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林彪事件后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


赤 男


　林彪事件之后的１９７２年，江青紧紧抓住中央专案组在林彪住处查获的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上将的信件大做文章，引发了一场庐山风波的余震。
　　
　　查抄林彪住处时，发现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三封信
　　
　　林彪出逃后，周恩来马上从人民大会堂赶到中南海，在同毛泽东交换意见之后，作出了全国禁空、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和全体外交官密切注意国际动向等安排。然后，周恩来启动当时惯用的应急办法，即派出自己的特使，直接代表中央赶往事发的相关现场……
　　李德生通过清查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据点，截获了林彪一伙谋害毛泽东的证据，即一本“五七一(武装起义的谐音)工程纪要”记录。
　　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北京市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参与了对林彪集团另一名重要成员周宇驰劫持一架直升机的围捕。在迫降现场，找到林彪政变指示“照林立果、宇驰命令办”的手令。同时，也截获大量文件、图表和美钞等证物。
　　在周恩来派出的应急特使中，还有一支由中央办公厅领导赖奎、中央警卫局领导武建华和中办秘书王歆等人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由中办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直接掌握，其任务就是清查林彪本人的住处和林彪办公室的相关人员。
　　据中办当年参与此事而目前仍健在的老人回忆：林彪案件事发后，中央成立了专案组。这个组织包括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等人，成员共计十来个。在这个专案组之下，又设立了办公室，办公室有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国家公安部和北京市等领导和有关人员参加，负责日常工作。在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的只有五个人。
　　就在林彪逃跑几小时后，林彪在北京和北戴河的住处全部被查封。仅在这两处查获与林彪案件相关的文字、录音和影像性载体，就达数万件之多。其中包括大量文电、讲话记录、信件和卡片等。
　　其中，就有后来引起了一场风波的几封信件。
　　据当年参与这几封信件清查的一位当事人回忆：这几封信都在林彪办公室的档案中。我们在清查中发现后，感到不好把握，就一起交给办公室主要的负责人、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他负责呈给上面。
　　这几封信的大概情况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等人，分别写给毛泽东、林彪关于对庐山会议“犯错误的人不宜留在中央工作，应放到基层去锻炼”的信件。
　　在林彪住处找到的信很多，但涉及到庐山会议上老将写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信却只有三封。有一封信除信封和信件之外，还附有一个呈阅件，其他两封都只是信封带信件。从呈阅件上的签字不难看出，是当时经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呈周恩来，并由周恩来转呈林彪和毛泽东的。
　　从顺序来看，王良恩当时在庐山会议上负责会议秘书工作，他将来信按程序呈周恩来，周恩来也是按程序上呈。在逐步呈送之中，信在林彪处“卡壳”。所以，当专案办公室将这几封信第二次再呈周恩来之时，周恩来作为这一案件的负责人，极为慎重地审查了这几封信。最后，他在专案办公室呈自己的信件上落笔：
　　“此件是在传阅中被叶群扣压的。退。周恩来。”
　　尽管这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内容却很丰富。其一，这几封信的开头都是明确写给毛泽东和林彪，林彪当时是党的副主席，这是正常信件；其二，这不是工作人员处理的问题，因在传阅中传至林彪处再未上送，情况一目了然；其三，周恩来将信退回王良恩，就再无追查之意，此事了结，说明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件不予追究。
　　事情就此了结!王良恩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他将信退回林彪案件办公室存档。
　　事情本来可以到此结束，但此事复杂在“文革”并未结束之时，所以，引发的复杂情况还在后头……
　　
　　江青借题发挥：“这几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态信!”
　　
　　１９７２年初，江青在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运动中，参加了中央对山东有关问题的处理。解决问题的结果并不理想，但江青却在会上获得了一条重要的消息。这条消息来自山东省内部反映的一个情况，那就是在庐山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省领导向中央写信，建议处理当时在庐山犯错误的人。一听说“犯错误的人”，江青就特别敏感……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矛盾开始公开化。
　　会议之初，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十分被动，特别是当时在中央走红的张春桥几乎成为过街老鼠。林彪集团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首先打击对象是张春桥。因为林彪一伙在会上暗示“犯错误的人”是戴眼镜的。在当时中央政治局中，戴眼镜的并不多。
　　会议中期，毛泽东的态度发生变化，会议急剧转向。很快，前面“犯错误的人”成了英雄，前面的英雄又成了“犯错误的人”。当时，情况极其微妙，发展速度很快，而且毛泽东不让点名和揪人，一切都像庐山的自然环境一般，难见真面目。所以，当时许多老帅、老将和老同志在会议的表态中，提到“犯错误的人”的含义都很复杂。
　　江青从解决山东问题的会上获悉有人写信提到“犯错误的人”的消息后，便马上寻找那几封信。
　　信件很快摆在江青的案头，信件涉及到周恩来、王良恩、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等人。江青对这些人都很熟悉，而这些人又都是她的“眼中钉”!
　　王良恩是由许世友推荐、周恩来从军队调到中央的。他与杨德中是周恩来在中办的左右手。王良恩到北京后从未与江青为伍，九大选举时，江青让康生清查谁投了江青的反对票，王良恩不查，还搬出一堆党纪做挡箭牌。后来，王良恩负责中央林彪专案组办公室的工作，专案组的材料只送周恩来。江青认为这简直是造反!许世友只听毛泽东、周恩来的话，从不把中央文革小组放在眼里。他作为华东地区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一直同江青在上海的政治势力唱反调。这一次江青岂肯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韩先楚在“文革”初就强调福建前线的情况特殊，获得了毛泽东的保护，躲过一劫。九大时，韩先楚又不投票选江青进政治局，江青对此很是恼火。
　　还有杨得志，也不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文化大革命”的活动在山东经常受阻。
　　多少年来，江青还有一个心病，那就是军队的老将们从不把“造反”上来的“政治新秀”放在眼里，军队的权力始终控制在这些人手里，她指挥不动。所以，她要实现政治野心就必须夺权，要夺权就必须把这帮老人打下去。所以，这几封信，既打周恩来，又能抓军权，还能整治中央办公厅，可谓“一石三鸟”。
　　“这几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态信!”江青大笔一挥，深感得意。
　　依旧是老一套办法，她先找毛泽东诉苦，状告有人要整她：
　　“他们整我的材料，封闭我，我是林彪专案组成员，但情况不告诉我，材料不报给我，还在背后搞黑材料。”“主席啊!我是受林彪迫害的，你知道，林彪是要致我于死地!”
　　“总理也参与这件事。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那些人，合伙给林彪政变写的效忠信，要整我、整春桥，总理转送的。但在清查中他把转给林彪的效忠信压下了，你都不知道。”
　　她唠唠叨叨，毛泽东不悦。他确实不知道还有几位老将写信支持林彪。
　　“许世友、韩先楚是大老粗，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我过去就说过，他(许)只知道挖煤，不知道抓路线……”
　　有了毛泽东的不悦，江青心里有数了。她马上找来张春桥秘密商议。很快，她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要追查几位老将给林彪写效忠信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在她的吵闹之下，决定派代表与老将们谈话，先弄清情况。
　　接着，她又给中办负责人写了一封信：
　　“一定要彻查这几封信是如何到林彪那里去的!”
　　
　　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被召进京，“三个问题”犹如三座大山
　　
　　１９７２年底，中央发出通知，让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三位大军区司令员和有关领导分批进京。
　　首都北京，到处都是“深入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标语，老将们在指定的宾馆一住下，就有中央代表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来找他们谈话。这些谈话，主要按照中央确定的口径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信上写的“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庐山会议以后，张春桥成为响当当的大“左派”，如果指他，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分裂党中央。
　　第二，信为什么会落到林彪手里?如果有意给林彪，拥护林彪在庐山发难的讲话，就是上了贼船，起码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
　　第三，为什么三个大军区司令员信的内容大致相同?如果许、韩、杨三人搞“串联”，就是非法组织活动，为党的组织原则所不允许……
　　经秘书帮助回忆，老将们勾勒出一个轮廓：
　　那是庐山会议一开始，林彪在会上打破会议议程，先讲毛泽东是天才，继而大讲有人反对毛泽东，要求全党开展斗争。一边是林彪的发难，一边是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抛出天才论的讲话。接着，会议各小组在讨论中便甩开原有议题，开始表态拥护毛泽东。
　　当其他组的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华东组却略显平静。当时，有人找会议主持者提问：其他组都很热闹，我们组为何死气沉沉?
　　华东组有华东组的情况。当时，华东组起关键作用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等人。张春桥心知肚明这阵“纠反革命的风”从何而来，不敢吭气。许世友一是反对“转轴脖子随风转”，二是情况的确不清楚，也不表态。
　　许世友不表态，张春桥闷闷地抽烟不说话，韩先楚等老将都看许世友的反应，所以华东组的讨论就略显平淡，只有林彪线上的人事先有阴谋，所以闹得欢腾。许世友在未获悉全局情况的条件下，马上找周恩来和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了解情况。
　　电话中，许世友向周恩来报告了连日来的不正常情况，并问陈伯达的讲话是否经常委会讨论?周恩来明确答复没有。许世友就让周恩来：“赶快报告主席，这样下去要出乱子!”
　　接着，许世友又问汪东兴。汪东兴在小组会上发言时，坚持设国家主席，结果挨了毛泽东批评，正在写检查。
　　也就在这时，毛泽东召集各大组开会，许世友来得早，有空与毛泽东聊一聊。
　　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你摸摸我的手，发凉，脚也凉。我年龄大了，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红娘总理当，我只能当老夫人。不要让我当国家主席，让我多活几年好不好!”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许世友忙说：“主席不用讲了。我通了!我回去做他们的工作!”
　　毛泽东告诉许世友：陈伯达是坏人!
　　由于许世友当面聆听了毛泽东的指示，再重新组织分组讨论时主题就明确了，重点也突出了。大家发言比较集中，并提出要给毛泽东写封表态信，许世友感到“也中”，便让自己的秘书负责整理。
　　据当年负责这项工作，后来担任国防大学政委的李文卿上将回忆：
　　这封表态信主旨非常明确，即一致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的英明决定。后面提出四条建议：一是“犯错误的人”必须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检讨请罪；二是“犯错误的人”不能参加中央工作，下放到基层，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三是这些人也不能参加人大常委；四是对错误思想要进行批判。
　　信是写给毛泽东的，但按当时的习惯，抬头也捎上“副统帅”林彪，即“毛主席、林副主席”。
　　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在晚年回忆了一个重要细节：这头儿信写好了，那头儿许世友司令和韩先楚司令在住地聊天，我去请他(许世友)审阅签发。韩司令问，老李写的什么?意思是要看看。我不好做主，没吭声。待许司令签完字，示意给韩司令看，我才把信递过去……
　　许世友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韩先楚认为他签了字的信写的都是中央的意思。所以，他看过之后，也写了一封类似的表态信。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住在韩先楚的隔壁，他看了韩先楚的信和华东各省的几个领导的签字，也“照猫画虎”地向毛泽东表态。
　　这一过程，经老将和秘书们后来回忆，均得到相互印证。
　　事情的大体轮廓出来了，三个问题应当清楚了。
　　信上写“犯错误的人”指谁?
　　很清楚，毛泽东给许世友讲“陈伯达是坏人”，许世友回来就是这样传达的。许世友又从周恩来处得知陈伯达的讲话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时又从毛泽东的批示和汪东兴处知道“六号简报”是错误的，“犯错误的人”不指陈伯达指谁?
　　信为什么会到林彪手里?
　　因为一般中央会议都由中办安排秘书参加各组讨论，秘书也是联络员。当时，参加华东组的秘书是中办的洪雪竹。至少许世友的信是通过洪雪竹转上去的。其他人的信也应该都是通过这一渠道，肯定不会直接送给林彪。
　　许世友自己心里没鬼，认为事情很简单，弄清楚就行了。情况清楚了就准备回南京。
　　但是，尽管情况清楚了，却没有结果。中央不让走。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还要找老将的秘书谈话。从这些情形上看，中央对调查情况并不满意。
　　
　　信中所指“犯错误的人”是谁?韩先楚真有点“搞不清楚”
　　
　　与此同时，中央代表同韩先楚、杨得志等人的谈话仍在继续：
　　“你们有责任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据了解，为写信碰过头的大军区领导还有好几个，中央对此事清楚，主要看你们的态度!”
　　许世友和几个司令员都是直脾气，受江青、王洪文、张春桥这些人的气，都感到很窝火。
　　许世友直喘粗气，精神压力一大，心绞痛也犯了，饭吃不下，血压陡升，还发高烧。平常遇到这情况，喝几大口茅台酒就管事，但这一次却不行了。
　　周恩来知道此事后，也在默默思考。因为调查的问题也涉及到他，他不好插手。但人病了他不能不管，他指示三○一医院院长刘轩亭动员许世友住院。刘轩亭过去是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他也不说给许世友治病，只是动员许世友到三○一医院去住几天。
　　许世友躺在三○一医院高干病房气也未消，他叫来秘书继续回忆：
　　“我跟林彪的事没什么说不清楚的。我看过林秃子几次，和他照过一次相，要警卫员打野鸡、野兔送过他。”
　　许世友在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初，出于对毛泽东的忠诚，也尊重林彪，打野味送毛，也送林一份。
　　“我不怕!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有毛主席健在，军区、省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都在，容易搞清楚。”
　　他在病床上躺了一阵，又呼地坐起来说道：“你们不用怕，你们写的信没有关系，有问题我一人承担，要检讨我也只向毛主席检讨!”
　　韩先楚与许世友不同，韩从延安到了山西，又随林彪到平型关。后来，林彪到东北，他也到东北，从东北一直到海南岛，他都是林彪的部下……
　　名义上查庐山会议上的表态信，实际上是要逼他交待与林彪的“黑关系”。
　　“我与林彪有什么黑关系?从打仗到部队建设，那一条不是工作关系。我同林彪照过一张相，林彪和多少人照过相?文化大革命要打倒我，是毛主席保的我!”韩先楚气呼呼地说。
　　关于信中所指“犯错误的人”是谁?韩先楚还真是有点“搞不清楚”。
　　一是许世友对“犯错误的人”指向明确，那就是毛泽东告诉他的陈伯达。而韩先楚理解为“鳝鱼眼”。这种情况不难理解，因为在林彪讲话后，会上盛传张春桥、姚文元“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跳起来”。假若许世友未向韩先楚传达“陈伯达是坏人”，韩的理解仍停留在会议当初的思考中也确有可能。
　　二是许世友的表态信是四条，韩提的是三条。许的第一条就是“犯错误的人”必须向毛泽东检讨请罪，而韩的第一条是拥护林彪讲话。这说明韩仍不知道林彪在会议上的讲话未经常委会讨论，进一步证明他的思想还是停留在会议之初。
　　三是从整个建议来看，许世友要比韩先楚了解的情况多。比如说许世友提出“犯错误的人”不能进“人大常委”。首先是因为许是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亲自打过招呼；其次是许在思想上习惯直接听命于毛泽东和周恩来。而韩主要是与林工作时间较长，加上福州处于对台战备最前线，他把毛、周和主持军委工作的林都看得比较重要，故认为“犯错误的人”可能是“上海帮”。
　　与此同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样骑虎难下。
　　若把许、韩两人划为后来与林彪有接触，那么杨得志从红军之初就在林彪麾下。按林彪路线划线，杨得志是“双一”(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干部，说杨得志给林彪写“效忠信”最符合“逻辑”。
　　杨得志的信事出有因。他与韩先楚住邻居，也是见韩写信，同时了解到许世友也写了信的背景，故“随大流”写了这封信，送信渠道也同他们大同小异，这封信送上去他也没放在心里……
　　难道真的要说几位司令员给林彪写“效忠信”?写封信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或者说除了黄、吴、李、邱之外，还要再抓几个林彪的黑干将?
　　庐山会议之后，这场余震真让几位老将苦闷了好一阵!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在卫生间自杀身亡
　　
　　一边是老将们在挨整，一边是中办在“揭盖子”。
　　１９７２年底，一封江青要“彻查信为什么到林彪那里”的批示，把庐山会议之后的余震，引入中央办公厅。庐山会议华东组会议秘书洪雪竹成为被调查的第一人。
　　３０多年后，笔者接到了在北京生活的洪雪竹老人的来信。信中陈述了以下事实：
　　“我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担任华东组记录简报的工作。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６日下午，华东组会议结束后，许世友、韩先楚司令员交给我两封信。随后，山东省秘书送的一封信也交给我。
　　“许世友等说，这几件信很重要，你带回去，请王良恩转呈主席，一定要稳妥送到。
　　“我回到秘书组，晚饭后到王良恩处，王要我汇报华东组的情况，我把三封信(我不知道信的内容，即所谓‘表态信’)交给了王良恩，并把几位负责同志的嘱咐转告他。当时在现场的有钟仲、王歆。”
　　当然，关于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许多人并不了解。笔者也是最近专访王良恩的秘书和子女时才进一步认识这位将军。王抗战时期入伍，曾担任著名的“洛阳团”政委。建国之初，担任过一个主力师的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和副主任，深得许世友欣赏，１９６４年晋升少将。“文革”中，中央从军队干部中选拔一批年轻有为的干部进中央国家机关，他是其中之一。
　　在中央办公厅，他担任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负责中办日常工作和协助周恩来工作。
　　１９７２年底，江青那封“彻查信为什么到林彪那里”的指示送到了中办秘书处文电组。信封上注有“办后退中央专案组”。当时，王良恩是中办副主任，而且又是中央专案组办公室负责人。所以文电组的值班员将信送给了王良恩。王看了这封信心里一惊，他迅速送给汪东兴。
　　大约一个月之后，整王良恩的事便“揭开盖子”。
　　１９７３年１月９日，江青在中办《批林整风简报》上又作批示：“王良恩危害党中央毛主席!”
　　王良恩的问题被闹腾开了。江青批示《批林整风简报》的当天，中央专案组全体人员和一、二、三办负责人，包括郭玉锋、吴忠、李震、于桑、吴德等人接到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扩大会议的通知。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到会人员极不寻常，会场气氛阴森可怕。人员到齐后，江青阴沉着脸在中间坐下。一开口便说：“我要控诉，王良恩迫害我!”最后，讲到王良恩最近搞她的“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是在继续清查林彪的罪证中，中央专案组又从毛家湾查出了一封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人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清样上附的一封信：“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以便尽快发表!”以后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此后，全国便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
　　这封信被发现后，做具体工作的两人同样送给了负责专案组的王良恩。王良恩看到后，即将这些材料转给周恩来，后存“五一六专案组”。不知江青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她完全明白，这封信暴露了她曾与林彪相勾结反党乱军的罪责，会给她的政治生命带来致命一击。因此，她气急败坏。先是欲送两位送材料的人到监狱，幸亏纪登奎从中开脱，才使这两人得以幸免。但她对“新账旧账”缠在一起的王良恩绝不肯放过。
　　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轮上王良恩说话。会议开到最后，江青下了结论：
　　“王良恩是野心家、阴谋家、大反革命、定时炸弹!”
　　“你们——”她用手指向中央专案组全体人员，“你们必须在三天之内写出揭发王良恩的材料，否则按党纪国法论处!”
　　几天之后，参加会议的人被逼着揭发王良恩的“罪行”，人人要写。
　　在那个年月，落井下石者大有人在。有人很快写出《揭发王良恩反革命罪行》材料。
　　随着江青的动作，康生也敲锣鸣鼓。就在此间，康生的一位秘书写信给江青：
　　“江青同志说要彻底揭发王良恩的问题，康老听了非常高兴。”该秘书报告了他在给康生读中办临时党委批林整风的材料时，康生提出要追究王良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什么阴谋”。
　　与此同时，江青把这封来信批转给中办主要负责人：请××同志追查。
　　山雨欲来风满楼，王良恩茫然了……
　　在批判大会开得如火如荼时，王良恩想找总理，但他想了想觉得不能找总理，这不是明摆着，要整总理才整自己。
　　王良恩思考找周恩来时，周恩来已从办公室同志那里知道江青抓着王良恩不放，中办在开会批判的事情。所以他指示：边检查边工作。
　　那个年月，正是江青一手遮天的时候，周恩来的指示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王良恩获悉总理的指示后又有了一丝乐观，他开始动笔写检讨。
　　在那一段日子，王良恩把自己关在住所里，先后写了四次检查，但每次检讨都因不彻底、不深刻和不过关被顶了回来。
　　在最后一次批判会之前，他又写了一篇检讨，违心地承认了一些错误，可是当他来到会场后，却发现气氛不对。一开始就有人要求发言，说有新材料要揭发。
　　“你曾给我们讲：江青同志作风霸道，经常干扰中央工作。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你说这话是何居心?你还讲：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你这是恶毒攻击中央领导!”
　　这话引出许多人附合，他们纷纷揭发王良恩还“恶毒攻击”康生、毛远新等人。
　　“说!你说!你这是不是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你是不是同林彪、陈伯达一伙狼狈为奸，篡党夺权，企图把中办改变成为实施林彪反革命阴谋的中央办公厅!”
　　在绝望之中，王良恩在卫生间自杀身亡……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党委在确定王良恩被害逝世的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为王良恩作出了平反的决定。
　　
　　李德生“特使”南京；许世友“承担责任”；毛泽东出面收场：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
　　
　　中央办公厅逼死了人，老将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许世友不痛快，也不写检讨，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很着急。他希望老将们姿态高一点，受点委屈好过关。周恩来请中共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到南京做许世友的工作。
　　李是许世友的老部下，战争年代两人就在一起。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时，李曾是十二军军长，许多次在毛泽东面前推荐他。后来，李被毛泽东看中，作为“接班人”之一，调到中央。所以，周恩来请李德生给许世友做工作是最佳人选。
　　李德生知道许世友与“四人帮”势不两立。但这是经毛泽东同意的，无论如何得有个结果。所以，他想了个主意，让韩先楚一块去。这样，名曰让他们两人一起回忆，实际上也是让他俩一块合计合计，让两位老将把这事应付过去。许世友在家中接待了李德生和韩先楚。李德生知道劝许世友怎么办只会让他不高兴，他此行主要是帮两位老将分析情况，传达林彪事件后的中央动向，这些话让许世友思考良久……
　　几天之后，许世友拿起红色电话机，要已到地方部队任职的秘书李文卿速回中山陵８号。李一回来，许就大嗓门说道：
　　“你帮我写个回忆材料，开始写毛主席派李、韩来南京，对我帮助教育很大；再写我过去没有同林秃子一起工作过，对他不了解。他当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和他是一般工作关系。庐山那封信，由我承担责任，就按以前讲的写。”
　　许世友想通了，说干就干，下午就与韩先楚两人回忆了一遍庐山会议上写信的情况。
　　最后，韩先楚说：“最多是上当受骗，我才不上纲上线呢!”
　　“对，最多上当受骗，不要上纲上线。”许世友同意，并嘱托：“写两三千字就行了!”
　　许世友、韩先楚在南京合计写检讨。杨得志也在济南写。此事对杨得志而言，依然是“照葫芦画瓢”。三位老将给毛泽东的检讨均在１９７３年５月上呈毛泽东和党中央。
　　很快，韩先楚的信印发政治局。
　　但是，许世友的信却退了回来。许世友的检讨直接由李德生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又当面批评了许：“你的信只写给我，要不要交政治局看?还是给你退回去。”
　　许收到毛泽东退回的信，改过抬头，重新送呈“毛主席及政治局”，结果没了下文。杨得志的信送上去之后，上面没说什么，也没有再印发，看样子过关了。
　　新近出版的《韩先楚传》中透露了一条韩先楚在后来中央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检讨：
　　“我在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张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张春桥同志道歉!”
　　１９７３年５月４日，毛泽东接见韩先楚时说：
　　“路线出感情，你和许世友同志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毛泽东带领老将们和工作人员唱《国际歌》是在１９７１年南巡为解决林彪问题“打招呼”时，那实际上是很久以前的事……
　　１９７６年，事情终于有了圆满结局，“四人帮”多行不义，被抓捕关进监狱。而许世友则连任政治局委员，韩先楚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杨得志后来担任了总参谋长。


《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