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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佚名: 我在探照灯团经历的“九一三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5月 19, 2013 8: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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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探照灯团经历的“九一三


佚名


1971年9.13事件发生时 ,我是北京军区空军探照灯兵二团三营八连五站(部队简称821站)站长,由于我们部队部署在北京市顺义、昌平一带,正好处在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等人乘坐的那架直升机返回的航路上,所以我亲历了那架直升机飞回北京的全过程。

记得非常的清楚, 1971年9月12日上午我还在朝阳区定福庄煤炭干校的团部教导队集训,下午集训班结束,我立即返回了我们821站的驻地——北京顺义县文化营(从1970年5月开始,我们821站就一直驻扎在那个村边,连部则驻扎在顺义县张喜庄)。

回到自己的灯站,发现我站的柴油发电机因大修送去了团部修理所。没有了柴油机,我站也因此撤出了战备。不过,我没有因此感到轻松,因为我还要担负另外三个没有雷达的探照灯站的夜间作战指挥任务,保不准回来就可能有事情呢。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凌晨3时1刻,刺耳的哨声果然把我和全站12名战士外加一个电话班的6名战士一起从睡梦中叫起,从连部传来的命令是:部队进入一等战备!

我们探照灯部队一个连有三个排,每个排配备一个装备雷达的探照灯站,三个不装备雷达的探照灯站(我们称之为小灯站)。每个排配置2名军官,一个是排长,主要负责指挥三个小灯站,一个是雷达站站长,直接负责指挥雷达探照灯作战。由于我排的排长一直缺位,我既担负指挥雷达探照灯站的作战任务,也负担这三个小灯站的指挥任务。

进入一等后,我迅速进入了我们排的小指挥所——那是我们在1971年5月间用干打垒方式自己建造的一个小屋,屋内有一个小桌,放置一块可以标出约120公里距离的近方图板,其余的装备就是一台32111超短坡无线电台和一架军用电话机。为了防止空袭,我们还在小指挥所的地下挖了一个防空洞,由于是简单的地洞,到了9月份,防空洞已经成为一个小蓄水池了。

按照习惯,我看了一下手表,此时已经3点20分。再看我们的标图板,电话班配备的标图员已经按照连指挥所传达的口令,在小小的标图板上画出了一条飞机的航迹,它的位置在河北省宣化以北,正向我们部署的方向飞来。由于我站没有战备任务,我的副站长也进入到指挥所,站在我的边上凝视着标图板。要知道,1971年时中苏关系依然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在心理上我们都把从正北偏西方向飞向北京的敌机认定为苏联(修)的飞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向我们飞来的飞机速度太慢了,从图板上判断每分钟的速度仅有6公里左右!到了3点三刻左右,这架飞机又几乎停留在了宣化的上空,大约2、3分钟,标图板上的航迹几乎都在一个点上。“直升飞机!”我和副站长不约而同地作出了判断,因为除了直升飞机,没有任何的飞机具有这种特性。

看着标图板,我的心中顿时起了极大的疑惑:什么人?为何凌晨架直升机往北京方向飞?是苏联的飞机吗?不可能!苏联怎么可能派一架直升机来入侵我国?!是演习吗?也不可能,因为连指挥所的命令中一直称该机为敌机,整个过程没有丝毫的演习迹象。当时我的判断是,这个直升机的驾驶员企图驾机出逃,由于他的企图已经暴露,往北京飞行则是企图制造一场政治事件。

接下来的空中情况好像印证了我的猜测:先是我们在标图板上看到从天津杨村机场方向起飞了两架歼击机,它们的航迹在标图板上飞快地接近我们位置,2、3分钟后我们就听到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两架歼击机一下就掠过我们的侧顶空向西北飞去;约5分钟后,又有两架歼击机如法炮制,飞过我们的侧顶空。“这一定是警告并试图迫降那架直升飞机的!”我和我的副站长又不约而同地作出了上述的判断。

顺便说一下,九一三事件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称,林彪搭乘的三叉戟起飞后,周总理下令封锁了所有的机场,从那一刻起,没有一架军用飞机能够起飞。事实上,除了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等人乘坐的这架直升机外,1971年9月13日清晨4点左右,天津杨村机场曾经先后起飞过2个批次共四架歼击机(据我们的判断应该是歼七)。

后来我们才知道,直升机在宣化上空盘旋,实际上正是飞行员陈士印与陈修文为了迷惑周宇驰、于新野在改动飞机的罗盘方向,从而让飞机飞回沙河机场。

时间过得很快,大约4点半左右,直升机终于接近我们的阵地,并直向北京市区方向飞来。这是连指挥所开始忙乱起来。因为一直明确是敌机,我不由地担心它是否会飞进市区,然后摔在王府井大街或天安门广场,进而制造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时又在想,歼击机迫降没有效果,部队首长会不会乘它进入高炮20团(应为高炮22团,下同)的防区,先把它击落?一阵紧张莫名冲上我的大脑:和平时期的北京要听到炮声了!我和我的副站长都在紧张地等待事态的发展。飞机越飞越近,因为我还有指挥三个小站的任务,不敢离开指挥室半步,而我的副站长则比我轻松的多,他直接跑向我们的高空望远镜,直接观测那架飞机去了。

由于我们的北面是燕山山脉,山脉的回波对雷达探测有很大的影响,平时我们连一直注意进行山脉回波中寻找飞机目标的训练,这样的训练非常有效。整个九一三事件最值得我们探照灯部队骄傲的是,尽管高炮20团拥有众多的炮瞄雷达,且炮瞄雷达的性能远优于我们探照灯雷达,可是首先发现目标的还是我们探照灯部队!我们811站的雷达操纵手在他们副站长丁晓文(现任上海中建律师事务所主任)的帮助下,在30多公里处的一片山脉回波中一眼就发现了这架直升机。就在高炮20团上下为寻找这架飞机确切位置而乱成一片时,我们连长将它的方位和距离准确地通报给20团指挥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八连指挥所听到了高炮20团团长下达的“只要确有把握,可以开炮的命令”。据说,当时连部的所有人都一阵的紧张,可是命令下达后,谁也没有听到炮声。事后我们分析:由于部队一直讲究首战必胜,第一炮能不能打响,能不能打中,与连队的名誉关系极其重大;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的炮连都面临第一炮打不中而在战后遭到灭顶指责的危险,谁也不敢轻易开头炮。再说,“确有把握可以开炮”等于“没有把握可以不开炮”,谁愿意冒开炮的风险呢?结果就是谁也不开炮。

大约5点左右,北京郊区的天色已经微微发亮,我们副站长跑回了我们的排指挥室,他悄悄地告诉我:什么敌机?见鬼去吧!明明一架是我们自己的米6,他甚至都看到上面的八一军徽了。我对副站长的描述深信不疑,它完全符合我们的判断。

所幸的是直升机并没有继续往南飞行,它从我们阵地的西北侧开始转向,然后往东拐去,飞向了怀柔方向。9.13事件真相公开后,我们才得知了它的结果。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庆幸当初没有开炮,否则林彪的那些罪证要和那架直升机一起灰飞烟灭,无法取证了。

直升机消失后,部队的一等战备警报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解除,很快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所有部队都要保持高度警戒,各级指挥员24小时不得离开指挥所。结果我这个小小的雷达探照灯站站长,因为尚有指挥三个小站的战备任务,也只能在狭小的指挥室的地板上睡了整整一个多月。那段时间非常艰苦,晚上我在地上铺上一张凉席,为了防止防空洞内的水汽,凉席上铺上自己的雨衣,人就睡在雨衣之上。由于天气还不算冷,那些天我身上只盖一件军大衣和衣而睡。每天晚上小指挥室里的电话声、交接班人员的话语声等,让我一个多月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九一三事件后,因为一等战备一直无法解除,为了稳定部队,高炮7师向各个连队派出了工作组,派到我们连的是一个姓苗的干事,这个极左倾向很强的干事为了保持和上面的统一口径,拼命鼓吹战争的危险,在他的口中好像中苏战争已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私底下,他还多次对我说,9月13日的那架飞机就是苏修入侵的飞机。我这个人心直口快,当时就明确告诉他,你对其他人这样讲可以;但你这样对我说,我会说你在骗我,因为那架飞机飞过我们顶空时,我们站的所有战士都通过高空望远镜亲眼见过它上面的八一标记。

1971年10月中旬,党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终于在部队排以上干部中传达,真相大白,一等战备也随之解除。好像是10月18日前后,我才得以重新回到我们部队租借的老百姓房子里安心睡觉。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将近40年了,那段记忆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永远无法忘却。


转自舒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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