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林案的玄机和蹊跷

　　　　　　　　　　　　　　　　史　学

◇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涉及到
如何看待那一段至今都“斩不断，理还乱”的历史。

　　无庸讳言，在文革中，乃至在几十年党内斗争的长河中，“谁没有整过人？谁
没有被人整？”谁没有错误？谁没有功劳？

　　刘少奇整过张闻天，文革中被整惨死；彭德怀整过粟裕，文革中被整惨死；许
世友延安时，被逼“兵变、叛逃未遂”，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功卓
著；彭真在东北时挨过整，解放后，也整过人；罗瑞卿整过的人，也不在少数，文
革中，他也被整得好苦、好苦……。不一而足。文革中，情况更复杂。对于刘、邓
和那些先期就被打倒的同志来说，情况似乎比较简单：反对文革，一反到底。但细
究起来，文革初期，谁没有“拥护”“执行”过极左的那一套呢？可是，对于文革
中期和后期，被打倒的同志，情况就复杂得多：陶铸曾创造性地鼓吹过“怀疑一切
”，结果还是死于非命。周总理在文革中也说了不少违心的话，也没有保下贺龙，
这位应保、可保而未保下的元帅。文革中，军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毛泽东开始没
有动军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军队的人，不能不抛出一些人，以求自保。文革
中期，林彪自知不保后，奋起反抗，才有了林彪事件。冤冤相报，何时了？！其中
的是非曲折、恩恩怨怨，谁又能说的明，谁又能道的白呢？！

　　二十多年前，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对这一复杂的历史问题，有过一番高瞻远
瞩、“老谋深算”的分析。他们指出：文革是一场“内乱”。是在我们党和党中央
犯错误的复杂条件下，发生的。林彪和四人帮不一样，他们历史上有功。二十多年
后，再解读他们的讲话，是否有“茅塞顿开”之感呢？讲话中的“内乱”，就是借
用史称，太平天国的“杨、韦之乱”，自己人杀自己人。当年，刘、邓、陶不是无
产阶级的敌人，平心而论，林彪，黄、吴、李、邱，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都是
为了共和国的建立，历经枪林弹雨，有过大功的人。文革的错误，是党中央犯错误
，是毛泽东犯错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直接指挥”的一场“内
乱”。党中央、毛主席应该对这场“内乱”负直接责任，负总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
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林彪和四人帮有过激烈的斗争。为什么其他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历史大功一件，而林彪与“四人帮”的斗
争，就是“抢班夺权”，反党政变呢？历史不会认可这种荒唐的“双重标准”！林
彪的历史功绩实在太大了。我们这些小字辈，是通过“三大战役”的影片，才解读
到林彪辉煌的战史的。尽管影片中，把林彪描写成了“好人中的坏人”，但却掩盖
不了林总为共和国的建立，呕心沥血的事实。把“战功显赫”的林彪和“身无寸功
”的四人帮，硬绑在一起，有辱“正义的审判”！

　　无庸讳言，没有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超的政
治智慧，博大的宽广胸怀和历史的长远眼光，是不能解读林彪事件的，也是不可能
解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界迷案、悬案的！更是不可能把我们党从“专案复专案，冤
案复冤案”的政治“内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的！现在，我党从“内乱”的漩涡
中，解脱出来吗？原因就在于此。太平天国“内乱”的后果，就是“一场轰轰烈烈
的农民运动，被清王朝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与其说是毁于“外因”，不如说是毁
于“萧墙之内”！

◇　真相必大白天下

　　九届二中全会，还有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重大隐情：会前，毛泽东和林彪有过
一次重要的密谈！

　　林彪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堕落为反革命政变的主谋，谋害毛主席的刽子手？刚刚在“九大”党章上被破天荒
地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为什么仅时隔１年，就要“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
？

　　从党内威望和资历来说，林彪远在毛泽东之下。刚被毛泽东钦定为“接班人”
的林彪，怎么敢在“个人崇拜”之风，达到登峰造极、甚嚣尘上的时刻，一反常态
地“背”着“恩师”毛泽东，“私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说三道四，“公然”搞“
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简直就是有悖常理的“蠢动”！

　　凡事都有源，有头。

　　有证据表明：就在九届二中全会，林彪讲话的前一天晚上，林彪曾前往毛泽东
的住所，和毛进行过一次密谈。当时只有叶群和汪东兴，守在门外。据说是为了防
止江青闯入。这次林、毛在开会前的重要谈话，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情节，它是破解
上述那些谜团的一个关键的切入点！

　　吴法宪出狱后，披露了这样一个的事实：他是从叶群处得知，在这次谈话中，
毛泽东已首肯林彪的讲话。因此，他才在会上“紧跟”的。在林、毛这次谈话后，
陈伯达为进一步证实叶群的话，凭着他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又向林彪当面直接求证
了毛泽东已首肯林彪讲话的事实。之后，才有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种种表演
。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近臣”，长期以来，最了解毛泽东的想法。正因此，在
文革中，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不幸的是，那天晚上，和叶群一直守侯在门外的汪
东兴，竟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也会“出人意料”地违背毛的“意图”，向“四人帮
”大加攻伐，加入了“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行列，犯了文革中他唯一的一次“严
重的路线错误”。吴法宪、陈伯达、汪东兴三个人，在会场上的全部表现，就再清
楚不过地说明，林、毛在开会前的重要谈话中，确实包含了毛泽东事先已首肯林彪
的讲话的重大隐情！

　　昨天还同意林彪的讲话，今天就翻脸不认帐。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恶
劣政客品质，可见一斑！可以想见：一个中了“欲擒故纵”把戏的行伍出身的林彪
，会作出什么反应。由此，再解读全会后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切，令人茅塞顿开
！

　　破解这一重要隐情的关键人物，是汪东兴！他总有一天会说真话的！

◇　破解林彪事件的钥匙

　　林彪事件是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几十年来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理论界、新
闻界、文学界的极大兴趣。这是因为，从目前官方公布的材料看，其中疑点太多，
事实不清，证据太乱，逻辑牵强，结论武断！根本无法向历史交代，无法向世人交
代。

　　究其原因，其一，“四人帮”的诬陷和编造，对搞清林案，打下一个很坏的基
础。其二，由于派性的原因，由于难以压抑的狭隘的复仇心理，由于听不进陈云、
胡耀邦、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告诫，邓小平、彭真作出了“两案并一案”的荒
唐的政治裁决，使得原本可以搞清的林案，更加扑溯迷离。现在，这些应该对林案
起作用的政治人物，都已作古。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历史责任，留给后人的是一个
“剪不断，理还乱”的林案。也为国、内外好事者，提供了“想象”空间！

　　在林案专案审查的十多年，以及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最大的漏洞就是听不到“
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客观地充分地”陈诉。事实上，几乎每一个
当事人，都有在违反主观意愿的情况下，强迫按照专案人员的要求，书写“交待材
料”的经历。因此，认真听取“直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客观地充分地”的
条件下的陈述，就是我们拨乱反正，查清林案事实真相的突破口。

　　现在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明里暗里，有意无意地
在封堵这个突破口。使得不少“直接当事人”，至今心有余悸！在此，我们要提醒
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两条：第一，必须明白：阻碍“当事人”，依法“客观地
充分地”陈述案情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如果说，当年你们由于历史条件的局
限，认识不到“逼、供、信”的犯罪本质，还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今天，再这样
搞见不得人的小动作，就必遭法律和历史的惩罚。第二，搞专案的人员，有一种侥
幸心理：明知其中冤情重大，但“当事人”，大多年事已高，把林案捂到这些人统
统作古，岂不是熬到“冤案变铁案”的那一天吗？请那些心怀侥幸的人明白：林案
是举世瞩目的历史大案，全世界会放过你吗？历史会放过你吗？混是混不下去的！
捂是捂不住的！熬也是熬不过去的！“往事并不如烟，历史岂能尘封”？！陈云同
志为林彪事件考虑了两个星期，写下的那二百多个字，你们还记得吗？长期怀着“
熬到那一天”的投机心理，你们不感到太累吗？

　　作为严肃的历史工作者，现在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大力抢救，发掘这些“直
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一切从可信的客观事实出发，这才
是最终揭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纪迷案的钥匙！

　　可以想见，当我们打开林案迷宫的大门时，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会感到一
种莫名的“失落”：这些往日的“阶下囚”，怎么变成珍贵的“直接目击证人”和
“直接当事人”？

　　其实，您们也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在如何编造“冤、假、错”案，这个领域
，你们有着绝对的历史价值！你们把在这个领域，亲身经历的事实，向世人揭露出
来，对我党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人民不再遭这份罪，就是历史大功一件！对我们亲
爱的祖国，从此永远摆脱“专案＝冤案”，“党派倾轧”，“政治清洗”“萧墙之
祸”的内乱、恶梦和怪圈，真正走上民主与法制的光明大道，就是大功一件！何失
落之有呢？

◇　四人帮在林彪案中造假

　　张玉凤、姚文元关于中央在林彪专案中造假事件的回忆，在范围上，有区别。
张玉凤指出，那封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著名的，用来表明毛“早已看出林彪
是野心家”的信，完全是在“康生的直接授意下，由张春桥起草的”造假产物！对
此，毛泽东是完全心知肚明的！姚文元则提出了比张玉凤更为广泛的造假领域：“
‘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
势需要而编汇的。”

　　他们俩人，对当时中央造假的动机，提供了相同的证词：为了维护毛的“光辉
形象”和权威，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公然通过了在林彪案中造假的决定！结合当时
的历史背景，合乎逻辑，可信。据姚文元说，中央还专门为此做了“决定”。历史
正企盼着，这个“中央决定”，公布于世！

　　张玉凤、姚文元都是极其重要的直接当事人！他们的回忆，其份量之重，不言
而喻！他们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同一事件，发表内容相同的说法，其
可信度，不言而喻！如属实，“四人帮”在林案中造假，已是“铁案”！

　　根据姚文元的说法：“‘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
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我们注意到，“掺了很多假”和“
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的说法。据此，我们有理由提出那个至今找不
到一个直接目击证人的被法庭“确认”为“武装政变的纲领”的“５７１工程纪要
”，完全是张春桥、康生，“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不要忘记，当时
，老奸巨猾的康生，在解读那“５７１工程纪要”时，故弄玄虚地说，“纪要”中
，有些话很幼稚；有些话，不是２０几岁的人，能讲出来的了。这正是他们造假时
的阴险用心所在！

　　张玉凤、姚文元关于林彪专案的两段回忆文章，读来令人毛骨悚然。毛泽东伙
同“四人帮”，在举世震惊的林彪大案上，导演如此“惊天骇俗的造假丑闻”，甘
冒天下之大不韪，杜撰如此“瞒天过海的欺世之作”，怎能不使世人瞠目结舌？！
怎能不令世界舆论哗然？！这与当年希特勒法西斯在“国会纵火案”的所作所为相
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此，当时的“中央文件”，绝不可信，已成不争的事实！当年举世瞩目的那
场“正义的公审”，基本上，延用了“四人帮”时期的“中央文件”的指控，其可
信度，还有多少？不言而喻！当然，历史还企盼着图们等人，这些“正义的审判”
的重要当事人和“专案文学”的始作俑者，对专案和起诉过程的“实事求是”的回
忆！据我们了解，已有几位专案当事人，在写这段历史。届时，又要爆出“惊天丑
闻”。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历史和人民有多伟大！不管你多会造假，政
府机关内部的知情人们，一造反，一揭发，丑闻全暴露，“权威”全崩溃，如多米
诺骨牌一样，当也挡不住！

　　林彪事件的研究，大有搞头，大有文章啊！现在，我们不关心“翻案不翻案”
的问题，只关心“事实和证据”！只关心历史当事人的陈述！

◇　重提林案是质疑，是挑战，不是翻案

　　人们一提起林彪的案子，有人就会跳出来，说是“给林彪翻案”。问题绝不是
那么简单！

　　人们重提林案，主要是因为林案疑点太多！事实与案情，还远远没有搞清楚！
结论与判决，实在是经不起推敲，更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待！

　　事实是：重要的证据，都没有归案！关键的当事人，都没有得到自由陈述案情
的权利！而且，有充分证据表明：毛泽东伙同“四人帮”，在林案中，确实公然制
造了假证据，并为此，形成过准许造假的“中央决议”！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对
林案的质疑，大多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林案盖棺论定，条件并不
成熟！

　　林案的重要证据“黑匣子”，能要，而没有要回来；林彪带走的文件，能要，
也没有要回来；至今找不到一个“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按现在的证据，
似乎是“所有在林彪专机上死了的人，都知道那个“纪要”，而活着的，一个目击
证人都没有；所谓的政变主犯“黄、吴、李、邱”，竟都不知“政变纲领”的“５
７１工程纪要”；那个“三国四方”“指挥班子”，更是子虚乌有；所谓“林彪手
令”，据说还有横排和竖排，两个不为世人知道的版本；“手令”是否出自林彪手
笔，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九届二中全会”前一天晚上，毛与林的秘密谈话的内容
，还没有披露；林彪坐机上的大洞，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坠机的真正原因，还众说
纷纭，没有查清……总之，林案的玄机和蹊跷还多得很！

　　按正常刑事案件的办案程序，任何检察机关，面对有这么多疑点的案子，只会
深入勘察，决不会贸然起诉！只有在当时法制不健全的中国，才会因为政治需要，
迫不及待地搞出这种遗患无穷的“两案并一案”的司法闹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疑点丛生的林案，提出质疑，对当时官方“结论”，提
出挑战，是情有可原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现在重提林案，是要搞清事实，弄清
真相，查清细节！对官方为一时政治需要，搞的那场“司法闹剧”，是质疑，是挑
战，但绝不是翻案！

　　至于最后能不能颠覆当时官方对林案的结论和判决，完全要尊重历史事实真象
！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如果林案真的是假案，颠覆了，岂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吗
？！也符合我党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

　　我们不理解的是：有些人为何看到人家一提林案，就神经过敏，就浑身不自在
，就要骂街，就好像人家掘了他家祖坟？！如果他们是图们之流林彪专案的办案人
员，倒也情有可原（事实上，不少专案人员也在反戈一击）。至于其他人等，就令
人费解了。也许他们出于对林彪的“刻骨的阶级仇恨”。不过我们要说的是，我们
关心的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关心的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刑事案件，如果参杂着半
点个人的感情色彩，就会有悖于“公开、公正、公平”的基本司法原则了！

◇　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的重大疑点

　　“５７１工程纪要”，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纲领性文件。它的真实性，对整个
案件的定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历经３０多年的反复查证，这个所谓的
“５７１工程纪要”，仍有重大疑点。

　　（１）至今没有查到关于林彪授意和批准这个“纪要”的直接证据。

　　“中央文件”中再三强调，“纪要”是林立果根据林彪授意搞的。但是，历经
３０年，始终没有查到林彪怎么授意，怎么审阅，怎么批准该“纪要”的证据。后
来查获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充其量，只是一个笔记，没有正式文本。也就是说
，没有林彪对它的批语和认可的证据。为此，林案的专案人员，非常头痛。以致图
门和高文明不得不推测说：有一个“正式文本”，被林彪一伙带上了飞机。遗憾的
是，他们的推测，又与周恩来的话，发生了矛盾。周恩来说，林彪除了那本林立果
的“讲用报告”外，什么文件，也没带走。因此，所谓“林彪授意”，只是一种猜
测！

　　（２）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目
击证人”。

　　根据现有的材料，不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集团“主犯”
，没有看到过这个“政变纲领”，而且，在所谓政变“指挥班子”的所有成员中，
也没有一个“目击证人”。就连参加过“南苑机场密谋”的成员和被“５７１工程
纪要”列为“保密范围”之内的所有活着的“联合舰队”的成员，以及所谓“分舰
队”的“上海小组”的成员，竟也都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个“５７１工程纪要”
。也就是说，所有被关押审查的数万名涉案人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那个神秘的
“５７１工程纪要”。

　　一位“权威”人士，在《谋害毛泽东的黑太子》一书中说：据那个在直升飞机
上被俘的李伟信供认：在“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制定过程中，他曾“断断续续”地
在场外，作过一些服务工作，但没有直接参加“纪要”的制定，更没有亲眼目睹过
这一重要文件。且不论李伟信，这样一个求生心切的阶下囚的话，是否可以采信。
充其量也只能算“半个”孤证！仅凭这样“半个”孤证，怎能支撑得起“５７１工
程纪要”，如此重大的历史情节呢？

　　因此，历经３０多年的审查，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令人十分尴尬的、却又
是不争的事实：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目击
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

　　世人不能不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个“５７１工程纪要”？！是不是又象“毛泽
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一样，是“四人帮”凭空杜撰出来的？！

　　（３）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出处，有着许多版本：５７号中央文件中讲
，是在空军学院的一个“秘密据点”的保险柜内查到的；后来作为“四人帮”时期
，林彪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纪登奎，又说是在被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还有一
个版本，说是一位空军学院的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事隔几天后，在清扫已是一片
灰烬的“秘密据点”时，在桌子上的乱纸堆里，无意中发现的。而且是记录在一个
被遗弃的小本子上。换句话说，还不是正式的文本。人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个事关
重大的机密文件，怎么会“无意之中”，遗落在一个已经被翻得狼狈不堪，已经被
烧得遍地灰烬的垃圾堆里？让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将这么一个至今找不到“目击
证人”的“绝密文件”，豁然之间，“大白于天下”？

　　根据一位对林彪一案颇有研究的“舒云”作者的最新版本说，就在林立果销毁
了“秘密据点”的所有材料后，李伟信曾鬼使神差地到过“秘密据点”，并逗留了
一段时间。这就为最后揭开“为什么林立果在‘秘密据点’，烧尽所有材料后，竟
会留下最重要的‘５７１工程纪要’”之谜，打开了想象空间！

　　正是这些在时间、地点、目击证人等关键情节上，前后难以相互印证的“权威
”证据，才使人们不能不疑窦丛生！

　　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内部，至今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的“５７１工程纪要”
，被“正义的法庭”作为定案的最重要的证据。这种情况，在国、内外法律史上，
都是空前绝后的。

◇　质疑程洪珍日记本的出处

　　纵观林案的证据，有一个特点：关键的证据，不是出自当事人，而是出自一些
“小人物”。如“５７１工程纪要”，就是只有李伟信的“半个孤证”。林彪是外
逃的“主谋”，就是出自李文普的一句“孤证”。关于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的
内容和性质的证据，不是出自在上海与会的当事人，而是出自远在北京的没有参加
会议的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的“日记本”。

　　作为重要证据的程洪珍的“日记本”的出处的真实性，有重大不实之嫌！

　　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６日，中发７２，２４号文件，即所谓的“材料之三”P
４１中，指出：关于“三国四方”会议，“日记本”的影印件原文说：“会议是成
功的，达到预期效果。团结的气氛比较好，解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看法，认识。（
１）主要矛盾在上海，在张、姚，统一了认识。（２）加速我们的准备。（３）组
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是上海——王，杭州——陈，南京——周，互相配合。
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没授予指挥权。”同时，在该文件P４１
，有一个注解：“程洪珍的亲笔日记，是在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中缴获的。”

　　人们可能还记得，这个“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曾“出土”过著名的“５
７１工程纪要”。而且是在一片狼藉的灰烬中，由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在桌
子上找到了丝毫没有烧毁痕迹的“５７１工程纪要”。现在看来，林立果不仅没有
烧掉“５７１工程纪要”，而且，留下了程洪珍的“日记本”，以备后查！这不能
不令人疑窦丛生！

　　必须指出的是，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是由王某某，在秘密据点的一片狼
藉的灰烬中找到的”说法，是在世人对中央文件中“５７１工程纪要”是在秘密据
点的保险柜中找到的说法，提出严重质疑的情况下，才“突然冒出来”，以正视听
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程洪珍的日记本”，又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从“
秘密据点”的灰烬中，“抢救”出来的呢？！总不会又是王某某偶然“发现”的吧
？！

　　这些重要证据，在出处的时间、地点、过程上的矛盾百出，是显而易见的。这
主要是因为林案的调查过程时间太长，造假太多，而且参与造假的，又不是一批人
。这样，在一些重要细节上，出现“疏漏”，以致首尾不能相顾，前后不能呼应，
漏洞百出，也是在所难免的了！看来“说谎”也难。

◇　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两大不实之词

　　陈励耘，林彪疑案的重要人物。他是九届中央候补，原空五军政委。林彪案的
法庭指控他参与“三国四方”会议，被指定为“政变指挥班子”的“杭州的头”。

　　关于陈励耘的两大主要问题。

　　（１）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０日中发７２、４号文件（所谓的“材料之二）第２
页上说：“三月二十日，周宇弛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弛、于新野、李伟信开会
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个事与首长（指林彪）谈到，首长叫先搞个计
划’。林立果、于新野、李伟信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
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２日至２４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也就是说，陈励耘是“
５７１工程纪要”重要的始作俑者之一。

　　（２）“材料之二”的第３页中，说到“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时，有一句非
常重要，但却是闪烁其词的话：“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
也就是说，陈励耘是“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重要证人。

　　人们对此提出质疑：既然“５７１工程纪要”，是林立果根据与陈励耘谈话的
“框框”写出来的，那么，陈一定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基本内容。为什么文
件中不引用陈励耘的详细证词？！既然陈励耘交代“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
变问题”，文件就应该引用陈励耘关于会上是如何讨论政变问题的详细情节。为什
么文件将这个重要情节“省略”了？！既然与会的人，除陈励耘以外，还有三个重
要人证，文件就应该引用参与“三国四方会议”的其他人，关于会议内容的相关证
词。为什么文件也将这些重要情节“省略”了？！

　　不言而喻，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以上两点指控，是非常要害的！它关系到“５
７１工程纪要”有没有一个“活证人”的问题，关系到陈本人是否知道“两谋”的
问题，关系到“三国四方”会议的性质问题，关系到参与“三国四方”会议的其他
人，是否知道“两谋”的问题。

　　但是，后来的“公开审判”，却令人匪夷所思地“蹊跷”地“绕过”了这两个
实质问题，不去对这两个问题的情节，进行细究。这只能说明，事实上，文件对陈
励耘的上述指控，查无实据！其他与会的人，没有一个作出与陈励耘相同的“交代
”。

　　这就说明，当初文件上“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说
法，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以上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两点指控，纯属不实之词
！陈励耘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三国四方会议”上，也没有讨论“政变问
题”！

　　既然，陈励耘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既然“三国四方会议”没有讨论“
政变问题”，那么，陈励耘何罪之有呢？！


　　事实是，犯罪情节可以不查，可以巧妙地“绕过”，事实可以没有，但“罪”
是一定要判的。这就是官方所谓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其实质是：
“法律必须以政治需要为依据”！

◇　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与政变无关

　　关于林彪事件中著名的“三国四方”会议，官方在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
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中，把它作为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
政变准备阶段的重要证据之一，有过浓墨重彩的渲染。但是，仔细研究，令人疑窦
丛生。

　　（１）我们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三国四方会议”，是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１
日晚开始的。林立果企图实施反革命政变的时间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８日。也就是说
，两者相隔，整整半年之久。

　　必须指出这样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政变，最怕的就是“走漏风
声”。因此，为了严守机密，只有在发动政变的前夕，才能向参加者公布。否则，
必遭杀身之祸！

　　作为久经沙场，且亲身参加过堪称“政变”经典之作的“南昌起义”的林彪，
怎么会愚蠢到不顾兵家之大忌，叫他的儿子林立果，在距９。１３政变半年之前，
在远离政变中心——北京钓鱼台数千里的上海，把几个矛盾重重的人，搞在一起，
大谈什么反革命政变，还拼凑什么政变的“指挥班子”？！难道他就不懂“夜长梦
多”，“日久生变”的道理吗？！实在有悖常理！此其疑点之一。

　　（２）“材料之二”认定：“三国四方”会议是“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
》的计划，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上海召开的”。这个“认定”的证据是什么呢？

　　与会的直接当事人：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没有一个人知道“５
７１工程纪要”。至今，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作出过“三国四方”会议是“按照
《‘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计划召开的”的证词。李伟信，作为“纪要”的“半个
孤证”，也没有作出过这样的供述。在程洪珍的日记本中，也没有这种记载。因此
，“材料之二”的“认定”，只是“推理”和“假设”，没有事实根据！此其疑点
之二。

　　（３）“材料之二”指出，林立果按照林彪“先搞个计划”的“授意”，在１
９７１年３月２２日至２４日写出了“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也就
是说，这个“纪要”的草案，是在“三国四方”会议前一个星期，才写好。至今，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林彪当时已经首肯了这个“纪要”的草案。试问，在没有林彪
首肯的情况下，林立果怎么就能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草案，擅自在上海
召开“三国四方”会议，组织实施，甚至作出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确定了
政变的“指挥班子”？！此其疑点之三。

　　（４）关于开会的准确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必须指出的是，专案和审查搞了十几年，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究竟有哪些
人参加？他们都是何时到场的？这些重要情节，至今没有说清楚。

　　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中，虽
然多次提到会议的时间问题，但都是采用“１９７１年３月底”，这样一种笼统的
“口径”，回避点明会议的准确起、止时间。直到１９８２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检察院给陈励耘、周建平的“免予起诉书”和军事法院给王维国、江腾蛟的“
判决书”中，仍采用的是“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晚至四月一日晨”，这样一些
时间概念相当模糊、宽泛的措词，使人感到其中有那么多“猫腻”！在图们和肖思
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中，对会议的准确结束时间，也没
有点明。此其疑点之四。

　　作为办案常识，搞清案件的确切时间，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最起码的。因
为这直接关系到确定有哪些涉案嫌疑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作案时间”，就
可以马上排除他的作案嫌疑。

　　　中央文件以及后来的“免诉书”、“判决书”，在这个时间问题上，多次采
用“１９７１年３月底”和３月３１日“晚”、４月１日“晨”之类的含糊措辞，
显然不是“一时疏忽”，而是刻意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周建平算不算“与会者
”。

　　（５）“５７１工程纪要”明确写着：“指挥班子：江、王、陈”（江是原南
空政委江腾蛟，王是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陈是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但是，不
在“指挥班子”中的原南空副司令员周建平，竟也被“中央文件”，圈定为“指挥
班子”成员。根据墨迹未干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周建平既不是“指挥班子”成
员，也不在大、小舰队的“骨干”名单之列，甚至还被排除在“５７１工程纪要”
规定的“保密范围”之外，林立果怎么会在未经林彪首肯的情况下，如此轻率地私
自扩大“指挥班子”的范围？究竟哪些人是“指挥班子”成员？此其疑点之五。

　　（６）法庭上，公诉人沈加良说：“这个会议的召开不是偶然的，是有政治目
的的——这个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
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但是，后来的事
实证明，与会的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都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
。那么，有什么证据说明，“会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浙江－
陈，南京－周，江腾蛟协调拉总”，就与“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江
、王、陈”，是一回事呢？此其疑点之六。

　　会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浙江－陈，南京－周，江腾蛟
协调拉总”的最早的出处，是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
二”P５中，原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日记本中的一句话。应该指出的是，程洪
珍当时根本不在现场。他既不是会议的参加者，也不是场外的工作人员。采信这样
一个人的话，本身就不可取。但是，即使笔记本的作者程洪珍，３０多年来，也从
来没有作出过“三点的头”，就是“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的证言。
相反，他的日记本却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没授予指挥权”！

　　公诉人沈加良，把“没授予指挥权”的“三点的头”，认定为“指挥班子”，
他不感到荒唐吗？！这难道是“证据确凿”吗？！

　　由于江、王、陈、周，都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中有“指挥班子江、王、
陈”的说法，当然不会作出“‘三点的头’就是政变‘指挥班子’”的供诉。

　　这样，公诉人沈加良关于“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
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
”指控，那种把“三点的头”说成和“指挥班子”是一回事的结论，就成了缺乏事
实证据的“推断”。

　　（７）最具重要有意义的是，要搞清楚：“三国四方”会议上，他们究竟谈了
哪些有关“两谋”的实质性内容？这是疑点之七。

　　“材料之二”，P３中，有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据陈励耘交待：会
上讨论了政变问题”。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人们不禁要问，与会的人，活着的有四
位。为什么只有陈励耘一个人，作出这样的“交代”呢？而且怎么看不到陈对这个
敏感问题的详细供述呢？


　　打倒“四人帮”后，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再也没有提到陈励耘交待的这一关
键问题的细节。陈励耘出狱后，推翻了“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交待”。军检
院在给陈的“免诉书”的犯罪事实部分，对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重要情节
，只字不提。仅作出“情节较轻“，“免予起诉”的决定。

　　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在以后的一切场合中，对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
的情节，都予以了明白无误的否认。

　　有充分证据证明，“据陈励耘交待：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不过是陈励耘在
当年逼、供、信的环境下，所做的伪证。

　　（８）至于“三国四方”会议名称的由来，是疑点之八。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名称，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连
听都没听到过”。程洪珍的日记本上，也没有出现过“三国四方会议”的说法。据
场外的工作人员说，“那不过是林立果吹牛时的一句“戏言”。所以，后来为了避
免“哗众取宠”之嫌，法院和检察院在正式法律文本中，再也不沿用文革时期杜撰
出来的“三国四方”会议的说法了，而是改用“秘密会议”。

　　以上所列八条，只是关于“三国四方会议”众多疑点中的冰山一角。如果把这
些疑点背后的真实情况，细细展开，就足以推翻官方关于“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
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
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臆断。

◇　陈励耘为什么要作伪证？！

　　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的“材料之二”页３中说：“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
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就是说，“三国四方会议”讨论过政变问题的重要人证
，是陈励耘。与会的人，除陈励耘之外，还有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为什么中
央文件上只有陈励耘的交代，而没有其他三人的交代呢？

　　原来，王维国在十几年的审查过程和法庭审判中，从没有承认“那是个会”，
“只不过是几个人坐下来，扯扯”，“如果扯扯就算是会，文革中太多了”。“就
是大家坐下来，解决一下团结问题”。

　　江腾蛟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下午３点的庭审中说：“开始，陈励耘吃完
饭后，林立果讲了几句话，他说你们先谈谈情况吧，要他两个和我先谈情况，他说
他有点事情出去一下，办完了再来。”江腾蛟好像十分吃力地回忆道。江腾蛟不知
是有意把内容简单化，还是确实忘记了。（见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
命集团亲历记》页４５３）

　　江腾蛟说到１９７１年到上海的问题时，据理力争说到上海确实是为了治病，
不是去搞阴谋的。“三国四方会议”之前，林立果先找他谈，并说到上海找陈励耘
、王维国谈谈，没想到搞阴谋等等。（见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
团亲历记》页３８３）

　　周建平说，谈的都是解决团结问题的事。

　　也就是说，除了陈励耘以外，江、王、周都没有说“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
题。”陈励耘的“交代”，只是一个孤证。

　　陈励耘在专案期间，确实讲了一些“查无实据”的话。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
５日的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陈励耘的一段录音：“林说，庐山会议都是几个老总，
指黄、吴、李、邱搞坏的，丘八斗不过秀才，现在军队的日子难过啊。接着，他阴
险地说，没有暴露的不能再暴露了。林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就是
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海有王政委，杭州有陈政委，我们很放心。最后，他对江说
，王政委他是上海的指挥官，陈政委是杭州的指挥官，周付司令是南京的指挥官，
还有你们的老政委，他负总责。”

　　对于陈励耘的这些交代，图们等专案人员，当时也“将信将疑”。其中有一部
分，陈很快就“翻供”了。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P
２２４中，对此有一段描述：“陈励耘在‘９１３’之后，不知是为了表示自己同
林彪一伙划清界限而争取立功，还是有意把案情弄复杂，或是其它原因，他交代过
一段情况：‘自上海黑会后，我为给林彪政变做准备，积极建立机场武装营、扩建
警卫部队，改装了伊尔—１０飞机等。’三月间，他向工作人员写材料说明这段是
自己编造的内容。那些事都是根据上级战备命令，在上海黑会之前都搞了，与上海
黑会无关系。”

　　根据上述事实，人们完全可以认为，陈励耘在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问题上，作
了伪证！

　　事实也正是如此。陈励耘出狱后，笔者曾有幸走访过他，问及了会议内容。他
说：“那就是个解决几个人团结的谈话”。笔者问他，文件中有一句“据陈励耘交
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我在里面关了
那么久，没完没了。不这么说，那还有个头？！”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陈励耘出狱后，记者许寅，采访过陈励耘（见许寅
：“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载本刊ｚｋ０２１２ｄ——编者
），谈及了“会议内容”。归纳起来三条。（１）陈励耘谈了在杭州为林彪盖了一
套房子的事。（２）空五军反空降战备工作的成绩（３）由九届二中全会，谈到反
对和防范江青、张春桥抢班夺权的事。陈说，不过是扯扯，“根本没有人说开会的
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陈励耘真的讨论了“政变”问题，军检院给他的“免予
起诉书”里，在犯罪事实方面，就不会对此，只字不提。军检院也不会对他作出“
罪行较轻”，“免予起诉”的决定。

　　事情已经很清楚，中央文件那句“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
。”的话，是陈励耘在不能“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环境下，逼、供、信的产
物。因此，得不到与会其他当事人的证词的支持。出狱之后，陈本人对此也翻了供
。

　　被逼无奈，不得不作伪证，就是陈励耘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此，我们想告诉所
有在专案学习班被逼作过伪证的人们：在涉案人员不能“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
的环境下，进行搜集证据的活动，都是非法的活动！这样搜集的所有证据，都是无
效的证据！人们完全有理由推翻过去的“供诉”，还事实的真实面目！

　　纵观林案，在好几个关键问题上，都是采用了“孤证”和“口供”，作为证据
。比如“５７１工程纪要”，只有李伟信“半个孤证”；林彪叛国投敌，靠的就是
李文普的一句“孤证”。“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是靠了陈励耘
一个人的“口供”，一个“孤证”。这样办案，是违反“轻口供，重证据”的取证
原则的。结果，人家一翻供，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　林彪事件中，几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小人物”

　　众所周知，在林彪事件中，受打击最大的，是毛泽东本人。林彪事件，不仅宣
告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而且彻底摧毁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
中的“神”的崇高地位。为了挽回“大厦将倾”的厄运，“四人帮”，在当时的“
中央文件”中，凭空捏造了“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又在文件中，拼命鼓
吹毛泽东在９。１３前，如何“神机妙算”地躲开了林立果的“追杀”，顺利“瓦
解”了林彪的“武装政变”。

　　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军事上的“神机妙算”，都来自于“知己知
彼”，来自于准确的情报。舍此，毛泽东要成功地躲开“追杀”，是不可能的。

　　于是，人们要问，毛泽东的“准确情报”，来自何方？！毛在林彪、林立果身
边，有没有“卧底”？从“文件”中，关于当时毛泽东与林立果之间“环环相扣”
的，几乎是“捉迷藏”似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情节看，没有“卧底”，是很难想
象的！事实上，在“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毛泽东要在林彪、林立果身
边，“物色”几个“卧底”，是轻而易举的！

　　那么，谁是毛泽东的“卧底”呢？我们的视线，很自然地就落在了那几个在林
彪事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小人物”身上。他们就是：（１）上了直升飞机，却
在关键时刻，“死里逃生”的李伟信，（２）赶到了山海关飞机场，却“鬼使神差
”地没有和刘沛丰一起上２５６飞机的程洪珍，（３）从林彪逃往机场的座驾上，
“突然”跳下车，并自伤一枪，从而“捡回一命”的李文普。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他们都是林彪和林立果身边“重要”的“小人物”。请注意：“卧底”
的最佳人选，就是这种“小人物”。因为只有“重要”，搜集的情报，才有价值。
只有“小人物”，才具备“卧底”人物的隐蔽性。

　　李伟信，从职务上说，不过只是空四军的一位由普通干事，刚刚提拔上来不久
的文化处副处长。开始时，主要负责为林立果收集“毛泽东像章”。但是后来，他
负责着照顾林立果的日常生活。与林立果几乎是“形影不离”。程洪珍是空军党办
，也是由秘书，刚刚提上来的副主任，职务也不高。但却负责着林立果的文件收发
工作，相当于林立果的“机要秘书”。李文普是林彪的贴身保卫参谋，一年３６５
天，不离林彪左右。这三个人，实在都是是“卧底”的“最佳人选”！

　　其次，这三个人，确实在林彪疑案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李伟信是
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的“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半个人证”。据他说，“
林立果搞了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草案。于是，法庭就认定确有其事！关于李伟信，
还有一件特别“蹊跷”的事。就是在林立果烧毁了“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内的全
部文件后，李伟信和他的弟弟，竟然“鬼使神差”地来到“秘密据点”，并在里面
逗留了一个来小时。必须指出的是，李伟信是在林立果烧毁文件后，唯一去过那个
“秘密据点”的人，他意欲何为？！联想起事发几天后，那位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
，在该据点中，轻而易举地从桌子上，拿到那本历经“火光之灾”，仍保存完好的
记录有“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笔记本的事，不由使人“匪夷所思”。人们把它和李
伟信的“偶然光顾”“秘密据点”的事情，联系起来考虑，是不足为奇的！程洪珍
有一本笔记本，据“文件”披露，也是在“秘密据点”里缴获的。该笔记本，记录
了闻名遐迩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也成了“重要旁证”。程洪珍没有参加“
三国四方”会议。法庭置四位“直接当事人”的证言于不顾，却采信他的笔记内容
。可见，他在法官心中的地位。李文普是“林彪出逃目的地是苏联”的唯一“孤证
”。正是他，提供了“林彪问：到伊尔库斯科，需多少时间”的重要情节。法庭“
违反常理”地采信了他提供的“孤证”。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看到，林彪疑案的关键情节：“５７１工程纪要”，“三
国四方”会议和“林彪出逃目的地是苏联”，竟然都是由这三位“小人物”提供的
“孤证”，来支撑的。法庭为什么对这三位“小人物”的话，如此“坚信不疑”呢
？为什么对那么多与他们的“孤证”意见相悖的“反证”，置若罔闻呢？！人们不
能不对这三位“小人物”，在林彪事件中的“地位”，在官方思维判断中的“位置
”，提出质疑！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这三位“小人物”，都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传奇
般地”摆脱了险境，“安然无恙地”逃生了！你看，李文普跳下林彪座驾时的惊险
情节，再看李伟信和周宇驰、于新野，举枪自杀时的“千钧一发”，再看程洪珍巧
妙地摆脱了“刘沛丰已上飞机，自己怎么办？”的困境，这简直就像００７中的詹
姆斯邦德，戏剧般的“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已”。常识告诉我们，在最关键的时
刻，巧妙地脱离险境，是每一位“卧底”者，必备的“最高职业境界”！实在令人
叹服！

　　有了这三位“小人物”的情报，毛泽东能不“料事如神”吗？！

　　事实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这三位“小人物”，不简单！

◇　从陈伯达的申诉档案，解读“文革”中的林彪

　　毋庸讳言，林彪是老干部中的重要一位，和全国的老干部，无论是在感情上，
思想上，还是在共同的战斗历程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文革之初，在全国绝大多数老干部，对“文革”，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顶牛”顶的很厉害，实际上是，“打心眼里反对”的情况下，林彪却代表军
队，大力支持“文革”，支持“造反派”。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人。林彪当时的
所作所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在１９７０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突然来了个１８０度大转弯，带
头向“四人帮”发难，“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如果说“二月逆流”，还只是几个
老帅和副总理，向江青、张春桥一伙，打响的第一枪，那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就是林彪亲自率领几乎全部与会的老帅、老干部、老将军，向“四人帮”发起的一
场气壮山河的围剿战。之后，林彪顶住毛泽东的“大力弹压”，“死不投降”，又
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武装兵谏”的历史剧。

　　事情怎么会这样发展？其内在逻辑，又是如何演义的？当时，有人说，林彪是
“手上挥语录，背后下毒手”。当然，用那种落井下石的阴暗心理，是无法实事求
是地解读林彪的真实心路历程的。不过有一点，该话说得倒也不错，林彪挥动“语
录”时，就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见证人，陈伯达的题为《我向党和特别法
庭的交代》的申诉档案，使我们茅斯顿开，如梦初醒。

　　陈伯达写道：“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前夕，林彪问我：是不是看到一股政治急风
暴雨的到临？主席要从北京市委突破。这场斗争可能要二、三年。主席立下了决战
状。我问：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议？林彪说：这是皇旨密令。”

　　陈伯达还说：“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林彪家，总理也在。林彪问总理：‘这
场政治风暴要烧到哪一级？’总理说：‘局势还不明朗。彭、罗、陆、杨的问题，
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林彪讲了他对主席的理解，说：‘一
场斗争是对准刘、邓，还要烧一下总理。’”

　　这就是说，１９６５年，毛泽东已经以“皇旨密令”的方式，向林彪下达了对
刘少奇、彭真等人的“绝杀密诏”。

　　可以想见，在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觉
悟的条件下，任何人，不管你是彭真、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叶剑英、贺龙、陈毅
，聂荣臻，许世友，谁拿到毛泽东这样的“密诏”，都会坚决地“打倒”毛泽东要
你打倒的“任何敌人”，都会“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都会拼
命地鼓吹“文革”，都会坚决地支持“造反派”。因此，以这条线索，去解读文革
初期的林彪，就很好理解了。

　　手持“密诏”的林彪，肯定得到了毛的庇护，军队是不能“乱”的。因此，军
队干部在文革初期，显得特别“风光”。出于“自保”，军队也难免要抛出一些“
虾兵蟹将”。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但是，后来的情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林彪亲自签发了军委８条，主张
军队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但是，毛泽东却针锋相对地指出“
不介入，是假的”，“解放军要坚定地支持‘左派’群众。”于是，军队开始动乱
了。

　　陈伯达还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
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
、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著，有时用铅笔记著。林彪讲
：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
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
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
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
：‘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
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
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
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作为一位老干部的“保守”的思维方式。尽
管文革初期，林彪曾在毛泽东那里，亲受“密诏”，但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
必然导致他与毛泽东的决裂。

　　至于后来，毛泽东如何在九届二中全会前，设下“陷阱”，对林彪“欲擒故纵
”；如何逼林彪作检讨；如何“穷追不舍”，即使林彪欲“负荆请罪”，也“拒之
门外”，不予理会的情节，很多人，都详细论述过了。在此，恕不累述。

　　有了陈伯达上述的重要铺垫，林彪在文革中，原来看似不连续的心路历程，就
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连续的过程了。

　　一言以蔽之，都是毛泽东使的坏！

◇　解决林彪事件的政治时机

　　重大政治问题的解决，有个时机问题。这是人们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
下，得出的政治经验。在研究林彪疑案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不少
直接当事人，至今还心有余悸。他们说：“冤情很大，时机未到”。

　　现今中国，有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其中，包括对毛泽东的历
史评价问题；对“文革”的历史结案问题；对林彪、高岗疑案的清理问题；对赵紫
阳、“六四”事件的平反问题；对“法轮功”群体事件的平反问题……。等等，等
等。

　　时至今日，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和林彪、高岗疑案的清理问题，与后面几
个问题相比，情况是不一样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后者，官方是绝对“
封杀”的，而对前两个问题，半官方的电视媒体，甚至“解放日报”，都可以讨论
，可以质疑。因为，它们已从政治范畴，走向历史范畴。但不可避免的是，随着讨
论的深入，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被披露，许多重要的疑点，被澄清，许多历史
的真相，得以重见天日。世人对毛泽东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对林彪
事件的真相，有了“茅塞顿开”的了解。芸芸众生就会从“个人崇拜”的泥潭中挣
脱出来，就会从“中央文件”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这样，为日后解决这些问题，
客观上，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水到则渠成矣。

　　事实上，这些问题既是当权者的“政治包袱”，又是他们的“政治财富”。如
果他们具备政治大智慧，历史新思维，治国大手笔，安邦大魄力，就能化腐朽为神
奇，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迎来清平政治，朗朗乾坤的大好局面。否则，这些“
历史包袱”和新的“政治欠帐”，就会越背越多，越背越重，直到不堪重负的一天
，大厦轰然倒塌。那时，这些历史政治问题，都会伴随着新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民
主共和”革命，在“凤凰涅磐”中，重生。


　　这是对当权者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被推上权力舞台的他们，无法推卸
的历史责任！

◇　林彪事件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的关系

　　在现今中国的政治历史遗留问题中，影响面最广，涉及人员最多，震撼力最强
，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三个，按时间顺序：（１）林彪事件。（２）赵紫阳
、“六四”事件。（３）“法轮功”群体事件。

　　这些问题之所以重大，之所以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原因就在于，对这些问题
真相的披露和重新认识，直接关系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人的政治历史责任
！

　　在此，我们仅就林彪事件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的关系问题，提一些看法。

　　一个人活在世上，几十年，总是有对，也有错！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也有对
，也有错。我们要崇拜，只能崇拜他的对的地方，伟大的地方，总不能让人民去崇
拜他的错误和罪行吧！否则，就不是“崇拜”，而是“迷信”了。就象法西斯党徒
，对希特勒的迷信一样！不仅行动上要“保持一致”，而且思想上也“保持一致”
！

　　由于毛泽东担任过中共党的主席，领导中国走过一段很长的历史过程，与一般
人不同，他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不可避免地也有过错，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令人
发指的罪行！

　　正如陆定一同志所评价的：“毛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

　　这就像我们读书考试一样。数学考了１００分，语文考了５０分。那就是数学
优秀，语文不及格！不能搞什么“平均７５分，全及格”。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也
不能搞什么“三七开”。功劳就是功劳，过错就是过错，罪行就是罪行！分得清清
楚楚，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我们这些有过文革阅历的人们，对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
的“文革”，给全国人民、给我们的民族、给我们的国家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感
同身受的！是深恶痛绝的！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如果说文革中，人们对毛的历史功
绩已经“大树特树”够了，那么，毛在建国后以及文革中的罪行，还远远没有彻底
清算！如果说毛泽东的历史罪行是“罄竹难书”，也绝不为过！！！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领导人，在“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
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开了一个头。

　　１９８６年７月，在北戴河会议上，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作了如
下阐述：“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唯心的
，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
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
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
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
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要负很大责任。中
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
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
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
，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

　　解读邓小平的这段话，有三条：第一，对毛的历史评价，没有完！但受当时历
史环境的局限，受党内一些同志思想认识的局限，只好“暂不追究”。第二，对当
时不能给毛泽东作出彻底的历史评价的错误，邓小平勇敢地承担了历史责任！（令
人钦佩！）并把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的保留意见，记录在案。为今后重提
对毛的历史评价问题，留下伏笔。第三，确定１５～２０年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
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时机成熟了！

　　邓小平对毛的历史评价问题，采取表明态度，勇担责任，留下伏笔，确定时限
的做法，体现了马列主义革命大家的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是大智慧，大
手笔，一派政治大家的风范！

　　现在，１９年过去了。邓小平对毛的历史评价所规定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
作为邓小平“钦定”的“隔代接班人”的胡锦涛，能不能“执行”，“接班”？人
们正拭目以待！

　　毛泽东欠下的历史罪、帐，一定要进一步地清算。时间拖得越久，清算就越彻
底！

　　林彪事件的真相，必将伴随着历史对毛泽东罪行的彻底清算，大白于天下；必
将伴随着中国“民主、共和”的革命浪潮，涅磐重生！

　　当然，不管怎么清算，也只是清算毛的罪行，而不是清算他的功劳，他的智慧
！对他的功劳，对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文学天才，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如果清算他的功劳，清算他思想的真理部分，哪怕是过头一步，也会变成“谬误”
。对一个人的评价，是个很严肃、很科学、很复杂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轻率！也需
要大智慧，大手笔！

　　毛泽东生前也说：“任后人去评说吧”！倒还有点“大家风范”，也许是“无
可奈何花落去”吧！

华夏文摘增刊 第四二七期 二○○五年四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