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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纪 东: 我经历的周恩来处理九一三事件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6月 18, 2014 9: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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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周恩来处理九一三事件


纪 东(时任周恩来秘书)



九届二中全会后,我看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也知道林彪死顶着不检讨,但说什么也没想到林彪这位党的副主席、毛主席的接班人会跑去国外。

  关于九一三事件,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几点情况记叙下来,以作补充。

  1971年9月12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研究修改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队在北戴河负责林彪警卫的领导的电话报告,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讲:“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过了一会儿,又接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这时,会议无法进行下去了,总理开始关注北戴河的事情,查问北京飞去的这架专机的具体情况。8341部队的领导很快回电话说,已经查问了山海关机场,的确有一架专机,机组人员正在休息。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管辖,总理马上向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

  李作鹏了解情况之后,把电话打到了西花厅秘书的值班室,这个电话是我接的。李作鹏说:“请报告总理,他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我立即通过39局电话总机找跟随总理去大会堂的卫士张树迎,结果接电话的是总理。他问我:“什么事?”

  我报告说:“刚才李作鹏同志来电话,说您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

  “知道了。”总理只说了三个字,便放下了电话。

  总理知道李作鹏报告的情况后,即打电话问叶群:“是不是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了?”

  叶群说:“没有。”

  九一三事件后,我听总理讲过,林彪是副主席,调一架飞机是不用谁来批准的,问题是叶群不承认调动了,这就引起了总理的警觉。

  13日凌晨4时多,钱嘉东把我从熟睡中叫起来,说接到北京卫戍区的报告,有一架直升机在怀柔沙峪迫降,被民兵包围起来,并说已经报告总理。后来证实,林彪的大量罪证材料,包括林彪的手令,都是从这架直升机上缴获的。

  天大亮了,我已经没有睡意,和钱嘉东一起等总理回来。

  大约7时半的时候,忽然办公桌上的军委一号台响了,钱嘉东拿起了电话,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打来的。丁盛让我们报告总理:“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听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听了这个电话,我们更觉得不对劲儿了,少了点什么内容:丁盛怎么没提到那位副统帅呢?但我们不敢多想,更不敢耽误,立即电话报告了总理。不一会儿,张树迎来电话,总理让我带上丁盛的电话记录,立即到大会堂去。

  钱嘉东和我已经确切意识到有紧急重大的事情发生了,但我们仍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我到大会堂后,直奔总理所在的东大厅东侧北端的小厅。总理正在打电话,我把丁盛的电话记录递上去,他认真仔细地看了一遍,对我说:“你不要回去了,从现在开始,你跟着我处理事情。”

  总理说得很自然,和平时一样,但看得出他很累,后来知道他一夜没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总理什么也没对我说。

  于是,我在大会堂和张树迎、高振普,保健医生张佐良一起跟着总理,钱嘉东在西花厅值班。这时,倒是张树迎提醒我说:“不要给家里(西花厅)打电话。总理召见人,你在他身边时,机灵一点。”他也没给我明示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仔细观察了大会堂的动静。北门不断有人进出,政治局成员除了被总理派出办事的人之外,其他的委员这时都集中在大会堂。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明显比以往多得多,但谁也不多说话,见面只相互点头打个招呼。我们也不问,已经养成了习惯,不主动打听事情。整个大会堂北半部分都比以往显得紧张、沉闷。

  总理还在不停地打电话。我把总理电话的内容和丁盛的电话联系起来,才知道是林彪坐飞机外逃了。但他外逃的意图是什么,逃到哪里去了,现在情况怎么样,谁也不清楚。

  九届二中全会后,我看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也知道林彪死顶着不检讨,但说什么也没想到林彪这位党的副主席、毛主席的接班人会跑去国外。

  我是9月13日上午8时左右到人民大会堂的,林彪乘坐的三又戟飞机是13日凌晨1时50分从中蒙边界44号界桩上空消失的,已经六个多小时了。谁能想到,在北戴河发生这样一件让人不敢想而竟然会发生的事情!我才知道,12日午后,毛泽东南巡北返,专列一路不停回到北京,林彪一伙的阴谋计划被打乱了。接着,周总理查问“256”号三叉戟飞机,林彪等人感觉阴谋已经败露,于是放弃南去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决心向北外逃。

  周总理曾通过空军调度指挥员直接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飞机上的机器开着,却拒不回答,继续北飞。

  当“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界之前,吴法宪请示总理是否拦截林彪的座机。总理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李德生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

  仁至义尽的毛泽东、周恩来呼唤不回铁心外逃的林彪。“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界后,周总理用力地按下手中的话筒,气愤地说出两个字:“叛徒!”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的事件,研究部署了各种应变措施。

  从13日清晨到当天下午,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他使用的是经过斟酌的语言:“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我听到有的领导一下子没有领悟过来,还让总理重复一遍,总理只好耐心地一字一句地又重复了一遍。

  总理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抓紧确定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和所需的应对方案。毛主席不会在一线具体指挥,总理当然工作很紧张,嗓子都沙哑了,但谁能代替他呢?无论军队、地方,这时都会听从周总理的。

  得知林彪的专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后,周总理立即命令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负责指挥空军;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并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以便从多方面掌握情况。同时,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总理还分别派李先念、华国锋等人到京西宾馆、海军司令部和总后勤部主持工作,以便随时掌握和报告情况。

  9月13日下午,总理让我通知总参的五位副总长张才千、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健德到大会堂新疆厅参加政治局召开的作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总理除通报林彪叛逃的情况外,并拟定了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和对北京地区的军队部署、京郊机场的军管,对机动兵力的安排也作了布置。会上,周总理对五位副总长提出要求,要他们坚守岗位,加强值班,他严肃郑重地说:“我现在考虑的第一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还是打仗!”

  当时的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后来回忆说:“当时,周总理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

  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出境后,总参、空军等有关部门报来的信息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中蒙边界44号界桩两边的地域内,蒙军的雷达联络频繁,情况异常。总理让我通知空军、通信兵和总参有关部门带相关资料和地图到大会堂东大厅汇报。总理对我方和蒙方的兵力部署、雷达分布看得非常仔细。经分析,初步认定:这里蒙军雷达活动异常,与林彪座机出境有关。当时总理好像有一种预感:虽然没有飞机的消息,但蒙军这个地域的雷达联络频繁,说明这一地域有重大情况发生。他提出,加强这个地域的资料搜集工作,认真进行分析,有什么异常情况及时报告。我参加这个汇报会时心里有些紧张。与会人员都不认识,而且只有总理一人听取汇报,我一个人在里面招呼。我没有忘记张树迎的提醒,打破常规,坐在了总理身后离他最近的位子上。他看地图时,我也站在他的身边。一是怕他太累,身体支撑不住,一旦有事,我可以快速反应;二是怕有心怀叵测的人有什么动作。后来,随着林彪叛逃专案审查的逐步深入,从有关材料中看到,那天参加汇报的人员里,还真有空军的一个与“小舰队”有关系的人。

  9月14日中午,多项必要工作都部署完毕,73岁高龄的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已连续工作达50多小时了。而且在那种形势下,总理也不可能安静下来吃一顿饭。我们几个工作人员的神经也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说实在话,当时只知道大会堂的灯一直是亮着的,不看手表的话,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楚。我们多次劝总理稍微休息一会儿,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报告就是了。总理终于同意了,医生给他服了安眠药,他就在西大厅西侧北端小厅的床上睡下了。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我四个人和衣而卧,躺在小厅门外的地毯上,但谁也没睡觉,谁也不说话,或瞪着眼睛,或闭目养神,估计几个人心里想的都差不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月14日下午2时左右,我接到外交部王海容的电话,她说:“外交部收到一份我驻蒙使馆的特急报告,要送总理。”我说:“总理已经50多个小时没休息了,刚吃完安眠药睡下,请你请示一下鹏飞同志,要不要叫起来。”姬鹏飞同志是外交部代部长,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不一会儿,王海容又来电话说:“姬部长说,马上叫醒总理。”我即回答:“那好,我去叫总理起来。你现在就到大会堂北门来。”我对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说:“外交部有紧急报告,要叫总理起床。”

  不一会儿,王海容到了大会堂北门,我接了报告,请她进来休息一会儿。她说:“不用了,要马上回部里。”

  我拿着这份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的报告急奔北小厅。总理已经起床了,穿着睡衣正在卫生间洗脸,看我进来,马上甩了甩双手上的水珠,用毛巾擦了擦手。这时,我已把信封内的报告掏了出来,递到总理手上。开始,只见总理眉头紧皱,随着目光在文字间移动,脸上的紧张神情逐渐舒展开来。我看到他拿着报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我,兴奋地说:“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我见总理这么兴奋,马上从他手里接过报告粗略地看了一遍,记住了如下内容: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坠在肯特省贝尔赫里县境内,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在我看报告的时候,总理对我说:“我要到118号房间主席那里去报告,你也跟着我。”说完,总理换了衣服,带着高振普和我向大会堂118号毛主席住处走去。当穿越一道走廊,到了一个小门时,总理对我说:“小纪,你留在这里等我,我回来一起回去。”

  总理想得多周到啊,这个时候,在大会堂只有总理和我知道林彪的下场,他担心我兴奋起来,或是熟人问起来,在没向毛主席报告之前,把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散布出去,于是,让我在这里等他。我看了看,这个走廊很长、很高,一个人也没有。

  约20来分钟后,总理回来了。我看他步履轻松多了,紧蹙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机毁人亡的消息,并宣布在大会堂的政治局委员可以回家了。

  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听到这个消息,离开大会堂比谁都快,急忙往家赶。总理立即叫我把他叫回来。我在大会堂北门下台阶的地方追上了黄永胜。总理和他又谈了20多分钟他才出来。后来得知,他回家后就烧罪证材料,把一个铜盆都烧裂了。

  对于黄永胜,我在九一三事件后曾听总理说过:“从北戴河事情发生,我就让他始终跟着我在大会堂,我给各大军区的领导通电话,也让他听着。黄永胜当时没敢轻举妄动,也没有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直到9月24日,中央决定,把他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离职审查。”

  14日晚7时左右,总理回到西花厅。

  在还没有接到我驻蒙使馆的紧急报告之前,总理除不断了解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外,还带上卫士和我坐车到广场四周转了一圈。看到庆祝“十一”的游行队伍正在照常训练,他心里坦然了一些。他也许在想,只要国内安定,外患岂能乱我中华。



摘自《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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