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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九一三”——偶然的摔死，必然的失败（一）
蒋 健
40年前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是中国一百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之一，更是迄今为止尚有许多谜团未解的最大政治事件。“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不仅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无比震惊，而且完全出乎事件主角——林彪所有高层“亲密战友”们的意料，尽管这些“亲密战友”们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
40年来，学界对“九一三事件”给予了很大关注。汪东兴、李德生、张耀祠、李文普、刘吉纯、康庭梓、吴德、孙一先、王海、丁盛、林豆豆、张宁、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纷纷撰写回忆文章或接受采访，诸如《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等领袖传记和年谱对“九一三事件”多有涉及，更有丁凯文、于南、王年一、张聂尔、胡平、余汝信、舒云、高文谦、芦笛、陈小雅、吴润生、何蜀、迟泽厚、程光、金秋、图门、高华、肖思科等海内外研究人士的众说纷纭。此外，借助因特网信息传播便利与人人皆可参与的优势，无数网友对“九一三事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京城孤魂、jhealth、白马博士、工蜂、鹤飞翔、龙德施泰特、蹒跚学步、司马清扬等网友在《强国军事纵横》等论坛上对“九一三事件”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然而，笔者认为，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立论，首先取决于研究者对相关史料的掌握程度，其次取决于研究者对这些史料的逻辑分析水平，当然也和研究者的立场和利益有关，甚至还与研究者所受的语境限制有关。
笔者还认为，历史留给我们的信息，特别是“九一三事件”这段历史，不是全部而只是有限的片段，甚至还有一些虚假的片段。历史研究人员不得不立足这些信息，但同时要超越它们的限制，去伪存真且补白。换言之，对一个真正的研究者来说，正确的思维方法和丰富的想象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1、引子
“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夜，邱会作在与李作鹏闲聊时说：看起来是叶群这个高明夫人脑子想歪了，把林彪搞走了。30年后，邱会作则认为是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无路时，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挟持外逃了。（《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797页，787页）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一周，对林彪出逃大惑不解的黄永胜对着邱会作扯肝裂肺地吼叫了一声：“他妈的！跑什么跑？！”（黄正《将军最后的一声吼》， 电子杂志《记忆》总63期，2010年11月30日）
10月26日晚上，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叶剑英及外交部官员到其中南海住处开会。毛泽东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察觉，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熊向晖《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引自《亲历者记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432-433页）1972年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外交部长舒曼时说：“这个林彪啊，他天天吹我，说我怎么了不起，而实际呢，就要杀我的头。我跟他斗争了几十年，后头变成了‘亲密战友’、‘副统帅’。结果庐山会议到去年，一年多他就呆不住了。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265-266页）
当年因“两次篡改周恩来指示，致使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等罪名而获刑的李作鹏，晚年经过对“九一三事件”20年的研究后，感觉到他被周恩来当作了替罪羊。李作鹏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256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李作鹏还推测并质疑：周恩来“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年，792页）
做天难做二月天，做人难做周恩来！“九一三事件”给身处旋涡中心的周恩来造成的精神刺激不亚于他的任何同僚。
9月22日，周恩来亲睹林彪折戟沉沙、曝尸荒野的照片。放松之余，周恩来莫名痛哭，并对不明就里的纪登奎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05页）
难道纪登奎不懂，此时的周恩来就懂了吗？！
10月12日，周恩来陪来访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南方。以往周恩来坐飞机，听完专机组人员的简单汇报，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可这次他反复询问：“飞机检查了吗？试飞了吗？你们都是党员吗？”（李克菲、彭东海《周恩来专机机长的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124页）飞行期间，当机长张瑞霭告诉周恩来专机正飞越长江时，周恩来狐疑地朝下方望个不止，并不安地问张瑞霭：“这是长江吗？”“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我看不像呀！”这该不是海湾或外国的什么河吧？（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404-405页）
此时的周恩来为什么如此反常和多疑？难道是他生怕不经意间也像林彪那样成了叛国者？
1972年7月5日，周恩来在上海同上海市委常委谈国内问题时说：出了林彪事件，出现这么一个结局，谁也没料到，谁也无法导演。林彪之死，真是天造地合。这是必然性的结果，偶然性的出现。8月1-2日，周恩来在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部门负责人作报告时说：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534页，542页）
此时的周恩来终于明白了“九一三事件”的真谛，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2、走进历史的林立衡
分析“九一三事件”的偶然性，必然要涉及到对“偶然性”做出最主要贡献的林立衡。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1971年9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中发［1971］57号文件）中提到：“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叶的女儿林立衡。”（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2年）
那么，又名林豆豆的林立衡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1944年出生于延安，1962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1964年春天从清华大学二年级转学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林立衡到北京大学后经常缺课，其间在家中自杀过一次，后因超过规定的缺课极限，在年末按学校要求办理了休学手续。休学后，她去了《空军报》，并在文革中成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其间再次在家中自杀过一次。
由于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在1960年3月至1966年1月期间，投寄数十封匿名信给林彪一家，用恶毒下流的语句咒骂叶群和林彪，还牵扯到其他党内高官，并挑拨林立衡与父母的关系，说她不是叶群/林彪亲生的，从而使得她疑神疑鬼。林立衡不仅一度认为自己不是叶群所生，还闹出过认为自己可能是刘少奇孩子的故事。（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92页）
从林立衡以上经历，以及她1972年9月8日在空军报社小组讨论中“我有时听到林贼一些反动言行很气愤，另一方面，还觉得他过去打过仗，理论上也有一套，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也希望他早点死，保持个晚节算了”的发言（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中华儿女》，2000年9期），可以看出她和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关系不融洽。另外，从林彪、叶群给林立衡的“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欢欢喜喜，坚持到底”和 “热爱爸爸，服从妈妈”这些题字来看，他们曾经试图改变女儿的个性或行为方式。
不过，由于自小生长在帅府，青少年时期又逢父亲飞黄腾达，因此成年后的林立衡也表现出很强势的一面。一位知情人，同时也是“九一三事件”研究者曾告诉笔者，林豆豆在林府，叶群根本管不了她，曾无奈地称她“豆老爷”。
顺便说说严慰冰匿名信对叶群影响的两个例子：一个是1965年5月25日夜，叶群在与罗瑞卿谈话时让林豆豆在场，叶群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豆豆也叫来。”另一个是1965年12月8日下午，叶群在向刘少奇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时，请求王光美在场，因为“她一个女同志不方便”。 对叶群的说法，局外人罗点点的评论是“令人作呕”（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74页），王光美“听了特反感”（《王光美访谈录》，378页）。她们的做法和反应就属于“当局者清，旁观者迷”吧。
3、“九一三事件”的前戏从何时开始？
文革初期，许多中共高官政治上相继失意，这其中遭到自己子女揭发批判的并不鲜见，如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都有子女顺应毛泽东/江青的部署揭批他们的老爸。不过，像林豆豆那样通过告密直接把父母送往黄泉路的人则是绝无仅有。
那么，林豆豆的告密活动始于何时呢？
根据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回忆：9月2日，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笔者注：指程世清）向毛泽东报告了“林立衡同我妻子讲了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等情况，毛泽东听后“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104-105页）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授、官方的林彪事件研究权威于南说：在南昌，程世清曾单独向毛泽东反映“林立衡来南昌时曾警告他的家属以后少同林家谈，搞不好要杀头呀！”等情况，毛泽东当时听了程世清反映的情况后，进一步提高警惕并采取一些防范性措施。（于南《毛泽东1971年南巡考述》，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暨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366页）
目前，尚不清楚林豆豆当时是根据叶群/林立果的哪些言行得出“搞不好要杀头”的言论，也不清楚林豆豆除了对程世清妻子讲过这番话之外，还同其他什么人讲过。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林豆豆在9月7日之前就对她的未婚夫张清林、“侍卫”杨森（空军保卫部副处长）讲了不少叶群和林立果的坏话。不然的话，张清林、杨森不会在9月7日下午林豆豆正同林立果密谈时，就去向当时驻北戴河的8341部队的领导姜作寿（二大队长）、刘吉纯（警卫科副科长）报告，请求他们赶快把叶群和林立果抓起来。（刘吉纯、丁丑《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历史学家茶座》，2005年第1辑）
目前，也不清楚林豆豆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对张清林、杨森讲叶群和林立果坏话的，更不清楚张清林、杨森是否向其他人透露过有关叶群和林立果的坏话。林豆豆后来对人说，林立果9月7日下午告诉她，毛泽东南巡以来的形势对林彪非常不利，所以他有到广州并把林彪和黄吴李邱都弄到广州去的想法。林豆豆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林立果说，林彪已经时间无多，不被整死也得被拖死。后来林立果去了北京，林豆豆便和驻地工作人员一一谈话，让他们做好各种防范工作，保护首长的安全。（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285-286页）
就笔者所见资料，从9月8日开始，在北戴河林彪处的工作人员陆续有张恒昌、陈占照被林豆豆“谈话”，宋德金被刘吉纯“谈话”（宋德金《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百年潮》，2000年9期）；而在9月7日及之前，也就是林豆豆与林立果的密谈结束之前，至少有张清林、杨森、姜作寿、刘吉纯、李文普与闻过林豆豆有关叶群和林立果的坏话。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豆豆说过“‘九•一三’以前我没有报告，主要是里应外合，配合毛主席这场反林、叶的斗争”之类的话。（高厚良《“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那么其他知情者中有谁会把有关讯息向上级反映呢？
还是根据张耀祠的回忆：“就在9月8日深夜，毛主席突然下令，把专列从杭州笕桥机场停车点，转向去绍兴线的支线上停放了一天半……”（《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5页）
汪东兴也回忆说：“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9月8日到9月12日，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其南巡队伍的一系列异动。（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84-188，193-197页）
那么，毛泽东所“知道的危急情况”来自何方呢？
舒云认为林立果身边有毛泽东的耳目（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6年），笔者大不以为然：如果林立果身边真有毛泽东的耳目，为什么12日晚“小舰队”商量“南下”这样的大事，“耳目”不往上汇报呢？事实上，无论是李伟信、程洪珍，还是江腾蛟、鲁珉，12日夜晚都没有什么异动。但令笔者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当时与林豆豆确立恋爱关系才满一个月的张清林竟敢让8341部队把他的准丈母娘叶群、准小舅子林立果这两位大人物抓起来；更令笔者感觉蹊跷的是身为空军保卫部副处长且长期随卫林豆豆的杨森不仅不制止张清林的荒唐行为，而且与他合伙去告状。
按照舒云和张宁的说法，张清林还在9月12日晚上就向林豆豆提出过四条建议：“一、调警卫部队砍树拦车，防备叶群突然出走；二、派人到机场破坏飞机；三、借谈话机会把林立果绑起来；四、乘早晨林彪转车，把林彪藏起来。”（舒云《九一三事件系列人物——林彪的女婿张清林》，转引自舒云新浪博客；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235页）
而依照林豆豆的描述，9月12日夜里，张清林挥动着拳头对中央警卫团副团长、老红军张宏大喊大叫说：“在这么大的事儿面前，你们再也不能犹豫了。汽车马上就开动了，如果被你们放跑了，党和人民绝不会宽恕你们！要是你们不拦住，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李晨《世纪风铃——当代中国重大事件解密》，台北•天箭资讯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237-250页；《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426期，2005年4月5日）如果说林豆豆人五人六地吆喝人可以理解，毕竟她是帅府千金、中国二号人物的女儿、《空军报》的实际掌门人，可他张清林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学的干的又是医生这个职业，9月7日和12日的行为却如此乖张，由不得笔者不起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常行为？
不过，9月7日安然度过。林豆豆、张清林和杨森的这些举动，不仅难免当时就被李文普、姜作寿们嗤之以鼻，而且增加了让他们接受林豆豆“九一三事件”前夕告密的难度。
4、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有多可靠？
《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最早由《世纪风铃——当代中国重大事件解密》一书披露，目前在因特网上随处可见。该材料着重讲述了9月12日晚至9月13日凌晨林立衡向驻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领导以及北京的张耀祠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的详细过程。
根据余汝信的说法，他在2006年3月访问林豆豆时，林豆豆向他证实该信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林豆豆承认《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是她当年写的，但流传出来的渠道不得而知。（余汝信《新世纪林彪研究述略》，转自《百年林彪》，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25页，62页）
余汝信认为，关于“九一三事件”当晚北戴河林彪住处的情况，《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应是可靠的依据。（同上，55页）芦笛对比了林豆豆、李文普、张耀祠、汪东兴的回忆材料后，认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林豆豆讲的才是真话”，而且“这是豆豆在九一三事件后受审查时写给中央的交代材料，如果她虚构了张宏和张耀祠的言行，立即就会被戳穿。”（芦笛《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 2008年5月10日改定稿，原载《海纳百川》网《罕见奇谈》论坛）
那么，林豆豆的这个材料究竟有多可靠？
笔者认为，首先要搞清楚林豆豆向余汝信承认的“当年”是哪一年，因为在汉语中，“当年”中的“当”有两种读音，读“dàng”时，“当年”是指同一年；读“dāng”时，“当年”是指过去的某段时间。如果是前者，显然有误，因为当（dàng）年是1971年，而林豆豆的材料中提到了她1972年8月26日同周恩来的一次面谈；如果是后者，则只能是1972年8月26日后的某个时间。
其次，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林豆豆本人曾经说过，她在“九一三事件”后写的材料是谢静宜逼供信并有意篡改而成的, 说自己过去写的东西“很多是假冒伪劣产品”，是“当年逼供出来的档案材料”（高厚良《“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也就是说，林豆豆在1972年8月27日到1976年10月6日这个时间段写的材料，有可能因为谢静宜的插手，并不可靠，虽然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她已被解除审查。而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并不存在林豆豆还受审查的事实，所以也不会有“受审查时写给中央的交代材料”。
又次，还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谢静宜1988年当面向林豆豆的同父异母姐姐林小霖断然否认了关于她有意篡改林豆豆所写材料的说法。林小霖则说过：“我和豆豆同是一个父亲所生，姐妹同根，我也不能说豆豆多么坏，但对她爱虚荣爱说假话我也深感痛心。因为假话不能持久，终究要被事实揭穿，到头来害的还是自己。”（高厚良《”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也就是说，林豆豆的诚实性大可置疑。
再者，林豆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当年”说法并非唯一，最为著名的是她写的《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1988年，270-273页）。笔者在这里再举两例：一个是1988年她对罗瑞卿女儿罗点点讲的，“豆豆说，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号晚上，为了不引起注意，叶群让她和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工作人员都在北戴河中直疗养区的九十六楼看电影，林立果从北京带着一架空军的三叉戟飞机来到。豆豆问他北京情况怎样，林立果含糊地说那帮人成不了气候，还告诉豆豆，明早可能飞广州，要她准备一下。豆豆说在这之前，她和老虎（笔者注：林立果小名老虎）谈过一次话，知道他们认为毛泽东南巡以来的形势对林彪非常不利，老虎有到广州，并把林彪和黄吴李邱都弄到广州去的想法。……这次豆豆听老虎说要去广州，就知道事情不好。她回去告诉张清林如有人来找，就说我上厕所去了。然后，她跑到离九十六号楼不太远的8341警卫部队的驻地，对副团长张宏说，林立果要劫持首长飞往广州，要张宏转报中央和周总理。张宏一开始没把她的话当真，以为他们姐弟之间闹意见，还劝了她半天。直到她第二次跑来报告，张宏才半信半疑地要通了当时8341部队长张耀祠的电话。这时候，豆豆己经第三次十分火急地来报告了。豆豆说，为了使叶群和林立果带走林彪的事情不能得逞，我们还向警卫部队提出了具体预防措施：让一辆大卡车把路堵死，或者砍一棵大树把路堵死。先让警卫部队把联峰山的路封锁，如果还是堵不住就封锁去机场的路。豆豆说，我们的防范措施当时警卫部队的领导都答应了，可是当林立果和叶群把林彪带上车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没有人去做，致使林彪的车一直冲到机场。豆豆说，为什么北京迟迟不答复我？为什么他们答应拦截却又不拦截？”（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285-286页）
另一个说法源自1996年10月11日林豆豆接受的舒云采访：“我们那样急切地五次报告和请求受到了怎样的对待？！这些事实统统被谎言所掩盖和抹杀了！周恩来在我第一次找八三四一部队后就迅速采取了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拦阻措施。按照惯例，林彪上飞机前，八三四一部队派人和先行车到机场布置安全措施，先上飞机检查，然后武装守卫飞机，在舷梯两边保护林彪登机。最后还要派警卫干部和战士同机跟随，并派部队乘另一架飞机护送。但奇怪的是，这次周恩来采取的保证林彪安全的紧急措施，完全负有专门责任的八三四一部队有关领导居然始终不执行！我们第五次请求采取紧急措施后约莫30多分钟，林彪飞机‘顺利’起飞了。”（舒云《为林彪元帅辩护》，转自《百年林彪》，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407页）
最后一点，但决非最不重要的一点，《风云“九•一三”》的作者张聂尔在1996年初曾经当面问林豆豆：“你当时为什么不向你父亲报告呢？如果那样，一切也许会是另一种结局。”张聂尔发现林豆豆的脸在一霎间涨红了，她只是回答说：“他都糊涂了。”张聂尔对此的态度是：“我不能证实或推翻她的观点，因为一切尚需要旁证。”（张聂尔《拥抱生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http://club.dayoo.com/view-102219-1-1.html）
同样的道理，笔者认为，《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只是林豆豆本人现在认可的材料，其是否可靠尚需要旁证。
平心而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多多少少都会有当事人自我合理化的叙述和辩白。这种自我合理化的写法是人性使然，因为人们对曾经历过的闹心事，为摆脱懊悔和负罪感的长期煎熬，求得心灵的安宁，就需要给自己当初的行为做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如果当事人有意地逃避自我责任，长此以往就会自我蒙蔽，就会把虚妄当作事实，就会自欺且欺人。就林豆豆而言，正是她当年的告密导致她至亲的父母和弟弟走上黄泉路，所以她更有逃避自我责任的心理需求，所以她宁愿把发生“九一三事件”的责任推给李文普、推给张宏、推给张耀祠、推给周恩来、推给“中央”。
还需要一提的是，伪造历史不仅可以通过虚构某些情节来实现，更可以依靠有意遗漏某些关键情节来达到，而且后者更巧妙、更不易被人发现。《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就遗漏了林豆豆向北戴河8341部队报告过的林立果从上海带来一只敢死队、林立果会派飞机轰炸天安门的关键情节，且不说材料中比比皆是的“无心之失”了。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研究者应当分析和识别当事人回忆中的这些“陷阱”，更要留意那些无心之失。
另外，历史进程是在广大的时空范围内演变的，每个当事人通常只能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上目睹这个进程，所以他/她的视野肯定是有限的。这就好比一个井底之蛙，它看到的天既和它所在井的位置有关，也和该井的深浅和大小有关，更和它看天的时间段有关。简单地说，无论什么时间，这个井底之蛙所看到的天只会是天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要了解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就必须采集尽可能多的井底之蛙所观察到的“天象”信息。
欲破解“九一三事件”之谜，也当如是处理。
5、林豆豆到底凭什么去告密？
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办”主任和林豆豆母亲的叶群，曾多次对工作人员说：“豆豆身体虚弱，神经不太好，言谈无度，没有逻辑性。对她说的话，你们一是不要信，二是听到后要及时向我报告。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必须严肃对待。”（吕学文《亲历林彪的出逃的前前后后》，《档案春秋》，2005年10期）
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南方巡视，大挖林彪的墙脚；林豆豆则在叶群眼皮底下大挖叶群的墙脚，可叶群却浑然不觉。林办的一些人尽管听到了林豆豆的一些“无度言谈”，但没有一个人遵守“纪律”向叶群报告，难道是恪守疏不间亲的古训？
1971年9月12日是中国政坛风云诡谲的一日，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豆豆在北戴河开始告密行动。
李文普回忆：“就在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林立衡说这番话，我确实感到突然，不相信。当时我不相信的原因有几条：一是林彪让我准备去大连，并没说去广州。另外，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现在，林立衡冒出一个这么大的‘阴谋’来，真把我吓得一大跳。但我首先想这是林家儿女又闹矛盾了。……还有一点，就是长期在‘林办’，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也遇多了，所以就又用平常的心态去看待了。……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我对她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吗？’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我就到空军疗养院办事去了。可能林立衡又去找‘林办’其他工作人员说了此事，叫他们注意观察叶群的动向。所以气氛就紧张起来。我从空疗回到96楼，几个人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我们以为有人把你害了呢！’晚上，北戴河畔风云骤起，但谁也弄不清风从何来？我仍然在值班室值班，林立衡又突然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次对我讲了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对她的话，我心中还是没有底，仍然问她：‘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对此，林立衡也没往深处说。后来，她走了。”（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2期）
林豆豆从李文普那里走了，“九一三事件”的大幕由是拉开。
尽管《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被林豆豆本人认可、被余汝信认为是“可靠的依据”、被芦笛认为是“真话”，但笔者觉得它有问题。
林豆豆回忆：
已经晚上9点50分了，我和刘吉纯跑步到位于58号楼的8341部队二大队队部。我在外面等着，刘吉纯进大队部与张宏、姜副大队长谈了一会儿便陪他们来见我。……我问张宏：“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我还告诉他：“……今天晚上8点多，林立果和刘沛丰乘飞机在山海关降落后，机场曾打电话向‘林办’问询，首长和我以及所有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林立果已经回来了，叶群可能也不知道林立果什么时候回来，以至没有事先派车去接他，林立果是开机场的车回来的，现在那架飞机还停在山海关机场。”……我见张宏副团长……说得这样有把握，就放心地和刘吉纯离开大队部返回林彪住地。（《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此处林豆豆把姜作寿的职务从“大队长”误记成“副大队长”。
看完“井蛙”林豆豆的回忆，我们再看“井蛙”刘吉纯的回忆，这两个“井蛙”一度在同一个“井”里。
刘吉纯回忆：
当晚10点半左右，林立衡对我和李文普说，主任、老虎要挟持首长到广州去，在广州呆不住就去香港。她想要报告去，李文普说怕林、叶找他，他不去。我见李文普不去，便和林立衡一起去部队值班室。那时部队干部战士早已休息，我把林立衡带到小树林里，然后找到姜作寿大队长和陆军医，说林立衡有重要情况向中央报告。我把姜作寿领到小树林后，说，你们谈吧，我过去看看动静。并嘱咐姜作寿，为了林立衡的安全，就不要让她回去了，在部队会安全些。我回到96楼后，心情十分紧张，但因事关重大，又不敢对别人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刘吉纯《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
因为曾经在同一个“井”里，所以两个“井蛙”都回忆是在房子外面谈的。但林豆豆说刘吉纯是陪张宏、姜作寿一起来的，且参加了谈话，最后同她一起回去的，而且是从大队部走的，言外之意是她同张宏、姜作寿的谈话是在大队部结束的；刘吉纯则根本没提到张宏，还说他没参与林豆豆同姜作寿的谈话，而且是自己回去的。
林豆豆、刘吉纯和姜作寿这三个“井蛙”一度在同一个“井”里。再看姜作寿的回忆：
那晚十点多钟，我到大队值班室不大工夫，刘吉纯副科长领着林立衡来找我。……在屋外的小树林里，她说出了让我很惊讶的情况：“叶群, 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 他们先到广州, 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急切地说。“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惊异地问。“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 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呀！你看我该怎么办？”在夜暗中，我仍然能感觉到她那真诚期待的目光。她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像林彪这样的高级领导人, 怎么能跟着老婆、孩子去香港呢？那个时候人们的印象中香港无异于国民党敌占区呀！但我又不能讲出来。我问她：“这事首长自己知道吗？”“他们骗他, 他哪里会知道。”听得出,林立衡并不怀疑林彪有什么问题。“这, 我要报告。”我讲出了办法。“向谁报告？”“向张耀祠、汪东兴报告。”“他们靠得住吗？”她疑虑重重地问。“靠得住。”我着意向她说明, 他们都在毛主席那里工作。为使她相信，我还说：“我不向他们报告还向谁报告呢？”“这么说，不报他们还不行。”她迟疑片刻之后才说：“那好吧,你就赶快去报告吧！”……我回到值班室, 便用电话向在北京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警卫处副处长, 我们的团长张耀祠作了报告……（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15-316页）
和刘吉纯一样，姜作寿也说谈话是在“小树林”进行的，也没说谈话时张宏在场。
看起来，发生记忆错误的是林豆豆。
不过，远在北京的“井蛙”汪东兴的回忆却同林豆豆的一致。
汪东兴回忆：
林立衡听到这些话（笔者注：指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的密谈），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晚上9点20分（笔者注：应为10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我：“报告可靠吗？”我回答说：“可靠。”周总理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3页）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再看“井蛙”张耀祠的回忆，当夜他很长时间和汪东兴坐在同一个“井”里。
林立衡听到了他们要逃跑的情况，便立即找到警卫秘书李文甫（笔者注：李文普），要他立即向8341部队负责人报告此情况，李文甫说：“我离不开。”林立衡只好在晚上9点50分左右，到8341部队找到二大队长姜作寿，她说：“林立果、叶群正商量要挟持林彪逃跑，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报告。”姜作寿说：“我们张宏副团长在这里，我找他来。”林立衡说：“请他快点来。”姜作寿给张宏副团长打完电话后，在晚上10点20分钟给我打来电话，先将上述情况作了报告。我当即告诉姜作寿：“要派专人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我立即用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又马上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7-108页）
张耀祠说的很不细，但有一点很明白，张宏确实不是和姜作寿一起出现在林豆豆面前的。
那么“井蛙”张宏是什么时间和谁一起听的林豆豆的告密呢？
可惜，笔者没见到张宏关于此事留下的任何只言片语。
万幸的是，另一个“井蛙”，肖奇明，弥补了这个缺憾。肖奇明时任林彪警卫中队中队长，也是对“九一三事件”偶然性发生做出特殊贡献的一位人物，他当夜很长时间和张宏坐在同一个“井”里。《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有四处提到了肖奇明，且显然是当年林豆豆眼中的正面人物。当然在肖奇明的笔下，林豆豆也是正面人物。
肖奇明回忆：
海滨的夜晚十分宁静，22点20分，我正准备休息时，副大队长于仁堂匆匆忙忙跑到我宿舍说：“老肖，赶快到大队部值班室去，豆豆（指林立衡）有重要情况向我们反映。”22点30分左右，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来到大队值班室。不一会儿，林立衡又打来电话，叫我们去55楼前。55楼东边有一小片松树林，林中阴暗而寂静……。当我们快步走入林中，只见林立衡早已在那里等我们。……她略带颤抖的声音对我们说：“叶群逼着我与张清林今晚结婚，我没有同意，后来改为订婚。”接着她又告诉我们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暗害毛主席，我爸爸（指林彪）现在什么也不知道，只听叶群和林立果的。今天他们打算坐飞机去广州，然后再去香港。在机场他们还准备了敢死队，你们要有防备，要把飞机控制起来，不能让它起飞。”说完她问张宏同志怎么办？张宏同志告诉她说：“马上向中央报告。”她又问：“报告给谁？”张宏同志说：“向办公厅张（耀祠）副主任报告。”她说：“张副主任是不是张耀祠？”张说：“是的。”她表示同意先向张耀祠同志报告，然后林豆豆就回到96楼去了。我们回到大队部值班室后，张宏同志马上把林立衡说的情况用保密电话报告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耀祠同志，张副主任了解情况后，在电话中强调说：“部队要做好准备，有新的情况及时报告。”（肖奇明《亲历“九一三”》，《军休之友》，2006年7期，49页）
需要一提的是，当时林彪夫妇住在北戴河东联峰山下莲花石旁的96楼，96楼往南，通过一条环状小路，有一条直通海滨的马路，马路两边有两座小楼，东侧的56楼归林豆豆使用，西侧的57楼属林立果使用；再往南，临近西路口处也有两座小楼，东侧的55楼是警卫部队的住处，西侧的58楼是警卫部队队部办公处，也是部队领导的住处，肖奇明就住在该楼。
姜作寿、张宏、肖奇明们选择在55楼东边的松树林同林豆豆见面，显然是为了她的安全和方便，因为55楼与林豆豆所住的56楼都在马路的东侧。
综合各个“井蛙”看到的“天”，笔者认为“完整的天”应该是这样的：
晚9点50分，林豆豆和刘吉纯与李文普分手，离开96楼，跑步去告密；
10点刚过，到达北戴河8341部队驻地，此时干部战士已经休息，为了安全和保密，刘吉纯让林豆豆到55楼东边的松树林去等，他去58楼的部队值班室找人；
10点10分，刘吉纯陪姜作寿到松树林来见林豆豆，并嘱咐姜作寿为了林豆豆的安全，就不要让她回去了；
稍后，“看看动静”见无事的刘吉纯独自回96楼了，毕竟他是林彪的警卫人员；
10点15分左右，林豆豆和姜作寿的谈话结束，林豆豆求见张宏；
稍后，姜作寿就近到55楼打电话给张宏，报告林豆豆的“告密”和她的求见，张宏指示姜作寿向北京报告，并通知于仁堂召集有关人员来大队部值班室开会；
10点20分，姜作寿向北京的张耀祠报告：林豆豆说叶群、林立果要带着林彪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林豆豆还说是叶群亲自给她布置的。张耀祠马上指示姜作寿：“要派专人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张耀祠随后向汪东兴报告，汪东兴马上用电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汪东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10点30分左右，接完汪东兴/张耀祠转达的周恩来指示的电话后，张宏来到大队值班室，稍后接到姜作寿打来的电话，林豆豆要求还是在55楼东边的松树林见面；随后，张宏率于仁堂和肖奇明到松树林听取林豆豆的密报；
10点40分左右，林豆豆返回，张宏则回到58楼马上向北京的汪东兴/张耀祠报告：林豆豆说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汪东兴随即报告周恩来山海关已经停有专机。（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4页）
于是，“九一三事件”的另一个主角、对“九一三事件”偶然性发生做出巨大贡献的周恩来正式登场，他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全心全意处理林豆豆当夜密报的事情。
说起来可笑又可悲的是，林豆豆通过姜作寿传上来的关于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逃到香港的密报并无什么真凭实据，基本上是她这个心智不健全的人的臆想。
因而20多年后，汪东兴在回忆录中都不愿意提林豆豆这个密报的内容，而是以“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林彪要去外地”含糊之。不过，汪东兴确实承认了“林彪、叶群他们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不知道。林立衡……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3页，206页）
那么，林豆豆凭什么去告的密呢，又凭什么让别人相信她的呢？林豆豆向张宏讲了林立果当晚对他说的“马上去广州”的话，还讲了林彪卫生员当晚听见叶群跟林彪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的话。（《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林豆豆告诉姜作寿“先到广州, 然后再去香港……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张聂尔《风云“九•一三”》，315页）。
显然，林豆豆对姜作寿撒了谎，因为叶群根本不可能对她讲“先到广州, 然后再去香港”的话。
那么，林豆豆果真是当晚听了林立果和林彪卫生员的话之后，才得出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先到广州再逃到香港”的推论吗？
不是！
李文普回忆，9月12日下午，他在平台上乘凉时，林豆豆突然对他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但林豆豆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林豆豆自己也承认：“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儿。”（《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而9月12日下午，林豆豆同李文普谈话的那个时间段，北戴河没有任何人，包括叶群，知道林立果当晚会回来。
在更早的9月7日的晚上，林豆豆就告诉刘吉纯：“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刘吉纯《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
真不知道那时叶群、林立果在外面做了哪些坏事被上边知道了，林豆豆又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即使林立果真的在9月7日下午对林豆豆讲了他计划干的一些“坏事”（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年，193-194页），也不代表他能提前好几天就告诉林豆豆他会在机场准备了一支敢死队啊。
林豆豆对张宏说“林立果讲他在东山有个秘密机场，可以监听全国的电话，包括这里通往北京的电话”（《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确实糊弄不了张宏，因为他完全知道底细。
但林豆豆对张宏说林立果在机场还准备了敢死队，一定让张宏费踌躇，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底细。
大约一个小时后，林豆豆又对张宏说林立果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这下子就不只是北戴河的张宏费踌躇的问题了，就连北京的张耀祠、汪东兴、周恩来，甚至毛泽东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说起来更可笑又更可悲的是，“中央”对林豆豆的种种密报，有个从不敢信到半信半疑再到不敢不信的演变过程，最终连一向自负的毛泽东也于9月13日凌晨三点多钟从中南海跑到人民大会堂避难去了，而那时林彪已经在蒙古大漠灰飞烟灭了。
本来林立果策划的南下去广州是为了“另立中央”，而不是为了“逃到香港”，但林豆豆一个接一个的假情报，促使“中央”行动起来，结果歪打正着。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就是如此诡异！
6、究竟是胡萍还是吴法宪没有说实话？
胡萍生前对舒云说：“吴法宪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过我了。注意保密，飞机呼号临时改变。我冤屈在哪儿？我是管专机的，林彪坐的那几架飞机，都有准备。电话一来，马上就出发。从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文件，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为林家服务。太频繁了，容易泄密，吴法宪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以训练的名义。”（舒云《我不是“资敌罪”——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访谈录》，引自百度贴吧：http://tieba.baidu.com/f？kz=735406552）
胡萍2008年4月去世，但他的儿子继续为其父亲鸣冤叫屈：“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指示父亲：林家用飞机，要全力保证。林彪当时住在北戴河，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从北京往返北戴河接送人员和传递文件。由于太频繁,容易泄密，吴法宪对父亲交待，凡是去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要注意保密，改呼号，以训练的名义往返。”（胡耀萍《我的父亲胡萍》，《老照片》76辑，2011年4月）
但问题是，“913事件”前夕，吴法宪追查256专机去山海关的原因时，胡萍为什么串通潘景寅骗吴法宪说是潘景寅自行安排的试航呢？直接对吴法宪说专机是林立果坐去的不行吗？叶群后来不就是这样对周恩来说的吗？而且当吴法宪随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让256专机空飞回京，胡萍为什么又与潘景寅合谋骗吴法宪说发动机油泵坏了，飞不回来呢？（于南《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371页）
如果胡萍起初就如实告诉吴法宪256专机是林立果坐去的，是我按照你的指示和惯例安排的，周恩来知道后又能说什么呢？况且林立果很容易找个堂皇的理由，比如说去北戴河面贺姐姐林豆豆订婚。
胡萍的说法，不仅当时就给林立果和周宇驰帮了倒忙，而且后来也使他自己说不清楚。笔者认为，胡萍晚年的悲惨遭遇固然令人唏嘘，但他当夜的言行确实匪夷所思。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吴法宪当年是否有过胡萍父子都强调有的那个“指示”呢？此外，“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指的“飞机”是指接人和送文件的普通飞机，还是林彪的专机呢？如果是后者，吴法宪怎么会、怎么敢大撒手呢？胡萍当夜又怎么会对吴法宪隐瞒它的真实行踪呢？而吴法宪回忆，“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吴法宪回忆录》，862页），所以笔者认为，无论如何，胡萍都不能自圆其说，而吴法宪的做法顺理成章。
胡萍的这些话自然让当时已经知道林立果坐256专机去了北戴河的周恩来不会相信，害得叶群随后不得不亲自出面替他“擦屁股”。
7、林豆豆为什么又去告密？
告密后的林豆豆回去了吗？
带着林豆豆去告密的刘吉纯说他“嘱咐姜作寿，为了林立衡的安全，就不要让她回去了，在部队会安全些。”（刘吉纯《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
汪东兴说：“林立衡自从报告了林彪要去外地的情况后，已经不敢再回去了。”（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6页）
吕学文说：“林立衡要求姜大队长把她藏起来，并进行严格保密，决不能让叶群他们知道她来过这里。”“姜大队长接到北京指示后，立即叫来中队长肖启明（笔者注：应为肖奇明），和他一起召开了有关人员紧急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一方面布置隐藏林立衡、并保证其安全的事宜；一方面命令警卫队进入战备状态，要拦住林彪的汽车，不让他们离开北戴河。”（吕学文《亲历林彪出逃的前前后后》）
不过，“井蛙”汪东兴把林豆豆第二次告密后的要求错记成第一次告密后的事情了；“井蛙”吕学文的嘴太大了，那个时候姜作寿、肖奇明怎么敢命令“要拦住林彪的汽车，不让他们离开北戴河”呢？
当事人林豆豆自己则说她“放心地……返回林彪住地。”（《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目击者肖奇明说：“她表示同意先向张耀祠同志报告，然后林豆豆就回到96楼去了。随后，张宏同志叫我通知区队以上干部到大队部开会。大约10分钟左右与会人员全部到齐。姜大队长说：‘今晚有情况，要做好准备。’并当场决定由副大队长于仁堂和一区队长黄树忠带领10名战士到机场去观察动静。如果情况属实马上把飞机扣起来，不许起飞，请示中央如何处理。会后，区队干部各自回去做行动准备，大队长亲自去96楼观察动静。值班室里只剩下张副团长和我。”（肖奇明《亲历“九一三”》，49页）
不过，另一个“井蛙”，当事人于仁堂则说：“张副团长向北京报告后，向我们布置：‘要提高警惕，注意观察情况，及时报告，不要轻易行动。’以后，姜大队长派我到96楼周围观察情况。这时大约晚上11点，我到96楼外看了看，没有什么动静。秘书办公室里，只有宋秘书和林彪的医生坐着看东西，走廊里好像有放电影的声音。过了大约15分钟，姜大队长也上来了。”（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1988年，281-282页）
在第一时间接到姜作寿报告的张耀祠曾经指示姜作寿“要派专人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不过，哪个“专人”，不管是于仁堂还是姜作寿，能起到的作用都不会比林豆豆这个“内应”要大，因此尽管有刘吉纯的“嘱咐”，姜作寿还是没有“隐藏”林豆豆，况且此时林豆豆并没要求“把她藏起来”。
林豆豆回到96楼后，还去见了叶群，叶群通知她，明早6点出发去广州，叫她和张清林、张宁三人准备一下行装。随后林豆豆又从李文普那里了解到林彪“同平常一样，11点就上床睡觉了。”（《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不过，仅仅几分钟之后，周恩来查问256专机的事情，通过林豆豆→张宏→张耀祠→汪东兴→周恩来→吴法宪→胡萍→周宇驰→林立果这条线，传到了叶群这里。
不明就里的叶群马上命令李文普：“立即安排去广州！”林豆豆说，稍后“我刚走进叶群住处的走廊，叶群就出现在电影银幕前宣布停放电影，叫我和张清林、张宁马上拿行李去机场，让工作人员也一起走。”于是，林豆豆决定马上离开96号楼再次去向张宏告密。
林豆豆回忆：
在门口见到姜副大队长时因有其他人不便说话，我使劲握了握他的手，用目光示意他要守好林彪的大门，他点头会意，并调了一辆车让我快上。我叫张清林留在我们住的56号楼应付林立果，让杨森和我一起去大队部。（笔者注：96楼离58楼的距离可不近，单是96楼距56楼就有400多米远，可有了姜作寿调来的汽车，那点距离真不算什么，所以）车子很快开到大队部，但大队部值班室空无一人。杨森立即去找张宏，过了好一会儿才把张宏找来。我告诉张宏：“李处长和姜副大队长叫你赶快到96号楼去。”并请他立即命令部队封锁通往山海关机场的道路。奇怪的是，当我反复讲这些话时，张宏虽然满口答应，却又在屋里走来走去，欲言又止，犹豫不决，然后忽然离开大队部值班室不知去向。等他回来时，我生气地说：“你开始不是说得好好的，到时候你就带人上去吗？怎么现在你又不上去了？”张宏看着我，一声不吭。（《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难道林豆豆的第二次告密只说了这些吗？
不是！
笔者前面说过，“伪造历史不仅可以通过虚构某些情节来实现，更可以依靠有意遗漏某些关键情节来达到，而且后者更巧妙、更不易被人发现。”
请看张耀祠的回忆：
晚上11点多钟，张宏给我打电话说：“林立衡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让我立刻直接向张耀祠副主任报告，保卫好毛主席。”我接电话是在汪东兴秘书值班室，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都在场。张宏说一句，我重复说一句，他们两人都听清了。汪东兴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总理如实报告了上述情况。（《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9页）
当晚“逃跑”，是叶群在电影银幕前公开宣布的，实在算不得什么秘密，而“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则是骇人听闻的。
不过，单从张耀祠的回忆来看，林豆豆这个骇人听闻的告密是在叶群与周恩来的通话之前，此时还没有任何迹象证实林豆豆的告密言之有据，所以张耀祠所做的只是“又给张宏同志交待了四条：一、派专人严密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二、要组织好部队；三、要准备好汽车；四、一有情况及时报告。”（《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9页）
再请看肖奇明的回忆：
23点40分左右，林立衡和她未婚夫张清林匆匆忙忙从96楼跑到58楼，正好遇到我。林立衡对我说：“肖队长，他们（指叶群、林立果）要我回56楼准备自己的东西马上走。你们快带人去把他们抓起来。如果在楼里不动手，到了机场就打不过他们了。林立果对我说了，他们从上海带来60多人，武器比你们好，都是微型冲锋枪。”同时，林立衡担心他们强迫她一起走，要求我们予以保护。……我请她跟我一起去大队部值班室去找领导。这时，张副团长正在值班室，林立衡又把情况向张副团长说了一番，其中她还是强调马上派人去把叶群、林立果抓起来。张副团长没有表态，他立即打电话向张耀祠同志请示。耀祠在电话里答复是：“现情况不明，不能扣他们。他们走，你们随后跟着并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到飞机场先把飞机控制起来，不能起飞。”接着林立衡也和张耀祠同志在电话里讲了话。耀祠同志与林立衡讲完话后，又在电话里向张宏指示，要求我们把林立衡保护起来，保证她的人身安全，不能出事。（肖奇明《亲历“九一三”》，49页）
综合林、张、肖三人的回忆，笔者认为，张耀祠当时的处置并无任何不当，况且事后也证明，“林立果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和“林立果在机场有一支60多人的敢死队”的密报纯粹是林豆豆的臆造。
当然，肖奇明的回忆存在“无心之失”，比如他说林豆豆是和张清林一起来报告的，而林豆豆说她是和杨森一起来的，张清林离开96楼后去56楼了。林豆豆的这个说法分别得到张耀祠和李文普回忆的支持，但李文普把林豆豆第二次告密的时间和同行人与第一次告密搞混了，所以误记成林豆豆“带着杨森去8341部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张清林继续留在96楼看电影。”（《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还有肖奇明说的“23点40分左右”不准确，林豆豆回忆她在大队部准备与北京的张耀祠通话时无意间听到军委总机的话务员正在为叶群挂电话，“我知道这是叶群在给总理打电话——周总理在1972年8月26日见到我时告诉我，叶群打电话说他们要请假去广州”（《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因此笔者认为这个时间应该在23点17分左右，“左右”不超过三分钟。
实际上，张耀祠说“晚上11点多钟，张宏给我打电话说：‘林立衡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的回忆也太过粗线条。笔者认为，林豆豆关于“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和林立果、叶群“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的报告并不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完成的，前者发生在叶群与周恩来的通话之前，后者发生在叶群与周恩来的通话之后，虽然二者的确都发生在“晚上11点多钟”。
历史研究决不能“宜粗不宜细”，特别是对“九一三事件”这样的复杂历史，很多因果关系搞不清，这或多或少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指导方针有关，政治先行而罔顾细节。
笔者井见所及，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研究者，都没能提供一个完整或准确的“九一三事件”时间表，且很多是以讹传讹。而叶群与周恩来的通话就是“九一三事件”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3点22分。
8、叶群与周恩来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周恩来年谱》记载：23时半，周恩来与叶群通电话，叶称林彪要“动一动”，是“天上动”。周恩来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加以劝阻。（《周恩来年谱》，481页）
那么叶群和周恩来到底是谁给谁主动打的电话呢？当年的“大人物”们对此各执一词：汪东兴、李作鹏和郭玉峰回忆说是周恩来打给叶群的（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5页；《李作鹏回忆录》，698页；阎晶明《我的丈夫郭玉峰》，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 55页）；张耀祠、吴法宪、邱会作回忆说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9页；《吴法宪回忆录》，862页；《邱会作回忆录》，793页）；李德生的两个回忆自相矛盾，一个说是周恩来打给叶群的（《李德生回忆录》，418页），另一个说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引自《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页）。但肖奇明、高振普和李志绥这三个“小人物”的有关回忆都说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肖奇明《亲历“九一三”》，49页；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63页；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文版，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514页）。林豆豆也说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担任过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的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说是周恩来打给叶群的（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六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员陈扬勇认为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陈扬勇《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重庆出版社，2006年，7页）；而于南早先著文说是“周恩来在晚11点22分打电话给叶群”（于南《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371页），后又更正为“叶群……在晚11点22分打电话给周恩来”（江明武《周恩来生平全纪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935页）。
当然，最重要的是当年中央警卫局有关人员的座谈记录整理稿上记载的是“11 时 22 分，叶群给周总理来电话”。
关于叶群与周恩来的通话内容，汪东兴的说法如下：
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接着，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这些情况、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我的。（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5-206页）
李德生的说法几乎就是汪东兴说法的翻版。（《李德生回忆录》，418页）
张耀祠的说法则与汪东兴有很大不同。张耀祠回忆：
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她说：“林彪今天晚上想动一动。”总理问：“是空中，还是地上？”叶群说：“是空中。”总理问：“有飞机吗？”叶群含含糊糊地说：“没有，报告总理后再调。”平时林彪用飞机，从不向总理报告，这一次报告总理，显然是为了遮掩林彪逃跑的阴谋企图。总理讲道：“晚上飞行怕不安全吧！”叶群说：“不要紧，林彪想看看夜景。”（《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9-110页）
几乎所有海内外研究者，比如张聂尔（《风云“九一三”》，291-292页）、于南（《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371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京城孤魂（《“九一三”全景回放》，《强国军事纵横》论坛，2010年9月12日）、丁凯文（《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548期，2007年1月2日），都接受了汪东兴的说法。如果说他们之间有所不同的话，只不过是有的突出周恩来的“机智”，旁敲侧击，敲山震虎；有的则强调叶群的“愚蠢”，做贼心虚，欲盖弥彰。
笔者认为，张耀祠的说法更接近实情，更符合当夜的事态演变。近几年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和《邱会作回忆录》直接或间接印证了张耀祠的说法。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周恩来在9月13日早晨向在京的全部政治局委员介绍了林彪座机出走的经过，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座机已经坠毁。邱会作的说法如下：
周总理说：“林彪出走是突然的。在事件发生之前，不仅没有人想到，也是根本没有人敢想。”周总理接着说：“十二日晚上十一点半的样子，叶群来电话说，一○一（笔者注：指林彪）想动一下，去大连（笔者注：吴法宪也说是去大连，见《吴法宪回忆录》862页），但林豆豆说是去广州，见《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总理问：“什么时候起身？”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不要坐飞机走。三叉戟才进口，驾驶员还不熟悉。明天白天走，可以坐飞机。”叶群说：“你知道，那个急性子（指林彪）很难说服得了。”总理说：“为了安全，必须这样做。你应当耐着性子做说服工作。”周总理接着说：“十一点半多一点，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林彪随身带的警卫部队）的报告说：叶群宣布，周总理同意首长今晚起身去大连，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接着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打来电话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车把我爸爸搞走了’。”周总理说：“接到豆豆第三次电话，也是十一点半多了。”总理说：“这个人的脾气是很怪的，很难说服他不走，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晚上无论如何不能放行，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周总理继续说：“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之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邱会作回忆录》，793页）
从张耀祠和邱会作的回忆看，叶群并没有对周恩来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而是坚持晚上飞，并说是林彪的主意。这个事实从周恩来随后打给吴法宪和李作鹏的电话中得到验证。
9、周恩来凭什么断定北戴河那里有问题？
丁凯文认为，“叶群在临要逃亡之际，为何主动打电话给周恩来，这不是有点‘欲盖弥彰’吗？这其实说明了叶群并不知道他们的逃跑计划已泄露，而林家的一举一动都已在中央的控制之下了。”（丁凯文《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
笔者认为，说叶群在打电话给周恩来时就已经决定“逃亡”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境。虽然林豆豆已通过北戴河8341部队陆续上报“林立果已调专机计划逃到香港”、“今夜就走”、“林立果派飞机轰炸中南海”的密息，但此时反馈到叶群那里的消息只是周恩来/吴法宪查专机，因此叶群决定用林彪的名头压一下周恩来，而且挑明了是“夜里走，天上动”。笔者还认为，叶群此刻预想的目的地还是广州，否则她不会“让工作人员也一起走”，更不会在与周恩来通话后还让吴法宪调飞机来。
不过，张耀祠认为：“平时林彪用飞机，从不向总理报告，这一次报告总理，显然是为了遮掩林彪逃跑的阴谋企图。”（《张耀祠回忆录》）而且“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对人说过：林彪是副主席，调一架飞机是不用谁来批准的，问题是叶群不承认调动了，这就引起了我的警觉。（纪东《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22页）
笔者认为张耀祠和周恩来的这些说法未免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
严格来说，叶群确实还没有调动飞机，256专机确实是林立果当晚坐来的，而且林家子女及其随从当时坐飞机来往于北京-北戴河之间确实是平常之事。此外，林彪出行一架专机确实不够。况且，叶群确实如周恩来预料的那样，随后确实向吴法宪调飞机了。
不过，笔者还认为叶群的电话不仅没有消除甚或加剧了周恩来/吴法宪因胡萍“潘景寅自主试飞，专机在山海关机场出现故障”之类谎话引起的怀疑。
吴法宪回忆：
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还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我告诉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吴法宪回忆录》，862-863页）
接完吴法宪的电话后，周恩来随即用电话指示李作鹏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但没有交代任何背景。
李作鹏回忆周恩来向他做的四点指示是：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李作鹏回忆录》，694页）
高文谦认为，周恩来做得很老到，以“保护林彪安全”为名行事，还故意拉上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联合下达命令。自己不出面，而是让李作鹏通知山海关机场：夜航不安全，林彪到机场时，要林彪直接给周恩来去电话。（《晚年周恩来》）
但是，“九一三事件”后蒙冤入狱十多年的李作鹏老将军对周恩来的做法无法理解，他直言：
周总理大约是12日23点15分左右，在电话中对我做的四条指示。而23点30分周总理才给叶群打电话，此时的林彪、叶群并没有离开北戴河驻地。为什么周总理不直接与林彪通话力劝不要夜航，反而先于叶群，在电话中对我说：“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不在北戴河驻地与林、叶直接通话，而舍近求远地要到机场让别人传话后与林彪通话，如果汪东兴反复说的周总理与叶群通话时间是正确的，总理这样的做法也太不合情理了，我真的无法理解！（《李作鹏回忆录》，789页）
不过，李作鹏这里首先是把周恩来给他电话的时间记错了、记早了，其次汪东兴说的周、叶通话时间和受话方并不正确。笔者前面提到，周、叶通话时间是在23点22分，而且是叶打给周。随后又有周打给吴法宪、叶打给吴法宪、吴法宪又打给周这三个电话，因此周给他的电话绝对不可能在23点28分之前，所以李作鹏对周的某些不满只能说是误解。
其实，周恩来有他周恩来的难处。1970年8月，庐山会议前的一天，周恩来亲笔抄下“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这样的字句。（《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138-139页）那时“种菜哥哥”是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们，“采桑娘子”是康生、江青、张春桥们；而此时“种菜哥哥”是林彪，“采桑娘子”则是毛泽东。“种菜哥哥”他惹不起，“采桑娘子”他更惹不起。周恩来此时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和底牌，而毛泽东回京前没有通知他，回京后也没有召见他，所以对他来说，此刻最重要也最紧迫的事情就是马上去见毛泽东。
因而笔者认为，周恩来那个可操作性很差的“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的指示的要义是“以拖应变”，他要拖出时间去见毛泽东。
10、毛泽东何时与闻？
《毛泽东传》说：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计划。接到“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的去向，并向林彪的飞机呼叫，要他们飞回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后来周恩来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从赶来向他报告的周恩来那里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况。他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118室。这时，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已经飞行了三十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由于当时中央对林彪一伙策动政变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毛泽东仍采取慎重的态度，表示：“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1601-1602页）
迄今为止，官方研究的主流观点基本认为毛泽东是在林彪飞机强行升空后才了解当夜发生的事情，此前一直由周恩来自主行事，甚至有研究者认为：“9月12日深夜出现异动那刻起，……从危机产生到消弭，都是周恩来一手处置。林彪事件把周恩来推到一个历史高点。”（李洁非《1972：国家与革命》，《钟山》，2010年5期 ）
而高文谦推断：当林立衡通过中央警卫团报告林彪的动向后，本来就直接听命于毛泽东，而且又急于洗刷自己与林彪关系的汪东兴自然不敢耽搁，会马上报告毛。因此毛在第一时间便知道了林彪后院起了火。这对一直苦于抓不住林彪多少把柄的毛泽东来说正中下怀，采取了兴灾乐祸（笔者注：原文如此，应为幸灾乐祸）的态度，有意让林彪充分暴露，并且通过汪东兴来直接指挥北戴河警卫部队的行动，遥控事态的发展。（《晚年周恩来》，343页）
芦笛也推断：汪东兴和张耀祠都强调，周是在林彪飞机已经起飞后才报告毛的，绝对是别有用心的谎言。在“九一三事件”中，毛自始至终都是最终决策者，周恩来不过是个忠实执行人而已。（芦笛《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
笔者也曾经顺着林豆豆警告程世清夫人→9月2日程世清向毛泽东密报→9月7日北戴河张清林、杨森要求抓叶群、林立果闹剧→9月12日夜林豆豆一系列密报→9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对林豆豆的表扬→1973年1月9日林豆豆的自我表扬“‘九•一三’以前我没有报告，主要是里应外合，配合毛主席这场反林、叶的斗争”（高厚良《”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这个链条，探讨过北戴河的情报上达天听的途径。（吉祥健康《说不清的913,道不尽的101》，《强国军事纵横》论坛，2010年5月27日）
还有很多文章，尤其是网文，根据常识和逻辑，猜测当林豆豆的密报传到中南海后，汪东兴/张耀祠在报告周恩来的同时也一定报告了毛泽东。
不过，包括笔者在内的这些分析和猜测目前并没有得到什么证据支持。
那么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互动始于何时呢？
高文谦认为：直到林彪的专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才紧急行动起来。他立刻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并采取了应变措施：指派李德生和纪登奎分别坐镇空军司令部和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随后，他又驱车赶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晚年周恩来》）
于南认为周恩来是在256专机强行起飞后，才从人民大会堂去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的。（于南《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373页）于南还认为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报告之前，已经把李德生派往空军司令部。（同上，375页）
陈扬勇认为周恩来把李德生派往空军司令部之后，才去中南海见毛泽东，而256专机强行起飞是周从中南海回到人民大会堂后发生的事情。（《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8页）
笔者则认为，依据周恩来的权限和行事风格，不可能在统帅毛泽东授权之前，随便插手军队高层的事情，何况周恩来这时要应对的是叶群背后的副统帅林彪。而且派往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的人必须是毛泽东中意之人，不然会弄巧成拙。此外，李德生在当天下午才被毛泽东召见且被单独赋予特殊使命，这个情况周恩来当时并不知道。
因此笔者认为，周恩来在给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862-863页）和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694页）下达有关指示后，就亲自去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是毛泽东当面指示周恩来可以派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派纪登奎坐镇北空司令部，当周恩来从中南海返回人民大会堂后便着手落实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李德生回忆说：“周总理与叶群通完电话之后，立即派我到空军作战室……”（《李德生回忆录》，419页）但周与叶群通话时，李德生并不在场，所以他说的“立即”到底是隔了多长时间呢？李德生还回忆说：“直到午夜12点过后，周恩来总理把我叫到电话间。他对我说，林彪要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李德生回忆录》，416页）由于周与叶群的通话大约在11点24分结束，因此可以判定周恩来是在半个多小时后才召见李德生的，此时周已经从中南海见完毛泽东回来。
时任李德生秘书、后来当过《解放军报》社长并参与过《李德生回忆录》写作的祝庭勋将军的说法是：刚过午夜12点，周恩来神情严肃地对李德生说：“现已查明，有一架空军256号三叉戟专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机场，林彪要乘这架飞机逃跑。主席已经知道，并且作了指示。你的任务是立即到空军指挥室，代替我坐镇指挥。发生重要情况，必须立即用电话向我报告。”李德生马上明白了，毛泽东担心的事，已经发生。周恩来在毛泽东领导下，正在指挥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94-195页）
请注意“主席已经知道，并且作了指示”、“周恩来在毛泽东领导下”等用语。
李德生进入作战值班室，已是13日凌晨零点以后。正在值班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出来迎接。他们满腹狐疑，不知道总政治部主任为什么半夜来到空军机关。……李德生告诉曹里怀：“在北戴河海军机场，有一架空军的三叉戟飞机，可能要不经批准，突然起飞，中央命令我来直接掌握情况。”……很快，各个地面雷达网站的信息直接传来，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飞机已经强行起飞。标图板上，跟踪记录着三叉戟256号的航行轨迹。（《李德生在动乱岁月》，203-204页）
零时40分，在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8分钟后，空军指挥所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中央决定，派总政主任李德生同志立即到空军指挥所，代替总理全权指挥。（舒云《林彪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党史博览》，2004年12期）
从曹里怀、白云的“满腹狐疑”看，李德生人先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通知后到。从这个时间看，高文谦的说法明显不成立，何况当时毛泽东的卧房没有电话（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8页），周恩来不可能大半夜地让毛泽东屈尊到几十米外的办公室去接电话。
那么，周恩来是如何报告毛泽东的呢？
时任毛泽东警卫队中队长陈长江的说法是：北戴河执行任务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电话报告，林彪女儿林豆豆要求大队长姜作寿采取措施，阻止林彪上飞机，并保护她的安全。张耀祠马上报告汪东兴，不到10分钟，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也知道了。同时张耀祠指挥警卫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北戴河的张宏不断把新情况报过来，汪东兴报给周恩来。周恩来把空军、总参等渠道来的情况综合起来，告诉正在游泳池值班室的汪东兴，请他报告毛主席。
（陈长江/文，舒云/整理《“九一三”前后，我为毛主席站岗》，《同舟共进》，2009年7期）
不过，陈长江并没有给出毛泽东与闻周恩来报告的具体时间，而这对于破解“九一三事件”谜局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在周恩来处理“九一三事件”全过程中与周恩来形影不离的卫士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171页）的回忆，在与叶群通话并命令李作鹏控制256专机后，周恩来把开会的会场由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改为新疆厅，并对与会人员说，有件事先去处理一下，请同志们等一等。然后，周恩来驱车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亲自向毛泽东报告当天发生的一切。（《周恩来卫士回忆录》，163页）
综合李作鹏和张耀祠的回忆来看，周恩来到达中南海游泳池的具体时间肯定是在12日23点40分之后，因为张耀祠回忆说：“是夜23点40分，……还没有报告毛主席”。（《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10页）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了什么呢？
自称在现场的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说：“周十一点到游泳池。毛仍不知道这件事。周恩来向主席报告林彪叛逃，我在一旁听着。周恩来向毛报告，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密报给北戴河的张宏，叶群和林立果绑架林彪上了座车。叶群刚才打电话给周，说林彪要移动一下，但是说没有飞机。但周查了空军，有一架三叉战斗机就停在北戴河外山海关机场。因此周怀疑叶群这是声东击西法，用来掩饰他们的潜逃。这些都说明情况有变。毛一听到周说林彪要潜逃，全身一震。但他随即表情自若，静听周的报告，看不出他内心的感受。周建议，毛还是搬到人民大会堂去住。林彪逃走的目的仍然不明，林彪的人在北京不少，如果他们计划政变，可能随时会爆发武装攻击。看样子，人民大会堂比较安全，容易防卫。……”（《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514页）
李志绥的回忆错讹不少，但有一点很清楚，周恩来是在他与叶群通话之后、林彪在北戴河动身之前来见毛泽东的，而且此前毛泽东并未与闻林豆豆的密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514-515页），这与张耀祠的回忆吻合。因此可以说，高文谦提出的“毛在第一时间便知道了林彪后院起了火……”的推断不确。
不过，笔者认为，要言不烦，毛泽东听完周恩来的汇报后，一定会讲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这四个人是靠得住的，你可以放心使用，我下午才召见过他们……
就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期间，“九一三事件”的大戏进入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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