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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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朱长超: 林彪事件的疑问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3月 04, 2009 11: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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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事件的疑问

                 朱长超

  林彪事件,是文革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是文革史研究中需要解开的一个谜。搞清这个问题的历史真相,理性而科学地认识这个事件,具有深刻的意义。

  ◇ 一个三十多年前的疑问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接受着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审查。审查了很长时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但是,我仍然是个被认为有问题的人。我的一举一动,被认为可能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林彪事件发生的时候,是高度保密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知道毛泽东选定林副统帅当他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接班人问题还写进了党章和宪法,人民日报还发过社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伟大创造。而现在,被选定的接班人与选接班人的人成了你死我活的敌人。这对于当时人们创造的“无比英明”、“洞察一切”的神话是个绕不过去的难题。而且当局认为,林彪反对毛泽东是有社会基础的,也会引起社会反应。而我这样的所谓516式的分子和其他的运动对象,都有可能是林彪“资产阶级复辟”的社会基础。因此,我这样的运动对象是不能听林彪事件的文件的。林彪事件对我们是严格保密的。不过,我当时也猜测到了毛泽东似乎与林彪有了矛盾,也了解了林彪事件的大体脉络。

  我感觉到毛泽东和他的一些战友们面临着一个难解之结:当时,接班人是有着“四个伟大”头衔的毛泽东提议的,毛泽东又是无比英明的,洞察一切的。而林彪据说想发动政变,想谋杀毛泽东。这就是说,洞察一切的毛泽东英明地挑选了一个要谋杀自己的人当了副统帅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兼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林彪从来没有说过他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只有毛泽东拉他做自己的亲密战友。事实使充满着灵光的毛泽东陷入无法向天下人解释的难堪:为什么“洞察一切”的毛泽东洞察了一切,唯独没有能够洞察他最信任的革命接班人林彪?后来,历史还进一步证明,“洞察一切”的毛泽东也没有洞察同枕共衾的妻子江青。此是后话。当时,为了自圆其说,向群众宣读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信中说,毛泽东听了林彪的关于政变的讲话,发现了问题,将心中的疑虑悄悄地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他不同意那篇讲话,说是“为了打鬼,借用钟魁”。林是在利用毛,毛也是利用林。似乎毛泽东当时对林彪早有觉察。他老人家还是洞察一切。只是当时是悄悄地洞察一切罢了。

  不过,我心里觉得,这还是没有理论说服力,当时我的心里升起了一个疑问:你既然已经从那篇林的讲话中发现了问题,以你的绝对权威,为什么要在九大上选他做接班人呢?为什么又要将接班人资格写进党章,写进宪法修改稿(草案)呢?这不是养虎遗患呢?我怀疑这封毛泽东洞察林彪的信的真实性,稍有点头脑的人,能看得出破绽的。

  康生编造的那封毛泽东识破林彪的假信,像一件皇帝的新衣,中国的老百姓齐声赞扬着这件新衣的漂亮,不过,很多人都知道那件新衣也只是一件空落落的“皇帝的新衣”。周恩来似乎也看穿了那件新衣。不过他自然不会说。他是个老道的政治家。毛泽东似乎心里也有点不踏实,有一次问周恩来信不信那封信,城府很深的周恩来顾左右而言它,做出似信非信,似不信又信的样子,毛泽东只得自找台阶说,“恩来心里明白。”

  洞察林彪的信可以向天下人伪造,林彪的罪状就不可以假造吗?后来,历史又证明刘少奇的罪状是伪造的,彭德怀的罪状是强加的,林彪的罪状就不可以伪造、不可以强加吗?林彪事件是一件真案,还是一起假案?我的脑子里一直是个问号。这个疑问有可能遭祸,它留在脑子里,一晃竟有三十多年了。对于天下人来说,这个事件真的清楚了吗?

  ◇ 林彪的发言有罪吗?

  毛、林的分歧,似乎公开于庐山会议上。林彪在党的中央会议上,提出国家要有个头,建议国家要设国家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陈伯达也有这个主张。汪东兴等许多人都有这个主张。林彪的发言,得到了当时很多人的拥护,几个组的讨论非常热烈。陈伯达也作了发言,支持林彪的讲话,还引经据典地找了不少根据。当时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黄永胜等人也支持这种观点。

  这一点也不奇怪。第一,家有家长,组有组长,任何机构都要有一个头。国家要有个主席,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的,选谁当国家的头是一回事,国家要不要一个头是另一回事。国家自然是要有个头的,不能因为吃饭吃噎了就不再吃饭,不能因为刘少奇当过国家主席就不再设国家主席。一个国家设主席(或总统等)是全世界的一个通例。第二,在文革中,毛泽东搞了点个人崇拜,当时的毛,在中国人心中是尊神,对他稍有不敬,稍有微言,就是现行反革命。因此,选他当国家主席,在当时是自然的,正常的。这正如在朝鲜选金正日、在伊拉克选萨达姆,都是正常的。

  结果,毛泽东认为陈伯达反党,将陈投进监狱。陈伯达在文革中是有错误的。他的文革错误,主要是忠实地执行了所谓的“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其实,这个老夫子早就不想当文革组长了,他当组长,只有挨后台老板、自己又颐气指使的江青的气。但是,林彪却认为他不应辞去这个职务,不然,江青更加会飞扬跋扈。陈伯达在庐山党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主张,要求设国家主席,要求毛泽东当国家的主席,这是符合党章的,是没有错的,更没有罪。退一步讲,如果他反对设国家主席,反对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他在当时也可能获罪。但是,从党章法律的角度讲,也是允许的,也是没有错误,也是没有罪的。他的所言所行,都在党的章程所规定的党员的权利之内,党员都有在党的会议上表明自己观点的权利。世界上任何政党都能做到这一点,何况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上,何况是在绝对英明正确绝对权威的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因此,陈伯达在庐山的发言是无罪的。林彪的发言同样是无罪的。

  毛泽东则认为,陈伯达有罪,黄吴叶李邱有罪,林彪也有罪。毛泽东整黄永胜等人,是向林彪施压。将陈送入监狱,是给林彪上课。他让黄等人回京后检查,他们作了检查。他是要逼林彪检讨。林彪没有检讨,林彪认为自己无讨可检。毛泽东认为,那次会议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他习惯于把一切看作是严重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他把林彪等人要设国家主席、要他当国家主席的提议,也当成了一次新的严重的路线斗争、新的严重的阶级斗争。

  可见,林彪事件,一开始就是由于毛泽东过于敏感的神经引起的。他历来主张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庐山会议前不久,他刚打到他的宿敌刘少奇,他认为,新的路线斗争、新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了。解放以后,他批胡适,批胡风,搞反右,批右倾机会主义,搞四清,搞文革,后来又搞到了他选中的亲密战友林彪身上,最后也搞到了跟随他几十年对他忠心耿耿的周恩来身上。他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场胜利接着一场胜利。他渴望运动,他渴望胜利。没有运动,没有胜利,他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失落感,空虚感。他其实是一个病人,一个患上了“阶级斗争强迫症”的病人。当然,他还患上了世界领袖幻想症和其他神经性疾病。有强迫症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反复地洗手,反复地关门,反复地检查自己的发言稿,似乎不这样,天就要坍下来了,心里就不踏实。毛泽东也患上了这样一种严重的强迫症。他觉得,他的周围都是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消灭了一批,又产生了一批。他活着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要把他所认为的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挖出来,消灭掉。只有这样,他的精神才会安定下来,他才会有成就感。不然,他就会像洗手强迫症病人那样,如果每天不洗上百遍的手,会坐立不安,会夜不能寐。毛泽东也是这样,不制造出一些新的阶级敌人,不将这些他创造出来的敌人挖出来,他觉得心里不好受,好像没有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伟大使命一样。

  可见,林彪事件的起因,错不在林彪,不在陈伯达,不在黄吴叶李邱,错在毛泽东。他对权力太敏感了,他太凌驾于党之上了,一切以他的好恶为是非。如果他稍有一点民主精神,按照党章办事,可以在庐山会议上与参加会议的代表一起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国家的体制如何安排,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如果不能统一,民主表决就行了,少数服从多数。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并且把与他表示了不同意见的人,都打入了另册,准备一个一个的收拾掉。如果他按照党章,或者按照他以前所说过的,言者无罪,林彪事件就不会成为后来震惊全国的大事件。因此,可以说,林彪事件,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制造的,是中国的缺乏起码的民主政治风气造成的。

  ◇ 林彪有野心吗?

  林彪的罪状,似乎主要有两条,一是林彪有野心,有野心的主要表现是想他想当国家主席。想当国家主席的根据又有两个,一个是在庐山会议上发言要设国家主席。毛认为,他要设国家主席,要让毛当国家主席,这是假象,其实质是要自己当国家主席。另一个证据是,叶群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

  林彪真的有野心吗?林彪真想当国家主席吗?

  第一,从逻辑上说,这是说不通的。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就定罪说,他就是要当国家主席。这种推定是没有根据的。按照这种推理,谁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谁就是有野心,谁就是想当国家主席。以此类推,陈伯达也提出过要设国家主席,他也是有野心,也是想当国家主席;毛泽东的信任的汪东兴也主张设国家主席,按照同样的逻辑,他自然也是想当国家主席,也是有野心了。在庐山会议上,主张设国家主席的人是相当多数,以此类推,庐山会议多数人有野心,多数人想当国家主席。这样,共产党的中央会议岂不成了野心家会议?中央委员的大多数岂不成了野心家。国家主席只有一个,不可能有那多个国家主席,那么多人想当国家主席,岂不是白日做梦。这个推论是荒谬的,因此,他的前提也是荒谬的。

  如果谁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谁就是有野心,谁就是想当国家主席。以此逻辑进行推理,以后如果谁提出要设立一个机构,谁都就是有野心的证据。比如说,如果谁提出要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按照毛泽东的逻辑,此人有野心,他是想当国家顾问委员会的头;如果谁提出要设立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按照毛泽东的逻辑,此人也是有野心,他是想当纪委主席。以此推理,除了毛主席,谁也没有资格提出建立某个机构,谁也没有资格建议某个机构要有个头。如果这样,全国的建制只能由毛一人说了算。如果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逻辑,中国的事情只能由他一个人思考,一个人决策,一个人办理。11亿中国人,包括几百名中央委员和若干个政治局委员,岂不成了摆设,成了奴才?如果谁提出某个建议,如果不合他的意,就成了有野心的罪证。这在逻辑是说不通的,因此,毛对林的想当国家主席的定罪,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从林彪的身体状况,言谈举止,生活起居,他并不想、也不能当国家的头。

1.从他的健康状况看,他是个非常虚弱的病人。他不可能有精力当国家的领导人。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他是一个怕光、怕风、怕水的人。据他的警卫员回忆,他有严重的神经性疾病,整夜睡不着觉。警卫员走得近一点,走得快一点,都会引起空气流动,引起他的惊恐。他住的房间,流不进一缕阳光,也吹不进一丝的风。他听不得一丁半点的水声。对于一个如此疾病的人,权力意味着操劳操心,他的身体是无法胜任的。

2.他已经失去了起码的生活冲动。他失去了美味的吸引,失去了美色的冲动,失去了财富的冲动。每天只是吃极少极普通的食物。可以说,所有的中央领导人中间,他的生活是最朴素的。他吃的食物,与贫下中农的、普通工人的家庭并无多大区别,他吃的是咸菜、毛豆、淡馒头之类的食品,山珍海味与他无缘,他也不喜欢。他也一点不像现在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有那么强烈的弗洛伊德所说的本能冲动,如陈希同、陈良宇,成克杰等,他们每天在紧张地学习三个代表和邓小平伟大思想之余,在紧张地操劳国家大事之余,还有充沛的精力搞几个小密。林彪似乎早在东北战争期间,就对女色失去了热情。有回忆录说,他的夫人叶群在东北与林彪团聚时,半夜里经常因失望、压抑而哭泣。也许极其紧张地战争运筹压抑了林彪的自然生理,也许是阎锡山士兵的一颗子弹损害了他的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也许正是由于他对性的冷淡,叶群才大有怨言。林彪解放后从来没有使用过人民币,他不认识钱。一个对钱、对色、对生活享受如此寡淡的人,是很难有野心,是很难有权欲的。他也肯定知道,他是没有体力、没有心力去操劳国事的。一个没有体力和心力的人,会有当国家主席的心愿吗?一个既没有财富的追求,也没有女色的追求,更没有享受的追求的人,会去费心机追求一个国家主席或副主席的职位吗?不会。何况有毛泽东在,他是不可能当国家主席的。这样一点常识,他会不懂吗?

3.从林彪的工作状态看,也是缺少野心的。他懒得看中央文件,有些必须他圈阅和签阅的中央文件,他也让秘书代读,代圈,他也懒得开会,几乎不想参加任何中央重要会议,实在不能不参加的,只是勉强地参加。他不想抛头露面。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他就没有参加,是毛泽东在会议中派人接他中途参加的,他不得不去。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坚决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他不在乎毛泽东恩赐给他大权,要是换了别的中央首长,说不定会把写有毛亲笔御批的文件小心供奉、到处炫耀、传之子孙呢!九大的工作报告,他是应命很勉强地去读了一下。读完后回家,叶群对他说,真担心他读错了,他却说,读错得多一点才好呢!如果真有野心,这样的时机,正是实现野心的好机会呢?他对于有利于自己实现野心的御批文件和意味着政治地位的宣读政治报告的事情,如此怠慢、如此忽悠,这样的工作状态,能有野心吗?

  第三,从当年他已经有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他还有必要去争那个无权无势的国家主席的位置吗?没有,没有丝毫的必要。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提议下,在全党代表大会的庄严通过下,在神圣的党章里,他已经是党的副统帅,是铁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了。在当时,他的权力已经仅次于毛了,他还有必要再去争那个没有多少意义的位置吗?在东北战场、华北战场如此英明的林彪会不从刘少奇的下场感悟到一点什么?还会去挣刘少奇空下的位置?在中国,党高于一切,就是设国家主席,林彪也只能当个副主席,国家副主席比起党的副主席,比起党章规定的副统帅、接班人,更只是一个摆设。当时正如日中天的林彪,还会希罕那个国家副主席的头衔吗?似乎不会。

  第四,从现在披露的一些事实看,他的行为显示他毫无从政之心,更不要说野心了。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共交谈了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邱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如果真有野心,真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他们是不会如此轻松的,也不会如此松散。一定会如毛泽东所说的,会频繁地“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世界上难道有懒于从政的野心家,有几年不见面、不商量工作到的反革命集团吗?

  第五,退一万步讲,如果林彪真想当国家主席,他建议设国家主席,确实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就是野心吗?就是犯罪吗?就是反党集团吗?也不是。首先,毛泽东主席历来教导人们说,我们的同志,无论职务高低,贡献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刘少奇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我当国家主席是为人民服务,你掏粪也是为人民服务。如果林彪真想当个副主席,也无非只是找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位置而已,就如时传祥找一个掏粪的岗位一样。至少这并不构成犯罪。其次,党章和宪法都规定,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希望自己被别人选举,或者想自己选举自己,都是行使党章和宪法赋予的权利,是允许的,合法的。合法的行为怎么成了反党行为了呢?如果这也是反党行为,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全国国庆庆祝会口号清单上自己为自己加上了一条“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岂不也成了反党行为,岂不也成了有野心的证据了?

  如果提出设国家主席是有野心的表现,是有罪的,那么,在此之前,国家曾经设过国家主席,毛泽东同志当过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当过国家主席,难道此前的设国家主席的规定,都是有利于构成反党和犯罪的规定?宪法曾规定要设国家主席,难道宪法的规定是错误的规定?林彪只是提议设国家主席,还没有真正设国家主席,更没有他人或自己真的当上了国家主席或副主席,如果他这样就构成了反党和犯罪,那么,前二届人大中设置了国家主席和有人当上了国家主席,岂不是有人“犯罪”在先?“反党”在先? “野心”在先?如果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设国家主席是犯罪,那么,有人提出设某个部,某个司,某个局,以案例法援引,也构成犯有类似的反党罪,野心罪,所差别的只是罪大罪小而已,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这样一来,全国设置那么多机构,主张设置那些机构的人,岂不都成了大大小小的野心家?中国就岂不成了野心家的角逐场了?如果这样,借用骆宾王的一句名言,“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中国岂不是成了野心家的天下了?野心家岂不是遍于中华了?这种结论显然是荒唐的。

  第六,从刑法规定看,以此定罪林彪,也是于法无据的。中国的刑法规定,是否犯罪以行为为证据,不能以言治罪,更不能探测其内心来定罪。如果我们以某人的动机来定罪,那么,这是违背中国和世界的刑法定罪原则的。因此,退一步而言,林彪即使是真想当国家副主席或国家主席,那也是一个党员正当的权利。每个人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有被选举担任党内职务的权利。总之,林彪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发言,并不构成犯罪,也不能构成所谓路线斗争的错误。

  最后,从历史的事实看,对林彪所定的野心罪、反党罪,与事实对照,是有出入的。说林彪有野心,有些什么有力的证据呢?据当时的中央文件说,叶群曾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儿摆?”这话叶群是否说过,现在看来未必真实可靠,据吴法宪回忆,这是他在没日没夜的逼供之下按照逼供者的要求提供的口供,是不真实的。这就如刘少奇专案组定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罪时的证据,都是逼供的产物,逼供下的口供,不能采信。退一步讲,从法律角度讲,即使叶群真这样讲了,这只能作为叶群有野心的证据,不能作为林彪有野心的证据,更不能以此作为林彪的罪证。因为林彪是林彪,叶群是叶群,正如江青是江青,毛泽东是毛泽东,我们不能把江青的错误当成是毛泽东的错误,尽管他们是几十年的夫妻。我们更不能因为江青参加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而以此作为毛泽东的罪证。路是路,桥是桥,夫是夫,妻是妻。叶群真说过那样的话,也不关林彪的事。这就如江青做了大量坏事,如果毛泽东没有参预、没有知情,也不关毛泽东的事一样。

  ◇ 毛泽东有没有责任?

  林彪事件,不是林彪有野心引发出来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毛泽东逼出来的。是毛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的产物。

  第一,在庐山会议上,陈、林等人提出建议,是在党的会议上提出的,没有任何违反党章的行为,毛将陈伯达逮捕是错误的,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程序。毛泽东曾经自称他是“癞痢头打洋伞——无法无天”,林彪事件是又一次癞痢头打洋伞的生动表现。中国刑法规定,任何人不得未经司法机关批准加以逮捕,更不能未经法院审理而定罪。更何况,法律也应该保证被审判者、被判刑者以上诉和申诉的权利。从法律的角度讲,毛泽东这是犯了藐视和践踏法律罪。这个罪,与他对刘少奇以前其他许多由毛制造的冤案的罪责是一样的。如果采用党内民主的方法,这本来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不同认识,完全可以通过讨论、协商、民主决议的办法办理。因此,事件在风起于青苹之末的时候,是毛泽东抡起了大棒,践踏了党内民主,制造了党内纠纷,激化了党内矛盾。林彪事件的发端,是毛泽东的专制独裁的处理方式引起的。

  第二,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再一次采用了他惯用的“阳谋”的方式,没有采用他口头上一惯主张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他表面上说,要保黄吴叶李邱等军委的几个人,并且批示他们的检查是好的,通过了。背后他又说,要对他们“掺沙子”“抛石头”。他对这些人当作敌人来处理的。毛泽东的这种手法,与他对刘少奇的处理很相似。1967年春节,毛泽东接见了刘少奇,刘提出自己放弃权力,回乡种地,希望毛结束运动,毛对刘说,犯错误么,改正了就行了,你要养好身体,准备工作。而实际上,他让手下的人发起了批斗刘少奇的新的高潮,自己则有滋有味地一个人悄悄地看着批斗刘少奇的录像。对林彪和他手下的几个人的处理方式,只是倒刘方式的历史重演。他的这一套手法,经过多次演练,已经非常熟练,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对待林彪,他采用隔山震虎、引而不发的方针。本来,是他亲自选定的党的接班人,党的副统帅,主副统帅之间有一点不同看法,可以坐下来推心置腹,至少可以交流,协商,但是,毛泽东表面上说,他要约林彪同志谈谈,但是,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曾经数次找毛谈话,毛都避而不见。1971年,毛来到南方各省,每到一地,不断地吹风,数说林彪的罪状,让各地大员与林彪划清界限。这种做法不符合党章规定,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教导的党员之间彼此要在党的会议开诚布公解决矛盾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他老人家历来教导我们,要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他老人家历来反对在背后拉帮结派,煽风点火。这一次,他老人家又一次忘记了自己对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的这一谆谆教导。他老人家还说过,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虽然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但林彪上门求见,见一下又无妨?你对刘少奇恨得咬牙切齿,还接见过他呢?林彪是你亲自选定的副统帅,为什么三番五次地避而不见呢?见了面,不就可以充分交流,消除分歧或者消除误会吗?即使林彪不找他,你党中央主席也可以直接找你自己定的接班人、你的副统帅沟通谈心?他老人家在与副统帅有分歧的时候,就忘记了在自己的伟大的著作中记载的自己的伟大思想?毛泽东同志又一次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教导。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悖论。

  就这样,毛泽东决意用对付刘少奇式的办法处理林彪和支持他的一些人。毛泽东刻意要恶化矛盾,终于,导致了林彪出走,他挑选了接班人,又逼走了接班人。历史与人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可见,林彪事件的产生,毛泽东是有责任的。如果他按照党章办,如果他有一点民主风范,统帅和副统帅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可以避免的。

  ◇ 关键在于树大招风

  林彪无权欲,无物欲,也无色欲。从他的处世方式、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他无意于权力的角逐。他对有着极大的权力欲和其他欲望的毛泽东本来是不构成威胁的。但是,后来毛林之间,为什么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呢?

  毛泽东在九大后忌恨林彪,有其心理学根据。他患上了权力狂热症、权力威胁恐惧症。

  第一,他对权力的疯狂追求和疯狂护卫使他把当年的战友都看成了敌人,他几乎仇视所有当年的战友。任何有功于他、有恩于他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他必欲置之死后而后快的对象。刘少奇是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人,他因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含蓄地批评了毛而被毛恨之入骨,刘少奇专案组和中南海的捍卫毛泽东思想造反队对刘的虐待,没有毛的怂恿,这是不可思议的。刘死的时候,没有穿裤子,胡子头发如乱草,并且有意安排在他生日那天听到将他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和开除出党的广播。这一切,都是毛泽东“伟大战略步骤”的一部分,是他老人家精心安排的。他一点也不想想当年七大上刘少奇曾经帮过他大忙。彭真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因为在他主管的北京市不登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还说了一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话,就被罢了官,被批斗了无数场次,被关在秦城监狱十来年,并且一门遭灾。彭德怀曾指挥过延安保卫战,为他解忧,到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也是一个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彭德怀早已被他打倒在地,不构成对他权力的威胁,毛仍然将他苦苦地整死。他已经有了仇恨癖。对林彪也是这样,不会因为在文革初期你帮助过他而有一种感怀之意,一句不合,心生恨意,而且不是小恨,而是大恨,是必欲置于死地的极恨。这种对人态度,已经成了毛泽东的一种人际关系模式。他老人家宁可他负人,不可人负他。这一点,与曹孟德先生有点相似。

  第二,毛对权力已经变得无限敏感。任何可能会影响他的权力的人、任何力量渐大有可能对他的权威构成威胁的人,他就要除之而后心安。对林彪是这样,对周恩来也同样是这样。周恩来对毛忠诚勤恳,但是,毛照样整他,毫不手软。利用伍豪事件向他施压,利用中美谈判整他,利用风庆轮整他,利用批林批孔整他。最后,在周恩来患了癌症之后,他也坚持不让他及早动手术,周的病被毛拖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周瘦得只有60多斤。对此,周心里是明白的。对周的忌恨,是因为有一批行政官员跟从他。对林的忌恨,是因为林手下的几员大将是林彪部下,黄吴李邱在军队中又掌了权。毛担心权力会受到威胁。当时人们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这话让毛很不高兴,说“缔造军队的人就不能指挥军队了?”林和四野政治地位的上升,对于深谙权力之道的毛泽东来说,看到了他的权力和权威可能会遇到潜在的威胁。他看到林彪声望和四野在中央力量的上升,这种力量已经使他内心不再安宁了,因此,除掉林彪,势在必然。顺便说一句,后来邓小平突然对对他忠心耿耿的杨家将开刀,其心理因素与此颇有几分相似。

  林彪当然不是没有错误。这里所说的他的错误,既是指对国家和人民的历史的错误,也是指导致自己悲惨结局的错误。我认为他的最大错误有两个。

  一个是他上了文革这条船,成了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工具。古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刘少奇倒了,林彪自己自然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他在刘少奇被打倒后,自然就成了等着被烹的走狗了。他在文革中的红极一时,也给他带来了后来的危险。他入伙文革,尽管他不愿意,是毛强拉入伙,但是,毕竟他成了毛的亲密战友,成了文革的红人。文革是不得人心的,文革中有大批大批的人被整得死去活来。这些人的内心必然是反对文革的。林彪在文革中的被拉进入伙,使他很容易地成为人们怨恨的对象。按照心理分析,文革的不幸者、受害者对于文革的得益者、获利者、幸运者很容易处于对立的心态。文革是毛发动的,他应该对文革的后果负最大的责任。但是,由于很复杂很现实的原因,人们不敢恨他,不想恨他。直到文革结束了,人们还是维护着他。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痛责小鬼,保护阎王。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人们不会把责任、仇恨对准真正发动文革的毛泽东,而会集中于在文革中走红的林彪、四人帮。林彪在文革中被毛泽东拉进入伙,使他很自然地成为受到文革伤害的大批人的仇恨对象。文革打倒一大批,这是毛泽东的责任,并不是林彪的责任。但人们喜欢说成是林彪和四人帮违背了毛的意愿造成的。林彪和“四人帮”成为人们仇恨的对象。他被毛泽东裹夹着在文革中亮相、走红,在当时似乎是好事,实际上使他很容易成为文革的替罪羊。这是一步不走很难、走了很危险的棋。林彪避祸的最好办法,是继续治他的怕光怕水怕风的病,做文革的逍遥派。健康是第一位的,让伟大领袖和他的妻子、战友们将文化革命搞得天翻天覆吧,林彪最好的文革策略是不介入,养病他避祸的最好方法。

  第二,林彪初期编辑了那本小红书——毛的语录,这本书推动了全国对毛的个人崇拜,对于现代中国的个人迷信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对毛的个人崇拜运动,也损害了林彪在中国广大民众中的形象,也造成了他是文革得益者的形象。他对毛的个人迷信把毛送上了神坛。当他带头创造的这尊大神反转手来对他进行迫害时,林彪就陷入极大的被动。你树了毛的绝对权威,也就增加了神打倒你的份量。而因为你造了一个绝对正确的神,创造了一个被称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统帅的人,他要打倒你,人们就会认为神是正确的,你就成了神坛的祭品。你要反对他,你就自己将自己处于挫败的地位。刘少奇曾经犯过这个错误,林彪也犯了这个错误。而造神的凡人最容易冒犯他自己创造的大神,最容易被神用来祭刀,然后将他供奉在神坛上作为祭品。

  今天,在几十年后再看林彪事件,从根本上说,林彪事件是人为的党内斗争的产物,是中国一系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所谓反党事件或者反革命事件中的一个普通事件而已。它是由于中国和中共党内缺乏民主风气造成的。如果有民主风气,对刘少奇用得着这样搞吗?党内自由辩论不是更能分清是非吗?对林彪事件也是这样,完全可以充分地交换意见,民主表决,有必要用这样的非常手段对自己的亲密战友和高级干部用镇压、逮捕的办法吗?如果有一定的民主制度保证,就决不会出现所谓的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就不会有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就不会有林彪反革命集团。

  林彪事件的发生,也与毛泽东晚年多疑的心理疾病有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色很多,冤假错案之多,我猜想一定雄居世界第一,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特色。毛泽东的晚年,其实是一个严重的心理病人。他的心理障碍,如多疑、刚愎、封闭,权力无限,一点小事很容易风声鹤戾,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演化成挖出一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来。中国人的创造性不同寻常。中国人不仅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而且还发明了把自己看不惯的人打成反党集团、野心家的接二连三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造成中国所谓十次路线斗争,造成文革中一亿人受冲击的世界史上的奇观。中国缺乏民主的机制和民主的风气,一国由一个党说了算,一个党又由几个人说了算,几个最有权力的人中又只有一个领袖说了算。领袖虽然伟大,但是,他毕竟不是神,他是凡人,他有六情七欲,他有认识的偏差,加上他老迈,心理有障碍,整天被几个小女子和小男人围着。有着无限权力、又有着心理疾病的他,让国家听命于他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国家必然会产生种种问题。林彪事件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人也许会说,林彪是反革命集团,这已经是铁案如山了。你这是为反党集团鸣怨叫屈。铁案不铁案,要由历史来作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评论是非的试金石。当年,胡风案、61个叛徒案、反右案、彭德怀案、刘少奇案,以及千千万万个大冤案,一个个都是“铁证如山”的。许多案件是伟大领袖亲自定的,亲自批的。可惜,那如山的铁证,仍然禁不起历史的检验。铁山其实只是冰山,大虽然很大,但是太阳一出来,就容易融化。我们对历史应该抱着一种负责的精神,努力去澄清历史事实,廓清历史迷雾,认识历史真相。当然,我的这篇文章也许材料有误,或者观点有错,如果确实证明我错了,我觉得也没有多少坏处,它至少可以深化人们对林彪事件的认识,推动人们对文革史的研究。文革中的许多事件,包括林彪事件,是不应该掩盖起来的,是需要认真地清理和研究的。

华夏文摘增刊 第六○七期  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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