场下跪。
  紧接着他批准的“军委八条”,才是他心里的声音,也是他“文革”中第一次企图以中央文件形式控制大局的努力——任凭风起云涌,他的一亩三分地不容外人染指!
  可是4月份“军委十条”的发布,将他严守军队阵地的努力又一次冲垮;眼见三军的黄、吴、李、邱在冲击下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可是面对毛发动的造反运动,又不便直接反对,只能坐在自己的屋子里等待时机……直等到“五·一三”,我们一帮二十多岁的“年轻闯将”给正在瞌睡的他送去了一个枕头——
  事先摸到了毛保吴法宪和毛身边的一些演员正在参加三军演出的底牌;
  不听从“招呼”,不服从“首长”,竟然配合“中央文革”的意思,将指示演、冲双方“演的不要演,冲的也不要冲”的肖华抛出来,将之斥为“总政阎王殿”的头子,从此打倒;
  委派叶群亲临各军兵种机关表示慰问及去医院看望三军伤员;
  平时连中央会议都尽量躲着不参加的林,竟然亲自出席观看三军演出……
  几步棋的结果是:三军党委领导从此被标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
  北京的“文革”形势从此被牢牢地掌握在军队手中;
  “看三军联合演出”成了大批干部“亮相”到“革命路线”一边的最新形式;
  一夜间,三军就可以将全北京的大字报大标语伞部更换为他们拟定的内容;
  由北京再到各军区、舰队、基地……由解放军直接出面发动连续几天的舆论造势,就可以左右全国的形势变化;
  “全同看北京,北京看三军,三军看海军,海军看红联总”口号在全国流传;
  从此,“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成了“文革”的后方保障,连“中央文革”也不得不“屈尊”听从军队的意见……
  由于“亲密战友”直接指挥的军队提供了全国局势稳定的保障,使得毛可以更加放心地去“深化革命”,这就使毛本人对此局面也乐得接受下来(直至林彪“一号命令”的发布引起他再度“大权旁落”的警惕)。
  一直只能暗中抵制“文革”的林彪,成了“五·一三”事件的最大赢家!
  林彪集团,从此成为一支唯一能与“中央文革”抗衡,令毛也不得不倚重的政治力量。
  用叶群后来得意洋洋的表白来说,就是“首长没讲一句话,就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
  第二、我在被“专政”一年之后曾经对专案组长说:我真心感谢将我“专政”起来,使我少犯了很多错误。否则,若当时年仅23岁的我成了胜利者,我会比现在“整”我的人想出更多的坏点子整别人,甚至从此一辈子都走上另一条道路……
  这句话应该是我当时“冷思考”的结果之一。
  “五·一三”事件使我与林彪集团从此“势不两立”——当年夏天我就多次跑遍驻京部队文体单位,专心致力于搜集三军的动态、情报,整理成文,甚至明确写出“林彪挟天子以令诸侯”、“三军可能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的秘密报告……
  这些活动又导致我成了军内第一个被“专政”的“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尝受了七年的牛棚之苦……
  这些遭遇使我不得不与热血沸腾的文化大革命“隔离”,不得不开始冷静地观察和思考自己和他人的所作所为;在林彪“一号命令”以后又与一批受迫害的老干部一起被押解“疏散”到湖南冷水滩继续“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得以结识了一些根本不买林彪、“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账的老军人长辈朋友,接受他们的影响……在“林彪事件”后我们被解放出来,在要求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又不断地提高自己对“文革”、对极“左”、对体制……的认识,逐渐地在实践中感悟出极“左”思潮对国家、对自己的侵蚀和危害,从而又使我逐渐摆脱了“文化革命”和“中央文革”的极“左”思潮对自己思考习惯、行动习惯甚至整个世界观的影响,逐渐地站到了正确的立场上,并且为后来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比较正确的认识打下了政治基础……
  第三、近年来见到网上网下有一些涉及“五·一三”事件的文章,有的说是1967年4月空政“硬骨头造反团”的刘淑媛和小邵、小李去见毛主席,然后毛的秘书徐业夫到毛家湾找叶群,叶群接见了几个女演员,直接提议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中同一观点的人串联一下搞联合演出,似乎是空政的几个演员首先提出组织“纪念演出”的倡议……
  有的则说,“1967年的元旦刚过”,“来到中南海西门”,得以面见毛泽东,痛斥反动组织“黑旗造反团”,并当场得到毛“找叶群”批示的,是小孟、田大头……
  对此,我质疑——
  如果真是“小孟、田大头”“1967年的元旦刚过”就得以面见毛泽东,甚至具体谈到单位“文革”的问题,那其他文章所提及的刘淑媛等就应该是在小孟之后启动的“毛主席一叶群一吴法宪”程序。按当时的“潜规则”,先见伟大领袖者肯定要位居一派甚至一单位之首。而事实却是刘淑媛后来成了“革委会主任”,而“小孟、田大头”却在“五·一三”事件后加入了我们“冲”派的演出队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说法似乎在指向一个至今尚无人提及的事实——毛泽东事先就知道三军要联合演出并且对立面要冲击的消息,然后再指示女文工团员去找叶群……
  另外,如果真的是得到叶群指示、吴法宪支持的空政文工团女演员率先去联合其他单位共同演出在先,就轮不到海政“拼到底”的人再去各单位串联;按当时万众拥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实际情况,即使海政的人是“二手”串联,其他单位也不敢公然将人“打出来”。
  最具反驳力度的是——如果真是空政的几个女演员通过毛主席一叶群一吴法宪的关系促成了三军联合演出和林彪后来的大力支持,后来影响遍及全国的“老三军”就应该以空军为核心,而轮不到海军政治部“红联总”来充当三军的核心,更不会有“全国看北京,北京看三军,二军看海军,海军看红联总”口号的出现。
  不过,如果说她们是在先接受海政的上门串联后再去找毛,从而“促成”演出的实现,则可能有些可信度,但在时间顺序上就必须给予澄清了。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五·一三”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关于5月的演出,周恩来曾明确指示“要由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演出。你们联合演出我就去看,不联合我就不看”。这一指示是完全合乎毛泽东本来意图的。肖华和“全军文革”向下转达要联合演出的意见也并无不当。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毛的秘书徐业夫出现了——“文革”专家王年一说:“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徐业夫1967年4月间赴毛家湾,是奉命向叶群面授机宜的。徐业夫平时极少外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如果只是为了向叶群说一句‘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原本是没有必要来到毛家湾的,电话上就完全可以讲清楚。一定要到毛家湾面谈,无疑有其重要性和机密生。找的又是爱惹是生非的叶群而非林彪,这更有特异之处。”
  在当时,“林彪、叶群本来没有任何必要同周恩来唱对台戏,除非得到最高方面的授意”。
  如此说来,倒是毛本人一边在倡导大联合,另一边又让徐秘书去见叶群授意三军党委支持一派单独搞演出……这样一来,“五·一三”事件的总导演倒是非毛莫属了。
  在目前未见当事人出而澄清事实,又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这些“戏剧性”分析只能暂时停滞在此。


炎黄春秋 201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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