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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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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一) ——林彪事件文献著作述评
·蒋 健·
46年前发生的“林彪事件”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之一,更是迄今为止尚有许多谜团未解的中国现代最大政治事件。狭义的“林彪事件”专指1971年9月12日夜至13日凌晨发生的“林彪出逃”,又称“九·一三”事件,而广义的“林彪事件”涉及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交替发生的林彪集团倒张(春桥)、毛泽东保张进而倒陈(伯达)的活动,以及其后的“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南巡,林彪之子林立果主谋杀毛不成进而企图南下另立中央的系列阴谋活动。
相应的研究从“林彪事件”发生后就开始了,最初的动力来自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给林彪集团定性和定罪的需要,以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告一段落。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后,出于“了结过去”的现实政治需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再度审理林彪集团案,并将林案与江青集团案(即“两案”)一起交由重建的中纪委审查。197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8月,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召开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1〕1979年9月3日,邓小平为“两案”审理定调。〔2〕尽管“两案”审理显然是用法律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但其审理方针声称重证据,所以对毛泽东时代专案组“逼供信”搞出来的材料,允许当事人翻供,而且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倒张”的活动也不再成为他们的罪证。1980年11月20日“两案”审理正式开庭,1981年1月25日审判完毕。“两案”审判结束的次日,邓小平对外声称:中共中央正在搞《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这次审判和稍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公布,“把过去的问题都了结了,不再纠缠。我们十亿人民一心一意向前看,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努力。”〔3〕1981年6月下旬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自此以后,中国大陆关于林彪事件的说法和研究,几乎都在该决议和“两案”审判结果划定的框架内,比如,“两案”审判特别法庭副庭长、第二(林案)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关于“两案”审理过程的回忆,〔4〕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于南关于林彪事件的系列研究。〔5〕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方面,追求历史真相是人的天性之一,还原历史真相更是历史研究者的天职;另一方面,不平则鸣,无数感到不公的林彪事件涉事人和/或其亲属、部属,为了他们的名声和利益,必然要诉说他们的种种冤情,发出他们的“一面之词”。
此外,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往事》、《记忆》和《昨天》等中国大陆电子传媒,为林彪事件的研究者提供了便易的学术互动平台。近年来,出现在电子传媒上关于林彪事件的文献,百家争鸣,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非同时期传统媒介可比。
笔者意图在此尽可能全面地回顾46年来出现的林彪事件文献,重点放在各种层次当事人的回忆,也涉及不同立场研究者的探讨和相互争论,同时给予适当点评,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以及对这个专题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文献指引。
一、来自毛泽东时代的史料
(一)中央专案组整理的三批材料
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1〕77号文件,主体内容即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2〕4号文件,主体内容即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1972年7月2日发出中发〔1972〕4号文件,主体内容即中央专案组选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
这些材料无疑代表了毛泽东、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对林彪事件的立场和看法,存在着“逼供信”和牵强附会之类的问题。
(二)来自军队的材料
1973年5月空军印发了《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主要罪行材料汇集》《林彪死党江腾蛟的反革命罪行材料汇集》《林彪死党王飞主要罪行材料汇集》《林彪死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汇集》和《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两年后又印发了《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在空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行》和《林彪死党吴法宪的罪行材料》。〔6〕
1974年5月,海军政治部发出名为《吴瑞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严重错误和罪行的部分材料(供批林批孔用)》的小册子。
北京军区党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下发了郑维山的“罪行材料”。〔7〕
上述材料虽披露了某些真实细节,但都不乏“逼供信”造成的伪证和牵强附会的说法。
二、来自“两案”审理时期的史料
在“两案”审理期间,毛泽东时代认定的“林彪反党集团”被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转而称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了。〔8〕不过,毛泽东时代关于林彪集团“谋杀毛泽东”“阴谋南下另立中央”(即“两谋”)和“叛国投敌”的定性没有变,用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概括就是:“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
这个时期关于林彪事件的史料除了收录在《历史的审判》〔9〕《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10〕等专集之外,在此后出版的领导“两案”审理的邓小平、彭真、伍修权、黄火青〔11〕等人的传记、年谱和/或回忆录也有所提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篇全方位描述林彪事件的报道,即:刘回年等人的《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没》和靳大鹰的《“九·一三”事件始末记》。〔12〕它们后来分别被《历史的审判》《林彪事件真相》和《林彪1959年以后》〔13〕等专题图书多次收录,并被《大动乱的年代》〔14〕、《风云九·一三》〔15〕和《晚年周恩来》〔16〕等著作所引用。笔者认为,这些报道中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失实问题,比如,引用毛泽东时代中央专案组的不实材料。
三、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史料
(一)参与“两案”审理报道记者的长篇纪实
解放军报记者邵一海在其“两案”审理期间发表的《“联合舰队”的覆没》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史料,从1985年2月起,陆续发表在新创刊的《追求》杂志上〔17〕,后被结集成书以两个版本出版。〔18〕邵一海最早披露了《“571工程”纪要》的发现过程。〔19〕他还最早披露了林立衡、刘吉纯、林彪内勤小张、林彪内勤小陈、李文普、姜作寿、于仁堂等亲历者在事后的回忆材料,〔20〕这些材料对于还原“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的北戴河现场的“全景”是很有价值的。
参与了“两案”审理报道的空军报记者张聿温的《温都尔汗爆炸记》〔21〕也全方位描述了林彪事件,该书利用了《“九·一三”事件始末记》提供的一些素材,对林立果“小舰队”活动的描述尤为详细,对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活动的描述有助于还原空军学院林立果秘密据点的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与《“联合舰队”的覆灭》《温都尔汗爆炸记》同在1988年出版的《叶群野史》〔22〕也全面描写了林彪事件,该书的书稿在1982年就已经完成,〔23〕该书的部分内容后来被一些杂志选载。〔24〕但因其书名以及作者不大为人知的缘故,笔者目力所及,未见任何林彪事件研究者的著述提及该书。实际上,该书的作者“南枝”就是参与了“两案”审理报道的人民日报著名记者胡思升,他当年发表的《开庭之日》《元帅之死》《铁骨忠魂》《初审吴法宪》《“无法无天”的历史不能重演》《江青的最后表演》《罪该一死》《血压为何偏高》《十名被告面面观》《可怜的辩护》等报道,其中的前五篇被《历史的审判》所收录。〔25〕该书虽名为“野史”,但很多内容是可信的,比如,1971年“七月底,毛泽东向政治局的委员们推荐一本名叫《何典》的书,特别介绍了其中的四句话:‘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26〕在吴法宪回忆录中得到证实。〔27〕笔者认为,该书中关于叶群与黄永胜苟合、林立果窃听的叶群与黄永胜一次通话的内容〔28〕颇具史料价值。不过,笔者认为,这个时长157分钟的录音录的不只是叶、黄一次通话的内容,更不认为林立果偷录的时间只是“一九七〇年深秋的一个夜晚”。〔29〕因为录音中叶群提到叶、黄苟合的时间是6月21日,还提到她可能怀孕了,如果需要流产,希望黄来看看她……,而叶群9月专门为打胎一事从北戴河回过北京,所以不可能“深秋”还在谈论“那个没有来”;再者,那个时代的录音技术有限,而林立果自8月下旬随林彪上庐山起,直到11月下旬张云生离开林办也没有回过毛家湾〔30〕;另外,录音中提到的林彪在苏州“哭了”而且是“哭政治上”的,叶群则是既哭“政治”又哭“责任”,显然是1971年2-3月的事,这段内容可能是1971年4月下旬“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偷录的。
(二)林彪家人及与林家密切接触者的回忆
香港《镜报》1988年6月号刊登的《“九·一三”事件前前后后的林豆豆:林豆豆访问记》后被国内转载〔31〕,因而被国人广泛所知。受访的林立衡对“九·一三”事件叙述的核心就是吃了安眠药睡下的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拉走的,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后来各种公开版本的林立衡式“九·一三”事件叙述的源头。另外,文中提到的程世清、汪东兴的一些说法,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张云生在文革时期给林彪做了四年多的秘书,他撰写的《不堪回首的岁月》〔32〕和《毛家湾纪实》〔33〕,披露了他在林办时的所见所闻,涉及林彪的工作生活、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明争暗斗和林彪家庭内部的严重矛盾,尤其是叶群和林立衡的尖锐对立。关于“林彪事件”,张云生提到了林立果在第一时间对庐山会议的看法:“庐山这里出事了!”“主任(指叶群)煽风点火,惹了一场大乱子。陈伯达带头跳出来,被主席抓住,已经挨批了。主任和李、吴、邱都在会上做了检讨。他妈的,这都怪主任搞的。主任翻了车,我从心里高兴,但他妈的这个代价太大,连首长(指林彪)的威望也受了损失。”“在首长跟前,她经常哭鼻子,他妈的,这怪谁?都怪她自己!”“也不能说首长没有一点责任。由于主任惹了乱子,首长还在会上做了几句自我批评,最后主席保了首长。现在是集中批陈,但陈的后台是主任。”〔34〕张云生还详细回忆了庐山会议后叶群对他的勾引,他当时就把叶群的丑行告诉了林办的于运深、李文普、李春生等人,“大家都对叶群切齿痛恨。这样一来,在毛家湾的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在抵制叶群方面抱成了一团。”于是,叶群成了“瞎子”“聋子”。〔35〕笔者认为,了解了张云生披露的背景后,就不难理解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前夕在叶群眼皮子底下搞事却没人向叶群报告的缘由了。
张宁是被林家认可的林立果未婚妻,她在“九·一三”事件前夕与林彪、叶群、林立果和林立衡都有接触,事件发生后她和林办工作人员在一起被办学习班,因此她的回忆——《扭曲的虹》〔36〕对于了解“九·一三”事件有一定价值,特别是她亲历亲闻的林立果在9月8日下午和9月12日之夜的言行。
(三)外交部亲历者的回忆
针对美国出版的英文书《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 Biao》及其台、港中文译本〔37〕所造的诸多谎言,其核心是林彪被毛泽东策划害死于北京西山,曾经勘察过林彪坠机现场的原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于1987年初以笔名发表了《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38〕证实林彪死于蒙古。随后,中共中央党校于南教授给孙一先看了胡耀邦1986年11月16日的一段讲话,其中要求有关部门研究编写“林彪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二人“共同感到不能听任国外恶意造谣这样广泛流传,我国官方应该发表文章,揭示林彪外逃坠机的真相,澄清国内外视听。”于是孙一先向外交部相关领导和部门建议组织编写有关材料,以驳斥《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编造的谎言。〔39〕此后,去过林彪坠机现场的原驻蒙古使馆大使许文益和三位工作人员(孙一先、沈庆沂和王中远)分别撰文披露了勘察林彪坠机现场以及与蒙方交涉的经过〔40〕,原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撰文回忆了外交部应对“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提到与上级周恩来以及下级许文益、孙一先的互动。〔41〕
(四)专题资料汇编
周明主编的六卷本《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42〕在第二卷、第四卷和第五卷分别收录了“两案”审理期间邵一海和靳大鹰的两篇报道、伊白的《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和张宁的《扭曲的虹》。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为配合建国后党史的教学和研究,编印了十四册《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49年10月至1985年9月)》,序号从19到32,其中由王年一选编的第26-28册,即《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三册〔43〕,收录了文革期间的中共中央文件、报刊重要文章,并在《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后面附录了前面提到的刘回年、许文益、伊白、符浩、张宁等五人的文章。〔44〕
《林彪事件真相》一书收录了聂荣臻回忆录关于文革林彪的部分,前面提及的邵一海、靳大鹰、许文益、符浩、张宁等人的文章,托名一位林办秘书(名为“何一伟”,实为“张云生”〔45〕)对叶群的琐忆,以及林彪在文革期间的部分言论。〔46〕
(五)中共官员的回忆
伍修权的回忆录描述了黄、吴、李、邱和江腾蛟在文革中的罪行,默认黄、吴、李、邱都对“两谋”不知情,比如,1971年9月10日那一天,黄永胜与叶群通了五次电话,最长的一次达135分钟,通常认为两人是在商量政变的事情,而且黄永胜在法庭上也说不清两人到底谈了什么,但伍修权一言以蔽之:“不可告人的私房话”。〔47〕
原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回忆录介绍了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回忆了“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张春桥、江青等人的嚣张,其朋党的胡乱作为,他们硬说1971年7月的“北兵南调”是配合林彪的南下另立中央,肖劲光上了林彪贼船。〔48〕林彪事件重要亲历者、原林彪专案组主要负责人和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在1988年1月对人说:“关于‘九·一三’事件,国内出的书刊也报道过不少。有一套书《历史在这里沉思》,里面叙述的‘九·一三’事件〔49〕基本上是真实的。我看过。”他还回忆了毛泽东听闻林彪出逃的最初反应,毛泽东在确认林彪之死后的表态——“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了”,以及毛泽东布置抓捕林彪集团中人的一些细节。〔50〕
四、1990年代出现的史料
对于在国内出现的史料,笔者尽可能提供最早、最原始的出处,一个原因是让读者知道当事人最初回忆时的年纪,再一个原因就是有些史料在被收录或转载时并非原貌,比如,《作家文摘》1994年7月8日刊登的关于汉纳姆对林彪事件真相调查的报道。此外,同一个作者或同一个系列延伸到21世纪的同一个专题著述,也放到本章了。
(一)林彪事件重要亲历者的回忆
李德生的《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51〕和汪东兴的《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52〕都是国内影响很大的关于林彪事件的个人回忆,但他们的回忆中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史实错误,比如:李德生说“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北戴河林彪驻地的警卫部队“10点多钟”直接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林豆豆的报告;汪东兴虽然说是他把北戴河警卫部队的报告打电话告诉周恩来的,但他把林立衡向北戴河警卫部队的报告时间错误地记成“9点20分左右”。对于当夜叶群与周恩来的那次关键通话,李德生说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而汪东兴一反他1980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说法,改口说电话是周恩来打给叶群的。值得一提的是,熊华源、安建设主编的《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一书同时收录了《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和《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二文,但在他们整理的“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大事记”中明确提道:“当夜,叶群打电话给周恩来。”〔53〕更值得一提的是,汪东兴在他后来出版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维持了他的说法,〔54〕而李德生则在他后来出版的个人回忆录中改变了他的说法,〔55〕《周恩来传》采用的是汪东兴的说法。〔56〕搞清楚个中缘由对研究者如何辨析林彪事件的史料是很有益的。
吴德的《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57〕是一篇极具现场感的个人回忆,提供了很多周恩来、毛泽东应对“九·一三”事件的细节,比如,对于《“571工程”纪要》,因为它用词恶毒,纪登奎认为不宜下发,但毛泽东看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当然,吴德也有对时间记忆不准的错误,比如,把他看到《“571工程”纪要》的时间错记成黄永胜、吴法宪被隔离审查之前了。
张耀祠在林彪事件中的经历与汪东兴类似,而且“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他同汪东兴在一起,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的有关内容〔58〕比汪东兴的回忆更具现场感,拥有更多的细节。笔者认为,张耀祠回忆的9月12日深夜叶群、周恩来通话的内容〔59〕尤其值得研究者注意,张不仅说该次通话是叶群发起的,而且通话结束时叶群的态度也与汪东兴的说法截然不同。需要一提的是,张耀祠回忆录2001年和2008年的两个增修过的版本仍然坚持了原先的说法。〔60〕
原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回忆了他所经历的林彪事件,〔61〕他在庐山会议结束后受到过毛泽东的召见,“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他被周恩来紧急召唤到人民大会堂应对惊天事变。不过,笔者认为,陈所回忆的9月13日凌晨1时30分接到李德生的电话、凌晨2点多钟在人民大会堂还见到李德生的说法,显然有误。搞清楚陈先瑞到人民大会堂同周恩来、李德生、纪登奎开会的准确时间对还原“九·一三”事件的场景是有益的。
(二)来自“两案”审理参与者的史料
根据图们亲身经历写成的《超级审判》和《震惊世界的77天》〔62〕透露了许多与林彪事件有关的史料,比如,林立果偷录的叶群、黄永胜通话记录,〔63〕周恩来对海军的“林彪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的问题报告”的有关段落批示“我说要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64〕李文普在1980年1月23日对他1972年写的不实揭发交代进行了更正,〔65〕吴法宪在“两案”预审期间对他1972年3月交代的他事先知道林彪要搞政变供词的翻供过程。〔66〕
笔者认为,图们回忆中最有价值的史料是程世清的交代供述。据程世清交代:1971年9月1日、2日,毛泽东单独两次同程世清谈话,他“向毛主席报告主要内容是:⒈庐山会议期间,8月24日晚12时,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我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我还向毛主席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要从林豆豆那里了解情况。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⒉周宇驰两次来南昌活动,这次来很神秘、鬼祟,把过去江西改装的一辆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怀疑他们要逃跑;⒊林豆豆几次来江西,有一次林豆豆同我的家属说:程政委心直口快,以后少同我们家谈,搞不好要杀头呀!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里的人是有矛盾的;⒋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的病是不是叶群搞的。……主席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你同我说的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假若这份交代的真实程度达百分之七、八十,即可解开毛泽东究竟何时察觉有危险伴随其南巡因而提高警惕之谜!因为据汪东兴讲:“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毛主席后来也没向我们讲过。”〔67〕张耀祠回忆录提到“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向毛主席谈了三点”。〔68〕这三点与程世清上面的供述类似,显然,这位负责人就是程世清。
不过,图们的回忆中也有毫无证据的内容,比如,1971年9月8日,在林彪给林立果、周宇驰写下手令的“同时,叶群给黄永胜送去密封亲启件——‘现在情况很急,我们决定在上海动手。’”〔69〕
参与了“两案”审理报道并有两篇报道被《历史的审判》一书所收录的原新华社记者李耐因所写的《“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话》〔70〕很有价值,因为其素材来自江青被捕后在江青住处查获的部分电话记录。
伍修权的女婿、《伍修权传》的作者卢弘所写的《林彪江青集团主犯受审记》〔71〕也披露了一些林彪事件史料,而且还“为读者提供一些‘正史’以外的‘野史’或‘花絮’性材料”,即:“虽已‘徐娘半老’却又情欲未减的叶群,因林彪体质太弱干不了那事,就把著名的‘情场老手’正投靠门下的黄永胜拉入她的怀抱,权欲加性欲使他们搞到了一堆缠成了一体,连叶群的儿子林立果也发现并对此进行了‘侦察’和‘取证’,秘密录下了自己母亲与人私通的私房话。”
刘回年在《重大事件亲历》和《“两案”审判的新闻报道》中透露:“为了搞清林彪的罪行,我们到专案组翻阅了大量材料;又到林彪在毛家湾的住地,了解他和叶群的腐朽生活;还看了林彪一个秘书写的《毛家湾见闻录》。”而且,为了“写得清清楚楚,令人信服,又有现场感”,还采访了汪东兴等当事人。〔72〕
(三)中南海摄影师披露的史料
从1992年起,原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通过作家顾保孜《红墙里的瞬间》红镜头系列作品,〔73〕向公众披露1971年林彪两次对毛泽东“不辞而别”的故事。杜修贤的说法被《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一书所收录,并被广泛认同和引用,比如,《周恩来传》就说:“林彪对开了半个月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极为恼怒。这年‘五一’节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烟火的林彪满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连招呼也不打。他在城楼上只坐了几分钟,便不辞而别,以致新闻纪录片上也来不及留下他的影子!”〔74〕又如,高文谦拿它来说明林彪“并不按照‘善用兵者隐其形’的常法行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75〕高华则拿它来说明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大耍“个人英雄主义者”脾气。〔76〕不过,近年来一些亲历者的回忆,特别是相关影像被发掘出来,丁凯文、蒋健据此认为杜修贤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77〕
注释:
1、马克昌:《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西安:长安出版社,2007,页28-29。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551-552。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同上,页709-710。 4、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页310-329。 5、于南:《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风波》,《党的文献》,1992年3期;于南:《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南巡考述》,《党的文献》,1993年5期;于南:《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处置林彪叛逃事件述实》,《党的文献》,1994年4期。 6、空军大批判组:《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在空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行》《林彪死党吴法宪的罪行材料》,1975年。 7、北京军区党委:《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将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汇编》,1974年4月29日。 8、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23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344-353。 9、《历史的审判》编辑组:《历史的审判》,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历史的审判》(续集)编辑组:《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10、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11、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页232-238。 12、刘回年、赵琦、徐心华、周慈朴、杨金洲:《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人民日报,1980年11月24日;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没》,《解放军报》,1980年11月24,25,26日;靳大鹰:《“九·一三”事件始末记》,《时代的报告》,1980年4期。 13、江波、黎青:《林彪1959年以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1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15、张聂尔:《风云“九·一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1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 17、邵一海:《一个“超天才”的来历》,《追求》,1985年创刊号,72-81页;《一支反革命别动队》,《追求》,1985年2期,73-82页;《庐山风云》,《追求》,1985年3期,页70-81。 18、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九·一三”事件始末》,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林彪王朝黑幕》,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19、《“联合舰队”的覆灭——“九·一三”事件始末》,页100-106。 20、《“联合舰队”的覆灭——“九·一三”事件始末》,页270-283。 21、张聿温:《温都尔汗爆炸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22、南枝:《叶群野史》,沈阳,沈阳出版社,1988。 23、南枝:《叶群假党员之谜》,《八小时以外》,1982年3期,页46-48。 24、南枝:《〈叶群野史〉三章》,《名人传记》,1989年3期,页84-94;南枝:《毛泽东南巡前后的林家王朝》,《炎黄子孙》,1989年6期,页36-40。 25、《历史的审判》,254-258,369-375,376-381,405-410,页488-493。 26、《叶群野史》,页148。 27、《吴法宪回忆录》,页860。 28、《叶群野史》,页112-125。 29、同上,页118。 30、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页401、425。 31、萧萧:《“九·一三”事件前前后后的林豆豆》,《社会科学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21期,17-28页;《林豆豆今昔——林彪女儿对林彪出走的披露》,见石翔选编:《中国高干子女沉浮录》,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页385-406。 32、张云生:《不堪回首的岁月》,《秘书之友》,1986年1-5期。 33、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出处同前。 34、《毛家湾纪实》,页397-398。 35、同上,页408-420。 36、张宁口述,胡存廉等整理:《扭曲的虹》,《东方纪事》,1988年3期。 37、姚明理:《林彪的阴谋与死亡》,台湾,时事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姚明乐《林彪之死——流产政变幕后秘辛》,香港,远东评论出版社,1983。 38、伊白:《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万象》,1987年1期。 39、孙一先:《在大漠那边》,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页318-328。 40、许文益:《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任务:“九·一三”事件的对外交涉》,《党的文献》,1988年1期,页66-73;许文益:《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使命》(一)和(二),《世界知识》,1988年1和2期;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视察林彪叛逃飞机坠毁现场纪实》,《党的文献》,1988年1期,页74-77。 41、符浩:《“九·一三”事件补白》,《党的文献》,1988年1期,页62-66;《“九·一三”事件补遗》,《炎黄子孙》,1988年创刊号,页43-45。 42、周明:《历史在这里沉思》1-3卷,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历史在这里沉思》4-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 43、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北京,党史出版社,1988。 44、《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页559-641。 45、《毛家湾纪实》,页427。 46、于弓:《林彪事件真相》,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 47、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页319-321。 48、《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页278-313。 49、笔者注:指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没》和靳大鹰的《“九·一三”事件始末记》。 50、王灵书:《纪登奎与我的一次谈话》,《瞭望周刊》,1989年Z1期,页42-44。 51、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炎黄春秋》,1993年11期,页4-11。 52、汪东兴:《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1期,23-35页;《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页10-21。 53、熊华源、安建设:《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244。 54、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页205。 55、《李德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18。 56、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997。 57、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2期,页47-62。 58、《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页89-127。 59、同上,页109-110。 60、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页163-164;《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页195-196。 61、《陈先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页452-467。 62、肖思科:《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济南:济南出版社,1992;图们、肖思科:《震惊世界的77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纪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63、《超级审判》,页87-91。 64、《震惊世界的77天》,页77。 65、《超级审判》,页192-193。 66、《震惊世界的77天》,页88-90。 67、《超级审判》,页152-154。 68、《张耀祠回忆毛泽东》,页104-105。 69、《超级审判》,页157。 70、李耐因:《“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话》,《炎黄春秋》,1997年7期,页47-49。 71、卢弘:《林彪江青集团主犯受审记》,《文史春秋》,1999年4期页10-16,5期页34-39,6期页15-21。 72、刘回年:《重大事件亲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15-256页;《“两案”审判的新闻报道》,《百年潮》,2007年6期,页18。 73、顾保孜:《红墙里的瞬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69-90页;《林彪与毛泽东对峙的一瞬》,《大江南北》,1992年5期,页14-17;《镜头下的中南海》,香港,利文出版社,1993,页66-86。 74、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992。 75、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 76、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二十一世纪》,2008年5月号。 77、丁凯文:《寻找真实的林彪》,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页548-550;蒋健:《1971,林彪是否对毛泽东不辞而别?》,《记忆》101期,2013年8月31日。
□ 来源:《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一)》启之主编,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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