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２５６坠机事件中不可忽略的细节

于鹏飞

今年《炎黄春秋》第１０期上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一文的发表，立即引发丁凯文、余汝信等史学家对于２５６坠机事件的再议。顾大寿的回忆并不象期待的那样详实，反而象一位上了岁数的老人在讲故事，许多细节是模糊的，一笔带过，只剩下轮廓。但阎文毕竟为我们揭开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谜底，使得几十年来沸沸扬扬的传说变成真相。细节能够决定历史，笔者也愿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盘托与世人。

细节一：２５６飞机在９。１２晚上确实发生了故障

据吴法宪回忆，９月１２晚上１１点左右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追查山海关机场２５６号的下落。吴先问过时念堂，紧接着找到胡萍。在确认情况属实后“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他的答复却令吴十分悻悻——“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１９９８年第一期《炎黄春秋》刊登了周恩来卫士高振普“‘九一三’事件５０小时内的周恩来”的文章，回忆吴向周恩来报告说，胡萍告诉他“是一架改装的飞机，试飞中发生故障，降在山海关机场”。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这是胡萍对吴的搪塞之词。而据当年由林立果自己挑选并带在身边的女青年小张和另一位刚刚调来照顾林生活的女青年小袁回忆，２５６飞机那天确实曾经发生过故障。

本来林立果要她们准备明天一早从北京去广州的，所以９月１２一天她们都在平静中度过。傍晚林立果临时通知她们跟他一起飞赴山海关，再从那里去广州。晚饭时分，她们跟随林立果、刘沛丰和程洪珍一起行色匆匆上了２５６飞机，林、刘、程三人坐在一起，她们坐在空勤服务区边上的舱位，与林相互看不见，只能看到服务员小魏操作。

康庭梓说，２５６飞机是当晚七点四十分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的。张、袁回忆：升空后不知什么原因飞机突然倾斜，机身明显在摇摆，同时声音非常大，服务操作台上的茶杯暖瓶等物品乒乓倒下，张和袁很惊慌，一边尽力保持身体平衡一边帮小魏把东西扶好。这时听见刘沛丰在那边问了句“怎么回事？”但没见人出来。几分钟后，飞机恢复了平稳，声音也小了下去。小魏告诉她们：刚才是起落架有问题，怎么也收不起来了，现在没事了。半个多小时以后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安全落地，

林立果了下飞机临去北戴河前嘱咐她们俩在飞机上等待，他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你们不要下飞机，就在这上面等着我，我回来马上就走（笔者注：指去广州）”。并安排程洪珍留下陪着她们。林走后，机组人员过来请她们下飞机，她们说：首长让我们在这等。机组人员解释说：刚才来的时候起落架有故障，我们要检修飞机。他们三个只好下来，到食堂去吃晚了饭。此时应该是八点多。

康庭梓在“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中华儿女》杂志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页３４）一文中没有关于起落架故障的任何记载。但康说“当晚１１点前，潘景寅作为一机之长，在机组会上还为第二天的飞行工作做了时间上的安排”，而且“１０点４０分我和领航员关窗睡觉”了。胡答复吴的时候已经１１点多了，机组已经休息，如果飞机确实检修了，应该是在开机组会之前这段时间完成的。所以胡萍对吴法宪说飞机“正在检修”，显见有虚。

九点多钟，潘景寅在山海关接到过胡萍的电话，他是否报告了起落架的故障？《谋杀毛泽东的黑色“太子”》（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明晓、赤男著，页４４４）作者称：潘景寅只在胡萍嘱咐他——“如果有人问是谁安排的，就说是你自己安排；如果问为什么还不回来，你就说飞机出了故障暂时回不来”这些话之后应了一句“明白”。如果这段情况属实，则证明“故障”是胡萍为了让飞机继续留在山海关的托词。这绝对是一个巧合。否则如果真有故障，胡萍肯定会立即安排替换２５６飞机，以保障林立果原定９。１３的计划得以实施。但此后胡萍继续留在西郊机场指挥，在吴法宪到来之前并没有采取其它措施，更说明“发动机故障”一说的真假，他心里有数。很明显，“发动机故障”比起“起落架故障”使得２５６飞机回不了北京的理由更加充分，而“正在检修”让２５６飞机留在山海关机场的时间也就更加充足。　

吴法宪在获悉林彪一行离开北戴河之后让秘书找到潘景寅，这个时间肯定在胡与潘通话之后，电话里他没有核实是否“故障”，说明吴法宪没有怀疑胡萍以及“故障”有假，他当然也不知道胡和潘已经统一了口径。　

后来２５６强行起飞时的完美升空，证明发动机没有问题。　

孙一先在《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北京第一版）第九章里用大量篇幅描写坠机现场，有两处提到了起落架：第一次是孙在现场看到“离机头灰烬前方约八十米处，在烧焦的草地边缘，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而在起落架上完好无损的轮胎，则滚到它的南面未燃烧的草丛中”；第二次是在９月１６号再去现场补拍照片时，孙又“到二百米以外的草丛中，拍照了那个一点损伤痕迹也没有的飞机轮胎。”

飞机迫降时起落架是不需要放下的，根据现场可以推测２５６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后的起落架并无故障，否则迫降现场就不是人们看到的那样，轮胎也不会那样完好无损。胡萍肯定没料到他当初那句用来搪塞吴法宪的话竟成了２５６飞机命运的预言。

细节二：２５６飞机被击中的情报是夜已报到空军指挥所

顾大寿回忆录揭秘２５６飞机被蒙古击落其实并不令人诧异，因为９月１３日那天凌晨起，空军的情报系统就监听到了外电反应，并及时向首脑机关报告。２５６飞机强行起飞之后，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被电话从家里叫到空军指挥所，当时在场的其他领导还有李德生、空军副司令曹里怀、参谋长梁璞、副参谋长王飞和白云等人。

据贺回忆，２５６飞机起飞以后的的情报，是他们部驻扎在张家口一带的技侦八团侦听到的。９月１３日凌晨最先上报的“有一架飞机正在升空”，紧接着是“不明飞行物沿边界飞行”，之后又报了　“发动机空中起火”，最后是“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了，掉下来了”。

在舒云“百问九一三”的博文中，也多处提到２５６飞机起飞以后的动向。

据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回忆：２５６三叉戟出去后，有个情报，有个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大型目标着火了（在空中着火），掉下来了。不是先下来，后着火。这个情报非常可靠，是技术侦察……蒙古边防部队向上报告说空中不明物体燃烧降落下来，消失。肉眼看空中一团火，空中着火。

另据原空军副参谋长白云回忆：９月１２日是我在指挥所值班。……天不亮，技侦八团报告，听到蒙古人通话，温都尔汗有一架大型飞机失火掉下来了，这是最早得到的飞机爆炸的消息，技侦八团因此记功。

又据总参某部情报室主任佟长仁回忆：９月１３日凌晨，值班员叫我去，向我报告，……值班员并不了解是林彪的专机，只知道蒙古境内有架飞机坠落，不是咱们雷达亲眼看的，通过其地面反映出来的。佟长仁这里所说的“地面”，应该是指我军的情报系统。

他们对当夜的回忆肯定来自于我军的情报系统。

“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的提法象是蒙方雷达部队。顾大寿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做侦察机”。

“发动机空中起火”很象空中的视角，换句话说，极有可能是拦截２５６飞机的飞行员在完成任务后给地面指挥的报告，因为再大的飞机在雷达仪表上里也只是一个绿色的光点，另外当时大部分的飞机发动机都吊挂在机翼下面，发动机在尾部的机型极少，尽管低空飞行，离地毕竟３０００公尺左右，且是晚上，就算远远判断出了哪里起火，但从地面靠目测就能判断起火部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型目标着火了，掉下来了”应该是蒙方地面观察空中的视角。

因此将这几个视角联系起来，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前后的呼应关系。如果“发动机空中起火”的视角的确和猜测的一样，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即拦截飞机瞄准这个“大型目标”尾部的这一攻击是致命的，是要将其击落。

贺德全讲，当得知飞机坠落的消息时，大家都不明白飞机是怎么下来的，搞不清楚；据空军、总参二部、三部等单位反复查了２５６飞行的沿线有没有导弹、防空部队。因为温都尔汗离坠机地点也就６０公里，在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八团还上报了一些具体情况。据时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鲁珉说：在２５６三叉戟建立的这条航线上，没有设置地对空导弹部队。这些同余汝信在《林彪座机是被蒙方击落的吗？——对阎明复转述的苏外交官回忆录的质疑》一文中“中方所掌握的苏军资料中，未有提及驻蒙苏军有防空导弹旅部署”的介绍情况相似。

王飞还记得当晚技侦八团报上来的情报是抄写在纸条上的。贺德全把陆续报上来的条子拿给他们看，在场的人都传看了。王飞看了以后内心非常吃惊和不安，并隐隐感到不安，他知道林彪在北戴河，这几天以来发生的事情令他心力交瘁，但碍于在场的人多，出于一贯的慎重和严谨，当时并未与贺交谈，只能以眼神交流一下焦虑和担忧。纸条随后被丢进了指挥所的纸篓里，从此这些情报就象没有出现过一样，不仅李际泰、梁璞等空军专家们在分析坠机事件时未加以考虑，中央对坠机事件定性时也同样对此置若罔闻。　
９月１４号贺德全又在指挥所见到了李德生，李对昨晚空军情报部的工作印象深刻，非常满意，夸奖贺“你这个情报真厉害！”李德生的褒奖显然与白云所说的“技侦八团因此记功”一说相对应。顾大寿的回忆虽然缺少细节的描述，但佐证了９。１３凌晨空军技侦八团截获外方情报的准确。这样，无论是蒙方在处理坠机事件的种种表现，还是苏方早于中方到达现场拆走发动机的举动，都基本得到了合理的解答：无论是苏方或蒙方，其实都是在掩盖和转移２５６飞机坠落的责任证据。

顾大寿称他去蒙古坠机现场是苏联外交部要他在死者中确认有没有林彪的尸体。虽然他没有说具体时间，但估计离坠机时间不会很久。因为据王维国长子王大章讲，他听说就在９１３之后没几天“８１４（卫星接收站）”已经有人监听到苏联怀疑林彪在失事的飞机上，该同志根本不相信，没上报，后来“８１４”就查是谁，这人最后还受了批评。　

回望这段外交事件最令人拍案称奇的，是在《大漠那边》第八章里——当孙一先在空中看到乌市东南那来赫矿区东南的苏军机场时，“突然想到在温都尔汗坠落的中国飞机，会不会是被这里的歼击机打下来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一片幻影：浩瀚的蒙古戈壁草原上空，飞着一只迷失方向的中国飞机，几架苏联的歼击机追逐着它，迫它着陆，它倔强地挣扎着摆正航向，企图飞回祖国，突然响起一片爆炸声，中国飞机带着一团烈火，无望的坠落下去……”　这段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来的幻景，在顾大寿揭秘２５６飞机坠毁原因之后，居然有可能是真的。

细节三：２５６飞机发动机被击中的证据

首先，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顾大寿文章中解密了２５６飞机是被击落的。既然是被击落的，就应该有被击中的部位；其次，就是当年空军技侦八团的情报；再有就是从坠毁的飞机上寻找答案。孙一先的书无意中对坠机现场的发动机多有描述。

“首先看到的是机身的一块蒙皮和一块发动机的底包皮”；

在那截折断的机翼旁边，“看到炸断的发动机尾端喷口”；

“我和小沈赶忙奔向被炸断的机尾，……是从中间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只剩下一截发动机的外壳与尾部相连。……机尾的南北四十多米处，各有一台发动机。在机尾东南约十八米处，有一个外壳被大部分炸掉，露出贴近内腔的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机尾没有着火，最末端断裂处空空洞洞，露出一大堆各式各样杂乱无章的电线，有的电线还裸露出线芯的铜丝”；

“在中国大使馆人员去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

“三叉戟２５６号上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由于三叉戟的三台发动机都在其尾部，所以孙对机尾的描述也间接反映了飞机发动机坠落后的状况——“机尾被远远抛到了机头的右后方，……看来机上人员和机尾都是在机身炸开来一瞬间甩开来的，……机尾离机头大约六十米，……甩的那么远，可见飞机爆炸时的猛烈程度”。

机尾和机身炸开的事实，中方在现场看到了，“是从中间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而发动机就在机尾。苏联人拆走的正是位于中间的主发动机。孙在现场看到的三台发动机中的另外两台——“机尾的南北四十多米处，各有一台发动机”——虽然孙没有对其进一步描述，但可以推理没有描述就是完好，否则不会遗漏。如果剩下的两台发动机完好，那么拆走的那台一定是被击中的。那些在机尾处裸露着的各式各样的电线和裸露的线芯，很可能就是中间发动机被拆走以后留下的，因为“黑匣子”虽在机尾，但不大会由“一大堆”电线相连。

从书里看得出其实蒙方很心虚，但中方似乎比对方更虚，蒙方对飞机失事的原因非常清楚，却始终坚持２５６飞机是“不明原因坠毁”，明显想逃避责任；双方都有理亏的地方，都象做了“贼”，都怕，中方则怕的更多。“坠毁”一说的“坠”字就颇含深意——“坠”就不是降，可以说蒙方起码不否认２５６飞机在空中就出了问题，因此而“坠”，它非正常降落，甚至不是正常的迫降，“毁”则是结果，可惜中方根本没有明白这一暗示的弦外之音。

细节四：２５６飞机坠毁后的勘验

如果是迫降时飞机腹部摩擦起火引发油箱着火爆炸，应该首先在起火的部位炸开，为什么“是从中间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呢？顾大寿的文章使我们不妨更加大胆地的设想——２５６飞机很可能发生了两次大火和不止一次的爆炸：第一次是机尾的发动机在空中被击中着火、后来爆炸，所以机尾离机身残骸较远；第二次可能是飞机迫降时腹部摩擦起火、机身爆炸，还有可能第一次的爆炸引发了机身着火、爆炸。总之由于坠地后的火势更猛烈，很可能将第一次的爆炸和着火的痕迹毁掉了。２５６飞机的燃油未尽，哪怕附近没有机场，潘景寅一定不会忘记把油耗尽再迫降的。唯独主发动机被击中了时，他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冒险迫降。

孙一先和小王以能否找到飞机在空中着火落下的燃烧物来甄别飞机在降落前是否着了火，显然是缺乏经验的。试想飞机的发动机与机尾是一个整体，即使被击中着火，可能不会马上脱落，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燃烧物落到地上。已知２５６飞机不是在坠机现场上空被击中的，所以即使有碎片落下，也会落在他处。显然不能将飞机被击中的空域与坠落地点混淆为一谈。

由于蒙方想对“坠机”赖帐，实际上对中方采取了蒙混的态度，所以我方看到的所谓坠机现场，不过是经过苏蒙“伪装”过的现场罢了——什物是被收集起来了，航行图被拿走了，鞋子被归拢了，枪支被集中了，箱子被搬走了……发动机和黑匣子都被苏联人拆走了，中方不知道有黑匣子所以没有问及，蒙方就只告诉中方苏联拆走了发动机；在坠机现场中方注意到尸体都没有戴手表，经询问蒙方才承认“在草地上检了九块手表”。表面上看现场任由我方勘验，却连手表这种小事蒙方都不主动告知，何况其他？

刘沛丰和程洪珍登机时，每人都拎了两只鼓鼓的皮包，他俩都是随身携带。程洪珍没上飞机，刘沛丰上了，尸体的皮带都尚未烧尽，皮包就一点不剩？林立果从毛家湾搬来的二十多只箱子，都装上飞机堆放在后舱，张和袁在北京帮林立果收拾箱子时，看见过整箱的美元和满箱子的名贵手表，有劳力士和欧米茄，现场却一只箱子也没有。蒙方承认拣的九块手表，也不给中方过目，反正与九具尸体的数目相符。张、袁当时都是战士，一人一只极为简单旅行袋，服务员小魏也没带行李，看来那些散落的女鞋应该都是叶群的。　

顾大寿称“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了子弹的弹孔，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孙一先对现场则这样描写：“子弹散乱的堆在一起，共有四十三发，统统是“五九式”手枪的子弹，估计是蒙方在收拢枪支时从枪弹夹中退出来的”。　顾大寿口气很肯定，却没说明具体位置，而孙是对现象的估计，令人不明白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现场的几把手枪也不奇怪。小张和小袁回忆：被机组人员请下了飞机，晚饭后程把她们安置在机场招待所的一间房间里休息，这时他从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两把手枪递给她们，说现在形势紧张，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一定要保卫林副主席和林副部长。你们自己也要多加小心，给你们一人一把枪，必要的时候防身用。她们并未完全理解这话的意思，嘻嘻哈哈地把枪接过来，放在各自随身背的挎包里。这说明林立果等人携带的不止每人一把的武器，所以枪的数目可能比人数多。　

在现场蒙方告知许大使法医可以勘验了，许竟擅自认为“死因已十分明显，不必再折腾了”，予以谢绝，错过了非常重要取证机会。否则，我们就能进一步了解死者最后的情况，起码知道他们的死亡原因：烧伤、外伤、亦或外伤烧伤兼而有之？呼吸道里面是否吸入了火场的烟灰？指甲缝里有没有生前搏斗的残留物？他们身上是否中弹？他们的年龄？各自分别是谁？……。

李德生当年在空军指挥所不断用电话将飞机的高位置、方向报告周恩来，不可能不报情报。弹有弹道，炮有炮洞，２５６飞机恰好是“发动机空中起火”，偏偏现场就缺失主发动机和“黑匣子”，蒙方象“曾参杀人”一样不断重复的“不明原因的故障，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结论，也随着照片带回国内，直至写入中央文件。“９．１３事件”令世界哗然、举国震惊，空军上下哀鸿遍野；那里曾高调款待越南叛逃者的黄文欢，这里却“对我使馆人员对坟前默哀的照片看也不看，对死者的照片看时的姿态和表情象是欣赏和满意”；当年的结论没有参照情报加以考虑，坠机现场缺失主要证据，疑点不能一一获释，遗体被遗弃，勘验无异纸上谈兵……当年“短平快”难以服众，今日有真相浮出，终于笑柄千秋。

细节五：２５６飞机机长潘景寅的选择

在２５６飞机的坠机事件中，最神秘难解的人物其实是机长潘景寅——他指使给２５６飞机加上比北京飞山海关更多的油量；他同意胡萍的“故障”一说并与胡统一口径；他满口答应吴法宪“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却未执行；他彻夜未眠忠诚地守候在山海关调度室电话旁；他坚定不移地执行林立果的命令；他聪明地只挑选三个机械师帮助自己强行起飞；他在空中用缓慢的航迹表明了他选择的航向；他犹如平日一般沉默始终没有打开飞机上的无线电通话系统；他决定带油迫降；他死时双手高举……

在吴法宪和林彪面前，潘景寅当然听林彪的，甚至就是在吴法宪和胡萍面前，他也选择没听吴的。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后空军盛传吴法宪犯了路线错误，吴的威望与林立果“讲用报告”在空军的影响正好形成剪刀差，随着“两个一切”的流传，林立果的话吴司令员都听，空军谁不听？　　

在这个事件中，隐隐有条“一航校”的轨迹显现，比如周宇驰、潘景寅、尚登峨都曾在一航校工作学习过，追寻过去，潘与周竟有更深的历史渊源：１９４９年四野九纵１３８师４１３团整个团的直属机关奉命调到哈尔滨组建空军一航校。笔者从一本被保存了六十年的花名册里，看到了金培（即周宇驰－笔者注）和潘景寅的名字，特抄录如下：　

原队别　宣传股，原职别　宣传干事，姓名　金培，年龄 ２２，文化程度初中毕业，出身学生、贫农，１９４６．１０入伍，１９４６．２入党，准备做何工作　秘书，现在级别　付（副－笔者注）连级，备考　营部当干事。

原队别　参谋处，原职别　见习侦查参谋，姓名　潘景银（寅－笔者注），年龄　２２，文化程度　四年，出身　学生、中（农－笔者注），１９４６．６入伍，１９４７．９入党，准备做何工作　原职，现在级别　排级，备考　侦察股学习。

后来周在一航校宣传科工作九年，潘景寅则在那里学了飞行。象所有浴血奋战过的人一样他们彼此了解、有一定的感情，在和平年代里和原来的首长、战友保持着联系，保持着友谊。

解放战争时还是警卫员的潘景寅就曾在战场上救过自己的首长，后来积极要求去战斗第一线的他，如愿以偿地调到了侦查处。性格的寡言使他爱闷头抽烟。至今没有他参与林立果一系列策划活动的任何证据，包括看过所谓的“林彪手令”的证据，但在山海关机场他表现的比那些看过“手令”的人都坚定，林立果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让他毫不犹豫的将吴法宪的命令抛在脑后，在叶群的喊叫下，义无反顾操作飞机强行起飞。谁说潘景寅最后的选择不是理智的、勇敢的、革命的、军人的以及英雄主义的？即使最后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依然选择了履行机长的责任。　

细节决定历史，历史需要真实，我们期待更多的历史事实披露出来，逐渐将２５６飞机的坠毁事件完整呈现。


原载《记忆》第37期， 2009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