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往事难回首》摘录

佚　名


我是部队干部。我在文革中本是个观望派。六七年一月毛主席支持上海造反夺权后，也是文革最混乱的时候，我也在倒х的大字报上签了字，从而也就被认定为倒х派。在机关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上了干校，我爱人和两个上学的孩子也去了。当时，毛主席提倡办“五.七”干校，也有“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的指示，我的怨言也不算太大，运动嘛，势不可挡。我自己苦一点不要紧，但爱人有怨言,孩子学习条件比较差。

“九.一三”以后，我回到机关，基本上算重用。当时全党、全军、全国都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我对“林彪反党集团”自然很憎恨！公审的时候，我被抽调参加予审工作。

在整个黄、吴、李、邱的案子中，材料很多。经过归纳、整理后,除原中央文件认定的“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外，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向上级请示，希望提供更多的材料和证据时，送来的还是林立果一伙的材料，我们手上基本上都有，并没有黄、吴、李、邱的罪证材料。只有一个七一年八月八日，叶群因检查乳腺癌从北戴河回北京在毛家湾见到吴法宪、邱会作的材料，经过反复核实也排除了。一是吴法宪在无奈之中说了假话；二是掌握总兵权的黄永胜没到场，谙熟用兵的李作鹏也没到场；三是林彪和黄、吴、李、邱还是联不起来。同时，反而出现一些反证，如九月十二日黄、吴、李、邱都在正常行为之中，而且，这几个人的服务人员都证明他们服了安眠药。

х月хх日，传达了中央首长“两案”一起审的重要指示后，我们的工作又较为顺利地进行了，并转到在文革中，黄、吴、李、邱“攻击领导人”， “迫害干部群众”问题上面去了。搞这些问题我挺积极，心里有气，因为我本人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在所整理的罪行材料中，能对号如座的不多，没有什么利用职务之便，公报私仇导致犯罪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都源于文革中中央的政策，不少事一联又联到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后来传达了彭真同志的重要指示：虽然在文革中有十几件大事对党和国家造成极大危害，但这些事直接涉及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只能忍痛割爱。

这样使我们的工作又有一点卡壳，主要是我的心里有点卡壳。冷静下来一想，犯错和犯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处罚是不是必须用法律手段解决，不少人甚至认为判刑是处分的一个种类。在那种政治氛围中也不会有什么争论。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感慨万分。我的想法果然得到印证，予审组的领导给上级报告时提出：认定黄、吴、李、邱有“两谋”罪的证据现在还没有，但无罪的反证有一些，建议不审黄、吴、李、邱的“两谋”罪 。ххх指示说：公审的事情已向全世界公布了，不审是不成的，审了可以放人嘛 ！不审他们，矛头岂不是指向毛主席了。

在予审演练时，把江腾蛟作为突破口，总想通过江腾蛟把林立果与黄、吴、李、邱连上。当时，ххх首长是予审时的主审，他让江交待九月九日到十一日与林立果、周玉驰、于新野、王飞等人密谋的情况。这种架势江腾蛟也没见过，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他也没数，江说了几件事就似乎说完了，坐在那里不说话，有些冷场。ххх首长生气了一拍桌子，大声吼道：“你们密谋了几天，就这么几件事吗！？”江腾蛟有些紧张，立即说：“不止这些，不止这些，还有设法把黄、吴、李、邱骗到西郊机场，不听话就绑架走…..”

两案

据参加两案审判的工作人员介绍，当时黄、吴、李、邱一案，大量的事实证明，黄、吴、李、邱与两谋（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无关。证明黄、吴、李、邱知道两谋的证据没有，证明黄、吴、李、邱不知道两谋的证据有，并且相当充分。这就是9月8日到9月12日晚林立果的小舰队几次研究如何绑架黄、吴、李、邱到广州的方案，9月12日晚，王飞十分具体地布置了参与绑架的人员分组名单和任务要求，并且领取了枪支。（关于这一情节王飞被扣押以后，有一个十分详细的交代，被当场录像。并在相当大的范围播放，看过着一录像决不是少数。）

当时参加两案工作的人员，及其总政首长认为应当实事求是，黄、吴、李、邱作为林彪两谋起诉是不合适的。这个问题反映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表示：这莫大的案子，不审不合适，判了以后放出来就是了。这样黄、吴、李、邱的案子就这样审了，判了。作为服从政治和服从大局的样板。这也是黄、吴、李、邱在审判以后不久，即被中央保外就医的主要原因。

在特别军事法庭开庭第一审的是江腾蛟，在已经进行了无数次预演的基础上，出现了惊险的一幕，在询问到江腾蛟所参与小舰队会议的问题上，主审法官由于年纪大，一时忘记了要领，说江腾蛟不老实，参加会议那末长的时间就研究了这末一点问题吗？这使在座的审判人员大吃一惊，手里捏了一把汗。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江腾蛟那一晚上参加会议相当的时间是研究了如何绑架黄、吴、李、邱的问题。这个问题揭露出来，黄、吴、李、邱还能审下去吗？幸亏江腾蛟聪明，没有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