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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姜作寿 舒云: 我所亲历的九一三事件全过程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19, 2017 10:3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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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九一三事件全过程《连载一)



姜作寿口述,舒云整理


【整理者按:我认识姜作寿姜老已经20年了,在所有采访者中,我去他家的次数最多。姜老多次说:“很多事情他只对我一人说过。”此回忆录根据姜老的多份手稿,以及他的口述整理而成。首次披露了查验林彪专车,模拟枪击现场,以及差点击中林彪头部的弹洞尺寸。毛泽东听後拍了桌子,说“这究竟是谁害谁啊”?汪东兴接过四枚弹壳随手丢进纸篓,类似这样鲜为人知的细节还有一些。另外个别史实有争议,林豆豆说她在“在96楼外边握着姜大队长的手,让他叫张宏赶快带部队上来”,姜老非常肯定地说“没有这回事”。姜老已经向林豆豆说明调动部队要报告,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他和张宏都不可能调动部队。】


我原是8341部队副参谋长,1985年离职休养。我参加过解放战争,并上过越南战场。回顾几十年的枪林弹雨,生离死别……值得追忆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然而,使我终生难忘的,烙印最深的,还是亲历九一三事件。1971年我作为北戴河林彪驻地的警卫负责人,经历了九一三事件的全过程,那种猝然被推向风口浪尖的冲击和震憾,脱胎换骨般的生死考验,晴天霹雳般骤然而至的黑白剧变,至今仍历历在目。此回忆录首次详细记述了我的亲历和感受。


1966年负责警卫林彪

1965年秋季,我交接了干部大队中队长的工作,准备上南京步兵学校学习,而步校因为搞“四清”停止招生,这样我在江西跟着汪东兴搞了半年“四清”。1966年五一节我回到北京,被任命为一营副营长,很快又被任命为一营长。

中央警卫团从1965年开始接管林彪的警卫工作,先安排了一个区队,後增至一个中队。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警卫林彪的中队扩编成警卫营。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政委杨德中找我谈话,张耀祠同志说:“经过研究,汪东兴同志指令,决定派你们一营到林彪处担任他的警卫工作。”张耀祠交代了很多关於安全及应注意的重要问题,其中特别提到:“林彪那里的活动与在中南海的其他首长活动不同,他那里的活动可由他们自己直接与空军专机师和铁路专运处联系,不经过我们警卫局值班室,这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有关部队需要办的事,你们与团里联系。”因为其他首长外出活动都要经过警卫局值班室备案,只有林彪例外,所以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

1969年党的“九大”之後,林彪明确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进“九大”的新党章。我们一营也升级为二大队,由我担任大队长。除1968年我和中央警卫团300人到越南参战一年外,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了五个年头。


林彪与我两次交谈


林彪的大名早就铭记在我的心中,解放战争林彪率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认为谁的功劳也没有他大,他是了不起的英雄,国家有功之臣,我从心里敬佩他。

在警卫林彪之前,我在中南海警卫过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谭震林、邓小平、陈毅等,他们都与我们警卫人员有说有笑,特别亲切。而我在林彪这里五年,和他见面的次数很多,可说话却不多,更谈不上深刻交谈了。我这样告诫自己,一个领导人一个性情,不能用一个尺度衡量所有的首长,更不能用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来判断是非,我只要认真做好本职的警卫工作就行了。

在我警卫林彪的五年中,林彪与我有过两次简单的交谈,都是林彪挑起的话头,谈的完全是工作。因为我们有规定,警卫人员不能主动与首长说话,而林彪又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只会谈工作。

1970年大年初一,我在大队部值班,林彪过来了,夸奖我说:“小伙子好帅!”接着又问我:“你打过仗?”我说:“打过。”林彪说:“同志们到我这里工作辛苦了。”我说:“保卫首长安全,是我们的责任。”这时跟随林彪散步的刘吉纯拉扯我的衣角,我明白他的意思是不让我说了,怕首长累着。林彪看我不再说话,他继续散步。

另一次是在苏州,我和李文普陪林彪散步。林彪问我:“大冷天,生活习惯吗?”按说南方的冬天比北方暖和,但由於房间不烧暖气,还是感觉南方的冬天比北方要冷一些。我回答:“我们都带了棉衣。”林彪说:“好好,大家都好。语录本都有吧?”我知道林彪指的是《毛主席语录》,在我与林彪的接触中,我感觉林彪随时都抱着对毛主席的感恩心态,外出都要带上《毛主席语录》。我立即口袋中掏出小红书,林彪表示满意,对李文普说了一句:“要关心警卫部队。”


林彪不愿意住中南海


毛家湾位於北京西城区平安里东南、中南海西北、东临西黄城根北街。包括皇城根附近的三条小巷,南巷为前毛家湾,中巷为中毛家湾,北巷为後毛家湾。从外面看只是一道普通的灰色高墙,而里面有几个大院落,院中有院,院院相连。据说嘉靖年间就建起了庭院和花园,因主人姓毛而得名。20世纪20年代,毛家湾被姓李的北洋军阀买下,以後被余姓人家买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这所古宅由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高岗居住。

1956年林彪搬进毛家湾,但多数时间他在上海、广州等休养,毛家湾并没有大拆大建。从1969年开始,毛家湾开始扩张,并且地上地下都大动土木,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时还没有完工。前毛家湾东北口的平安里医院和西口附近的60多居民相继被迁走,前、中毛家湾都划归了毛家湾,建筑面积达到1.13万平方米。前毛家湾一号门是林办工作人员的宿舍门,三号门是我们警卫中队驻地门,七号门是林彪办公室和秘书办公室,後毛家湾有一道不常开的大门通向林彪、叶群住宅的後院,另一道小门通向林办秘书办公室。林彪住四间(卧室和起居室各一间,会客室两间),叶群住三间(卧室、会客室、书房),林豆豆、林立果各住二间,此外还有二间电影放映室,一间电视室,三间图书馆,二间文物室(藏有3000多件国宝级古玩字画),二间唱片室,二间照相暗室,一间乒乓球室,还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室内恒温游泳池,能容纳12辆以上轿车的车库等。毛家湾东边的西皇城根北大街2号院为林办工作人员宿舍。

林彪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1969年又成为接班人後,其警卫级别也随之升高。党中央十分重视林彪的警卫安全,汪东兴几次提出请林彪同志住进中南海,但都被林彪、叶群谢绝了。我接手林彪警卫工作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而毛家湾不仅地形相对复杂,社会环境更加复杂,红卫兵常在後毛家湾吵吵嚷嚷。这给我们的警卫工作带来了很多不安全的隐患。

我们大队警卫的中南海北门就出过一次事。周恩来保护余秋里、许世友、谭启龙等住进中南海,有一天余秋里从中南海北门小台阶向外张望,被“北航红旗”的红卫兵发现了,大叫抓余秋里,并冲进了中南海北门。我们警卫部队立即把中南海紫光阁前的小广场围起来,警告红卫兵:“这里是毛主席的住地,随便乱冲中南海是违法的。”像这样冲击中南海的事情有过好几次。还有中办所属的厂桥宾馆,也被冲击过,说是抓陈再道,把宾馆楼梯都压垮了。总之,我对红卫兵印象极坏,什麽红卫兵,纯粹打砸抢!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我作为林彪驻地的警卫工作负责人,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

1969年10月3日深夜,张宏同志突然通知我,於当晚23点,带六中队一个区队,包括你在内共42人,全副武装,按外出执行任务的要求,先到毛家湾东院集合,然後乘卡车去张家口,争取明早6点到达。

我问:“是什麽任务?是谁要到张家口?”张宏同志说:“我不知道,可能是你们警卫目标有事……”我就不再问了。我心里明白,一定是林彪要到张家口,否则不会派叫我带六中队外出执行任务的。

我领受任务时,部队已经熄灯一个多时,我通知六中队二区队紧急集合,按外出执行任务的要求,带上枪支弹药,到大队部待命。我们有各种预案,所以部队很快集合好了。我简单作了动员,检查了武器装备。这时中央警卫团车管科来了一辆大卡车,我们於23点准时出发了。

10月4日5点40分,我们在卡车上冻了六七个小时,到达张家口空军某招待所,接待的同志安排我们休息。7点我们吃完早饭,继续休息待命。10点半多,招待所的负责人对我说:“姜大队长,请你带一个分队,咱们一起乘车去机场接首长。”

我们到达机场,才过了一会儿,先後降落了三架专机。除了林彪、叶群乘坐的子爵号专机外,还有一架大肚子的安-12,拉着林彪的大红旗保险车和叶群的凯迪拉克车。三架专机上下来100多人,绝大部分人都穿着军装。我看见林彪、叶群、林豆豆、林立果,林彪一家全来了,还有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这时我听见有人议论:“这次看地形,收获不小。”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在空中看地形的。林彪作为副统帅看地形,本属军队高层的重要行动,有相当严格的保密要求,为什麽把儿女都带来了呢?当然我只是一闪念,决不敢说出口。

林彪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第65军军部。林彪、叶群接见张家口驻军的负责人,并听取他们的战备工作汇报。林立果参加了这一系列活动,还频频发问,问第38军的位置,雷达站设置等等,俨然军事指挥员的模样。1966年我负责警卫毛家湾时,林立果还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67年他穿上了空军军装,到现在也不过才两年。我觉得林立果真不容易,真行,敢说。这时我并不知道林立果即将被任命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林彪一行在张家口65军军部招待所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乘专机返回北京。而我们仍是乘坐大卡车,冻了六七个小时後才回到毛家湾。


林彪叶群疏散到苏州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专机到苏州。这是中央有关战备的安排,决定中央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外地。

这次外出是我们二大队自担负林彪的警卫任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央警卫团要求我们从六中队、八中队各抽调80名干部战士,共160余人,武器装备一律按照战备要求配备。像这样大的警卫规模是其他中央首长从没有过的,我随刘少奇、朱德同志外出,最多只带10至20余人。

事先我并不知道林彪要到哪里,刘吉纯只说要行动。像过去一样,都是由叶群张罗,李文普通知专机或专列。而我们对几点走,到哪里,地上走还是空中走,一概不知。团长张耀祠有交代,跟着走就是了。但是我必须报告团里,因为不管到哪里,只要外出我们都要带足战备弹,要比平时多带上一二百发子弹,领子弹必须由中央警卫团批准。

林彪行动的前一天,我们安排人去检查专列的准备情况,所以我认为林彪这次外出要乘专列。可第二天下午出发时,却通知我们乘汽车去西郊机场。

按惯例,我一人随林彪、叶群上专机,警卫部队其余的100多人上副机。一个多小时後,当天16点许,专机降落了。下了飞机,我四下一看,有竹子,哦,到了南方。再仔细一看,是江苏无锡的硕放机场,这个机场以前我来过,这才知道林彪是到苏州。

林彪、叶群的专车在前,我们的随卫车跟在後面,17点到达苏州市区,住进苏州南林宾馆。林彪、叶群住在南院,我安排一个区队住在南院,担任林彪、叶群的内卫工作。我们大部队住在东院,担负外卫任务。警戒非常严密,可以说是内三层,外三层。

南园的电话以及警卫设施都比较齐全。南京军区通信兵部苏州机务站按照叶群的要求,为她的住处重新开通了直通北京的军用电话线,这条电话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苏州机务站切断。林彪、叶群的卧室床头,会客室林彪常坐的沙发边,李文普、罗孝礼的房间和办公室都加装了电铃。新房子、七号楼、八号楼、红房子等周围也都装上了警铃。我住在南园的灌木楼,与门口值勤部队有直通手摇电话,李文普住的八号楼与我们灌木楼也有手摇直通电话。邮电局还给我的办公室和李文普办公室分别装了公检法的内线电话。

这是林彪第二次来苏州南园,第一次是1965到1966年,住了半年多,这一次也住了半年多。
1970年4月26日,叶群离开苏州时又让李文普布置了南林宾馆的改建任务,总後营房部281部队派来三四百人施工。叶群还提出,她的学习室要加一间电影放映室;七号楼的窗子漏光;暖气片有响声等,都要设法解决。


叶群半夜逛苏州名园

林彪极少去公园,也从不去商店,而叶群既喜欢逛公园,也喜欢逛商店。她这次来苏州身分不一般了,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她逛公园,警卫规格也提高了。

1971年2月,叶群游了拙政园。拙政园始建於16世纪初,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作品。叶群让刘吉纯去问接待方:“能不能白天去拙政园?最好在园林放假、对外不开放的时候去,这样容易保密。”拙政园打着接待保密外宾的旗号,组织职工到狮子林“学习”。叶群游了一个多小时,无人打扰,尽了兴。

2月的另一天上午,林办管理员罗孝礼告诉接待方,叶群10点多想去看网师园。网师园是苏州园林中极具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的私家园林,始建於公元1174年,几经沧桑,形成现在的布局。接待方布置好警卫,左等右等,等不来叶群,警卫组的同志又不敢离开,只好请人代买大饼油条充当午饭。叶群明知有这麽多人在为她服务,却直到下午1点多钟才到,看了半个小时就匆匆出来了。

3月初,叶群看到南园的梅花开了,提出要到光福镇看梅花。光福镇在苏州古城西面25公里,是一座凸入太湖东岸的半岛。接待方先去踩点,发现那里的梅花还含苞待放。等了几天接待方再去看,认为花开得热闹了,才布置叶群游览。叶群当天下午去了,这回她的随从有50多人,除林办的几位秘书,我们8341部队的警卫人员,还有其他陪同人员。叶群先到光福香雪海、上梅亭一带游览,罗孝礼为她拍照,後来叶群又到潭东一带看梅花,最後到了司徒庙,看了清、奇、古、怪的四棵柏树,并在树前与大家合影。

叶群叫罗孝礼去问还有什麽地方有梅花。几天後的一个下午,叶群来到虎丘看花。虎丘位於苏州城西北郊,距城区中心5公里。相传这是春秋时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之墓,葬後三日有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虎丘山小景多,还有千年的虎丘塔。汽车载着叶群直接开到梅花盛开处,虎丘两头由8341部队守卫,不准游人靠近。叶群别出心裁要登梅树枝,实际上是罗孝礼托着她的屁股往树上送。叶群在虎丘山一带停留了40多钟。

叶群觉得白天游园不自由,所以她屡屡在夜间游览名园。有一天22点多了,她在半路提出要看留园。可是,所有公园在晚上都闭园,苏州接待方还是第一次碰到晚上游园,但又不敢拒绝,只婉转地说晚上没有灯,看不见。叶群说:“没关系,我们有手电筒。”因为事先没有通知,也不知道留园有没有人值班,敲了半天门,总算敲开了。8341部队几位战士由朱指导员带着,随卫着叶群从留园边门进去。

江南古城苏州的风景园林多,尤以留园为最。留园内建筑布置精巧、奇石众多,与苏州拙政园、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中国四大名园。留园占地面积2公顷,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庭院景观,可是黑灯瞎火,能看见什麽呢?叶群藉着手电的一团光亮,在留园转悠了近半个小时,象徵性地游了几个主要景点就出来了。

几天後,又是22点多,叶群在半路提出要去狮子林。狮子林位於苏州市东北角的园林路3号,占地1.1公顷。因园内有怪石状如狮子而得名。半夜三更接待方好不容易敲开了门,朱指导员打着手电筒,内勤小王搀扶着叶群,围着园内走廊走了大约20分钟。

又过了几天,23点多,叶群在半路提出要看西园寺。这是一座700年前的古寺,现存建筑为清代重建,寺内有500罗汉,是中国四大罗汉堂之一。前门没有人,接待方绕到後门才喊开了门。叶群到大雄宝殿看了一下,又叫人打开罗汉堂的门,照着电筒草草转了一圈,20分钟後离开了。

另一天19点多,叶群坐在车里提出要游寒山寺。寒山寺是中国十大名寺之一,始建於南朝萧梁代天监年间,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400多平方米。1000多年间先後五次(也有说七次)被烧毁,最後一次重建是清光绪年间,里面有不少文物古蹟。叶群一行人到时,寒山寺的寺门还开着,里面正在办学习班。我们随卫的战士看到房子里有人,就在那里布了岗。叶群在里面转了一圈,也没有什麽可看的,十几分钟就出来了。

叶群在苏州起码还逛过五六次友谊商店,她一般都是晚上乘车外出兜风时临时动议,接待方只好把友谊商店的职工从被窝里叫起来。叶群也不买什麽东西,只有一次剪了一块的确凉布,回来後又要退掉,结果苏州外事组只好买下来。有一次叶群去友谊商店是和林立果一起去的,叶群认为的确凉花色不中意,叫林立果打电话给上海空4军的过全,送一些的确凉来选一选,第二天过全就送来不少料子,听说这些料子是叶群做假领子用的。

叶群在苏州还逛过两次人民商场,她根本不管人多不多,给我们的警卫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一方面刘吉纯和我深有体会。为了不引人注意,叶群的汽车都是停在较远的地方。有一次考虑到韶山饭店灯太亮,就停在饭店後门的塔倪巷。叶群戴着口罩到人民商场,在商场里东看看西望望,也不买什麽东西。偶尔看中了几粒钮扣,还是叫跟去的内勤小王付钱。叶群讲她有一次逛北京西单商场,被群众认出来了,人越围越多,简直没有办法走动。後来好不容易从另一个门挤出来,赶快上了汽车走了。叶群说:“在苏州认出我来不要紧,但暴露了首长(林彪)在苏州,保密就成问题了。话是这麽说,叶群第二次逛人民商场时路过国际照相馆,非要进去拍照。接待方怕群众认出,劝她不要去。叶群执意不肯,说:“我打扮一下,弄个头巾扎在头上。如果有人问,就说是东南亚华侨。”就这样叶群在国际照相馆拍了一张二寸的照片,还好没有被人认出来。

叶群提出看刺绣,要求厂里不要有工人,留两个负责人就行了。可是叶群去时不是厂休,怎麽可能没有上班的工人呢?叶群执意要去,第二天13点多钟去了,警卫除了我们8341部队的战士外,还有苏州警卫组的人。

1970年4月,叶群在汽车里提出:“苏州郊区离城里远一点的地方有什麽工厂,想去看看。”接待方安排叶群参观高频瓷厂,叶群17点左右去了。叶群乘的车子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豪华汽车品牌凯迪拉克,自1919年以来它就是美国总统的座车。快到高频瓷厂时,叶群换乘北京吉普。进了车间参观,叶群认真听负责人介绍生产过程,还与几位女工交谈,问工人在厂里工作几年了,姓什麽,几岁了,甚至她还坐到女工操作的工作台上,摆好姿势让魏光明拍照。後来到了楼下车间,女工们围上来与叶群握手,叶群带头喊了几句口号,就和厂负责人握手告别,坐上吉普车走了。车开到半路,叶群换上凯迪拉克回到南园。


叶群叫我们清游泳池

叶群刚到苏州,就让我派战士给她的室内游泳池搞卫生、消毒、放水。原来南园没有室内游泳池,叶群要求把七号楼西面的卫生间改成游泳池。以後又提出新建一个大的游泳池。我派了20多名战士,每人一盆消毒水,一块毛巾,忙了一天,把游泳池里里外外都消了毒,然後又用水管清洗了好几遍,然後放水,加温,全搞好了。

我去检查时,遇到叶群开门出来,她“噢”了一声,像受了惊吓似地问:“姜大队长,你怎麽到这里来啦?”我忙回答说:“我来检查一下战士们在游泳池搞卫生的情况。”叶群之所以意外,是因为他们不喊,我们是绝对不能随便进出首长住宅的。

叶群下水不一会儿就上来说:“不知道有一种什麽味,还杀眼睛,水里可能还有消毒水遗留物。”她下令马上放掉水。战士们又重新冲洗多次游泳池,才再次放水加温。还搞了化验,最後才算清洗合格。

1970年五一前,林彪、叶群离开苏州。走前林办秘书把向市图书馆和江苏师范图书馆借阅的图书都还了,李文普和我们8341部队也都分别结算了伙食账目。

4月25日傍晚,我和刘吉纯到南园办公室,布置翌日的警卫工作,要求4月26日早上6点到6点半之间放两辆大车到南林饭店,8点放两辆大车和一辆旅行车到南园。

我们离开苏州到硕放机场,机场集合了三四百人夹道欢送,有近百米长,一直排到飞机的扶梯口。我正奇怪怎麽如此兴师动众,刘吉纯告诉我这是叶群布置的。叶群在汽车里对罗孝礼说:“叫机场多搞些人,搞些欢送场面。”欢送人群呼喊着口号,叶群也边走边呼口号,空军的摄影师魏光明在前面不断地抢镜头。


原载《新史记》第35期, 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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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周四 3月 30, 2017 8: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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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九一三事件全过程《连载二)



姜作寿口述,舒云整理


我所见到叶群二三事

叶群是林彪办公室主任,这个主任的权力可大大超过她的基本权力,我亲眼看见过几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见她都低头哈腰的,连连说:“请叶主任指示,请叶主任指示”,生怕一不小心得罪她。有一次不知为什麽事,叶群训斥李作鹏:“我看你眼里就没有我叶群!”李作鹏赶忙说:“叶主任,不敢不敢,我是敬佩主任的,我接受主任对我的批评。”

另一次叶群不知因为什麽事训斥时任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叶群从她的办公室和陈伯达一起出来,边走边吵,在院子里叶群训斥陈伯达:“你太主观了!这事竟敢不和我商量就自作主张。”陈伯达赶忙说:“我接受批评,望叶主任谅解,我以後注意。”

叶群除了对林彪和林立果略有收敛外,对林彪的两个女儿一样横眉瞪眼。林彪和前妻张梅在苏联生有一个女儿林小霖,比林豆豆大两岁。有一次林小霖把母亲照片拿给林彪看,被叶群发现了。叶群向我们交代:“没(林小霖)这个人,首长根本没有这个女儿,她是个疯子,不能让她见首长!”以後林小霖几次要进毛家湾都被我们挡了,後来林小霖又找到大连。我与刘吉纯商量半天,看孩子太可怜,毕竟是林彪的亲生女儿嘛。我们决定瞒着叶群,在林彪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她见见父亲。我们在林彪後窗外搭了个梯子,让林小霖站上去,里面由刘吉纯通知内勤把厚厚的黑窗帘故意露出一个小缝,林小霖扒着窗户算是见了林彪一眼。

在毛家湾,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警卫都知道,林彪基本上没事,而叶群的事情格外多。叶群在她的卧室门口,特地让人安了一个红灯,开关由叶群在室内控制,规定红灯亮了,不准任何人进来。黄永胜、陈伯达他们进叶群卧室,准亮红灯。有一次出了一个大笑话。一天晚上,陈伯达进了叶群卧室,自然就亮了红灯。陈伯达走後,叶群忘记关了,红灯亮了一夜。第二天上午10点多,叶群起床打铃叫秘书送文件。秘书到门口一看亮着红灯,既不敢进,也不敢敲门,返身去找内勤,内勤同样也不敢进。叶群等得不耐烦了,冲出卧室,大发雷霆,质问秘书和内勤:“为什麽就‘请’不动你们?”秘书小声说:“叶主任,我们听到了铃声,可到了你门口一看红灯还亮着,我们就……”叶群抬头一看,果然是红灯闪烁,一肚子火只好憋回肚子里。

还有一次,黄永胜晚上10点多进了叶群卧室,叶群忘了打开红灯。内勤敲了一下门就进去了,刚一进去就被叶群轰了出来:“你没有看见红灯吗?”内勤小声说:“主任,红灯没亮啊。”叶群说:“没亮?”她不信,亲自出来一看,果然红灯没亮。

我们六中队的区队长黄树忠给叶群当过卫士。有一天叶群把一个塑料小包放在楼梯旁,一个战士好奇,就悄悄拉开看看里面装的是什麽东西,原来是一包避孕套。黄树忠批评了那个战士,我也找那个战士单独谈话,告诉他这种事可不能传出去,传出去可不是一般的罪。那个战士复员时我再次找他谈话,那件事是杀脑袋的事,决不能传出去。

1970年林彪从庐山下来後回到北戴河,叶群一个人回到北京。我听张宏同志说叶群要准备打胎。因为在中办在养蜂夹道的高干俱乐部,选了我们几个战士验血,说叶群要做引产手术,准备给她输血。这件事林彪医生蒋葆生清楚,最後动没动手术我就不知道了。

在我的印象中,叶群霸道,趾高气扬。她生起气来,对日夜服侍她的身边工作人员都没有好脸,更不把我们警卫人员放在眼里。

最後一次到苏州

1971年2月12日,林彪、叶群第三次到苏州,仍住在南园,林立果也跟着来了。这次来苏州非常仓促,我们中午吃饭时才得到通知,赶紧就去了机场,下午2点上了飞机。因为太匆忙,有的战士连牙刷牙膏都没有带来。这次我还是不知道到什麽地方,下了飞机才知道又是硕放机场。从硕放坐车到苏州南园,天都已经黑透了。

这次来苏州,我明显感到林彪和叶群情绪都很不好,叶群再也不像1970年来苏州那样张扬了,她很少外出。而林彪则连平常的“转车”也没有了,竟然一次也没有乘汽车外出,他每天都是长时间地闷坐在黑屋子里。

与林彪、叶群相反,林立果则非常活跃,他与几个穿军便服的人频频出入南园,忽到上海,忽到杭州。林立果经常独自驾驶一辆灰色的伏尔加汽车出去,有时三五天不回来,有时回来没几天又开着车子出去,到上海、硕放等地。林立果手里总拎着一只小皮箱。林豆豆这次也同来苏州,她曾经和叶群一起坐凯迪拉克出去过一趟。

叶群让我给林立果送机密文件

1971年3月初,我向叶群请假,要到上海看望警卫专列的小分队。林彪虽然没坐专列,但专列还是从北京空驶到上海待命,我派了一支小分队专门在上海警卫专列安全。

叶群说:“好,你再带上一个人,护送一份绝密文件到上海,一定要亲手交给林立果,还得让他给我打个收条。”叶群把一份密封得严严实实、盖着多枚“机密”红章的文件交给我,还特地安排了一部地方牌照的高级小轿车送我们去上海。

到了上海空军岳阳路招待所。我一看,大门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哪里还像是招待所的样子!我们的汽车按哨兵指挥,退离大门20余米,哨兵即打手势示意我们停车,然後问我们从哪里来,干什麽的。我说我是从苏州来送文件给林立果的。招待所所长很快出来了,要我将文件给他转交,被我拒绝了。他无奈,只好放我一个人进去。我跟着招待所长往里走,发现招待所的院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了林立果住的三层小楼门口,荷枪实弹的卫兵按电铃,打开了楼门。我们进到小楼里,楼梯上还站有卫兵。我感觉比毛家湾的警卫严多了,真让人感到一种紧张、神秘的特殊气氛。

周宇驰很快出来了,说:“姜大队长来啦。”周宇驰到毛家湾来过,所以认识我。周宇驰让我把文件交给他,由他转交林立果。我还是拒绝了,我说:“叶主任有交代,一定让我亲手交给林立果。”周宇驰表示理解,让我进到一楼会客室。他喊林立果下楼,并问:“首长、叶主任都好吗?”我回答:“都很好。”周宇驰掩饰地说:“噢,我们正在这里研讨首长的战术问题。对了,你知道首长的战术原则吗?”对於林彪的六大战术原则我是熟悉的。我说:“我们写过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三猛战术……”周宇驰说:“那你说说三猛战术是哪三猛?”我说:“猛打,猛冲,猛追。”

林立果下楼来了,他说:“行啦。”大概是怕周宇驰再继续同我说下去,“你老周成考官啦,姜大队长是军事干部,当然懂这些啦!”周宇驰像受委屈似的嘟囔着说:“反正我们不是正在研讨嘛……”

林立果收下文件,写了一张收条给我:“某某号文件已收到,林立果。”最後说了声“谢谢,辛苦啦”,送我出楼门,握手告别。以後我才知道,原来这里就是林立果和周宇驰等人密谋《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窝点。

当天下午我回到苏州,将林立果的收条交给了叶群。

井冈山跟丢了首长车

1971年3月7日,林彪、叶群坐专列到北戴河。

4月3日,林彪、叶群去大连。叶群坐专机当天到达,林彪坐专列,第二天到达大连。

4月19日,林彪、叶群坐专机回到北京。但林彪除了每天转车,几乎一直待在毛家湾,情绪更加低落。

1971年五一节晚会,林彪本不想去,经周总理两次来电话劝说才勉强穿上大衣出发,出发比平日晚多了。晚会一直没有开始,等到林彪坐电梯上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才从休息大厅的後门出来,与林彪会合走过城楼西侧的欢迎人群。我没有跟林彪上天安门城楼,因为有辆随卫车有点小毛病。我们的随卫车不能出故障,跟丢了首长的车,万一发生问题,非被撤职不可。我和司机一起检查车辆,是启动有点松了,紧了紧,很快修好了。我松了一口气,坐在一辆随卫车里休息。这时焰火晚会开始也就六七分钟,一个参谋告诉他:“你们首长走了。”我立即跳起来,带着随卫车紧撵慢撵,到北长街北口才追上林彪的大红旗保险车。林彪连上去带下来,在天安门城楼上也不过十来分钟。幸亏晚会戒严,路面上没有什麽车辆,否则我们根本追不上。像这种没跟上的事情不多,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1969年林彪上井冈山那次我们警卫也跟丢了首长的车。那次我发低烧怕传染,张耀祠同意我在家休息,由副大队长於仁堂带队去北戴河。林彪、叶群上井冈山是直接从北戴河走的,所以於仁堂跟了去。听於仁堂说,井冈山下来的道路七拐八弯,他们怎麽也跟不上首长的车,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上南昌,还是上机场?随卫部队的大轿子因为追得急,还差点翻了车,司机急得差点儿掉了泪。於仁堂在叉路口看了半天车印,最後还是跟错了车,跟丢了。

最後一次到北戴河

1971年7月中旬,林彪、叶群坐专列到北戴河。根据中办警卫处的安排和团首长指示,我从我们二大队的两个中队中抽调四个区队,并配备了大队、中队、区队各级干部、参谋,医护及後勤保障人员,共计160人余人,随同林彪、叶群去北戴河。我们配备了当时最好的武器装备和充足的弹药。国内还有一些地方派性斗争激烈,真枪实弹的武斗也时有发生,再加上复杂的社会治安问题,一旦有情况发生,我们无论人员还是装备都足以应付自如。

出发前我们并不知道这次任务要多长时间,但我估计时间不会短。中央警卫团这次还特地为我们配备了五部小汽车,包括一辆吉姆和两辆伏尔加,两辆吉普车。这在当时的自行车时代已经是相当规模了。另外,林彪和叶群还各有一辆专车,林彪的车是大红旗保险车,叶群的车是凯迪拉克车。

列车飞快又平稳地行进着,单调而有节奏的轰鸣声往往催人入眠,可我却没有丝毫的睡意,甚至不能安稳地坐下来休息几分钟,我往返於各节车厢仔细巡视着,心里被无形的压力笼罩着。这次单独执行任务对我来说,尽管习以为常,可不知为什麽,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莫名其妙的预感。当时我哪里知道,一个多月後发生了震惊国内外的九一三事件。

车厢里虽有冷气,但我仍感到一种难忍的闷热,我来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从缝隙间透进一缕凉风,顿时觉得舒服了许多。我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心态,责任虽然重大,但还是要像以前一样去面对,去拼搏,去克服困难,保证圆满完成任务。专列开始减速了,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命令战士们做好下车的准备,按分工到达自己的岗位。

专列在过了留守营火车站後的一个道岔上缓缓停了下来。留守营火车站位於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留守营镇,建於1893年,是北戴河车站的前一站,距离北戴河车站还有11公里。火车刚停稳,我就第一个跳下车,观察了一下四周,觉得这个地方还真不错,尽管不是正规站台,却有一个自然形成的高矮适当的土台,上面还长着小草,既方便下车,又可以卸下行李装备,尤其是这里紧临路口,有一条直通北戴河海滨的乡间公路,很平坦,正好适合汽车通行。安排首长在这里下车,既不会惊动火车站的其他旅客,又符合安全保密的要求,我感到满意。

前来接站的大小车辆和相关人员早已在这里等候。林彪、叶群下了车,他们高举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向前来迎接的人员表示谢意。我目视着微笑着的林彪上了专车。专列上的其他人员也都井井有条地上了各自的汽车。暮色中,车队从容地向北戴河海滨进发,驶进北戴河中直管理处的避暑区——中直北戴河疗养院。

叶群选定林彪楼楼址

林彪住的楼编号96楼,位於联峰山公园内的中直疗养院最高处。联峰山公园早在1898年就被清政府辟为避暑胜地,1919年建成北戴河第一座小型森林公园——莲花石公园。公园占地面积109万平方米,包括三座松林覆盖的山峰。1949年筹建中直疗养院,在西山收购了100多幢别墅楼。1954年以後成为中央暑期避暑办公地。

在修建林彪楼前,林彪来北戴河的住所并不固定。他的要求是住得离热闹的地方远一点,离其他首长远一点,离海远一点。根据林彪提出来的三条“远一点”,叶群亲自选定了联峰山公园内的松涛草堂旧址。这里是北戴河的风景区中心,在整个中直避暑区里地势最高,也确实远离其他首长,但距离毛主席别墅只有两三百米。

1968年工程兵开始施工,1969年上半年建起一座独特的林彪楼,这是1963年以後中直疗养院新建的唯一的一座避暑楼。它东邻朱家坟、观音寺,紧靠西联峰山一侧,北邻北联峰下的如来寺,南邻莲花石。莲花石旁有一块石碑,碑的正面是时任民国第三任大总统徐世昌的建园题词《题莲花石》:“海上涛头几万重,白云晴日见高松。莲花世界神仙窟,孤鹤一声过碧峰。秦皇汉武一刹过,海山无恙世云何。中原自有长城在,云壑风林独寤歌。”碑的背面有碑文记载兴建莲花石公园的始末。

林彪楼被北戴河中直管理处排序为96楼。1954年我第一次来北戴河执行任务时,曾与海滨区公安分局的同志查看过周边地形,还在经营小吃的程霞飞馆喝过茶。这个小茶馆很破旧,茅草屋顶,但在当在小有名气。自从建了林彪楼後,当地老百姓就不能再到开放了30多年的莲花石公园游览了,也不能由此上山,这里成了禁地中的禁地。

林彪楼建成後来自各方面的议论不少,总感觉选建的位置不妥,影响了周边几个景点的景观。但由於这个楼址是叶群亲自选定,并由林彪认可的,不同意见也就自然被压制了下去。从我的感觉来说,96楼的弊端至少有三点:第一,“高高在上”,楼址高过下边的水塔,供不上生活用水。只得在西联峰山东侧山腰修建了一个蓄水池,专供96楼生活用水。叶群可不管这麽多,还要求修建一个20多米长的室内游泳池。第二,蓄水池一建,又直接影响了几处景观,特别是对朱家坟景点简直是破坏性的影响。第三,因为沟梁壑谷和花草树木多,给警卫工作增加了难度。特别是观音寺和如来寺,因为警卫部队驻紮,游人也就不能入内参观了。

96楼修建时正值战备高潮,还修建了“地下96楼”,这个工程在当时是高度保密的。地下基本上按照96楼的原图纸,设施、布局和地上一模一样,林彪、叶群各有一套办公室和卧室。但地下比地上还复杂、艰难,几乎把整个西联峰山的山体都掏空了,所有设施都符合战备要求。“洞口”就在南段走廊西侧,是一扇与普通房间毫无区别的门,打开门便是地下通道。一旦有敌情,林副主席就可以直接“下地道”。当然,林彪、叶群最终也没有“光顾”过“地下宫殿”。九一三事件後有一段时间,96楼交给北戴河旅游局,供游人付费参观,几年後又被中直管理处收回。

林彪北戴河闭门不出

96楼是一座工字形的两层青砖灰瓦小楼,分南北段,北段是叶群的卧室和办公室。1969年96楼完工後,叶群又提出意见,说她的卧室、办公室离林彪卧室、办公室太近,怕晚上活动影响林彪休息。她这麽一说,工程兵只得将96楼向北扩建,专为叶群建了有卧室、办公室、室内游泳池、电影放映厅、车库在内的叶群专用区。并且为了叶群出入方便,又特从76楼西侧加修了一条通往96楼北段的水泥汽车路,直通57楼西侧,因为直穿朱家坟而过,毁了几乎一半的景观。还忍痛砍掉不少多年生的松柏树木。

南段为二层楼,楼下一层是林彪卧室、办公室。林彪卧室的西墙有四个放电影的小窗口,林彪可以在卧室里看电影。96楼的南侧是一条水泥马路,直通西一路、海滩路。车库依地形而建,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林彪客厅。楼上二层有宽敞的大客厅和阳台,安装有进口玻璃,林彪经常坐在藤椅上晒日光浴。在我的印象中,林彪非常喜欢这栋别墅。因为这里不但环境优美,而且地势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我注意到,自从1970年庐山会议之後,林彪就整日愁眉苦脸,表情阴郁,没有一丝笑容。林彪外出活动本来就很少,这来北戴河快三个月了,一直闭门不出,从未公开露面。我不敢往别处想,只当林彪有病。可叶群怎麽也同样阴沈着脸,足不出户呢?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叶群让我带她去10号楼看望过一次朱老总和康克清同志,还带她去看过一次孟姜女庙。过去她可是到处乱跑,非常活跃的。

我还注意到一个反常情况。这次在北戴河,林彪散步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摇头,走几步又摇摇头。我问过刘吉纯:“怎麽首长走路老摇头?”刘吉纯搪塞说:“首长想事,有这毛病。”其实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林彪过去走路并不摇头,但我也不能再说什麽。我对於林彪情绪上的变化,也没有更多去想,只当是他身体不好而已。


原载《新史记》第35期, 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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