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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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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九一三” (1981年)
米家农
我叫米家农(家庭排序“介”字辈,起名米介祯,战争年代曾用名李珂平),1922年5月9日(农历四月十三日)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南徐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南徐村也是武则天的家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则天纪念馆”就在南徐村——作者注)。家中有父母,两个妹妹(后病故)和我。家中还有伯母、哥哥(同父异母)、嫂嫂、侄女、侄儿。哥哥1938年参加县大队,后病故,姐姐在我6岁时已出嫁。房八间,土地约40亩。没有雇佣长工,土地全部自种(农忙季节临时雇请短工)。(左图:米家农女儿为其父遗稿整理后自印几十本分送亲友的《我与“9·13”》封面。) 1937年抗战开始我参加革命,当时15岁,迄今已44年。这44年的历程是:战争生活15年(抗日战争8年,解放战争4年,广西剿匪2年,抗美援朝1年多);战后仍在军队工作,搞练兵和政治运动计19年(被关押审查10年)。我所以15岁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家里没饭吃到共产党队伍里找出路,也不是为做官(战争出生入死谁也不敢说自己能活下来,更不会想到当官)。我参加革命完全是奔着共产党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理念来的。 在部队,我认为自己是位合格的战斗员,因为从1937年抗战开始一直打到日寇投降;解放战争从东北打到两广,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我参加了两个(辽沈、平津),打过各种大仗、小仗、硬仗、恶仗100多场。战斗中我没有贪生怕死,没有畏缩不前。艰苦岁月,我没有低头,没有屈服过。1957年6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7号命令授予我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勋章号码07065),二级解放勋章(勋章号码05095)。 可是,1970年9月,林立果秉承林彪的旨意,打着“调查研究”的幌子来广州,在接机的人群中我的直接领导介绍了我们认识。在以后的近一年中他先后四次到广州,都住在民航广州白云机场,我接待了他,照顾了他,因此被卷进九一三事件中。对林彪的宣传和对林立果的接待,是我政治糊涂敌友不分,犯下方向路线错误。这次错误成为我的耻辱,断送了我30多年血染的光荣和政治生命,铸成我人生的悲剧。 我痛苦,我悔恨,我后悔莫及。这份资料是我28年前在狱中写的,它反映了我当时的真实思想和立场(现在要我写不仅写不出来,连想都想不起来了)。我没有违反国家宪法,没有触犯国家刑律,我更不是叛徒、特务、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分子!可是我竟失去人身自由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我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个“政治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我始终认为是属于党内路线斗争范畴的问题。对于错误,我不后悔,因为我是个军人,只知道尊重上级服从上级,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军人的本分。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条件下,我这个凡人没有可能先觉先知,所以我有错认错,不叫屈不后悔。 我所以顽强地活下来,就是想看看历史给“九一三”个什么说法。因为这个说法不仅牵涉到我的人生,还牵涉到中国的历史怎么评价的问题。现在我已90岁,是个风烛残年来日无多的老人了,我至今没有盼到,失望的同时感到一个人的政治命运的归宿,是喜还是悲要受很多因素制约,不是个人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都留给历史吧。我这一生并不企求获得什么荣誉,只要自己“无愧人生”,只要别人能在我死后说“这是个好人”。我就心满意足了。
—————————————————————————————————— 【故纸堆】
我的政治悲剧(节选)
米家农
前言
1981年我被关在北京秦城监狱中写的两本个人历史资料《我的政治悲剧(1971-1981十年回忆录)》和《林彪事件中我的问题(我向中央专案组的检查交代笔录》。当时写的动机和目的是,等我死后留给妻子(万万没有料想她猝然走在了我的前面)和儿女后代的一份遗产,让他们知道了解我的历史和问题,带着一份情感慢慢地仔细看,多联想与资料中交代的事实,联系思索分析评论达到理解吧。 我没有要翻案、申诉、上诉和否认的想法。 因这两本资料是在28年前(我还不满60岁)写的(现在要我写,我是绝对写不出的,连回忆都讲不出来的),它贵在是我的切肤经历并反映出当时我的真实思想认识观点与立场。为保持原始历史情况的真面目,现在要复印时,不能用现今的思想观点认识方法作修改或重写,只能对文中的错字、错句,用错的标点符号或忘记拉丢的人名、地名给以修改、更正和填补。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不能吹嘘自己有先知先觉的“天才”、“政治觉悟”能预防和不犯这样的错误,那是做不到的。我犯错误,我不懊悔。我的政治历史错误问题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我是反革命吗?让历史、时间和实践做最后的结论吧。(右图:文革前期的米家农。) 一句话,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叶落归根,做一草芥平民,“顾全大局,无愧人生”。 如果上帝还给时间机会的话,我打算把1982年被释放出秦城监狱后,与妻子(她的政治历史问题,完全是我把她拉下水的,她是冤屈的,没有听她的话,是我陷害了她,我应当罪该万死)两人曾按照党章法纪组织原则规定手续,两次赴北京上访中央纪委、总局党委纪委陈述和申诉、上诉,与陆续向上级党组织呈报过的书面文字资料尚保存的底稿,也整理复印出来,一起供阅者看与评议用。
2009年5月16日,纪念(妻子)艾生仙逝一周年
疑惑不解
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灾难与痛苦,反省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但是经过几年的反复思考,我不认为我的问题,已经触犯国家刑律构成犯罪。我认为我的问题,是属于党内政治路线斗争性质的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带有一种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政治问题。 为什么我不认为我的问题触犯刑律构成犯罪呢?林彪、林立果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发动武装反革命政变的计划和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的罪恶阴谋,我不知道,我没有参与过。林立果及其一伙死党,从来没有向我透露过。我曾多次向中央专案组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立的中央纪委报告过,如果我对组织有丝毫的隐瞒,组织上查出后,我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定罪惩罚。 我的问题主要有:1.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年中,曾先后四次窜到广州时曾住在白云机场,我提供了吃、住、用、行、安全、保密条件,掩护了他在广州为林彪篡党夺权搞的阴谋活动;2.我执行了总局刘锦平(中国民航总局政治委员)、李一民(民航总局后勤部长)为林立果在广州所谓搞技术革新盖房子,由广州民航垫出2万元给广州空司的指示;3.我积极参与了把陶铸在机场附近白云水库沟里的别墅向军区、市委要来修复为林立果住用的据点;4.竭力死保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大肆宣扬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把宣传队搞成为林彪、林立果大造舆论的宣传工具;5.我参与了林立果一伙在白云机场搞的一些活动。林立果没有住白云机场以前,我与他不认识,没有接触过。他们是在刘锦平与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璞、龙道权(政委)指示下住在民航的。 (下图:“九一三”之前都不知将会有大祸临头。右边高个是米家农,另二人是局长与副局长。) 我不禁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向自己提出来:在当时的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遇到像林立果这样身份的人来到白云机场时,不接待成不成?历史唯物主义者要讲究实事求是!当然,如果像今天在现时的党中央三令五申下是容易回答的。何况那年代除了不正之风外,还有上级让做好对他的接待工作的具体指示要求呢。下级对上级的指示要不要执行呢?总局领导指示垫出2万元(因为并不知道他真正搞的是什么阴谋诡计)能不执行吗?在工作中类似这种业务工作性质的指示,是经常会碰到的,“九一三”事件前中央并未宣布过可执行也可不执行。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然讲究实事求是,遇到具体问题就不能否定实事求是的原则。我虽然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对组织上最后的结论和定案,我是绝对服从的。 在林彪自我爆炸、自取灭亡以前,我没有认识到我紧跟追随他们的行动错了,更不曾想到自己追随林彪、林立果是犯罪的行为。……万万想不到在短短不及一年的时间内,竟把我经历艰苦困难革命战争34年的斗争历史毁于一旦,付之一炬,竟使我在一生中铸成莫大的人生悲剧。 …… …… 1971年9月13日凌晨3点钟,我正在酣睡中,突然电话铃急促地响了。我伸手拿起话筒,听出是林虎(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声音。他说:“我现在把空军参谋长梁璞打来的一个电话指示转告你,找纸和笔记录下来。”我准备好纸笔后,边听他讲边记录:“从现在开始,不管是空军、民航还是海军,所有的飞机一律停止起飞。只有得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黄总长、空军吴司令、海军李作鹏五人的命令才能起飞。没有他们的命令是不能起飞的。”林虎又重复讲了一遍,问我听清没有。我说听清了。他要我(将)记录复诵一遍,经校对无误。 我立刻给(民航广州管理局局长)王斌挂电话,把林虎传达的梁璞的电话内容,按照记录向他作了传达。王斌说,他马上到调度室去进行布置,把预定天明后准备起飞的航班和分散在各地正在进行作业任务的飞机,一律停止飞行。 清晨,我正在吃饭时,电话铃声又响了,广州空司作战值班参谋通知,要我立即去广州空军指挥所开会。我当即要来汽车向黄花岗飞驰。到了指挥所,我看到在场的人有林虎、焦红光(广州军区空军副政委)、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还有几位是广空副参谋长、副主任、后勤部副部长。林虎传达了他和焦红光在广州军区开会时得到的命令:“凡驻广州地区的陆海空三军部队,从现在起一律听从广州军区首长直接指挥,各单位与北京没有指挥关系。”稍顿,他又说:“至于是什么原因,军区首长没有讲,广州军区常委正在开会。王璞司令员在广西,已打电话给他,要他乘汽车快回来。”林虎传达完,其他的人都没有说话。这个会开了不到五分钟,但气氛显得十分严肃和沉静。 我在返回白云机场的途中,不禁沉思默想起来。黎明前那次接到林虎转梁璞的电话,脑子曾有点感觉和疑惑。因在朦胧中,没有当作一回事认真地多想,估计还不是因为试验氢弹停飞,不然就是福建前线、台湾海峡发生什么新的情况,从战备需要考虑停航。方才又听林虎传达广州军区首长的指示规定就不同了。驻广州地区的陆海空三军统一直接归广州军区首长指挥,与北京停止指挥关系。这样的规定过去还没有过。这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这样规定必是有原因的,不然就不会这样规定的。 回到机场后,我直奔调度楼下边会议室,通知管理局常委与有关部门单位的领导来开会,传达广州军区首长的指示规定。当我将要传达完的时候,王斌从顾同舟那里汇报他参加总局关于做好国庆专机运输安全会议情况回来。王斌给我说:“顾同舟没有时间,没有汇报,把会议文件留给他了。”他又说,“顾参谋长要我们把机组的情况摸一下,做点准备,以便有任务时准备执行。”我当时没有多思考,认为是广州空司参谋长(顾同舟)给局长(王斌)交代的,可能是军区有这个意思的,随口说了句:“好嘛!”没有表示异议。我传达完后,王斌在会上说:“六大队回去先摸一摸,配备几个机组,机长要飞过夜航的。每个机组要有领导干部,等晚上我们找你们一起研究。” 晚饭后,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又通知民航管理局在家的几个领导干部去开会,我与王斌、高天雄(民航广州管理局副局长)、崔双记(民航广州管理局副局长)四人乘一辆车同去的。林虎、焦红光、顾同舟都在指挥所。林虎重申了上午传达的广州军区的指示规定,并要求严格按照大军区的命令执行。王斌提出顾同舟上午告诉他摸一摸机组情况和有任务时准备执行的问题,顾同舟没有吭声,林虎、焦红光也没有表态。我们四个人离开指挥所到大楼下面门口时,我对王斌说:“你提的让准备机组的问题,顾同舟怎么没有吭声呢?林虎、焦红光也没有表态。我看现在的问题是保证飞机不起飞的问题,而不是要作起飞执行任务的准备。我的意见回去后不要再找六大队研究机组情况了。”王斌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他回去负责通知六大队。自此以后再没有提过机组的问题。 在上午我从调度楼下会议室回到办公室时,“这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不禁在我的脑子里一直萦绕着。我顺手拿起电话,想找程兆贤(刘锦平秘书)询问一下,思忖他在北京对情况一定会了解的。电话接通后,我问他飞机停航的原因是为什么,他只是说:“具体情况搞不清,听说空军的一架飞机不见了。”他说,刘锦平住在医院,他要上医院看刘锦平去。别的情况他也不了解。 晚上,我想起顾同舟借去我的《毛主席同广州军区领导干部谈话记录》小本子已经好几天,还没有还给我,便打电话找他要。他说他正在指挥所值班脱不开身,小本子在他家里放着,等以后派人给我送来。我问他为什么停止飞行,他说他不了解情况和原因。我问他福建前线台湾海峡方面有什么情况,他也说不清楚。 航班停飞三天,没有听到一点消息。我心里的疑惑虽然没有消失,但时时想着总有原因,一定要按照广州军区首长的规定命令执行,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但是没有怀疑和料想到林彪、林立果的头上会出问题。 9月16日下午,刚上班不久,王璞与焦红光到白云机场87号办公楼找我和王斌。他俩说,跟随林立果经常到广州的空军司令部(情报部)的副处长王永奎几个人,在13日(要)来到广州,拐了民航的一辆北京吉普车,不知道开往哪里去了,问我同王斌知不知道。我俩听了感到异常的惊诧,这样事在他俩来查问之前,一点儿都没有发觉。王斌当即向候机大楼宾馆要电话,找服务员刘均池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经了解情况是,9月13日下午,王永奎在(北京)火车站给刘均池打来一个电话,要小刘开吉普车到车站把他们接到机场。(9月15日)刘均池开着汽车到了(广州)火车站,看到除王永奎外,还有空司另一个副处长许秀绪、翻译陈伦和、汽车队长老王和两个穿空军服的姑娘(据说其中一个是空司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女儿)六个人。汽车一停,他们便相继上了汽车。由许秀绪驾驶,经过解放北路民航售票处门前时,王、许对刘均池说,他们上黄花岗广州空司大院还有急事去办,要小刘搭送旅客的汽车先回机场。从此,他们便把北京牌吉普车拐走,再没有来过。刘均池也没有向我们报告过,就这样被蒙蔽了三天。 王璞、焦红光走后,又接到广州军区电话通知,要我与王斌即往军区指挥所去,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刘兴元(广州军区政委)找我俩有事。到指挥所后,丁、刘询问了王永奎等拐汽车的经过及去向。我俩把王璞、焦红光查问的情况向他俩作了报告。刘兴元冷淡地说了一句:“借飞机也给吗?”丁盛当面交代了几件事:管理局的领导干部住、吃、办公集中到一起;不准一个人单独召集开会或找干部个别谈话;不准调动干部工作或派出人员上北京去;航班飞机从17日开始恢复,售票处对乘飞机的旅客查验身份证明,军区政治部派一个工作组(保卫部长石勇在场)住在白云机场,协助民航进行。 出了门下台阶时,丁盛在后面没头没脑对我说:“老米!你是一个老团政委出身啊,要经得住考验啊!”顿了一下,他又补说了一句:“回去问你爱人好!”当时我看到在这种异样气氛和场合,不便于向他探听什么消息和情况。但在这次谈话中,我从刘兴元不快沉闷的神色中,丁盛说话虽微带笑容,但丝毫不露馅的话语中,却没有听出一点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的线索。从王璞、焦红光查问王永奎等拐走北京吉普车与丁盛、刘兴元谈话的情况看,很明显地说明林立果出了问题。不然,经常跟随林立果的这帮贴身人怎么会仓皇地来到广州,又不敢同我们见面,还嘱咐刘均池不要让我与局长王斌知道他们来广州。如今又不知他们到哪里去了。难道这还不说明林立果已经出了问题吗?但还是没有料想到林彪的头上会出问题的。 晚上,我与王斌一起找刘均池又询问了关于王永奎一伙拐骗吉普车的经过。小刘还谈了9月9日中午发生的一个可疑的情况。那天本是参谋长王宝珊在候机楼值班,因为他要去听丁盛传达毛主席的谈话指示,我已经听过代他值班。王永奎与李伟信要乘当天的班机回北京去,我到候机楼经过宾馆顺便拐进去看一看。我坐在会议室候着,却不见他们出来。过了一会儿,我仿佛听到王永奎在走廊说话的声音,但没有见到人来。刘均池进来告诉我说,王永奎和李伟信已下楼到候机室小卖部去了。他俩为什么要耍这个计谋手腕呢?据刘均池说,他们带着一个穿空军服非常漂亮的年青女人(我到北京后,听专案组在谈话中说那个女的是广州空军技术五团的,也是林立果的一个姘头,那天王永奎、李伟信要把这个女的带北京去)要上北京,他们怕我看见这个女的。所以采用“调虎离山”的办法,把我诓出宾馆,然后让刘均池把那个女的绕着候机大楼侧面先送到飞机去。另一个奇异的事情,顾同舟的老婆张亚青带着女儿要乘空军的一架伊尔18飞机上北京去,怕在候机室被人看见,她躲在宾馆楼下门内休息,等到中午飞机临起飞时,直接奔停机坪上了飞机。 从上述这些现象和征兆,不禁引起我的留心和注意。对每天来的报纸,首先翻开看一看有没有关于林彪的消息和报导。慢慢的发现《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中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消息报导中对林彪的提法有改变。过去经常提的最突出和响亮的一句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现在突然把其中的“林副主席为副”抹掉了。虽然没有看到和听到中央对这一提法改变的文件和通知,但是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报刊广播一向的这句提法的改变决不是偶然的或没有原因的。 还听到一个情况,据说王永奎、许秀绪等开着吉普车没有到广空大院,而是直奔技术五团,以后的去向就不知道了。王斌告诉我,他在候机室碰到王璞的秘书,探听发生了什么问题。王秘书神秘地给他说了一句:“发生了不敢想、想不到的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依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一点边际。 9月18日晚上,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丁盛的秘书陈宏康与焦红光一同到机场,找我与王斌提出要到宾馆去看看。我俩领着他们到了宾馆三楼,让刘均池把所有房间的门都打开,三楼共有十多个房间,过去都是林立果及其一伙到广州时占用的。我们到宾馆时,也只是到会议室,他们占的宿舍房间,我们是不进去的。因为他们在谈话中经常暗示和提到保密的话,我们也害怕他们万一丢一件东西,或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就不好了。这次从李维英他们对林立果所有存放的东西逐一进行检查的神态中可以看出,不容置疑,可以肯定林立果出了问题。但是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还是摸不清楚。他们检查结束后,当即要驻景泰坑的高炮10师保卫科长带半个班,把三楼严密看管起来,把林立果的东西全部封存。从这件事,我意识到林立果的问题有可能与林彪有牵连。我揣摸恐怕林彪也出了问题,如果林彪没有问题,他们对林立果的东西是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的。 9月23日深夜,接到王璞的电话通知,指定我与王斌、李心从、高天雄、崔双记于24日到广州军区参加一个学习班,没有说是什么学习班。 早饭后,我到沙河军区指挥所作战室集中,参加学习班的共有四五十人,大部分是军区副参谋长、副主任、后勤部副部长以上干部。穿空军服的只有广州民航和空9师的领导干部。我寻思,一定是学习中央有关林彪、林立果的问题的文件,民航和空9师是林立果在广州立足活动之地,所以指定民航与空9师的领导干部来参加这个学习班。房间的门窗全部关闭起来,会场的气氛十分沉默与异常的肃静。8时许,丁盛主持宣布开会,由李维英宣读“中共中央57号文件”。宣读时,个个都凝神屏气,集中精力静听着。读过一遍后,丁盛面孔极其严肃,声音低沉地说,稍休息两分钟,大家把脑子冷静一下,再读一遍。听了中央57号文件的传达,自9月13日凌晨通知为什么要停飞和陆海空三军统一归大军区指挥等许多迷惑不解的疑问都已得到解答。所谓不敢想、想不到的问题,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自取灭亡的罪行事实已经真相大白。任思忠(广州军区政委)宣布了学习编组名单与保密纪律的要求规定。我们小组学习地点被安置在军区大院内的“留园”宾馆。由政治部宋副主任参加领导,还从42军、省军区、后勤部抽了三名干部充实民航小组,原通知带生活用具住军区,后来又改为白天到“留园”宾馆学习,晚上回原单位了解情况和照顾安排工作。 听过“中共中央57号文件”的传达之后,犹如当头挨了沉重的一棒。真是想不到,不敢想的问题终于发生了。从1970年9月下旬开始,林立果曾先后四次窜到广州住在白云机场,无庸置疑,我是陷进去了,心如乱麻,惴惴不安。回顾我自参加革命后,特别是调空军工作20年中,一直灌入耳际的多是对林彪的狂热吹捧与庸俗的宣扬。万万没有料想林彪竟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坏蛋。我当时思想上负担沉重,认为自己犯的不是一般错误,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属于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无疑会受到行政上被撤职,党内受到严重处分,在群众中进行批斗后送农场劳动改造。但还没有想到会失去人身自由,隔离审查,更没有想到会逮捕关押,拖了十年至今尚未作出结论。 9月25日下午,我在“留园”接到李维英的电话,他说李某在军区招待所不见了,要我查问一下她是不是跑回机场去了。李某是上海空军医院的女护士。7月初,李伟信提出要民航指定一个政治、技术条件好的护士负责林立果在广州时的医疗保健工作。我表示广州民航找不出这样条件的人,空军多大范围大,你们能调一个放在广州民航专门负责他的保健工作是可以的。李伟信说,他要向林立果请示研究决定。我曾把这个问题在常委办公会上汇报过。时间很快,没有几天他们便把李某从上海空4军调来广州,调动手续搞得都很完善,因为他们有权,当然是容易办理的。李某到广州后,李伟信把她带到白云山上,照护林立果去了。林立果离开广州后,李某回到机场。当时从医疗保健技术考虑出发,后勤部把李某送广州军区总医院进修学习,以便提高其技术水平。“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军区把李某从总医院调出进行审查(这个情况在李维英打电话前没有告诉我)。晚饭后,我从“留园”回到机场,便把李某在军区招待所失踪的情况给秀香 讲了,她说,李某下午曾来过,到公共汽车站不久,派人去还可追回来。我当即派人到汽车站把她追找回来。李某提出她要求直接与任思忠谈话。我把李某的意见用电话反映给李维英。他说李某可以住在机场不动,任思忠第二天找她谈话。事后,我听秀香告诉我,李某在与她谈话中说,5月份林立果那次来广州时,她就从上海乘火车来过广州。李伟信把她从火车站直接送到山上,林立果在6月初离开广州时,李伟信又把她送上火车回到上海。这样,真相即已大白,李伟信提出要广州民航为林立果固定一个保健护士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实际上,他们早已设计好一个圈套,早已预定好要把李某弄到广州供林立果玩耍。李某早在林立果到上海时已姘居过了。从这个事例,也可以看出两面派林立果与他的死党李伟信真是奸巧人,养汉老婆假装正经。实际上,是一个披着一张人皮的恶狼,狡黠精细,奸诈伪善,不知糟践了多少纯洁善良的女孩子,真不知羞耻到何等地步。 由于林彪、林立果的问题,自己被卷进去犯了错误,情况是极端的错综复杂,这可真是搞政治而犯了政治错误,因革命而犯了革命的错误。这种错误又不同于其它性质的错误,例如工作失职,道德品质败坏那些方面的。这种错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在是无法避免和难以预防的。错误已经犯了怎么办?经过辗转反侧,内心激烈痛苦的斗争,只有按照中央文件中所指出的,忠诚老实地把自己的问题向党交代清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同林彪、林立果划清界限,痛定思痛,痛改前非,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告别亲人
9月26日下午,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于厚德到“留园”找我,与他同乘一辆汽车到沙河军区指挥所。他告诉我,王斌曾找任思忠反映我听了“中共中央57号文件”的传达后,思想上有顾虑,态度上有问题。因此任思忠要他找我一同去谈一谈。 这次谈话在指挥所任思忠的宿舍,只有我们三个人,谈话气氛比较自然和谐。任思忠说,我们过去在一个部队中工作,是老战友,老熟人,他今天是站在军区领导的角度,又从比较熟悉的老同志的立场上谈问题。实际上,他是从关心的态度出发来启发我和开导帮助我。他俩谈话的态度诚恳爽直,指出要我消除思想顾虑,不要考虑个人的得失。对与自己有牵连的问题要主动彻底交代和大胆揭发,不要躲躲闪闪。特别要注意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做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傻事,那样会造成后悔莫及的。他们告诉我,顾同舟派他的老婆把“毛主席同军区领导干部谈话”记录送到北京给林立果,军区对他采取隔离审查。同时我在听传达时,规定不准作记录,我不仅作了记录,还把记录借给顾同舟,这是不对的。于厚德说,军区派人检查顾同舟的家时,从他的保密柜中查出我的记录本,放在军区保密室存放着。 从他俩的谈话中,我还听到一些过去不知道的有关林立果的情况。林立果年龄不大,却非常的坏。生活糜烂腐化透顶,道德堕落败坏,品质恶劣到极点。据说被他玩弄和糟蹋过的姑娘相当多,有的被他玩过后抛弃了;有的怀上孕,有了孩子;有的被逼着打胎;有的因为被他玩弄过后不要了,精神受到刺激发疯了。从他的东西中清查出很多进口的避孕工具和药品。他外表伪装得像个正人君子,实际上,他满脑子里成天想的是女人,像这种人还有什么思想精力学习和工作哩。李某就是他在上海的一个姘头。他们还谈到林立果成立一个秘密组织的材料,这个组织非常的严密,参加条件很严格,并订有加入组织的誓词、纪律等规定。我听到后,不禁感到大吃一惊,他们谈的这些情况,林立果一年中曾先后四次来广州,我在与林立果及其一伙的接触中,竟然没有发现。也说明我政治上、思想上迟钝麻木到何种程度,像我这样糊涂愚蠢的人,怎么能不掉到陷阱里去呢? 这次谈话,时间虽然不长。但态度热诚,语重心长,对我的帮助很大,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的严重性,要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找责任、找原因、找教训。这样与林彪、林立果及其死党划清界限,彻底决裂,主动揭发他们的罪行,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才有好处。 从沙河回到军区大院“留园”时,已经5点多。王斌他们已经先回机场去了。军区常委决定在白云山上为广州军区空军师以上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办一个学习班。我们参加军区学习班的归到白云山学习班去继续学习。我决定回家去一趟,取几件换洗的衣服及日用品。更主要的是回去看一看秀香与孩子,不知道这个学习班要多少日子结束,心中感到不美满的是分开20多天,她刚从武汉回来,还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交谈过。于厚德说,给王斌打个电话,让她把东西带来即不要回去了。无论如何,我必须回家去,与妻子作一告别。秀香虽然还没有听到中央57号文件精神的传达,也还不知道林彪、林立果的问题,但从9月13日以后十多天中,出现的各种令人疑惑的复杂微妙现象,联系到林立果一伙一年中多次到广州住在民航,与我们不断交往的关系,自然对她也会产生深切的忧虑和无情的压力。我如果不回去一趟,她看不到我,那会更增加她精神上的沉重和不安。(上图:“九一三”之前的米家农与妻子吕国贤〔秀香〕。) 果然,不出所料。我还没有到家,秀香在房子里听到汽车响声,赶快领着小儿子快步跑出来迎接我。我下了车发现妻的面颊上浮着一层忧虑的神情。一见面,仿佛是过去出差久别归家来似的。她骤然转忧为喜,急忙上来亲切地从我手中把皮包接过来,紧跟着我一同上楼进了卧室。 她动作轻快地为我泡茶,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她那一对明亮的黑眼珠深情地盯着我,关切地说:“王斌他们早就回来了,就是没有看见你,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 我理解她为我担忧的心情,微笑着宽慰她说:“我怎么能回不来呢?任思忠临时通知找我谈了谈,谈话时间不长,路上来往时间不短,所以回来时间晚了一点。怎么,你又不放心了,是不?”我接着把军区决定将学习班扩大搬到白云山上去办的情况,和取上东西还要返回“留园”吃完饭,军区集中派车上山的情况告诉了她。在机场门口碰到王斌他们已经又上军区去了。我说,我是特意回来看看她和孩子的,没有什么问题,要她与孩子放心。 秀香的耳朵聚精会神听我说,眼睛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好像要从我的眼神里和脸色上寻觅到一点些微的症状,以便猜测出一定是出了什么重大的问题。她看我没有谈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便凑近我的跟前,用祈求的神色低声问:“究竟发生什么问题哪?你给我说一说不行吗?”我苦苦一笑,无可奈何地说:“林彪、林立果都完蛋啦,都死啦。” 凝目思索片刻,我发现妻的脸上布满了愁云。我们的小儿子年龄虽然不大,却很懂事。他自我下了车,陪着他妈出来接我,一直跟着上楼进了卧室,没有说一句话。显然看出孩子的情绪也是低沉,愁眉不展,再不像往常每当我回到家时活泼蹦跳,问长问短。今天却一声不吭,只是站在大人旁边,默默地瞅着爸爸、妈妈的忧虑面容和不安的神色。他那幼小纯洁的心灵里恨不得想替父母分解一点忧愁和分担一点负担。但他不知道,这不是生活上的困难问题,只能是心有余而无力罢了。 秀香想把小儿子支使出去,单独想从丈夫口里探问点消息出来。她用商量的口吻对孩子说:“小儿子,你到自己房间去呆一会儿,让我与你爸爸说一会儿话,好不好?”懂事的孩子,心想也从爸爸口里听到一点解愁去忧的话,但听到妈妈提出来要他退出去的意见,小儿子还是没有吱声,精神上背着沉重的负担,遵照妈妈的意愿,乖乖地听话地转身缓缓地退出去了。 房间内的空气,寂静而沉闷,秀香贴近我的身边,以哀求央告的神色,悄声对我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你也给我谈一谈嘛。”一瞬间,我心里泛起一种难言的滋味,浮过一丝隐痛。这时,我很怕接触到她的眼睛。两人的生活与命运结合多年的诚挚感情,我深切地知道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射出的光芒像锥子一样的锐利,好像隔着胸膛可以看透我的心血的吞吐。多年来,她从我的日常些微的神色举动中,便能够窥测出我心的秘密,要想瞒过她的那双慧眼是不可能的。我俩从第一次见面认识开始,我对她的那双晶莹似珠美丽动人的眼睛,从来是瞧不够喜不够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今天却害怕碰到我永远喜之不够、爱之不尽的那双大眼睛。面对眼前的妻面,真是内心矛盾重重,思绪万千,不知如何回答与满足她的要求呢?我的胸膛里憋闷得简直出不上气来,心中犹如刀绞一般难忍。我不如实告诉她,她与我一起生活患难与共24年,我从良心上、夫妻深厚的感情上对不起她;如按文件内容具体讲,这又为党的保密纪律所不允许。况且我因为听传达“毛主席与军区领导干部谈话”时作了记录已受到军区党委的点名批评。这次传达文件开头又特别强调了这一条,提出如有泄密的要执行纪律。我想来想去,秀香也是一个经过20多年的老党员,又不是一般的干部,她会理解与谅解到我内心的难处的,她不会过分责怪我的。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漏也说不过去的。我还是把事先想好的话,又重复一遍:“林彪、林立果全完蛋了,都死啦。”这样虽然没有照中央文件讲得那么具体,但听到林彪、林立果都已经死了,完蛋了,那就说明这两个家伙都出了问题。至于具体问题是什么,我想听中央文件传达只是时间问题,像林彪这样大的问题,党内17级以上干部不要很长时间就会听到传达的。秀香对问题的反应是很敏感的,不需要我多讲,她不会再追问下去的。 我俩深情地注视着,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我定睛端详着妻忧郁的面容。她心灰意懒噙着泪花瞥了我一眼,突然提出一个我没有意想到的问题:“以后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吗?”我不禁一怔,发现她脸上有浓重凄苦的表情。我心想,即便问题再严重,也还不会严重到我们不能在一起生活的那种地步,我们又不是反革命,只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再重的处分,也不过是撤职,开除党籍罢了。我感情凝重地宽慰她说:“怎么能不会在一起呢?不会严重到那个地步的,过几天,学习班一结束,我就会回来的。” 人的感情,悲痛之情往往溢于言表,两行亮晶晶的泪珠随着话音,从妻的眼眶中滚了出来……我忧虑地望着她那饮泣吞声痛楚的神色,竭力想安慰忧心忡忡的妻子,我局促不安地安慰她:“不要担心害怕,我们有什么问题就向党忠诚老实地交代什么问题。我们犯了错误就改嘛!要相信党的政策,党会给我们出路的,会给我们饭吃的,我们不会分开的,我们会在一起的。” 秀香蹙眉沉思了一会儿,她极力抑制住眼泪,表现出难舍难离的感情,用恳求的目光对我说:“你在家吃过饭再走吧!”我望着窗外默默出神,不由得心中浮过一些隐痛,鼓了一下勇气,小心翼翼地说:“时间不早了,王斌他们恐怕已到军区哪,不在家吃饭呐,去晚了他们会等得着急哩。”妻的面颊露出一种仿佛今天分开后,就再也难以在一起生活的那种深情和忧虑的神色。她又苦苦哀求道:“阿姨都已经把饭菜做好摆在桌上了,你就与我和孩子一起吃过再走吧!”其实,在这种浓郁的悲怆气氛中,谁还能咽得下一口饭菜呢,只不过是借此拖延一下时间,夫妻、孩子在一起多呆一会儿,以表在忧虑中亲人之间眷恋不舍的深厚感情而已。 我当时实在没有料想到,这一次夫妻间之别竟成为迄今已音讯中断十年尚无重逢指望的告别。我寻思:反正用不了多少天,我就会从学习班回来的。对秀香再三挽留吃过饭走的情意,没有重视和尊重。我犹豫了一下,心想多呆一会儿也得走,还是趁早点走吧,不要影响大家等我的。我固执地说:“天不早哪,司机还在门口等着。你让我走好了,学习班一结束我就回来!”边说边拎着皮包站起来,也没有得到秀香的表态,就步履沉重地向外走。 秀香与小儿子紧紧跟着我下了楼,把我送出门上了汽车,从此依依惜别了爱妻和娇儿。哪里曾想到这次的分别竟成了无期的阔别。这是超过刑法治罪的一种极其残酷的、野蛮的精神刑法。十年中被“隔离审查”、“逮捕关押”,从那次告别与亲人断绝十年音讯的历史实践证明秀香的预言:“以后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吗”。她的话是不幸而言中了,这就是历史。 从失去自由后,在十年漫长痛苦与世隔绝的岁月里,每当忆起与妻儿告别的情景时,负疚之心深深刺痛了我。我对不起妻对我的恳切挽留同她和孩子一起吃饭的盛情苦求。我有罪,夜阑人静,久不能眠,陷入极度痛苦中,后悔莫及。我深切盼望有朝一日,愿向她母子俩当面认错和接受责备。 从秀香问我“以后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吗”话中,我不禁联想起在共同的生活中,使我认识到她的思想比我解放,看问题的眼光比我邃远。1971年7月初,我俩在一次交谈学习中共中央文件发的“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记录”学习体会中,秀香提出两个问题征求我的看法。一、在“记录”中斯诺曾向毛主席提出对宣传“四个伟大”提法的看法。毛主席回答斯诺说,他对“四个伟大”的提法很反感,并连说“讨厌(嫌)、讨厌(嫌)”。秀香说,“讨厌(嫌)”一词在中国人的使用习惯中带有骂人的含意。“四个伟大”是由林彪提出来的 ,主席是知道的。可是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中为什么要使用这个贬语呢?如此看来,毛主席对林彪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设想: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毛主席发出号召,说林彪反对他,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应当怎么办?二、她感到江青这个人不正派,不像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她要我谈谈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 我立时感到她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不一般,表现了特别的大胆,有个人独到的见解。但是又不好回答她的提问。我当时不仅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思想也没有她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正是林彪、江青得势的那种情况下,不仅不好回答,脑子也不敢往这方面想的。像谈论这样的问题,如果稍微露出一点风声,那是要犯杀头灭门之罪的。我不仅不敢想,对这方面的问题也不愿意去多想。我不加思考地抱着敷衍了事与含糊应付的态度说,毛主席不会发出那样的号召的。林彪是“一贯拥护”毛主席的,是毛主席“亲密战友和最好的接班人”,这些已经都写进九大通过的新党章,这还能有疑问吗?至于对江青的评论,虽然我心里对江青也有认为她不正派的感觉,但不如秀香那么大胆爽快地把观点亮出来。我认为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夫妻俩关起门来,在耳朵边低声议两句。我还不放心地再三叮咛她,对这方面的问题,到外面可不能乱谈论的,以免招惹麻烦和是非出来。…… 妻当时虽然不知道有个什么中央57号文件的精神,但她已揣摩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后果。经过苦思苦想,已经考虑到我们由于林彪、林立果出问题的牵连,对我们家庭生活的命运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经受了历史的灾难,经过痛苦的时代反省后,我与秀香比起来,我虽然仍处在囹圄之中,不禁感到非常的羞愧。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我过去在24年共同生活命运中,对她的美德认识不够,没有发挥她的长处,使她在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有更大更好的协助。这是我至大的懊悔与痛惜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想只要案件问题了结之后,在我俩晚年的生活命运中,还会有时间与机会发挥她的长处的。 (9月26日)晚上,军区派一辆大巴士客车把我们十多个人送到白云山上。“学习班”住在山巅上的白云山庄宾馆,这里曾是周总理招待印尼总统苏加诺住过并与他会谈的高级宾馆。文化大革命前白云山没有被封闭时,多半是广州交易会开幕期间有钱的商人上山下榻清静避暑。如今山上除了警卫守山部队已再看不到其他行人游客,白云山庄内除少数几个看管人员外,服务人员都已下山。昔日房间内的各种摆设和高级的用具、卧具等也都封存起来。为了学习班设此,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处临时派出服务人员和派车送上用具,保证住、吃生活。 学习班共有50多人,广州军区党委专为广州空军军、师两级主管干部与广空司、政、后机关领导开办的。军区派出副政委訾修林带着政治部宋副主任及干部、宣传部两名部长具体主持领导。 9月27日上午8时,军区领导干部丁盛、任思忠、訾修林与广空王璞等上山主持学习班开始。宣读了中共中央57号文件,这是我在“九一三”事件后第二次听传达中央文件。因为在沙河军区指挥所曾听过一次,心里已经有了点底,所以这次听后,不像初次听时感到意外惊异与无法理解。 军区党委为什么要专为空军部队(包括民航)干部开办这个学习班呢?丁盛、任思忠在讲话中说,陆军部队的军、师领导干部还不知道林彪的问题,中央57号文件还没有向他们进行传达。军区党委考虑到林彪、林立果在空军部队中的影响及流毒大,经请示中央批准先召集空军军、师主要领导干部传达学习中央57号文件。学习班地址为什么要选在白云山庄呢?他们说,主要是学习中央57号文件在白云山巅既保密,又清静。白云山是广州的著名风景区,每年特别在春节、清明、国庆期间从港澳回广州到白云山游览风光的人特别多,络绎不绝。白云山庄是在山巅根据特有的地形而修建的一座宾馆。有大小不同、高矮不平、依山傍水、形式多样的各种房间,没有楼房高大建筑物。房间用花岗石自然建筑材料建成。宾馆院内呈现出风景优美、幽静清雅的园林风光。由于地势高,夏季气候比市区凉爽,山上树木丛生,空气清新,真可谓休息胜地。学习班的伙食标准相当的高,军区对空军干部有特殊的补贴照顾,主副食花样多,质量高,菜肴清香可口。军直服务社派人在山上经售香烟、水果及各种日用品,服务态度热情,供应周到,为学习班造成少有的优良条件。 学习班以空直、7军、12军及民航分编四个组。民航组我依然是组长,王斌为副组长。学习方法:在听传达中央文件的基础上,以组为单位进行座谈讨论,揭发林彪、林立果及其死党的罪行事实,并联系自己的问题向组织上进行交代。发言时间不受约束限制,可长可短,讲完了过一会儿,又想起来还可再讲。发言人思想上不感到有压力,相互之间也没有横眉竖眼,追问指责,会议情绪活泼,心情舒畅。我的问题多,可以说是小组的一个重要人物。从1970年9月林立果到广州起,我便与他及其死党有了关系,与他们来往接触多,对他们的活动事实耳闻目睹了解的也多,所以我发言的次数与占的时间也多。我自己心里也清楚,在小组内我的问题不仅多,且性质也比别人严重,我陷得最深。从个人在民航所担负工作说,我应负的责任也最大。我认为参加军区主办的学习班,是军区党委给我揭发林立果及其死党在广州搞阴谋活动罪行事实与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的一个机会。我不能把党给的这个良好机会错过去,辜负党对我多年的培养教育,不能辜负军区党委对我的关心与期望。我在小组敞开思想作过多次的发言,有的时候小组开会半天的时间被我独自发言占用了。我把与林立果及其死党一伙一年来接触中所知道情况和问题,毫无隐瞒和保留地全部端出来。小组内大家对我的发言是比较感兴趣和注意听的。连王斌都个别给我说:“你把问题都兜出来了,有好些情况我都不知道。我对你的态度和发言比较满意,咱俩继续一块工作下去,把过去损失了的挽救回来。”我把自己的问题交代出来后,思想上立时感到如释重负,显然感到原来精神上的压力和身上的包袱减轻了,心胸也觉得开阔了,头脑比在“留园”学习班时清醒了许多,与大家在一起也有说有笑了。个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由本人整理写成书面揭发交代材料交上去。有的材料由两个人一起回忆整理出来共同署名上交的。 国庆节前,任思忠上白云山给学习班讲了一次话。他说,学习班的时间不能拖得过长,因为部队还有许多工作等着领导干部回去做。部队中的思想动荡不定,反映出的各种问题较多。领导干部不能长期在这里学习,争取早一点回去把部队工作抓一下。军区常委决定学习班在国庆节期间不休息,把伙食搞好些,放映一场新电影片子,争取把对林彪、林立果的罪行事实尽快揭发完,学习告一段落。国庆节那天晚上,在白云山庄门口放了一场京剧舞台新片《沙家浜》。从看过这场电影以后,迄今十年再没有看过电影。 10月2日上午,学习班乘巴士客车下山到流花桥友谊剧场听刘兴元传达中央57号文件,这是我在十天内第三次听这一文件的传达。这是由广州军区与广东省委共同组织的,有军队与地方干部参加。广州军区又在广空招待一所办了一个学习班,参加人员为团长、政委及机关正处级以上干部参加(包含广州民航的干部在内,湖北、河南两省未来),他们这是学习的第一天,参加了听中央文件精神的传达。 传达报告会由丁盛主持。刘兴元在传达中央文件联系到广州的情况时,曾提到有的单位的宣传队为歌颂吹捧林彪、林立果,编唱“我们是一支战斗小分队”的歌曲。他虽然没有点名,我意识到这是指的广州民航的宣传队。丁盛在会上宣读了经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关于决定黄、吴、李、邱停职反省交代问题的通知,中央军委任命华国锋为广州军区政委的命令(他还形象地扳着指头,一个一个名字地念着说,我们广州军区现在已经有六个政委了)。他还讲了他刚才接到周总理在电话上谈的一个情况,根据空军作战部长鲁珉投案自首交代:江腾蛟、王维国 以答应他当空军副参谋长的条件,要他驾驶飞机乘毛主席的专列经过上海时进行轰炸扫射、妄图谋杀毛主席的罪恶阴谋。鲁珉不忍心下毒手干害毛主席的这一罪恶勾当,但是不干他会受到报复的。他让他老婆用一种药水故意把眼睛搞坏,因眼睛有病不执行这个罪恶勾当,又避免遭到江腾蛟一伙的毒害。林彪、林立果一伙施行这种卑鄙无耻、穷凶极恶、丧尽天良的毒辣手段,妄图谋害毛主席的罪恶阴谋。听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情况令人发指,引起(我)极度愤怒。 林彪一伙的罪行事实越揭越多,因而学习班也就不可能结束了。由于林彪一伙妄图谋害毛主席的罪行事实的揭发,学习班对与林彪、林立果一伙有瓜葛关系的人,必然要被划进重点审查对象范围之内。无疑广州民航与我一定是被审查的重点单位和对象。 10月6日,军区党委为了把林彪、林立果的反党反革命罪行事实揭深揭透,决定把白云山庄学习班与黄花岗学习班(位于广空招待一所)合并为一个学习班,继续揭发与交代问题。当天,在暮色初降时,我们乘巴士车离开白云山庄,晚上到达黄花岗一所。 广州民航参加黄花岗学习班的干部50多人(缺武汉军区两个省的干部),编为一个大组,两个小组。到黄花岗后,虽然还没有参加学习,但与民航的人见面以后,神情有点异常,同志间的态度与气氛使人明显感觉不同以往。我与王斌的学习组长被抹掉了,大组组长由军区派来的一名干部(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某某)担任,副组长为高天雄、黄明华(兼小组组长)。很显然我与王斌、李心从已被划进为有问题的重点对象了。 10月7日上午,下山后第一次进入学习会议室。组长刚宣布说开会,王斌一言未发,顿时哭天抹泪地嚎啕大哭起来。好像他完全是一个上当受骗者,仿佛他受了极大的冤屈似的,哭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他这种装模作样的丑态,使我从心里感到厌弃,有话可以讲嘛,为什么要耍这个花招呢?可是居然也有个别的人出面为他解脱,王曙故意把他打扮成一尘不染的佛教徒,在一旁肉麻地帮腔说:“不要难过嘛,有话大胆地说嘛!”一唱一和,像煞有介事,一场双簧演得真是不错啊!实在令人恶心! 到黄花岗学习班后,在小组会上我没有发过言。每天趴在桌上写揭发交代材料。除了有人向我提出要答复的问题外,我是不讲话的。我也看得出来,学习班的气氛和斗争的热度一天一天地升高,组里人员对我的态度也在急剧地变化着。我好像已经成了一块满身是病菌腐烂的臭肉似的,许多人不敢靠近我。过去经常接近和来往关系密切的人也一反常态,骤然变得关系疏远,仿佛不认识一样的。我主动找他们讲话时,态度冷淡,佯佯不睬,吱吱唔唔,不愿搭理。真好像昔日是往来频繁,而今日则变成冷眼相遇,人情冷如冰霜,宛如西伯利亚的寒流一样,使人感到侵肌彻骨悲痛难言。从学习室回到宿舍,除孤孤单单的一人外,再无别人接近我,使我在精神上的压力感到特别的沉重,夜不能寐,吃不想咽,除了不断地猛抽烟之外,脑子乱成一团,躺在床上半睡半醒,模模糊糊,也不知道是睡是醒,浑浑沌沌地呆下去。我心里很明白,别人不愿意接近我,对我采取不屑一顾的原因。我也自觉地把自己“固步自封”起来,不愿意去给别人增添麻烦和惹是生非。我横着心即便要判死刑,我也要自己一个人硬着头去死,决不牵连或往别人身上洒一点鬼魂去。 在一个小组学习虽说都是民航的干部,但以往因为工作关系,有的人经常接触,有的人接触少,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有些人对情况不了解,在会上难免要提出一些疑问或质问;有的人也会幸灾乐祸或讥讽讪笑的;甚至个别的人有意对着我高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些我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与我一起追随过林立果参与过活动的人,却硬是昧着良心,乘人之危搞落井下石,胡说什么我是“有野心”,“在旧社会剥削人,新社会还想压迫人”,横眉竖眼地斥责我是“企图把水搅浑”,我简直一点也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些不知所云的话,让人听了真是啼笑皆非,只能忍气吞声地咽下去,不理睬而已。 10月14日晚饭后,我歪倒在床上边抽烟边思考问题的时候,忽然听见房门被缓缓推开。我坐起来一瞧,看见邓明一蹑着脚蓦地闪了进来,满脸挂着惊慌怕灾祸沾身的不安神色飞快奔进我身边,悄声细语地说:“啊呀!好我的老首长啊!不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哪,你还不赶快交代问题吗?”还没等我开口回话,他已经扭转屁股流星快步地迈出门槛走了。不管他是有头无尾,还是无头无尾,他的这种举动,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我想他可能还是出于一种善意想规劝帮助我一番的,可惜他胆小如鼠,连个回音都没有听着就匆匆忙忙地溜跑了。 我在黄花岗学习班的九天中(10月7日至15日),写出揭发与交代共有50多个问题的材料。12日上午,学习小组在焦红光旁敲侧击的煽动下,对我展开了火力极其猛烈的围攻质问,提出许多问题要我当场回答,我实在无法回答。军区宣传部孙部长坐在我的左侧,两次要我对小组里有人提的问题作出答复。我说答复不了,以沉默不语对之。下午学习开始时,大组组长比较讲理,他提出给半天时间,让我到隔壁一间空屋里学习毛选作一番准备后,另找时间再答复。一直到13日吃晚饭时我没有理出个头绪,头昏脑胀,越想越乱,想来想去,无法答复。 10月13日,周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老皇帝海尔·塞拉西到广州进行访问。晚上,学习班集合到军区大礼堂听总理向驻广州陆海空三军的干部讲话。到达会场后,总理因为过分疲倦身体不好,临时改由李先念代表总理和跟总理到广州的华国锋讲话。会议由刘兴元主持。李先念首先讲话,他说总理已经作了准备同大家见面讲话的。但是因为总理的工作太忙,没有得到休息,所以身体不舒适,委托他(来广州参加交易会开幕的)和华国锋(负责召集中南区经济协作小组会议来广州,同时因最近军委任命华国锋为广州军区政委,借此机会与广州部队的干部见见面)代表总理与大家见面讲话。李先念讲话时间不长,简明扼要,着重讲了林彪叛党叛国的问题,对林彪的问题的认识态度与党的政策,提出因林彪的问题中陷进去和有牵连而犯有错误的人应当主动向党揭发和交代问题。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他也犯过“二月逆流”的错误,只要检讨改正,党是会信任的。他在讲话中联系点了顾同舟的名,他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就是党的政策。 华国锋讲话,宣读中央57号文件,以中央文件为依据联系讲了“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后的一些具体问题和情况。他说,林彪由秦皇岛乘空军一架三叉戟客机起飞准备投靠苏修去,结果飞机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坠地,机毁人亡,林彪自取灭亡。林彪的叛逃只带走他的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和空军的刘沛丰,连他的女儿林豆豆都不跟他走。这个事实说明林彪已经是到了众叛亲离、穷途末路的地步。……事情发生的当天晚上,总理把住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从直升飞机上缴获到的周宇驰一伙准备逃跑带走的各种文件和东西。华国锋说,文件中有一个特大的信封,上面写有一个顾字,里面装的毛主席与广州军区领导的谈话记录。吴法宪看了说这是顾同舟写的。毛主席到长沙时,卜占亚曾参加听了毛主席的谈话。这份记录是驻长沙的空军18师的干部听卜占亚传达主席谈话时的记录。顾同舟派了陈伯羽到空军18师索取后送北京的。黄永胜看到这些东西后,一屁股倒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好像个撒了气的皮球似的。还搜查到林彪不仅妄图谋杀毛主席的罪证,还有他们准备把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要一网打尽的证据。他们对每个政治局委员的住址都绘了图,派有专人跟踪盯梢监视行动。林彪让林立果通过空军的王飞与黄永胜、吴法宪发生联系,传达林彪的指示号令。“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希望黄吴李邱能主动交代他们的问题,但是一直等了10天,他们都拒不向中央交代问题。黄永胜还在家里关起门来销毁证据,他的儿子要帮他烧,他都不准接近。最后,中央对他们不得不采取停职隔离交代的措施。犯了错误应当怎么办?有两种态度,一种像黄吴李邱的态度,这是不好的。另一种态度就是要积极主动揭发林彪的罪行与交代自己的问题,像汪东兴的态度,在陈伯达的问题被揭出后,汪东兴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他参加过林彪一伙召开的会议和活动,他发觉自己陷入林彪的泥坑犯了错误。他立即向毛主席作检讨,并几次在中央办公厅会议上主动作检查。由于他对错误的认识检查交代态度好,依然得到毛主席和中央对他的完全信任。华国锋在联系讲到广州地区的情况时,不点名地指出有的单位因为宣传队长没有流眼泪,就以他对林立果没有感情被数次开会进行批判。他虽然没有指名,但我认为他指的是民航。华国锋的讲话比较长,联系具体问题多,使我了解到中央文件上没有的关于林彪叛逃时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对犯了错误应采取的态度,只有向党忠诚老实主动揭发与交代问题,才能取得党的谅解和信任。我一定要遵照中央文件指示来办,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华国锋讲完后,刘兴元与丁盛分别在会上表了态。刘兴元说他与黄永胜是“儿女亲家”,关系来往密切,他要很好地进行检查。丁盛说,他与李作鹏在军事学院学习时是同学,但没有交往接触。与黄永胜、邱会作过去曾是一个部队的,私人关系熟悉,来往密切。每次上北京开会时,不仅要到他们家里去串门,还要请吃饭。他表示也要进行检查交代。我听了心里想,这两个人这算什么表态,空空洞洞,轻描淡写,不着边际,一滑而过,给人一个他们好像是多么的轻松爽快、极不严肃的感觉,对与会干部毫无一点启发教育作用。 我的座位是7排8号,既靠前又适中。我对台上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是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坐在台上的人也极易发现我。当华国锋讲话中间,丁盛抬头朝台下一看,忽然斜着眼瞟见我了。我看出他脸上的神色不正,露出一种惊讶的面孔。稍过一小会儿,我看见他把脑袋贴近任思忠的耳朵咕唧一阵,任思忠随即抬起头朝我坐的位置了望一下。我心里思度,这可能是在议论我呢。又过了一会儿,任思忠起来朝后台去了。紧接从后台来一个人把坐在我前面的焦红光叫到后台去了。三天后,我被关进沙河监狱。我想起来了,从那天听报告时丁盛的神色,与任思忠的嘀咕,又把焦红光找走,一定是对我的问题在进行研究,认为我的问题严重,但没有想到我也来参加这个会议,来听李先念与华国锋的讲话,当发现我以后便表现出一种吃惊的神色。 14日上午,小组座谈李先念与华国锋的讲话。会上的气氛从一开始便使人感到又有新的紧张猛烈的升级,发言时雷鸣电闪,来势很猛。我一看这种势头只有俯首帖耳静听,准备挨批挨斗,接受追查斥责。果然问题亮出来了,质问我托吴都章买过“窃听器”没有?买这个东西干什么用?并说董崎托吴都章买过袖珍照相机胶卷作了交代,要我也作交代。还质问我:愿意向汪东兴学习呢?还是要固执地走黄吴李邱拒不交代被“隔离交代”的道路呢?有的人也指出王斌在下山后第一天的会上,不交代问题,先痛哭流涕企图博取别人的同情而滑过去的态度。还点出李心从的消极沉闷、默默无语的态度。李心从自下山后经常捂着肚子,不参加集体学习活动,在宿舍躺着,好像病重无法参加和坚持到学习室似的。我当然是众矢之的,是小组内的重点对象和靶子。
失去自由
10月15日下午,小组继续讨论李先念与华国锋的讲话。约3点钟,座谈刚开始,办公室派人来通知我与王斌到招待所南楼会议室参加一个会议。我站起来要离开座位时,他看到我的《毛泽东选集》放在桌上未动,告诉我要把书带上。我当时没有意想到去参加会议与带不带“毛选”有什么联系。事实上,我将要很快失去人身自由的命运,这个工作人员他当然是完全知道的。 进了会议室,除当中大长条会议桌两边的椅子空着外,四面靠墙的凳子已经挤得满满当当都是人,他们多为年约30岁左右着空军服的身强力壮的干部。这时候,我也没有在意这会有什么问题的,以为他们是学习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来参加会议。围着桌子坐着先到的人,有空12军军长解耀宗、空35师政委刘健、空18师政委于斌。会议桌里面一头坐着广州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正在与解耀宗拉呱聊天。我找了一张空椅子坐好,点燃一支香烟,边抽边思索:这是要开什么会议呢?怎么没有看到学习班和军区的一个领导干部呢?我又寻思:可能等参加会议的人到齐了,首长们自然会到的。这些是我根本不需要操心的,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等着吧。 过了约20分钟,按照他们预定名单上指定来的人已经到齐了。干部部那位小个子副部长开腔说:“军区党委决定,你们十个人参加另一个学习班去学习。门口已经准备好汽车,现在就出去上汽车走。”他的话音尚未结束,靠墙坐的那些年轻人簇拥着出去,挤撞着先登上汽车。有的人提出说到宿舍把自己的东西取上。王副部长说,不要回去取了,以后有人会给你们送去的。 上汽车后,我找了一个空位坐好,发现身两旁一边坐着一个抢先登上车的人,紧紧地摽着我,我不由得抬头把车内浏览一遍,看到凡是到“另一个学习班”去学习的人,个个都与我的处境一样。他们也是每个人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人保着驾。这时候,我好像猜出一点什么秘密花招和看出点什么破绽。难怪乎刚才在会议室是那么一种紧张、沉默而又有点恐怖的气氛呢,原来围靠四墙的这班人是负有特殊任务和使命的。 广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姜部长说不上在什么时候,他也登上了巴士大客车。车厢里人满满的,空气很闷热,日头西晒,强烈的阳光照射进车内,更增加了车内的热度。但气氛却异常的肃静与冰凉,没有一个人吭气。很明显,疑惑、焦虑与不安笼罩着每个人的心,都在暗暗猜想:这是要上哪个学习班去呢?但还没有猜想到会被送到剥夺人身自由的地方去。 汽车对着黄花岗正门开出招待所,向右拐向沙河开进。我通过车上的玻璃窗观望外面沿路的情景,怎么又向沙河去呢?这是要到军区指挥所去吗?不对。另一个“学习班”怎么会在沙河指挥所呢?我们这伙人也不像是应该到指挥所去的人。猜想不出车要开到哪里去。俗话说:傻柱子赶集,不知道路。那就随着大伙儿走吧,准不会错的。 汽车经过动物园、沙河镇大街后进入通从化去的公路上,我两眼直勾勾地眺望着大地和天空,车窗外面的来往行人、车辆和五光十色的景物。经过军区指挥所汽车并没拐进去,继续向北走,再往前是陆军某医院,汽车没有停,继续往前走。再往前面是什么地方,我就不熟悉了。汽车逐渐靠近白云山麓,走了一段后离开公路拐到一条乡村土路上,又走了一段后,远远看见出现一片房舍,但不像村庄,房子也不整齐。有几个人正在挖坑补埋水泥柱和增架铁棘蒺藜网。我不禁倒出一口冷气,这可是一个极不寻常和不简单的地方啊! 汽车开进铁丝网大院内,在一栋两层楼房的门前停下。除广空保卫部姜部长下车外,其他人都坐在车上没有动。车门紧紧地关闭着,每个人身旁边那两个保镖人当然在履行着他们的职守。虽说没有把手伸进我们这些人的胳膊上架着,但靠得很紧,唯恐这些“罪犯”跑脱似的。车厢内的气氛显得更加沉闷,寂然无声,仿佛在战斗打响前的那一霎那严肃紧张的气氛一样。一瞬间,我心里不禁泛起一种难言的滋味。在这种极其严密的“保护”下,我们在车上就关禁了一个多钟头。 太阳落山了,姜部长转回来站在汽车门口,手里拿着一张纸,他照着纸上的名字叫喊,叫到谁,谁就下车去,两个保镖的紧跟着下去。下了车直朝向南面的台阶下去,往哪里去当时还摸不清。大约每间隔10分钟放一个人下车,我是第六个被放出车的。夜幕已经开始降临,向数十米之外已看不大清楚了。向朝(南)走约200米才看出是一个高墙,上架有电网,大铁门套有小铁门,门前立着两个哨兵,警戒森严的小院落。我过去没有到过监狱,监狱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心中还在不免纳闷,自己问自己:这是不是就是监狱呢?岂不知果然就是人间地狱。 监狱的小铁门打开了,我钻进小铁门被带到左侧的一间小屋内。一个操湖南口音年约30多岁着陆军服的监狱官气势汹汹地说:“把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我遵照他的命令把所有东西拿出来放在桌上,他不相信,又把手伸进我身上衣服所有的口袋摸了一遍,确实再摸不出一点东西,便把两个小本子、四张孩子的相片、钢笔、一串钥匙和一盒火柴没收,只把一盒香烟还给我。这是我从出世以来,也是参加革命队伍后第一次遭受搜查,尝到失去组织上信任所受到的歧视、冷漠和人格上受到污辱的痛苦的滋味。 顷刻间,命运便失去了主宰。我被搜身检查后带进监狱小院内东面的一个小门,“哐啷”一声被投入第5号牢房,又加一把大铁锁,牢门关上了。从此,我便被关进了监狱,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而这个监狱不是日本人的,不是国民党的,不是美国人的,是共产党自己的监狱,关的是共产党员,是跟着党南征北战地战斗了34年的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 不及15平米的囚牢内,除了当头吊着的那盏通宵不灭明亮缭绕刺眼的电灯泡外,整个牢房都是一片死寂阴暗发黑的。我不禁心潮起伏,思绪极度烦乱,背靠壁墙陷入深思之中:今天下午导演的这场政治悲剧一幕一幕浮在我的脑海。我参加共产党34年了,但从来不曾听说过党对自己犯了政治错误的党员采用这种诓骗的伎俩投进自己监狱的做法。我不理解,很不理解。即使需要隔离关押的话,国有国法,党有党纪,为什么不当面讲清,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拙劣的手法呢?我真的不知道党章党纪的哪一条,国家法律的哪一条上有这种诓骗做法的小字注释呢?一个共产党员一旦失去了组织对他政治上的信任,事实上也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将要终结和新的历史悲剧的开端。一个党的组织既然认定这些党员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违反了党纪国法,应当按照党纪与法律手续出示证件来“逮捕关押”,或者公开说明或个别说明为什么组织上要采取这种措施。被关押的这10个人都是经过党数十年培养教育的共产党员,只要说清原因,即便不说原因,不要采用诓骗办法,我想也是容易理解和能够接受心服的。想不到出生入死一辈子,到晚年竟落得这样结果和如此可悲的下场。一阵寒冷寂寞之感骤然袭来,令人有多少难言苦衷啊!抚今追昔,如箭穿心,一切都完了,只能听候发落,只有坐以待毙。
沙河监狱
晚上9点多钟,监狱的卫兵从牢房门上的小洞送进一碗又凉又咸的面条。这是奔劳折腾了多半天给的生活待遇,连一口开水都不给喝,实在无法吞咽下去。幸运的是香烟没有被没收,我向卫兵要了几根火柴又吸起烟来了。在这种窘困憋闷的绝境中,香烟好像成为唯一能帮助我消忧解闷的物质与精神结合的食粮,使我心慌意乱的心情得到一点安定似的。我在默默地暗思,难道我参加党34年的党龄就此付之一炬吗?我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了吗?速度之快,时间之短,犹如秋风扫落叶,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一个幼年参加革命,16岁参加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困难与残酷战争环境严峻考验的共产党员就这样被投进关押敌人的共产党的监狱中,陷入一种意想不到的完全绝望的境地。 深夜11点多钟,黄花岗招待所派人送来我的皮包和一套卧具。那个凶恶搜身的监管员跟来,把我皮包里的东西检查一遍,把刮胡刀搜走。 我把牢房扫视一番,准备选一个适当的地方把卧具摊开铺好。从今晚开始,这里就是我的栖身之处了。阴冷潮湿的牢房,进门两侧是直通铺的大木炕(床),除了木炕(床)就没有多大地方了,全房间也不过15平方米。每一边的木炕(床)边沿标着1、2、3、4号码,那是说每个木炕(床)上按规定是四个人的位置。如果犯人关满的话,这一间小小的牢房要关八个犯人。牢房顶里面靠墙有一个小洗脸盆和倒脏水(同时用做小便)的小水泥池,地下放一张小条桌和一把椅子,就再也没有立足活动之地了。牢房里只关着我一个人。我把卧具铺在一面木炕(床)上,另一面空着的木炕(床)就成为我踱步活动的场地了。幸好牢房内房顶比一般房间要高一些。靠院子的墙上面开着两个小窗户,人站在木炕(床)上举手钩(够)不到窗户边。由于牢房的门窗长年严密封闭,不通风,不见阳光,阴暗潮湿,飘着浓厚难闻的霉气,四壁墙上乌黑,霉菌黑迹斑斑,有一股冲人扑鼻的腐臭气味。木炕(床)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还有零散的地瓜干。看样子多年没有关过人,也没有打扫过。房顶上和四角布满了蜘蛛网,蚊蝇成团,嗡嗡地飞叫;老鼠成群上窜下跳,结伙嬉闹,活动猖獗。老鼠不是一种,有大有小,有黑色与黄色的,它已经不怕人了,白天经常溜进溜出,夜间爬在门上磨牙齿,干扰捣乱,对人的威胁最大。有一天半夜里居然钻进我的蚊帐内,乱窜乱蹦,把我惊醒,吓我一跳。 监狱规定,牢房的灯泡通宵不灭。灯光强烈,刺得眼睛无法睡觉。(我)经常成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多半是天将黎明时,打个朦胧。一次,我把一张旧报纸罩在蚊帐顶上,想遮挡一下刺目的强烈灯光,不承想为一张旧报纸,挨了哨兵一顿凶。 牢房内用点凉水特别的困难,洗脸盆上安装着一个细小的水龙头。拧开龙头点点滴滴地流出一种浑浊不清的黄水,含有较多的泥沙。清早洗脸接一盆水要费好长的时间。据说水的来源是利用从山上流到池塘的雨水,修了一座水塔抽上去供水。被关押的人解小溲不让上厕所,让撒到水池内流出去。小便次数多了,不用凉水冲洗,必然会有异味,恶臭难闻。我几十年中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清早起床首先解大便。在牢房为这个事我可真发怵,敲门呼喊哨兵打开牢门上厕所,可不容易啊!憋得实在难受,有两次曾因腹疼泻肚拉在裤里。小牢房的气味本来就已经龌龊难闻,这样更是臭味熏人,令人恶心呕吐。简直太不讲仁德了,这与过去的旧监狱有何区别呢?厕所在门旮旯放置一口大水缸盛水,大便后可用脸盆冲洗便池。洗衣服也要到厕所用缸里的水。我们被关押在沙河监狱期间,幸亏碰上的是冬天,如果在酷热的盛夏,不知要经受多大的折磨。 监狱中另一种折磨人的精神刑法,就是大铁门的震动声音。每天深夜哨兵来往出入时,故意把铁门铁锁撞击出“哐当、哐当”震耳欲聋的响声,使人听到顿时心惊肉跳,肝胆俱裂似的,许久许久不能平静下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搞呢?我猜想这样搞可能为他们壮一壮胆量,显示出监狱的森严威风。 我开始被关进牢房的头十天中,没有出去放过一次风。专案组头四天没有找过我,我也不知道我应当干什么好,只有等候定罪刺配发落。好几间牢房只看一份报纸,等传来时已过期好几天了。 牢房特别的阴冷潮湿,夜间盖一条薄棉被,冷得实在受不了。后来我发现一个取暖的巧妙秘诀,有太阳的好天时把被子晾外面,利用太阳光晒一晒,为棉絮增加热度,这样夜晚盖在身上感到特别的温暖。 牢房里没有开水喝,这对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折磨。多年来我养成一个爱喝水的习惯。如今不要说喝茶,连开水都难以喝到。一栋房道里只有一个旧竹壳皮不保温的水瓶,一天供一次水。干渴得实在难以忍受时,我向哨兵要水喝,只倒给半碗,润一润嗓子。后来蹲监狱的日子长了,慢慢地也就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环境。 伙食,每天八角标准。一个月结一次账,由个人交粮票菜金。主食大米、大锅菜,质量很差,不卫生。偶尔吃一次白面,多是吃包子。早餐稀饭馒(窝)头,有时候给一个面包。一日三顿,都是冷饭冷菜。每人发给两个瓷碗,可以放在牢房内。但竹筷子不行,吃完饭要交出来,撂到牢房门口墙根地下。 经过一些日子的观察,了解到这里原是广州军区法院。监狱位于大院内的西南角,四周砖墙围着,墙上端架有电网。进了大铁门是一天井式的院子,当中竖着一个瞭望台。有三个关押犯人的牢房的走道,每个走道内有10间房子,每间房子约14平米,其中9间作牢房,一间是厕所兼冲凉洗澡房。走道的后门通向后院放风地和晾衣场。医务人员有两女一男,从附近陆军医院临时派来的,工作态度比较好,每天经常背着药箱来回巡诊,为了预防感冒,有时送感冒茶喝。 监狱专管生活的一位管理员工作态度好,经常为被关押的人外出采购香烟、水果、日用品,结算伙食账。请理发员剪头,提热水摸(洗)澡等事务都是由他一个人干。(他)年约30多岁,广东口音,工作实干,态度和蔼热情。 人在一个环境里生活习惯了,另换一个新地方开始是不适应的。何况由一个自由人突然变成失去自由的人,更会有明显的不同感受。正如专案组那个穿空军服姓周的小个子责问我的一样:“你也不想一想你是什么问题吗?如果是一般问题的话,还会把你请到这个地方吗?”不管他的话是嘲弄也好,斥责也好,还是辱骂也好,事实也是如此。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监狱熬了一个月以后,由最初的心慌意乱,变为反正是凶多吉少,只能听天由命去吧。
追逼诱供
被关进监狱三天,专案组无人询问过,也不告诉被关在牢房里要做些什么,我也想不出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要揭发要交代问题,我在学习班已写过一本揭发交代材料,我写的草稿,小组派几个人帮我抄出的。如今在牢房里要再揭发交代嘛,口头讲见不到专案组的人。写书面的嘛,钢笔被收走了,又没有纸,也没有个桌凳,怎么写呢?专案组也没有告诉写,只有听候处理吧。 进牢房的第四天中午,从学习班押送来监狱时在汽车上靠我左右两侧坐的保镖二将,突然来牢房把我带到监狱铁门外旁边的一间小房里。他们什么问题也不讲,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要我交出“窃听器”。这个问题因为在学习班小组里已有人提问过,所以他们来提出要“窃听器”,我并不感到突然。我回答说“没有”。仿佛他们已经掌握了确凿无疑的证据似的,质问我:“你让吴都章买的呗。”我说,我没有让吴都章买过那个东西,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窃听器”是个啥样子的。那个姓周的脸色立时雷鸣电闪般地说:“你敢把话说死吗?”我说:“当然敢肯定这样说。”他看我没有照他主观所想象的得到答复,便气势汹汹地把钢笔、纸往我面前一摆:“你写在纸上吧。”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笔在纸上写了:“组织上如果查出我确有此事,我愿接受最严重的处分。”他接到手里一看,气急败坏地说:“今天就这样吧,你还回去好了。”这是我被关进监狱后的第一次提审,前后不过15分钟,就这样不愉快地结束了。 专案组从这次提审后,对我的态度略有变化,以后不再那么过分凶恶了。他们还给送来一张小桌和一把折叠小椅,钢笔也退给我可以使用了,但不用时要交给卫兵放在牢房外面,给了一沓子稿纸。再也没有把我带到铁门旁那间小房子里提审过,断不了还派人进牢房看一看,拉呱几句。从他们的话语中得知同我一天被关进来的人,都在继续写揭发交代材料,说我的态度不积极主动。我想我已经是失去自由的人了,再讲什么话,他也是不会相信的,只好缄默不语好了。我也开始每天继续写揭发交代材料。 专案组六个人,其中两个负责人,一个姓王,胶东口音,开始时专案组人叫他王主任,后又喊王政委。过了几天又来了个满口镶金牙齿、年约四五十岁,说话河南口音的人,不知道是个啥职务的干部。一次,专案组把我带到监狱东南约200米远的一栋二层楼下紧西头一间房子里,从此以后每次找我谈问题都在这里。他们反复给我交代所谓“不管问题有多大,主要看态度”的政策,动员我交代问题,还指出说王斌和秀香的态度好,我的态度不如他们好。隔了两天,另一个搞专案的干部,听说是军区文工团的政委,突然来到我的牢房,与专案组说的话如出一辙,也是同一个意思。他们看我这个人不吃硬的,采取压的办法是得不到东西的,于是对我的态度有时软,有时绵延,有时软硬兼施。我也从他们的话音中听出来,专案组对我所写的揭发交代材料是不适合他们的胃口的。我思忖他们想从我身上能挖出林彪组织发动武装反革命政变的计划。我的天呀!我如果知道的话,不是不交出去;我是实在不知道,没有法儿交出去。经我反复说明,我看出来他们是不相信的。 一天上午,“专案办公室”亲自出面了,把我带到北面坡上一间摆有文件档案柜的房间里。一进门,一个年约40多岁、身穿陆军服的机关干部,脸上阴云满布,瞪了我一眼,几乎是咆哮起来大声说:“老米!你听着,”随手把一份中央57号文件翻开念了一段有关政策的话,接着用指头“当、当、当”地敲打着桌子,斜着眼睛,冷漠威严地瞅着我声嘶力竭地说:“党的政策你是了解的,我给你又念了一遍,快点把计划交出来。”我说:“我确实不知道,他们没有告诉过我。”还没有容我讲完,他的火气更冒大了,一挥手:“你不交出来,你回去好好地想一想吧。”这种突然袭来的指供逼供,就如一阵风似的连五分钟都没有就结束了。 两天后,大金牙要找我向专案组交代问题。当我离他还有20多步远,他站在楼门口望着我,满脸挂着讥笑,皮笑肉不笑的神色,阴阳怪气地讥讽说:“你要搞唯物主义嘛,不要搞唯心主义哪,要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嘛。”我不懂他讲的这些哲学名词,没有答理他。 进到楼下西头一间房子后,他们已经把桌凳摆好。把我安置一侧,专案组六个人成一个马蹄形把我围起来。还破例为我倒了一杯开水放在面前桌上。面对此情此景,我沉默不语,一桩桩往事不禁浮现在眼前。想不到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起参加党20多年,跟着党爬山涉水,打了15年的仗,今天竟落到被审讯如此悲惨的境地。由不得心头涌起一阵酸痛,没出息的眼泪实在难以抑制地从眼眶里淌出来了。我左思右想,心尖犹如刀绞一般的疼痛和难过。一种极度烦乱的思绪与万分感慨的心情不免一起涌上心头,仿佛忘了周围存在的一切,无所顾忌忍不住地痛哭起来。在失去自由的10年中,我在别人面前只流过这一次眼泪,其它次数的泪都吞咽肚里了。我流泪决不是为了冀求博得别人的宽谅与怜恤,主要是个人的感情实在难以控制住了。30多年政治生活与斗争经历的教育,我深深地理解党的原则、政策和纪律的,我是实在被逼得没有一点法儿和出路,由于精神受折磨,人格受歧视与污辱,难以抑制的眼泪倾尽了潜伏在我心头的一种郁闷委屈难言的感情。 当悲痛和激动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后,我把林立果及其死党散布过的有关江青的问题作了口头交代。关于江青的问题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联系到她与毛主席关系问题,在此以前只提过有这个事,但没有讲过具体内容。过去中央也有“不准扩散”严格纪律的规定,专案组虽曾多次要我交代,但我没有敢讲。我再也想不出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向组织上交代过。但是专案组听了我的交代后,并不感到满意。大金牙白了我一眼,似笑不笑,似恼不恼,冷冷地奚落说:“看你那么的伤心悲痛,我们还以为你要交代什么重大的问题呢,原来讲的是这个问题。其实,你不讲,我们早已经知道了。人家早就交代了,比你讲得还要详细哩,已经写成材料。听办公室说,把这个材料准备上送北京,我们打算借来看一看。”从专案组人员的谈话中即可听出来,对我的指供逼供由有关江青的材料转移到要我交代林彪的武装政变计划,这与前几天“专案办公室”直接出面找我的目的是一样的。 翌日,专案组两个着陆军服的年轻人又来牢房与我聊天,给我解释“不管问题有多大,主要看态度”的政策。我听懂他们的意思,目的还是动员我交出林彪的计划。他们还像煞有介事地举了一个例案想说服我,惠阳地区对两个犯了贪污公款罪的分子,由于两人的态度不同,所以对他们的处理结果也不一样。一个贪污一万多元,由于态度好,能主动坦白交代,交出赃款,得到宽大处理。另一个人虽然只贪污了几百元,但由于他的态度不好,拒不交代,结果被判徒刑。他向我苦口婆心不厌其详地反复讲解,帮我打消顾虑。他看我不吭声,不表示态度。他又说,当然林彪的问题也不能和这个案件相比了,但态度好坏体现了党的政策。 更为可笑的是他冷不防提出说,我还保存着一张蒋介石的大像片,捕风捉影到了何种地步。我听了不禁愕愣一下,感到莫大的惊异。再浑蛋也不能浑到那个地步。这是对我人格上、政治上莫大的污辱,立时气得我半天张不开口,目瞪口呆起来。过了好一阵,我说你们可以到我家里去进行检查嘛,如果搜出有的话,判我什么罪,我决不会有半句怨言的。他看我的情绪异常的激动愤慨,才又婉言说:“这是听飞行六大队有的人说的,我们问你一下有没有?”他这一说倒把我给提醒了。我是有一套新华社在1960年印发的《人民公敌蒋介石》照片。六大队在搞“两忆三查”教育时,我曾给他们展览用过,难道保存新华社印发的新闻图片也成了我的罪行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过了一段时间,专案组对我的个性可能也有了大致的了解,对我的态度软硬兼而有之。每隔几天来牢房看一看,在谈话中流露出他曾到我家里去过,谈及小四很懂事,以解除我对孩子的惦念。有时规劝我到后院去放放风,不要老呆在牢房里,时间长了人的身体是吃不消的。专案组六个人中态度最骄横傲满的穿空军服那个姓周的,自以为了不起,脸色犹如夏天风暴来前的天空,沉重而灰黑,雷声滚滚而来,从我心头压过。他那种少有的得意、趾高气扬劲儿,令人一看便感到想恶心呕吐。另一个就是大金牙,有时他说两句表示关心和冠冕堂皇的话,但经常是充满讥讽轻蔑的态度,还表示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一次他给我说:“我们这些人虽说过去都没有搞过专案工作,缺少专案经验,但我们有信心,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圆满完成。”那就是警告我说,你不把林彪的计划交出来,那他是决不会收兵的。 那两个曾向我解释“不管问题有多大,主要看态度”政策的专案组员,一次向我提问说:“林彪的问题在部队中早就传开了,连战士都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呢?”我听了后,肚里觉得怪好笑的。很想反问他几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呢?既然连战士都早已知道,那为什么报纸、广播还一直不停地宣传他呢?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还要让他乘飞机准备逃跑哩?后来,我瞅了瞅这两个年轻人的憨厚稚气的脸孔,真是既天真又无知,对他们提这些问题有什么意思呢?我只好摇摇头苦笑说:“战士都知道,我却不知道,他们的消息比我灵通呗!” 一天下午,军区干部部那个矮个子王副部长与另一个也可能是个部长级的干部给我做打通思想工作,用说教灌鸭子的方法,整整讲了一个下午。还是从“不管问题有多大,主要看态度”谈起,目的还是动员我交出林彪搞武装反革命政变的计划。与专案组不同的地方,就是增加了听起来似乎是表示关心,又似乎是要挟的内容,向我指出:“不主动交代出来,不仅本人被遣送农村交给群众管制和监督劳动,剥夺公民权,更严重的是还要影响你的子女和子孙后代的前途和出路。”意思就是从我开始,以后子孙万代永远不得翻身。这次谈话在场的有三个人,王副部长讲话不多,有时插上几句,大金牙在旁边坐着也是只听不吭声。主要是那个初次见面的人喋喋不休地循循善诱着,要我反复思考,主动把“计划”交出来好,拒不交代不好。直到晚饭时间过了好久,他的话还未说完。别人给他说已经开饭了。他说不忙,等谈完再说。真可谓有耐心和做到仁至义尽。临离开时,他还抱着莫大希望的态度问我:“怎么样?交代还是不交代呢?”我只能说:“凡是我知道的,我一定向党交代清楚,感谢你对我不厌其烦的帮助。”
孩子的信
被关进监狱后,虽然失去人身自由,与世隔绝。除从专案组人员谈话中流露出三言两语有关小儿子的情况外,意想不到居然能收到孩子写给我的几封信,这是在处于囹圄羁押中精神上得到的最大的欣慰。 在军区沙河监狱中,我先后共收到过孩子们写的九封信。小儿子的信二封,娜娃写的六封,健儿写的一封。奇怪的是唯独没有接到过远征的信。后来从娜娃的信中得悉,她已把我写给她的回信分别告诉了两个哥哥,并说远征跟着部队参加野营拉练去了。由于“九一三”事件发生得突然,三个大的孩子都在部队服役,离开家三四年了,父母究竟是因为什么问题被卷进去,他们确是一点也搞不清楚。只是小儿子给他的姐姐娜娃写了信才知道的。她又给两个哥哥写信通知他们,对孩子们说这也是非常突然和根本料想不到的。从小儿子的第一封信和转来娜娃写的信中,我发现秀香也被“隔离审查”的情况,家里只剩小儿子和保姆了。由于家中大人出问题,保姆肯定不会继续呆下去的,只剩孤孤单单的一个孩子了。我对孩子的生活与精神上所遭受的意外打击心里感到异常不安。我当即给小儿子写了回信,并把娜娃的信一并捎回去,要他设法通过专案组转给秀香。我把孩子的信除娜娃写的第一封信外都抄下来保存起来,经常看一看。专案组那两个陆军干部转送孩子的信是负责任的,给予很大的帮助。(右图:米家农夫妇在“九一三”之前与三个孩子的合影,后排左是女儿,中间是小儿子,右是大儿子,还有二儿子在部队没有回家。) 在接到的九封信中,孩子们没有一句埋怨责备的话。当然他们不了解情况,也无法具体表现出自己的意见。他们主要是听了中央57号文件后,依据中央文件的精神从正面开导帮助我。他们不直接指斥责怪,反而使我更感到内疚和极大的不安。由于失去自由的处境,信写的不能过长,像这样的重大问题,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我只能表示认错,向党揭发与交代问题,坚决与林彪、林立果划清界限,争取尽快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当时我梦魂萦绕、辗转反侧和昼夜不安的思想负担是,担忧小儿子与女儿经受不住这样意外突然和沉重雷击的。我想搞不好的话,他们幼嫩纯洁的脑神经经受刺激后引起神经错乱或神经分裂症。特别从娜娃写的信中提到,当她得知父母出问题的消息后,也不知父母究竟是什么问题,思想上的负担特别沉重,每天晚上都作梦,当醒来时泪水淌湿了枕巾。小儿子信中提到他每天吃不下,睡不着,整日想念爸爸、妈妈,为父母提心吊胆。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过去一直生活于政治条件优越、革命生活气氛浓厚的家庭中,从他们出生以来所经历的政治运动中从来没有碰到过类似这种风浪打击的。晴天霹雳,一场预想不到,无法预防和无力抗御的灾祸,骤然劈头盖脸地朝他们猛袭而来,如何能经受得了。在以往政治运动中有些老同志被卷进政治风暴以后,他们的子女的脑神经因受过分的刺激而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并不乏其人。在家庭里从大人对孩子应负责任来说,我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我思想上为孩子忧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归家后连个立脚点都没有和前途出路怎么办?由于我和秀香都被陷进去了,根据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和党内对犯有错误老干部的家庭生活处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干部生活命运的处理,肯定我的家会被从现住的宿舍赶出去的;由于父母的问题,一定会株连到孩子的问题,肯定部队是不会再让孩子继续呆下去了,会作复员转业处理的。部队上因政治条件问题被转到地方上,不要说在城市,就是到农村参加劳动,也不会受到欢迎和政治上信任的。两个大的已经是党员,年龄大了,还可以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女儿和小儿子怎么办?女儿的好胜心特别强,在部队服役两年已被提为干部,处处不落后,经常受表扬,只是因为年龄不够党章规定条件,所以党组织问题还未解决。由于父母问题的株连,这一下组织问题也成为梦幻泡影了,对孩子思想上的打击也是不轻的。小儿子还在上小学,将来入团、升学从经济上有问题,连自身生活的维持自立都有困难的。四个孩子分在四处,即便到一起连个家都没有的。父母都被“隔离”起来,都不准会面的。虽然能通封信也是经专案组批准和协助才行的,但也摸不到准确地方在哪里。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是很难说的,是遥遥无期的。过去虽说有几个在艰难困苦与残酷战争环境中患难与共建立起诚挚友谊关系的好友,但是党的原则与政治原则是众所周知的,在我与秀香出问题的情况下,应当想到与谅解到他们的难处,不应当再有什么要求与希望于他们。想来想去,给健儿写了一信,提出一个恳切的要求,因为他是我与秀香的最大的儿子,希望他在父母的问题没有结论之前,把弟弟、妹妹团结起来,帮助弟妹们度过这一艰难困苦的历程,勇于把这个沉重的担子挑起来。 不按党的政策,不讲起码的人道主义,自以为了不起,飞扬跋扈和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人,不是没有的。那个姓周的心太狠了,他妄图抓住我与孩子骨肉之情的弱点,从我身上榨取到他们经过指供、逼供、诱供得不到手的材料。他两次威胁我说,如果不把林彪的反革命政变计划交出来,就不把我给孩子写的信发出去。我说,我确实不知道,并不是不交出去。他又更进一步威逼说:“你要再不交出的话,我们就在你的信上批上几句话,告诉你的孩子说你的态度不好,拒不交代问题。”我对他的这种极其恶劣的态度和怪论,听了后感到非常的气愤。我心里想,你太愚蠢了,你想用这种拙劣的伎俩就想把我制服吗?我是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不是国民党、特务、反革命。我真的知道的话,用不着采取违背党的政策的这套伎俩逼迫我的,刁难我的,我自会主动向党交代的。专案组另两个着陆军服年轻人,没有这个穿蓝裤子的人的鬼心眼多。他们态度诚实,说话也不傲气。天气凉了,向家里取衣服,每次要钱和粮票,我都是请他俩帮助办理,得到爽快的答应和帮助。还能把家里小儿子的一些情况,多少告诉我一点儿,在精神上给以一点慰藉。
不走绝路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我要揭发和交代的问题的材料全部写完。我没有保留,没有隐瞒。我认真地作了回想思索,凡是我知道的,参与过的,或耳听到的,看到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件事都按照时间、地点、什么人、什么事写出来。我谈的关于有关江青的材料,专案组当时说他们早已知道,但是还要我写成文字的东西。在他们的指令下我照写了。甚至连专案组指供、逼供、诱供要我交出的“关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计划”,我也捏造了一份以满足他们的欲望。从黄花岗学习班到沙河监狱的专案组、专案办公室及那两位副部长一个下午的谈话诱供,我虽每次都表明自己不知道的态度,但他们说什么也是不相信的。看样子,不交出来,他们是绝不能绕过去的。专案组大金牙已表示了决心,不搞出来决不收兵了结;不交出,他们会轮番不停地追下去。在被逼得实在无路可走的绝境下,我根据林立果及其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曾向我散布过的流言蜚语,用主观分析的方法编造出一份“林彪搞武装反革命政变的计划”向专案组交了差。使我感到奇怪和心里好笑的是,“计划”交了以后,不但没有受到追问查对核实。两天后,还受到了大金牙的表扬赞赏,他对我当面说:“你写的那份材料,我们专案组看过后作了研究,认为你写的这个材料的方向和路子是对的。”我听了真有点哭笑不得,只好忍着痛把牙和血一齐咽进肚里去。我心里完全明白,我捏造的这个“计划”只能应付沙河监狱专案组的指、逼、供的权宜之计,一旦送到上面去,立刻就会辨出真假的,是根本经不起对照核实和检查的。自此以后,我觉出自己的精神面貌与初入狱时有了不同的变化,专案组找我谈问题的次数也少了。 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完全剥夺了自由,整天被关在昏暗阴冷潮湿的小牢房内。材料要写的都已写完,无事可做,无话可说,无对象可谈,又无书报可看。但是大脑并没有休息和平静下来,依然紧张地劳动和不停止地思考问题。考虑的问题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孩子们今后怎么办?二是我犯了错误怎么办?两个问题有时分开想,有时合在一起想。想过来,想过去,我决不能走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可耻的死路。死在人的一生中这是最后的归宿结局。生老病死,这是人在一生中的自然法则,谁也无法抗拒和改变的。死的方法有多种,但绝不能自掘坟墓,自找死亡,也就是说,是自杀的死路。回溯在15年的战争岁月中,我曾前后大小参加过百十次的战斗,在硝烟炮火密集的枪林弹雨中,经历过像攻锦州、辽西大虎山阻击、攻打天津这样的大仗恶仗,极其残酷的战斗,出生入死,没有被打死,侥幸活下来了。过去没有死,时时准备了死的,万幸熬过来了。如今在和平的环境中,在政治运动中,自己消灭自己,自取灭亡,那是最大的不幸和悲剧。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没有被敌人打死,而自己走向死亡绝路,不仅是奇耻大辱,也是永远都洗不清的,做不出正确结论的;而且在亲人中,不能得到妻子和儿女的谅解和宽恕的,给他们将会造成不堪设想的痛苦的。 我细想起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回到广州的那年,秀香听到她在建国学院时一个诚挚同学许桂莲,在银行工作,也是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跳楼自杀,曾引起她的莫大怀念和悲痛。我记得我俩对这个问题曾议过,相互打过招呼和告诫,两人取得一致认识:我们在今后即或有那么一天,不管谁遭遇到多么大的天灾人祸,碰到什么意外的想象不到的或不可抗拒的政治灾难,我俩是决然不能走那条自杀绝路的。如果谁要走了那条路,那就是背叛了活着的人;活着的人将永远也不会想念他。因为自投绝路的人不想念活着的人,他把两人在过去几十年中生死患难与共同建立的家庭感情完全抛弃了。他虽然死了,活着的人,对他还有什么值得怀念和留恋的地方呢? 我反复思考过,林彪事件在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以来50年中,是一个罕见的历史案件。因林彪的问题被牵连和陷进去的人,决不只是我一个人,也不是少数的几个人。它牵连的人相当的多,涉及到的单位和范围也很广。这个案件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易一下查清,但我相信党组织对这个案件一定会搞个水落石出,最后得出一个实事求是的正确的结论的。我完全相信党的政策,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历史的。党的政策使我从问题发生的初期,当时思想上、精神上的忧心忡忡,萎靡不振,束手待毙,逐步转化到胸心开阔,精神振作,耐心等待和听候组织上的结论和定案处理。 我面对历史,面对现实,面对铁门铁窗,透过小洞看到未来的光明,煎熬忍受和度过眼前的苦难。我要做一个虽犯有错误,但历史是清白的共产党员,即便需要死,也要死得清白和光明正大。古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相信,迟早总会有一天,我们全家人会团聚在一起的。
告别广州
1972年的元旦,是在沙河监狱里度过的。这也是失去自由以后的第一个元旦。元月14日下午3时,专案组把我带到监狱东南面100多米处的一栋单元平房的会客室。刚迈进门槛,坐在里面的军区副政委肖元礼不知他的火气从哪里来的,一句话也没有说,立时横眉竖眼,声嘶力竭朝我干叫着:“我问你,你长的是红心,还是黑心呢?”我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没有理睬他。我心要:一个军区的副政委,什么道理都不讲,如此简单粗暴,简直没有一个军区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和地位。 我靠近门口坐在一张椅子上,看到在场的还有军区政治部宋副主任,保卫部长石勇和专案组的大金牙及老王。肖元礼的火气稍有平静后,态度也好一些了。他说:“我们是受军区常委的委托来与你谈话的。接到中央的通知,决定你到北京去。看你有什么要谈的没有?”我说:“没有。”肖元礼又说:“你有什么要求和意见,还可以讲嘛。”我依然说:“没有,听从中央的决定和安排。”我寻思,对这一通知,上北京去,既感到突然,又感到不突然。按我的想法和希望,我愿意到北京去。我想到了北京,党中央所在地,到了毛主席的身边,不管受什么罪,吃什么苦头,是不会离开党的政策的,总会比这里要好的。 肖元礼看我没有意见,不说话,他把头扭向宋副主任询问有什么意见。这个大块头斜着三棱角眼睛冷冷地说:“我们是老相识了,没有什么说的。”简直纯粹是多余无用的废话。石勇态度柔和严肃地面向我看了看,朝肖元礼低沉地说:“他的几个孩子在部队表现都很好,吕国贤对问题交代的态度也比较好。”然后,他又把头转向我,以关切的口吻说:“到了北京后,把自己的问题好好地向中央交代清楚,至于家属的工作不要惦念,组织上会安排的。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没有要求,什么时候动身,怎么走法?”他说:“今天就走,听组织上的安排吧。” 我回到牢房后,老王和那个姓周的接踵而至,给我说:“把东西拾掇一下,吃了晚饭就动身。”我发现床铺上放着一套棉军装和一双皮毛鞋,问:“这是哪来的?”老周说:“这是从你家取来的,还带来100元钱和100斤粮票,给你保存着哩。”我给他俩说:“我那一串钥匙带北京没有用处,请帮助转给家里,把孩子的相片和刮胡子刀盒子带上。”他一直呆着不走,我简直腻烦透了。 我心潮起伏,思绪紊乱,神思恍惚,心情沉重,脑袋发胀,两耳呜呜直响,眼睛昏暗不明,对面前的东西,一切都看不清楚。我不禁回想从去年10月15日被用诓骗的伎俩投进监狱起,到今天(1972年1月14日)要离开时止,在这座狭小、阴暗、潮湿、肮脏、蚊蝇蜘蛛老鼠成团成群,霉气臭味熏人的牢房里整整地折磨煎熬了三个月。这段历史在我的一生记忆中将留下难以忘怀的一页。我对广州并没有什么留恋不舍的地方,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使我感到最不放心与惦念的是我的小儿子今后怎么生活下去?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父母都已被剥夺自由,他哪里会想到他的爸爸今天晚上就要被押解离开广州的,从此之后恐怕一点音讯也难以听到了。我临离开广州之前,不仅没有见一面的机会,也没有给孩子写几句话,留一张条子的自由,肯定专案组是不会把真情实话告诉他的。孩子是父母的骨肉,想到孩子不免引起切肤之痛的难受。一个天真纯洁没有经历过任何世故的孩子,他还时时抱着与爸爸见面的希望,岂不知这已成了梦幻泡影。如果小儿子不知道我要离开广州的消息,也不可能写信告诉他的哥哥和姐姐。从此以后连这么一丝微弱的联系也被彻底割断了。历史的无情将会给人们造成多么沉重和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打击,预料到这将是我们一家人的悲剧的开始。当然,我对秀香的挂念不弱于对孩子们的份量。亲人音讯的隔断牵动了我的心弦,她现在在哪里?当然她不到北京去,但是她的处境不会比我好的,她的身体不如我。我相信她为了她的儿女们会刚强地活下去。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人的命运在封建主义时代是听天由命,如今自己的命运也还是不能做到由自己来掌握和主宰。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一个党员离开了党是寸步难行的。正在茫无头绪默想入神的时候,管理员挺热情地亲自端来几个热气腾腾的肉包子。这是我在广州军区沙河监狱的最后一顿饭,也是与广州告别的一顿饭。管理员辛勤地为我们的生活服务照顾了三个月,他知道我要离开广州,最后算了伙食账,我一再向他表示谢意。 …………
(以下删去“到达北京”、“丰台生活”两小节。)
审查交代
到丰台的第三天晚上,专案组首次与我照面。同我谈话的有三个人,皆着陆军服,其中一个年约40多岁的操东北口音的人(也是丰台点专案组与我打交道的主要者)问我:“到北京几天了?”“三天。”“到北京来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没有来北京前思想上还有一点顾虑,现在中央决定我来北京,在毛主席身边交代问题,这是党对我的关怀和挽救。我一定完全彻底把自己的问题向党交代清楚,争取尽快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他说:“好嘛,以到北京为准,不管在广州交代过没有,把自己的问题和揭发别人的问题,重新写成材料交组织上。”他问另外两个人有什么意见,那两个人说“没有”。这次谈话的时间不长,态度和蔼,问题简明扼要,给我初步的印象是,感到比广州专案组那些人的政策水平要高。 从第二天开始,我便把主要思想精力集中于写材料的工作。从早到晚,脑子一直不停地想,手不休息地写,边想边写,想一阵写一阵。写得精力感到困乏时便点一支烟提一提神;头脑发胀时,到卫生间拧开水龙头用凉水浸一浸头,或者在房内踱一踱步,然后继续再写。我所写的这些材料,在广州时都已经写过,没有未交代的问题。我又把自1970年9月与林立果及其死党认识以来一年中的所见所闻,又进行了仔细的回忆,不论是自己的,还是揭发别人的,在广州写过的基础上重新写的,力求把问题写清楚,让组织上看懂。从我记忆以来,还没有写过这么多的材料,手腕写痛了,手指头写肿了。这也是对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罪有应得的一种特殊惩罚。 经过十多天的埋头伏案,脑与手不停顿地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交代与揭发材料的工作。写一份交一份,专案组看后,从中挑出10份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材料,在问题提法、语句和文字结构上作出修改,又让我重新誊抄了一次交给专案组。我思想上完全解除了顾虑,以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向党进行交代和揭发,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和隐瞒。 大雪下过后的一天下午,阳光和煦,我被领到专案组办公室。一位年约60多岁身着陆军棉衣的领导干部找我谈话,在场的有专案组负责人和我到丰台检查东西的那个干瘪的老头。他首先说,他是受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的委托与我见面的,要我谈一谈我认为自己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说话还未开始,秘书进来向他报告说有电话找。他出去接电话后,干瘪老头问我,认不认识这位首长?我说不认识。专案组的人插了一句:“他怎么会认识他哩。”与我谈话的这位领导干部,听他讲话的口音像湖南、江西人,院子里停放着两辆吉姆轿车,其中必有他的一辆,还随身带着秘书,说明他不是一般的领导干部,但我脑子里过去对他没有印象。 他打完电话回来,我继续接着谈,谈了约有半个小时,把从林立果到广州开始几个有关主要问题简略说了一下。谈完后,他问我:看见过毛主席对刘子厚的检查报告的批示没有?我说没有看见过。他当场告诉专案组的人说,把登载有刘子厚的检查报告主席批示的《中共中央文件》给我学一学。他又转向我说:“你到北京后写的材料是以一个一个问题分开写的,现在再把这些分散的问题经过挑选思考写成一个综合交代材料出来。”还问我有什么话想讲,我说没有。他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因为时间关系,还要准备找别人谈,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谈。谈话至此结束,共用了40分钟。这是我到北京后,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第一次派人找我谈话,也是最后的一次谈话。 一天,专案组拿着我写的《关于向广州军区、广州市革委会要求把陶铸在白云水库沟里的别墅拨给民航修复使用的材料》找我说,他们拟把这份材料录成音给中央首长听一听。但是我写的材料长,他作了删改,压缩为录音时间不超过5分钟。让我重新誊抄一次,作一点准备,录音时照着这份经他修改过的材料念。 翌日上午,把我带到专案办公室。卫戍区部队的那个副团长来叫我,要我戴上军帽,他还帮我把军容军纪整理一番。到了办公室,我看到他们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把我安置在靠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就坐,面前放着一个送话器。斜对面里边角落坐着一个摄影的人,照相机安在三角架上,镜头正对着我,相机距离、角度也都对好。旁边沙发上坐着两个人,专案组负责人和那个干瘪的老头儿。我按照专案组修改过的材料对照送话器念了一遍,录了音,对面的照相机“咯嗒、咯嗒”地拍了照。其实,我写的材料并不长,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嫌长,还要代笔修改呢? 我在丰台的10个月中,专案组对我的态度一直是平稳的,有关我写的材料进行审查修改与我打交道的都是那个负责人。但是有一天晚上,专案组的另一个年约三十七八岁的人突然满脸怒气雷鸣闪电地向我大发一顿雷霆,莫名其妙气势汹汹斥责我:“你是什么错误呢?你是犯了罪。”他边说边把茶杯用力往桌上放,震得直响,好像不这样就显不出他的赫赫威风似的。实际上,从我到丰台与他初次见面到离开丰台,他从来没有与我说过一句话,我真摸不清他的这股无名火是为什么引起的,他的这个怪脾气是从哪里冒出的。专案组的另两个人始终没有吭声,我看他俩看他发火也露出一点惊讶的神色。人处于失去自由的囹圄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浑人有理也说不清,只能忍气吞声默言不语罢了。 在丰台期间与我接触较多的是专案组那个为我修改材料的人,他把毛主席对刘子厚的检查报告上的批示(留底抄在《毛主席语录》末页上)抄给我。但没有把《中共中央文件》给我看,我没有看到刘子厚的检查内容。他以关心的态度告诉我要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批示,指出学习时要与自己的问题联系起来,应该怎么办才会得到较好的学习效果。过了几天,他还找我谈过一次话,要我谈谈学习毛主席的批示后有哪些体会。我把自己的学习认识谈了后,他还诚恳地指出说:毛主席的这个批示,主要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毛主席指出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要想下贼船必须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二是毛主席的批示还包含有一个下贼船的时间问题,就是说要在半年的时间内,刘子厚从庐山会议上揭发出陈伯达的问题,到他向主席写检讨报告刚好是半年,把自己的问题主动向党交代清楚,才能取得党的宽大处理。他还谈到对问题应抱的态度,指出:是自己的问题不要往别人身上推;不是自己的问题,也不要硬往自己身上揽。要实事求是,问题是多大,就说多大;大不要说小,小也不要说大。自己也用不着担心,别人的问题,你不说,组织上也会查清的。这次谈话采用漫谈聊天的形式,谈了有一个多小时,我感到他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待与帮助犯错误的人,而不是以势压人的那种傲慢和骄横态度,令人心里感到舒畅和甚受感动。在丰台的10个月中,他对我的态度一直如此,没有发过脾气。自我的问题被立为专案以后的10年中,他是对我采取启发帮助的唯一的专案工作人员,在我脑海留有深刻的良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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