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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越 人: 罗瑞卿案详考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8月 29, 2021 8:1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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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瑞卿案详考(上)
          ——以该案形成过程与相关细节为中心

                ·越 人·

  1965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要职的罗瑞卿被指控“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等罪名,对其进行了“背对背”的揭发批判。会后,罗被免去所任职务,调离军事领导岗位,其担任的一些重要职务(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接替。

  罗瑞卿为何会在文革前夕被突然批判和打倒,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有这样的说法:“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1〕此后相当多的研究论著在论述分析罗瑞卿案时将罗瑞卿被打倒的缘由归结为毛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而林彪之所以打倒罗瑞卿是为了“篡党窃国”,所以“采取阴谋手段,打击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2〕林彪“为了夺取更大更多的权力,需要搞一个山头,而在这个山头内的人际关系就是‘捧’和‘跟’……林彪在‘高举’毛泽东大旗的同时,要求他的部属大捧、大跟他本人……要求他的部属对他绝对效忠,死心塌地地捧他、跟他而不能捧别人、跟别人。到1961年,林彪即发现罗瑞卿并不符合这一条件,于是便同罗产生了裂痕。”〔3〕

  近年来随着文革研究的推进,关于罗瑞卿案(以下简称罗案)的相关研究也出现了较大突破。首先是史料方面的新进展,文革时期属于林彪派系成员的“四大金刚”在八十年代初“两案审判”后不久即获得保外就医待遇,分别被安置在济南、青岛、太原、西安等地。其中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人撰写的回忆录在其身故后相继出版,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提及了罗瑞卿事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新史料和罗案中的不少相关细节,令我们对于文革前军队内部复杂的矛盾分歧和所谓“山头之争”有了更多的了解。文革时期被打倒的《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工作笔记史料的公开,揭示了在打倒罗瑞卿一案中长期不为人知的诸多高级领导人的公开“批罗”内容。宋永毅主编的《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学者余汝信编辑的《罗瑞卿案》等资料集中也收录了和罗案相关的诸多史料。

  正是在这些新史料不断披露的基础上,学界关于罗案的研究也得以不断深入。关于罗案发生的原因,有些研究者认为毛之所以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是因为他在发动文革时需要林彪的帮助与支持〔4〕。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不是毛听信林的“一面之词”被动倒罗,而是毛已逐渐不信任罗,在他下决心打倒刘后,担心军权旁落,所以在文革前夕利用林、叶、聂等军中将帅对罗瑞卿的不满,在林等人配合下将罗打倒〔5〕。毛“倒罗”,和他在同时期拿下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类似,是其在文革初期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6〕

  林彪女儿林立衡在其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一文中,以历史事件见证人身份,称林彪对上海会议的召开和罗瑞卿在会上突然被整完全是“一无所知”“叶群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林彪事先亦毫无所知。我听说林彪连会议也没有出席,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发言。上海会议后,我见林彪对叶群大发雷霆:‘谁叫你发言的?!’”林立衡在文章中还说林彪为罗瑞卿被整流泪不止,要去找毛主席为罗辩护,但被叶群所阻〔7〕。

  不少研究者对于林立衡的这些说法提出了批评和质疑〔8〕,但也有学者对此多有采信,为林立衡整理自述的学者舒云在多篇文章中亦引用林立衡的回忆提出类似看法,认为林彪、叶群是在倒罗已成定局下才被动卷入〔9〕。

  毛泽东、林彪在罗瑞卿案之形成上到底应负有多大责任?究竟有哪些人深度介入罗案?罗案发生的具体历程又是怎样的?根据目前披露的大量重要材料,应该可以对此作出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本文以史料为基础,围绕罗案相关的各个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与探讨,希望能对此历史问题的深化研究有所裨益,也希望得到各位方家的多多指正。

一、林罗之间矛盾的产生与加深

  林彪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后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并以中央军委排名第一的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提名历史上与其渊源颇深的罗瑞卿担任总参谋长职务。在林主持军委工作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林罗关系较为融洽,如林自己所言:“1960年,罗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10〕

  林彪主持军队工作之初大力推动“复古”(即恢复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林先后提出“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与支持。毛在1961年5到6月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这么称赞林彪:“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作调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措施。要搞具体政策,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行的。”〔11〕1963年2月,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关于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报告时讲:“看来我们的军队还是要政治工作,抓四个第一,抓三大民主,加强薄弱环节,搞好党的建设。”同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的信中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12〕

  在林于军中大力提倡“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时,总政主任谭政因“紧跟”不力,在1960年下半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被指责为“政治方向偏”,并被降为总政副主任。而罗瑞卿对此是积极跟随的,在该次军委扩大会议筹备期间,罗向林建议,仿照《古田会议决议》的写法和笔调,写一个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罗的建议得到林的赞同,由罗审改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充分肯定了林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完全符合林“复古”的要求,因此得到了林和毛的一致赞赏〔13〕。

  林主持军委工作时的另一大举措,就是大力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此林先后提出“顶峰论”“最高最活”等观点,对毛大加吹捧。林之所以如此做,源于他多年来一直下功夫细心学习和揣摩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及其个人的性格喜好。

  林在建国前的革命年代就“喜读书”〔14〕,也经常深入钻研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罗舜初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林曾给他们发电,要他们几个人(萧华、江华、程世才、罗舜初)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战略学〔15〕。李锐1947年1月日记中提到,当时东北局办的党内刊物《群众》第六、七期上登载了林彪读《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摘记,李读后在日记中称赞林是“毛主席最好学生,精通毛主席思想与作风。”〔16〕

  在林学习和精通“毛泽东思想作风”的同时,他对于毛的个性缺点也知之甚稔。正如刘统所言:“毛泽东与林彪的特殊关系,使林得了毛泽东的‘真传’。他一方面从毛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使他对毛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在政治上始终与毛站在一起。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观察,也深刻了解毛的缺点,特别是权术。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真正‘看透’了毛。因此他对毛又特别畏惧,惟恐在政治上犯错误,失去毛的信任。从笔记和林的许多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毛的思想、意图的理解,往往高人一筹。在思维方式上,与毛有许多相似之处。”〔17〕

  林在其私下写的笔记中关于毛泽东个性的叙述分析甚多,其中有两段颇为耐人寻味:“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18〕“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19〕

  从这两段笔记内容可见,林认为毛个性中存在着自我膨胀、自我迷信的一面,甚至需要一定程度的个人崇拜。要长期取得毛信任的前提,就是要想办法尽可能满足毛的这种需求。

  正是基于上述的分析认识,当毛泽东于1958年成都会议上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主张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20〕之后,林便投毛所好,大力吹捧毛泽东是“全面的、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21〕“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顶峰。”〔22〕“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就是军事科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军事方面创造性的发展。”〔23〕

  围绕个人崇拜问题,党内高层的看法并不一致。1960年3月,中共中央在天津召开会议,讨论大跃进期间的相关问题。会上中央高层就毛泽东思想宣传问题也进行了意见交换,邓小平随后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要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24〕此次天津会议对毛泽东思想宣传作出的定性看法一致延续到文革发生之前。1966年2月,毛泽东在武昌与康生、田家英、吴冷西等人汇报时这样表示:“我们自己仍然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办”〔25〕。

  在谭政被批判降职后,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元帅对于林彪倡导的学习毛泽东思想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林罗间因此发生矛盾与争执。在林罗发生分歧后,罗瑞卿没有立场鲜明地站在林一边,引起了林的不快〔26〕。罗之所以未在该问题上紧跟林彪,既是基于前述中央高层对于毛泽东思想宣传有不要“庸俗化”的决定与相关共识,另外罗也有其他获取中央信息的渠道。长期参与中央警卫工作的罗与毛身边的不少人如田家英等过从甚密,有这样的“通天渠道”,罗也敢和林彪夫人叶群等据理力争。据唐平铸回忆,在1962年初起草林彪七千人大会讲话稿的过程中,罗瑞卿与叶群就“个人天才”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指示我和另一同志给林总写发言稿,按照罗的意见来来回回改了十几次。他一时要这样改,一时要那样改,写的人无所适从。在军委办公会议形式上征求大家意见,别人提一点不合他意的就顶回去……记得叶群同志提出在论毛泽东思想那一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句话意思不完备,后面应加上个人天才几个字。罗坚决不同意。说:‘现在没有人敢再提个人天才了呀!’叶群同志说:‘那是在斯大林死后苏联才不提了,斯大林在时还是提的。’罗听了这句话,生气地站起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几个字,是从中南海出来的,是田家英批示的。’叶群同志说:‘是田家英批的也不等于毛主席批的。即使退一万步说,是主席叫田家英批的,那也是因为主席自谦的意思,现在用这个话给主席思想下定义,是客观上贬低了主席思想。’后来,叶群同志还和他辩论了很久,他一直不同意,而且态度很蛮横。第五稿出来时,罗仍坚持不准加个人天才这几个字。所以,林副主席就自拟提纲,没有用那个发言稿。〔27〕

  在这场小规模的林(叶)、罗之争中,毛泽东的态度颇为微妙。林的大会发言极得毛的赞赏,在林发言之后毛便说“林彪同志讲的很好”,还要林彪把讲话稿整理出来〔28〕。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让罗瑞卿、王任重、田家英整理了林的发言稿〔29〕,他还在整理稿上批示:“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30〕

  表扬称赞林彪之余,毛在和罗瑞卿谈话时意味深长地问道:“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当罗表示自己水平差,“恐怕永远也不能讲出来”时,毛的态度是:“讲不出来,可以学”。他还专门提到:“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我也是这个办法”。显然毛知道此前为林彪准备稿子时叶群和罗瑞卿之间发生的分歧,在赞扬林彪的同时也对罗瑞卿给予微妙的敲打,而罗的反应肯定不能让毛满意。恰如麦克法夸尔所评价的:“罗可能是诚实罢,但肯定是愚蠢地回答说他不可能。”〔31〕

  林彪自建国后身体状况一直不佳,1951年从苏联回国后曾代替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3个多月即病倒〔32〕。1959年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仍多在外地养病。1963年5月初,在外地的林彪让妻子叶群打电话给军委办公厅,要“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和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各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毛主席、中央决定。”〔33〕同年6月上旬,林再次让叶群打电话表示林彪的身体还是不好,短期内难以恢复〔34〕,所以“军队的工作没有精力去考虑,日常工作要各总部挡,第一线的人都负责,较大的事办公会议讨论,再大的事军委常委讨论,更大的事直接报告主席、中央。”〔35〕

  鉴于林彪身体状况不佳,毛决定起用排名第二的军委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工作。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萧华、王恩茂九人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讨论新疆反修和军事准备问题。毛在这次谈话会上提出林彪长期生病,身体不好,建议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36〕。

  虽然用贺龙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对林的信任依然一如既往,毛、林间的交往也相当密切。1963年12月上旬,林彪写信给毛泽东,对此前制定的关于社教运动的两个文件“前十条”和“后十条”发表看法,毛在回信中赞许林彪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对于林彪的“身体有起色”,毛“甚为高兴”,他建议林“开春之后,宜到户外散步”,信中还提到“曹操有一首题为《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要林彪“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37〕早在五十年代初,毛就曾手书该诗赠与养病的林彪,以劝勉他与疾病抗争〔38〕。此次重提曹操之诗,其对林彪寄予的某种希望可谓溢于言表。

  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作为军委办公会议召集人的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罗也多次与贺一起出席各种会议活动。对于罗贺之间的“走近”,《罗瑞卿传》认为属于正常的工作关系,是毛交待罗要多多向贺汇报工作〔39〕。但同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则认为,在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罗对贺毕恭毕敬竟到了庸俗的程度”,罗之前“除了对林总是五体投地的尊重。之外,对刘帅也还可以,对其余的元帅都几乎不在其眼中。”罗“现在对贺的尊重,比对林的尊重还有过之而无不及。”〔40〕《罗瑞卿传》中也记载了林彪因此对罗进行隐晦的敲打与提醒:“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而“迟钝”的罗对林的这番话没有什么回应,还是萧华在事后提醒罗瑞卿:“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同旁的元帅接近得太少啊。”〔41〕

  在与贺龙关系密切的同时,罗则对于林彪相对有所冷落。邱会作提到贺、罗同时对林彪的身体状况表示“忧虑”“动员大家不要干扰(看望、汇报)林总,其次要军委办公厅萧向荣把关,对‘随便干扰了林总休息’的人,还要给予批评。”“后来就把傅连暲抬出来了,傅在一次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上说:‘我们对林总是尽量争取他多活些时间,别的办法是没有的。’他的话,给人的印象是‘林彪是在熬时间了’。”〔42〕

  林彪对于这种状况颇为敏感,据邱会作回忆,1963年春节,他按以往惯例去给林彪拜年,见到林彪后仅坐了十分钟左右就要告辞。林因此奇怪地问邱:“你有急事吗?”邱的回答是怕影响林彪休息,要受批评的。林随即告诉邱:“我很高兴你们来我这里随便谈谈,我休养了一段后身体有些好转,可以做长一点时间的谈话了。不要大家上我的门,不是对我的关心。”〔43〕叶群则几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要他多登林彪的门:“总长啊,我们这里是个病人,又不会陪你钓鱼、打麻将,你还是多来一些吧。”〔44〕显然,林彪对于罗瑞卿与贺龙的接近心生疑虑,他对罗的芥蒂和反感进一步加深了。

  1964年初,罗瑞卿在军队建设方面大举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并在同年主持进行了军中“大比武”。林彪应对此事的态度较为复杂。林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一向重视军事训练,认为“过去靠打仗来训练部队,现在是靠训练好了去打仗……强调政治第一,政治是统帅,但是,从时间上来说,政治教育时间不能占第一位,文化学习、劳动更不能过多,而是军事训练占第一位。”因此,他在听取罗瑞卿关于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议情况的汇报和1964年搞比武的打算后表现得很高兴〔45〕。但林此时对罗瑞卿已心生猜忌,对罗贺“走近”也多有不满。由于担忧罗“大跟别人、大捧别人”,林彪在同意罗瑞卿报告的同时,于2月20日向毛泽东上呈另一份报告,提出“为把军队建设继续向前推进一步,今年除了仍以主要力量抓连队建设外,拟在目前抽出一段时间整顿机关。重点是大抓雷厉风行作风,大抓两头……暂定在全军推广空军和陆军一个军部、一个师部的机关工作经验”〔46〕,由此在军队中开展了“学空军”运动。

  正如林呈递报告中所言,“学空军”运动是针对机关作风,和罗瑞卿推广的“郭兴福教学法”和大比武并不构成正面的矛盾冲突,完全可以“两不误”。但在林罗关系变得微妙之后,林此举也带有政治上的某些考虑。罗公开的表态自然是积极响应“学空军”运动,要求总参“切实遵照林总的指示,作出一些显著的成果来,作出一个好样子来。”〔47〕但据邱会作回忆,罗瑞卿对林彪的这一举动感觉突然,曾有这样的表示:“我们真跟不上林总的思想,学空军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他在军委办公会议上还讲:“学空军是有政治目的的”〔48〕。在1964年的具体工作中,罗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大比武上面,对于在军中推动“学空军”运动远不如前者那样积极,这无疑更引起了林彪的不满。

  1964年下半年,双方之间已经展开微妙的博弈。林彪在1964年上半年点名称赞了在沈阳军区任职的学毛著标兵廖初江,并要求在军中推广其学习经验。罗瑞卿在下半年根据上报的资料得悉廖所在连队在军事训练中存在弄虚作假问题后,即作出批示:“廖初江所在连队,军事训练不过硬,作风上这样不健康,公然弄虚作假,自欺欺人,证明对毛泽东著作没有真正学好,并不是毛泽东思想真正挂了帅,请沈阳军区党委检查整顿此事。廖初江也不能总是不在家,外出作报告要有一个限度。”而叶群则在1964年11月下旬到广州军区下辖部队“蹲点”,调查部队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锦标主义”“把四个第一变成四个第二”等问题〔49〕。

  12月下旬,林彪与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解放军报》副总编唐平铸谈话,对1964年的军训工作提出严厉批评:“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政治工作的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罗瑞卿从刘志坚处得到林彪指示内容后颇感不安,对刘志坚说:“那今年我们岂不是犯了路线错误?”〔50〕

  罗瑞卿在第二天召开的军委办公会议上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但以自己的理解对林彪的批评作了降温处理:“我理解林总的指示是指局部的情况,不是指全体。如果那样,那就是路线错误。”〔51〕

  在广州休养的林彪则于同日再次接见刘志坚和唐平铸,审定了此前起草的《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文稿。该文稿明确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政治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才能搞好,军事训练也才能搞好。军事训练、生产等和政治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对于1964年的军队训练工作,文稿中也提出了较严厉的批评,“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如果听其自流,不敲警钟,那就不得了。”〔52〕

  林彪这次发出的关于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问题的指示,确实和他之前一再强调军事训练的重要性,认为“学军事要比政治的时间多。军事为政治服务,不然变成空头政治……我们一定要把技术搞好,技术不搞好,打仗就要出乱子,打败仗,出笑话的……军事这东西,不能放松”〔53〕等观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甚至相左。林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转变,源于他长期以来对毛思想变化动向的密切关注与追随,“最迅速的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他人的态度。”〔54〕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毛的思想不断左转,他越来越试图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发展。林彪此次进一步强调“突出政治”之主张,正是对毛晚年思想理念的紧密跟随。在坚持自己原有观点和追随毛之间,林有明确的取舍方针:“自主事,唯胜是从;他主事,唯命是从。”〔55〕

  相比之下,罗瑞卿的反应却比林彪迟钝多了。为准备《解放军报》1965年元旦社论,由罗主持,军报主编华楠等起草了一份稿件,被称为“北稿”,而军报副主编唐平铸等根据林彪最新“突出政治”意见对“北稿”进行了大幅度修改,这份修改稿被称为“南稿”。罗瑞卿最终拍板仍以“北稿”为基础,恢复了“南稿”中删除的“郭兴福教学法”等内容,对1964年军训成绩给予肯定〔56〕。

  在1965年初召开的扩大军委公办会议上,罗瑞卿所作总结发言提出,“对林总的指示要有全面正确的理解”“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使各项工作都过得硬,不要搞空头政治。”“在工作时间的分配上,军事训练时间又要多于政治训练时间”。罗还让人印发了之前林彪讲的几个加强军事训练的指示,试图以林之前的主张证明罗领导的1964年军训和大比武的正确性。尽管林的指示中对于1964年军训工作已多有批评,罗仍认为“成绩是显著的。尽管还有很多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对于林彪提出的“军事训练冲击政治”的批评,他在发言中也委婉地进行了辩护:“军事训练是不是冲击了政治,冲击了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呢?有一些部队是冲击了,但总的来讲还是好的,这一点也要肯定。”〔57〕

  尽管罗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多有合理之处,但在日益向左的大氛围下已变得不合时宜。毛泽东在1965年1月15日批阅了中共中央军委1月12日关于贯彻执行林彪对当前部队工作指示的通知,其所作批示中明确对林彪的主张表示赞同:“此件早已看过,完全同意,照此执行。”而刘少奇也在1月18日作出批示:“此件前次已经看过,完全赞成。”〔58〕1月23日,毛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听取余秋里汇报。余在汇报中提到林彪关于当作部队工作的指示,毛即表态,“就是这样,不要搞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要搞那些花样。戚继光在他著的《兵事要略》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2月2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接见出席海军干部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的人员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又一次赞扬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这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59〕。

  在毛、刘相继表态之后,罗瑞卿也不得不跟随“突出政治”的步伐。1965年3月,罗瑞卿在视察部队时作出指示,强调“突出政治最重要的是突出毛泽东著作的学习。我们的战士一定要有两支枪:一支是思想上的枪,就是毛泽东思想,用这支枪武装我们的头脑;一支是手上的武器,用这支枪武装我们的双手。要用第一支枪统帅第二支枪,第一支枪掌握好了,才能掌握第二支枪。”〔60〕

  但罗的跟随态度十分勉强,就在1965年4月,罗给解放军某部作《什么叫突出政治,如何突出政治》的讲话时提出:“怎样才叫突出政治,如何突出政治,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同志中理解是不一样的。有林彪同志的理解,有我们的理解,还有另外一些同志的理解。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罗还在讲话中还借“林彪同志说”的名义全面肯定1964年军训成绩:“不久以前,我向林彪同志汇报工作时,他说,去年军事训练的成绩至少有四好,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61〕罗的这一讲话在军中引起的反应颇为微妙,据唐平铸写的《对罗瑞卿同志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所说,“总政组织部干部反映,24军有的干部看了政工通讯上登了他(指罗瑞卿——引者注)的讲话稿后说:‘罗总长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我们执行谁的好?’”〔62〕罗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又一次没有紧跟林彪,甚至还有公开反对的嫌疑。这对于一贯以来十分重视“组织问题”的林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正如他在1966年8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所言:“组织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一切方针路线就不能贯彻……用干部就是组织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一定要用可靠的人。”〔63〕按照林彪私下里研究组织问题的重要心得:“建议×,打倒×,拉拢×,依靠×,孤立×——五点——总路线”〔64〕,罗在林眼中已经从可以拉拢、依靠的对象逐步转向了要孤立、打击的目标。

  1965年4月22日,林彪与毛泽东见面,提议由杨成武任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军委副秘书长,杨可代理罗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林的建议获得毛的同意。同年6月,杨成武正式被任命为第一副总参谋长、军委副秘书长〔65〕。

  在杨成武上位的同时,林罗之间的矛盾发展终于走到了转折点。1965年2月,林通过刘亚楼之口对罗进行安抚,表示要化解1961年发脾气的误会,继续重用罗瑞卿,但在随后的林罗见面时,罗的反应平淡,之后他又在“突出政治”等问题的表态上与林相左。5月上旬,林罗在上海见面,林彪严厉批评罗的不通气、对老帅态度不端等问题。同月下旬,林又就作战会议总结发言问题批评罗〔66〕。

  罗到此时才感觉不妙,开始试图弥补和林的关系。6月3日,罗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就通气问题表态:“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总部下面主要部的部长都可以到林副主席和贺副主席处通气”。10日,罗要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和叶群商量,“为了使一〇一及时了解情况,可否每次开办公会议都请他们派一个秘书参加。”同月中旬,罗又交代其秘书向下面传达以后不得使用总长批示、指示等字样〔67〕。在下半年总参展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罗在讲到自己和林彪关系时,对杨成武等说:“我跟林总是跟定了,弹打不飞,棒打不散,骨头烧成灰也忠于林总的。”〔68〕但罗的这些表态已经无济于事,林在1965年夏天已经对解决“罗瑞卿问题”投下了赞成票。在他同意、默许或委托授意之下,“倒罗”的秘密动作也逐步展开。

二、罗瑞卿的“严急”作风

  军队高层之间的复杂矛盾与“倒罗”准备工作的展开。罗瑞卿抗战时期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毛当时送了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两句话的最早出处是古籍《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篇》,也见于范晔所著的《后汉书·班超传》。

  罗瑞卿对于毛送他这两句话背后的内在涵义并不了解,正如其女儿罗点点所回忆的,罗“实际上从没有搞懂过这句话,他根本不明白,为人处世怎么能够水不清,一旦清又如何做到不至清”。“妈妈说,有好长时间,她和爸爸都想不透毛泽东这两句话中,到底是表扬的成分多,还是批评的成分多。”〔69〕

  细读《后汉书·班超传》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清楚了解毛引用这两句话包含的谜底所在。《班超传》中记载了班超的继任者任尚在接任西域都护时向其请教治政秘诀,班超有这样一番回答:“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收。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70〕毛赠罗这两句话,是希望他能改正与班超的继任者任尚相类似的工作作风缺陷,但不解毛意的罗始终未改其“严急”作风。

  罗瑞卿的“严急”工作作风容易与人结怨树敌,其1959年出任总参谋长等要职后,在军中任职多年,与不少军队将帅产生过矛盾嫌隙。

  据杨成武回忆,1965年5月3日晚上他和罗瑞卿有过一次谈话。罗告诉杨,林彪之前严厉批评了他,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罗瑞卿对各位老帅的态度。“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71〕

  叶群在1965年底的上海会议上所作关于罗瑞卿问题的长篇发言中,就提到罗与叶剑英元帅的矛盾,“叶帅要见罗,罗不见,说走,无时间。罗告叶:‘主席对军训工作批评得一塌糊涂。’叶一晚未睡,第二天一早叶向林问主席怎样说,林说,‘没有什么嘛!’叶说能否给我看文件,林同意,要叶群、杨成武马上打电话给萧向荣马上发,萧在电话上马上顶回来说,‘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副总理,不是军委副主席,他没有资格看文件。’叶帅很难过,流了眼泪。”〔72〕罗瑞卿在其后写的检讨中也承认:“(说)我对叶帅不尊重,我完全接受。”〔73〕

  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与罗瑞卿之间的关系也颇为微妙。聂主管的国防科委与贺龙掌管的国防工委均涉及管理军事工业和军事科技部门,60年代前半期,双方在“部院合并”“厂所合并”等问题上多有矛盾冲突。1962年,在由邓小平主持的一次研究导弹工作的会议上,贺龙严厉批评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五院)的工作,指责五院一是搞垄断,二是搞乱了全国有些单位的工作。后经五院副院长王秉璋汇报说明,贺龙收回了他的批评〔74〕。邓小平因此找当时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分别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和国防工办副主任的张爱萍了解情况,据张回忆:“总书记(邓小平)找我去,给我打招呼:不要让两个老帅打架喔!”〔75〕

  张爱萍之后给中央写了报告,建议把国防科委下属的几个研究院交给对口的工业部,张的建议得到周恩来、贺龙的赞同。但多数研究院不赞成“部院合并”,聂荣臻明确表态反对,说“科学研究必须独立发展,几个研究院不能与生产部门合到一起,否则,科学发展就会受到影响。”〔76〕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也不赞成,“部院合并”之议遂被暂时搁置〔77〕。

  罗瑞卿在1961年11月出任新设立的国防工办主任,该机构负责管理二机部、三机部和国防科委所属单位工作。“作为国防工委、国防科委两委之间联系协作的口子,在党内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负责。”1963年9月,原国防工委被撤销,其工作任务并入国防工办〔78〕。

  由罗负责的国防工办,其任务是协调聂、贺两位元帅负责部门之间的关系,减少矛盾,对国防工业、国防科技统筹规划、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在1962年围绕“部院合并”的讨论中,罗也赞成聂荣臻的看法,认为“六院与七院要像十院一样,由国防科委统一管。”但在1963年下半年贺龙主持军委工作后,贺主张要加强常规武器生产,科技应该为生产服务,此前被搁置的“部院合并”动议又开始浮出水面。罗瑞卿对此问题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他在1963年10月打电话给聂荣臻,主张“六、七院还是交出去,由工业部领导好,其他暂时不变。十院因涉及面很广,交不交四机部,应再很好研究一下。”〔79〕

  1964年下半年,罗瑞卿开始大力推动“部院合并”。该年8月,罗在国防工业会议上提出:“导弹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要有一个抓总的部门……导弹的科研与生产结合起来,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9月,罗在国防工业的总结讲话中进一步明确表态,认为“部院合并”的时机完全成熟了,“不能再拖了”。随后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四机部部长王诤相继提出“部院合并”的建议,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亦表态赞同,这一建议也得到了张爱萍和周恩来的支持〔80〕。

  聂荣臻“从一开始就不赞成部院合并”,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国防科技较为落后,要追赶先进就需要集中科技研发力量。科学研究是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由国防科委统管各科研院较为有利,工业部门以生产为主,对于新式武器装备研发容易忽视。三个研究院的人员从上到下都强烈希望留在国防科委系统内。

  1962年11月30日,聂在听取罗瑞卿汇报国防工办扩大会议情况时就对罗讲:“科学研究必须独立发展,几个研究院不能与生产部门合到一起,否则,科学发展会受到影响。至于个别单位,可以考虑调整。”聂还在一次给罗瑞卿打电话时大声说:“把我的意见再给中央反映一下嘛,我也是一票嘛。”但“由于种种原因”,聂荣臻的“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81〕。1965年2月,“部院合并”尘埃落定。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与生产部门合并的决定》,宣布将国防部的第六、七、十研究院分别与第三、六、四机械工业部合并,各研究院改归相应各部领导〔82〕。

  “部院合并”刚告一段落,贺龙等便进一步推进“厂所合并”。在和三机部部长孙志远等交换意见后,贺龙在1965年8月写信给罗瑞卿,“建议‘国防工业各部党委认真研究讨论一下,把能够合并、要求合并的厂、所合一批试试。这个方向我认为是不会错的,而且从当前技术发展需要看,这个问题越早解决越有利’。”〔83〕聂荣臻对于“厂所合并”同样不赞成,“在组织、提倡科研人员到第一线的问题上,要区别不同情况。许多工作确实要在实验室或中间试验车间进行,实验工作也是科学研究的第一线,认为把大部分研究所搬到工厂去、归工厂领导就结合实际了,这也是把问题简单化了。”〔84〕但聂此次的反对同样无济于事,贺龙的建议得到中央采纳,由国防工办加以推行。罗瑞卿1965年底被批判免职后,聂荣臻在66年2月11日写信给周恩来、林彪,指出“厂所合并”对于国防科研开展造成了很多问题,建议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对于“厂所合并”的推进先作深入调查,“不能草率从事”。周恩来阅信后批示:“请(赵)尔陆同志告各部,暂停厂所合并。并将各部主张合并的理由和程序见告,以便处理。”文革全面爆发后,各工业部及所属研究院所均混乱不堪,聂荣臻在1967年9月将《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报送中央获得批准,多个此前由各机械工业部管理的研究院重新划归国防科委领导〔85〕,延续数年的“部院合并”之争才暂时划上句号。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部院合并”争论中,聂荣臻领导的国防科委和贺龙领导的国防工委、罗瑞卿领导的国防工办观点对立,争论尖锐。文革中聂荣臻在几次公开讲话中均提及此事,对罗等人批评甚厉:“我说部、院合并有两方面问题,一个是罗瑞卿搞的阴谋,他就是欺侮我们这些生病的人,什么权都要抓,科研工作他也要抓。我说,我给服点务不好吗?也不行。他得势时,红得发紫,蒙蔽了很多人,只好忍让一下,时机一到,盖子揭开了,原形毕露,这是个很大胜利。”“64—66年,国防科研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在部院合并问题上,罗瑞卿大搞个人野心。三月十七日总理已经讲了,罗瑞卿在部院合并搞个人野心。部院合并,跟大家讲清楚,是中央同意的批准了的……问题是罗瑞卿利用部院合并,搞个人野心,刘邓彭贺就是他们的后台,他到处骂,到处伸手……65年8月,罗、贺进一步搞厂所合并,不报告中央,在底下大力推行,千方百计想搞国防科研部门,有的研究院、所已不像个研究部门,有的被拆得七零八落,厂所合并把已经形成的科研拳头瓦解了。我写信给总理,总理勒令厂所不要合并,有的人不听,还在底下搞,我也没有办法,只有让他们搞。”〔86〕聂之参与“倒罗”,应与这场大争论脱不开干系。

  徐向前建国后历任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63年12月罗荣桓病故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徐向前主管民兵工作,1964年8月徐正式出任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徐接手民兵工作不久,罗瑞卿在军中发动大比武。一些地区的民兵组织争相仿效,徐向前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民兵中开展的比武活动“一度出现锦标主义、形式主义,并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影响生产。”〔87〕

  1964年10月,徐在听取副总参谋长彭绍辉汇报山东民兵比武情况时说:“当前抓民兵工作,主要就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民兵的首要任务是生产,就是带头参加生产……山东民兵比武表演,成绩很大……但是当前不宜广泛推广,免得影响了中心工作。”同年12月,徐在广州和总参谋部动员部副部长黄林谈话时对民兵开展比武的批评更为尖锐:“比武问题,你回去和傅部长、彭副总长商量一下,明年各大军区各省要比武,好不好?基础没有打好就盖大楼房,行不行?要比武,在社会主义教育搞个两三年以后再说。”“当前民兵工作主要是搞纯洁干部,抓基层。这样大轰大擂,于实际无补。济南军区一比武,搞疯了,现在下边工作很差。”“我的意见是反对,根本不搞比武,过两三年后再搞。究竟大军区搞不搞比武,值得研究。”在徐向前明确表态后,罗瑞卿作出批示:“民兵比武明年不搞,以后也不要搞。今年山东比武,是省委定的,还是总参定的,查一查告诉我。”〔88〕

  徐帅建国后因身体欠佳等原因,在政治上一向较为低调。这次在大比武问题上如此明确表态,并对“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等多有尖锐批评和纠正举措。可见罗搞的“大比武”确实存在不少弊端,而罗与徐帅的关系也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和多位老帅关系不睦,身兼十三项要职的罗在军中揽权过多。作为军委秘书长,“他在军队内的工作范围不仅限于总参。军队内的大事,或者是反映到他那里而他认为是应该解决的事,他认为都有过问的责任。”“总政有些事他本来可以不插手,但都得通过他。”〔89〕罗干预总政治部事务之多,按总政副主任梁必业的说法,“这几年军队的政治工作,罗总长可当了半个主任。”〔90〕罗如此揽权,不免会和军中其他部门的领导发生各种复杂的矛盾与冲突,而其“严急”作风更加剧了这类矛盾冲突。“开军委办公会议是地地道道的‘一言堂’,别人都是战战兢兢准备挨训(包括几位副总长在内)。”〔91〕正当罗在军中手握大权,春风得意之际,军内的各种矛盾焦点也不可避免的在他身上积聚,“倒罗”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军内高层中秘密展开。

  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史料,十大元帅中卷入“倒罗”前期准备的至少有三位,林彪、叶剑英和聂荣臻。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李作鹏回忆,1965年初秋,叶群打电话给他,传达林彪的意见:“罗长子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贤休养。”“老帅们对罗的意见也很大,罗的情况主席和首长都知道了”。叶要李作鹏“对当前局面提高警惕”。“从海军角度看到有什么问题,可以写点材料送来。”李之后找海军的王宏坤、张秀川一起写了一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在叶群代表林彪给李作鹏“吹风”后不久,叶剑英找李作鹏到其西山住处谈工作,在谈话中也说到了罗瑞卿的问题,指责罗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要注意哩。过去我们想巴结他,也巴结不上,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李得知上述消息后还曾在与总政副主任梁必业闲谈时隐晦的暗示对方军中不太平〔92〕。

  邱会作回忆在更早的一九六五年五六月间,京西宾馆召开军委军委会。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在休息室谈罗瑞卿问题,见到邱之后也不避讳,叶、聂二帅指责罗“利令智昏”“手长”,并且明确告诉邱,关于罗的问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不久之后,叶剑英又专门叫邱会作去他家谈罗瑞卿问题。对罗瑞卿有许多批评、指责,叶在谈话中还说他是“按照主席的意图同聂帅、刘帅、陈老总、杨成武都谈过,还要很快同有关同志打招呼,以免他们陷进去。”〔93〕

  担任第一副总长的杨成武,在得到林彪“交底”之后,便在1965年七月向叶运高(时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路扬(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等干部吹风“罗瑞卿问题”。杨告诉叶运高,“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不向林副主席报告情况,不请示工作,封锁林副主席,林副主席批评了罗瑞卿,罗还不接受,还解释申辩”。同年七月,由叶运高提议,杨成武决定,召开总参机关“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座谈会,该次会议产生的纪要文件由杨直接呈送林彪,绕过了总参谋长罗瑞卿。按杨成武几年后的说法,召集这次座谈会,是“专门对罗瑞卿斗争的。这个斗争,没有公开。”上海会议召开前,杨成武又奉林彪之命在军队高级干部中选了一些人,把罗瑞卿的问题向他们先打个招呼。杨在总参和各军种里选择了“七八、十来个人,向这些人都事先打了招呼。”〔94〕

  总的来看,在上海会议召开前的半年中,军队高层内部围绕罗瑞卿问题的各种“吹风”“打招呼”已经在秘密进行之中,而被确定为打倒对象的罗瑞卿对此却是“茫然无知”,代替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也被排除在“打招呼”圈子之外。这种在确定某人为整肃对象后,先向部分高级干部、吹风、打招呼、进行秘密串联的作法,在今天看来,确与中共的组织纪律有违。但此一作法在中共49年建政之后,从“高饶事件”开始起就多有运用,在文革发动的过程中更是屡屡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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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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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樊真、沪林:《可悲的谎言》,余汝信 2014:73。
6,丁凯文、司马清扬 2011:238。
7,林立衡:《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林立衡、舒云 2012:88—99。
8,韩刚、丁凯文、樊真等学者都撰文分析了林立衡文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韩、丁等所撰论文均收录于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一书,可参看。
9,舒云:《为林彪元帅辩护》,丁凯文 2007:370—373。舒云 2018:52。
10,《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272。
11,毛泽东:《在北京会议上的讲话》(1961·6·12),武汉群众组织 1968(1961—1968):10。
12,毛泽东:《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6(10):455。
13,《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271—272。
14,曾彦修 2003:34。
15,罗舜初 2005:31。
16,李锐:《李锐日记》(未刊稿),1947年1月14日。
17,刘统 2015:6。
18,该笔记内容系“林彪亲笔写在《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米丁著,三联书店一九五〇年版)封底页上”。工作小组 1975(1):2。
19,该笔记内容系“林彪亲笔写在《学文化词典》(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版)第18页‘个人崇拜’词条旁”。工作小组 1975(1):2。
20,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二)》(1958·3·10),武汉群众组织 1968(1958—1960):33。
21,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59·8),李德、舒云 2013:205。
22,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节录)》(1960·10·20),李德、舒云 2013:277。
23,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58·5),李德、舒云 201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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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27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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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舒云 2015:24。
34,据《林彪日记》记载,林彪因身体不适,于6月下旬去长春休养2个多月。李德、舒云 2009:845。
35,《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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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6(10):449—450。
38,舒云 2015:22。
39,《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27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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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448。
42,邱会作 2011:370。
43,程光 201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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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林彪:《就整顿机关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1964·2·20),李德、舒云 2013:325。
47,《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464。
48,邱会作 201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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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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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李德、舒云 2009:775。
54,林彪笔记一则,转引自刘统 2015:12。
55,林彪笔记一则,转引自刘统 2015:9。
56,《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486—487。
57,《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478、493—494。
58,余汝信:《毛主席、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余汝信 2014:96。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3(5):472、482。
60,《解放军报》1964年3月20日,转引自唐炎明、唐亚明 2019:63。
61,《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501。
62,唐平铸:《对罗瑞卿同志的几点意见》,唐炎明、唐亚明 2019:88。
63,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8·13),李德、舒云 2013:408。
64,林彪笔记一则,写在《新名词词典》(春明出版社 1954年版)第2005页词条“政策”“策略”旁边,转引自刘统 2015:12。
65,余汝信:《毛主席、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余汝信 2014:98—99。
66,《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498—500、501—502、503—504、506。陈虹 2005:2。
67,《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511。
68,陈虹 2005:6。
69,罗点点 1999:144、154。
70,范晔 2000:1586。
71,陈虹 2005:2。
72,《叶群在1965年12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摘录),余汝信 2014:128。
73,《罗瑞卿3月12日检讨》,转引自唐炎明、唐亚明 2019:106。另可参见樊真、沪林:《可悲的谎言》,余汝信 2014:67。
74,白洁 2005:14-15。
75,张胜 2008:245。
76,周均伦等 1999:869。
77,姬文波 2017:41—42。
78,《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393—395。
79,周均伦等 1999:869、909。
80,姬文波 2017:43—44。
81,聂力 2006:269。
82,周均伦等 1999:957—958页。
83,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 1993:570。
84,周均伦等 1999:950。
85,周均伦等 1999:1010—1012、1081—1082。
86,《聂荣臻讲话》(1967·01·06)、《聂荣臻叶剑英对国防科委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1967·03·25),《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委会 2006。
87,徐向前 1987:812。
88,国防大学《徐向前年谱》编委会 2016:121—122,124—125。
89,唐平铸:《对罗瑞卿同志的几点意见》,唐炎明、唐亚明 2019:89。
90,《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425、433。
91,唐平铸:《对罗瑞卿同志的几点意见》,唐炎明、唐亚明 2019:89。
92,李作鹏 2011:537—539、533。
93,邱会作 2011:377—379。
94,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978·11·02),《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委会 2006。

(未完待续)

□ 原载《记忆》季刊2021年第3卷第2期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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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越 人: 罗瑞卿案详考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8月 29, 2021 8:1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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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对罗瑞卿的看法与“倒罗”的具体过程

  罗瑞卿对毛泽东是十分忠诚的,文革后期他在301医院住院时因为与彭德怀的病房相邻而耿耿于怀:“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95〕而毛对罗多年来也是信任有加,1960年12月25日晚上,毛泽东和部分亲属及身边工作聚餐,毛在饭桌上发表了这么一番讲话,其中这样提到罗瑞卿:“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此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我狠狠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96〕

  从毛的这一段叙述看,毛对于罗的信任还带有某种较为亲近的私人感情。但这种信任关系并不牢固,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在回忆其父往事时提到了涉及毛罗关系的两个事例,足以说明毛罗关系中存在的种种微妙之处。一个是毛无法容忍罗的“通气”不够问题。50年代初将北京的一个警卫师改编为公安师,该计划得到了总参谋部的批准,罗领导的公安部也写了报告给毛泽东,但罗没有直接呈送毛泽东。毛得知此事后大发脾气,严厉批评罗等相关当事人,他对罗瑞卿说:“你的党性比××差,比××委的人差。他们××部、××委买茶叶的事我都知道,你们公安部的事情我不知道。”〔97〕

  另一件事发生在1965年,毛的儿媳邵华主动要求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罗瑞卿考虑到照顾毛岸青的需要,把她安排在了离开北京很近的地方。毛以为是罗瑞卿自作主张干预他的家事,于是便取消了罗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资格。过了一段时间,在毛身边工作的护士长吴旭君向毛说清了事情的原委,罗才又可以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了〔98〕。

  从前文所述“倒罗”的准备过程看,参与倒罗的军内高层颇多,如此多的军内高级将领被打招呼,参与“倒罗”活动,绝非林彪的政治影响力所能做到。恰如邱会作所言:“早在主席召集叶群去谈话之前,主席对罗瑞卿已有打算了……叶、聂二帅向军队高级干部打招呼,应当是主席安排的。而且,哪些人可以打招呼,哪些人不可以打招呼,可能都是主席决定的,比如不给贺龙打招呼,这么大的事,叶、聂是不敢定的。”〔99〕

  毛泽东之所以决策“倒罗”,梳理现有史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1,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与对立

  刘林元在分析毛晚年的政治举动时有这样一个判断:“他把政治路线看得高于一切,他晚年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他一系列出尔反尔的政治原因。他用这条理论标准衡量他的接班人、战友和下级。”〔100〕

  罗瑞卿虽然忠于毛泽东,但对于毛的晚年路线却是紧跟不力,在“突出政治”问题上更被毛视为反对者。林、罗之间的“突出政治”之争,毛明确站在林的一边。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对林彪在11月18日呈送的兰州军区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作出批复,对罗作出不点名的严厉批评:“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101〕

  在杨成武传达的毛泽东批罗意见中这样提到“突出政治”这一要害问题:“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兵,难道还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军委应当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不允许再另外搞一套和林彪同志相对立的东西。”〔102〕

  罗瑞卿在1966年3月12日所做检讨中亦承认自己“反对突出政治”,其错误表现有“散布了折中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不相信突出政治,阳奉阴违。”〔103〕对毛而言,“谁如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即他认为是路线问题上,同他发生了分歧,要想照旧得到他的信任,那是很困难的,他也是不会忘记的。”〔104〕

  2,在毛日益信赖、倚重林彪之时,毛不能容忍罗瑞卿对林彪的“二心”和阳奉阴违

  “大跃进”失败后,毛与刘邓等中央一线领导的分歧矛盾逐渐扩大。其对于林彪的信任乃至信赖却日益增加。毛对林如此信任欣赏,与林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满足毛的需求及七千人大会上为毛辩护解困当然有不小的关系,其更大的缘由则是林彪对毛晚年路线的紧跟与大力支持,令毛颇有“知音”之感。1964年10月下旬,林彪转送广东省委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报告给毛泽东,林在随报告附呈的短信中建议将此报告转发全国各省,以使各省的备战工作更加落实。毛对林的意见大为赞赏,甚至誉之为“英雄所见,大抵略同。”〔105〕1965年11月下旬,罗瑞卿陪同毛泽东会见柬埔寨外宾,罗向毛提及他第二天要去见林彪汇报工作,毛听后便说:“去看看好,要他(指林彪——引者注)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对林彪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106〕

  对于数年间林罗矛盾的滋生和激化,毛早就有所了解〔107〕。1964年底到1965年上半年,林彪与罗瑞卿围绕“突出政治”问题展开一番博弈争斗。罗的态度既激怒了林,也不为毛所容。毛定性罗“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是野心家”“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对罗是“新账老账一起算”“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已经陷进去了”〔108〕。

  3,军中的山头派系矛盾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战略部署”

  在中共革命和建政的漫长历程中,无论是党内、军内,均存在复杂的山头派系及各种相关的分歧矛盾,毛泽东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他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曾引“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之言,承认“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109〕

  军内的山头派系,就大的而言,主要有“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林彪、贺龙和徐向前三位元帅是这三个山头派系的重要代表。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徐向前建国后较为低调谨慎。1959年批判彭德怀后,林彪、贺龙分任排名第一、第二位的军委副主席,并先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军队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毛泽东极端重视军队和军权,在他眼里,“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110〕1952年以后,军委工作长期由一方面军山头的彭德怀、林彪主持达十余年之久。

  1963年,二方面军出身的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担任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等多项军内要职的罗瑞卿作为一方面军山头的大将,按照毛的思路,理应对贺龙起到辅佐与制约的双重作用。但罗贺的走近不仅令林彪心生芥蒂,也同样让毛泽东产生了隐忧。而且贺罗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关系颇佳,刘少奇甚至在公开场合讲过罗瑞卿是国防部长接班人的话〔111〕。文革初期,贺龙在以批判刘、邓为主导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一言不发,毛问起时则答曰“我上不了纲”〔112〕。当毛刘矛盾激化,毛下决心拿下刘少奇之时,他不可能不注意到此时负责军队工作的贺罗组合对于“倒刘”会产生的不利影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罗瑞卿建国后长期参与中央警卫工作的领导〔113〕。据戚本禹回忆,罗是中央“防突小组成员”,该小组由周恩来领导,罗瑞卿负责具体工作〔114〕。文革前毛泽东越来越担忧发生政变的可能性,罗瑞卿这个“大警卫员”的可靠性一旦受到怀疑,毛对于他身边存在“地下工作”的担忧度必然大幅度上升。在杨尚昆、罗瑞卿出事后,马上对中央领导(即毛泽东)的各地住处进行以寻找窃听器为目的的大规模安全检查(详见后),反映出毛在这方面的深切忧虑。

  因此,当毛泽东在1965年上半年开始策划“倒刘”和发动文革的部署时,他首先要解决军队中的“贺罗”问题。在批准开始“倒罗”准备活动的时候,毛将贺龙摒除在打招呼、吹风的军内圈子之外。以至于贺龙1965年12月6日被通知去上海开会时仍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还猜测可能是讨论东南沿海战备问题,要秘书带上作战地图。上海会议解除了罗瑞卿担任的军内职务,会后“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115〕。

  1965年11月中旬,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萧向荣被认为犯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的严重错误”,萧因此停职检查,受到内部批判,很快被免去一切职务〔116〕。这一事件,标志着“倒罗”活动将开始由秘密走向公开化。在批判萧的过程中,罗瑞卿被指为萧的后台,这一信息甚至传到了贺龙处。但罗、贺对于批判萧向荣一事均未特别关注。罗在1965年下半年公开表示对林的忠诚(见第一部分),在突出政治问题上其对林的态度也已经是“亦步亦趋”。对于即将到来的“倒罗”风暴,罗瑞卿似乎仍未有多少感觉与担忧。

  1965年11月30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信中称“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117〕叶群于12月1日带着这封信和有关罗瑞卿的材料去杭州毛泽东处汇报,叶向毛的汇报长达数小时之久。杨成武则在叶群汇报后的次日被毛召见,谈话约2小时〔118〕。毛在此前后应该还听取了其他一些人的汇报,如许世友、叶剑英〔119〕等。

  12月2日,毛泽东对林彪此前报送的兰州军区报告报告作出批示,对罗瑞卿作出不点名的严厉指责批判。林彪则在次日致信毛泽东,“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决遵照主席指示送北京少奇、恩来、彭真同志阅和军委常委阅,然后发师以上党委。”毛在7日对林彪3日信作出批示,指示将林彪3日信一起印发,并说“彭真同志暂不来此,可以不送阅了。”〔120〕

  12月8日到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与会议的共61人,包括6名政治局常委(陈云未到会),常委外政治局委员7人,候补委员5人。到会人员中毛泽东、刘少奇、林彪未编组,其他人编为三组,由邓小平、陈毅,谢富治、李井泉,周恩来、贺龙分别担任第一、二、三组召集人。

  会议对罗瑞卿进行了“背靠背的斗争”,叶群在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介绍罗瑞卿问题的相关情况,会上引发了十一份材料,主要是雷英夫、张秀川、李作鹏、王宏坤、林办工作人员写的相关揭发材料,另外还有一封刘亚楼在1965年4月25日给罗瑞卿的信。

  雷英夫等提供的所谓揭发材料,现在来看,确实多有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之处。而叶群在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中提到的“四条”,则言之凿凿的称刘亚楼受罗瑞卿委托,提出四点意见:“林彪同志要退出政治舞台,”“应保护林身体,”“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罗负责。”

  叶群提到的“四条”说法是否可靠,从现有的史料看存在不少疑问。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中称,“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翟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121〕但吴法宪晚年写的回忆录中完全没有提到他在刘临死前听过这四条,据其回忆,在上海会议召开后叶群打电话给他,称刘亚楼和叶群谈话时刘妻子翟云英在场,要吴找翟云英了解情况并作记录,作为旁证。而吴在和翟云英谈话时,翟先表示她没有听见刘亚楼说到与“四条”有关的事情。至于之后翟说她见到刘在和叶群谈话中伸出四个手指的说法,恐怕带有不小的诱供色彩。从吴法宪此后犹豫不决不愿出面发言“讲四条”来看,他自己对于这四条的可靠性也没有多少底气〔122〕。

  《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中提到的另一位证人杨成武,在1966年4月提交的批罗书面发言中则言之凿凿的称罗瑞卿通过刘亚楼向叶群提出四条,还绘声绘色的描述了他在1965年4月19日去看望刘亚楼时,刘脾气很大地指责罗瑞卿“是什么东西!什么家伙!”“我上了他的当,我什么都给林总讲了。我再不上他的当了。”但文革结束后杨回忆打倒罗瑞卿事件时,对于“四条”所作的相关叙述却颇有意思。杨说他5月初去看刘时,刘已不省人事,而二三月份去看刘时并未听他说起“四条”。所以杨声称自己当时听到叶群的揭发时,对叶说到的“四条”,他既不敢苟同,又不敢否定。至于杨当年书面发言中提到的4月19日看望刘亚楼一事,在其晚年回忆中则完全没有提及。另外笔者查阅正式出版的《杨成武年谱》,其中记载杨于1965年4月19—22日间参与接见访华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在此时段未必有时间前往上海看望刘亚楼〔123〕。所以杨成武在倒罗时期提供的相关证言也同样令人生疑。

  邱会作在其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则以刘亚楼去世前不久写给罗瑞卿的信为重点。“刘亚楼去世以后,在整理遗物时,有一封刘六五年四月十五日写给罗瑞卿的信,信当时没有发出去,刘在信中对罗大为不满。这种不满总不会是凭空而来的吧,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这封信是上海会议的文件之一,此信对与会人员的震动是高于叶群发言的。”〔124〕

  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在《罗瑞卿传》中有披露,内容如下:

总长:
  4月13日来信敬悉。接到首长的指示以后,使我既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首长工作那么忙,自己本身身体也不太好,还经常为我的病操心、关怀;难过的是,听有些人向首长反映一些不合乎事实的情况,因而引起首长不放心。顺便报告首长,我这次害病,得到主席、刘主席、总理、林总、元帅们和首长以及其他同志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感动得多少次流下了眼泪,因此,我不能不再一次向首长保证,请首长放心,我决不违背主席、总理、林总、首长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决不辜负首长的亲切关怀,决不浪费党和国家的大量资财而不安心治病。我相信我还不是一个那样没有党性的人、不识抬举的人。就是病情再严重,我也坚决不灰心丧气。四个月以来,是不是像有些人反映的那样,情绪波动,胡思乱想,不安心治病?究竟听不听医生的话,和医生配合得怎样?首长可以派人到现场检查,以明真相。
希望首长保重身体此致敬礼!
刘亚楼4月15日〔125〕

  有研究者指出《罗瑞卿传》中披露的刘信内容被删改过,“变得四平八稳不痛不痒,并非原貌了。”〔126〕但至今为止,还未见“未改动”的信函内容披露。

  而从目前所见的刘亚楼致罗瑞卿信件内容来看,该信后半段内容的表述似乎反映出刘和罗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某些隔阂,说刘对罗有所不满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邱会作在其回忆录中还提到刘亚楼死前对罗瑞卿的揭发,称刘把相关内容记在一个本子上,毛看过这个本子后说:“刘亚楼是个好人。临动身之前把问题说清楚了,还是一个好人。这样他到马克思那里就有共同语言了。”〔127〕亦有研究者认为邱的这段回忆缺乏可靠证据,是无中生有〔128〕。但唐平铸工作笔记中记录了1966年3月批罗第二阶段会议中彭真的一段发言,称“同主席交换了意见……刘亚楼的问题,从一生来看,是坚决执行主席路线的。个人毛病相当大,后来有一段罗、刘不是没有问题的。一度是受了他的骗,上了当,最后向党报告。”〔129〕彭真的这一段说法与邱的回忆可以互相印证,可见“刘死前揭发罗问题”一事在当时参加会议的党内高层眼中并非子虚乌有之事,而文革后的诸多官史记述恰恰隐去了这一点。

  综合而言,虽然“四条”是否存在依然存疑,但刘罗间确实存在矛盾,刘亦较可能曾向上报告罗的问题。

  上海会议是批罗的第一阶段,对罗实施“背靠背”的各种揭发批判中,批评罗“严急”工作作风的颇多。邱会作回忆,“所在的西北小组,比较集中的是对长子的‘干将’与‘霸道’两个问题谈得比较多。大家异口同声地指出:他有才华,他霸道。吴冷西对他的霸道作风说得很好。他说“长子的霸道作风有很多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手长、嘴尖’……。’还有就是萧劲光等人批判罗搞小圈子也说得比较好。”〔130〕

  除了批罗瑞卿的霸道、揽权、搞小圈子之外,罗还被指责为反对“突出政治”,有野心,意图抢班夺权。“刘澜涛对大家的发言稍有异议,他说,大家批判长子的霸道作风和搞小圈子都是完全正确的,看来罗也在准备抢班。如果是前者就不需要任何准备,问题的实质是后者。他指出长子抢班主要是做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是抢叶帅军事训练的成果,搞大比武,这事实上是捞政治资本;二是搞小圈子搞自己的班底,政治上、组织上他都在准备。大家认为刘的发言对罗的问题提高认识很有启发帮助。”〔131〕

  在会议上的揭发批判中,还有人把罗瑞卿和此前被调离中办主任岗位的杨尚昆挂钩,指罗瑞卿和杨尚昆等在党中央领导人住处安设窃听器,会后中央派彭真会同相关负责人在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中央领导人居所进行安全检查,但一无所获〔132〕。

  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表态颇为微妙。一方面,毛似乎对罗还“手下留情”,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会议结束后周、邓受毛的委托,与罗瑞卿谈话中传达了毛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但另一方面,毛又明确指罗瑞卿“是野心家”“罗的思想和我们有距离”“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133〕。认为罗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对于与窃听器相关的地下活动问题,毛也十分关注,12月下旬和彭真谈话时就罗瑞卿问题指示彭:“回北京后找公安部和中央军委同志谈,注意‘地下活动’。”〔134〕

  上海会议对罗瑞卿问题确定了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在具体处理上则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135〕罗在军中及与军事有关的职务都被免除。上海会议还未结束,周恩来就在12月12日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宣布由杨成武担任代理总参谋长〔136〕,中央军委秘书长一职则在1966年5月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叶剑英兼任〔137〕。

  上海会议是批罗的第一阶段,“在传达了党中央上海会议以后,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在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中,又揭发了罗瑞卿大量的严重的错误事实。”〔138〕于是中共中央在1966年2月中旬成立批判罗瑞卿问题的三人领导小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任组长,彭真、叶剑英为组员。该小组奉命组织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

  在三人领导小组之下,还设立由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七人组成的工作小组(会务组),由叶剑英任组长。2月22日,叶剑英、杨成武根据邓小平指示向毛泽东汇报批罗问题的准备,以小型会议方式对罗进行“面对面”的批判,主要解决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无组织无纪律、个人主义思想等三方面问题,毛表态赞成。2月25日,林彪在济南与叶剑英、杨成武谈话,主要谈了工作方法和程序问题〔139〕。1966年3月4日—4月8日,在北京正式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对罗的斗争由“背靠背”转向“面对面”。

  3月4日上午,邓小平在怀仁堂主持关于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邓在会上发表讲话,对此次会议的开法和指导思想作出明确指示。关于罗瑞卿的问题,邓在讲话中指罗在五个方面有错误:“一是关系问题;二是作风问题;三是思想意识问题;四是工作做得不好;五是组织纪律。”“这五点,每点罗都承认有缺点,但都有辩驳。”要“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帮助罗(瑞卿)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因此采取“面对面”的方式,“先让同志们把对罗的意见讲出来,也允许罗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对罗也是一看二帮。”〔140〕

  邓小平在讲话中对于罗瑞卿问题表述的还算温和,和邓一起负责处理罗瑞卿问题的周恩来和彭真的讲话就严厉多了。周恩来批评罗“搞特殊,个人突出。第二天找他谈话时,他又说有个人主义,没有个人突出,说了就不承认。”彭真讲话中称刘亚楼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当。担任本次会议工作小组成员的萧华更是对罗瑞卿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与指责:“事实提得差不多了,要从理论上议议。61年以前他就有错误,62年更厉害,过上十年八年再搞就不得了。64年以来有了很大变化,罗擅自决定大比武是方向性错误。否定四个第一和决议,这是唱对台戏,违背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造成严重恶果。不是林总抓得早,可能把老本都搞掉了……个人突出,惟我独尊,不得人心,抢功,干部问题上有宗派情绪,对干部打击报复,发展到反对林总。想篡军……罗指向林总,指向毛主席,对着整个党。”〔141〕

  在这次会议召开前,林彪就批罗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对罗问题的定性十分严重:

  林总(彪)2月8日指示:“这是个危险人物(指罗瑞卿——引者注),他是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地承认。他跟一般好的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在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他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德怀)、黄(克诚)危险的多。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他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党的团结……批判以后不要留在北京,下放,不要放在大三线,十年也不能来北京。这是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3月1日林总指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去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142〕

  此前的上海会议期间,叶群作了揭发罗瑞卿的长篇发言,林彪表现得并不活跃。林立衡在一些申述文章中试图将林彪与叶群进行切割,说林彪得知罗瑞卿出事后,“忧伤哀叹,直流眼泪,几次要冲出去找毛主席”。林还大声哀叹:“罗长子到底有什么错嘛!”“主席为什么要整罗长子?”“为什么要背着我?可是为什么又硬要把我的名字拉在一起整罗长子嘛……”〔143〕

  从上述林彪发表的批罗指示内容可以清楚看到,林彪对于“批罗”是相当积极主动的。林立衡提出的林对上海会议批罗事前一无所知,且对受批判的罗充满同情的说法,在较为详尽的相关史实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除了林彪之外,多位元帅在小组会议上也对罗瑞卿大加挞伐。作为会议工作小组的“领班”,叶剑英对罗的批评集中在伸手要权夺权方面:“揭露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病人的样子,不要挡路啊!我是当接班人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转弯。这种人有了军权就要夺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思想的集中表现……不可能希望他会好转,这不是一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人不能拿枪杆子,也不能做单独负责的工作,只能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做些具体工作。要看透他的本质,要到劳动中去改造。……要狠狠地斗,对这种人就是要残酷无情,他对我们、对林总残酷无情嘛!”〔144〕

  聂荣臻发言认为,对罗瑞卿“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要变色。适当的时候要作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个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徐向前指罗“是个危险人物,林总都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145〕

  之前与罗瑞卿关系密切的贺龙此时对罗也大加指责批判:“这个人很坏,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对他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销毁证据。他要儿子学射击,家里那么多电话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卫工作,特别是林的安全。”《贺龙传》记载,贺在上海会议期间私下里和妻子薛明谈话时对叶群发言内容多有质疑,认为“叶群的话靠不住”〔146〕。如今在小组会上发表这么激烈的批罗话语,可能有政治自保的考虑。刘伯承和陈毅元帅〔147〕在会议上亦发言指责批判罗瑞卿,“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地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是伸手。”〔148〕

  在当时的会议气氛和大环境下,通过批罗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也成为众多与会者不可避免的选择。正如罗瑞卿女儿罗点点所描述的:“3月4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都是爸爸最亲密的同志,他们或者是爸爸爱戴、尊重的上级,或者是爱戴他、尊重他的下级,现在都变成了路人或者仇敌。所有人都换上了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发罗瑞卿反党、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爸爸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149〕

  随着批判的升级,对罗的揭发也进一步深入。吴法宪回忆许光达大将揭发罗瑞卿延安时期的一些言行,“罗瑞卿对此很吃惊,也很生气,但是却敢怒不敢言。”〔150〕邱会作回忆中也提到,许光达发言让罗很生气,甚至想和许对质。邱回忆录中还较详细的叙述了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对罗瑞卿的揭发,如罗与梁私下谈话中议论林彪的病情与后事,罗瑞卿的“冷林、热贺”方针,在各大军区、各军种,各兵种搞拥林、拥贺两套人马等等〔151〕。

  面对会议上的严厉批判,罗瑞卿在3月12日作了检讨,检讨内容涉及九个问题,包括全军大比武、突出政治、曲解毛主席、刘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散布错误言论、捞取政治资本、对叶帅不尊重等。在罗提交的检讨中还包括八点申诉,主要针对唐平铸此前写的《对罗瑞卿同志的几点意见》这一揭发材料。罗在申诉中或是否认唐平铸的揭发内容,“根本没有”“完全记不得了”“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或是称自己之所以不同意“顶峰”“最高最活”提法,是打电话联系请示康生、田家英的结果。对于关键的“四条”等“篡党篡军”问题,罗在其检讨中完全未涉及〔152〕。

  罗的这一检讨并不能让与会者满意,他被要求“作第二次检讨”,罗“实在写不出来”,请求会议“停开若干天,给我写检讨的时间”〔153〕,这一要求被会议拒绝。罗在重重压力下选择跳楼自杀。

  罗跳楼未死,但这一自杀举动却被视为对党和人民的背叛行为,进一步加重了对他问题的政治定性。批罗的小组工作也在继续召开,因罗跳楼受伤需要治疗,所以从“面对面”又改回“背靠背”。

  在继续进行的批罗会议上,对罗的批判不断升级。以邓为首的三人领导小组均对罗瑞卿作出非常负面的评价与论断。邓小平在会上称:“对罗的问题,过去我不知道,到上海还不知道,只知道他作风不好,但思想还开放。现在揭发出来,特别是他这样一跳,就更没有话说了……罗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比上海会议估计的还严重得多。我们还是希望他改正错误。开始是背靠背,调离军队,他抵触情绪很大,只有面对面,自己作了结论,无非是抵抗到底……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大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154〕

  彭真也在会上讲话:“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胜利,其实他一跳就作了结论……罗善于造谣、抵赖,在铁的事实面前他无法抵赖……他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品质恶劣、逼林总让位、篡军反党。”〔155〕彭后来被指责为包庇罗瑞卿,“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156〕但从他上述发言内容来看,其对罗的批判定性同样很激烈。

  叶剑英的发言对罗瑞卿问题作了明确定性:“差不多全部的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认为罗瑞卿同志在工作上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又加上跳楼自杀的叛党行为,已经不能继续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了,应下放改造。”〔157〕

  叶剑英在长篇发言中还详细列举叙述了罗瑞卿的种种“错误”:“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毛主席、反党的,”“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林彪同志的,是要篡军反党的。”“(1)他对林彪同志欺骗封锁,当面拥护,背后搞鬼……(2)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3)他恶意地攻击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4)他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公然伸手抢班夺权……他拼命反对林彪同志,绝不是什么个人恩怨……罗瑞卿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批评、指责、教育,如果自己认为有委曲之处,何以不报告毛主席?而竟同刘亚楼等同志密谈……在罗瑞卿同志看来,不反掉林彪同志,就不可能实现他篡军的野心,我看这就是罗瑞卿同志拼死反对林彪同志的根本原因。”〔158〕

  擅古诗文的叶还将辛弃疾词中的“将军百战身名裂”一句改为“将军一跳身名裂”,以表达他对罗瑞卿跳楼一事的看法,“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他竟恶毒地说是会议把他逼死的,说他的可耻行动是被迫的。这简直是对会议的诬蔑,是垂死的反扑。证明罗对自己的错误是想抵赖,也可能是想掩埋不可告人的东西,想把错误带进棺材去。”〔159〕

  周恩来在罗跳楼后也作了讲话,指“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家。他有修正主义思想,他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解放后六年一次,高饶、彭黄、罗……这次是在64年,主席讲了接班人,罗瑞卿得意忘形,他就伸手了。他对林总是敌对的,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党。”“罗这个野心家掩盖不住个人的欲望,他不是突然的,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自杀是反党行为……罗自杀不仅是向党示威,还说明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双脚下地不是自杀,还要继续查。”〔160〕

  4月8日关于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结束,4月底工作小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在5月16日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批转,文件中的中央批语定性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他的自杀是“走上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决定“停止罗瑞卿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4月下旬,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刘志坚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中共中央,揭发彭真在批罗会议中所谓的“恶劣表现”。信中称“彭真同志的这些阴谋,遭到了林彪同志和到会同志的坚决反对。林彪同志尖锐指出,一定要保持党的原则的严肃性,这个报告(指《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引者注),一定要把罗的错误如实的表达出来,一定要把与会同志的愤慨表达出来,如果彭真同志再坚持他的错误意见,工作组应该直接向刚回北京的总理汇报,请总理指示。”〔161〕

  5月4日到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将罗和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并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四人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162〕。“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163〕

  1966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中共领导人在中央会议、会见外宾、召集民主人士座谈等场合,对罗瑞卿的问题继续“盖棺论定”。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与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会面。毛在与胡的谈话中这样提到罗瑞卿:“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国民党的人。”“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164〕

  林彪和周恩来在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均对罗瑞卿大加批判。林的讲话着重谈政变问题,“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罗瑞卿就是一个。”〔165〕周恩来在讲话中定性:“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四大家族’已经夺了我们许多阵地”。周把“彭、罗、陆、杨”与之前的“高饶”“彭黄张”并提,认为要“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166〕

  刘少奇在6月份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向民主党派方面通报“彭罗陆杨”事件。在他的讲话中对于彭、罗、陆、杨均大加批判指责,其中对罗瑞卿是这样评述的:

  罗瑞卿是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是林彪,但林彪长期生病,经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他来做的,可是他还是不满足。林彪同志虽然有病,也还管些事,研究一些问题,讲几句话。林彪同志在军队里威望比罗瑞卿高得多,他讲话,大家都照办,这就触犯了罗瑞卿,认为干扰了他。他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长的工作,因此,林彪讲几句话,他就跳起来了,他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子让出来;他长期不把国防部的情况向林彪同志报告,别人去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反对;林彪同志找人谈话,他也反对,甚至采取了恶劣手段反对林彪同志,可以说是虐待一个病人。他还反对党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军事问题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线,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一致的,并且有些发展,罗瑞卿是反对主席、林彪军事路线的。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他反对突出政治,要突出军事、突出技术,或者政治、军事、技术都要突出,有人批评他是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此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打击,他是专搞一言堂,不听别人的意见;他到处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处突出个人。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来的,并作了处理,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处理以后,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作出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彭真的问题,彭代表中央参加处理罗瑞卿问题,但彭真在作结论时,在关键问题上,包庇了罗瑞卿,这暴露了彭真、罗瑞卿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167〕

四、结语

  仔细梳理和分析迄今为止公布的和罗瑞卿案有关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粗浅的结论与看法:

  1、林彪在“倒罗”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1959年罗出任总参谋长到1965年上海会议召开这六年时间里,林罗在不少重大政治问题上发生分歧,两人关系逐步变得疏远、恶劣,林最终将罗视为孤立、打击的政治目标。林积极参与了“倒罗”事件,林立衡关于林彪对“倒罗”事前一无所知,事后悲愤莫名的叙述得不到较为有力、可靠史料的佐证与支持。

  2、毛泽东是“倒罗”事件的最高决策者。上海会议召开前,罗瑞卿在“突出政治”问题上的表现及他与贺龙乃至于刘、邓间的密切关系,都令毛丧失了对其原有的信任,决断“倒罗”也就势所必然。“倒罗”是毛发动文革,在组织上“剥笋”的重要一环。

  3、军内存在复杂的山头派系矛盾,身兼多项军中要职,精力充沛的罗瑞卿在工作中又多有“揽权”“严急”之作风,令其成为军内矛盾的焦点所在。一旦毛、林决断部署“倒罗”,军中不少高级干部如多位老帅将军积极响应、配合,在“倒罗”事件上出力不小。但长期以来在相关研究中多存在“为尊者讳”的现象,对于军内高干在“倒罗”问题上的表现多有掩盖歪曲,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⒋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准备时期进行了第一批“剥笋”行动,打倒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以往的官史研究多将四人视为抵制毛错误路线的第一批牺牲者加以褒扬,而较少注意到四人被“剥笋”背后的复杂因由及所谓“抵制”方面的复杂表现。

  未来文革历史研究的进一步细化,既应包括对这一时期经济、文化、社会史等诸方面分析探讨领域的拓展,也应重视如文革高层斗争这样的政治史研究之深化。上述研究的关注点可能多有差异,但史学理念并无二致。研究者应尽可能去除先入为主的各种理念,依托对史料的充分挖掘与使用,这样才可能更好地还原重建相关的历史史实,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与解释。

注释:

95,罗点点 1999:303。
96,武建华 2011:49。
97,罗点点 1987:147。
98,罗点点 1999:153。
99,邱会作 2011:378。
100,刘林元 2012:55。
101,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的批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8(11):486。
102,唐平铸:《唐平铸工作笔记》,转引自唐炎明、唐亚明 2019:102。
103,唐平铸:《唐平铸工作笔记》,转引自唐炎明、唐亚明 2019:105。
104,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董边等 1990:72。
10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8(11):197。
106,《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534。
107,陈虹 2005:4。
108,唐平铸:《唐平铸工作笔记》,转引自唐炎明、唐亚明 2019:102。另可参见《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540。
109,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66·08·12),《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委会 2006。
110,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1(2):547。
111,萧冬连 1999:1140。
112,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 1993:606。
113,《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350-351。罗宇 2015:96、99。戚本禹 2016:385。
114,戚本禹 2016:384。
115,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 1993:601、604。
116,余汝信:《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1964年12月—1966年6月)》,余汝信 2014:105。
117,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1965·11·30),《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委会 2006。此信的另外一个版本在“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一句后面多了“(叶剑英讲的)”这五个字,余汝信:《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1964年12月—1966年6月)》,余汝信 2014:107。
118,张耀祠 1996:29—31。杨成武自己回忆说毛泽东见他询问罗瑞卿问题是在1965年10月底11月初,在时间记忆上恐有错误。陈虹 2005:3—4。《杨成武年谱》编写组 2014:425。
119,陈虹 2005:4。张耀祠 1996:31。
120,余汝信:《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1964年12月—1966年6月)》,余汝信 2014:108-109。
121,《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05·16),《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委会 2006。
122,吴法宪 2006:564—565。
123,《杨成武年谱》编写组 2014:419。
124,邱会作 2011:401—402。
125,《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557—558 页。
126,丁凯文:《罗瑞卿事件始末与辨析》,余汝信 2014:47。
127,邱会作 2011:375—376。
128,黄瑶 2013:85。
129,唐平铸:《唐平铸工作笔记》,转引自唐炎明、唐亚明 2019:101。
130,邱会作 2011:395。
131,同上
132,《彭真传》编写组 2012:460。
133,《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540。
134,《彭真传》编写组 2012年:456。
1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03:1400。
136,《杨成武年谱》编写组 2014:425页。另参见唐炎明、唐亚明 2019:100。
137,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2007:937。
138,《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05·16),《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委会 2006。
139,《杨成武年谱》编写组 2014:429。
140,唐平铸:《唐平铸工作笔记》,转引自唐炎明、唐亚明 2019:99—100。
141,唐平铸:《唐平铸工作笔记》,转引自唐炎明、唐亚明 2019:100—101。
142,唐平铸:《唐平铸工作笔记》,转引自唐炎明、唐亚明 2019:97—98。
143,林立衡:《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林立衡、舒云 2012:93。
144,唐平铸:《唐平铸工作笔记》,转引自唐炎明、唐亚明 2019:101—102。
145,唐平铸:《唐平铸工作笔记》,转引自唐炎明、唐亚明 2019:103—104。
146,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 1993:603。
147,罗宇书中称刘伯承和陈毅两位元帅在上海会议发言时对于叶群的揭发以“旁敲侧击的”方式表示了某种不同意。罗宇2015:107。
148,唐平铸:《唐平铸工作笔记》,转引自唐炎明、唐亚明 2019:103。
149,罗点点 1999:212。
150,吴法宪 2006:563。
151,邱会作 2011:406、400。
152,唐平铸:《唐平铸工作笔记》,转引自唐炎明、唐亚明 2019:104—109。
153,《罗瑞卿传》编写组 2007:569。
154,唐平铸:《唐平铸工作笔记》,转引自唐炎明、唐亚明著 2019:112—113。
155,唐平铸:《唐平铸工作笔记》,转引自唐炎明、唐亚明 2019:115。
156,《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05.16),《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委会 2006。
157,叶剑英:《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转引自余汝信 2008。
158,同上。
159,同上。
160,唐平铸:《唐平铸工作笔记》,转引自唐炎明、唐亚明 2019:116、117。
161,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彭真同志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1966年4月24日),转引自余汝信:《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1964年12月—1966年6月)》,余汝信 2014:114。
162,《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1966·05·24),《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委会 2006。
163,《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66·05·23),《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委会 2006。
164,毛泽东:《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谈话(节录)》(1966·06·10),《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委会 2006。
165,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05·18),《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委会 2006。
166,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05·21),《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委会 2006。
167,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06·27),《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委会 2006。

□ 原载《记忆》季刊2021年第3卷第2期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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