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毛家湾清查林彪“罪证”材料纪事


王海光


林彪事件后，中央组成专案组专门清查林彪“篡党夺权”的政治罪证，清查与林彪宗派集团有关联的人和事。同时，中央专案组还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抽调了一批文史哲的教师，组成专门工作小组，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对林彪数量庞大的图书、卡片、条幅等彻底清查，查找林彪写的文字材料，分门别类编辑成册。这实际上是一项清查林彪思想“罪证”的专门工作。这项工作长达一年半时间，工作小组的成员翻阅了大量的书籍卡片，最后汇编成了十三个类别的材料，上送给了中央专案组等有关部门。

关于这段清查林彪思想“罪证”的工作情况，一向鲜为人知。然而，这段历史活动是相当重要的。它不仅是清查林彪“罪行”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是一段没有完全揭秘的历史活动，尤其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特殊的存史场景。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是第一批接触到林彪内心世界的人。毛家湾工作小组整理林彪的图书、卡片、读书批注和其他文字，用一年半时间费尽心力编辑出的这些材料，是当前保留下来的第一手的解读林彪精神世界的原始材料，弥足珍贵。虽然现在这些材料还没有公布出来，但是，这批材料一旦解密了，可以提供给学界公开研究了，那么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对这批材料的史料价值如何认定。这就需要对这批材料的整理过程进行考察。当时清查这些材料的具体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清查工作中有没有屈从“文革”权贵的曲笔文章？这批材料中存不存在断章取义、弄虚作假、伪造史料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提出来。实际上，眼下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已经开始拿林彪私下的文字材料做文章了。在网上流传很广的所谓《林彪日记》、《林彪、叶群日记》，都是编造的伪史。在香港出版发行的《林彪日记》，也是大陆纪实文学作家舒云自己编纂的东西，拼凑了各种真假不辨的资料，错误百出，冠以“日记”的标题是为了蒙骗读者。所以，为了防止以讹传讹的问题，我们现在就要从存史的意义上把这段毛家湾清查工作的历史情况搞清楚，以便为后人解读这批材料提供可靠的依据。

近年来，毛家湾清查工作的情况渐渐也在社会上有些披露，但大都比较笼统。比较完整地叙述这段故事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退休教授杨遵道先生。杨教授原是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研究室主任，当年在清华大学任教，被抽调参加了到毛家湾清理林彪文字罪证的工作。他在2007年自费印行出版了回忆录《仁宇回忆录》，其中列有专章讲述了工作小组在毛家湾清查林彪图书资料的情况，这是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书中讲：参加这项工作的有20多人，清查了7万多册图书和大量的卡片，整理出1200多条“罪证”材料，分十三类汇编成册，并附有影印件。[1]书中还讲了他们在清理材料过程中，如何与迟群、谢静宜和他们派来的爪牙作斗争的情况。

杨遵道教授的回忆录是自印本，散发面很小，但书中关于到毛家湾清查工作的事情立即引起学界人士的关注。民间学者韩三洲曾著文《对林彪的一份亲历见证》，介绍了该书清查林彪材料的相关内容，抨击了当前为林彪翻案的现象，并点名批评了王年一教授为林彪翻案的观点。[2]但是，因杨遵道教授年事已高，当时已经85岁，回忆录中也有些记忆不清的问题，如工作小组在毛家湾的工作时间，林彪不读马列书籍等情况，是不太准确，有着记忆上的误记。笔者曾在电话中采访了杨遵道教授，了解在毛家湾的清查情况。

当年工作小组从毛家湾林彪驻地图书、卡片、条幅中清查出的“罪行”材料，后来编了若干分册的《林彪罪行材料汇编》。现在，这批材料已有部分内容流传到了海外，有的研究者已经开始使用这些材料研究林彪思想。但是，在海外流传的这部分《林彪罪行材料汇编》，是在毛家湾工作小组搞的原始材料基础上的再加工，与他们当时上报中央的材料有些出入。有些地方还是搞错了。

笔者关注这项清查林彪思想“罪证”的事情已有些时日，深感这段历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现在趁着参加清查工作的许多当事人还在，有些问题还可以找他们了解清楚。如果他们都走了，许多问题可能就说不清了，成为学界疑案也有可能。所以，这项存史工作是有其紧迫性的。

笔者走访了参加毛家湾清查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张显扬先生、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王贵秀先生。他们都是古道热肠的学界名家，曾多次给笔者讲述当年他们在毛家湾清查林彪“罪证”的故事，纠正了杨遵道教授回忆录中的一些记忆错误。笔者曾动员张显扬先生写回忆录讲述这段历史，为“文革”史研究立此存照。张显扬先生说：他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因为时间久远，担心会出现记忆上的错误，误导学界朋友。他建议笔者先收集相关资料，然后再约当事人一同谈谈。张显扬先生的意思是：要把这项访史的工作，搞成一个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当事人的互动，最后形成一份能够留给后人的真实的历史记录。笔者非常敬佩张显扬先生治学严谨的学者态度，接受了他的建议。

2009年3月18日，笔者与韩钢教授、友人史义军一同，约请张显扬、王贵秀两位先生，在中央党校大有北里小区，正式对他们进行了访谈，并做了录音记录。张、王详细地讲述了他们去毛家湾清理材料的情况。事后，笔者因还要查证一些资料，整理访谈的事情暂搁一时。2012年，笔者根据相关的文献材料，对这次采访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并将整理的材料写成文章，送给张显扬先生和王贵秀先生审阅。由于当时张显扬先生身体状况很不好，一直住院治疗，未能亲自审阅，采访稿的审定工作就拖了下来。直到张显扬先生身体有所好转，审阅修改工作才继续下去。2013年7月，笔者又一次对张、王两位先生进行采访，征求他们对稿子的修改意见。我们一度想把稿子改为对话体，后来认为改为对话体有些背景材料不好加入，还是按照这种叙事体例为好。

2013年9月14日，笔者与王贵秀教授在史义军的陪同下，再次探访了张显扬先生。当时张显扬先生身体尚好，精神很足，谈锋颇健，仍然还是一副意气干云的气派。大家相谈甚欢。张显扬先生肯定了笔者起草的稿子框架，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并慨然说由他来亲自动笔进行最后修改。我们都为张显扬先生旺盛的生命力感到高兴，庆幸他又走过了人生的一劫。

但是，仅仅几天时间，9月19日，张显扬先生突然离我们远去了。之前几天，张显扬先生在电脑前还忙碌着，修改这篇文章。想到这是张显扬先生生前最后的工作，我心里更是压着一份沉重的责任。根据张显扬先生最后谈的审稿意见，笔者对稿子进行了再次修改，提供给社会，以完成张显扬先生未竟的存史之意。


一、清查林彪思想“罪证”材料的事由缘起


“九·一三”事件后，中央专案组在林彪住处进行了清查，搞出了许多林彪的文字材料。其中有些材料是与林彪的政治活动直接有关的，如文件、批示、指示、报告、发言、信函、工作笔记等。这类东西立即都被收缴到中央专案组了。更大量的东西则是林彪的私人文字材料，如读书的批注、摘录的卡片、手写的条幅，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文字，包括一些林彪让身边人员临时记下的便条等材料。这些文字材料的数量庞大，仅图书就有7万多册，还有大量的卡片，内容十分丰富，知识体系庞杂，清理工作殊为不易，需要有深厚的文史哲专业知识，中央专案组人员是搞不来的。当时，清查工作的重点是搞与林彪集团政变外逃相关的事情，清理林彪的这类文字材料的事情还没有提上日程。而且林彪的这些私下文字都是写给自己看的，随想随记，极为简略，用字省略到吝啬的程度，几近黑话，外人看来是一头雾水。所以，清理这些材料的工作量很大，不是专业人员是搞不了的。

这一阶段，清理林彪罪证材料的工作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思想方面的清理还无暇顾及。1972年，中央有关部门在毛家湾林宅里举办了揭露林彪家族腐朽生活的罪证展览，供内部参观。参观者规格为司局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在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时，清查林彪反动思想的“罪证”材料的事情提上日程。根据中央指示，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抽调了一批文史哲专业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组成工作小组，入住毛家湾林彪府邸，对林彪存留下的材料进行清理。清查工作小组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对林彪的图书、读书批注、卡片、条幅等材料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从中查找出了许多林彪的思想“罪证”材料，汇编成了几大本“罪证”资料，上送中央专案组和有关部门。近来，在海外流传的《林彪罪行材料汇编》第一、二分册，就是在毛家湾清查工作小组上报的材料上重新整理的。

林彪这些记载思想“罪证”的私人文字材料，与他公开的文章讲话大相径庭，是他私下真实思想的流露。这些文字材料的数量很大，是解读林彪的第一手史料，在林彪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历史人物，能够像林彪那样，留下如此大量的思想素材。这些材料的文本价值极高，从中可以窥见林彪十分复杂而隐秘的内心世界。我们要研究林彪的思想行为，解剖林彪的双重人格，了解林彪非常独特的思想风格，认识高层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如果绕开毛家湾的这些清查材料，就缺失了解读林彪精神世界的重要一环，许多问题就很难说清楚。

清查林彪思想“罪证”事情的政治背景，与当时开展的批林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国外，不仅朝野震惊，毛泽东也压根没有料到，其尴尬与难堪可能更甚于他人。所以，他自己也想要搞清楚林彪的思想行为，搞清楚林彪两面派的思想意图，给全党，也给自己一个交代。另外，随着林彪的倒台，林彪在背后讲的一些隐秘的言论也揭露出来了。林彪这些私下言论中对毛泽东有非常到位的讥评，与他公开捧毛言论的大赞大颂完全不同。毛泽东看到这些对他的真实看法后，心里不会没有感觉的。所以，对于林彪的这种两面性，仅仅从政治上说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是不够的，还要从思想上文化上予以批判。

在林彪的读书思想资源中，不仅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传统文化是被当成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林彪的这些思想内容也就被当作是“封、资、修”的腐朽没落文化，成为大批判的对象。

最重要的是，“九·一三”后的批林整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形成了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这势必要导致对“文革”的清算。无论谁要算“文革”的账，都是毛泽东决不能允许的事情。于是毛泽东断然指示：批林彪要批他的“极右”实质。但是，林彪是搞“左”起家的“副统帅”，公开言论都是紧跟毛的表态文章，要把批林彪的“左”逆转到批林彪的“右”上面来，在公开言论上很难有文章可做。所以，批林的“极右”实质，就得从林彪的私下文字言论中寻找思想“罪证”材料，在林彪的传统文化思想资源上做文章，把林彪现实的政治行为与古代的儒家文化联系起来，批判为“尊孔反法”思想。

1973年，江青将在毛家湾林宅查到林彪、叶群引用或肯定孔子的一些文字材料，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他说：林彪的根子是儒学，他是尊儒反法的。1973年春，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批郭沫若尊孔：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5月，中央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孔的意见。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8月7日，毛泽东批发《人民日报》发表的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3]由此，可以见得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动机来由。

“批林批孔”运动是江青亲自出面抓的。最早去毛家湾林府清查林彪的思想“罪证”材料的事情，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奉令派遣“梁效”写作班子去的。迟群原是中央警卫团的宣传科长，谢静宜原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1973年秋，毛泽东告诉谢静宜，林彪家里有尊孔的条幅，要她去找。谢静宜立即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大批判组”（梁效），去毛家湾林彪家中找了一些材料。到毛家湾查找林彪的思想“罪证”材料，直接目的是为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准备文件。毛泽东指示谢静宜，要将林彪的这些材料对照，编成《林彪与孔孟之道》的资料。两校“大批判组”先后去过毛家湾林彪住处四次，收集了林彪家中的一些条幅文字。他们将这些条幅加上林彪的公开讲话言论、工作笔记的只言片语，选编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毛泽东审阅了这份材料后，让谢静宜报送中央。[4]另据迟群讲：这个材料是江青亲自抓的，反复查看，多次作出指示。[5]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号召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文件附件下发全国。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是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重头文件，宣称“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这份材料首次将林彪的思想“罪证”公之于世，将其与孔子言论对照，称：林彪是一个孔孟之道的信徒，把孔孟之道作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号召对林彪“尊孔反法”思想开展全民大批判。

但是，这个“材料之一”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匆匆选编的，供全民大批判的急就章。为了赶任务，粗制滥造，很多东西都是生拉硬扯，对不上号。比如，“材料之一”讲林彪是一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这个说法与该文中摘录的林彪手书条幅内容就是自相矛盾的。林彪手书的这些条幅，选材内容非常精练，思想水平很高，没有些传统文化修养是选不出来的。实际上，许多青年人是在“批林批孔”中，从批判林彪的这些条幅文字，才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初启蒙。

但由于“梁效”到毛家湾查找材料的时间很短，主要查看了手书条幅之类的东西，工作非常粗糙，对林彪的读书批注等材料根本没有看，没有接触到一些更核心的材料，真正的收获并不大。“材料之一”的编者对此也是有些自知之明的，文件中讲：“这个材料选编得还不够完善，注译也不尽妥当，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将陆续选编此类材料。”

197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为了搞清楚林彪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文字，中央指示，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抽调一批文史哲方面的教员，并有公安部、文物管理局、中央新闻电影厂有关人员参加，组成清查工作小组，进驻北京西城区毛家湾林彪府邸，对林彪住宅的7万册图书、大量卡片、条幅等材料进行全面清理，详细查找林彪的思想“罪证”材料。查找林彪思想“罪证”材料的直接目的之一，是要继续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之二、之三，为全国上下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提供大批判的炮弹。


二、毛家湾清查林彪“罪证”材料小组的工作情况


到毛家湾林彪住宅清查与复制林彪的思想“罪证”材料的事情，是中央通过北京市委交办下来的任务。具体出面组织这件事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负责人迟群、谢静宜。1974年2月16日，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接见清华参加这项工作的全体人员，告诉他们说：这件事“是中央交办的任务”，是“在中央的一次会上决定的”。

参加这项清查林彪“罪证”工作的先后有20多人，计北京大学13人，清华大学7人，公安部3人，文物管理局1人。当时选人是有专业要求的，得看得懂林彪写话是什么意思。清查小组成员的专业行当比较全面，专业涉及文学、历史、经济、哲学、逻辑等领域。杨遵道回忆有28人。张显扬回忆，从北京大学来的徐和德、魏敏、马振方、张彦田、陈志尚、李玉、许大龄、谢冠洲、何承忠、王贵秀、张显扬等人；清华大学来的吴敏生、李荣先、高承德、顾肇成、杨遵道等人。公安部和文物管理局的人主要负责证据的采样和复制工作。公安部的人把摄影器材也都带来了。

当时毛家湾林彪“罪证”清查小组的名称就是中央工作组。组长是清华大学人事处长李世存，副组长是北京大学组织处负责人董金双。这两个人都是派到两校的工人宣传队成员，李世存来自北京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工作小组成立临时党支部，李世存任党支部书记，支部成员除董金双外，还有“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干部徐和德。徐和德在“文革”后调到中央党校党史部工作，早已去世，党史部老同志们对徐的学识人品都很赞许。张显扬评价说：徐的记忆力超人，过目不忘，为人很厚道，可惜走得太早了。可见，当时调到工作小组的人，都是当时认为政治可靠、业务能力强的骨干。

在北大、清华选派到毛家湾林府参加清查工作的人中，杨遵道是从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直接过去的，接触这项工作最早。1973年下半年，两校“大批判组”到毛家湾林彪住宅搞《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时，杨遵道就过去了。大队人马是1974年2月22日去的。王贵秀就是这个时间去的。张显扬去得最晚，是1974年4月去的。张显扬、王贵秀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人民大学停办以后，他们去了“五七”干校，劳动了一段时间后，重新分配工作。两人先后去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王贵秀搞逻辑学，张显扬搞外国哲学。

具体管毛家湾清查工作小组的是迟群、谢静宜，小组负责人李世存、董金双直接向他们汇报工作。迟群的秘书也去了。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当时，纪是中央专案组负责人，对这项工作很重视。清查工作小组刚进驻毛家湾林彪住宅的第一天，纪登奎就在毛家湾接见了工作小组全体人员，以后他还去过。

江青也管毛家湾清查工作小组。当时江青抓四个摊子的事：清华、北大的“梁效”写作班子，教育部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历史研究》编辑部，再就是毛家湾清查工作小组。张显扬记得有几次重要活动，江青都招呼这四家出场。一次是看红线女出国前的审查演出，这四家都去了。还有一次是江青给四家转送了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夫人给的芒果。但江青没有到毛家湾看过他们。

毛家湾清查工作小组去之前，中办和中央专案组已经对北戴河林彪住处和毛家湾林彪府邸进行了两次非常彻底的清查。第一次清查是在“九·一三”之后，过筛式地遍查各种各样的现行文件材料，并向中央选报了一批材料，有些牵涉到党内高层人际关系。文件清理的工作到1971年底结束。第二次清查是在1973年2月。当时由中央专案组负责人纪登奎、汪东兴提议，经周恩来批准，清查处理毛家湾林彪府邸的物品。此事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武健华具体负责，组成了清查处理物品小组，进行分门别类、登记造册。[6]

毛家湾清查工作小组的清查范围主要是林彪住地的图书、卡片和条幅，查找林彪、叶群批写的文字，收集他们的“罪证”材料，分类整理，汇编成册。一些重要的物件还必须要复制下来，复制工作由公安部、文物局和新闻制片厂的人负责。需要进行清理的这批材料数量很大。有7万余册图书、40余箱卡片和100多件条幅。

清查工作小组进入毛家湾的时候，清查处理物品工作已基本完成，图书、卡片、条幅原件都已登记造册完毕，由留守的八三四一部队专人保管。清查工作小组的后勤保障工作也是由留守的八三四一部队负责，做饭的炊事员是从康生那里过来的。当时林彪住地的警卫部队是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六中队。负责人是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于仁堂。

毛家湾清查工作小组与中央专案组有很多工作往来。根据纪登奎的批示，从中央专案组调来了林彪笔记影印件和有关材料的底片。毛家湾清查小组查出的林彪存款情况，也让中央专案组接手负责继续调查。

纪登奎对毛家湾工作小组的清查工作全力支持，有过多次指示和批示。清查工作小组反映说，辨认不清林彪的笔迹，纪登奎批准他们可以找原林办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帮助辨认笔迹。纪还批准清查工作小组找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级研究员杨向奎先生了解情况。[7]清查小组为辨认笔迹，找过帮助叶群读书的原空军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官伟勋，还找过在押的林案人员询问情况。

清查工作小组的工作重点是清查7万册图书，主要是清查林彪在书上的批注。清查工作分为三个小组，查书组、影印组、复印组。林彪家中的图书来源很乱，大量的是从撤销学校的图书馆搞来的，盖有图书馆公章。图书数量多，种类繁杂，存放管理混乱，没有特别珍贵的版本书。清查的第一道工序是，两人看一本，一页页地翻看，查找林彪的批注和加上的字条，把有批注和字条的书籍挑出来，另外存放。然后再对批注文字和字条进行分析，有问题的就写在卡片上。每本书都是两个人看，以防遗漏。[8]

清查工作小组成员的阅读工作量很大，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还要4小时。白天是分头翻书查“罪证”，晚上集体汇总一天所查的材料，讨论分析一下，由迟群的秘书写成简报上报。平日里大家都住在毛家湾工作，只有星期六可以回家，星期天必须回来。

清查工作小组管理得非常严格。小组人员进入林彪、叶群的客厅、办公室和卧室，必须两人同行，另有八三四一部队警卫战士伴随。取出条幅或别的东西复印，均有严格的登记手续。

清查工作小组1974年2月22日到达毛家湾，1975年7月5日撤离毛家湾，在毛家湾清查林彪“罪证”工作共有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这一年零四个月的清查林彪图书、卡片、条幅的工作，清查工作小组主要完成了两项事情：第一项是从7万册书中找出了200多册林彪批注过的重点书籍，查出林彪读书札记等的“罪行材料”1100余条，分为13个专题。[9]这些“罪行”材料都附有影印件及底片，通过北大、清华两校党委上报给了中央。第二项是由新华印刷厂、故宫文物印刷厂按原件复制的材料，共100余件。

在毛家湾清查期间，清查工作小组还将清查林彪“罪证”中发现的问题编成情况简报，经两校党委上报给了中央和中央专案组。有关林彪批写东西中的问题编成《情况简报》，陆续编了约20期。林彪主要“罪行材料”编成《清查情况简报》，编了有10余期。

此外，工作小组还搞过一套《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罪证”原件影印件，已送到新华印刷厂排版，迟群、谢静宜又说不搞了。

事情经过是：“大批判组”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搞得很匆忙，用的材料比较简单，主要是条幅之类。清查小组去毛家湾的一项任务就是给“材料之一”找原始材料，拍照片，搞复制。为此，清查小组专门从公安部、新华印刷厂调来人员和照相设备，日夜加班工作，编了一个影印件，准备发到全国去。但过了一段时间，迟、谢向江青等人请示，又说不搞了。当时给清查工作小组传达的理由是：搞影印件无非是让全国人民看一下林彪罪证。党中央已经发了文件，全国人民还有不相信的吗？


三、毛家湾林彪、叶群家庭生活的见闻


毛家湾林彪住处的面积有11000平方米，分东、中、西三个区。清查工作小组进驻毛家湾后，很有些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不知还有这样的天上人间，到哪儿都觉得稀奇。特别是叶群房间的奢华陈列，林立果房间堆放的电讯器材，都让这些平民百姓出身的清查小组人员看得目瞪口呆。当时，他们把毛家湾林宅称为“黑窝”。然而，更让他们不可思议的，还是林彪一家非常独特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张显扬、王贵秀讲起他们的毛家湾见闻，印象非常深刻，栩栩如生，情景如同昨日发生的一般。

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也参加小组工作。于仁堂是林彪住处的管理员，早上开门，晚上锁门，和清查工作小组的人一同吃饭。于仁堂在林彪住地从事警卫工作多年，是清查处理物品小组中一直跟到底的人，非常熟悉林彪一家的生活特点。于仁堂为人很随和，很快和清查工作小组的人混熟了，给他们讲了很多林彪生活中的事情。大家听得非常新鲜。吃完饭后，于仁堂和小组工作人员一起散步。大家就会说，老于来一段。于仁堂就会给他们讲点林彪、叶群生活的故事。比如林彪在屋里炼丹，还搞爆炸了什么的。

林彪住的房子不大，房间里设施很简单。卧室中间是一个双人床，非常普通的板床，市面上也就是几十块钱。屋角上有几个青磁大缸，装些字画条幅。没有办公桌，也没有沙发。卧室门口摆着一个屏风，三合板钉的，水曲柳的板材。因为林彪有油漆过敏症，床和屏风都是白茬子，没有涂油漆。屏风上面写得满满的，乱七八糟。王贵秀印象很深刻的有两句：吃了螃蟹脚心凉，吃了猪肝鼻子红。还写着毛巾被是两度啊，毛毯是几度啊。

林彪的会客室，也就是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地球仪，一个单人沙发，对面是一个大沙发加两个小沙发。茶几上放着一部几乎翻烂的大药典、温度计、放大镜。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办公设施，连办公桌也没有。林彪怕风，听文件要有一段距离，要秘书给他念，他就坐在对面沙发上听。

林彪的房间要保持恒温，要求在摄氏23度半。[10]所以林彪所有的房间，卧室、办公室、楼道、窗台上，不远处就有一个温度计。各处都摆着温度计。

林彪战争时期受伤后，神经系统有问题，怕光怕风，对温度的要求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穿的衣服，所有的口袋都是假的，都要给剪掉。剪掉口袋，是为了掌握好温度。一个毛巾被几度、一套军裤多少温度、一个毛毯几度，这都是有数的。一有口袋，就不好掌握了。

林彪的生活习性与正常人完全不一样。林彪的卫生间是很高级的，崭新崭新的，从来没有用过。林彪从来不洗澡，顶多是让服务员给用湿毛巾擦擦身体。

林彪的生活绝对艰苦朴素，很不讲究。他睡的床下铺垫的是一床破棉絮网子，连个被套都没有。这床破棉絮，林彪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到杭州，到北戴河，都要卷着带上。

林彪喜欢吃杏仁茶，但不要杏仁，不要杏仁的味，只要冲的糊糊。吃时温度要控制在摄氏80度。炊事员做好杏仁茶后，就在碗上插着温度计，跑步给他端过去。

林彪的保健医生，几年都见不到林彪。林彪也不信任医生，他自己看药典给自己开药。他的药典，厚厚的两本，是1930年代出的，让林彪翻得都快散架了。林彪在药典上到处批写，也有批写的时间，最早的1936年就有写的。

有一次，林彪给自己开了几味药，让医生给他开成药丸子。医生拿林彪的方子不敢擅自做主，得拿给叶群看。叶群一看，这里面有毒药，估计是有水银、汞这一类的东西。叶群就让医生给林彪偷换了，换成了维生素C。制好了药，给林彪吃药。林彪很鬼，他只是把药含到了嘴里，没有吞下去。等卫生员走了，他吐出来一看是假的。按他的方子这个药应给是黑的，但这里面却是白的。林彪就拍桌子，大发雷霆，要警卫把卫生员抓起来。叶群也不敢承认是她指使的，给林彪打圆场。后来就稀里糊涂把卫生员打发走了。

林彪出去转车，不能见风。就把平安医院的地下一楼改装了，汽车从这边可以一直开到那边。林彪就裹着一个军大衣，从走廊直接钻到汽车里。回来也是这样。

林彪生活习惯非常怪，他身边的人，在背后都叫他怪物。

叶群的卧室与林彪卧室隔了一个走廊，比林彪的大，陈设完全不同。林彪卧室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而叶群卧室却非常奢华。她屋里陈设的东西很多，一大排的橱柜摆得满满当当的，格调非常低俗。房间堆满了衣柜，里面的衣物琳琅满目，尽是长裙，西班牙进口的。叶群出外时穿军装，回来家里后，就把军装脱掉了，换上长裙。长裙的拉链，像婚纱礼服一样，是开在后面的。

林彪喜欢听八音盒的古典音乐，从文物处那里搞来了许多八音盒，在他的床头搞了一个大的八音盒。叶群知道了，也搞了一个小的，放到她屋里。

叶群的两腿不一样长，一只腿长一只腿短。所以她的鞋子也是一只高一只低，有一只鞋子是垫上的。

叶群的品位很低。当时，张显扬、王贵秀他们看过叶群和黄、吴、李、邱到机场接人的一段录像。叶群高兴起来的样子，像个小孩子一样，跳跳蹦蹦。

林彪与叶群不在一起住。叶群的屋里有一个红灯设施。林彪到她屋里去了，就要亮红灯。这个地方的一切活动都停止了，走廊也不能走了。等林彪回到他的房间里来，再把红灯解除。工作人员才能够到这里走动。

林彪家里完全是重男轻女的。林立衡和保姆一起住的是套间。王贵秀、张显扬到毛家湾，就住在林豆豆（林立衡）的房间里。

林立果住的那个房间，是间很大的办公室，又高又大。里面有十几台彩电，还有武器。林立果有一把斯大林送给刘亚楼的手枪，上面还有用俄文刻的斯大林的名字。屋子里还有微型的冲锋枪等。

林立果喜欢自己开车。林家有两辆凯迪拉克，一大一小。林彪坐的是大的一辆。还有一部林肯车。林立果是经常开一辆北京吉普。他喜欢不断地换汽车牌照。屋里的汽车牌照，堆得像小山一样。

林彪的家庭生活很不正常，夫妻孩子之间互相都钩心斗角，不像个家。林家闹矛盾很有意思，大家把话都是写在纸上的。他们家的纸，什么纸都有，有的就撕张日历，写在上面。所以，林彪家里闹的矛盾，都是有案可查的。这是其他人家不可能有的事。

当时社会上传说叶群有个特务问题，叶群很紧张。林彪就在她门上贴一个条子安慰她，要她有信心，要坚持。叶群就写了条幅，回送给林彪，讨好他，拍林的马屁。

叶群与林豆豆也有矛盾，矛盾还很尖锐。林豆豆还在家里贴大字报，声明叶群不是她亲妈。最后搞得叶群没辙了，把林彪在东北的警卫员找了来，给林豆豆做工作。在战争时期，一次房子着火了，这个警卫员把豆豆抱了出去。他给林豆豆还画了一张画，说明这件事情。

叶群与林立衡最大的矛盾就是找对象。叶群发动了许多人帮她找，有总后邱会作的夫人胡敏，有南京军区许世友的夫人田普，还有别的许多高级干部的夫人。但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合适的，林豆豆就生气了，写了个大字条说“给我找还是给她自己找，下一次我要亲自出马”。

叶群与林彪的矛盾也很大。他们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叶群的私生活比较乱，有些乱七八糟的作风问题。叶群与黄永胜有一腿，他们在电话中谈情说爱，被林立果搞了录音。毛家湾存有这套录音，张显扬、王贵秀和清查小组的人都听过。

叶群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乱来。张显扬曾到秦城提审过叶群的姘头储冉，听他讲了许多和叶群的乌七八糟的事。张显扬提审储冉，本来是要核查有关文字上的事情。储冉不知提审他的来意，一开口就主动讲起他与叶群的那种关系。张显扬听完了，才说不是问你这个，是要问你给叶群写诗的事。储冉又交代了写诗的事。

储冉是空军政治部文化部的干部，有些古典文学的底子，是专门找来给叶群写诗的。叶群要到哪里去参观访问，事先就把这些图片拿给储冉看。储冉就根据图片编几首歪诗，让叶群事先背下来，到现场再表演一番。有一次，叶群要到杭州，看西湖三潭印月，事先就让储冉给她写了诗，她背下来。来到现场了，叶群口中念念有词地作诗。周围的一帮子人就拍她的马屁，故作惊叹，吹捧“主任大才”，“主任诗写得好”。叶群很高兴，特别受用。

张显扬对此评论说：叶群喜欢虚荣，喜欢臭显摆，喜欢听这种廉价的吹捧，就干这种无聊的勾当，生活品位很低，趣味很庸俗。


四、走进林彪的精神世界


在毛家湾林彪住处的清查工作搞了近一年半时间。为什么要搞这么长时间？林彪家里有7万多册图书，47盒手抄卡片，还有条幅和其他文字，数量很多。清查小组得一页一页翻，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每本书都要两个人看，以防遗漏。清理材料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清查小组在清查林彪笔记材料的过程中，逐渐熟悉了林彪的记录习惯、语言表述方式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学界研究比较单薄，而清查小组的工作者们，却有着先入为主的历史机缘。他们的认识和体会是非常重要的。

1.林彪的笔记习惯和记录特点

清查小组整理材料的具体过程如何，直接关系到他们编辑的材料质量。笔者就此请教张显扬、王贵秀，并请他们谈一下林彪记写东西的习惯特点。他们讲：

我们的清查工作，是搞得非常细致的。林彪写在一片什么纸上，夹在什么书里。批注的书是什么版本，哪年出的，写在第几页上，林彪的批注内容是什么，前文是什么，后文是什么，都得给搞上去。我们搞的东西是非常可靠的。

王贵秀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当时有一块是写在墙壁上的文字，是林彪亲笔写的，有被蹭掉了的地方，字迹很不清楚。他们就从公安部调来高级录像机摄了下来。最后辨认出来是四句：“和言悦色，□□□□，趾高气扬，大模大样”。这是说毛泽东的。林彪把“和颜悦色”写成了“和言悦色”。中间四个字实在认不下来了，就空在这里。这都是有严格规矩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林彪记的这些字，写得都很不工整，并不都是他写的，字体是各种各样，还有不少错别字。这是与林彪记笔记的思维习惯有关系。林彪的习惯是一想起什么来，谁在他跟前，就让谁写，听不懂呢，就照发音写上去。身边的小战士也没有什么文化，也听不明白林彪的湖北话，写出来的错字别字白字什么都有。不管香烟壳、破报纸、台历，撕下一块就写。写完林彪就不管了。叶群把这些破纸片当作皇帝写的御笔，都当宝贝收藏起来，给他收在保险柜里。

林彪不仅是他自己写，而且一家子还在一起写。有时你写了两句，他写两句。有的字条就是这样的，叶群写了几个字，林彪写了几个字，林立果写了几个字，林豆豆又写了几个字。

张显扬、王贵秀讲：“当时我们在那里刚接触林彪的这些材料时，开始都看不懂，不懂讲的什么意思，看不明白。后来慢慢看进去了，成了专家了，字体也熟悉了，说的什么意思也搞清楚了。”

2.林彪是一个“灵感论”者

张显扬、王贵秀都是搞哲学、搞逻辑、搞思想方法的学者，具有解读林彪这些私人文字的知识能力。可以说，他们是最早走进林彪的精神世界的人，对林彪的思想方法很有些独到的见解。笔者在采访中，特别请他们着重讲讲关于林彪思想方法的认识体会。他们讲：

我们开始接触林彪写的这些文字，都感到很惊讶。搞阴谋诡计，琢磨怎么对付人，这都是些不能见人的东西，可是林彪还要记下来。历史上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都是只搞不记的。林彪却要写下来，生怕忘了似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就琢磨，他为什么这样写？乱七八糟地什么都写下来？后来搞明白了，这是与他的思想方法有关系。林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灵感论”者。在林彪看的一本书的边页上，就写了三个字，“灵感论”。“灵感论”，这是林彪思想方法的总概括。

林彪“灵感论”的具体例子很多。如林彪说：“等候思想要像哨兵等待敌人一样，耐心等待灵感的涌现。”这是叶群抄的林彪原话。这话林彪不止在一处讲过，有很多笔记都讲到了“灵感论”的问题。如：

“切勿浪费时间去呆读文件和听报告，免陷入迷宫束缚思想。”

“不要在文件和书里去找思想，而要冷静搜索自己脑内现有灵感，逐一罗列而论述之。”

“找个有识之士个别交谈，这是大智慧的来源。”

林彪、叶群和孩子的房间里，都挂有一个条幅，“莫道闲聊是闲聊，闲聊能出新思潮”。这个条幅讲的也是“灵感论”。

林彪的思维特点是想到了就写出来。王贵秀讲：这种人很少。林彪有个思想公式：“动，抽，叫。”“动”就是动脑子想问题，“抽”就是把问题抽象出来，“叫”就是立刻要记下来，很有特色。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这些人都没有这个特点。他们可能也会想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不会说出来。林彪是要记下来的。他是通过记下来的只言片语，来刺激思想的灵感。所以，受林彪的影响，他们一家人的交流，都是写过来写过去的，什么事情都能写在上面。所以他们的想法是有文字记录可见的。

林彪的卡片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让秘书搞了40多盒卡片。他的理论是“零件箱，大有用”。像“四个第一”怎么提出来的，他就是让秘书们，从各种书上、各种文件上、大小报纸上找，凡是提到“第一”的，不管讲什么事，你都给我抄下来。抄了一大堆卡片以后，他就“打扑克”，摆在地毯上，跪在那里，来回摆。这个给那个对上，那个给这个对上。不要的就给丢到一边去。这么倒来倒去，最后倒腾出来个“四个第一”。不要小看这个摆过来，摆过去，这就是林彪在思考问题呢。林彪的这个所谓“灵感”的刺激，是需要一个知识载体的。他的“打扑克”的方法是很有道理的。

3.林彪读书学习的特点

张显扬、王贵秀讲到他们对林彪的读书和学习的印象时讲：林彪读书学习是很刻苦的。“我们查到他的一套伪满洲国地图，一大本子，空白的地方都写满了。字，我们都考证出来了，但看不懂。林彪的战役指挥部署想得非常细。”

林彪的读书方法也是非常有特点的。林彪是会读书的人，绝对和常人不一样。他有个说法：“不能让书牵着鼻子。”林彪读书，不是看这本书讲些什么，根本不是。他是想什么问题，看有关的部分，找点刺激，刺激他的灵感。像列宁的《哲学笔记》，有十几本。有的版本是完全一样的，同一年出版的。他看书不是从头看到尾，都是看其中的几节。比如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讲的“一和多”的关系问题。每一本看的就是那几段，其他部分没动。每一本就那几节都是批得密密麻麻，但每一本的批注不完全一样。他还有许多心理学和逻辑学的书，就只读那几章，其他地方都没有动过。

林彪的读书笔记，都是抽象出来的简单几条，内容高度概括，就几个字。林彪还喜欢用代号隐语。张显扬讲：开始他们都看不懂，以后熟悉了，就知道林彪讲的什么意思了。比如说毛泽东，用“一号”，还用谐音“姨毫”，拼音“莫奥”，“mao”来代表毛。林彪的称呼是“一一”，这是他在东北战场的代号。还用“老巴”，这是林立果说的老爸的意思。

林彪对一些政治概念也用简略语。“生力”、“生关”，指生产力、生产关系。“卞法”、“唯法”，指辩证法、唯物论。“内矛”，指人民内部矛盾。比如哲学的“一和多”的关系问题，林彪写的是“夷，朵，二”，就是讲“一、多、二”。

林彪的悟性很高，读书看得快，看得多。这是天才人物的读书方法。书对他们来说，只是思想的工具。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是寻找新的刺激，刺激不了新思想的书是没用的；二是要印证他脑子里想的观念。这是会读书的人，一本书要是能找出一两句话，这本书就没有白读。有些人读书是被书框住了，越读越糊涂。林彪说唱一首歌，就是上一堂政治课。希特勒《我的奋斗》中也是这样讲的。

林彪平时言语不多，沉默寡言，就是呆头呆脑地想问题。于仁堂给张显扬他们讲过：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陈伯达、批“天才论”。林彪下山回来以后很苦闷，要想对策。他就在这个三人沙发上，把脑袋顶着沙发背上，撅着屁股，一撅能撅一个小时。这是干什么？等灵感呢，想怎么对付毛。


4.林彪的思想哲学


张显扬、王贵秀都是搞哲学的，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有很深的造诣。笔者问他们对林彪的思想资源的看法，他们讲：

我们读林彪的读书札记，感到毛泽东、林彪的思想来源，世界观体系基本上都是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来的。另外还有个渠道，就是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来的。但他们在基本的哲学思想上，以及这两个渠道最后是如何对接的，还是很有些不同的差异。

从林彪的笔记和读书札记上看，林彪的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可以对林彪的思想内容作一个简单的归纳。

林彪在认识论上是“灵感论”。他对辩证法的研究很有些心得，有系统的认识。比如他写的“黑说黑话，马半黑话”。就是说：黑格尔说的是黑话，晦涩难懂，马克思有一部分就是从黑格尔来的。他读列宁，读的最多的是《哲学笔记》，读别的东西很少。他对斯大林是看不起的，批评的最多。

林彪的唯物主义也很有特色。他在有的地方说：“唯物论加唯心论”，“唯物史观乃需要史观”。现在看来，这是很高明的思想。唯物史观就是需要史观，现在我们有些年轻人讲唯物史观，就是讲“需要史观”。这个历史观与毛泽东不一样。从我们看到的这些材料中，林彪讲生活主义的内容是丰富的，从不同角度反复讲。林彪认为：生产是手段，生活是目的。一切生产都是生活，所谓“生产爱民总路线”。这是从世界观上跟毛泽东的一个根本分歧。“九大”时，林彪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到这一步，刘少奇也打倒了，应该抓生产了。他支持陈伯达的“九大”报告，被毛泽东批判为唯生产力论，后来让康生、张春桥他们另搞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报告。

林彪关于辩证法的思想，是比较系统的。概括起来说，讲的是“一多而异”，这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来的，比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要丰富多了。但林彪的表述是不规范的，句子也是不完整的。讲什么“一多二义”了，“多种因素构成的”，按某种标准分成两派，一派吃掉一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物，一个东西，是由多种元素组成。以某一种标准划成两派。一派吃掉一派，剩下一派。就变成一了。他把讲宇宙运转的学说都变成政治哲学了。按林彪的斗争哲学的解释：一个组织，一个团体是很多人组成的，按某一个标准分成两派了，这一派把那一派吃掉了，那就统一起来了。

林彪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对现代的东西知道的比较少。在他读书笔记中，传统文化的东西比较多。林彪的炼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秦始皇、汉武帝都炼丹。林彪看中医的书，相信中医，不愿见西医的保健医生，自己给自己开药方，这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偏好。由此反映了林彪的文化修养是有缺陷的，文化视野比较狭隘。这对他的政治行为是有影响的。


5.林彪笔记中的中央高层政治关系


林彪是搞两面派的人，表面上“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私下里对毛泽东是有看法的，心里并不赞同毛的一些做法。笔者请张显扬、王贵秀谈谈林彪在笔记中是如何看待中央高层政治的。他们说：

我们是把林彪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看，不管官方评价如何。党内最了解毛的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林彪。周了解毛，是要适应毛。林了解毛，是要躲避毛。林、周对毛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整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当时对有个材料整不整到“罪证”里面去，还有一个争论呢。林彪读《联共（布）党史》，讲到布哈林的“缓冲”派，林彪就写道“周胡子”。这是说周恩来。

林彪的一些认识，现在看来是有些见解的。毛泽东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一块，斗、斗、斗，“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林彪更强调社会主义理想层面的一块，生产力的发展。不要斗了。林彪在他笔记中提出的“生产爱民总路线”，这个思想是有价值的。但这个人的知行是严重背离的，政治人格上是有问题的，政治道德是两面人。按过去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他应该是归为佞臣一类的。

林彪对中央高层政治关系看得很透彻，很明白毛泽东。后来给林彪安的罪名是反毛泽东。实际上，林彪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第一他是把毛泽东看透了，第二是想怎么应付毛。这是林彪搞政治的中心点。他知道抗不过毛，但又不愿意跟着他走。林彪是典型的两面人，典型的双重人格。他明知道毛泽东做的不对，私下有议论，但在公开场合都是跟着叫好，捧毛的调子唱得最高。

林彪在当了副统帅之后，很注意和毛泽东的关系。他和毛上了天安门，出席了什么公共活动，回来要看看新闻媒体是怎么报道的，用的什么照片。林彪写在他的毛主席语录本上有一句话，“毛最大忧虑，选举是否取得多数”。这个语录本，平时是他警卫副官李文普拿着，负责提醒他拿语录。

林彪应付毛泽东有些办法，他还把它写下来，作为经验。如林彪笔记上写：“仿恩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林彪读《红楼梦》，在《红楼梦》上描写王熙凤如何得势的地方，林彪有一个批语：“老夫人，总路线，得一人得天下。”林彪死命地吹捧毛，就是奉行这个“得一人得天下”的总路线。

林彪对毛泽东、江青有不同的态度，这在他的笔记中也有记载：“一号叫，每次必到，Madan（夫人）叫，三次到一次。”就是说，如果是毛泽东叫他，每次都要到。江青叫他，三次去一次。

当时张显扬在一个桌子抽屉中发现了林彪写的一封信，中央专案组清查时漏下来的。这封信是在“八大”前夕，林彪从青岛回来后给中央写的。信中说，他的身体现在好了，不需要瘦肉补助了。这封信没有立刻发出去，过了3天，不发了。为此林彪发了个感慨，说重要一点的事情要压3天。这封信内容，不是瘦肉补贴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要找出他的言外之意。这封信是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林彪思想动向的一个重要史料，上交给了中央专案组。

6.林彪与《“五七一”工程纪要》

林彪与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关系，一直是林彪研究的一个疑案。笔者请张显扬、王贵秀从思想的角度讲一下林彪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关系。他们说：

林彪对儿子是非常器重的，对女儿不太当回事儿。林立果绝对是个小法西斯，他连他老子都看不上，是借用他老子的名义做文章。他与周宇驰他们搞在了一起，很多事情是背着林彪的。但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很多观点是受林彪思想启发的。林立果能讲出这些问题，能谈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这是和林彪的影响分不开的，是他在林彪身边耳濡目染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东西。

张显扬讲：我们这些人对“文革”不满，对毛泽东不满，但绝对想不到会去杀毛。也就是林立果这样的高干子弟敢这么干。

林立果1970年在空军的讲用报告，原来是给林彪准备的。后来林彪不讲了，让林立果讲。林彪对这个报告有个评论，说：“老虎的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讲用报告原稿上还有一句话说：“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领袖是动力的动力。”后来怎么没有了？这是林办秘书李春生跟他们辩论的结果。李春生找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你这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来辩去，搞到最后就不提了。所以，叶群很发感慨，说“看来还是得读点书，不然老是让李春生唬弄”。[11]张显扬说：李春生是比我们低一届的人大同学，人品很好，很正直的人，也很有些书生气，老是跟叶群他们辩论。


五、在清理林彪“罪证”材料中与迟群、谢静宜一伙的斗争


在毛家湾清理林彪的笔记资料时，迟群、谢静宜和他们在清查工作小组的代理人李世存是想搞点小动作的。清查小组的人员一起与他们进行了斗争，坚决抵制了他们想做伪“罪证”的企图。

清查小组的负责人李世存，是迟群、谢静宜的亲信。他自恃是工宣队身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对清查小组的知识分子“臭老九”实施严格管制，像防贼一样盯着他们，居高临下，狐假虎威，动辄训斥他们。清查小组的人对李世存都很反感。因为李是40多岁就白头了，大家当面叫他李师傅，背后叫他“白狗子”、“老白毛”。

在清查工作后期，张显扬他们这些人对“四人帮”就不满了，经常在下面议论“有人在反总理”、“有人想当皇帝”，等等。骂“梁效”写作班子是“狗一样的无耻文人”，“林彪式的反革命舰队”，“绝无好下场”。对他们搞的所谓“评法批儒”一直骂声不绝。王贵秀在会上多次说：“这是为老地主评功摆好。”后来同事们给他送了一个“老地主”的雅号。王贵秀还拿来1965年《人民日报》摘编的翦伯赞的观点，与“梁效”“罗思鼎”的文章作比较，说他们的观点比“文革”初被批判的翦伯赞的“让步政策”不知更“让步”多少倍。

当时迟、谢和“梁效”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随心所欲地公布林彪罪行材料，甚至随意拼凑。比如当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打着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单干”等，这都不是林彪亲笔写的，又无证明是林彪口授，而是林彪秘书收集各种词汇写在卡片上的东西。

又如他们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在初稿中竟然将林彪在不同场合写的话拼在一起，搞成条目。工作小组人员当时就给工作小组领导提出说：这是极不严肃的事情。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而且后患无穷。

陈志尚等几个人还搞了一份“对照表”，对照“梁效”所使用的林彪材料与原件是否出入，指出这类问题达数十处之多。迟、谢和“梁效”知道后大为恼火。清查工作小组的支部书记李世存也来斥责这些人多管闲事，下令不准议论“梁效”和“梁效”文章中的问题。还质问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两校大批判组是谁领导的吗？”

迟、谢和“梁效”想搞假罪证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他们在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时，看到了一张卡片上记着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的几句话，想安到林彪头上，不料遭到了清查小组的坚决抵制。

卡片的原话写的是：“周予同：托古改制，复古改制，托封建主义之古，改社会主义之制……”迟群、谢静宜他们想把它作为林彪罪证的一条重要材料。其实这几句话根本不是林彪的，而是林彪的秘书李春生从新华社《内部参考》上摘录下来的话。[12]清查小组曾经找过李春生调查此事，根本不能证明是林彪或叶群口授的。但是，迟、谢和“梁效”他们非得要把“周予同”三字抹去，把这句话伪造成林彪、叶群口授的。为此，“梁效”的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特地施加压力，说“这一条是上面定的”，“材料要为政治服务”，要在罪证照片上进行“技术处理”。清查小组的人和公安部来的马天禧师傅，当即拒绝，说：“这是作伪证，我们不干。”气得宋柏年当场大骂：“你们这是资产阶级法律观点！”清查小组的人顶住压力，没有理会他们，坚持没有把这条列为林彪的“罪证”材料。[13]

“梁效”为什么非要抓住“托封建主义之古，改社会主义之制”这一条不放？这是与他们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的主题有很大关系。“材料之一”的主题是“克己复礼”，“材料之二”的主题他们就想搞成“托古改制”。这条伪材料是要证明林彪想“托古改制”，复辟资本主义的核心材料。“梁效”企图制造伪证材料，遭到清查小组的坚决抵制，“材料之二”也就搞不下去了。

在清理工作即将结束时，迟群、谢静宜让李世存将清查小组编的林彪罪行材料500条本送“梁效”五套。清查小组的人再也压不住火了，跟他们公开顶了起来。

1975年6月11日上午，魏敏当面给李世存提出：“林彪的材料送两校大批判组而不报中央，这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李世存勃然大怒，当即给迟群作了电话汇报。根据迟群指示，他挨个找人谈话。他在与徐和德、陈志尚、王贵秀、张显扬谈话中，威胁他们说：“迟群、谢静宜是代表党中央的”，“反迟谢就是反对党中央”，不听他李世存的话就是“反对工人阶级”。李世存还大骂魏敏，说魏“猖狂至极”，“从七·二七工宣队进驻清华以来就没有见过这么猖狂的人”。后来李世存还放风说：已经向迟群汇报了，这五个人明天就让他们滚蛋。

当时工作小组的人对迟谢一伙都很厌恶，大家一起与李世存斗争，拿着党章质问他：迟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什么资格代表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你李世存犯了严重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李被责问得哑口无言，改口说他没有说过迟谢代表党中央的话。这更让张显扬他们抓住把柄了，斥责他“缺乏共产党人光明正大的气概”，表示要跟他斗争到底。

张显扬讲：我们给迟谢他们搞伪证的好梦搅了局，他们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初稿也泡汤了。迟群非常恼火，大骂：“怎么找了这么一帮人来工作。”那时的政治气候对他们不太利，他们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就在1975年7月，草草地结束了清查工作，把我们给打发回去。

1975年7月5日，清查工作小组结束在毛家湾工作。学校派车把他们拉到清华大学工字厅，迟群、谢静宜都在，桌子上摆了些西红柿。张显扬、王贵秀当面问迟群、谢静宜：“李世存说你们代表党中央，这话对吗？”迟、谢搞得很尴尬，谢静宜赶紧说：“我们怎么能代表党中央呢？”迟群结结巴巴地说：“这不是帮倒忙吗？”在“梁效”的小圈子里，他们则大骂清查工作小组的这些人“不识抬举”、“不是好东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把清查小组抵制他们的行为称为“阶级斗争新动向”。

回到学校后，迟群、谢静宜他们给清查工作小组成员所在的总支打招呼，说这些人“在毛家湾的表现不好”。有的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和天齤安门事齤件中被追查。

在清查小组撤离毛家湾后，迟、谢一伙将他们分类汇编的林彪“罪行”材料，一部分转移到了“梁效”，又重新进行整理了。原来被清查工作小组抵制的伪证材料又被“梁效”们塞进了“罪证”材料之中。周予同的“托古改制”条目，不仅给塞进来了，“梁效”还给加了注：“林彪口授，由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李春生写在一张散纸上。”[14]迟、谢他们还规定，不要让在毛家湾工作过的人知道，对他们保密。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清查小组的人才知道这件事。

谈及在毛家湾清查小组工作的情况，张显扬和王贵秀都非常感慨。张显扬讲：我的思想启蒙过程，是与林齤彪事齤件分不开的。“九·一三”，我在卫生局，国庆节不搞游行了，林彪没出来，我就有些感觉了。听到传达林彪叛逃的文件，我非常震惊，尽管有些感觉，但这个事情还是没有想到。林彪反党集团的三批材料发下了，特别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我是大启蒙。到毛家湾清查林彪罪证材料，更是一次大觉悟，看得更透彻了。看到高层政治有这么多龌龊的事情，看到这些高层人物的厨房都是与国库连在一起的，我当时就感到“文革”破产了，这个体制破产了。我们“文革”后写文章批判“梁效”、批判“四人帮”、批判封建社会主义、鼓吹民主政治，都是与这段历史有密切关系。

王贵秀深有感触地说：这一年多的工作，对我们以后人生的思想转轨，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我们就是从整理林彪的笔记资料中，了解到高层政治的冰山一角，走上了反对“四人帮”的道路。无论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还是在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这段经历，是我们认识中国政治的最初起点。

现在我们再看林彪的这些东西，既不是赞扬，也不是批判，而是一种研究和评论。实际上，人从批判对象中也会吸收不少东西。


《领导者》，第54期 2013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