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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舒云: 毛泽东与林彪怎样一步步走到“九一三”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8月 30, 2019 8: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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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林彪怎样一步步走到“九一三”


舒 云


江青闯到苏州“请尊神”
强加了林彪“委托”的江青《座谈会纪要》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之后得到毛泽东的特别赞扬
毛泽东给江青“家信”的玄机
究竟谁是“鬼”,谁是“钟馗”?
中央全会本该闭幕了,毛泽东愤然写下《炮打司令部》
毛泽东临时选定林彪接班,林彪在众人劝说下回到北京
毛泽东突然改组中央政治局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破天荒赞扬林彪
中央对林彪“五一八”讲话高度评价号召全党学习
毛泽东交代林彪就贺龙问题打招呼,周恩来负责对贺龙进行隔离审查
林彪坚决不让祝他“身体健康”
林彪指示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
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被中央文革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
毛泽东批评军队“不介入”是假的
毛泽东批准林彪口授的“军委八条”
林彪把文化大革命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比
江青提议新党章写上林彪
林彪几次提出删掉“接班人”都遭到否决
林彪挂帅的九大报告被否定
林彪“第一个号令”出台经过
汪东兴故意混淆电话记录和传阅件
林彪紧急指示执行了半年之久
汪东兴传达:毛主席说只有林彪来当国家主席
林彪从未说过要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望林彪
林彪赞扬吴法宪抓住了张春桥“尾巴”
林彪庐山会议开幕式讲话事先请示过毛泽东
汪东兴见风使舵推卸责任
林彪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林彪同意吴法宪写检讨
林彪多次求见毛泽东未得答复
叶群的检讨引来毛泽东一顿痛批
毛泽东“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毛泽东要周恩来他们去北戴河向林彪征求再开一次批陈整风会的意见
毛泽东说叶群、吴法宪等的检讨“可以了”
毛泽东要周恩来代表政治局给黄吴叶李邱做结论
毛泽东对叶群说要黄吴李邱宽心
林彪口授给毛泽东的信没有发出
印好的林彪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后讲话的中央文件没有发出
毛泽东通过谢静宜得到空军司令部内线的情报
毛泽东在武汉与刘丰三次谈话
毛泽东让广州军区传达他的南巡讲话
林立果、叶群分别获知毛泽东南巡讲话
三张蹊跷的“林彪手令”
毛泽东在杭州凌晨转移专列
毛泽东突然调回专列离开杭州
毛泽东突然离开上海直驶北京并破例在白天回到北京
汪东兴向叶群透露毛泽东回京
是毛泽东介绍刘素媛认识了叶群
毛泽东赞同告密并布置“特务”监控老帅
汪东兴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没有证据证明林彪授意炮制或知道《“571工程”纪要》
林彪专机起飞前毛泽东转移住地
没有证据证明林彪与黄吴李邱知道“两谋”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差点告别人世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7月10日上报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其中指控林彪:
1.反对九大路线;
2.宣扬“天才论”;
3.提出设国家主席,实际上自己想当主席;
4.分裂党,抢班夺权,密谋武装政变;
5.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妄图杀害毛主席;
6.叛国投敌。
现在看,前三条并无错误,更不能算是罪行,后三条没有证据。可是,“九一三”事件至今快半个世纪了,有关历史真相依然被谎言和谣言覆盖。本文从1966年2月江青“请尊神”写起,回顾毛泽东和林彪是如何一步步从“亲密战友”到分道扬镳的。

江青闯到苏州“请尊神”

1966年1月21日,正值大年初一,江青打着“主席让我来请尊神”的旗号,闯到苏州面见林彪,提出要在部队召开有关文艺的座谈会。江青没有实际职务,名义上担任毛泽东秘书 ,她最高兴的事是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如果毛泽东说看了她送的材料或文章很好,她就高兴得不得了。 江青秘密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搞了8个月,经毛泽东同意,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它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不过,毛泽东并不十分满意,认为没有打中“罢官”的要害。 江青想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再立新功。而林彪自从上海会议背黑锅 后,情绪低沉,以“身体不好”婉拒江青,谈话不欢而散。
但毕竟是“圣旨”。林彪拖了几天后,1月下旬,他让叶群打电话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人,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确实江青在座谈会上谈了要趁参加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 。当然“醉翁”之意并不在“酒”。
2月1日,在江青座谈会召开前一天,叶群打电话给刘志坚,传达林彪的一番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刘志坚记完,叶群让他复述一遍,然后交待:“首先要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 林彪这番话被放在江青《纪要》的开篇,其中的“改进”、“提高”等字眼,证明林彪并不认为部队文艺有什么“黑线”。
值得注意的是,叶群打电话的“昨天”本应是1月31日,而江青是1月21日来的苏州。有人据此认为江青两见林彪,这是不对的。叶群打电话给刘志坚时,江青已经定了座谈会的时间、地点, 没有必要再请求林彪。如果“昨天”林彪见了江青,为什么不当面说“一番话”,而要第二天让叶群通过刘志坚转达呢?且目前披露的史料并没有江青两见林彪的记载。那么“昨天”是叶群口误吗?笔者认为这是叶群故意把时间说成“昨天”,以表明林彪在江青来访的第二天就说了那些话,显然十分重视。这个细节间接证明林彪执行“圣旨”的矛盾心态。

强加了林彪“委托”的江青《座谈会纪要》

2月2日,江青座谈会如期在上海召开。2月19日,江青宣布“一言堂”座谈会暂告一段落。2月21日,刘志坚为向总政党委汇报,与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整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2月22日下午,刘志坚到济南南山宾馆,给林彪送去一份江青《纪要》。林彪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江青与林彪的态度相反,她没有想到搞出一份文字纪要,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 因为座谈会与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样,都是秘密行动。江青在座谈会上说:“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 如果打草惊了“蛇”,她可负担不起。江青没想到毛泽东看后十分重视,3月间三次修改,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等内容。这既是对文艺界的指责,更是对中央第一线的责难,既是文艺路线问题,更是政治路线问题。
江青《纪要》与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 几乎同时出台,却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 毛泽东在林彪既无授意、也无增删的情况下,在江青《纪要》的标题和开头分别加上“林彪同志委托”。 林彪怎么可能“委托”没有军队职务的江青呢?显然毛泽东此举,一是让江青非组织活动合法化,二是把林彪拉下“水”。
3月1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3月19日,陈亚丁替江青起草给林彪的信,并附上修改后的《纪要》。
3月22日,林彪为撇开“委托”之嫌,在给军委常委的信中坚持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 林彪不仅强调《纪要》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还强调座谈会是“她(江青)召开的”。林彪不仅不想掠人之美,更重要的是立此存照,免得再背黑锅。
4月10日,江青《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并加批语:“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 江青因《纪要》扬了名,并由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委托”的帽子戴了半年多,林彪仍然念念不忘。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主席在今年3月间,修改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显然林彪不敢反驳毛泽东强加的“委托”,但他又不甘心就范,小心使用了“我们委托”。11月7日,毛泽东审阅,将“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删去,并批注“去掉十一字有利”。 果然10年后“有利”了,“林彪委托”的江青《纪要》成了林彪、江青勾结、相互利用,在党中央领导层进行夺权活动的开端。 就这样,林彪为上海会议背黑锅后,再一次因江青《纪要》背了黑锅。不过要特别说明的是,1980年“两案”取证组查到江青《纪要》上有毛泽东修改的墨迹, 所以与1965年上海会议一样,都没有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特检字第一号起诉书中。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之后得到毛泽东的特别赞扬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与康生等人谈话时,赫然号召“向中央进攻”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等国,4月20日与会。4月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讲话。他一开始就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4月29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次会议为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从5月4日到5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
5月5日下午、5月6日上午,康生在“座谈会”讲了约8个小时,传达毛泽东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开展文化大革命,号召向中央进攻的一系列指示。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七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它是专门批判《二月提纲》的,并强调“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其中毛泽东添加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18日,林彪据此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我们取得政权已经16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林彪反复强调他“没有多想这个问题”,是毛泽东担心政变,并采取了很多措施。林彪五一八讲话在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前,毛泽东审阅过,并没有删改林彪这些话,表示了对其所述的默认。 其实应该说是表示了对林彪所述的肯定。
6月10日,毛泽东在康生、伍修权、江青陪同下,在杭州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长谈,林彪并不在座。毛泽东说: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的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 这是毛泽东在林彪“五一八讲话”之后对林彪的特别赞扬。

毛泽东给江青“家信”的玄机

可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国人民忽然被告知,早在1966年7月8日,即林彪“五一八讲话”之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就给江青写了一封相当长的“家信”。信中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的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毛泽东与还不是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极不正常。按周恩来说法,林彪“五一八”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面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 而按汪东兴说法,毛泽东对林彪的举动很是反感 。7月11日下午和7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与周恩来、王任重谈话时,让他们看了这封“家信”。周恩来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同意了。7月14日,周恩来专门飞到大连,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林彪“五一八”讲话主要有两类提法,一类“政变”,一类“吹捧”,毛泽东在“家信”中把对政变的“不安”嫁接到“吹捧”上。周恩来就是从个人崇拜的角度来理解的,他劝说林彪对毛泽东的称颂“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 。毛泽东这个“不安”林彪是可以接受的,他答应回北京后修改五一八讲话, 两个多月后,林彪成为接班人,他的这个讲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时并无修改。
据说毛泽东将这封“家信”原件销毁,只留下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 。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经毛泽东同意,将毛泽东给江青信的抄件作为绝密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文件之五印发。 此时公布这一信件,自然是想说明毛泽东对林彪早有认识,其实他回答不了过去何以重用林彪这一严肃而尖锐的问题。 反而因为没有原件而引发争论,有人认为该信纯属伪造,有人认为“九一三”事件后有修改。

究竟谁是“鬼”,谁是“钟馗”?

毛泽东在给江青的“家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有人说毛泽东为了打鬼的需要,是自觉自愿地当钟馗,为朋友们打鬼充当神灵和护身符。
毛泽东是“钟馗”吗?首先要搞清楚毛泽东笔下的“鬼”是谁?毛泽东写“家信”20多天后,他又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原来这个“鬼”是刘少奇。
按毛泽东“家信”所说是“朋友们打鬼”,即林彪要打倒刘少奇。林彪想打倒刘少奇吗?林彪曾对秘书张云生说:“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上是反党。” 林彪还对林豆豆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看得很仔细,用红钢笔写了很多批语,全是领悟心得之谈。从这些批语中,可以明显看出林彪曾是这位当时已被打倒的“中国赫鲁晓夫”的敬仰者 。1967年2、3月,叶群告诉林彪:张春桥说主席讲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反马列主义的”。林彪说:“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本书是主席亲自提倡全党学习的嘛!我们一直要求部队党团生活日作为必读书嘛,干部战士都非常喜欢这本书,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对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很管用嘛!”
林彪、叶群拒绝参与所谓“61个叛徒集团”案和刘少奇专案。当叶群把中央专案组编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给林彪看时,林彪只看了一下首页就把它扔到地上,说“什么‘叛徒、内奸、工贼’?!我就不信!人一垮,什么古怪罪名都安上了!我看主席心里也不信,弄得这个是‘叛徒’,那个是‘叛徒’,难道中国革命是一群‘叛徒’搞的?!”
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大声宣布刘少奇快死了,一直不知道刘少奇关在哪里的林彪和叶群听了震惊不已。 种种事实证明,林彪才是“钟馗”,而毛泽东是“打鬼”者。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横渡长江,大讲“向中央进攻”,发动文化大革命,表明他要与“鬼”决一死战了。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林彪当着毛泽东的面说:“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 毛泽东对此也从不隐讳,在他审定的文章、社论、文件里,多次提及这一事实并加以颂扬。 但在具体史实上,毛泽东却在刻意隐藏自己。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删去“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这句话。 他对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博·巴卢库说: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的批判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自比“钟馗”,而把“打鬼”的帽子强戴到林彪头上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仓促召开时,林彪已连背上海会议和江青《纪要》两个黑锅,当然不想再背第三个黑锅。他是军人,只管打仗,这个文化大革命与他无关,所以林彪口述,由女儿林豆豆记录,给北京写了请假的信。 毛泽东此时还没有让林彪出任接班人的意图,否则他不会让林彪知道他给江青“家信”的内容,更不会准许林彪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中央全会本该闭幕了,毛泽东愤然写下《炮打司令部》

毛泽东号召“向中央进攻”时,中央集体正在筹划第三个五年计划,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不仅没有思想准备,而且在实际上持不同意见。他们在对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错误批判和处理中已有切肤之痛,深感党内生活已经极不正常。
中央集体的这种态度,激起了毛泽东更大的愤怒,他决定摊牌。1966年7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刘、邓派工作组,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同日,中央紧急通知三天后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8月1日正式开会 。
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并公布了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的信 。毛泽东选择八一建军节开会,看来并不是巧合,应该与他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穿军装如出一辙。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但新中国成立后还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军装。 临时借来的军装并不合身,但颇有深意,旨在强调有解放军在就不怕天下大乱。林彪看见毛泽东穿上军装,也急忙派人回家取来军装换上。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也都穿上了军装。
毛泽东以为“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 但是8月2日下午、3日上午的大会,仅少数人勉强就工作组问题作自我批评。8月4日下午,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指责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但一直到8月6日,小组会上仍然没有重要发言——既无有分量的自我批评、批评、评论,也没有对毛泽东8月4日讲话的热烈拥护。 大部分中央委员虽然没有公开为刘邓辩护,也没有站在毛泽东一边。
8月5日,本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定的闭幕日 ,毛泽东看会议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愤然抓起6月2日的《北京日报》,在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写道:“……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秘书徐业夫誊清后,毛泽东再作修改,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周恩来看了毛泽东的大字报,这才明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的是谁。 他在1966年10月28日的会议上说:“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检讨发到县、团级。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大局面,……总是难以下这样大的决心。感到我们跟主席总是跟不上。”林彪插话“不敢想” ,可见并非他想要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临时选定林彪接班,
林彪在众人劝说下回到北京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林彪正在大连休养,他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毫无所知。8月5日晚,毛泽东让周恩来向大会传达他的大字报,后又收回了。第二天晚上再次交给周恩来传达。 毛泽东为什么收回他的大字报呢?原来他需要林彪助阵。毛泽东问周恩来,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7年,也失望了。现在要把刘少奇拿下来,怎么办?周恩来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刘少奇1959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1年9月24日下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继承人是谁,毛泽东回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不满意刘少奇了。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胡志明时说:我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看来毛泽东要废黜刘少奇了。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开始也没有参加。毛泽东先为彭德怀的信拟了“意见书”的题目,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然后才招林彪上庐山。而这一次,在林彪未到会前,毛泽东不敢公布他的大字报。北京电令急如星火,催林彪到会。
8月6日上午,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徐业夫把他大字报的内容告诉林彪,通知他一定要来。 周恩来安排专机到大连,而林彪坚持不肯上北京派来等候他的专机。 毛泽东不高兴了,说林彪不配合,为此休会。江青则四处散布林彪不听主席的话,主席发脾气了。周恩来给林彪打电话:“我现在处境艰难,你不回来我更困难了。” 叶剑英受周恩来委托,也给林彪打来电话,说有重要事情向林彪同志报告。林彪听说是叶帅,“哦”了一声,就起身去接电话,他们通话时间不长 。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劝说下,林彪勉强答应回北京。
8月6日10点半,在毛泽东收回《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第二天,林彪专机降落西郊机场,它没有滑到停机坪,而是停在跑道尽头。周恩来和汪东兴受毛泽东委托前来迎接,他们走进机舱与林彪谈话后,周恩来陪着林彪先坐车走了 。吴法宪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主席那里去一趟?”又问:“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
看来毛泽东害怕林彪回到北京,仍不到会。1965年12月林彪在上海,却没有在上海会议上露面,所以毛泽东让汪东兴把林彪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彪以为夜间办公的毛泽东此时正在睡觉,准备先休息再去拜访。不料毛泽东上门来了。 他说:“现在形势变化很快,群众起来了,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出了这样大的问题,你现在是非回来开会不可了!”林彪说:“主席在家坐镇就好,一切都好办。对当前出现的问题,令人担忧;但在主席领导下,是完全可以对付的。我所担忧的是,主席的身体要紧。现在主席是进入了‘战时’指挥所,希望主席睡好觉,才能更好地指挥作战。” 看来林彪并不知道他将成为接班人,他以为还是像1959年庐山会议那样,来助毛泽东一臂之力。

毛泽东突然改组中央政治局

8月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来等人商量,在小范围内初步商定了调整后中央领导成员名单和排列次序。 毛泽东亲自起草候选人名单,他把林彪排在紧靠自己的第二位。 毛泽东突然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除了要打倒刘少奇,还要借助军队的力量,这是确定林彪为接班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王力说:“常委名单是毛主席亲自提的,经过林彪、周恩来、江青同意。” 经过林彪同意了吗?林彪一再含泪“磕头求免”,却被毛泽东骂为“想当不问政事的明世宗”。“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当也要当,不当也要当!” 林彪写了辞职报告,毛泽东批示还让他干。林彪把写有毛泽东批示的报告撕得粉碎扔进痰盂,叶群捞出来拼好粘到一块(据说现在中央档案馆)。
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小组会上,绝大多数人还是在检查自己的“问题”,仍然没有把矛头指向刘少奇。毛泽东因为林彪到会,心里有了底,当晚他再次把他的大字报交给周恩来印发 。8月8日22点30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改组中央政治局的重大提议,与会者这才得知毛泽东将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等中央负责同志。 经过几天讨论,与会者在思想不通的情况下尽量上纲上线,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党内还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因此对毛泽东的大字报都感到突然,不理解。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拥护的态度。
8月12日15时,林彪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这出乎中央第一线和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意外。 中央政治局由7人增加为11人,顺序调整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降到第八位,他和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的职务没有免除,也不再提及,被不明不白地取消了,而林彪仍被称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是唯一的副主席。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说:这回组织上有些改变,是为了保证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及全会公报的实行。“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 林彪接着说:“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了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大革命能够重振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 林彪试图说明毛泽东是打“鬼”者,而他才是被借助于打“鬼”的“钟馗”。至于接班人,林彪害怕又是黑锅,要求选举结果不对外公布。果然8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将选举结果传达到县团级,不向党外传达。8月18日,林彪站在毛泽东身边接见红卫兵,他成为中国第二号人物就这样天下皆知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破天荒赞扬林彪

8月8日晚,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我们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专题,作为大事,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是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毛主席是统帅,你们作战斗员,进行全国的大战斗,任务很大。”“不少人不能正确评价主席思想,认识主席思想的伟大。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的杰出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不重视这一点,就是很大的错误,如同苏联人民丢掉列宁主义一样。” 林彪还是继续他的思路,强调毛泽东是打“鬼”者。他的这个讲话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作了传达。
此前的1966年2月9日,毛泽东在武昌听取编辑毛选五卷的汇报。吴冷西提到在京常委都不同意国内最近的两个新提法,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他指定彭真、康生离开武汉时先去苏州当面对林彪说清楚这个问题 。7月25日毛泽东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等语言。可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在贯彻毛泽东这一指示的文件中却这样说:“林彪同志提出这些话是正确的,”“这些非常生动、通俗和鲜明的语言,在群众学习和斗争中发生了积极作用。”“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考虑到群众的情绪和当前斗争的需要,不宜于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 就这样,在猛烈批判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狂热程度。全会在称颂毛泽东的同时,对林彪也大肆褒扬,认为他“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一贯忠于毛主席”,“跟毛主席最紧、跟得最好”等。毛主席的接班人“必须是主席最好的学生”,“这样的人只有林彪,这已是众望所归”。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上,公开赞扬毛泽东以外的另一个人,这还是第一次。
经过毛泽东审阅同意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几乎全部接受了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值得注意的是,公报中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并不是林彪创造出来的,却成了庐山会议的导火索。

中央对林彪“五一八”讲话高度评价号召全党学习

8月11日,作为对林彪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回报,毛泽东一反给江青“家信”中的态度,批准将林彪五一八讲话作为全会文件印发。在中央全会上印发毛泽东以外的讲话,这是第一次,足见林彪五一八讲话在当时的确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和重视。 同时毛泽东批准将林彪讲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再次创造史无前例。
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66]502号《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通知》下发全党。《通知》中说:“林彪同志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在这篇讲话中,他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全党全军都应当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
关于五一八讲话,林彪没有改动,却与毛泽东给江青“家信”中的评价有了天壤之别。但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不安”并没有消失。1966年9月,毛泽东推荐林彪看《郭嘉传》和《范晔传》。林彪阅后,口授给毛泽东的信表示感谢,并简谈读后感,由秘书张云生记录并重抄。郭嘉是三国时期曹操的谋士,随曹操征战十余年,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曹操对他甚是偏爱。可惜郭嘉38岁时感染疫病去世。范晔是南北朝时期的宋国重臣,后因参与谋反被杀。两位古人与林彪权位相似,一正一反,一成一败。毛泽东以古喻今,对林彪的“不安”尽在其中。
李雪峰认为,“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实际上,林彪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觉。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彪有权调动军队。”
林彪也颇有自知之明。1966年5月17日,总政治部将林彪5月11日的指示制成文件。林彪说:“凡是大军区、军兵种和三个总部军政第一把手的任免,除了报军委各副主席以外,都要呈报毛主席、中央,经主席同意后再行公布。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制度传下去。”林彪在向毛泽东表态,军队大权仍在毛泽东手中,让毛泽东放心。5月中旬,毛泽东批示“退林彪”。 林彪对叶群说:“记住,我们在党内的立场和态度必须采取‘三不’政策:不建言,也就是不干涉毛主席的决心,以免自己负责任,落个和他争领导之嫌;不批评,毛主席和主要领导人以及与他们有关联的任何问题;不报坏消息,以免影射之嫌。与此相反,要响应他的号召,要多表扬他的决策和领导,要报一切好消息。 这个‘三要三不要’你可不能违反,违反了就会出大问题。”

毛泽东交代林彪就贺龙问题打招呼,
周恩来负责对贺龙进行隔离审查

林彪对位高权重的危险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在笔记中写道:“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 在《曹操》一书曹操当宰相后成“骑虎难下之势”旁,林彪批注“不要轻易骑上去” 。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让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林彪再三哀求免任,并按毛泽东定的军委副主席名次,提议贺龙出任国防部长。毛泽东大为发火,指着林彪说:“你就是怕承担责任!什么身体不好,就是装病!”“不当也得当!”说完把门“砰”地一声关上就走了。林彪回来长叹不已。……1962年毛泽东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后,林彪又多次提出辞职,提议贺龙接替。 在林彪长期病休的情况下,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提议由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他没想到贺龙与罗瑞卿搞到一起,又与刘少奇关系密切。1965年12月,毛泽东果断拿下罗瑞卿,贺龙的问题也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
1966年8月12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说:“主席交代我和总理分别召开两个小会,把贺龙同志的问题通个气。总理那边会已经开过了,向主席汇报说效果很好。我按主席的交代和大家说点贺龙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的动态,一是有些不安和异常;二是到他那里的人很频繁,是个‘政治俱乐部’;三是他把枪随身带,警卫人员揭发他带着枪去见主席。为了此事,公安部长谢富治要去质问他,主席没有同意,委托总理亲自管这件事。我们要注意到问题的严重,听从主席安排和指挥。” 9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贺龙谈话,并把吴法宪等人揭发贺龙的信交给他,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同日召集林彪、周恩来等人开会。
9月6日,林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元帅除贺龙外都来了。林彪说: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某些大军区都有人伸手,想在那里制造混乱,企图乱中夺权。……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因此主席说要在军内高级干部中打一个招呼, 对贺龙的野心要有所警惕。到会老帅纷纷表态,拥护毛泽东的决策。
9月9日晚,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林彪还有其他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9月10日,贺龙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与林彪谈话。因为是毛泽东让贺龙来的,叶群不好阻拦。她怕贺龙带枪,躲在幕后充当“指挥官”,率众多警卫,准备随时冲出去保护林彪,直到贺龙离开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高级将领中一些人喜欢玩弄小手枪,本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足为奇,而毛泽东在为贺龙平反时竟还提到这一点,可见其对贺龙戒备疑惧之心有多么深重,也从侧面证明了当初打倒贺龙确是他为了“防政变”而采取的措施。
1967年1月,毛泽东决定隔离贺龙。他与周恩来在中南海专门研究,并要周恩来亲自去落实。周恩来要贺龙交出手枪,然后命令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山区。 那里叫象鼻子沟,因埋葬皇宫豢养的缅甸大象而得名,修有国务院的战备工事。监护贺龙夫妇的平房院落建在半山腰,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1967年9月13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贺龙专案组组长由周恩来兼任。 林彪在贺龙问题上,除传达毛泽东指示外,没有多说一句话。邱会作回忆:九大时,他才第一次听到林彪讲贺龙的不是,虽然只是几句话,林彪说话还有些呜咽。 1969年林彪、叶群看到贺龙病危的报告,要求尽一切努力大力抢救,并急报毛泽东。8月9日,贺龙在解放军总医院病逝。林彪得知仰天长叹:“一个元帅去世了,难道连个追悼会也不开了?我们这些人也快了!”
“九一三”之后的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全体人员,说贺龙要翻案,杨余傅也要翻案,都是林彪搞的。 既然是林彪搞的,为什么直到林彪死后三年,1974年9月29日才给贺龙平反?在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中说得很清楚:“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1967年9月予以同意。” 事实证明打倒贺龙与打倒罗瑞卿一样,均与林彪无关。至于杨余傅事件,是毛泽东亲自召集了四次会,林彪按毛泽东的要求在大会上讲的话 。1980年审理“两案”,查到这是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史进前专门与杨成武谈了五个半天,最后确定,打倒杨余傅的确与毛泽东有关系, 所以没有写入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中。

林彪坚决不让祝他“身体健康”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让林彪成了接班人,并责令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66年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当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依靠群众的智慧,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是朝令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林彪仅主持了几次中央会议就又撂了挑子,以后一直是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伴君如伴虎,林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发现传阅件上出现“永远健康”的口号,立即让“划掉”;选送给毛泽东的文件,他也要求秘书用红油笔把“永远健康”都划掉。1966年底,林彪转车发现天安门城墙贴着“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大标语,回到毛家湾立即让林办工作人员去撕,不能漏掉一条。撕标语在那时是反革命行为,马上有人盘查,得知是林副主席叫撕的才作罢。
1967年3月20日,叶剑英主持军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说可以请林彪到会讲讲。林彪在长篇讲话的最后说:“另外,我讲一个单独的零碎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一个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财富。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一切的工作。” 林彪指示《解放军报》要突出毛主席,那一时期《解放军报》第一版,基本上都是毛泽东的大照片,偶尔有林彪,也是被挤在角落里。
林彪的忧虑不无道理。6月16日晚,林彪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上海京剧院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这是林彪指挥东北解放战争时以“剿匪”为素材的现代京剧。演出前,报幕员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毛泽东转过头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林彪没有说话。 他回到毛家湾,立即口授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强调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今后帮助注意掌握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林彪这封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202号下发。
12月13日,林彪致信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再次提出不要宣传他的问题。“特重新提出以下各点,盼同志们严格注意:一、不要在街上和刊物中,宣传‘树立林副主席崇高威望’的口号。二、不要出我的语录和文集。三、戏剧、电影、小说中,不要有叙述我的革命历史的事迹。四、不要呼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口号。五、最近各地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要求我题词均很多。鉴于最近一次题词引起了个别地方两派的纠纷,因此,一概不再题词了。六、应大力突出宣传毛主席和党中央,最好完全不要提到我。在万一需要提到我时,也无论如何不可超过十分之一的比例。这样,才能造成宣传的统一性和集中性。以上各点,盼在营以上干部中印发传达,务必落实。” 林彪叫秘书张云生把这封信拿到中央办公厅的印刷厂,火速印几千份,他对李文普说:“只要人民大会堂有集会,就分发这封信,叫他们必须照办。”

林彪指示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没有回北京。林彪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毫无精神准备,不知道毛泽东下一步的打算,他到大连疗养前,指示全军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其中第15条规定,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去向林总请示今天开会的问题。林总有三点指示:一、毛主席说,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
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动乱在7、8、9月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 全国掀起揪斗领导干部的高潮,军队高级干部甚至军委领导都感到有些紧张。林彪说:“不介入就不紧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仍然强调军队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一贯认为军队不能插手地方事务。1960年11月,罗荣桓认为“军队有一些人不太关心地方工作”,这是群众观点问题。林彪则有不同意见,11月10日他向毛泽东报告,表示不同意,认为“军队对地方的意见只能向军队政治部反映。” 11月15日,毛泽东批示:“请(李)富春告萧华,照林彪同志的意见办理。” 但以后毛泽东又改了口,1962年、1965年毛泽东在武昌两次与谭启龙等人谈话时说,“我就不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说军队干部不能向地方同志提意见,为什么不能提呢?”

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被中央文革加进了
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

1966年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谈军队的文化革命问题,主席叫我向大家讲一讲,供地方工作参考。现在军队里师级以下的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军级以上机关,则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搞文化革命,大体上准备搞三个月。” 8月31日,总政治部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全军军以上机关原拟从9月份起,以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开展文化大革命。鉴于不少省市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有些省市领导干部向部队告急,要求军队派人帮助,这时如部队各级同时进行大烧大整领导机关,一旦地方有事,则部队无人控制。为了使军队能够担负起保卫国防和保卫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决定各大军区和驻大中城市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等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暂缓进行,待地方文化大革命稳定以后,再继续进行。毛泽东批示“照办”。
1966年国庆节,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林彪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林彪下令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 。10月5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提到:“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紧急指示的文件草稿基本点是坚持党委领导。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看后,认为这个草稿在很多地方不行,他们逐字逐句修改,并且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刘志坚在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钓鱼台提出异议:“取消党委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但无人理睬。
10月30日,萧华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给林彪的报告,其中提到各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11月份展开,到明年春节前后告一段落。军以下部队目前仍然要保持秩序稳定,加强正面教育。毛泽东批示“同意,退林彪”。

毛泽东批评军队“不介入”是假的

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直到这时,军队仍恪守规定,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1月21日,南京军区党委分别向毛泽东和林彪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省军区提出,1月22日至23日在合肥召开15万至20万人大会,批斗省委书记李葆华,要军区派部队警卫会场,否则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限安徽省军区于1月21日14时以前答复。毛泽东在林彪呈送前就有批示:“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请酌处。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林彪对毛泽东“不介入”的批评反应很快,他立即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请(徐)向前、(叶)剑英迅将主席批示转发全军照办。”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除毛泽东关于“介入”的指示,还多了一句“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3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即“三支两军”。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专门讲了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林彪说:“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有些当然搞过了,不同的程度搞过了,但是没有这样的抽出军队去这样子搞,至少17年来没有这样子搞过。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勇敢的、负责的、积极的来承担这些责任,来完成任务,但另一方面因为是新的,又是复杂的,所以搞得不好就要犯错误,或者是犯右的错误,或是犯‘左’的错误,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军队,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实行军管,用了很多干部,17年来还没有这样干过。这个事情是要看到有一种危险,有犯错误的可能。我们一方面要勇敢执行任务,但是要非常谦虚,非常谦虚,要非常细心。”
看得出来林彪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不愿意军队“介入”地方,但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他又不得不执行。因为“三支两军”是过去17年从未有过的“介入”,林彪非常害怕自己管理的军队犯错误。

毛泽东批准林彪口授的“军委八条”

按照毛泽东设想,文化大革命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也就三个月的时间。可是1966年冬,不仅没有“天下大治”,反而越乱越大。林彪同意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一个电报,地方党委受到冲击时,第一书记可到军队来暂住,绝密档案亦可送军队保存。由于军队保护了一批地方领导干部,被康生、江青等指责为“军队已经成了走资派的防空洞”。 这样,地方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军队,冲击大军区机关,揪斗军队负责人。
1967年1月上旬,为保护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人,林彪建议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委托叶剑英主持,周恩来也常来参加。林彪没有与会,但他每天都要听叶剑英汇报,并规定不经过他和叶剑英、徐向前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单位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的军队干部,表示赞同军队应保持稳定的意见。 会议首先制定《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军事机关 。2月至4月,中央军委连续发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及《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等十几个文件,体现了林彪稳定军队的指导思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是“军委八条”。
1月26日,新疆石河子发生流血事件,听说有部队官兵被打死打伤,林彪闻讯如坐针毡。1月27日下午,他让秘书打电话请叶、聂、徐几位老帅和杨成武来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稳定部队是当务之急,再发一道军委命令。 林彪根据众老帅的意见,当即口授9条,主要内容是保证军队的绝对稳定,不准随便揪斗军队领导人,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第二天叶剑英来电话,说“昨晚钓鱼台的联席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一条一条地吵,最后还不错,通过了七条。”
1月28日17时,林彪、徐向前到中南海,将最后定稿的《中央军委命令》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亲笔加了一条“加强对干部子女的教育”,并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2月21日,中共中央通知,认为“军委八条”很好,除第七条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中的有关规定,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规的重要措施。通知要求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包括保密的工矿企业、仓库和科研、设计单位在内),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军委八条”下达后,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突出,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党内上层、军队上层的抗争受到了指责。毛泽东指出从上到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文规定“不准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为此,林彪按4月1日的中共中央文件口径,口授了另一个《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十条”,4月6日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同日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下达。“军委十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军委八条”的否定。 庆幸的是,在林彪等人的坚持下,军以下单位始终保持稳定。

林彪把文化大革命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比

1968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也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毛泽东看到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不能让他人生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付之东流。
林彪为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力挺文化大革命。林彪这个讲话没有稿子,提纲也是东一张、西一张,他按自己的思路尽情发挥,一口气讲了近四个小时。他别出心裁地从世界史的角度讲述了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说人类历史上有四次文化革命,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第二次是欧洲文艺复兴,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第四次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说:前边三次“一个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如果同中国这一次的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那末,规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们要看明白中国这次这种文化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而不是同它们一样大,更不是比它们小,也不是比他们稍微大一点,而是极大、最大。不仅仅是七亿人口中广泛流传,而且是几十亿的地球上的人口、劳动人民乐于流传,乐于接受。”
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奉命代表中央照本宣科的稿子几乎都是由中央办公厅或中央文革起草,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林彪发表真正代表他自己的意见,如军队不要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加强军队训练的讲话等,以及这次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把文化大革命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比的讲话,几乎不是遭到否定就是挨批。
林彪把文化大革命与文艺复兴相比,本意在赞扬文化革命的“史无前例”,江青却不高兴了,因为她是文艺革命的“旗手”,文艺这块“领地”是她的,林彪的讲话事先没有与她商量,江青听得不耐烦,她一直吊着一张脸子,很显然是心中有气。
江青对林彪早就有意见了。江青要搞掉杨成武,林彪说“这样的问题只有毛主席才有决定权”,把江青顶回去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江青直接向林彪提出:“要考虑补选中央委员和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林彪说:“大事都要毛主席定,我们不议。”
林彪得知江青对他关于文艺复兴的讲话有意见,说:“我就是要她有意见的。要不然,她总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不过,看来并不仅仅是江青对林彪这个讲话不满,因为中央没有再像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那样加上高调赞扬的按语号召全党学习了。

江青提议新党章写上林彪

1967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整理出一份筹备九大的通报,其中提到要大力宣传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和之后,为“大树特树”林彪这个“接班人”的权威,由毛泽东发起,对林彪进行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吹捧和炒作。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破天荒地在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上公开赞扬林彪 。1967年11月21日,周恩来等将昨天中央文革小组扩大碰头会讨论并修改的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上报毛泽东审阅。其中有“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毛泽东删去“和好学生”四字,并请林彪阅。林彪看到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中说:“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11月25日,林彪办公室整理电话纪录稿称:“林彪同志电话交代,他主张把这一段删去,或者改写得轻淡一些为好。他认为,原文对他的评价太高。”毛泽东当天批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 毛泽东谈到召开九大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他把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叫到人民大会堂,说:“雷英夫啊,准备要林彪接班,但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还不够,你写篇东西,提高提高他的威望。”1965年9月3日,由林彪署名发表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的长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雷英夫是执笔作者之一。因林彪不配合,雷英夫这篇文章没有写成。
1968年10月17日,江青在讨论时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一定要写!” 江青在京西宾馆座谈会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决不止是一个人,这个问题,在文化革命中已经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江青讲话后,姚文元直截了当地提出:“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张春桥在起草新党章时,打算写上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被康生制止。而江青的名字没有写进党章,她是很不满意的。

林彪几次提出删掉“接班人”都遭到否决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批示的新党章草案,第一稿就有“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字句。林彪看到后甚为吃惊,他在会上提出:要把“接班人”的字句删去,但是会场上的呼声一边倒,没有什么可谈的。
10月26日,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老实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并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但是,我在主观上总是愿意跟着毛主席的。我有一点保留的意见,就是这次党章上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很不安,很不安。我认为党章是大事,把我写上是不称的,不相称的。这个问题曾向中央提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还保留,组织上服从,但是我还保留这个意见。”
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新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康生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党章草案把提到他的那一段话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话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我的意见,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应当写入党章。”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毛泽东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在新党章提交九大通过前,林彪再次向毛泽东提出把接班人的字句删去。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他在会上说:“一个人过分谦虚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比如说,大家要选我当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说服人了。”显然主席就是要林彪不要再提出在党章上删去接班人的字句了。从此以后,林彪就再不提意见了。 于是,九大党章总纲史无前例地写上了接班人林彪的名字:“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周恩来在九大全体大会上说:“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40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新党章明确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从林彪40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申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林彪站起来打断周恩来的发言:“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

林彪挂帅的九大报告被否定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1967年“适当时候”召开九大。之后不久,曾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1969年春节后,毛泽东叫陈伯达来谈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对这个问题,现在就得做准备了,凡事赶早不赶晚嘛。” 在九大各项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政治报告的起草。2月7日下午,他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提出九大政治报告由陈伯达牵头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参加,林彪挂帅,2月20日搞出初稿,报告写出来后才好开会。2月19日下午,毛泽东让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找林彪谈一下,说九大报告不要搞那么长,长了没人看,有万把字就行了。搞不出来,就搞那么几条,林彪同志去讲,讲了以后再整理 。林彪对秘书张云生、李春生说: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最近召开九大,让我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政治报告不用先写成稿子,叫我口头讲。但到了最后一刻,林彪决定不讲了 。因江青揪住林彪关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口头讲话不放,似乎让他心有余悸。
林彪对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也很重视。他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克己复礼” 的思想就很重了,毛泽东把刘邓和彭罗陆杨这些人打倒了,应该满意了,文化大革命这几年确实搞得很乱,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全国上上下下搞夺权、搞武斗、搞派性,经济形势不好,应该“复礼”了,全国应走上正常秩序,注重生产,发展经济。 林彪曾亲笔写道:“理论、政治、军事……一切从改善人民生活需要出发,最普遍最日常最大量的问题。”“人民的民生需要出发。”“不可忽视人民的生活,而无目的去干别的。”“为六亿人口衣食住行的满足而斗争,离此则文不对题。为生活资料之增长而奋斗,而改善其谋得之诸方式诸条件。” 这样的话林彪写过很多,他和周恩来均主张既要抓文化大革命,又要抓生产和备战。
2月下旬,林彪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招到毛家湾,商量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谈了不到一小时。张春桥临走时,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陈伯达根据林彪的思路,很快拟出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还列了几个小标题。陈伯达和林彪商量后,改成总题目下十个小题目,然后由秘书抄清。陈伯达亲笔给毛主席写报告,附上提纲呈报,主席很快圈阅退回。
3月3日晚,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拖延。3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 。毛泽东让林彪挂帅写九大报告,看来他怀疑林彪和陈伯达搞到了一起。1973年8月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如此说来,林彪“反九大路线”的罪名岂不是正确的吗?
毛泽东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对他们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路和框架,还大致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康生借口生病没有参加,一个多星期后,张春桥、姚文元便拿出了初稿。不久,陈伯达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成清样,毛泽东认为张姚稿大体可用,但要做较大修改。 从3月中旬至31日,毛泽东审阅张姚稿,并多次批示请林彪审阅, 而把陈稿搁置一边。林彪则对两个稿子都没有看,只叫秘书念了毛泽东修改和加写的内容。由于林彪对九大政治报告改用张姚稿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公开议论林彪念政治报告念得不好,结结巴巴的。林彪听吴法宪等人转告后说:“我只习惯自己写一个要点,在会议上即席讲话。因为这个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写的,而且经过毛主席的多次修改,我不得不念。但我根本没有念别人稿子的习惯,所以我念得不够好。”

林彪“第一个号令”出台经过

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8月,苏联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设伏,我边防官兵30多人全部遇难,中苏边境局势急剧恶化。8月底,中国获知比较准确的情报,苏联军方正在积极谋划对中国实行一次突然性的核袭击。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甚至透露得更加真实而具体 。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中与周恩来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谈,商定近期举行中苏边界谈判。9月26日,柯西金建议自10月10日起在北京谈判,中国政府则提出改在10月20日。 在如此剑拔弩张的背景下,苏联却对边境谈判如此积极,不能不让中国高层心生警觉。在此前的1968年8月20日晚,苏联一架军用运输机飞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上空,借机械故障紧急迫降。苏军70多名荷枪实弹的特战队员跳下飞机,迅速占领布拉格机场,接着又飞来数百架苏联军机,卸下苏军17个师,短时间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会不会对中国故伎重演呢?林彪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认为“这个仗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
1969年10月1日10时,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20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表面一切如常,但实际上内紧外松,天安门城楼北侧停着一架直升机。一旦遇袭,可以将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迅速转移。国庆节平安过去。
10月14日18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根据当前形势作出在京老同志于10月20日或稍后战备疏散到外地的决定,并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当天毛泽东乘专列前往武昌。
10月17日,林彪、叶群乘专列到达苏州。10月18日17时许,林彪对秘书张云生口述指示,中心意思是在苏联谈判代表团来之前,部队要疏散隐蔽。叶群与张云生约好,两个小时后张云生将林彪指示传给黄永胜,叶群负责向正在武汉的毛泽东报告 。1980年审判“两案”时,张云生关于“第一个号令”有两次交代,叶群要张云生在林彪指示下加上一句(大意):以上几条,已请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主席指示为准。以后张云生听叶群讲:汪东兴曾给她回过电话,说毛主席对林彪指示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数月后,林彪回到毛家湾,张云生将苏州带回的电话记录稿存档。保密员李根清看原稿较潦草,且无日期,便誊抄了一遍,将日期误写为10月17日。为便于调档,将原稿标题《首长让给黄总长去电话》改为《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中共中央[72]24号文件影印了李根清抄稿,以及总参作战值班室的值班记录。值班记录第一行标题《林副主席指示》,第二行标题(第一个号令), 以此算作林彪的罪名。因为张云生原稿注明报告过毛泽东,所以没有影印。1980年总政“两案”取证组查到林彪向毛泽东报告的记载。可是,周恩来当面问过毛泽东:林彪在发布“第一个号令”前,是否曾向主席作过报告?毛泽东说:“我不知道什么‘第一个号令’啊。” 也难怪,叶群电话报告的是林彪紧急指示,并没有冠以“第一个号令”。而这个“第一个号令”,让毛泽东以为林彪有篡党夺权的野心。
根据总参作战部的值班日记,21点30分前,林彪秘书张云生用电话传给在北京西山的总参谋长黄永胜。21点44分,总参作战部值班室接到前指通知。 黄永胜是1968年3月24日杨余傅事件后被招到北京的,本来林彪让他像杨成武一样代总长,毛泽东划掉“代”字,于是毫无思想准备的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司令员成为总参谋长。3月28日,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对黄永胜等人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彪直接管。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
黄永胜口头向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转述了林彪紧急指示,实际上这不符合总部机关的工作程序。换句话说,上传下达一定要有书面文字,否则口说无凭。与黄永胜一样,阎仲川也是四个月前从广州军区参谋长的位置上调来的,他同样没有总部机关工作经验。林彪紧急指示经他整理后,基本精神未变,文字却有了不小的变化,由原来的四条变成了六条。“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零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坐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阎仲川考虑林彪紧急指示是前指开通后的第一个指示,即按内容编为四个命令,除“第一个号令”外,还有第二、三、四个号令。以后第二、三、四个号令不再提及,只提“第一个号令”了。下达前阎仲川本想让黄永胜审查,可是黄永胜已服安眠药睡了。阎仲川又让作战处副处长王宪志将“第一个号令”上报林彪办公室,没有收到新的指示,就向下传达了。 值班参谋用电话将四个号令传达到11个大军区和海、空军,以及北京卫戍区。阎仲川哪里知道林彪每天只听秘书讲半小时的文件,像“第一个号令”这样的电话请示根本报不到林彪那里。
1969年10月20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紧张的一天。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预计中午到达北京,林彪担心苏联飞机运来空降兵或使用核武器。1941年6月,德国军队偷袭苏联时,林彪正在莫斯科治病,印象极为深刻。平时林彪都是12点午睡,但这一天他却毫无睡意,通过秘书不间断地与总参作战部联系,询问苏联代表团几点从伊尔库茨克起飞,几点飞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几点进入中国的边境小城二连浩特。直到苏联谈判代表团成员在首都机场下了飞机,林彪才放心去睡午觉。
几天后林彪秘书张云生看到军委收电,才知道“紧急指示”成了“第一个号令”, 而林彪始终不知道他的“紧急指示”变成了“第一个号令”。
林彪至死也不知道什么“第一个号令”。

汪东兴故意混淆电话记录和传阅件

汪东兴这样说:1969年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他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他还要烧传阅件的信封,被我拦下来,说以后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毛主席这才作罢。当晚,周恩来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没有?”我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按汪东兴的说法,毛泽东是通过“急件传阅”才知道林彪下达“第一个号令”的,所以毛泽东很不高兴,烧掉了。在汪东兴貌似合理的讲述下,就形成了林彪擅自向全军发布“第一个号令”。其实,汪东兴的谎言是很容易拆穿的。10月18日叶群的电话报告和10月19日的“急件传阅”本是两回事,被汪东兴故意混为一谈。“急件传阅”是各地向中央的报告,因印数少只能形成传阅。1967年北海舰队向军委报告青岛两派为庆祝林彪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形式发生武斗,就形成传阅件。 而叶群10月18日晚打电话给汪东兴,请他将林彪紧急指示转报毛泽东,不可能形成套在信封里的“急件传阅”。同理,总参作战部下达的电话命令也不可能形成“急件传阅”。那么“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是怎么形成的“急件传阅”呢?原来有的军区收到“第一个号令”后,因为军区领导人兼任地方革命委员会主任,就向省革委会领导成员传达了。其中的群众组织代表连夜上街贴大字报,引起部分群众惊恐,西南地区一个边境省尤甚。这个情况通过地方系统的电报、电话报上来,形成传阅件。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看到传阅件上“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大为惊讶。10月19日晚,他把黄吴李邱以及李德生等人找去,询问林彪指示的来历、内容,特别提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为“第一个号令”?周恩来对军委办事组、尤其是黄永胜关于文件编号提出了批评。
当晚22时,黄永胜质问阎仲川,昨晚那个电话稿为什么叫“第一个号令”?你们为什么不提醒下面,不要把林副主席指示向地方传达呢?10月20日下午,军委办事组在西山召集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黄永胜特意对林彪紧急指示的编号问题作了说明,并批评一些单位缺乏保密和组织纪律观念,随意把林彪指示扩散到地方。叶群插话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哪。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之后,便说很好,烧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看来叶群在毛泽东烧“急件传阅”信的当天或第二天就知道了,从她的谈吐看,她并不认为这个“急件传阅”与林彪有关。如果按汪东兴谎称,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那叶群怎么可能如此淡定呢?更何况“第一个号令”并没有撤销。

林彪紧急指示执行了半年之久

“第一个号令”一直持续到1970年4月24日,中央军委才下令疏散部队和重型装备返回营区。在执行的半年时间里,疏散陆军约90个师,520个团,海军430艘舰艇,空军4100余架飞机。
看来毛泽东对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没有异议,否则他早就撤销了。但他为什么又让汪东兴采取了行动呢?汪东兴向中央警卫团传达时说:“有人要调动军队,想干什么呢?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要求警卫部队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毛泽东警卫一中队中队长陈长江回忆:我们对战士仍然坚持正面教育,在应变方面多有几种准备。同时给部队配发了手榴弹、小铁锹和十字镐等野战作业方面的器械,做了随时准备可以投入战斗的准备,并加强了军事训练。往日我们随毛主席外出,主要是值勤站哨,很少或是就没有搞过军事训练。这一次却有所不同,不但加强了这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在驻地一些重要部位,构筑了简易工事,对付突发变故的准备也比较具体。这在我随毛主席多次外出中应该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第一个号令”被批为“擅自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甚至把老干部疏散外地也算在林彪“第一个号令”中。“九一三”事件后阎仲川被隔离审查7年半,直到1979年4月才解除监管,而审查结论却没有提“第一个号令”。1980年在总参作战部的坚决抵制下,总政“两案”取证组核查了总参作战部的值班记录,结论是正常的作战行动 。所以林彪“第一个号令”没有被列入“两案”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

汪东兴传达:毛主席说只有林彪来当国家主席

1970年3月初,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信和宪法修改草案提要,要汪东兴马上从武汉赶回北京,传达他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 八大召开前,毛泽东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务。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闭幕式通过《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汪东兴在回忆中只谈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却故意“省略”毛泽东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的意见。3月8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政治局会议。林彪在苏州,叶群出席了。汪东兴说:“毛主席考虑要开四届人大了,请总理和政治局的同志们研究一下,九大召开一年了,……”汪东兴传达毛主席指示,“召开人大就有一个修改宪法的问题,可以成立一个宪法修改小组。这里必然涉及国家主席的问题,国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见是不要。如果大家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时,周恩来有点愕然,他抬头看了一下汪东兴。汪东兴说到“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时,周恩来的表情有些欣慰。散会后,汪东兴说时间还早,邀请叶群和黄吴李邱到他家坐坐。在汪东兴家,吴法宪又请汪东兴核实他刚才在会上讲的“要设国家主席,毛不当,要林彪来当”的话,汪东兴很认真地又重复了一遍,听后大家都很高兴。 汪东兴要叶群尽快把毛主席的意思传达给林彪。 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这么大的事情毛泽东为什么不当面与林彪商量,却让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汪东兴应该是摸到了毛泽东的底,否则他怎么敢在庐山会议华北组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热切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林彪从未说过要当国家主席

1970年3月中旬,四届人大宪法修改小组开始工作。因为有汪东兴传达的毛泽东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的意见,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主张设国家主席;而康生、张春桥则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为了缓和矛盾,康生提出在宪法上写“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吴法宪打电话向叶群通报情况,叶群回话:林彪很赞成你和李作鹏的意见。要说服他们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元首,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名不正,言不顺。各国宪法都有总统、主席等领袖人物为国家元首。我国开国以来,毛主席就是我们国家主席,后来有刘少奇主席。现在取消不好,会引起世界人民怀疑。
3月17日至2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根据毛泽东让他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让秘书打电话给毛泽东秘书:“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毛泽东答非所问,似乎在鼓励林彪坚持他的意见。
1969年4月1日17时,毛泽东主持九大开幕式,宣布选举大会主席团主席。毛泽东说:“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立即说:“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还是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紧接着林彪说:“全体一致通过。”这时毛泽东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一致举手通过。无独有偶,1971年3月24日15时,为召开批陈整风会议,毛泽东在中南海卧室召见黄吴李邱等人。他拿着邱会作的检讨报告说:“不简单,报告写得不错,你的字也写得不错嘛。我死后你可以来这里当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把“主席”随便送,表面看很随意,但实际上是一块试金石。
如此说来,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是坚决的,而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他网开了一面。据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人士说,毛泽东在1969年8月、11月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国家还要有个头,要设国家主席,他自己只当党的主席,国家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中产生。 毛泽东除了推荐林彪,还提过董必武、陈永贵当国家主席,甚至说让工农兵当。
1970年4月9日晚,黄吴李邱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会后已是4月10日2点,汪东兴把黄吴李邱叫到中南海家中,一直待到6点30分才离开。汪东兴对他们说:“还是要让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 4月11日23点30分,林彪让秘书于运深打电话给正在长沙的毛泽东秘书徐业夫,转达他的三条建议:“1、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2、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3、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回避了毛泽东让他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只说自己不当国家副主席。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三条意见。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没有异议。江青表示:“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毛泽东在周恩来会后的汇报信上旁批:“此议不妥,我不宜再做此事。” 毛泽东机要秘书高碧岑却是另一种说法。毛泽东听了高碧岑的转报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来当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当了。你不当,我不当,那就让董老来当吧!再找两个年轻人当副主席,纪登奎和汪东兴。” 林彪相当重视,让于运深把电话记录抄两份存档,并明确表示:“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也不当国家副主席。” 林办工作人员中没有人听林彪说过要当国家主席。叶群那句著名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其实是汪东兴说的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对重大问题的表态与毛泽东没有任何抵触之处,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也没有与毛泽东“唱反调”。
5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的,但只能主席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是不成的,名不正,言不顺嘛”。当黄永胜等人提到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当国家主席时,林彪立即说:“这种话你们不能在我这里说!我不能当这个主席,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提,还是我们的毛主席来当。我身体不好,出个门都下好大的决心。如设副主席我也不能当。” 毛泽东把国家主席这个虚职硬塞给林彪,却说“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 林彪早有预见,他在笔记本中写过:“他(毛泽东)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是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招。” 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如何生存呢?林彪亲笔写道:“有个永不犯错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一个车只可一个司机。你先说,他不同意怎办,故宜后邦。……是非(错误)只因先开口。”“避对台戏,自以为是,驯的习惯,顺的习惯。” 林彪1958年曾批“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对毛泽东发动的反修斗争,林彪认为“骂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对毛泽东本人,林彪批为“言行不一”。 但这都是林彪的“私房话”,从不拿到桌面上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林彪总是与毛泽东保持适当距离,同时又力求与毛泽东保持一致。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望林彪

1970年4月25日上午,在林彪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十余天后,毛泽东在张春桥、马天水和上海空4军第一政委王维国等人陪同下,从上海乘专列专程到苏州看望林彪。叶群腾出了房子,请毛泽东到南园来下榻。毛泽东并没有领情,而是把林彪、叶群召到专列上,当着林彪的面问张春桥:“林彪在苏州,你们怎么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张春桥说:“他是保密的。” 自1965年上海会议后,林彪就再也没有去过上海。1969年10月,林彪、叶群到苏州。叶群宣布,必须对外严加保密,特别是对上海,千万不能让张春桥知道 。1968年春,江腾蛟给叶群送来一份揭发张春桥的材料。叶群修改后退回江腾蛟重抄,一式两份,由林彪批示后,一份送毛泽东,另一份由叶群亲自送给江青。不久,上海出现“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 林彪为阻止张春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宁愿空缺三年,之后他向毛泽东提议李德生担任。 毛泽东知道林彪对张春桥有看法,他故意问:“周总理年龄大了,对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林彪不语。毛泽东又问:“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准备把班交给谁?”林彪仍不语。毛泽东再问:“你看小张(春桥)怎么样?” 林彪借怎样防止修正主义的话题,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红小鬼,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毛泽东邀请林彪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林彪同意了。 毛泽东询问林彪有什么问题要解决时,林彪说:“文革”搞了三年多了,一些老帅、副总理还没有解放,是否请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过去他们跟随主席南征北战,今后搞社会主义建设还需要他们。毛泽东说好,上(庐)山后我们一起办这件事。叶群将这次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先传达给林办工作人员。5月10日下午,叶群在三座门军委办事组召集的会议上传达,其中说到:“我们党之所以不变修,是因为有黄吴李邱这样的老干部。”“跟毛主席跟定了,不搞修正主义。”
在这次“和谐”谈话中,毛泽东和林彪都没有谈到国家主席这个话题,但是毛泽东摸到了林彪的“脉搏”。林彪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该赶快结束,“克己复礼”,恢复正常秩序。林彪同意设国家主席,并提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正是出于“克己复礼”的考虑,谁能想到这竟成了林彪的“反党纲领”?

林彪赞扬吴法宪抓住了张春桥“尾巴”

1968年10月26日,毛泽东审阅党章草案,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 这三个副词最早出现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被毛泽东删去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章都没有再使用。张春桥注意到了,而林彪、吴法宪都没有留意。
1970年8月13日下午,康生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会议。吴法宪主张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康生、张春桥反对,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张春桥说:“有的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吴法宪质问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们不准备称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会后,吴法宪到陈伯达处详谈争吵情况,并报告了周恩来,又与正在北戴河的叶群通了电话,请她转报林彪。叶群作了电话记录。一个小时后叶群向吴法宪传达林彪的意见,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坚持设国家主席),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当晚,叶群打电话给陈伯达,请他准备关于天才的语录;准备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同张春桥斗争。没想到8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一言不发,宪法草案顺利通过了。林彪听吴法宪报告后说:“那就算了吧,但是庐山会议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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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舒云: 毛泽东与林彪怎样一步步走到“九一三”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8月 30, 2019 8: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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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庐山会议开幕式讲话事先请示过毛泽东

1970年8月22日15时,毛泽东在庐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会务安排。五名常委除毛泽东外,都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说: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陈伯达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林彪也附合。毛泽东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望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8月22日晚,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传达常委会精神后,让作为办公厅工作人员列席会议的汪东兴补充。汪东兴说:“主席说,九大以后,有的人在后面搞了一些活动,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事。那些事也搞到总理和伯达同志头上去了,在中央全会上应当讲清楚,这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主席还说,最好再讲讲形势,套话人家不爱听。主席对林副主席、周总理说,你们谁来讲一讲?总理立即谦让地推举林副主席。主席又说可以把问题讲得宽一点。” 林彪在开幕式讲话后,康生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提出如果是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1971年毛泽东南巡时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1970年8月7日,林彪告诉秘书,准备在中央全会上讲话,讲三个问题,一准备战争的必要性;二大力发展生产;三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叫叶群去布置,还说也可能不讲,到那里看情况再定。 开幕式前,林彪单独和毛泽东在一个房间里谈话,周恩来、陈伯达等在另一个房间等待,等的时间不短。 开幕式因此推迟了40多分钟。叶群对秘书说,首长在开会前和主席谈话,她在走廊散步,防止11楼(江青)闯进去。 据叶群讲,林彪本来不准备在开幕式上讲长话,开会前主席和他谈了很久,林彪向主席反映一些问题,主要是吴法宪和张春桥吵架的事。毛主席说“张春桥的后台是江青”,并同意林彪可以在会上讲一讲,但不要点名。
林彪在开幕式上大约讲了一个半小时,没有提设国家主席,也没有点张春桥的名。他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不光吴法宪等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许世友,对林彪的态度最为热烈。 退场时,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不约而同走在最后面。汪东兴简单介绍了一下会前林彪报告毛泽东要求讲话的情况,及林彪报告后毛泽东说不要点名的情况。 叶群也说,林彪讲话是对陆定一式人物不点名的点名,林彪讲话前报告了毛主席。 陈伯达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毛主席知道的 。8月23日晚,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列席了2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林副主席今天的讲话讲得好,是主席要林副主席讲的。主席还交代要放开讲,才能把话讲好。” 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林彪的讲话,为什么同意各小组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为什么在周恩来请示印发林彪讲话时表示没有意见?
但是,毛泽东下了会场确实很不高兴。他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请注意毛泽东1971年8月25日在武昌对华国锋等人说:“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上反我。” 毛泽东嘴里的张春桥,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代名词,反对张春桥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泽东。这样,林彪以张春桥为突破口,向中央文革开炮,就显得严重了。

汪东兴见风使舵推卸责任

8月24日下午开会前,吴法宪打电话给邱会作:“姓汪的来电话说,他已经发言了,叫我们快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其军队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今天发言很重要。要尽快发言。”邱会作说:“姓汪的都指挥到我们头上了。”吴法宪说:“人家也是好心嘛!‘语录’ 你拿到了吧,这是汪主任亲自给我的,让军委办事组‘近水楼台先得月’,先睹为快了。” 汪东兴把“语录”拿到中央办公厅打印了几十份,送给吴法宪几份。吴法宪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 事后看,汪东兴的“积极”实在可疑。
8月25日中午,毛泽东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各组对华北组第六号简报 的反应后,找汪东兴谈话,又分别找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单独谈话。15时,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各大组长参加,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毛泽东说: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的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如果搞不好的话,那我就下山,你们去开,开完了会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辞掉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 林彪什么时候说过要当国家主席?但在这种场合下根本无法申辩。
汪东兴一看大事不好,8月25日上午抢先告了状,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陈伯达身上。汪东兴1947年担任毛泽东贴身警卫,早摸透了毛泽东的心理,谁抢先报告谁就能得到信任。汪东兴说他没识破陈伯达的阴谋,上了陈伯达的当。第六号简报印刷前没有给他看,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他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8月27日,汪东兴写了第一次书面检查,检讨不应该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做法,毛泽东表示可以印发,经周恩来批阅修改后印发了。汪东兴还在华北组讨论时做了一次口头检查。
邱会作认为,毛泽东名义上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实际上指向林彪,结果把最大的起哄者汪东兴给“漏”掉了。汪东兴明知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态度,却在会上会下鼓动大家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还在华北组大喊揪人,煽动了整个庐山会议。汪东兴那本《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可以说汪嘴里吐出来的东西,在关键的问题上都是假话。毛林交恶造成的悲剧,汪东兴是要负重要责任的。毛泽东给林彪扣上“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的大帽子。 这就不讲道理了,毛泽东可以提议林彪当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就不可以提议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呢?更何况林彪在会上只是附合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在开幕式的讲话中也没有提到设国家主席,怎么就成篡党夺权了呢?
8月26日,毛泽东下令暂停各组会议。下午,毛泽东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并让陈伯达找吴、李、邱谈谈。当晚,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伯达、吴法宪作检讨,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林彪则为他们开脱。毛泽东批评林彪所说的“一句顶一万句”和“四个伟大”。
8月27日早上,林立果交给吴法宪一本九大党章,说林彪让他看一看。原来九大党章上,三个副词已经被毛泽东划掉了。 如果林彪注意到,或许就不会发表“炸平庐山”的那一大篇讲话?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按说毛泽东应该高兴。他不高兴,说明他内心并没有想把班交给林彪。尤其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现林彪实际上并不支持文革,大部分中央委员实际上并不支持文革,真正支持文革的只有江青一伙和造反派。 林彪和黄吴李邱的命运就从此决定了。

林彪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从8月25日到30日,全会各小组会休会,毛泽东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8月29日,毛泽东与刚上庐山的黄永胜谈话。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张耀祠回忆:白天毛泽东在芦林一号休息,凌晨一两点钟回到脂红路175号住所。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低,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前进。 毛泽东宁肯冒着坠入深山的危险,也要在半夜更换住所,这是为什么?
庐山会议前有人在毛泽东住房下边炸石头,汪东兴问后得知是要修直升机场,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让他查是谁让修的,黄永胜说林副主席批准的,主要是几位老同志坐汽车上山身体不适,空军准备安排几架直升机送他们上山。 汪东兴担心影响毛泽东休息,而毛泽东想的却是“炸平庐山”。有一次,毛泽东边走边对陈长江说:“有好几年不写文章了,现在不写不行了,要写文章反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点明“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
随着庐山会议的进程,汪东兴及时向警卫部队传达,中心是要提高警惕,值班干部和哨兵,都要加强责任心,部队要加强应变能力的训练,做到确保领袖的安全。根据汪东兴的这个意见和庐山的实际情况、地理环境,警卫部队设想了可能发生问题的几种情况,搞了相应的应付突然情况的方案,其中也有对付最严重情况的准备,组织干部战士演练。
8月31日,毛泽东针对林彪等人的活动情况,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提到“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同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陈伯达。9月6日17点半,林彪主持闭幕式, 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就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 陈伯达没有到会,毛泽东说在座的谁“还在闹”?林彪不可能听不出来。
9月7日,林彪离开庐山。他对送行的黄吴李邱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情多向周总理请示报告。”从此以后林彪很少与黄吴李邱联系了。
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除延迟几天外,公报内容风平浪静。“九一三”事件后有人说“庐山会议是林彪集团的一次未遂政变”,但是最终没有列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

林彪同意吴法宪写检讨

8月29日,毛泽东对汪东兴说:你发言被人利用,这是事实。在湖北检讨以后,我对你比较放心了。你没有什么问题。9月15日,毛泽东在武昌对汪东兴说:“你的心是好心。”当晚,汪东兴写出第二次检查,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 。”我“当了陈伯达的炮手”。汪东兴揭发陈伯达整理“语录”等,毛泽东表示满意,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又批:“陈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9月16日,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黄永胜等)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毛泽东在1971年南巡时说,他很愿意看到林彪检讨。也是奇怪,叶群10月13日才给毛泽东写检讨,提到她劝阻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帮了倒忙。可是毛泽东怎么9月16日就知道了这件事?林叶的私下谈话怎么会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呢?
1970年国庆节前夕,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到中南海去见毛泽东。林彪说:“我在庐山擦了根火柴,几乎把房子烧了。”毛泽东回答:“那也没有那么厉害。”
林彪不愿意成为“彭德怀”,他也不希望部下垮台。林彪回到毛家湾后叫来吴法宪,对他说:“毛主席谈到了庐山的问题,我说,我选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作空军司令。”“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现在我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
吴法宪三次求见毛泽东,都被拒绝。林彪得知后说:“那就没有办法了。”吴法宪准备再写个检讨,林彪同意了。
9月22日,周恩来、康生到毛家湾,将毛泽东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给林彪看,提议约黄吴李邱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这样做,对党对自己都极有利。林彪表示同意由周恩来、康生约黄永胜等谈 。9月29日,吴法宪写出第一次书面检讨,报送毛泽东。
毛泽东几次表示,希望能看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检讨。毛泽东批评后黄永胜等人交出检讨,但毛泽东并不满意,他更不满意本应对庐山那场冲突负主要责任的林彪既不检讨,也不表态,甚至不露面的消极态度 。

林彪多次求见毛泽东未得答复

1970年国庆节前后,林彪多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显然他还是希望得到毛泽东谅解的。国庆节当天林彪陪同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并宣读张春桥等人拟就的国庆讲话稿。他陪同毛泽东会见斯诺夫妇的大幅新闻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美国记者斯诺是第一个把毛泽东介绍给世界的外国记者,由此深得毛泽东的信任。这次毛泽东让斯诺先见林彪,而林彪不想见,他对家人表示:“斯诺是熟人,在延安见过。接见他,他问这问那,又不好不回答,一回答,许多问题不好表态。” 一个多月后,斯诺对周恩来说准备回去了。12月7日,周恩来致信黄华,请他写一个简单报告,说明斯诺夫妇来华后的访问情况,以便报毛泽东接见,并要他特别注明:“不要提请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接见了。”
1970年12月18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斯诺长谈五个小时,这是毛泽东晚年与外宾谈话最长的一次。 毛泽东说:““总要有人崇拜嘛!”“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 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教员。”
从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个人崇拜是毛泽东的需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1961年5月1日,林彪授意《解放军报》每天在报眼刊登一条毛主席语录。身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每天必看《解放军报》,他并没有反对。8月29日,林彪书面报告毛泽东:总政从《毛泽东选集》中抽选了一部分文章拟印发部队。但所选文章和章节,不知是否恰当,盼主席交有关人员予以审查。毛泽东批示田家英“看一下。如大体可用,即退回林彪同志办理。” 之后毛泽东著作大量印刷,在毛泽东生前仅《毛主席语录》就印刷了50亿册。而现在毛泽东要降温了。
1971年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以中共中央中发[70]第39号文件印发。林彪格外注意听秘书讲,并把这份二三十页的文件留下,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他让秘书打电话给汪东兴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表示“主席如有时间,想见见主席”,没有得到答复,再问仍然没有答复。
6月9日,江青邀请林彪到钓鱼台照相。林彪多次要求见毛泽东未果,希望通过江青见到毛泽东,所以答应了。林彪走得急,连胡子都没刮。江青“导演”的林彪手捧《毛泽东选集》的彩色照片发表在《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第七、八期合刊上。但是,林彪还是没有见上毛泽东。

叶群的检讨引来毛泽东一顿痛批

林彪下庐山后,情绪跌到谷底。他再也没有听过歌曲,看过电影,仅有的踱步和“转车”也几乎没有了。他不接电话,不见来客,不与家人交谈,甚至多少天都没有一句话,独自一人蜷缩在客厅的大沙发里,一动不动。
1970年国庆节是林彪最后一个国庆节,他参加了白天的国庆活动,晚上再陪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叶群也跟着去了。自从在庐山“翻了车”,叶群“收缩”不少,她不知道毛泽东要怎么处置她,更怕牵连林彪。叶群闯进休息大厅,找毛泽东谈话。她认为谈得很好,写个检讨就能过关,所以她很快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检讨报告。
10月13日,毛泽东接到叶群的检讨,他被“提醒”了。10月14日,毛泽东在压了半个月的吴法宪检讨上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检讨上更是毫不留情地批了十几段。“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
毛泽东痛批叶群,实际上是在痛批林彪。在毛泽东眼中,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缔造,指挥”,军队不“介入”,“五一三”事件,关于文艺复兴的讲话,九大报告,“第一个号令”,庐山会议开幕式的讲话……足以说明林彪并不拥护文化大革命,且有反骨。
10月15日,周恩来、康生到毛家湾,给林彪看毛泽东对吴法宪、叶群检讨的批示,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林彪商量约黄永胜等人谈话。随即,周恩来将毛泽东两件批示送黄吴李邱阅,并附信要求他们“仔细阅读”。10月16日,周恩来约黄永胜谈话, 林彪没有参加。

毛泽东“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毛泽东从庐山下来后格外活跃,连续批文件、发指示,点名批评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并间接对林彪有所批评。
11月6日,毛泽东批准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中央组织宣传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任组员。自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自然”解散,江青就没有了职务,这次又手握了大权。11月上旬,毛泽东在周恩来等扩大印发《我的一点意见》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略宽为好,如地级、师级。中央应有一指示下达。” 11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转发《我的一点意见》, 批陈整风运动开始。12月16日,毛泽东在38军《关于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了200多字 。12月22日,周恩来主持的华北会议召开。毛泽东遥控,他数次找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纪登奎来汇报,每次均有指示,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传达了。毛泽东说到团结多数人时突然说:“你们的政治,又多又凶,在庐山海陆空军都出来了,搞突然袭击,你黄永胜虽然没参加前期会议,但你的责任是跑不了的,你是军队的头子。”接着毛泽东又补了一句:“当然,庐山发生的问题,还是思想认识问题。”
1971年1月9日至2月14日,军委办事组召开165人的座谈会,主要是批陈整风和布置1971年的工作。2月5日是春节后第二天,周恩来在京西宾馆8楼,找黄吴李邱谈话,从21点一直说到天亮。周恩来说:“关于批判天才论的问题。你们认识了这点很好。这个问题全部核心是涉及到副帅,不是天才论本身的问题。因此,不管你们对天才论的问题懂得不懂得都要批判,不批这个问题是交代不了的。而毛主席对陈伯达的问题不仅仅是天才论。”周恩来最后说:“如果毛主席不信任你们,早就会采取断然措施的。我同军委办事组是心心相印的,我也感激各位对我的信任!”叶群、吴法宪竟突然哭起来,他们不仅一把鼻涕一把泪,还哇哇叫的哭出声来了。当时的情景非常凄惨!
2月1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报送的关于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及会后安排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雪峰)、郑(维山)主持时期那样。”2月20日,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报送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情况报告,毛泽东的批示更加严厉:“你们几个同志(黄吴叶李邱),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将这个材料批给周恩来、康生,却没有批给林彪。
毛泽东除了不断甩石头,还在1971年1月挖北京军区的“墙角”,撤掉李雪峰、郑维山,换上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接着又往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毛泽东明确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泽东要周恩来他们去北戴河
向林彪征求再开一次批陈整风会的意见

1971年2月12日,林彪请病假,与叶群、林立果到苏州南园。 叶群边哭边在电话里对黄永胜说:“……一会儿你上级(林彪)可能会找你。你给我说一两句好话,免得他老欺侮我。所以这个事他没法怪我。”叶群哭了一会儿又说:“我现在心里很乱。在苏州,他(林彪)转氨酶高,我们两人都哭了。他(林彪)哭政治上的,我主要是哭政治上的,加上责任上的。……” 叶群对林彪说:“你看这文件,矛头指向你,你把他(毛泽东)捧那么高,现在回过头来整你,你想到了吗?”林彪一声不吭,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很久,林彪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我要休息了,你走吧,我出汗了。”叶群只好很不情愿地出去了。
1969年秋冬,林彪与叶群互赠条幅,这是林彪写字较为集中的一段时期。1970年元旦,林彪将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和岳飞的《满江红》书赠叶群,还写了“克己复礼”的条幅 。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和叶群互赠了七八条“克己复礼” 。3月7日,林彪、叶群乘火车离开苏州,第二天到北戴河。
3月23日下午,周恩来、康生、江青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进一步批陈伯达并联系自我教育。毛泽东批示“此事应向林彪同志汇报” 。3月24日15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会议,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还说吴法宪、叶群二人也需重写检讨。毛泽东再次说:“我提议,恩来同志带你们几个人到北戴河去一趟,去同林彪同志商量一下开会的问题。林彪同志这个人,想问题常常比我们想得都深刻,对开会的问题,先征求他的意见再做决定,是很必要的。”毛泽东让周恩来把黄李邱的书面检讨及毛泽东批示送林彪阅,并要求在场的人,除康生外,乘火车去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汇报,时间在林彪看完黄李邱的检讨之后。

毛泽东说叶群、吴法宪等的检讨“可以了”

3月30日,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领着黄永胜等六人,由北京乘专列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毛泽东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讲话等。林彪表示完全拥护,对黄李邱的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林彪说:绝对没想到陈伯达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的胜利”,“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林彪还为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进行了辩解。 以后林彪解释说:“一个人在捣鬼,还是没捣鬼,自己说了不算数,要别人说了才算数。我不出门,不说话,不找人谈话,不是有什么顾虑,而是少让别人制造紧张空气和给人以话柄。”林彪对黄吴李邱说:“根据我的看法,你们没错,你们检讨,我不怪你们,也不会生气。但我不会检讨。”
3月31日,林彪继续与周恩来、黄永胜等谈话。林彪说:“庐山会议后半年多来,批陈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完全赞同。国内的工作很有成绩,国际活动打开了新的局面,都是很好的,战备工作有成绩,国防工业生产情况良好,都是好事。全党、全国、全军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可以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前进。”
4月1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报送的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的情况报告,并听周恩来等人的汇报。 毛泽东首先问:“在北戴河挨骂了吧?”黄永胜立即回答:“受了批评舒服。”毛泽东说:“他们(黄吴李邱)的问题,在我这里就全部处理完了,剩下开会的具体问题,请总理去办。”
4月3日,林彪、叶群离开北戴河,叶群坐专机当天到达大连,林彪坐专列第二天到达大连。4月9日,叶群向毛泽东交了第二次检讨,再次提到劝阻林彪给毛泽东写信的事。
4月11日,毛泽东批示:“恩来同志: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叶群和黄吴李邱都松了一口气,认为总算过了关。
然而他们高兴早了。毛泽东很快就会宣布“庐山的事没有完”。

毛泽东要周恩来代表政治局给黄吴叶李邱做结论

1971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4月17日,军委办事组研究:坚守检讨报告界限,多一个字不说;建议叶群立即回北京参加会议。4月18日,毛泽东侄子毛远新在会议西南组围攻陈伯达,揭批他的“反党罪行”,以及军委办事组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竟说“庐山会议是一次‘未遂政变’”。吴法宪对此没有心理准备,心脏病发作,当场晕倒在会场上。 形势严峻。
4月19日,林彪、叶群从大连坐专机回到北京。 叶群直接从西郊机场到了人民大会堂,并游走了两三个组,表示“毛主席要林彪同志回来加强对会议的领导” 。4月20日,周恩来将毛泽东批示同意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文件送给林彪阅,并示意林彪出席会议并讲几句话。
林彪没有出席会议的意思。4月24日,毛泽东也没有出席会议,他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4月29日,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对黄吴叶李邱的结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凡是不需要留档案的问题,以不留为好。”而毛泽东还是让周恩来代表中央对黄吴叶李邱做了结论:“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 毛泽东认为庐山上的斗争是“路线问题”,因而“抓住不放”。而黄吴叶李邱揭陈没有多少事情可揭,又不愿、不敢揭出叶群,恐怕也未必弄清楚了“路线问题”,因而总是过不了关。
尽管毛泽东注意稳住林彪,但是林彪定然心中有数。林彪会知道,批陈实质上是批林。
4月30日,邱会作建议黄永胜请林彪表态,可以先向叶群说,如果说得下去,再向林彪本人说。5月2日,林彪答复:“一、自我批评本来是我们党的正常生活,只要有缺点,有错误就应当进行批评。但对庐山的问题我是没有什么可自责的。全会开幕上我的讲话,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讲话的要点毛主席是知道的。所以毛主席才会说‘要不奉命讲话,要讲自己的话,才能讲好’。我就是本着这个精神讲话的。二、他们妄想要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得到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在庐山兴师动众闹了几天,还不就是得到了‘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前者是老得掉牙的问题,我是提过坚持天才的观点,难道我连提个人观点的权利都没有了?三、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问题。”“告诉他们,要是晚上睡不着,可以加点安眠药。” 林彪深知他的政治生命攥在毛泽东手里,他自己是无能为力了。所以他从庐山下来后,成了闭嘴和尚,不参加会议,不检讨,也不批判陈伯达,在他人生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始终是不干扰、不说话、不自责。

毛泽东对叶群说要黄吴李邱宽心

1971年5月1日,林彪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要不是周恩来两次亲自打电话,他就不去了 。5月初,辅佐林立果的周宇驰对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说:中央汇报会上,吴法宪检讨的时候,怕得要命。林彪保他,主席一宽大,这几天又像没事了。其实越检讨,捆得越紧,越被动。这个问题只有林副主席看透了。林副主席很生气,所以五一节上天安门,只呆了几分钟就走了,弄得相都没有照下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林彪早退后,毛泽东进了城楼的休息大厅。叶群又像1970年国庆节那样跟了进去,与毛泽东谈了近两个小时。叶群对邱会作等人说:“主席同我谈得很好,谈笑风生和我说了很多问题,还是对我报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没有加新的东西。” 叶群眉开眼笑回到毛家湾,她对林彪说,毛主席对她讲,最近林彪同志想的问题很多,送来的材料都看过了。关于战备方面的问题,林彪同志想得很好,其中有的问题见解是独到的。告诉林彪同志,思想集中才能把问题考虑得更透彻,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最近除了战备以外没有什么大的事了,陈伯达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也不难处理,这件事情由我来办。林彪同志不必多分心,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战备。毛主席主要说了三个问题:第一,犯错误的两重性;第二,要注意学点党内斗争史;第三,不要忘乎所以。
当晚,叶群就迫不及待给黄永胜打电话,说“同主席谈得很好”,毛主席批评黄吴李邱“对林彪帮忙不怎么高明”,“帮了倒忙”。还说别的没有什么事,要黄吴李邱宽心。 看来叶群相信她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过了关,心情轻松许多,不仅亲自到文物管理处“选购”文物,还四处张罗儿女的婚事。
三个月后毛泽东南巡,话就说得非常明白了:“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黄吴李邱)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泽东在丰台车站与李德生等人谈话说:“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林彪口授给毛泽东的信没有发出

1971年8月27日,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对毛泽东说:“如果因林副主席的讲话影响了主席的健康,我建议林副主席在适当的小范围内,向主席做个检讨。”毛泽东立即兴奋起来,拍着大腿说:“你说得好!这个意见在北京是没有人提的,黄永胜是不会提的!你的态度很好,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就由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纵观中共党史,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不管有错没错,凡是被打倒者都写检讨,只有林彪例外。1971年春,叶群在毛家湾一边晒太阳,一边口授以林彪名义的检讨信,由新调来的林彪秘书王焕礼记录。信的大意是:我(林彪)对部队要求不严,脾气不好,今后应该加强对部队的约束,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叶群说写检讨信是林彪的意思,但是不是林彪的意思,秘书们谁也不敢去问林彪。不过叶群口授的检讨信没有上送,被压了下来。
其实林彪还是愿意向毛泽东“投降”的。1971年5月20日,周恩来约定下午来毛家湾。林彪吃过午饭,叫保密员小李用红笔写三条大标语:“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贴在客厅门口。 这是林彪最后一次叫人写字,几天后他和叶群去了北戴河,一去不返。
5月23日,林彪口授给毛泽东的信。 说他找周总理谈了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实行“四不一要”,在暂定十年之内,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同时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将(四野)38军调离,换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一个军。林彪在信中表示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信写好抄好后,林彪给周恩来说过,周恩来说有这个必要吗?林彪把信放了三天,最后考虑不送了。“九一三”之后在林彪住地保险柜里查出了这封信,吴忠向周恩来报告后,周恩来讲到了这件事。

印好的林彪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后讲话的中央文件没有发出

1971年8月12日,周恩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关于四届人大的召开时间,毛泽东提出在国庆节后。当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四届人大的会期安排,拟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着手各项筹备工作,并决定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李先念、纪登奎近期去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工作汇报。 庐山会议过去近一年了,毛泽东几次谈到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几个大将做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 毛泽东发现了一些端倪,警惕地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
8月16日,在毛泽东南巡的第二天,周恩来等人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周恩来谈了国际形势问题,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分别汇报各自分管的宣传、党务、生产、军事等工作情况。汇报结束后周恩来说:“根据主席提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有论者称,林彪当面表示“坚决拥护主席的指示”,实际上却十分不安 。林彪不安吗?证据何在?
9月1日,中央办公厅将林彪讲话记录整理成文。9月5日,周恩来将林彪讲话审定稿作为特急件送毛泽东审阅,并批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印发政治局同志,给我四份。并准备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他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四人于8月16日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时,林彪对战备工作谈了一些意见,经整理送阅。如可用,拟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给各大军区、省军区、各总部和军兵种讨论实施。9月9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批示“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中央文件已经印好,因“九一三”事件发生而未发。但在长达十年的审查中,无论是中央专案组,还是特别法庭都从未提及。

毛泽东通过谢静宜得到空军司令部内线的情报

1971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周恩来等人汇报,得知总参二部副部长熊向晖居然不知道庐山的问题,也没有看过黄永胜的检讨。他由此认定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不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没有提及这件事,而着重提到林立果等人执笔起草的《“571工程”计划》。7月下旬后,林立果等开始到广州、深圳、沙头角等地“看地形”,到北戴河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并派人四处活动串连,加快了筹划武装政变的步伐 。“九一三”事件前,林立果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空军内部设立了14个“据点” 。看来这才是毛泽东1971年南巡的真正目的。
据毛泽东身边的知情人说,1971年8月,空军司令部机要局参谋苏延勋通过爱人谢静宜 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工作,要毛泽东注意。谢静宜20世纪50年代就在毛泽东身边任机要员。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夫人水静回忆,1960年春,她随杨尚奎在毛泽东专列上住了两天,毛泽东请他们吃了两顿饭。谢静宜也在,她话不多,似乎兼顾毛泽东的一部分生活问题,除照顾毛泽东吃饭,还为他挑选唱片,放留声机等。 文化大革命中谢静宜被毛泽东派到北大、清华“支左”,“顺便”通过她丈夫苏延勋探听林立果的情况。
1974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林彪和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前,江青给空军司令员马宁写信说:“苏元勋同志一向受林彪死党吴法宪的压制,‘九一三’以后才引起大家重视。托他去传达,请指定一个连队,请苏元勋同志参加座谈,有什么问题和意见,请告苏元勋同志转告我。” 江青学毛泽东也爱给别人改名,明明是苏延勋,却偏偏写苏元勋。江青眼中的苏延勋确实是“元勋”。“九一三”事件后,林豆豆被隔离在北京西山,由谢静宜负责审查。林豆豆被送回空军后,谢静宜及丈夫苏延勋,仍然是“上面”派遣审查林豆豆的实际掌权人。

毛泽东在武汉与刘丰三次谈话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从北京出发,8月16日到达武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上车迎接。1967年8月9日,林彪与七二○事件后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政委刘丰谈话记录稿,经毛泽东两次批示,认为很好,以中央名义转发全党。 战争年代刘丰不是林彪山头的,曾思玉则是林彪部下,庐山会议又是中南组召集人,不巧一个月前,他因肾结石手术到大连疗养。于是刘丰成为毛泽东南巡游说的第一个对象。
8月17日,毛泽东与刘丰第二次谈话,在座的还有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毛泽东谈党的历史后,重点说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泽东似乎怕刘丰不懂,又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同志那里,是叶群同志当办公室主任。
8月27日14时,刘丰主动向毛泽东检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下庐山路过武汉,同刘丰谈过一次,刘丰态度不明朗。刘丰说,听了毛泽东两次谈话,这几天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毛泽东明确说:“问题不在你。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我七老八十了。”毛泽东再次对刘丰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毛泽东反复讲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的问题,并叮嘱刘丰不要告诉别人。 刘丰果然守口如瓶。毛泽东耐心等待了半个多月,8月27日夜间,他乘专列直奔长沙。
9月1日,曾思玉回到武汉,刘丰将毛泽东谈话内容传达给他,并再三强调要保密。 曾思玉没有泄露半句,以后他被毛泽东称为“活党”。而刘丰9月5日向李作鹏透露了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给自己引来灭顶之灾。

毛泽东让广州军区传达他的南巡讲话

1971年8月27日夜,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长沙,与华国锋、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交谈。8月28日21点,毛泽东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第一政委韦国清,政委刘兴元谈话,说去年的庐山会议,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毛泽东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 毛泽东的谈话总要引到林彪身上,生怕谈话对象不明白。他这样尖锐地提出林彪的问题,看来是想分道扬镳了。
8月30日,毛泽东去南昌前,对丁盛、韦国清、刘兴元、华国锋等人说:“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那些人)给你们通气了没有?丁盛等人回答没有。毛泽东说:我这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不要公开地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 毛泽东南巡一路,反复对一群又一群的高级干部说林彪坏话,一次比一次更露骨。而他的长沙谈话无疑是“处理林彪问题的动员令”。毛泽东料到他在沿途的谈话会传出去,并在林彪集团那里引起强烈的恐慌 。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四次到广州,甚至坐飞机察看过香港地形。但他只是与广州军区空军联系,与听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丁盛等人没有关系。所以,毛泽东说:“……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

林立果、叶群分别获知毛泽东南巡讲话

丁盛等人纠结了好几天,毛主席究竟是希望我们传达,还是不希望我们传达呢?大家一致认为主席是希望传达的,我们应该传达。卜占亚说:毛泽东说他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常委之间吹吹风 。9月5日,广州军区在湖南韶山滴水洞召开包括广空在内的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同时强调不能告诉北京。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 听了传达,连夜与于新野通话,透露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9月6日凌晨,本来准备到南方探听消息的周宇驰改变计划,驾驶直升机飞到北戴河,将15页的电话记录稿交给林立果。当晚,周宇驰要顾同舟再整理一份详细的文字稿。9月9日,顾同舟让夫人带着他整理的50页记录稿飞到北京,交给周宇驰。 顾同舟给周宇驰的信中说:“这个材料是根据传达中记了百多个字的要点回忆整理的,不一定准确,但大的眉目都有了,仅供参考。据说主席不叫传达,但可以吹吹风。因而9月5日(广州)军区在军以上干部中传达。传达后宣布:一、你们没有传达的责任,不要下传;二、海、空军和军区司政后机关不准向北京打电话转报传达的内容,并再三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说:你说在广州做准备,为什么后来林彪又不敢去了呢?往北跑了呢?就是因为我打了招呼,他们听了我的话,开了4000人的干部大会把我的话透出去了,是顾同舟把消息报告了,林彪就往北跑了。
9月6日凌晨,副总参谋长李作鹏陪同朝鲜吴振宇大将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到达武汉。他听刘丰谈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后认为,一、庐山的问题没有完结;二、上纲比以前更高了,更多了;三、矛头明确指向林彪本人。李作鹏想不通,毛泽东这么多重要讲话,为什么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为什么不在中央华北会议上讲?为什么不在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上讲?而要借南巡到外地对少数干部讲,并规定所讲的内容要绝对保密,不能告诉北京任何人。这究竟是为什么?这种做法就是马列主义?就是团结?就是光明正大?李作鹏当天返回北京,告诉黄永胜,并特别提醒他不要告诉叶群和吴法宪。
黄永胜当晚通过电话告诉叶群。这样,林立果、叶群分别得知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

三张蹊跷的“林彪手令”

9月6日下午,叶群与黄永胜通电话后,很紧张,马上与林立果密谈。16点多,叶群要李文普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在山海关机场准备一架大飞机,首长有急事好用。当晚20点30分,叶群与林豆豆通话,说林彪快死了,叫她当晚来北戴河。林豆豆因身体不适,本不想去,最后还是答应了。21点多,叶群告诉警卫秘书李文普,要胡萍安排飞机送林豆豆等人来北戴河。 胡萍认为夜间飞行不安全,提出明天上午安排专机,叶群同意了。
9月7日11点40分,载着林豆豆等人的三叉戟降落在山海关机场。12点林豆豆到北戴河,还没有进房间,林立果就找她谈话,说最近中央要开九届三中全会,要整叶群,要把她搞下台。叶群怕坐牢,要跑到苏联去,准备今天早上跑,就为等你们所以没走。你去不去,下午表态。14点左右,林立果继续与林豆豆谈话,说江腾蛟已派人去上海、杭州一带暗杀毛泽东,如害不成,就往苏联跑。还说机组已准备,还有敢死队。 林豆豆觉得林立果的念头很危险,说:“你可千万不要什么事情都听主任(叶群)的,她说话不准,又爱在首长面前撒谎,你可不能头脑不冷静,给首长造成错觉。”“形势真的那么糟?首长的态度怎么样?他知道吗?”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考虑成熟前,不能跟他说。”林豆豆说:“你可不能帮着主任欺骗首长,什么事不经首长点头,谁也不准轻举妄动。”
林立果准备坐林豆豆来北戴河的三叉戟飞回北京,因林豆豆劝阻,他当天没有走。9月8日晚,林立果还是借口治牙回到北京。他掏出一张横写的纸条给胡萍看,“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落款时间是9月8日。如果林立果9月7日回到北京,会不会有这张“林彪手令”呢?这张“横的”手令在林立果身上,只有胡萍、关光烈看过,之后没有再出现,有可能被林立果带到国外去了。更蹊跷的是,除“横的”手令,还有两张“竖的”手令,均用红油笔所写,内容一样,纸张尺寸不同。一张“竖的”是16开纸,被周宇驰自杀前撕碎,曾在法庭出示过。 另一张“竖的”是32开纸,完好无缺,是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武健华查抄北戴河林彪住地时发现的,他马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 但是,特别法庭只出示了周宇驰撕碎的16开手令,既没有追究武健华发现的32开手令,也没有追究那一张“横的”手令。
1980年11月26日下午,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审判员高斌问江腾蛟:“林立果给你看林彪的九八手令没有?”江腾蛟回答:“看了,用红色铅笔写的。”等胡萍作证后退庭,法庭出示和投影了林彪手令。 看来法庭知道胡萍看到的是“横的”手令,怕他提出异议,才不让他看“竖的”手令投影。胡萍出狱后,因脑瘤手术双目失明,所以他一直以为林彪手令就是“横的”。
林彪手令是特别法庭掌握林彪政变的唯一证据,为什么对内容相同,而尺寸、版本不同的三张手令视若无睹?1967年林彪就嫌批文件画圈太累,嘱叶群让保密员代批文件,这些情况中央是知道的。 林彪怎么可能写三张不同版本的手令呢?写手令不是写书法,只有模仿者才会反复练习。从林彪手令的内容看,完全不像林彪的口气。林彪从未当过副职,几十年战争使他养成当机立断的习惯,非常干脆,怎么可能用“盼”这样的字眼,还让林立果、周宇驰传达,传达什么呢?
总政治部保卫部第226号鉴定书,结论是林彪手令是林彪所写,据说鉴定参照物仅有林彪给海军的题词。其实鉴定者是有争议的,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有些字不像林彪写的。 但在中央已定性的政治环境下,谁敢说不是林彪手令呢?正如特别法庭为维持政治审判的结论,明知有三张林彪手令,却视而不见一样。

毛泽东在杭州凌晨转移专列

1971年9月3日凌晨,毛泽东专列抵达杭州,停在笕桥专用线上。他在专列上与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以及空5军政委陈励耘等人谈话。毛泽东很快把话题扯到九届二中全会上,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
毛泽东在南昌、杭州等地了解到林立果等人的一些可疑活动,提高了警觉 。随着时间推移,毛泽东的情绪越来越不安,不知他发现了什么,还是怎么了,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汪东兴找警卫干部开会,说前几天给你们讲“三要三不要”,那是有所指的,有人要分裂党,有人不听指挥。现在情况比较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汪东兴承认他知道一部分底细,“当毛主席觉察和了解到林彪集团在利用突然袭击手段夺权失败后,转为进行武装政变时,当机立断,采取措施。” 汪东兴专门给随行分队讲庐山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情况更趋复杂,有些地方还在真枪实弹地武斗,铁路沿线的治安也不好,要有随时投入战斗的充分准备。张耀祠也说:“这一次有许多新情况,可能遇到许多麻烦、困难和危险,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点也不能大意。”毛泽东在散步时对中队长陈长江说:“军队闹得厉害,有的不听指挥,要进行改组。”
汪东兴说:9月8日晚,毛泽东在杭州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可疑情况。毛泽东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提出转移专列。毛泽东了解的情况远不止汪东兴说的这些,汪东兴除了隐瞒了有关林立果的关键部分,还故意不说专列转移的具体时间,只说9月9日凌晨,毛泽东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专线上。 有人据此认为毛泽东转移专列在前,林立果回到北京在后。而实际情况是毛泽东在林立果回到北京后才转移的专列,否则他深更半夜转移专列干什么?
林立果是9月8日21点48分到达北京的。他回毛家湾一趟,又到空军指挥学院的将军楼。9月9日凌晨1点,林立果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与江腾蛟、周宇驰等密谋炸毁毛泽东专列。 汪东兴只说毛泽东专列是凌晨转移的,但他透露了专列从绍兴返回杭州用了70分钟, 杭州到绍兴约62.38公里,来回用的时间应该是一样的。凌晨一般指零点到天亮前,即便是从零点往前推,毛泽东专列也是在接近23点时出发的,这个时间得到了陈长江的证实。他说,9月8日午夜,我们刚吃过夜餐,毛主席突然叫住小商,要他立即通知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铁路专运线上的专列转移。 而这时林立果回到北京已经好几个小时了。
汪东兴借口天气太热,要求毛泽东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 毛泽东专列没有搭防晒棚的先例,否则用不着汪东兴特意嘱咐。毛泽东专列需要防晒吗?杭州7、8月最热,平均温度在30度以上,而9月中旬,平均温度28度,夜间温度更低。毛泽东专列在夏日杭州不怕晒,为什么转移到秋日绍兴就怕晒了呢?显然汪东兴的“防晒”理由是虚构的。看来毛泽东掌握了林立果等人正在策划轰炸专列的情报,所以才有凌晨转移专列并搭棚子的举动。其实,汪东兴在回忆录中已有说明,只是说得含糊其辞罢了。
有人质疑,1971年电话还是奢侈品,毛泽东在距离北京1200多公里远的杭州,怎么可能得到北京的林立果消息?1949年7月,中南海就开通了长途电话局。 1969年战备高潮时,北京长途电信局安装成功中国第一套全自动长途电话设备。 不久中国研制出在一条长途线上开通1800路的载波电话,就是说一条长途线相当于1800条线。那时笔者在兰州军区空军电话连,一号台有三条北京线,新疆军区空军也有一条北京线。不要说杭州,就是遥远的新疆,毛泽东也一样是“顺风耳”。至于有人说毛泽东转移专列在前,林立果提出轰炸在后,更是无稽之谈。目前所知林立果一伙提出过三次“轰炸”。1971年3月,林立果在上海主持制定《“571工程”纪要》就提到了“轰炸”。9月3日,毛泽东南巡到杭州后,正在杭州的于新野就与空5军政委陈励耘说过:“林(立果)副部长考虑,可以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轰炸。” 毛泽东得知威胁才转移的专列,这才符合逻辑。否则汪东兴为什么要在转移后的专列上搭个棚子?

毛泽东突然调回专列离开杭州

9月9日凌晨,林立果在西郊机场工字房对江腾蛟说: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地区动手(谋害毛主席),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火车。 江腾蛟百般推托,说没有火焰喷射器,战士也不会干,主席专列有仪器,枪带不上去。林立果、周宇驰一时没有了主意。李伟信走进来,说:“叫陈励耘干。……”林立果问:“机场附近有油库吗?油库能不能爆炸?”江腾蛟说:“油库是有的,但能不能爆炸,我不懂,烧着总可以吧。”江腾蛟按照周宇驰的要求画出油库和毛泽东专列停靠的位置图,说这是个好办法。9月9日午后,江腾蛟说炸油库的方式是可行的。 周宇驰提出可以采取日本人对付张作霖的办法,来他个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江腾蛟建议:“要炸铁路桥,不如在苏州硕放那一段搞,那里有一座小桥,附近又没有陆军部队。问题是如何动员部队去搞。”林立果说:“这个办法好,这样我们就有两手了。先在上海搞。上海搞不成,就在硕放搞。” 9月9日晚,林立果十分焦躁,方案提了好几种,但没有一项保险。他想用无人飞机装上炸药,又想用化学毒气,甚至问李伟信:“能不能进口一个小型原子弹?用汽车拉到西单一个地方,发射完了汽车就走。”22点许,于新野、王永奎分别从上海、广州回到北京,分别给林立果带来两个女兵小张和小袁。9月12日下午,林立果把她们带到了山海关机场。
1968年以后,叶群开始为儿女找对象,林立果自己也在上海选了几个女青年,他曾冒充招生办干部去过小袁家两次,1971年5月,林立果到广州,将小张送到广州军区空军学英语,李伟信则把上海空军医院的小李从火车站直接送到白云山上。林立果6月初离开广州,李伟信又把小李送回上海。7月初,李伟信提出要广州民航指定一个政治、技术条件好的护士负责林立果在广州时的医疗保健。米家农表示找不出这样条件的人,没几天李伟信便把护士小李又带到广州白云山。后来米家农才知道,小李在上海就与林立果在一起了。“九一三”事件后清查林立果住过的房间,查出很多进口的避孕工具和药品。林立果年龄不大,据说被他玩弄和糟蹋的姑娘相当多,有的被玩过后抛弃了;有的怀上孕,有了孩子,被逼着打胎;有的因为被他玩弄过后不要了,精神受到刺激发疯了。
9月10日11点,焦躁不安的林立果在两位女兵“照料”下,懈怠一夜后猛然惊醒。他胡乱吃过饭,一个人开车离开空军学院,他没有给人说他上哪里去。
同日,毛泽东在周恩来报送关于中共九届三中全会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 看来毛泽东要拿下林彪和黄吴李邱了。汪东兴回忆: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做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9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决定离开杭州。 毛泽东警卫中队上午与住地警卫营打了一场篮球友谊赛,中午大家洗了衣服,只好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带走 。13点40分,毛泽东专列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15点35分毛泽东专列离开杭州。

毛泽东突然离开上海直驶北京并破例在白天回到北京

9月10日18点10分,毛泽东专列到达上海,停在虹桥机场油库150米远的地方,汪东兴说要是油库失火了,专列跑都跑不掉。他特别派两个哨兵守卫油库,同时把上海当地的警卫撤到外围,在毛泽东主车周围换上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以防不测。 看来汪东兴不仅知道林立果等人要炸专列,还知道他们要烧油库进而烧掉专列的密谋,所以才采取特殊措施,否则不会“特别派两个卫兵”。陈长江回忆:汪东兴要求我们,严密部署列车周围警戒,重点部位要加设双哨,干部要加强值班。根据汪东兴的要求,我们一下加了五六个哨,还增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巡逻哨,并让哨兵配戴了冲锋枪 。
而林立果这边,还在反复商量炸毁毛泽东专列的办法。9月10日22点,林立果把时任洛阳某师师长、曾任林彪秘书的关光烈叫到北京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要他调一个喷火连到上海,由江腾蛟指挥。关光烈说:“别说一个连,调一个排也不行。”…… 从9月8 日起,林立果先后六次召集周宇驰、江腾蛟、王飞、鲁珉、关光烈等人密谋杀害毛泽东的行动计划。 毛泽东改变行程,打乱了林立果等人的阴谋计划。
9月10日晚,毛泽东没有进上海市区,就住在专列上。9月11日中午,毛泽东与王洪文、许世友等人谈完话,打发他们去吃午饭,然后突然离开上海。 当晚20点30分,毛泽东专列通过硕放桥快10个小时了,林立果仍把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叫到西郊机场工字房,要他在硕放桥放上炸药,把B-52(毛泽东)的专列干掉。鲁珉是著名的空军英雄,在抗美援朝打下过多架美机。他推诿说:“我没有在陆军干过,从来没有弄过炸药,连怎样爆炸都不知道。” 夜深了,周宇驰接到王维国的电话,说毛泽东专列中午就走了。 王维国吃午饭时就得知毛泽东离开了上海,他因接待毛泽东没有休息好,回家后就睡了。深夜醒来他想起于新野说毛泽东离开上海通知他一声,这才打电话。这说明王维国并不知情,否则他不会延迟10多个小时才打电话。林立果痛哭流涕连声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企图炸毁毛泽东专列的第一个方案就这样被毛泽东轻松粉碎。
毛泽东身体健康时,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一般都在9月底。 周宇驰曾说毛泽东在9月25日前不会回到北京。 而这一次毛泽东归心似箭,铁路全线绿灯,专列一路不停,全速北返,直驶北京 。9月12日13点10分,毛泽东专列抵达北京丰台站,比往常提前十几天。周恩来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诧异地说:“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 9月3日汪东兴将经毛泽东阅改过的他和华国锋追记毛泽东沿途谈话稿专送周恩来处,周恩来第二天收到该件。9月11日,华国锋奉毛泽东之命前往长沙听毛泽东谈话后返回北京与周恩来谈话。 有人说“九一三”事件是毛周精心设计的敲山震虎的“局”。而事实是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周恩来虽然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但仍然十分惊讶。这说明周恩来毫不知情,他怎么可能与毛泽东共同设“局”呢?
9月12日临近中午,毛泽东专列停在丰台站,毛泽东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两个多小时,他再次批评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阴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毛泽东交代李德生,从38军调一个师到南口。 因当晚发生“九一三”事件,38军这个师并没有成行。

汪东兴向叶群透露毛泽东回京

9月12日15点36分,毛泽东专列从丰台站出发,16点5分到达北京站。汪东兴说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 汪东兴又说了谎,这次毛泽东专列虽然白天到了北京,毛泽东还是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陈长江这样回忆:送走李德生他们,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才上车吃午饭。我们以为吃了这顿饭就该走了,谁知待到下午5点了,还没有动身的任何信息,我们就又在火车上吃晚饭。饭后一切都准备好了,仍然不说出发。这使我很纳闷,这火车停在家门口,到底有什么意义?直到下午7点多了,夜幕将要降临时,才接到向北京站开进的命令。像以往一样,北京站没有任何首长前来迎接,只有警卫局来的大车小车,接人运东西,顺利回到驻地中南海,已经是9月12日晚上了。 毛泽东一路不停回到北京,却又不急着白天进中南海,他应该是得到了林立果等人试图轰炸中南海 的情报。
这里有一个被党史界和特别法庭忽略的重要问题,毛泽东离开上海时林立果并不知道,说明毛泽东身边并无林立果的内线,那么林立果怎么可能知道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呢?汪东兴在回忆录中只承认他通知了周恩来,却“省略”了通知叶群,谎说是林立果探听的。 实际上汪东兴不仅将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告诉了周恩来,还告诉了叶群。
叶群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立即通知林立果。林立果骂骂咧咧嘟哝:“他妈的,都是废物,都是叛徒……我们被出卖了,首长被出卖了……” 看来林立果明白内部出了叛徒,但此时他已经顾不上查找,当务之急是执行第二个方案转移广州。事情非常清楚,如果9月12日下午林立果不知道毛泽东回到北京,他不会紧急调三叉戟飞往北戴河,9月13日凌晨也就不可能发生“九一三”事件。奇怪的是,顾同舟通风报信成了资敌罪,被判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刘丰比顾同舟晚半天告密,虽未定资敌罪,但也被关押10年,退出现役,由大军区正职降为副师职待遇。王维国虽然晚了十多个小时才透露毛泽东离开上海的消息,资敌罪仍是他刑事判决书上的罪证之一,因此服刑14年。 相比较而言,汪东兴通风报信的“资敌罪”最为严重,直接导致了“九一三”事件。可是,经过中央专案组和特别法庭长达十年的审理,汪东兴不但没有被定为“资敌罪”,反而成为审理“九一三”事件的中央专案组成员,以后又升任党中央副主席。

是毛泽东介绍刘素媛认识了叶群

1965年,林豆豆被刘亚楼安排进《空军报》任记者。1967年4月,叶群通过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把并不是党员的林立果安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任秘书,林立果1945年12月23日生于哈尔滨,1958年考入北京四中,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67年军队并未招兵,但不影响林立果穿上军装。吴法宪指定处级干部周宇驰、刘沛丰“帮助”他。 这两个人都曾任刘亚楼秘书,也都死在“九一三”事件中。
毛泽东得知林彪儿女都在空军,通过各种渠道关注他们。1968年7月13日《空军报》刊登长篇通讯《三下九厂》,被7月22日《解放军报》、7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虽然三位作者都是化名,毛泽东还是得知林豆豆是作者之一,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表扬了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并通过汪东兴传话,要林豆豆每隔一两个月就写一篇像《三访九厂》这样的文章。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林彪谈起林豆豆的文章,而林彪居然不知道,弄得很尴尬,回到家里就发了脾气。
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写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的报告》,以空军党委名义上报。其中提到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空军已完成重大技术革命230项,正在研究的有80多项。1969年6月6日,毛泽东批示:“看了之后,很感兴趣。”“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 或许林彪没有意识到,“林立果”的谐音是“另立国”,而喜欢为别人改名字并且多疑的毛泽东或许会注意到。明明是“革新”却硬要说“革命”,其狼子野心是否暴露无疑了呢?
20世纪60年代,中南海周末晚上有舞会,伴舞者来自军队文工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只剩下空政文工团一家了。吴法宪回忆:空政文工团长期担任伴舞任务,去的人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筛选,刘素媛、邵锦辉就是其中的伴舞者。她们陪伴毛主席等人跳舞,也经常陪毛主席谈笑,而毛主席也通过她们了解一些基层单位和社会上的情况。由于她们能经常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接受指示,成为空军显赫一时的人物,人称“刘司令”、“邵政委” 。1967年5月初,刘素媛在中南海跳舞时对毛泽东说,想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演出,毛泽东让她去找叶群谈谈,并让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林彪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通过支持文艺演出的方式表明态度,打击造反派。 演出由于造反派冲击演变成武斗,史称五一三事件。1969年10月,毛泽东从刘素媛嘴里知道,林立果升任空军司令部党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问“是不是虎子” ,刘素媛一脸茫然。叶群与刘素媛交往两年,总是安排在京西宾馆见面。刘素媛从未进过毛家湾,更不知道林立果的小名“老虎”。
1970年3月5日,刘素媛儿子出生,毛泽东派护士长吴旭君带着苹果和芒果前去探望。8月刘素媛随毛泽东上庐山,专列走到长沙,毛泽东对她说:“真正认识人不容易,了解人不容易,你赶快回去,现在形势对你不利。” 看来不仅叶群认为刘素媛是“特务”,毛泽东也对经常与叶群打交道的刘素媛有了戒备,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顶点,也不再允许刘素媛进中南海。

毛泽东赞同告密并布置“特务”监控老帅

在“九一三”事件之前的1971年7月底,有一件值得注意的小事:毛泽东与政治局一些人谈话时,要大家看一本叫《何典》的清代讽刺小说。 黄永胜专门向叶群通报,并把毛泽东推荐的《何典》一书寄给叶群。 叶群是否报告林彪,不得而知。后来人们知道,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引用过《何典》,他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吴法宪建议拦截林彪专机时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娘要嫁人”便出自《何典》。1972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林彪,直接引用《何典》的许多语录,如“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
在此前的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送审稿的批语中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可是才过了四个月,毛泽东就向政治局委员们推荐这本并非马列的古籍了。《何典》作者是清代的张南庄,他以“过路人”的化名在自序中称此书是“逢场作戏,随口喷蛆,见景生情,凭空捣鬼”,“新翻腾使出花斧头,老话头箍成旧马桶”,“天壳地盖,讲来七缠八丫叉;神出鬼没,闹得六缸水净浑”。为什么毛泽东在这时会如此看重这本鬼话连篇的鬼故事,不但自己反复阅读、烂熟于心,还要向那些“多年来不读马、列”的政治局委员们推荐?是不是书中那些“逢场作戏……凭空捣鬼”的诡异内容投合了他此时的某种阴暗心理,或者是借古讽今想要影射什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提到1971年8月底9月初,毛泽东了解到林立果等人的一些可疑活动,提高了警觉,当机立断,缩短在杭州停留的时间,并变换了专用列车停驻的地点。 林立果等人的行动,毛泽东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林立果身边的眼线是谁?
毛泽东信奉《孙子·谋攻》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有一次他谈到武则天时说,不是她疑心大,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呢?将想要杀死她的人杀掉,有什么不应该? 1966年11月23日,聂荣臻移居西山一号楼,此后常与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议论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表示不满。 这些同志间的正常接触和谈话,竟被当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重要“证据”。 毛泽东认为西山是个“黑窝子”,曾让刘素媛转告吴法宪、叶群,派一个高级干部“打入西山”,了解“老右”们有什么“活动”。吴法宪和叶群反复商量,叫正被批斗的国防科委副主任王秉璋去。王秉璋在抗战时期曾在林彪手下任作战科长,他遵照叶群嘱咐给毛泽东写了多封汇报信,都是说老帅的好话。毛泽东相信了,不久他采取措施,保护这些老帅。
毛泽东不仅让叶群派“特务”,还另有监视。老帅们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议论文化大革命时都是在院子里,或打开收音机干扰,但还是留下了把柄。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分组讨论时,陈伯达气极败坏地质问聂荣臻,为什么背后议论他那段“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的历史。确实聂荣臻当作笑话对叶剑英说过。陈伯达还追问聂荣臻与叶剑英、陈毅等人接触了几次,并拿出监视聂荣臻活动的登记材料,甚至逼他承认这就是反党活动。聂荣臻当场痛斥这是搞特务活动。 毛泽东打圆场说:不就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我看细节无须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节目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汪东兴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汪东兴和军委办事组的来往越来越密切,九大后汪东兴就主动向军委办事组靠拢,大讲有关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吴法宪经常问他,主席和江青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他每次都说:“完全是两回事!”其实,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真正批评过江青,更没有想过要打倒江青。1970年3、4月间,毛泽东在武汉时派汪东兴到东北检查战备。汪东兴来回都在北京小住,他甚至没有休息,就请黄吴李邱到他家“侃大山”,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后来又谈过一次,也在五个小时以上,在三座门也长谈过。所谈中心是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问题。有一次林立果也去了,数汪东兴和林立果兴致最高,言谈最多。黄吴李邱从汪东兴谈话中,确信毛主席和江青在生活上并无特殊关系,所以抵制江青就无顾虑了。
邱会作回忆:九大开幕前,汪东兴病了。叶群带我们去看他,之后叶群嘱咐我们再去看望。汪东兴很感谢,很激动,说着说着又哭又骂,什么“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了”,“不要我了”……汪东兴敢在我们面前对主席不敬,我们是吃惊的,看来主席和汪东兴也有很深的私密关系,这在庐山会议上得到了证明。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发难,煽风点火,上下串连,极尽能事,违背毛泽东的意图,歪曲林彪的本意,推翻了政治局的决定,利用了参会中央委员的热情,直至将庐山会议演变成埋葬林彪和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坟墓。当毛泽东后来痛批林彪、陈伯达设国家主席是“反党政治纲领”时,汪东兴摇身一变,成了无事人一样,事后轻描淡写地检讨一番就过关了。 这如何解释?
当过秘书的人都知道,首长最讨厌吃里扒外。江青曾郑重告诫她的秘书阎长贵: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的是结交“诸侯”。这“诸侯”既是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 毛泽东如果发现他身边的人与外人“勾结”,决不可能轻饶。汪东兴如此明目张胆与林彪和黄吴李邱来往,偷拿毛泽东的文件给叶群看,甚至背后说毛泽东的坏话,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汪东兴在庐山上带头坚持设国家主席,并要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而毛泽东把设国家主席说成是“反党组织纲领”,又把“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分裂党,急于夺权”强加到林彪头上。这从何谈起呢?

没有证据证明林彪授意炮制或知道《“571工程”纪要》

据吴法宪观察,叶群对待林豆豆和林立果是不一样的,她几乎不过问也不干涉林豆豆。而对林立果则无微不至,甚至为他选定1967年7月1日的入党日期。1968年夏,经吴法宪同意,成立调研组,林立果任组长。“九一三”事件后调研小组成员都被定为死党“小舰队”。1969年10月,林彪秘书郭连凯从文件中看到,入伍才两年的林立果被破格提升,打电话告诉随林彪到苏州的秘书张云生。张云生向叶群报告,因为叶群规定,报给林彪的事情都要先报给她。叶群不让对林彪说。
1970年4月,周宇驰、刘沛丰起草林立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用了陈伯达九大废弃稿的部分内容。叶群告诉吴法宪,林办工作人员认为讲得不错。吴法宪决定叫林立果在空军干部会上也讲一次 。7月31日,空军政委王辉球召集空军司、政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会,林立果讲了一天,被吹捧为“第四个里程碑”,“全才、帅才、超天才”,“第三代接班人”等。 毛泽东从苏延勋、谢静宜那里看到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小册子,得知空军吹得厉害,非常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他说:不能捧,20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办公室的人对吴法宪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周恩来也对吴法宪说:“这样吹嘘不行。” 1971年毛泽东南巡,几次批驳“超天才”,说对20几岁的人就捧得那么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而林彪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一无所知。1970年夏,吴法宪儿子吴新潮应林立果邀请,来到北戴河林彪别墅。他对林彪说:“林伯伯我向您报告,老虎哥哥在空军做了一个讲用报告,反响非常强烈,我也听了非常好。”林立果踢了他一脚,吴新潮以后才反应过来,林彪并不知道林立果讲用报告,林立果也不想让林彪知道。
1970年9月10日,林立果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密谈,并亲笔记下密谈要点:“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这些老总们(黄吴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庐山会议后,林彪没有动静,而林立果有一系列的异常行动。10月,林立果到广州军区空军调研,搞了一个“空9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的材料,吴法宪认为不错,上报后经毛泽东批准下发,并在空9师召开现场会。
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密谋。3月22日至24日,于新野执笔起草了《“571工程”纪要》。“571”即“武装起义”之意,《纪要》只有草稿,没有发现定稿。1980年审理“两案”查明,黄吴李邱没有参与,也不知道《“571工程”纪要》;同样也没有证据证明林彪授意炮制或知道这个东西。
林立果、周宇驰对吴法宪说,要学习开直升机,以便掌握第一手材料,下去时少说一点外行话。吴法宪坚决不同意,万一发生事故,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叶群也不同意林立果学直升机。1971年5月,周宇驰瞒着吴法宪学习驾驶直升机。 林立果学会了开坦克,他与周宇驰先后10次到北京附近的坦克部队秘密学习驾驶坦克。8月8日,林立果还从江西运到北戴河两辆水陆两用汽车,供他训练用。
林彪专机起飞前毛泽东转移住地

9月12日20点15分,林立果得知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后,临时与刘沛丰等人坐256号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准备9月13日6点飞往广州。21点20分左右,林豆豆向北戴河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报告,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 林豆豆本意是想让中央警卫团保护林彪。但部队不能擅自行动,于是姜作寿向张耀祠报告。23点多,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再打电话给张耀祠,说林豆豆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
10月26日晚10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开会,说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到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蒙古,折戟沉沙。 毛泽东承认“有觉察”,实际上等于承认,有没有林豆豆到8341部队的请求,林彪都已在毛泽东的严密监控中了。
正是因为得知中南海可能遭到攻击,周恩来建议毛泽东马上离开。 而汪东兴却故意把毛泽东的转移挪到林彪专机起飞后。汪东兴说9月13日凌晨3时多,我们还没有离开毛主席住地。 请注意汪东兴这句话说得很“艺术”,他非常清楚毛泽东是在林彪专机起飞前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身边以及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那么多工作人员都有目睹。所以他含糊使用了“住地”。“住地”既可以指中南海,也可以指人民大会堂,毛主席住的地方就是“住地”嘛。
1971年10月,周恩来给广州军区机关作报告,说“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报告了的”。 按毛泽东说法,周恩来是个“小事天天报”的人,周恩来既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又得知林立果要轰炸中南海。而中南海又没有防空设施,周恩来怎么可能等到林彪专机起飞后才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卫士高振普证实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是在林彪专机起飞前。23点30分,周恩来分别给吴法宪、李作鹏打电话,证实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三叉戟。然后周恩来打电话询问叶群,并提出打算到北戴河看望林彪同志。叶群劝周恩来不要来 。周恩来后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时他才断定北戴河那里确实有问题,林彪可能要跑。 周恩来指示李作鹏,山海关机场的任何飞机都不能起飞,然后驱车到中南海游泳池,亲自向毛泽东报告,并建议他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 汪东兴说他和张耀祠、周恩来几乎是同时到毛泽东那里。 汪东兴向周总理请示说:“主席怎么办?他的安全问题……”周恩来略加沉思后说:“先转移到人民大会堂,那里条件好一些,以后看情况再定。”
9月13日零点多,周恩来从中南海回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这时林彪专机还没有起飞。他接到张耀祠的报告,林彪已经离开住地,向山海关机场跑去。周总理再次叫李作鹏下令山海关机场,不准机场的任何飞机起飞。
因为林立果专门带人察看钓鱼台地形,试图武装冲击钓鱼台。在周恩来建议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同时,中央警卫团立即开始部署警戒,中南海随之完成临战准备。与此同时,其它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中的地点,也被通知进入紧急戒备状态 。9月13日午夜时分,钓鱼台警卫负责人邬吉成接到汪东兴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甲级战备, 你负责立即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三大队一中队除加强钓鱼台各楼的警卫外,其余人员与二中队在钓鱼台东大门到北门东面一线设防。在东门进门处,利用假山的自然掩体,架上了三四挺轻机枪,组成一个火力点;北门内迅速挖好了工事,组成一个火力点,用以阻止从大门外实施的攻击。部队还在钓鱼台17号楼桥头、8号楼桥头放置钉板路障,并阻断各楼之间的路径,以阻滞进入院子的攻击车辆和抵抗集团冲锋。
1972年8月底,华国锋主持召开全国警卫工作座谈会,他从林彪集团通报毛泽东南巡的行程,谋划刺杀行动说起。华国锋说:从去年揭发林彪问题后,我们都感到当时的情况很危险,是伟大领袖的行动将敌人的部署打乱了,想起来就让人后怕,看来警卫工作我们不认真抓不行。

没有证据证明林彪与黄吴李邱知道“两谋”

“九一三”事件后,毛家湾所有工作人员,包括锅炉工、厨师,以及1959年后的林彪秘书,从全国集中到北京西郊亚洲疗养院,在监禁中背对背、面对面,一小时一分钟地核对,一说就说到叶群身上,却没找到林彪准备去苏联的任何证据,只揭发出9月2日林彪对李文普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啦。” 还说过“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1971年9月24日,黄吴李邱失去自由,1972年5月底就没有什么审查了。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并没有搞清楚,比如身为军委副主席的林彪给总参谋长黄永胜写信,怎么可能让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转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系统中,决不可能出现军种副参谋长代军委副主席与总参谋长联系的事情。而且王飞不止一次充当信使,9月8日林立果已让王飞把叶群给黄永胜的大信袋让王飞转交。 黄永胜和王飞都不承认看过林彪的信,而林彪的信和“林彪手令”又都在周宇驰身上,被他撕碎扔在怀柔直升机迫降现场。
9月12日——
黄永胜在西山家中带小孙子,听京剧唱片;
吴法宪上午在西山,下午看空政文工团排练;
李作鹏带全家畅游颐和园,很晚才回来;
邱会作上午10点在西山家中,陪亲家看小孙女,18点到京西宾馆主持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办公会议,零点结束,回总后机关吃夜餐,然后吃安眠药入睡。
如果黄吴李邱知情,怎么可能在9月12日如此正常度假呢?1989年邱会作在北京见到李作鹏和吴法宪,得知他们的情况也差不多,因为他们与林彪没有“两谋”(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之类的关系,审查多久也不会审查出来。退一步说,林彪知不知道,有没有参与林立果搞的“两谋”问题,直到现在也是没有证据说清楚的。 邱会作说:“毛主席在各地直指林彪的谈话,叶群是能及时知道的,但叶对林彪有封锁消息的可能,一切都由她作决定了,这就使问题越搞越乱。叶群进入了紧张的阶段,林立果瞎张罗,林彪则照常生活。在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无路时,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挟持外逃了,这是我对林彪外逃大致的看法,我始终认为林彪是决不可能外逃的。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1971年9月12日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还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搞武装政变,还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水到渠成吗?如果林彪要搞武装政变,他没有动用统帅部的任何指挥机关,没有动用各军种各大军区,也没有动用任何作战部队。这样像搞武装政变吗?“九一三”事件后,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在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命令。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林彪决不可能是反革命,但又“外逃”了,怎样解释?这不仅是后来,就是现在很难说清楚的。林彪为什么会“外逃”?我认为是叶群、林立果不惜牺牲林彪的一切,为了自己的私利造成的。一是对林彪封锁一些消息,林彪本人什么也不知道;二是叶群把林彪控制起来了,他的女儿和工作人员都不能接近林彪;三是叶群采取恶劣手段把林彪作政治“礼品”送给苏联。与其说林彪是外逃的,还不如说林彪是叶群的玩偶,被她架走的。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差点告别人世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的睡眠就很不好了,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经过“九一三”事件,毛泽东的病情更加恶化。
1971年快入冬时,毛泽东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到心脏。10月8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时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 这种状况,以前没有发生过。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临时决定出席陈毅追悼会。正是北京最冷的日子,他到的太早,穿得又单薄,而八宝山追悼会大厅没有取暖设备,毛泽东坚持参加完追悼会。返回时几次迈步都没有登上汽车。2月12日凌晨,毛泽东由于心律失常,导致严重缺氧,突然休克,抢救了20多分钟才清醒过来。经过这次重病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纵观毛泽东与林彪一步步走到“九一三”,这当中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从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被加上“林彪同志委托”之名,到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写进新党章,再到最后那一系列打击林彪的南巡讲话,都是毛泽东主动,林彪被动。林彪在文革中也有几件表现主动的事,一是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二是先指示军队不介入文革、在毛泽东下令军队介入文革后又提出稳定军队的“军委八条”,三是支持陈伯达起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 的九大报告,四是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前一件事是最遭人诟病的,不过却是从延安时期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到文革前夕周恩来担任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导演”长期形成的中共党内政治常态,同时也是如毛泽东对斯诺说的那时“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而后面几件事,则都体现了林彪意图使文革刹车的“罪恶用心”,全被毛泽东逐一破解、否定了。
林彪是毛泽东选定并“大树特树”的接班人,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最得意的两件大事之一。林彪之死,损失最大的是毛泽东,因为这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2019年7月13日完稿


原载《昨天》 第135期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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